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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子》一书实际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成人的亲身经历；第二部分讲了一个扣人心弦、结局圆满的爱情故事；第三部分是对中国人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与过去诀别的辛辣分析。所有这斯顿大学毕业。她在普林斯顿学的是人类学，也学了点中文，后来又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所继续学中文。1977年，她又在伊利诺斯大学取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随后便首次到了中国。1979年，她在伯克利取得亚洲问题研究硕士学位后，来到长沙任教。在学了八年中文之后，她对有机会接触中国、了解中国的革命而兴奋不已。在与梁恒的第一次长谈后，她告诉梁，她在一夜之间从他这里了解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比她以前在中国六个月了解的还要多。他们很快感到，两人在一起很投缘。由于怕别人发现，他们向学院负责人提出要求结婚。尽管当时并不禁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通婚，学院当局还是劝他们不要这样做。他们严肃地对梁恒说：“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你要热爱祖国，要内外有别。”他们说要征求他父母的意见，这突然导致了一场危机：梁恒赶紧和朱迪思一起去见他母亲和父亲，生怕学院当局动员他父母反对这桩婚事。学院当局对此事一直拖而不决，院长的态度是：学生是不许结婚的，如果梁恒要结婚，就必须退学。
最后，朱迪思直接向中国最高领导人、北京中共中央的邓小平提出了和梁结婚的要求。“这在当时——甚至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人邓看了朱迪思写的上诉书。一位官员后来悄悄告诉我，邓在读上诉书时不断皱眉头，还说‘当然应该让他们结婚’，然后就在上面写了批示。”这一大胆举动，终于使他们如愿以偿。最后，他们回到纽约。梁恒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朱迪思·夏皮罗在国务院任翻译，陪同去中国访问或中国来美访问的代表团。《革命之子》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它描写的是梁恒的经历，却由朱迪思·夏皮罗执笔。梁恒只是提供情况，书中的词句都是朱迪思的。写这么一本书需要双方密切和长期的合作，甚至比他们一起生个孩子所需要的合作还要密切、长久得多。我们应该祝贺这对幸福的夫妇。把大相径庭的中文或日文译成英文无疑需分两步走，首先必须完全掌握原文的真谛，但把它“译出来”需要用英语进行再创造。拿《革命之子》来说，所有的笔记和回忆录都是中文的，书中所有情节和谈话都得由两位作者用英文写或翻译出来。他们两人都忠于中国人民的事业，但也深深了解中国领导人易犯的错误和人民共和国所面临的许多令人不快的现实。
这本用第一人称写成的书颇具现实感，读者会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本人离中国很遥远，而且不是农民。因此，我感到吃惊的是，中国人居然会始终不渝地保持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毛革命的一个既定目标是打破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而这些知识分子是历代王朝通过官方考试造就和选拔出来的。过去，学识是权力的工具，是进行思想灌输和维护正统思想的关键。然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残酷的迫害，这说明毛轻视他们，把他们贬为“寄生虫”。即使这些观点过去有其正确的一面，现在却是完全过时了。毛面临的真正危险，是官员们肆无忌惮的独裁和共产党内的新官僚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并反复向别人灌输的独裁主义思想作风。
《革命之子》从底层观察到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一致，这向我们表明了毛反对的是什么。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是毛在政治上的追随者。不管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缺乏白己的行为准则，而这种准则是他们与当局持不同意见的思想基础。梁恒的父亲在文学方面有广泛的兴趣，而且“是一位有造诣的诗人、业余作曲家及指挥”。但是，对共产党的忠诚束缚了他的思想。他越是挨整，就越不想对事物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他的知识分子出身与政治上的完全被动结合在一起了，当积极分子无理地批判他的妻子时，他不但不谴责这些积极分子、保护他的妻子，反过来却批判她，并最后和她离了婚，助封为虐。他乐于对人对己采取党要求他采取的行动。他不厌其烦地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思想改造，以便脱胎换骨，使自己具备无产阶级思想。然而，当他最后被遣送到农村生产队时，他发现他还是知识分子，是教书先生；农民还是农民，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他的教诲。他在天刚亮的时候便吹响哨子，召集农民一起学习毛的语录。他成为当地传达上级党组织指示的干部。
他对党的忠诚，从1969年才开始减退。那时，城里的党内狂热分子决心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求农民个人不要再养猪、养鸡、养鸭，以免在农村保留罪恶的资本主义倾向。对梁的生产队来说，这意味着丧失从副业中获得的收人，并导致营养不良甚至饥饿。一位大胆的农民对外头来的一名干部说，他的鸭子是为毛主席养的，他要把鸭子送到北京去，“谁敢杀我的鸭子，那他就是反对毛主席”！这位干部狼狈而去，可梁的父亲还是尽到自己的责任，劝那位农民把小鸭子都杀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真正捍卫党的政策；他对党的忠诚已经耗尽。
梁的父亲看来是中国所面临问题的具体化身，他极力保持自己的知识分子特征，对权威绝对服从。至于任何与党的命令相对抗的行为准则，他连想都不会想。但是，国家权力以前在村子里不过是表面文章，一点也不引人注目。而现在，国家权力通过党甚至已经影响到农民的鸭子。怎样才能限制国家的权力，保护这些鸭子呢？梁和夏皮罗想要传递的公开信息只有一个，而且这个信息的措辞十分温和：就在梁恒准备离开中国到国外学习时，他认识到：“我是多么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在经历了浩劫后，我这一代人明白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盲从是危险的。”
此篇评论的是梁恒、朱迪思·夏皮罗合著《革命之子》（纽约，诺普出版社，1983年），发表于1983年5月12日的《纽约书评》，题为《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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