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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的白崇禧,突然开放全、灌、兴铁三角,红二师却痛失宝贵战机。向来披坚执锐的红一军团,对自己战斗能力还能支撑多久发生动摇。湘军悍将李觉却至死不承认抄了林彪的军团部。

    <h3>一、“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h3>

    港澳台一带流行一种说法: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两个半在大陆,一个在台湾。

    在台湾的一个,即指白崇禧。1928年,国民党行政院长谭延闿特写有一对联赠白:“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

    从他在陈济棠面前对红军突围时间和方向的料算,人们就可知道,不仅共产党的杰出军事家们才可以称作用兵如神。

    何键与蒋介石同一年出生,白崇禧则与毛泽东同一年出生。他14岁报考广西陆军小学校,全省报名应试千余人,只取120名,白以第六名录取。16岁投考广西省立初级师范,又列榜第二名。入学后,屡次考试名列第一,被选为领班生。

    这个家境并不富裕的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人,并不因学习优异就一帆风顺。

    班上有个叫何树信的同学,是桂林城里人,嫉妒白的学习成绩,便常以“乡下人”取笑白崇禧和其弟。一日乘白不在,何某又在室内恶言詈骂,白突然归来,问其何事?何在关口上收口不得,便硬起头皮顶下去,对白一声:“呸!乡下人!”白崇禧晚年在台湾回忆起这一幕时说道:“我不禁大怒,以为大丈夫不能受辱,狠狠地将何打倒地上,再踢他两脚以示惩罚。此为我做学生以来第一次打架。”

    首先动手打人,事情闹大了,被告到校长那里。许多同学劝他千万不要向校长承认打倒何某,至少不要承认先动了手。白一意孤行,不听劝阻。他不向校方解释求饶,而是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并告其弟留下好好学习,不要牵挂,大有一副檐下不低头的气概。后来同学推举代表向校长陈情,校方也查出事出有因,未开除白崇禧学籍,给了一个记大过处分了事。

    白崇禧的这种秉性,以后每每表现出来。1919年白崇禧任桂军模范营连长,赴左江流域剿匪。广西因为连年沿用招安政策,结果匪势日张,形成“卖牛买枪”,“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局面。模范营招到土匪200名,白崇禧力主将其中的80名惯匪就地枪毙,以绝后患。时广西军阀陆荣廷自己就是被招安的土匪出身,闻讯大怒,坚决不许。白主意已定,独断独行。他让这80名匪首回家过节3天,严令按时归营。待归来后便说他们在外行为非法,辜负优待,用伏兵将80人一一逮捕,立即正法。同时向上速报夜间匪徒抢枪谋叛,事起仓促,不及请示,用紧急处分将其全部处决云云。陆荣廷面对既成事实,也万般无奈。

    从此广西对土匪的招安政策,改为进剿政策。

    白崇禧这种秉性,在后来和蒋介石的关系中多次表露出来。

    他与蒋之间曾有过很好的配合。因白崇禧在统一广西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北伐伊始,蒋介石点名要他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以负责重大不敢接受,李宗仁也认为广西部队要人指挥不愿放人;蒋坚持力争,甚至说借用数月,待攻下武汉必定归还,方才谈妥。

    攻下武汉后,蒋之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王柏龄、第二师刘峙在浙江作战失败,何应钦又被困于福建战局,蒋又以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又毅然前往,克杭州,逼上海,连战连捷。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则是蒋、白配合的高峰。蒋在上海下定“清党”决心,白则出任上海戒严司令;蒋发表《清党布告》《清党通电》,白则在上海用机关枪向工人队伍扫射;当时莫斯科百万人大游行抗议上海的白色恐怖,在“白”字下面,特地注明是白崇禧。

    高峰之后,便是下坡了。而且因为成峰太陡,所以下坡也很陡。“四一二”事变后仅4个月,白崇禧就与何应钦、李宗仁联合,迫蒋第一次下野。后来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大战、宁粤之争,只要是反蒋,就少不了白崇禧的身影。

    白反蒋。蒋同样反白。1929年3月唐生智东山再起,白崇禧在北方无法立足,在一片打倒声中化装由塘沽搭乘日轮南逃。蒋介石获悉,急电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着即派一快轮到吴淞口外截留,务将该逆搜出,解京究办”。

    蒋介石必欲除之而后快之心情,溢于言表。

    后来亏得熊式辉的秘书通风报信,白崇禧方得以逃一命。

    白、蒋关系是民国史上的一只万花筒。战场上同生共死的关系瞬间就变成兵戎相见的关系;政坛上相依为命的关系眨眼就转为你死我活的关系。

    但蒋介石那个庞大的湘江追堵计划,还是必须用白。桂军战斗力极强,又有白崇禧的头脑,很可能要唱主角。

    用人先给钱,这是蒋的惯例。随即有飞机给白崇禧急送两个军、三个月的经费,及作战计划、密电本等,并附电报一封:“贵部如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全力堵截,配合中央大军歼灭之于灌阳、全县之间,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与。”

    白崇禧亦回复:“遵命办理。”

    双方好言好语,彬彬有礼。

    白崇禧倾桂军全部两个军于桂北边境,以第十五军控制灌阳、全县一带,以第七军控制兴安、恭城;自己也带前进指挥所进至桂林;弹指之间,撒开在湘江一带的大网形成。桂军完全一副在全、灌、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架势。

    但白崇禧还多了一个心眼儿。他在调动大军的同时出动空军,名曰侦察红军行踪,实则侦察蒋军的行动。与蒋打交道多年,他太了解此人了,所以一直怀疑中央军想借追踪红军之机南下深入桂境。

    桂系的主要原则,依然是防蒋重于防共。

    果然空中侦察报告:蒋军以大包围形势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其主力在新宁、东安之间停止不前,已有7日以上。

    既然说是消灭红军的大好时机,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为何不积极追剿?

    桂军的飞机飞回来了,从空中给白崇禧的头脑里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白崇禧与薛岳是老熟人,也是老对头。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前,就是白崇禧向蒋介石提议,撤销思想左倾的薛岳第一师师长职务。当时白崇禧作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自认为了解薛岳那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如今薛岳是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其麾下中央军九个师行行止止,葫芦里又在卖什么药呢?

