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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关开来的列车终于停了下来。抵达佐贺县的神崎车站，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在车上我一点也没有睡觉，在混乱的车厢里简直不能动弹。下到站台时，我沉浸在一种不可思议的解放感中。这不是由于好不容易才离开了军队，也不是由于从连厕所也去不成的火车上下来了的缘故。现在，只是我一个人。可以从这里走二里路，回到有双亲和妻子的家里，也可以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都是我的自由。为什么产生了这种念头呢？
由于我是个独生子，父母从小就异乎寻常地束缚住了我，那是令人窒息的生括。我不知多么羡慕那些可以一个人自由行动的朋友们。没有处在我这种地位的人，是不能理解这些的吧！
从前在久留米接受三个月的教育训练时，父亲每个星期天都来看我。一度离开军队回到小仓时，父亲也象牢牢地守住我似的来迎接。在列车上，有五六个与我同一个连队的人，没有家人来迎接他们。这些人就象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囚犯一样，在车内大声喧哗，列车员一来，就故意讲军事用语，戏谑着他们。我悄悄坐在年迈的父亲旁边，非常羡慕这些独往独来的人们。记得我常常诅咒父亲对我过分的溺爱。
但是，想来年迈的双亲只有依靠我这个独生子。我在朝鲜井邑时，父亲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在地图上找了找，井邑离釜山象是不远。釜山从下关乘上渡船，只需睡一个晚上，第二天白天就到了。如果可以的话，很想去井邑看看。”
这是不掺假话的爱情。
然而，从物质到精神，我是没有自由的。因此，我离开家庭两年的军队生活，感到了一种自由。军队生活虽然极为乏味，可仅有的那种自由，却给了我一种生存的意义。
我不单有父母，还有了妻子、儿女。我的自由越来越被封闭了。逃脱的缝隙被关闭了。打着绑腿的鞋带动着我的身体，到那个家庭去。逃跑的空想，随着我踏上乡间的道路，一点点地消失了。
神崎的城镇位于佐贺平原之中。通过狭窄的街道，来到一条河流旁边。沿着这条河，道路伸展到了长满野漆树的平原。山在远处，一望无际的稻田里，有几条沟。小径上，白色翘膀的喜鹊跳着，一会儿又飞到高高的野漆树上。
这种鸟，过去在汉城的医务室前多次见过，在佐贺地方，叫褐鸦，与普通的鸦叫声不同。走过一里沿河的堤坝路，田园中出现了一处村落。那是妻子<q>9９ｌib.</q>出生的村庄。
我背着用毯子作的背袋，站在妻子娘家的农家门口，个子高高的岳母吃了一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睁大眼睛问，说要是打个电报，便可以到车站去接。接着，她叫来了我妻子的兄嫂。
我的父母和妻子在他们的帮助下，借住到邻村的房子里，这些，我从南朝鲜收到的信中已经知道了。岳母他们要带我去那里，我谢绝后，自己又将沉重的行李扛到肩上。
道路曲曲弯弯，转回到河边，过了一座小桥。这一带我来过几次，可来这个村子还是第一次。小桥的附近，住着十来户农家。不管哪一家，屋檐下都堆了许多稻草。
走下桥来到路上，有一座寺庙。五六个小学生走了过来。我停住步，问有没有叫淑子的学生。这是我的大女儿的名字，该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了。那个学生也是个女孩子。
她回答了一句，抬起眼睛死盯着我看。在佐贺话中，意思是“有”。我来到学校，这里已经放学了，没有孩子。
这个村庄有二三十户农舍，不规则地聚在一起。离开道路，房子与房子之间隔着农田。在那些小块的农田中，我妻子穿着裙裤，正在挥动着锄头。她看到我后，一时没有说话，以迷惘的神情注视着我，接着脸涨得通红，眼泪落了下来。
这家农户房子相当大，但却破烂不堪。父母也跑了出来，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女也一起出来了。父亲满脸皱纹，母亲用袖子掩住脸在抽泣。两个人都完全老了。
我不认识的一男一女马上退了同去，接着，我不记得见过的小男孩拖拖拉拉地出来了。我很快就知道，这对夫妇和孩子是与我家人同住的人。我原以为家属是借了一所房子，现在才知道，房主的亲戚，从釜山撤同来，因为也没有住的地方，便作为同居人住了进来。
母亲告诉那些人们我回来了的事情，“这下可放心了！”她一个劲地说着。
从母亲说的“这下可放心了”的话中，我觉得已体会到一切情况。父母到这里依靠我妻子的娘家，在这种不习惯的生活中过得怎样呢？在众多的庄稼人中，一个连锄头也没有握过的人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啊！母亲的这一句话，好象使我明白了一切。
母亲说“这下可放心了”，这话我并不是初次听到。很早以前，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和父亲打架，正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恰好伯母来了。
“哎，姐姐，这孩子也总算有了份工作，我也放了一半心啦！”母亲对伯母这样说过。
母亲是个勤快人，目不识丁，与其说她要强，不如说是狷介，遇事不肯妥协。那还是母亲拉露天货车的时候，在祀祭的地方，曾与当地的江湖商人吵闹起来。为了占地盘，那家江湖商店的老板命令说：“老太婆，你到那边去！”母亲大声回骂道：“什么老太婆？”她气势汹汹的样子，真把对方镇住了。关于这些，父亲也常常提起。
我入伍后，父母曾寄住在叫饭冢的煤矿街母亲的一个姐姐家。也就是说，我的妻子儿女住在妻子佐贺的娘家，而父母则住在姨母夫妇家中，各过各的。但是，母亲在给妹妹夫妇添麻烦的时候，又开始与他们吵闹，不久离开了那里，转到佐贺我妻子的住处。
这所旧的农家房虽然很大，但光是我家就有七口人，只好用隔扇隔开，另一边是个五口之家。我们这边连七个人睡的地方都没有。那时我那四岁左右的二儿子，从隔扇的洞里窥视另一边的孩子。二儿子的口音就象是出生在这里似的，一口地道佐我没有去军队的时候，这位部长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去寿司店里喝酒。
那时，寿司店的生意已经不能自主，但应胡乱掏钱的部长的要求，还是特别拿出了饭团。听说，似乎端来了厚厚的金枪鱼的脂肪部分，还有卷着一条海鳗鱼的。自然，是很高的黑市价格。这样的“特权阶级”，与我是没有缘分的。有一个次长受到部长的冷遇，对他很反感，没有被部长看中的人都跟随他，部里分为两派。但是，现在部长的努力是压倒多数的。我没得到部长的赏识，也没有受到其对立面次长派的邀请。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谁都不放在眼里。
没有工作，加上部里的这种情况，我复员后的心情越来越灰暗。我觉得一点儿不动脑子，象马一样干活的士兵还算好。报纸什么时候能恢复到过去的样子，连点征兆也不见。我每天去上班都没有工作，继续过着黯淡的生活。
一天午休，我拿着从佐贺带同来的小扫帚来到市场杂货店的门口。我让人看了看那把扫帚，问能不能卖给他们。店里的老板看了一眼，问了价钱。我说这是从生产店里直接买来的，在价钱上加了两成。老板第二次回话说，有多少都可以送来。我没有明确身份。不过，那时的店，只要有货，并不过问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我肩负着通货膨胀中七口之家沉重的生活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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