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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是最时髦的政治词汇。七爷家的糖高级，糖纸漂亮，小孩们吃完糖都把糖纸装进衣兜里。那时的小孩都有攒糖纸、烟盒的习惯，因为传说糖纸和烟盒可以换铅笔盒。虽然谁也不知道在哪换，也从来没见有人换过，但大家都日复一日地攒着。
他的生日，各路亲戚都带着孩子来，能有二十多个小孩，孩子们扎堆兴奋，有个小孩玩起来尿了裤子都不知道。大人们评价：玩傻了。
七爷、七奶奶都爱吃红烧肉，七爷吃瘦的，七奶奶吃肥的，两人合作吃一块肉。奶奶打趣说：“宁吃肥中瘦，不吃瘦中肥。”宁吃肥肉中的瘦肉，不吃瘦肉中的肥肉，这是笑谈七爷对瘦肉的偏执。
他们在一起会说许多清朝的掌故，还温酒作诗。那时电话不方便，他们同住北京城，却会有书信往来，也写明信片。七爷、七奶奶来信是毛笔的蝇头小楷，装信的是自制的信封，奶奶回信，就把那信封拆开翻过来，以里当面，再作一次信封。七奶奶说奶奶手巧。
他们的情谊是年轻时结下的。李氏家族分家后，奶奶生活困难，奶奶说她的娘家再亲再有钱，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七爷总是晚上派七奶奶来送钱送粮，不在白天来，是怕人看到。
七奶奶为人干练，出身书香门第。一次有邻居潜入她家厨房偷粮食，被她碰上，可她掉头就走。回来她对家里人说：“怕偷东西的人不好意思，拿点就拿点吧，他们是没办法了。”
李家“老实李”的名号不是说叫就叫起来的，是李家各门媳妇做出来的。李家的妇女都有一些与人为善的故事。
1965年，七爷受冲击，离开了东单洋楼，搬到南菜园。那是个偏僻地方，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1970年七爷过世，1978年奶奶过世，1980年七奶奶过世。他们三人都没有回灵埋在宁河老家，七爷尸骨无存，奶奶和七奶奶葬在香山曹雪芹故居附近。
掌门人
2.掌门人
对于抗英牺牲的王锡朋，《清史稿·王锡朋传》这样记载：“久之始得其尸，面如生，耳际有创。”说王锡朋的尸体在舟山战役后许久才寻找到，面目没有腐烂，耳部有伤痕。
光绪版《宁河县志》记载：“浙江士人张光瑞见面如生，耳际有创痕，诧异，知是公。权殓之，与浙江巡抚刘韵珂辨确。”说王锡朋的尸体是浙江人张光瑞发现的，装入棺材后，抬去让浙江巡抚确认。
史料记载王锡朋的尸体找到了，并说道光皇帝赐给了五百两安葬费，葬在芦台董家庄王氏祖坟。但是王家的口传，则说战后没有找到王锡朋全尸，只找到了一条腿。
王锡朋的次房夫人给这条腿套上了一条薄棉裤，入葬的只是这条腿。
王氏坟地占地二十亩，经历了九代，一直到清末都住有王家安排的守墓人，民国便不再有人管理了。1964年春，芦台董家庄盖小学，征用了王氏坟场，将棺材挖出来移到了村南另埋。
原来坟场第三排第四座为“王四爷”坟，在民间有威信，老百姓会在坟前烧香求福。传说尸体无头，以金头代替，说这就是王锡朋的坟。
负责搬迁坟地的人挖出棺材后，见到棺材上用金箔镶嵌着“提督”字样，认为是王锡朋，于是撬开棺材，发现尸体不仅有头，而且面目完整。
因为这次迁坟造成的混乱，王锡朋的坟便找不着了。王家历代任武官，官至提督的人有多位，所以不能确定那位“王四爷”就是王锡朋。在新修的《宁河县志》中说：遗骸已无法查找，王锡朋墓实际上是一座衣冠冢。
王锡朋以金头埋葬的民间传说，是把他四代孙王燮的事安在了他的身上。王燮为王锡朋家第四代的长孙，是掌门人。
王燮入京继承了武职，负责北京城治安。那时有个叫康小八的飞贼，在民间积怨很大。康小八生性残忍，他养的一只红蓝斑鸠被他母亲不小心给放了，他就把母亲杀了。王燮乔装，亲自抓住了康小八，所以在民间有声誉。