    正焦急之中,桂系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又发来电报称:蒋介石决采用杨永泰一举除三害之毒计,一路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进入广西平乐、昭平、苍梧,一路压迫红军进入广东新会、阳春;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一举而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

    发电人是王建平,广西平乐人,白崇禧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与白私交甚厚。其已混入蒋军中央参与机要,不断为白搜集情报,经常住在上海。

    白崇禧看过王建平这封电报,连呼:“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联系薛岳将主力置于新宁、东安,只与红军后尾保持接触,意在驱赶而不在决战,趋势恰好与王建平电报吻合,便决定立即变更部署,下决心采纳幕僚刘斐的建议: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让开正面,占领侧翼,促其早日离开桂境。

    台湾《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934年11月17日,“白崇禧赴湘桂边布置防务。”

    他不是去布置战斗的,而是去布置撤退的。

    当时桂北龙虎关一带,桂军动用了无数民夫抢修公路桥梁,彻夜不停,妇女小孩也都加入。白崇禧在平乐开会布置坚壁清野既防红军又防蒋军的当晚,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

    首先除固守龙虎关阵地外,命令永安关、清水关、雷口关的警戒部队撤退,并将工事星夜挖去,让红军从龙虎关以北各关通过桂北。

    第二是命令防堵红军的中坚、部署于全灌兴铁三角核心阵地石塘圩周围的四十四师、四十二师撤至灌阳、兴安一线,变正面阵地为侧面阵地,改堵截为侧击。

    第七军集结恭城。灌阳至永安关只留少数兵力。全县完全开放,只留民团驻守。

    在这一系列动作之后,桂军的布阵出现了关键性变化。

    全州为桂北重镇,中原入岭南之咽喉,历来兵家必争,白崇禧对此地十分熟悉。辛亥革命那年他18岁,报名参加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人知道后到桂林城门口把守,要拉他回家。他换上便衣从西门溜出绕了两座山才追上队伍。敢死队行军至全州,白崇禧与多数同学的脚皆被草鞋磨被,脚底也被路石硌伤。但这伙青年人咬紧牙关,一直走到汉阳,加入南军阵营。

    这回白崇禧又来到全州,再不似当年投奔敢死队磨破了脚板,他这回是来脚底板抹油——要溜的。

    白崇禧原来沿湘江部署的南北阵形,恰似一扇在红军正面关闭的大门。现在突然间被改为以湘江为立轴的东西阵形,似大门突然打开。尤其是全、灌、兴三角地带之核心石塘的放弃,更是令干军万马、千山万壑中出现了一道又宽又深的裂隙。

    据湘军记载,桂军放弃全、灌、兴核心阵地的日子是1934年11月22日。

    此时红军前锋距桂北已经很近。

    桂军中有人提出,如此部署,红军主力一旦由灌阳、全县突入,夏威的十五军支持不住,湘江防线必然有失。白愤然回答:“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制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夏煦苍(夏威别号)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县,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梧州,牺牲我全省精华。”

    这就是白崇禧的基本观点。对他来说无所谓大门的开关。总共18个团的兵力,不论面对5个军团的红军还是面对9个师的中央军,他只能钉成一块门板。对红军关上湘江大门,就对蒋军敞开了广西大门。对蒋军关上广西大门,便又对红军敞开了湘江大门。

    本是个两难选择。但王建平那封发自上海的电报,使白崇禧一瞬之间明白了一条辩证法:关就是开,开就是关。

    于是他毫不犹豫把关闭湘江的那扇门板拉过来,屏护恭城、桂林。

    完成这些布置后,白崇禧才带着刘斐去全州会刘建绪。

    刘建绪与白崇禧握手时,以为湘江防线业已被湘、桂两军衔接封闭。未料想恰是此时,桂军那扇大门却悄悄敞开了。

    <h3>二、就蒙一个蒋介石</h3>

    陈济棠的让路,和白崇禧的让路,长期处于历史迷雾之中。

    陈济棠与红军的秘密谅解,为双方高级领导人物所知。有过谈判。有过记在笔记本上的协议。有过比协议更加重要的双方默契。

    白崇禧迹近让路的行动却是个真正的谜。直到何长工回忆录发表、陈济棠让路大白于天下之时,研究中共党史的人们还在猜测判断白崇禧当年的动机,甚至怀疑他与红军也有秘密谅解。

    美国人索尔兹伯里写了一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说“有证据表明,同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之间存在一项谅解”,并举出两人为证。一位是红军第一个历史学家徐梦秋在1936年谈到,广西首领“答应开放一个区域”,即湘江的界首到全州之间数十里宽的一段走廊;另一位是著名党史专家胡华。胡华1984年对索尔兹伯里说,“关于走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否则红军不可能在湘江坚持一星期之久。

    到底有没有什么“秘密安排”使红军得以顺利渡过湘江,索尔兹伯里说:“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探索”,却一直没有探索出个所以然来。徐梦秋、胡华、索尔兹伯里先后去世,白崇禧当年一连串不寻常的突然调动在全、灌、兴铁三角留下的防务空白,一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空白。

    没有谜的历史,是索然无味的历史。

    历史的解谜过程,又往往容易弄成将谜底复杂化的过程。

    布置湘江防务的时候,白崇禧和刘斐曾到兴安对十五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路任其通过。”衷心话隐藏在了笑话之中。

    没有人去送这样的信。白崇禧与红军之间没有任何协议与默契,有的只是对自己利益的精心布置和安排。剩下的,就靠彼此心照不宣了。

    白崇禧有意收缩,刘建绪却无力补漏。

    为精心策划的黄沙河决战,何键连后方医院都作好了准备。除各作战单位原有卫生机关外,他特在黄沙河的后方零陵增设一个兵站医院,而在郴州的另一所医院,“预定至黄沙河决战时期,令其向零陵转移开设”。

    大战地点却不在黄沙河。

    何键11月22日接到白崇禧那封关键性电报:因红军攻击贺县、富川,全州、兴安间主力南移恭城。所遗防务,请湘军填接。

    何键叫苦不迭。刘建绪部21日刚刚在黄沙河一线集结部署完毕,白崇禧一抽屁股,闪出近二百里湘江防线,如何填接?桂军向腹地收缩,要湘军深入桂境协防,湘境出现漏洞。谁来填接?

    桂北永安关、清水关、雷口关桂军的撤退,使红军先头部队快速通过灌阳以北各关,朝空虚的石塘圩一带猛进,前锋直趋桂境湘江。

    何键精心构筑的黄沙河决战设想瞬间泡汤。

    此时湘军在最接近全州的黄沙河一线,为章亮基的第十六师及李觉率领的4个补充团;陈光中第六十三师刚刚到达东安;陶广第六十二师25日才能到达黄沙河;薛岳所部24日方集中零陵,且疲惫至极。

    11月23日,何键电令刘建绪:“着第一路沿湘水上游延伸至全州之线与桂军切取联络,堵匪西窜。”

    11月25日,再电刘建绪、薛岳:“着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所部,担任黄沙河(不含)至全州之线,置重点于全州东北地区”;“着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指挥所部,担任零陵至黄沙河(含)之线,集结主力于东安附近,并策应第一路”;“第一、第二路,均限明晨开始行动”。

    自从电波作为人类通信工具以来,一种崭新的电报语言便脱颖而出。当最复杂的感情也须用最精练的语言表达之时,只言片语的细微差别,便包含了只有当事人才能清楚的可能要拥抱或可能要拔枪的含义。

