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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一个新制度，还是继续秦朝留下来的制度，汉朝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定的过程。在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也有人说还要分封功臣与王子。但实际上，汉朝有两代虽实行分封制度，但实践的结果是，先是功臣与中央的冲突，后是亲藩的叛变，以致造成许多内乱。在汉室初建时，甚至有人建议，复建六国，让六国之后人继续统治他们原有的地方，共同奉汉为皇帝。但汉高祖的谋臣，包括张良，并不同意这个办法。封建制度等同于将已成历史陈迹的东西再度拿出来，对整个政府的运作，只会造成困难。换句话说，当年因为条件不够而设立许多分公司的制度，终于在这种情况下成为过去的事情。张良出身秦亡六国之中韩国的贵族世家，他在参加反秦革命时，原来的目的是恢复六国，当然韩国复国是他主要的意图。但是天下已定，他打消了恢复封建的主意，认为郡县制的治理，可以保持国家安定。汉代继续维持郡县这种直接管理的行政制度，并继续维持考核的监察制度——这两大特色始终见于中国历代王朝。<h3>赏罚分明</h3>
汉朝的早期，不能脱离一个小集团统治的色彩。许多汉高祖从前的功臣，自然而然成为高级官员。汉初两三代，丞相都是功臣之后，因为担任丞相的条件是由封侯的高官中选出。汉代侯爵是除了军功不封，一定是当年共同打天下的伙伴才能封侯。而列侯的子孙才能继承爵位。同样，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也多列侯。换句话说，丞相以及其他高级干部的职位都是由一个小集团垄断。历史上有一个小小插曲：在汉初，局面还没有稳定的时候，有一次高祖在高台上远远望见河滩上有人群聚集谈话，汉高祖问张良，这些人在干什么，张良回答说，这些人都是在商量怎么反抗你的人。汉高祖很纳闷，是为什么呢？张良答：这些都是帮你打天下的人，但是你封来封去都只封你的亲戚，有功之人不知道自己应该摆在哪里。汉高祖问张良应如何解决，张良说：即刻分封，我们来不及考核，但是你只要封一个大家都知道他平常最恨你，你也最恨他，而这个人却是有功的人，你先封他，你心目中有这样一个人吗？汉高祖说，有这样一个人，叫雍齿。张良建议立刻封雍齿为侯，一旦雍齿被封了侯，其他功臣就放心了，因为雍齿尚且封侯，又何况他们呢？
这是张良的一个小小权术，但是权术后面隐含的意义是，你要报酬人家功劳的时候，不能只顾及私人的感情，不能只顾及自己的爱好及厌恶。所以这虽然是一个计谋，但是计谋后面是赏罚分明，一个公正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汉朝四百年历史中有大半的时间是相当落实的。所有的掌权者都犯了一个毛病，正如电视剧中的乾隆，喜欢和珅，讨厌刘罗锅。如果刘罗锅能封侯的话，其他人就很放心了。就是因为有一个公平的原则在，终究乾隆还是让刘罗锅担任宰相，在他死后还封了一个文正公。也因此，虽然清朝到乾隆的时候开始走下坡路，乾隆年间基本上还是一个不差的时代。
<h3>征求民意的察举制度</h3>
汉朝初期有了一个功臣集团，决策阶层事实上还是封闭的，即使有才干的人也只能进入二级干部，不能进入第一级。所以全国的郡太守里面，也有差不多三朝的时候是由功臣的子弟担任的。这样的政府没有全国的代表性，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是截然分开的，决策阶层和执行的干部也是截然分开的。幸亏，到了汉武帝的时代有很多的改变。汉朝本来有一个让天下臣民上书的习惯，让有见解的人抒发自己对于政府施政的意见，但是汉初并没有征召人才的制度，没有一定的名额，也不是定期举行。汉高祖未定天下的时候，他在路上碰见父老，那些岁数大见识多的长者，向他提出一些建议。汉高祖知道民间有许多重要的意见，所以汉室有时候求贤良直言，讲错了，不罚；讲对了，有赏。汉朝这个征求民间意见的管道，在汉武帝的时候落实为察举制度。全国都要按照郡县人口的比例由地方推荐察举，寻找当地的人才，到地方上做事。先在地方担任掾吏部属，再逐步荐举到中央政府工作。汉代孝廉是有配额的，超过二十万人就出一个人，不到二十万人也要推荐一个人，这个办法使汉朝的政府结构有了全盘的改变。
换句话说，假如顾客也就是老百姓所需求的服务是繁荣及安定，现在有人代表客户说话了，客户也可以参加政府的运作。<bdi></bdi>用企业活动为譬喻，假如有一群客户做一个集体的购买，公司就可以从采购团的代表知道这批客户想要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汉代有了这批贤良与孝廉，他们即可能参加政策性的活动。宫廷会议时，皇帝及重要的大臣、各部的首长都在场，政府官员及经由察举出来的贤才，共同讨论政府的政策。著名的一例就是《盐铁论》。政府的宫员，基于国防需要，讨论是否要打匈奴，若不打匈奴，匈奴就要打进来了。打匈奴要花多少代价，这代价要由谁来支付？值不值得？假如现有的政府经费不够支付，不免寻找财源，以支付战争费用。政府官员说要盐铁公卖，老百姓的代表说盐和铁是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公卖盐和铁，富人也那么多的盐，穷人也吃那么多的盐；富人不用铁，可是穷人要用锄头，这根本是不公平的，因为大家的负担不同。从国防政策，国内的繁荣及盐铁公卖以后市场所受到的干扰；干扰之后，经济是否繁荣；人民的公平负担的原则……这些主要的课题都在《盐铁论》的辩论中出现。