关于王燮的死，家族内部便有三种说法，大多说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他率兵维持治安，被洋人虐杀，烧死了。另一种说法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他在官场的仇人趁乱派刺客将他暗杀。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死于义和团之手。慈禧太后晚年出了一步昏招，让义和团进京维护治安。义和团进京后，治安大乱。王燮看管官府财物，不让义和团哄抢，说：“国家财产，不得擅动。”
这惹恼了要抢财物的人，他们设了一计。当义和团的大师兄到北京时，王燮作为负责京城治安的官员去接待，大师兄就是义和团的大头目，他们要王燮给大师兄下跪，王燮说：“我是**官员，不能乱了礼法。”
他拒绝磕头，那些人就以不恭敬大师兄为名，一哄而上，将王燮乱刃分尸了。这些人借着大师兄，才敢杀王燮。
八国联军以平义和团之乱为名进入北京，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令京城动荡了三个月左右，王燮管理京城治安，整日在任上，家人不知他死在何时。总之是死在这场大乱中了。
当时北京乱成了什么样？有一事可以说明。王燮的三弟王焯没有子女，八国联军进北京后，一户亲戚在后花园挖了个大坑，准备全家自杀。
王焯听到这消息，连忙赶去相劝。这户亲戚的当家人很坚决，说这是国难，他要带着全家赴国难。他家有二十多口人，王焯劝不住，就说：“我没儿女，你把你小儿子留给我吧。”
那亲戚的小儿子聪明，王焯早看上了，想过继给自己做儿子。但亲戚不给，还是让小儿子跟全家人一块自杀了。此子一死，王焯非常痛心，后来没过继别的孩子。
大乱平息后，官府的说法是王燮为八国联军所杀，为殉职，悬赏寻找王燮的尸体，找到了一具无头的尸骨，让王燮唯一的儿子王元埔“滴血认亲”。王元埔割破手指，把血滴在骨头上，血渗进骨头里，就是说明尸骨是王燮，渗不进去就不是。
血渗进去了，王家认了这具尸骨，将它作为王燮埋了。因尸骨无头，所以埋葬时用黄铜铸了一个头。
王燮的儿子王元埔是第五代掌门人，王元埔儿子王金鉴（字镜庭）是第六代掌门人。王金鉴生于1910年，是民国公派日本的留学生，在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共在日本生活了六年。
王金鉴、孙锦云结婚照
他回国后，在清河国民军校任教官，中校待遇。他娶了上海银行家孙梦玖的女儿孙锦云。1948年王金鉴举家到沈阳东北工业局任副局长。那时官员贪污成风，他教育自己的部下：“不要自毁前程。”
但东北工业局科长以上的官员多贪污，屡禁不止，他只好洁身自爱。他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与他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知识分子阶层有着普遍的厌恶。
1949年解放后，王金鉴在北京西城业余学校当了教员。这是一所临时学校，学校取消后，很长时间他找不到工作。他就用学过的化学知识自制雪花膏、蛤蟆油和猪胰子（一种肥皂）卖，还制作玩具。
前排右为王金鉴，中为岳父孙梦玖，左为孙锦云。
王金鉴一家1947年于沈阳。前面小孩为王则厚、王则曼，
后面为王金鉴、孙锦云。
因为有玩具产品，他后来在德胜门外的玩具六厂找到了工作。他在玩具六厂改造创新了多种电动玩具，身份一直是木工。做木工活时，他左手手指被电锯锯掉了一节。
王金鉴在玩具市场。