    何键让刘建绪与薛岳梯次衔接、逐步推进的方法,意思很明显:湘军可以入桂境接防。但接防地点是全州,不是兴安。湘军的江防可从黄沙河向全州延伸70里,但决不再向兴安方向前进,去“填接”桂军留下的那一百多里空隙。湘江防堵计划南昌行营早有安排,一旦有漏,责任不在他何键。

    白崇禧耍了滑头,红军根本没有“攻击贺富”。林彪红一军团仅以一部佯向龙虎关运动,摆出进击恭城、平乐的架势,白崇禧立即抓住作为退兵的理由。

    何键在这里也耍了一个滑头。他11月22日就接到白崇禧撤防的电报,23日电令刘建绪准备南移接防,却让部队26日才开始南移,且反复叮嘱刘建绪不要伸过全州。事后却对蒋介石说,红军“阳攻黄沙河一线”,刘建绪部集结时间过于紧张,虽然“星昼南移”,也来不及在湘江的全州至兴安段全线布防。

    欺骗老蒋的,决不止一个白崇禧。

    白崇禧撤防,何键不补,就把一个蒋介石蒙在鼓里。

    蒋介石精心构筑的湘江线突然出现一个硕大的漏洞。

    湘江渡口门户洞开。

    走在中央红军全军最前列的红一军团便衣侦察队,连续发回前方无大敌的报告。红一军团林彪立即决定采取“两翼分割,中间突破”的态势向湘江兼程猛进,从白崇禧的“全、灌、兴铁三角”地带无阻拦地大踏步穿过,突破封锁线。

    此时还出现了一个极好机会。

    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领军团便衣侦察队从界首悄悄渡过湘江,抵达全州城附近实施侦察时,发现全州尚是一座空城。城内仅有桂军一个民团,惊慌失措,战斗力很弱。湘军接防部队尚未到达。

    谁占领全州,谁就在湘江作战中占据有利地位。刘忠立即建议在对岸附近的一军团二师五团从速过江,占领全州。

    刘忠曾在五团当过政委。这是一支能打的部队,反“围剿”作战中曾荣获中革军委授予的“模范红五团”称号。

    但现任团长陈正湘做不了主。率领五团的是二师参谋长李棠萼。李棠萼觉得应该听候军团指挥部命令。先要报告军团指挥部,待命令再行动。

    有兵贵神速之说,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到底怎么掌握,皆在指挥员自身。再说哪一个指挥员不想把握军机?

    但军机却稍纵即逝。

    待军团司令部“渡过湘江,占领全州”的命令下达,全州已被刚刚赶上来的湘敌占领。追剿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27日下午5时,已经向其部属发报“予在全县”,下达一系列战斗命令了。

    李棠萼只好指挥五团抢占觉山铺,紧急构筑面向全州的防御阵地。

    敌方出现的矛盾与失误给我们造成极其有利的机会。我方发生的失误,又使一些极好的机会重新失去。红军在湘江之战中之所以损失巨大,中央纵队过于笨重缓慢、未能有效利用湘江缺口是其一,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未能坚决抢占全州,也是其一。

    刘建绪后来向红一军团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就是利用全州这个前进基地。如果当时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果断占领全州,一军团对湘军的防御态势无疑将大为改观。林彪还用在11月30日晚向中央发出那封“防线动摇万分危急”的电报吗?

    刘忠晚年离休后,写了本回忆录《从闽西到京西》。提及50年前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贻误战机、失去控制全州的机会,仍然感叹不已。令他动情的不仅仅是个人失误,更是在这一失误背后付出了多少战友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薄薄的回忆录印刷粗糙,错别字不少。这位1955年授衔的中将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本一本地改。改完后用纸把书包好,送到国防大学图书馆,布满老年斑的手一遍遍抚摸着封面,用难懂的福建口音反复叮嘱要好好收藏。

    图书馆人员礼貌、客气,也好奇这位穿深蓝色便服的老人对一本小薄册子如此执著与认真。

    “九一三”事件之后,刘忠受到林彪问题牵连。

    当年林彪的红一军团是长征先锋。刘忠的便衣侦察队是先锋的先锋。

    望着这位衰弱蹒跚的老人背影,你能想象出,他曾是走在红色狂飙最前面的人吗?

    就在湘军、桂军与中央军互相将最严重的作战任务推来推去的时候,中央红军却在疾进途中表现出一种顽强的整体性。

    一军团一师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后,按林彪命令应该迅速向湘江前进,与军团部会合。但后卫五军团还未赶上,潇水一线形成缺口。彭德怀立即命令一师停止前进。他对一师师长李聚奎说,不能给敌人留下空隙,一师不但现在不能走,而且三军团六师还要暂时归你一师指挥,其他问题我同你们军团司令部联系说明。

    一师按照彭德怀命令继续防守潇水西岸两天,打沉追敌一批又一批渡船,有效地阻敌前进,保障了红军后尾。

    11月27日夜,一军团二师渡过湘江,占领界首,三军团四师也随即到达。二师向纵深发展,四师奉命接防。原想按一军团原先的阵势在湘江北岸布防,林彪说不可,四师不要摆在二师原来阵地上,要过江回去,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防止桂敌侧击。

    四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按照林彪意见在南岸布防,很快就与赶上来的桂敌接火,一打就是两天两夜,使界首渡口牢牢控制在我军之手。

    彭德怀指挥了一军团的部队,林彪指挥了三军团的部队,皆指挥得十分关键。

    一军团一师若不按照彭德怀命令坚守潇水,中央纵队在湘江一带便要被追敌迫近两天时间,湘江之战中红军的损失不知还要增加多少。

    三军团四师若不按照林彪命令在南岸背水布防,界首渡口必在桂军突袭下很快丢失,红军大队就将在湘江被追敌切断。

    虽然面对的并非自己属下部队,但他们的命令在未加思索之中便做出了。

    未加思索,是对指挥关系、人事关系的未加思索。

    它来源于对敌情和形势更准确和更深刻的思索。

    从界首至屏山渡,蒋介石精心构筑的湘江防线被撕开一个宽60里的缺口。

    11月27日,就在林彪占领界首的同一天,刘建绪进占全州。

    红军突击先锋与湘军堵截主将,各自使自己的军事机器高速运转起来。

    一军团过河部队连夜向纵深前进,与三军团部队一道,迅速控制了界首到觉山铺一线30公里渡河点。林彪爬上山头上看地形,决定以觉山铺一带4公里长的山冈线作为阻击主阵地,并立即部署二师部队进入阵地构筑工事。

    刘建绪下午5时便在全州下达一系列命令:章亮基师出全县沿飞鸾桥、桥头之线占领阵地,待机出击;陶广师即集结五里牌待命;陈光中师主力即集结太平铺待命;李觉部迅即集结全城西北端待命;炮兵营归章亮基指挥,即在大石塘附近选定阵地,测定射击距离。