《盐铁论》是否为当时辩论的完整记录，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大概离真相不大远，可能是简单的叙述，可能省略很多细节，但足以反映会议本身引起的辩论，和辩论双方不同的立场。正像一个产品发表会，客户及厂商可能都要发表一些对产品的意见，坏的推销员反驳客户的意见，好的推销员则是听取客户的意见。民主政治就是要让推销员去听取客户的意见。汉武帝以后，多数官员由察举出身，也如同推销员由客户代表出身，所以汉朝本身的制度虽不是民主制度，察举制度却是沟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这一制度，使汉代这个大公司，赢得了四百年的祚命。因为汉朝是很长治久安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还称自己为汉人。中国之所以能长久地存在，成为一个长久存在的文化与政治体，汉朝的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汉朝的丞相既不是一个独立的幕僚长，也不是一个完全的CEO。如前面所说，在朝代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丞相都是功臣或功臣之后，从同一个集团出来的，同质性很高。
<h3>汉代丞相</h3>
汉代丞相是朝廷的首长，所有的记录都在丞相府里边，这是汉初第一位丞相萧何的功劳。萧何原是沛县县政府的职员，相当于县长秘书一类的职务，学历不明，履历不高，却是很早就能赏识刘邦，后来也帮助刘邦夺取沛县作为第一个基地。在刘邦取天下时，萧何是重要的助手，进咸旧这一收取档案资料的举动，更是刘邦能够成功的重要关键之一。汉军进入秦的首都咸阳的时候，萧何抓的第一件事情，<samp>.99liｂ?</samp>不是封仓库，而是接收图册，包括地图、户籍与卷宗档案。萧何眼光远大，懂得一个能够运作的管理机器，手上一定要有档案与数据。有全国地图的人，有全国人口数据的人，有税收数目字的人，有全国驿站船邮网路资料的人，对全国情势就会有通盘了解。项羽没有做到这事，汉高祖与萧何做到了。用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若按照数目字来管理的话，管理系统才能运行；图册都是数目字。一个好的公司，必定有一批好的数据：它的客户在哪里？产品的成本要如何计算？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开个街角上的夫妻老婆店还有可能，但经营大公司却不行。萧何做到的就是掌握足够的资料数据。
汉朝政府相权的实力基础，就在这批数据，因为全国的资料不在宫里，反而是在相府。这是汉朝的CEO所具有的特別的权位。所以汉初的丞相可以没学问，但有实权。皇帝必定会有自己喜欢的内廷宠臣，但皇帝身在宫中；丞相代表的则是法律与秩序。汉文帝是不错的君主，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汉文帝有他所喜爱的宠臣，但当时的丞相申屠建虽然学问及能力都不是很足够，却仍能责罚宠臣。汉代宫中及府中财政分开，是汉朝一项很重要的原则，能将两者分开的原因，即在丞相府有政府运作的资料及数据。为此，虽然汉朝不断地有外戚、宦官干政，但政府始终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也就是靠宫中与府中分开的原则。权在宫中，能在府中。权能区分，一旦董事长委任了总经理，总经理就掌握了所有的行政权及资料数据，董事长就应该退到第二线，只掌握大政策的方向。这种权能的分野，在中国实行得非常早，同一时代的罗马既没有郡县，也没有宫中府中的分野，也没有军人文人的分野，也没有察举制度、贤良方正共同参与讨论国是的制度。与汉朝同时代的罗马公民，以最古老的贵族制度参与政治，显得原始粗糙。汉朝的运作体系却是相当符合经营一个公司的原则的。
但是谁真正设计出这套制度呢？倒也不是任何一位丞相，而是学者陆续提供的意见。学者之中，董仲舒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董仲舒认真地建议将权力的基础放宽下降到地方<span class="" data-note="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泰瑑，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耗矣哀哉！