他总有办法改善生活，在家里养了安哥拉长毛兔，用兔子毛织毛衣。他与妻子孙锦云是自由恋爱，婚前约定为：“我一生只娶一妻，保证衣食无忧，饭后有水果。”结婚时他一月两百大洋，现在是八口之家，木匠收入有限，孙锦云就要去当小学教员。
王金鉴不许，让她在家里照顾父亲子女。孙锦云没有坚持，做了一生家庭妇女。她的弟弟先在**后在泰国生活，每月给她寄钱，寄的钱高于王金鉴的月工资。
钱一寄就寄了二十年，直到王金鉴的子女工作了，再三拒绝，才终止了。结婚时约定的第三点——饭后水果的问题王金鉴并没有忘，但有一段时期水果有钱也买不到，王金鉴就画了张油画，自制了考究的外框，挂在饭桌后的墙上。
油画的内容是香蕉、苹果、梨，还有一对菠萝。
王门女子（4）
夫人孙锦云说：“粗茶淡饭才是真，饭后不吃水果更好，我就不爱吃水果。”丈夫由军校教官成了玩具厂木匠，她对老人孩子说：“当木匠好，每天出力气，身体好。玩具是儿童的上帝，为儿童服务，很高尚。”
作为银行家大小姐的她，安于贫苦生活，整日乐呵呵的，闲暇时唱学生时代学的英文歌，她对家人说：“我这人好表现自己的快乐，你们也要快乐呀！”
王金鉴是掌门人，道光皇帝赐给王锡朋的“锐勇巴图鲁”、“第一刚节公”称号的封号书由他保存。1966年，他让两个儿子看了这两份封号书和一幅外国人画的王锡朋像，然后烧毁了。当晚烧毁的还有王锡朋的诗文集和王家收藏的古籍字画。
两天后，单位派人抄了他的家。抄家时把屋里的地砖都撬开了，以防砖下藏东西。王金鉴被拘留了两年零两个月，1968年12月解除拘留，放他回家。孙锦云安慰他：“没事，我就知道什么事也没有。”
王金鉴是“戴帽子”回家的人，所谓戴帽子，是给了他生活自由，但他的历史问题仍没有解决，一直受单位监视。他六十多岁也没能退休，他的历史问题仍有疑问，每日上班便于管理。
王金鉴觉得自己的历史问题应该是他早年到日本留学的经历。他向单位汇报说在日本侵华期间，他没有跟一个日本人交往。1976年，他六十六岁时，单位给予他彻底平反，承认他历史清白。
那时他受监视已经二十七年，单位向他道歉，说怀疑他是日本特务，档案上的名词为“特嫌”。他三十年来宠辱不惊，早料到会有恢复名誉的一天，但没料到是特嫌，他哭了，说：“我怎么会干那种事，那对不起祖宗。”
他退休后，翻译日文科技材料，还办了日语学习班，不收学费。他做了七年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七十三岁逝世。
王金鉴于1983年春节。
王金鉴的女儿王则曼，1945年生人。爱尔兰作家萧伯纳1933年到**讲学时说：“二十岁不当赤色革命家，五十岁要变成僵尸；二十岁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岁不至于落伍。”——王则曼也是这么想的。
王金鉴受监管，所以王则曼入团困难。一位初中女同学比王则曼的情况更严重，父亲是右派，但她入了团，因为她表现出与家庭决裂的勇气。
女同学把父亲写给母亲的信上交给了老师，以表明自己入团的积极态度。老师说：“看别人的信，是违法的，我不能看。”
她还有别的方法表现积极，比如当父亲从下放地回到北京，她就告诉老师：“我不让右派进家门。不见他。”汇报她父亲在短暂的回京期间每天到西单电报大楼里待着，等到晚上她睡了才回家。
同学们好奇，结伴去电报大楼，看到她父亲果然在那里吸烟看报，坐在供人填电报单的小皮凳上。
这位女同学入了团。王则曼也要求进步，对自己的父亲很苦恼。向学校汇报父母的言行，是学生普遍的现象。老师还要学生写日记，在每天放学前批改完，发还给学生。我也写了家里的事，结果老师说：“别给自己找麻烦！”
我不理解，觉得写日记就是要真实，听老师这么说，从此对写日记没兴趣了。后来才明白老师的好。这位老师的结婚照穿的是西式婚纱，被批评是资产阶级作风，语文课上学生也写作文批评她。