    后续湘军源源到来。

    恶战在即。

    <h3>三、枪林弹雨中的一军团</h3>

    最先动手的不是迎面扑将上来的刘建绪,却是抽身闪出通道的桂军白崇禧。

    11月28日,蒋介石怒气冲冲地给白崇禧发了一封电报:“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话说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读电报的白崇禧一身热汗,然后一身冷汗。

    1927年白崇禧奉蒋命去东路军任前敌总指挥,恰逢夫人马佩璋按约定前来。夫人未到,白已出发。蒋立即致电云:兄出发之次日,嫂夫人即前来。夫妇不能相见,此中正之过也。

    曾几何时之难兄难弟,现在却当千刀万剐了。

    接蒋电同日,桂军对红军发起攻击。

    于是人们便认为这封电报是白崇禧攻击红军的缘由。

    其实有无这封电报,桂军的攻击日期也早定好了的。

    一个白崇禧带出一小批白崇禧。放开“铁三角”之初,在灌阳的桂军十五军根据对当面红军行军速度的观察计算,从11月23日夜红军入清水关算起,算上红军为避空中侦察昼伏夜行的习惯,估计要5夜才能通过完毕。

    “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战略已定,但还存在击大尾还是击<bdi>..</bdi>小尾的问题。

    桂军同时制定了两个方案。

    第一案:于红军通过第四日夜出击,十五军三个师全部展开,截击红军后尾;第二案:于第五日夜出击,只在新圩展开一个师,截击红军最后一小部。

    十五军军长夏威主张击大尾,采用第一案;第七军军长廖磊则主张击小尾,采用第二案,在电话上两人争论起来。

    白崇禧作决断。他一句话“在新圩用一个师就行了”,便决定了第二案。

    28日,桂军日历上红军通过的第五天,十五军王瓒斌师在新圩投入战斗。

    白崇禧的对手,是红三军团彭德怀。

    11月28日,桂军十五军王瓒斌师向新圩的三军团五师发动进攻,激战两个昼夜。五师损失重大,师参谋长胡浚、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先后牺牲。

    29日,桂军复与背水为阵的三军团四师在界首南光华铺发生激战。30日,十团团长沈述清阵亡。彭德怀命杜中美接任团长。当日杜中美又牺牲。一日之内一个团牺牲两位团长,三军团部队此前还未经历过,战斗激烈程度可以想见。

    三军团六师的十八团则被桂军围于湘江东岸,全团覆没。

    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后来回忆说:“自开始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以通过广西境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两万人。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重大的一次。”

    虽然采取的是“击小尾”,桂军也给红军造成了很大伤害。

    检讨这次战役如刘建绪之部队能努力合作,战果更大。当刘部甫入全州,我们为尽地主之谊,特备酒肉款待,望其饱食之后,协助共同作战。我们派飞机侦察刘部是否行动,驾驶员回来,很怨愤地说;“他们不在剿共,而在‘抗日’。”原来刘部架着枪在睡觉,驾驶员说的日不是指日本,而是指太阳。

    说刘建绪没有完成协防而在睡大觉,在台湾可以死无对证。但大陆还有当年白崇禧的高参刘斐。刘斐的回忆证明,白崇禧有意说错了与刘建绪在全州相会的情景。当时他曾对刘斐反复叮嘱:“见到刘恢先(建绪)时,千万不能把我们这一套完全告诉他”;他怕刘建绪知道桂系放弃全、灌、兴核心阵地的意图后,会向蒋告密讨好。见面后白崇禧亲口对刘建绪说,广西方面遵照中央意旨,准备在全、灌、兴地区由南向北配合中央军歼灭红军,希望湖南方面由正面合围。

    对这些,白崇禧在台湾缄口不言。

    可以想见,在台湾的白崇禧也只有这样写。“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当年老蒋那封声色俱厉的指责电报,白祟禧不会忘记。他必须想尽一切方法洗刷与解脱,证明自己从未如此。

    当然如果晚年住在了大陆,回忆录肯定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白崇禧回忆录中并非没有实话。例如“共军所经过约60公里正面,找不到颗粒粮食”说法就是实话。

    但为什么找不到颗粒粮食的“全、灌、兴铁三角”60公里正面也找不到桂军士兵,白崇禧却对谁也没有说。

    至死如此。

    公平地说,被白崇禧指为作战不力的刘建绪,在湘江之战中异常勇猛。

    他的对手,是红一军团团长林彪。

    11月29日,刘建绪连接何键两封电报:十一月艳戍电令:刘总司令建绪:奉委座俭亥电:责令务于湘漓以东,四关以西间地区,将匪军歼灭。我军奉命追剿,责无旁贷。无论如何,应使匪军主力,不致由全、兴间窜逃。甚望激励将士,努力从咸水席卷匪之右翼,压迫于湘水以南地区而聚歼之,为要。何键。艳戍总参机。

    十一月艳戍电令:刘总司令建绪:

    据空军本日报告:莲花塘、大福桥、石塘圩、铁路头、大岭背一带各村落中,发现多数匪军。……判断匪循肖匪故道西窜,已甚明显。仰饬五五旅固守梅溪口,遏匪北窜,截匪西窜,并督率主力,务于全州、咸水间沿河乘匪半渡而击灭之,为要。

    刘建绪像一台加足马力的战车,猛然起动了。

    刘建绪是湘军著名悍将。刚刚进入全州,就给其麾下各部队指挥官斩钉截铁地通报:“予在全县”,大有一副“一切由本长官负责”的架势。

    他在军界中资历不浅。陈诚是保定军校八期生,叶挺是六期生,刘建绪则是三期生,1914年即进入保定军官学校。近代战争中火炮猛烈,中国又一直吃亏于列强的坚船利炮,蒋介石入军校报名学炮兵,陈诚也学的是炮兵,刘建绪学的同样是炮兵。他与何键关系颇深。两人既是醴陵老乡,又是保定三期同学,回到家乡又一起搞游击队。何任游击支队长,刘任营长;何为旅长,刘任团长;何出任军长,刘任师长,刘建绪成为何键的左膀右臂。北伐军攻克武昌何键师率先打开武昌西门时,第一个冲进城的部队,就是刘建绪旅。何、刘关系,一目了然。

    收到何键两封电报后,刘建绪命令湖南代保安司令李觉指挥十六师全部、补充总队4个团,陈子贤旅(欠一团)及山炮一门,步兵炮两门,除以一团固守寨墟外,其余沿全兴公路攻击前进。以第六十三师一部接补十六师阵地,第六十二师为预备队,位置于全县西北地区。

    红一军团面临的压力巨大。午刻,湘敌攻抵带子铺附近。鲁板桥、锄头田、带子铺、勾牌山、马鞍山一带红军前沿阵地纷纷被攻占。红二师前沿部队在敌军优势炮火下,一步步退向觉山铺核心阵地。