乌虖！联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避，乃即天下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太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赎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土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董仲舒：《对贤良策二》）"></span>。董仲舒的政府理论是天命，相信皇帝的统治是依据天命的，而天灾是反应人情。借一个譬喻，一个公司能不能存在，能不能运作，要靠市场反应。无论是百年老店或正字商标，客户的满意度决定了一切。百姓说不出话，老天会帮他们说话；天灾其实是人心不满。天下安定的时候，天灾就是天灾，人心不满的时候，百姓纷纷议论，为天灾找理由。当天降的灾害与异象被解释为政策错误，或吏治不良……也就是人心不满的时候。同理，当公司产品好服务好的时候，广告再烂，产品一样卖，因为这时是产品在替公司说话。当一个公司被骂广告烂、广告骗人的时候，也就是产品不行了。董仲舒的阴阳感应其实就是讲市场效应，而市场效应取决于人心之向背，人心则取决于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于是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天命王权的源头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见，天象不过是个反应，真正决定的是人民。就企业经营来说，市场的竞争完全靠产品，再好的宣传、再好的包装、再古老的招牌都没用，只有产品本身的品质算数。关于汉代的郡县制，贾谊的《治安策》是重要文献，他主张设郡县，反对封建<span class="" data-note="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使为治，劳志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匈奴宾服，百姓素朴，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立经陈纪，为万世法；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以陸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虖！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蚤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虖！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遗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如此，则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慉，身虑无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跖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德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胜，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今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下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然则堂不无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搒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氂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而加盭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伏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叹息者此也。”（贾谊：《治安策》）"></span>。贾谊预测的灾害，在七国之乱时应验。<big>99liｂ?</big>?９9ｌiｂ?