那时多是单位组织抄家，有同学的家被抄了，其他同学就到他家去批斗他父母，往往失控。一次同学们要用开水浇被抄家同学的父母，则曼要求进步，但她本性善良，拼着烫伤的危险夺下水壶，制止了同学们。
则曼要求进步，父亲还劝她：“你一定不要自杀。我们当父母的，什么时候也不会自杀。你处境好一点，我们怎么都行。可以揭发我们，但你要清楚一点，我们从没干过亏心事。”
父亲是木匠，王则曼勤工俭学，便是砸钉子。那是一种很枯燥的气力活，把旧钉子砸直，砸很多换一点钱。在******时期，以粮票控制食量，每人每月还有半斤糕点票二两饼干票。
一个月通常是上旬买糕点下旬买饼干，则曼家则是一次把糕点饼干都买齐了，作为孩子带到学校吃的早餐和午饭。则曼和妹妹住一间房，一夜饥饿难耐，对妹妹说：“我把明天的早餐吃了，明早不吃了。”
妹妹说：“好呀！我也今晚吃。”
两人吃完后，则曼还是睡不着，又对妹妹说：“咱们把明天的午餐也吃了吧，明天不吃了，看看我们的毅力如何。”则曼吃了，妹妹没敢。
王则曼与儿子徐晔、丈夫徐乃管。
当夜则曼睡了个好觉，第二天中午一下课，她就跑出了教室，因为同学们都在教室吃带来的饭，她受不了刺激。她跑出校园，在街上徘徊，饥饿难耐时，意外地碰到了大姐骑车过来，从兜里拿出一块白薯给了她，就骑车走了。
则曼大喜。
很多年以后她说，这是她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
则曼的弟弟王坛1955年生人，是王家的第七代掌门人。他文化课优异，酷爱音乐，上初中时已会多种乐器，尤其擅长小提琴，是学校宣传队的骨干。
1971年他初中毕业，取消了三年的高中得到恢复，十几个班的初中生只能有两个班的人数上高中，班主任推荐他上高中，校宣传队也推荐了他。当时部队的文工团来学校招生，他的音乐业务考核都通过了。
最终他既没上高中也没上文工团，而是被分配到农村劳动去了。两年后，他回到北京，被分配在颐和园门口的一家餐馆做厨师。父亲王金鉴年轻时对烹饪有过兴趣，钻研过一段时间，便给王坛写了一批菜谱，并自信地说：“这些菜，没几家餐馆做得出来。”
王坛做厨师，到了二十岁生日时，王金鉴送给儿子的礼物是一盒小提琴高级琴弦。王金鉴买不起小提琴便买了琴弦，琴弦价格是他木匠月工资的一半。
王坛的小提琴是廉价货，不配这套高级琴弦。父亲不能帮他实现做音乐家的愿望，送琴弦是一种精神补偿，还是鼓励他面对新生活？只有他们父子知道。
王坛后来利用当厨师的业余时间修完了高中、大学的功课，获得了本科学历——这便是王家的第七代掌门人。
李家与李仲轩（1）
3.李家与李仲轩
李氏家族祖上在唐朝末年为逃脱迫害，隐于南京卖鱼为生。明朝末年，南京李氏一位叫李荣的人，从南京走水路到了天津宁河县，觉得宁河是小江南，鱼虾丰盛，芦苇浩荡，就此留了下来。
李家在宁河定居后，做了几代盐商，之后就放弃了商业，转而让子弟读书考取功名。旧时代商人没有地位，转型后的李家从此走上官场。
到爷爷李逊之这辈，他的堂兄弟李果之曾任天津教育局局长，李兴中是冯玉祥部下，官至海军参谋长。而爷爷未走上仕途，空得了才子名。
爷爷有两位妻子一位情人，他的结发夫人叫廉小妹，续弦夫人是奶奶王若萳，情人的名字失传了，只知是位南京小姐。
1905年清**废除了科举制度，庚子赔款后已经办了几所大学。爷爷考取了天津法政学堂。
他人长得英俊，文思敏捷，在学校和家里都得宠。在家中，他排行第五，和老七同是正室大太太所生，因而在家中有地位，而姨太太生的孩子在自家、在社会上都要低一等，自己就不敢张扬。
清朝还没灭亡，他就剪掉了辫子，官府要抓他。天津教育局局长是本家人，护了他不被抓，但保不住他的学位，让他领了肄业证退学。
当时肄业的学生较多，有钱子弟上学上到一半，家境败了，交不起学费，学校还容他们继续上学，只是毕业时发的是肄业证。