    只有沙子包、田心铺之线仍在我手,与敌相持。

    30日,红一师完成潇水阻击任务后赶到。林彪令其不顾疲劳,立即进入觉山铺阵地,在米花山、怀中抱子岭一线设防。

    觉山铺是个有二十来户烟火的小村庄。桂黄公路与湘江南北平行,两侧夹着许多小山岭,觉山铺就处在山与路的交汇处。只有控制住它,才能保障界首渡口掌握我手。

    当天战斗在全线打响。

    后来很多记述这场战斗的<cite>..</cite>文章说全州之敌倾巢出动。红军以5个团对付刘建绪和薛岳4个师16个团的猛扑。

    其实薛岳部没有上来,刘建绪也没有倾巢出动。30日担任攻击的,还是29日那些湘军部队:湘军第十六师,和李觉率领的那4个补充团。

    据湘军战斗详报记载,11月30日拂晓,十六师以第四十八旅附第九十三团共4个团,向邓家桥、田心铺一带进攻。师长章亮基指挥第四十六旅三个团附山炮一门,步兵炮两门,沿全兴公路向沙子包、觉山铺一带进攻。李觉率4个补充团沿公路跟进策应。

    共11个团兵力,就攻防来说,其优势并不是很大。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湘军前线总指挥、湖南代保安司令兼十九师师长李觉。

    李觉比林彪大7岁,湖南长沙人。军校毕业后投入湘军第一师任排长。他所在的部队是土匪收编过来的部队,生活作风非常腐败,士兵毫无纪律可言,根本不把李觉这个嘴上没毛的学生官放在眼里。团长唐生智便给李觉出主意说,把老姜烧热了烫嘴唇,便可以烫出胡子来。李觉信以为真,如法炮制,非但没有烫出胡子,反而在部队中闹出了笑话,却又因此被周围人认为老实憨厚,赢得了士兵们的好感。

    从此李觉以唐生智为榜样,不摆架子,不怕吃苦,和士兵们一同作劳役,一同玩游戏,建立起良好的感情。

    这就是唐生智湘军战斗力的基础。

    1921年夏,吴佩孚由水路进袭岳州,唐生智的第二旅被四面包围。李觉生平第一次历经这样艰险而激烈的战斗,未免有些惊慌失措。他看到唐生智总是进攻在前,退却在后,始终不离开战斗前沿,不禁深受感动,于是自动请求和唐旅长一同断后。唐生智问他:“你不怕了?”李觉答:“旅长不怕,我怕什么?”

    自此,唐生智对李觉十分器重,亲自选派他赴保定军官学校深造。毕业后又由唐本人亲自撮合,与唐部骑兵团团长何键的大女儿何玫在长沙结婚。从此李觉作为何键长门女婿,唐生智亲手带出来的军官,在湘军中具有了双料优势。蒋介石搞全国军队整编,湘军军改师,师改旅,所有军官皆降一级使用,偏偏李觉却由团长晋升为旅长。1930年冬,出任十九师师长,是湘军中最受何键信任的人物。

    向全州方向派去了左膀右臂刘建绪,又以长门女婿李觉做攻击先锋,可见何键对湘江之战下注之重。

    李觉跟唐生智学到的一套带兵办法,较得士兵信任;且又有何键女婿的身份,使同是师长的章亮基也不得不唯命是听。加上李觉本人头脑机敏,作战顽强,这一切立刻在红一军团防守的阵地当面表现了出来。

    30日刚刚上来参加防守的红一军团一师米花山阵地,当天就被突破。紧接着二师的美女梳头岭也失守。一师向西南方向后退。李觉指挥湘军三面夹击二师五团防守的尖峰岭。轮番冲锋,倒下一批,又冲上来一批,人夜攻势仍然不停。五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不当俘虏,用警卫员的枪对着自己头颅扣动了扳机。五团尖峰岭阵地失守。二师主力只得退守黄帝岭,与强攻不舍的湘军拼杀得惊天动地,阵地前后,到处是红军指战员的遗体。四团政委杨成武也身负重伤。湘军采取迂回战术,派部队向二师侧后运动,二师只得后撤。

    这是红一军团从未经历过的最残酷战斗。

    林彪也为眼前的战局深感震惊。

    一军团过去应付过无数困难的局面和包围,但总能先敌自主决定自己的意志,取得支配战局的主动地位。现在眼见军团部队处于敌人迂回包抄之中,还需要像钉子一样坚守阵地,自己的野战机动性全部失去。如此窘境,林彪头一次遇到。

    长征路上林彪有两次最为紧张。第一次就是掩护中央纵队强渡湘江。

    几天来,前后方的来往电报都标明“火急”、“十万火急”;但后方对催促前进的回答却总是“中央纵队向湘江前进”、“中央纵队接近湘江”,仍然携带着几十个人才抬得动的山炮、制造枪弹的机床、出版刊物的印刷机、成包成捆的图书文件、整挑整挑的苏区钞票……还在以每天20公里的速度前进。

    11月30日深夜,在觉山铺的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军团参谋长左权彻夜未眠,对着摇曳的马灯反复思虑了几个小时,给中革军委拍发了一封火急电报:朱主席:我军如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须经白沙铺或经咸水圩。由觉山铺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这就是那封著名的“星夜兼程过河”电报。之所以著名,因为局面已到千钧一发之际。向来披坚执锐的红一军团,对自己的战斗能力还能支撑多久已经发生动摇。

    这封电报给中革军委带来极大震惊。行军过程中前后左右不问断的枪炮声,使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人们已经明白局面的险恶。但未料想险恶到如此程度。

    接到一军团火急电报,12月1日凌晨一时半,朱德给全方面军下达紧急作战令,其中命令“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以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两小时后3时30分,为保证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中革军委副主席、三人团中的组织者周恩来以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名义起草电报: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中央军

    军 委

    总 征

    局面极其严峻。以最高权力机关联合名义发报,且电报语气之沉重,措辞之严厉,为历来所罕见。

    不能仅仅是宣告胜利的电报可以载入史册。林彪“星夜兼程过河”电报和周恩来“向着火线上去”电报,更叠现出我军那部既光辉灿烂又千曲百折的战史。

    艰难奋战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在这里,它融化在了字里行间。

    面对红一军团历史上空前的严峻情况,林彪在天亮之前给各部队下达命令,按照军委要求,12时前决不准敌人突过白沙铺!聂荣臻组织政工人员全部到连队,提出战斗口号: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林、聂光想着白沙铺了,未想到差点儿让李觉麾下的湘军端了一军团的军团部。

