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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秦制，但在教育上则转而采用儒家的主张，重新肯定教育在育才和化民两方面的作用，把教育作为巩固汉朝“一统”的重要工具。汉武帝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和思想条件的成熟，逐步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指儒家经典《诗》、 href='/article/3229.htm'>《书》、《礼》、《易》、《春秋》)博士”、“开创太学”、“确立察举制度”等政策。为了培养和选拔精通儒经并能“尊王明伦”的治术人才，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诏在长安设太学，置博士弟子(即太学生)。开创太学后，太学就成为地主官僚政府下设的一种“育才养士”的教育机构。汉武帝以后，随着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太学教育也有很大发展。汉武帝开创太学时，太学生仅50人，汉昭帝时太学生增至百人，汉宣帝时增至200余人，汉元帝时增至千人，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汉平帝时，王莽辅政，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为太学生建筑校舍，能容太学生万人。东汉时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重建太学于洛阳南门外，校内设有讲堂，门前并有石经四部。京师形成了.太学区。太学一时盛况空前。到顺帝以后，太学发展到鼎盛时期，太学生竟达三万人，连匈奴等少数民族也遣子弟入学。这种盛况是世界古代教育史上罕见的。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博士。汉代每一儒家经书设一名博士。汉武帝时置博士七人，汉宣帝时博士扩大到14人，汉元帝时又增加到15人。汉平帝时，增五经为六经，每经太学生一人逐步能通二经、三经、四经乃至五经，有的还能兼通今古文，如郑玄被称为“括囊大典、网罗众家”的通儒。
汉代太学注重考试，使得学生专心攻读，潜心于经典，培养了不少人才。如著名思想家王充、著名数学家崔瑗、著名科学家张衡、著名经学家郑玄等等，都曾是太学生，在太学学习过多年。这说明汉代太学考试制度的确起过积极作用。汉代太学既是教学机关又是代表国家的考试机关，这样可以鼓励青年自修，校外人才经过考试也可以给予一定的资格和荣誉，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汉代太学教学制度不甚严格，一味地依赖考试，因而也带来不少弊病。汉王朝通过太学考试，鼓励学生研究经学，并给以政治出路，通过考试，即可以当官，享受荣华富贵，这使广大青年学生一头钻进故纸堆里，把毕生的心血花在经书上面。经学的繁琐章句，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强调“师法”与“家法”也加深了门户之见，束缚了学术的发展。某一经的大师，如得到朝廷肯定被立为博士，这个经师的经说便成了“师法”。弟子相传，又别为章句，便成“家法”，故一经有数家。太学博士只能依“师法”、“家法”传授，并以此考核太学生，违背“师法”、“家法”者考试就不能通过。汉代太学考试制度往往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不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创造能力。
汉代太学没有年限规定，太学生一年没有通过考试允许下年再考，这样一年一年考下去，太学里往往有一些少年入学一直到头发白了还没合格的老学生。这些老学生巴望有朝一日考试合格，得到皇上的“恩赐”而步入官场。汉灵帝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曾特别给了年过60的老学生百余人以考试的机会，考中的给以官职。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甚至为照顾那些“结童入学，白首空归”的老学生，全部给他们以“太子舍人”的官职。当时长安城中有以下民谣，真实地描写了这一情况：
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衣蹇〔jian减〕裳，当还故乡。圣主愍〔min敏〕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
此外，汉代地方郡国学校也有考问经学并根据成绩优劣而授官的。如武威郡学对于“章句既通”的学生，有着“显拔荣进”之为，以致“郡遂有儒雅之士”(《后汉书·任延传》)。北新城长刘梁和桂阳太守栾巴，都曾举行“试策殿最”的考试，并且“随能升授”(《后汉书·文苑列传》、《后汉书·栾巴传》)。郡国还有明经试，即由郡国贡其生员至京师考试，有甲、乙等科，授官和太学中的甲、乙科略同。郡国明经试是于太学之外，为照顾边远州郡自修之士和私学弟子而设立的。在桓帝建和年间(公元147—149年)还开设“比郡国明经试”，这是对太学岁试选士的补充，太学和郡国学校生员均得应考。汉代郡国学校的考试擢用虽未制度化，亦无统一标准，但郡国学校采取了考试制度是没有疑问的。
总之，汉代太学考试制度促进了汉代官僚队伍儒学化，“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为汉王朝提高吏治效能、强化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99ｌｉb.</a>也促进了经学的繁衍兴盛，如班固在《汉书·儒林列传》所赞：“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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