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利玛窦与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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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年，利玛窦到达广东肇庆传教，并在那里兴建了一所欧式教堂。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还展出了从欧洲带来的“西洋奇器”，如自鸣钟、三棱镜、天象仪器、圣母画像，等等。特别是大厅里悬挂着一幅利玛窦所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格外引人注目。利玛窦绘制的这幅世界地图，真是费尽苦心。地图用中文标出，以便中国人能看懂。为了适应中国人以天朝居中的观念，特地将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央。他把这幅地图送给当地的总督、知府等官员。为了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利玛窦到达中国以后，就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别号“西泰”。还改穿中国服装，只是开始时不分青红皂白，穿的是和尚的袈裟。金发碧眼的利玛窦身穿僧袍，口说汉语，并学着中国礼俗打躬作揖、欠身下拜，这些举止行为，都大大便利了他的传教活动。他广泛结交当地官员和读书人，连端州(肇庆)知府王泮〔pan判〕都为他的教堂题匾作诗。后来，他从肇庆前往韶州，进一步结识了礼部尚书之子瞿太素。瞿太素跟利玛窦学习西方知识，如天文、数学等，后皈依了天主教。他还劝利玛窦改穿中国读书人穿的服装，以便使士大夫阶层容易接受。从此，利玛窦脱去袈裟，换上儒服，成了一名“西儒”。为了确保自己在华传教事业有一个牢固的根基，利玛窦不满足于在肇庆、韶州已有的成绩，而是想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认可。他辗转南京、南昌等地，到处著书、传教、广交朋友，大大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在他结交的官员儒士、学者名流当中，最著名的就是我国明代大学者徐光启。1601年初，利玛窦到达北京，献上了他给万历皇帝的贡品，包括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两幅，《天主经》一部，珍珠镶嵌的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两座，《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同时给万历皇帝上了一个奏疏，自称是“大西洋陪臣”，因为景仰中国，所以才历时三载，行程八万余里渡海而来。并表示愿意为明朝在天文历算方面效力。万历皇帝虽然没有接见利玛窦，但允许他在中国传教、留居。于是，利玛窦定居北京，直至去世。死后，万历皇帝特赐葬北京阜成门外。利玛窦在中国28年，潜心研究中国的儒学，著书立说，利用儒家学说宣扬天主教教义。《天主实义》一书，是利玛窦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书中将儒家学说和天主教义融合在一起，在明代官员士大夫中很有影响。同时，利玛窦以自己的博学，对西欧科技、文化在华的传播起了媒介作用。他和徐光启一道合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绘制了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并把西方的音乐、绘画、建筑、测量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可以说，利玛窦是来到中国的第一位西学代表。利玛窦的传播西学，为他的传教活动开辟了道路。到他去世时，北京、南京、南昌、肇庆等地都建起了天主教堂，全国教徒数量达2500人。
明末时期，中国有三位官员同利玛窦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对天主教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他们是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上海徐家汇人。自幼勤学苦读，结识利玛窦之前，在学术研究和实际经历上已有较厚实的根基，写出了《量算河工及测量地势法》一文，出色地运用了我国原有的实用算学知识。17世纪初，徐光启开始同利玛窦接触，不久加入天主教，教名保禄。1604年，徐光启中进士，在北京翰林院供职，从此有四年之久，同利玛窦过从甚密。徐光启和利玛窦的交往，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学术与近代西洋科学知识的交流。他曾随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制造等西方科技知识，并与利玛窦共同翻译了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六卷，据说是利氏口授，徐氏笔译。他们又合作编写了《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1607年徐光启丧父<dfn></dfn>回家守制，得以用更多时间进行学术研究。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徐氏仍和其他来华传教士保持接触，担任官职时仍不断进行学术研究与编译工作。1612年编《泰西水法》，1621年至1628年间编写了我国古代重要的自然科学著作《农政全书》。