    12月1日凌晨,敌军再次对觉山铺一线发起猛烈进攻。国民党《陆军第十六师于全县觉山沙子包一带剿匪各役战斗详报》记载:本日拂晓,我李代司令率补充各团附炮兵,沿公路向朱兰铺、白沙铺攻剿。本师(十六师)第四十八旅附第九十三团,向刘家、严家之匪攻剿。师长率第四十六旅沿公路跟进策应。自晨至午,战斗极烈。我军在飞机炮火掩护之下,勇猛冲击,前仆后继……

    不仅林彪会打穿插迂回,李觉的穿插迂回更加凶猛。湘军一部从一军团一师与二师的接合部切入,以浓密的树林作掩护,向右翼迂回到一师三团背后,包围该团两个营。左翼敌人也向红军侧后迂回。一、二团被分割截击,情势危急。

    战至中午,敌人竟然迂回到了觉山铺南面隐蔽山坡上的军团指挥所。参谋长左权正在吃饭,警卫员邱文熙突然报告:“敌人爬上来了!”聂荣臻不信,以为是自己部队在调动,到前面一看,黑压压一片敌人端着刺刀,已经快到跟前了。

    林彪拔出手枪。聂荣臻拔出手枪。左权丢下饭碗操起枪去指挥警卫部队。军团指挥所瞬间成了战斗最前沿。军团指挥员眨眼变成了普通战斗员。

    红一军团部曾几次遇险。

    第四次反“围剿”在草台岗围歼陈诚的十一师,一颗炸弹落到指挥位置,强大的气浪把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一下子抛到山坡下。林彪爬起来一看没有受伤,拍掉身上的土,继续书写战斗命令。

    第五次反“围剿”一军团从大雄关向西南转移,在军峰山堡垒地带遭毛炳文第八师袭击,敌人冲到军团部前。林、聂带领身边的警卫员、炊事员和机关直属队人员投入战斗,一直顶到增援部队上来。

    但最险的还是湘江这一次。

    1942年5月,左权牺牲在抗日前线。林彪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悼左权同志》: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旋涡,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我们曾各亲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拦阻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扑。子弹、炮弹、炸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

    文章落笔时,他眼前一定出现了湘江畔那场血战。

    活生生的、摒弃一切夸张、形容、粉饰的战争。

    林彪一生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军事专著。他更不会似哈姆雷特那般在空寂幽暗的舞台上就自己的经历感受大段独白。从始至终他沉默寡言。在家乡林家大湾上学时,他曾给小学女同学林春芳写过一副对联:读书处处有个我在,行事桩桩少对人言。这两句话成为贯穿他一生的格言。只有在很少的场合、很少的文字之中,他才略微表露出自己的真情与心迹,《悼左权同志》是其中之一。

    <h3>四、蒋介石仰天长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h3>

    中央纵队在12月1日中午以前渡过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

    一、三军团在两侧硬顶,五军团在后卫硬堵,红军主力部队硬是用热血浇出一条愈见狭窄的通道。湘江江面,殷红的鲜血伴随着撕碎的文件、丢弃的书籍、散落的钞票,汩汩流淌。

    彭德怀晚年回忆这一段时说:“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总算是在12月抬到了贵州之遵义城。”

    当时彭德怀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回顾这一幕,仍如释重负。

    湘军刘建绪给红一军团予拦截;桂军白崇禧给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予侧击;中央军周浑元予红五军团以尾击,造成红军的重大伤亡。

    五军团三十四师、三军团六师十八团被隔断在河东。

    八军团二十一师完全垮掉。二十三师严重减员。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冒着弹雨蹚过湘江时,身边只剩一个扛油印机的油印员。整个军团损失三分之二,剩下不到2000人。十几天后,八军团建制撤销。

    江西苏区著名的少共国际师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

    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86000余人,至此损失过半。

    在通过湘南郴州、宜章间第三道封锁线时,彭德怀曾建议三军团迅速北上,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迫敌改变部署;同时中央红军其他部队进占湘西,在溆浦、辰溪、沅陵一带建立根据地,创造新战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红军到底还是进入了西延山脉。三十多年后,彭德怀还在感叹未采纳他的方案。

    并非所有失误都可归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九个师就在北面并行追击;曾经失守长沙的何键更是将主力云集衡阳,严防红军北上进入湖南腹地。历史如果能够再走一遍,那么从湘南北上,前途只会更加凶险。

    黄克诚回忆说:“桂系军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不是从正面,也不是从背后攻击我军,而是从侧面拦腰打。广西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密,桂军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越条件,隐蔽地进入红军侧翼以后,突然发起攻击,往往很容易得手。而我军既不熟悉地形,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吃了大亏。”

    本来还要吃更大的亏。

    中央红军冲过湘江后,进入西延山脉。桂军依仗道路熟悉,当红军还在龙胜以东时,桂军第七军二十四师已抄到前头,先期赶到龙胜。该师参谋覃琦建议:迅速攻占入黔通道马堤北坳,截断红军去路,将其包围于马堤凹地歼灭之。

    马堤地区是由南向北的狭长隘路,东西两侧重山叠嶂,无路可攀。北路若被先期赶到的第七军二十四师截断,南路又有夏威十五军部队追击,红军既无攻坚兵器,又难寻到粮食,困于狭长谷地,局面可想而知。

    但二十四师师长覃联芳不用此案。他说:“总部(白崇禧)的作战计划是放开入黔去路,使红军迅速离开桂境,堵塞中央军入桂剿共借口。本军进出义宁、龙胜,主要任务是防止红军向三江方面侵入。依你的意见,纵能将红军围困于一时,他这样大的兵力,岂能立即歼灭?倘逼考虑跳墙回头同我硬碰,造成鹬蚌相持,给中央军入桂之机,获渔人之利,这与总部的作战计划相违背,断不能行。”

    覃联芳师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其以防守态势监视红军大队通过后,才攻占马堤北坳,截击红军后尾四百余人。

    桂军确实给红军造成很大的损害。但从实质上看,中央红军通过桂境时,桂军的攻击仅属于尾击和侧击。少部分想推动红军早日离境,多部分则是为了应付蒋介石。其让开防堵正面,放开红军西进通道才是关键和实质。

    作为对11月28日蒋介石指责桂军让路电报的回答,白崇禧12月1日给蒋介石拍发了一封颇不客气的电报:“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东安,不趁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

    同一天,桂军第七军覃联芳师与从清水关进入广西的中央军周浑元部万耀煌师发生冲突。这次覃联芳的攻击精神极强。部下通过衣服颜色已经辨明是中央军,覃联芳仍说:“即使是中央军,也不能放过”,派出一营兵力攻击前进。万耀煌师不意之间遭覃师两面突袭,急向关外撤退,但先头部队一个连还是被桂军包围,就地缴械。

    虽然最后双方皆以误会互相致歉,桂军发还所缴枪械了事。但周浑元从此不敢再入桂境,只有率队绕个大弯,从湘境的东安追击红军。

    桂军一俟红军主力通过后,立即以主力由龙虎关突至灌阳的新圩,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人员、<samp>..</samp>伤病号及挑夫,还雇用一些平民化装成“俘虏”,拍成“七千俘虏”的影片,既送南京给蒋介石看,又送各地放映,宣传桂军之战绩。

    蒋介石毫无办法,后来只得严饬桂军向贵州尾追,不得稍纵。白崇禧令第七军廖磊依中央军之前例,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于是廖磊便在红军后卫董振堂红五军团之后徐徐跟进,而且到独山都匀后,便全军停止,不再前进。蒋介石坐镇贵阳,急电廖磊星夜兼程,廖复电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

    蒋仰天长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他忘记了亲自对薛岳交代的话:“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这就是王建平告白崇禧的“一举除三害”之计。

    允许自己的两面,不允许别人的两面?