<h3>财政问题</h3>
汉代的财政问题，也值得注意。国家寻求收入，正如经营企业，必须有可靠的运转资金。当时工商业并不发达，国家运作资金全来自人民，要如何由百姓身上获得足够的税收，而百姓不造反，也正如同如何让客户心甘情愿购买产品。企业盼望客户有购买力，盼望客户富有，假如我是银行的话，我希望客户把钱存在我这里，当然也希望把我的钱借给他，在他赚钱之后把赚来的钱又存放我这家银行。基本上汉朝的经济政策就是以此为基础，讲究藏富于民，人民有钱就是国家有钱。如果政府将民间财富都搜括光了，国家也穷了。因此，汉代的财政理论，注重不扰民。
汉代的基本政策是“重农务本”与“藏富于民”，但是二者也有冲突的可能。例如在货币政策方面，如果富人掌握了货币发行特权，包括农民在内的小民百姓就难免吃亏了。在文帝十二年贾谊上书<span class="" data-note="癸卯晦，日有食之。诏：“群臣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繇费以便民；罢卫将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颍阴侯骑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曰：“臣闻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执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
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偷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
今陛下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䜣䜣焉，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驰，百官之堕于事也。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节用爱民，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而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射猎，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古者大臣不得与宴游，使皆务其方而高其节，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廷，臣窃愍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轨事之大者也。”上嘉纳其言。
……
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蹷！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僭拟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资治通鉴·汉纪五》）"></span>，就谈到要藏富于民，货币要由政府自己铸。汉朝有一段时期，特许铸币权交给封君与宠臣。贾谊认为民间铸钱会使得货币没有信用，造成通货膨胀，百姓就穷了。在经济学上，货币是靠信用，不是靠本身的价值，政府发行货币，应维持货币的稳定性，使得老百姓的财富可以长久的保值。由重农到铸钱的讨论，可知汉朝的政策是让人民维持安定的生活。
汉代的北边，有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匈奴，汉朝政府既须防卫边疆，又须顾及国家负担庞大军备的负担，如何在两者之间求取最经济而又有效的方法，也是汉朝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 href='6042/im'>《资治通鉴》卷十五记载，晁错在文帝十一及十二年，曾两次建言<span class="" data-note="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慕而劝往矣。
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於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日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愚臣亡识，唯陛下财察。（晁错：《论募民徙塞下书》）
晁错言于上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减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妻子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资治通鉴·汉纪七》）"></span>，可以在边疆上建立专业的防卫力量，以国家公地放领的方式，吸引一批人志愿在边疆守卫，并且可以自己耕种养活自己——这是军事屯田。同时，奖励商人运送粮食物资到边疆，以达到降低成本防卫边疆的功效。这种策略，是创造条件，不花本钱，使人民志愿为国家做事。但是要让这批人能安心地屯田居住，政府也必须先下一点本钱建镇、盖房子、派医生，让屯田户可以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h3>组织改革</h3>
这就是我们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要想尽办法利用非经济因素，刺激动机，降低成本，提高工人工作的意愿。工作意愿强了，积极性高了，产品的品质、专业性都能增高，附加值就增高了。以非经济因素减低经济成本，今天企业的生产也常采取这个策略，只是汉人早就明了了。