宁河有一户被称为“嘎子廉”的大家族，因为他家白墙黑瓦，是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北方怎么建南方的房？当地人理解不了，觉得怪，就叫嘎子。
廉李两家都是官宦大家族，上代有老亲，廉家的四婶是李家的姑娘。廉家早就想将廉小妹许给爷爷，一年前便提过亲。爷爷不同意，说：“没见过，怎么能结婚？”这次被学校开除，家里安排让他迎娶廉小妹，以冲冲晦气。
爷爷想逃婚，跑到外地去。家里就把他的钱扣起来了，他没钱走不了，就僵着。爷爷有个九妹，是姨太太生的，她给出主意：“听我妈说，廉小妹人很漂亮，你去找廉家的三少爷廉祖刚玩，你不就看到了么？”
爷爷就去了，拿着几本书敲开了廉家的大门，说找三少爷换书看，和廉祖刚见面成了朋友。谈一会儿后，爷爷说到院子里透气，也不知道是碰巧了，还是廉祖刚揣摩爷爷的来意，私下作了安排，反正到了院子就遇到了廉小妹路过。
一见之后，爷爷就决定结婚了。
爷爷的父亲当时在山西太原做官，几次传话叫爷爷去太原工作。爷爷则依旧赋闲在家，爷爷的母亲认为儿子有才干，加上小时候算命先生说爷爷是将相之才，觉得早晚飞黄腾达，所以也不催儿子，随他去了。
宠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大哥已死。这位大爷是别房太太所生，与他同父异母。大爷在浙江做官，参与秋瑾一案。大爷欣赏秋瑾的诗才，同情革命党，力保秋瑾，但上面严令斩秋瑾，没有保住。
秋瑾死时，民众舆论说“有位李大人是保秋瑾的”，拿他批判清廷不得人心。舆论中，山阴学所的总董胡道南是告发秋瑾谋反的人，蔡元培证明胡道南是秋瑾好友，他被人诬陷了。但在秋瑾死后的第三年，胡道南在绍兴遇刺身亡。
监斩秋瑾的县令李钟岳在秋瑾死后不到一百天，上吊自杀了，李家大爷之后死于火灾。李钟岳是公认的良吏，李家大爷也得百姓爱戴。
大爷在杭州度假，乘楼船游西湖，楼船奇异起火。船夫跳水了，大爷不会水，呼喊救命，几条渔船要靠拢过来相救，但被一条船拦截制止了，那条船上的人喊了威胁渔夫性命的话。大爷便在船上被烧死了。
在李家的口传中，大爷给宁河老家的夫人托梦，说自己已死，告诉夫人藏钱的地点。夫人醒来不信，但真找到了钱，于是慌了，几天后传来了大爷身死的消息。
大爷之死，对李家打击较大，李家对李逊之便很宽容了。婚后，廉小妹很快怀孕，却难产而死，孩子也没保住，当时她十八岁。爷爷当时二十岁，丧妻后，开始酗酒。
他在法政学堂有个叫周林根的同学，是南京人，两人一直书信往来。周林根毕业回到南京后，办了个诗社，写信要他去主持。
他就去了南京，很快在南京有了诗名。
有一位作诗的大户小姐喜欢他，他就住到那位小姐家里。小姐家的人也不忌讳这未婚同居的事情，待他很好，他可以在家里随便走动，发现有一栋房子总是封着门。
一次小姐家人去郊外祭祖，他出于好奇，去了那栋房，发现里面是祖宗牌位，祭奠的人名是个文字暗语。他常作对联和填字游戏，这方面很敏捷，破译出供的竟然是朱元璋。他对小姐家不提此事，装作不知情。
他和这位小姐有没有结婚，谁都不清楚。他在南京期间，见到名士王照作的一首诗，就随手改了几个字。改了的诗，传到王照耳中，王照不生气，反而赞赏。两人相见后，一谈发现是老乡，都是宁河人，从此师徒相称。
王照见他丧偶，就让他娶了自己哥哥的女儿王若萳——我的奶奶。爷爷回宁河完婚后，在宁河住下了。那位南京的小姐找到了宁河，在家里过了一段时间。爷爷不好意思，对奶奶说：“你就不生气呀？”然后讲了自己的情人是朱元璋后人，奶奶觉得不可思议。
李家与李仲轩（2）
爷爷婚后主要住在南京，最长曾十年未回宁河，还有一次六年未回宁河。但随着他的商业失败和酗酒日重，便回了宁河。他逝世时，南京小姐赶到宁河奔丧，奶奶念在她对爷爷的情谊，接待了她，让她以二房的身份参加了葬礼。