    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陈济棠、白崇禧和何键三人身上。粤、桂、湘军阀为维护割据地位,在红军不深入其腹地的前提下,故意为红军让开西进通道,以免中央军渗透其势力范围。

    陈济棠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粤,事前就与红军有秘密协议;白崇禧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桂,在红军主力逼近时突然闪身让出通道;何键之湘系虽与中央军通力合作,追剿奔走最力、部队行动最积极,但军事部署也一直是前轻后重。愈入桂境兵力愈薄,愈入湘境兵力愈厚,随时准备将锋头缩回来,防止红军进入湘境。他防范的重点一直是湖南段湘江,而非广西段湘江。他大军云集湘境,只是垒金字塔一般向桂北全州探出一个塔尖。

    何键也是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湘。

    陈、白、何三人同床异梦,却又异曲同工。

    即使担任追击的中央军的薛岳部,也在用一种不远不近、不紧不慢的方式和红军保持两天路程,耐心等待红军尽可能多地与粤军、桂军、湘军相拼,以收渔翁之效。

    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们把这称作“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即追堵部队中谁也不愿意猛追强堵。

    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军人所能够理解的战争运作了。

    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湘江追堵计划这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

    真正的败因却正在蒋介石。他那种图以湘、粤、桂地方势力消耗歼灭红军主力,而中央军作壁上观的一箭双雕、两败俱伤的精心算计,最终害及其身。就是派去长追的中央军薛岳部也并非蒋介石真正的嫡系,不过是嫡系中的杂牌而已。真正起家的本钱,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动用了。1934年10月被追出了中央苏区的红军,如同1927年4月12日被追出了城市的共产党人一样,他认为不再是他的主要对手。

    所以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追剿计划那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

    他又一次犯了一个与1927年一模一样的错误:轻视了他的掘墓人。

    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失败,白崇禧由鄂西去长沙。途中所乘汽车故障,下车在路边等待。恰逢周恩来也过此地,两人不期而遇。

    周恩来与白崇禧早就相识。1927年他们两人一个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一个是“四一二”政变中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向示威人群开枪的上海戒严司令;1934年一个是指挥强渡湘江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兼中央红军总政委;一个是指挥防堵湘江的桂军总指挥,早就是不打不相识。

    周恩来邀请白崇禧上他的车。日军先头部队离此已经不远。

    白犹豫再三,方才上车。

    两人一路上谈了很多,包括湘江之战。

    白说:“你们未到广西,我很感激!”

    周答:“你们广西的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进去。”

    湘江,不管是为它浴血奋战也好,还是以它谈笑风生也好,即使浴血奋战的人和谈笑风生的人都不在了,它也仍然在汩汩流淌。

    <h3>五、军人与政治</h3>

    与白崇禧对待中央军的蛮横态度相比,何键带领刘建绪、李觉等湘军悍将便配合得多了。即使如此,湘军在蒋介石那里也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南昌行营的智囊亲信们对湘军战报不屑一顾,认为何键、刘建绪作战一贯耍滑头,现在不过是逃避湘江失守之责。

    对何、刘来说,不冤也冤,冤也不冤。

    何键先对红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把主力集中在黄沙河;后又不愿前出全州过远,填补桂军空隙,也起到了给红军保留通道的作用。李觉后来回忆说,“我们对堵截红军是谁也没有信心的。湖南方面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红军迅速通过,不要在湖南省境内停留下来,就是万幸”,也有一定道理。

    何键在抗战期间被解除兵权,闲住重庆。有人看他寂寞,推荐一本《延安一月》。他看过后沉默良久,最后说:“共产党组织民众,唤起民众是扎实的,毛泽东真有一套理论和办法。”

    他忘记了当年在宁远清乡时说过的话:“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也忘记了当年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

    从1929出任“湘赣两省剿共代总指挥”起,到1930年组织“平浏绥靖处”、公布“十大杀令”进攻苏区,1932年纠集三省部队组织“湘粤赣会剿”,1933年第五次“围剿”中任西路军总司令,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任“追剿军”总司令,1935年初出任湘鄂川黔边区“剿总”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一生不知出任了多少个“剿共”职务,可谓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

    红军长征,他任追剿军总司令内,还分电各军“除南昌行营原定拿获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各赏十万元外,如在湘境长追拿获者,另增赏五万元。”

    他把未能付出去的赏钱,买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

    在重庆闲居无事,何键居然穿着上将军装、坐小轿车去了一趟七里岗新华书店,买回二十多本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泽东的书,想仔细研读一番。

    戴笠得知,一个电话打来。何键心慌意乱,急忙把书塞进了火炉。

    何键当年在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学习期间,一次考几何,他勉强做完试题后,在试卷空白处大加发挥,写上“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大富贵耶?”阅卷的几何老师当着众学员的面问:“何键在《几何学》考卷上写了几多‘几何’?”从此成为学员中常常谈起的笑料。

    他终生信命,晚年终于想问自己一句:反共到几何?

    自从烧了书之后,他便不再关心世事,一心钻研佛学,修行坐道。

    双手沾满鲜血的何键放下屠刀后,也颇想“立地成佛”了。

    1956年4月25日,何键因脑溢血死在台北。

    何键想成佛,刘建绪则想投共。

    1949年8月1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向全国进军的时候,从福建省主席退下来的刘建绪与黄绍竑、贺耀祖、龙云、刘斐等44位在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声明中说:“中山先生的遗产竟给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所劫持。由于他们谬误的领导,致使中国国民党晚近的措施,与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其政策愈趋愈远。他们投靠于帝国主义的怀抱,而高唱民族独立;他们走向法西斯的暴力独裁,而高唱民主自由;他们集中全力于发展官僚资本,而高唱民生改善。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谬!”