汉朝政府的组织改革及上述各种政策，都相当于改造公司结构及生产程序的大工程。早期周朝的分公司制度，是单一产品单一生产方式的结构。汉朝改变为高度整合的公司结构，公司的干部也高度专业化。这些受过训练的贤良方正，算得上高度专业的文官。贾谊与晁错都是以专业的能力提出建议，促使公司的生产方式多元化，运用多种不同的方法，以最低的成本产生最好品质的服务，并继续不断搜集顾客的意见，使得客户与产品之间一直维持着互动。这一结构性改组工作，花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其后又沿用了三百年之久。汉代的改革相当有效，因为这一结构能不断地自我调节。汉代的文官制度，实现了选用专才组织决策阶层，理性地接纳消费者的意见、理性地分析消费者的需求、理性地考虑如何降低成本和提高品质。假如今天有任何公司能做到这样的标准，这个公司一定是成功的。在今天自由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以美国为例，公司的股票一上市，股权分散，董事会由股东推选产生。当然董事会与经营者分开，经营者一定是专业的管理人员，也才会有这么大的弹性。
但任何制度都会出问题，汉朝的问题出在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的冲突。皇帝常常不甘心于放权；君权与相权难免发生冲突，而君权亦往往落在外戚与宦官手里。因此，两汉都有外戚和宦官干政，东汉尤其严重。换句话说，董事会老是要侵入总经理的职权。汉代有内廷与外廷的分别。内廷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于汉亡。
另一问题，则是东汉改变相权结构。东汉有三公：司徒、司马、司空，形成三头政治，这三位主政者之间没有一个居领导地位，也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总经理，而有三个总经理。东汉一直不安定，就是因为制度上发生了这样一个改变。权臣也会夺取君权，例如王莽，他原来出自内廷，夺得丞相的权力后，实际上王权相权合而为一。他只为自己的权力谋，等于公司有一个贪污的、滥用权力的总经理，自己富了，但瘦了公司。美国今天许多总经理常犯这样的毛病，将自己的薪资提到天文数字，不顾公司的利润，吃垮了这家公司就换一家。这就是在总经理和董事长之间如果不能取得平衡，专业的经营者也会有不忠诚的情况。
<h3>制衡的作用</h3>
在台湾地区，这样的情形目前并不多见，因为台湾地区公司的董事会多半掌握在创办人或是他的儿女手里，所以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这个危机一直存在，所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者中间的制衡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即使像汉朝这么稳定的结构，也依然出了许多乱子。如果企业能有高度的专业和健全的组织结构，使得专业人才得以发挥矫正的功能，恐怕是唯一可以防止出乱子的力量。但是专业人员要有一定的职业道德，否则也是没用的。如果把汉朝当作一个公司，中国的王朝公司已经成型而且整合成一个良好的组织结构。汉朝存在了四百年，终究还是有许多问题。最后的问题出在专业人才的来源不像过去那样广泛了，干部不断拉拔自己的人，察举的途径被少数人垄断。所谓“世代三公”，即是一家人代代担任高层职位，可是哪有可能世代都出贤人？这都是因为郡县有一些大家族，永远察举保荐自己。换句话说，客户的代表不再能反映客户的意见，只能反映客户组头的意见，组头控制了底下客户的意见，而组头的利益永远优于客户。
台湾地区就常见这样的例子，政治权力分配的桩脚拿老百姓的利益换得自己的报酬。在表面上，依然是高度专业化的，人才也经过一样的教育、一样的选拔与升 8fc1." >迁过程，但是人才来源由原本的三四千万人，缩小至几百户。东汉政府中设立的吸纳意见管道，最后只代表千分之一不到的少数获利阶层的意见。所以到公元一百八十年左右，老百姓起来造反了，黄巾起事的口号是天命改易，不在汉室了。汉朝不再能提供安定的生活，西羌与匈奴都不时入侵，大家大户压迫老百姓，政府都是贪官污吏。国家大学的学生看着政府错误百出，却不能改变，于是出而抗议，最后，汉朝垮了。这一个四百年的老公司就因为没有跟客户做一个直接良好的沟通，同样的组织、结构，没办法产生同样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在层层官僚系统中，人人拦截收来的税收自肥，成本提得非常高，产品却非常差，公司当然非垮不可。所以在公司中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短时间个人有好处，长时间公司一定会跨台。一个改组完成的汉朝，却因为老化而崩溃。
<small>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small>
<small>而分治之以群工；</small>
<small>故我之出而仕也，</small>
<small>为天下，非为君也；</small>
<small>为万民，非为一姓也。</small>
<small>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small>
<small>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small>
<small>黄宗羲：《原臣》</small>
<small>运用人才是很重要的，可以不拘一格，</small>
<small>但一定要尊重人才，也一定要有适当的礼貌。</small>
<small>一个污辱自己的人，不会真正为国家做事；</small>
<small>一个污辱别人的人，亦不会真正为国家做事。</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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