之后，南京小姐便音讯全无了。李家人说，那是位极其漂亮的女子。
奶奶为爷爷生下三个儿子，长子李捷轩，次子李仲轩，三子小马。小马早逝，我是李捷轩所生，李仲轩是我的二叔。
李仲轩与母王若萳、兄李捷轩。
范仲淹有“不为名相便为名医”的名言，说不能做丞相造福百姓，就做名医造福百姓，所以旧时文化家庭有鼓励孩子看医书的风气。明清常有这种情况——考科举不第的秀才，看医书自学成了名医。
父亲自小爱看医书，小马生病时，父亲看医生开的方子，觉得药性配合得不对，焦躁了很长时间，但因为是小孩，最终还是相信了医生的权威，没有说出来。小马服药后死了，父亲自责没有说话，一生对此不能释怀。
二叔生性机敏，强于父亲。他少年养尊处优，写信用的是元代的墨，明清的墨用于平时练字。研磨的砚台是乾隆的御砚——仿汉末海天初月砚。此砚色如乌玉，砚边质如滑肤，劣质的墨也能在砚面上磨出浓黑亮丽的墨汁，而且墨汁在冬天不冻，砚底刻着乾隆写的小楷。
李仲轩兄——李捷轩
奶奶家历代出武将，二叔继承了这份遗传基因，天**武，十五六岁跟宁河的武师唐维禄习武。唐维禄是乡间武师，徒弟众多，但没有武馆。
在爷爷李逊之回宁河期间，二叔便缠着爷爷出资建武馆，并说是为了强国强种。这件事他没跟唐维禄说，是他私下的主意。
他习武、结交底层人士，爷爷对此一直不高兴，更不会出钱建武馆。他琢磨爷爷是爱面子的人，如果在爷爷去别人家做客时向爷爷提出资的事，爷爷碍于情面，就该答应了吧？
这一番小孩心思，给他招来了厄运。当爷爷去一位乡绅家做客时，他就追上门去谈出资，结果爷爷觉得自己在乡绅面前伤了面子，不但不出资，还和二叔断绝了父子关系。
爷爷将他赶出家门，并登报纸禁止李氏族人接济他，那时二叔才十九岁。二叔离家后，私下向奶奶拿钱，由唐维禄照顾他的生活，爷爷辞世后他也没回宁河。
父亲本是兄弟三人，三弟早逝，二弟被赶出家门，结果变成了仅剩他一人。他说：“父亲不认这个儿子，我认这个弟弟。”
父亲是读书材料，小时候在北京颇得一位姓朱的老师喜爱。父亲成年后在天津、张家口的教育科做书记。旧时代的书记只是文档管理员，不像新时代书记是一个部门的一把手。
教育科较腐败，父亲自傲地说：“当地老百姓说，整栋教育科大楼，就李先生一个好人。”他不言不语，心里看不上教育科同事。
解放前的货币贬值时期，他从教育科辞职，将所有积蓄入股到一个亲戚的生意中，结果亲戚的生意垮了，他的钱不但没有保值，反而都没了。山穷水尽时，朱老师得知了他的情况，就写信叫他来北京。
朱老师在北京医学院的宣传科任职，对科长说：“给你们找了个比我有才的人。”就把工作让给了自己的学生。数年后，父亲在宣传科曾因写文章面临被整治的危险，但他仗着文字功底，对文章作出了新的解释，顺利过关。父亲退休后，他作了一首藏头长诗，把宣传科所有人的名字都含在了里面，说的是自己过关的经过。
朱老师辞职回家由儿女供养，没两年便解放了，父亲说：“朱老师要是晚两年再把工作让给我，他就有退休金了。”
父亲在医学院上班的一天，朱老师找到了家里来借钱，奶奶将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了朱老师。我姐姐事后问：“奶奶，你怎么把钱都给他了？”奶奶说：“朱老师把后半辈子的钱都给你爸了。”
朱老师过一年多来还钱，父亲死活不要，朱老师说：“借的就是借的。”最后不但把钱留下了，还在北京烤鸭店请吃饭，为借钱的时间长表示歉意。他是高风亮节，真正的老师。
因为朱老师的缘故，父亲来到北京，与二叔相聚，重组大家庭。但兄弟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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