崇祯年间(公元1628—1644年)，徐光启受到重用，作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与影响，努力保护天主教在华势力，同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推广西学。1629年至1633年，他主持了《大统历法》的编译工作，直到病逝前仍坚持修历的科学研究。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徐光启学术活动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既立足于我国传统学术的基础，又善于吸收西方科学成就，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开始具有近代科学倾向。例如，他认识到《几何原理》的价值，认为“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所急须”，“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徐光启还非常强调“象数之学”的重要性，即把数学原则应用于实验科学，发现自然界的规律，进而产生“百千有用之学”。为此他提出要发展天文气象、测量水利、军器制造、机械力学、建筑、钟表、医学等多方面的科学研究任务。可惜此时已是明朝末年，天下不久大乱，清代封建桎梏更加严厉。徐氏所倡导的新兴科学事业，终难有所发展。
李之藻(公元1565—1630年)，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602年结识了利玛窦。曾与利玛窦合作，撰写了《同文算指》、《圜〔yuan 元〕容较义》。他对西方天文、地理、数学、军事等方面都颇有研究，还为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一书作了序言，并编了一部关于天主教的丛书《天学初函》。1625年，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发现后，他写了《读景教碑书后》一文，是最早叙述景教来中国传播的文章。
杨廷筠(公元1557—1627年)，浙江仁和人。1602年在北京结识利玛窦以后，受其影响，由信佛改奉天主教。曾撰写不少宣扬天主教的著述。当利玛窦死后，明朝政府一些官<big></big>员发动“南京教案”打击天主教势力的时候，杨廷筠同徐光启等人一道，为天主教辩诬，并保护了一些传教士。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即位后，徐光启受到信用。徐光启立即向皇帝建议，用传教士帮助修改历法。中国历代统治者一贯认为天象的变化代表着国运的吉凶，把制定历法当作国家的一件大事。明朝实行的《大统历》，实际上是沿袭了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年深日久，错误百出，用来预测日月食往往失误。崇祯皇帝采纳了徐光启开设历局、修定历法的建议，并任命他监督此事。徐光启推荐的传教士龙华民和邓玉函，也获准参加了修改历法的工作。邓玉函是德国人，是当时在华传教士中最博学的人。他和著名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天文学家开普勒是很好的朋友。可惜他在历局只工作了几个月就去世了。邓玉函去世后，徐光启又推荐汤若望和罗雅谷到历局工作。汤若望在1642年还帮助明朝制造火炮。由于修订历法、制造火炮，使传教士得以在明朝供职，甚至可以出入皇宫，所以天主教渐渐深入宫廷之中。一些嫔妃、皇子和太监都信奉了天主教。据估计，当时皇宫内天主教徒达540人。全国各省也几乎都有传教士和教徒。除了耶稣会以外，方济各会、多明我会教士也到中国传教。1644年，清兵入关后，明代宗室在南方先后建立了几个政权，历史上称为南明。为求自保，南明政权实行亲天主教政策，多次企图通过传教士向西方求援。如意大利籍的耶稣会传教士毕方济被南京福王政权派往澳 95e8." >门向葡萄牙人借兵。福王政权垮台后，又受命于福州唐王政权。不久，唐王政权覆灭，毕方济又投奔了南明永历政权。永历政权大臣瞿式耜、焦琏和太监庞天寿都信奉天主教。后来，连皇太后、皇后和新生的太子都成了天主教徒。毕方济受永历政权的委派，由庞天寿陪同前往澳门求援。1646年，澳门的葡萄牙人发兵300名，携带数门火炮，前往桂林助战。1648年，当庞天寿再次赴澳门求援时，葡萄牙人又赠予火枪100支。后来，服务于永历政权的另一名波兰籍神父卜弥格又受皇太后派遣，直接前往罗马教廷请求援助。bbr></abbr>
清朝初年，统治者对天主教和西学大体上采取了宽容和开明的政策。例如，曾为明朝修历、造炮的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朝亡后仍然留在北京，为清朝新政权服务，并被任命为清朝钦天监首任主管官员。他与南怀仁继续修订历法。新编的历书定名为《时宪历》。康熙初年(公元1662年)，发生了钦天监教案。徽州人杨光先撰文攻击天主教，并于1644年诬控汤若望谋反。汤若望和一批涉嫌的传教士被捕入狱，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汤若望本人也病故。杨光先则被任为钦天监监正。直到1668年，康熙再命杨光先和传教士南怀仁分别测出正午的日影。结果，杨光先测得极不准确，而南怀仁则测得分毫不差。于是康熙皇帝将杨光先免职，由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工作。汤若望的冤案也获得昭雪。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康熙皇帝对于传教士颇为信用，<u>?</u>对西学，特别是数学十分喜爱，对天主教也相当尊重。只是由于后来罗马教廷完全不顾中国国情，蛮横干涉中国人民的礼仪习俗，禁止中国的基督徒祭祖尊孔，挑起了所谓“礼仪之争”，康熙皇帝、雍正皇帝才改变态度，禁止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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