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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公认《水浒》成书在元末明初。而在宋代晚期，宋江等三十六人纵横河朔的故事已经在民间流传，元代已有人编写宋江等人的杂剧，在戏台上演。施耐庵等人根据民间传说，进一步整理、润色、创作而成 href='2204/im'>《水浒传》的结论，应当说是没有多大问题的。那么，《水浒》中一些场景描写，一些社会背景的描述是忠实于宋代的历史状况，还是作者据元明之际的社会现实加工而成的？或者两种状况都有？事情，可在此之前，宋江已进了死囚牢。中国2000余年的帝制社会中，言论的禁锢是越来越紧，文字狱也越来越严酷。而且在一个越是开放越是强大越是自信的王朝，言论越是自由。汉代的史马迁因给李陵说情被割掉睾丸，将性欲转变为创作欲望，愤而做 href='9038/im'>《史记》，里面有许多对汉高祖和汉武帝不恭敬的言语，而且对高祖的死对头项羽评价很高；李隆基爬灰，搞了自己的儿媳妇杨太真，这可是大唐王朝的A级国家机密，可白居易那厮竟将这段臭事编成歌谣，传唱宇内，说什么：“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说什么“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礼部不但没有发文天下，禁止传播这首诗歌，而且当时的皇帝看了后，还很欣赏白居易的才华，白居易悠哉游哉享尽富贵。要是搁在明清，太史公和白香山肯定被杀头，说不定还要株连九族。
宋代重文治，宋太祖曾立誓碑不杀一个文人，并让后代子孙即位前必须来这碑前发毒誓。但宋代比起汉唐，言论的口还是收紧了。宋代面对着强大的辽国和悍勇的西夏，没有汉唐的大气魄，于是更要强调中央集权，强调地方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调有一个利于稳定的舆论环境。因此出现一些“文字狱”，最有名的当属苏东坡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苏轼因对王安石新法不满，被贬至湖州，按当时的规矩向皇帝上表称谢，里面有：“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等句。朝中章惇、蔡确等人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这章惇原是苏轼的同年兼朋友，大概因为嫉妒苏的才气，变成了陆虞侯那样的人。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黄文炳”，举东坡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攻击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从他的其他诗文断章取义来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自谦读书很多但对治国的“律”不熟悉，无法辅佐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这种用法已有成例，杜甫就说过：“致君尧舜上”。“黄文炳”们指控苏轼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又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黄文炳”们攻击说：“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指控几乎要了苏轼的命，“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苏东坡在狱中饱受凌辱与体罚，和他同时下狱的官员后来回忆，苏东坡被殴打时的哀号整个监狱都能听到。豁达的东坡以为这次死定了，写下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实为托孤：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残酷的文字狱让学通儒释道的大才东坡也有“心似鹿”、“命如鸡”的恐惧感。诗写罢，狱吏按惯例，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不禁为他的不世出的才华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被东坡攻击过的王安<dfn></dfn>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凭王安石这种胸襟，千年后都值得后人崇敬。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发誓不再胡说八道的老小子到了黄州，又难改积习，在诗中冷嘲热讽。他在《初到黄州》中写道：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做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东坡贬黄州，朝廷规定他“不得签书公事”，即没有签字权，是个虚职。宋代的官员俸禄分两种，一是给现钱，二是给实物来折算。东坡得了许多官家卖酒退回的酒袋子，好比现在一些皮鞋厂年底用皮鞋折算工资发给工人一样。东坡对这两项有些不满。他保住了一条命，而且享受这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待遇，该知足了，让他生活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试一试，不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才怪呢，哪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发明“东坡肉”，写《前后赤壁赋》。
宋江没有东坡的名气，也没有功名，他的生死一个小小的知府就能决定了，所以他也就没有东坡的好运气了，只等待他的晁盖哥哥来救命。
《水浒》成书时的明初，朱元璋那个流浪汉做了皇帝，出身低微的他克服不了那种自卑情结，把文字狱搞得“前无古人”，——当然老朱再牛，他也没想到自己在“文字狱”方面并未做到“后无来者”。
被“文字狱”搞死的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到：“虽然大明律上并没有这一条，说是对皇帝文字有许多禁忌，违犯了就得杀头，但是，在明初，百无是处的文人，却为了几个方块字，不知道被屠杀了多少人，被毁灭了多少家族。”这种法外之“法”最可怕，因为他没给大家一个标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完全靠制造一种恐怖让人们自我审查，可自我审查也有把握不住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犯了“诽谤君上”这个口袋罪，等待的就是杀头抄家。人们只能噤若寒蝉，天下文人万马齐喑，思想文化空前倒退，民族的创新能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官员谢表中有“作则垂宪”、“圣德作则”之类的马屁话，因为被朱元璋怀疑讽刺他“做贼”，一律处死。翰林高启诗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因为被怀疑泄漏了宫禁中宫女偷情的机密，也被找个理由杀了头。
中国人读《水浒》，对题反诗而被判处死刑往往并没有更多的惊奇，因为对于这种文字的禁忌，对于因言获罪，我们的百姓越来越习惯了。
在“文革”刚刚结束时，两个“凡是”的大旗依然高举。我们公社的书记和卫生院一位女医生有一腿，搞得全公社妇孺皆知。我的一位当大队民兵营长的本家叔叔，去公社开会，蹲在厕所里手痒，随手用笔在厕所里大书：“某书记和某某医生胡搞。”这段厕所文学被某书记知道后，立即作为重大反革命事件来对待，把那天来开会的所有人召集一<q>.</q>起对笔迹，我那位可怜的叔叔被查出来了，立即扔到黑屋里，开除党籍免掉职务不给吃饭要求日夜写检讨。搞得他几乎崩溃，后来家属托人说情送礼才得以解脱。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从此变得唯唯诺诺。一个小小的公社书记，在宋江那个年代根本不入品，顶多和宋押司一样是个小吏，可竟然有这样的威风。——在帝制社会，文字的禁忌往往只针对皇帝和皇族，范围有限，民间讽刺当地官员的文字歌谣不少。而后来到了国民党执政时期，范围就广了，因为声称能代表党国的人太多，你无意之中也许就“题写了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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