    刘建绪还不想被时代抛弃,所以他不得不在其上签字。但这份别人起草的声明每个字飘过他眼前时,也将他与共产党作战的历史带到了眼前。

    1929年1月,他兼湘赣两省“剿匪”总司令部第五路司令,曾以优势兵力对脱离井冈山的朱毛红军进行长程追击,那正是朱毛红军最为困难的时期;1930年10月,任“平浏绥靖处”处长,率十五、十六、三十一师进攻苏区,并颁布“十大杀令”,对苏区人民实行血腥屠杀;1933年7月,兼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第一纵队司令,参加第五次“围剿”;1934年冬,兼任“追剿”军第一路司令,在湘江给中央红军造成重大损失;1935年春,改任“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司令官……

    声明中的这句话最叫刘建绪心痛:“无疑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新民主主义已经变成人民大众所接受的建国指针。”作为一个跟随蒋介石“围剿”红军多年的战将,他对自身又何尝不感到“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谬”!

    声明发表后,中共方面电邀诸委员北上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签了字的刘建绪却未去,用同样未去的李默庵的话说就是:与共军作战多年,国内主要战斗均皆参加,如今投向人民,并无微功实绩可以自赎,仅凭一两次声明,迹近投诚,混迹其间,有何意味。

    那份声明说:“我们应当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从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

    但刘建绪留在了香港,没有回大陆。

    不久,哪怕过着闭门不出的隐居生活,香港也留不住了。他们被李宗仁的广州政府开除了党籍,又遭台湾的蒋介石通缉。9月19日,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多年的杨杰在香港寓所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刘建绪等大受震动,一月数惊,惶惶不安。港方通知难以保证他们的安全,最好离港,免遭不测..。

    香港待不下去了,但仍然不去大陆。

    黄埔一期,最先占领红都瑞金的李默庵去了阿根廷。

    保定三期,在湘江几陷红军于绝境的刘建绪则去了巴西。

    离港之前,他向台湾国民党政府申请出国护照,台湾方面要他更正列名通电之事,他照办了,声明:“将信奉三民主义终生,反共到底!”

    拿到护照的刘建绪,内心那种无绪与失衡,恐怕是局外人永远难以会意的。

    他在巴西自办了一个小农庄,除读书看报纸外,也干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晚年常抒发思乡之情,托人打听家乡的音讯。

    1978年3月,当新中国开始一个新时期之时,这位不得归的湘军宿将病逝于外域。

    刘建绪最后留有遗嘱,望其子女有一日能将其遗骨移葬醴陵。

    那是当初他跟着何键游击起家的故乡。

    相较之下,唐生智的得意门生、何键的长门女婿、刘建绪的得力干将李觉最为幸运。他参加了湖南起义,解放后在湖南省人民政府任职,后调全国政协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李觉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晚年与其夫人何玫过着安静舒适的生活。

    但他也有埋藏在内心的苦衷,而且所埋甚深。

    为文史资料写回忆文章,李觉从来不提及湘江战斗。实在回避不过了,便说当时部队“士气不高,行动缓慢。当我率领第十九师到达永州时,中央红军已通过广西全州向湘黔边境前进”。

    永州距全州二百余里。李觉说他是在二百多里外眼看红军突过湘江防线的。后来薛岳率中央军过河猛追,“湖南方面可说是松了一口气”。

    写到这里,他本人肯定也松了一口气。

    李觉利用了他的十九师留在何键身边,未赶到全州前线这一空当。十九师未上前线,师长李觉却上了前线这一事实,他始终不愿坦白出来。

    因为李觉这样写,一些政协委员们便都采用了他的说法。当年薛岳司令部的上校参谋李以劻也说:“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尚在零陵至全州黄沙河途中,未及赶到”,于是李觉任师长的十九师未及赶到就成了李觉本人未及赶到,指挥全州觉山战斗的便成了十六师师长章亮基,李觉悄悄地从那场打得天昏地暗的血战中脱身出来,未参加湘江战斗的说法几成定论。

    不是不可以理解。有些实话,特别是对红军主力<s></s>一军团造成那样大的伤害,以他一个起义将领的身份要全讲出来,也委实太难。

    让李觉露出马脚的,还是国民党。

    据国民党《陆军第十六师于全县觉山沙子包一带剿匪各役战斗详报》记载,全州堵截战的具体部署是:本路(追剿军第一路)军,以李代保安司令觉指挥第十六师全部、补充总队4个团,陈子贤旅(欠1团)及山炮1门,步兵炮2门,除以1团固守寨墟相机出剿外,余由全县附近及飞鸾桥、小水洞一带,沿全兴公路西进,向匪攻剿。

    11月29日记载:

    本师奉李代保安司令命令:除以一团仍固守寨墟相机出击外,其余附山炮一门、步兵炮两门,于29日晨,分由飞鸾桥、小水洞出发,向全兴公路攻剿前进。李代保安司令率补充各团及陈旅(欠一团),在本师后跟进策应。

    11月30日记载:

    师长(章亮基)指挥第四十六旅附山炮一门,步兵炮两门,沿全兴公路向沙子包、觉山一带攻剿。我李代司令仍率补充团沿公路跟进策应,并令陈子贤旅(欠一团)向漓水公路间地区搜剿前进,掩护我左侧安全。……我各部与匪相互冲锋肉搏,战斗至为惨烈。正激战间,李代司令率补充团赶到,遂派兵一部向匪右侧急袭,我空军同时向匪轰炸。迨至酉刻,我各部官兵虽伤亡甚众,而战益奋勇。

    12月1日记载:

    本日拂晓,我李代司令率补充各团附炮兵,沿公路向朱兰铺、白沙铺攻剿。

    ……

    还有什么可说的?李觉不仅全过程参加,而且全过程指挥了湘江战斗。不是“士气不高,行动缓慢”,而是士气颇高,行动颇速。

    被国民党资料披露的这些事实,其实仍然鲜有人知道。这些资料夹在当年若干个战斗报告之中,翻出来也像大海捞针。而且语言枯燥又公式化,还多是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术语,描述的更是今人完全陌生的事情。所以出版社把这些国民党的资料凑在一起也不为赚钱,用很差的纸张印刷、很小的印数出版就完成任务了;不指望个人购买,只拿去做图书馆的收藏。

    正因如此,今天在这里讲的,其实仍然是李觉的秘密。

    我们在小范围内揭开这个秘密,不是想让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李觉不得安宁,而是想说明矛盾的两个方面。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相信李觉对真情的隐瞒可以获得后人的理解。

    单纯从军事上讲,李觉率领的湘军十六师、补充总队一、二、三、四团等部11个团向红一军团5个团进攻,兵力优势不是很大;其中4个补充团皆是湘军的地方团队,装备、训练也并非很好。指挥这样一支部队,对红军主力一军团的正面攻击如此凶猛顽强、两翼穿插如此大胆果断,造成一军团这支红军头等主力部队前所未有的窘境。今天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当年想用烧热的老姜烫出胡须的学生官,表现出了很高的军事造诣。而对擅长野战、擅长在运动变化中灭敌的林彪来说,搞要点固守,恰恰正为其短。

    但从政治上看,如此穷凶极恶地阻挡代表中国未来的红色铁流前进,就属于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透顶的反动派了。

    在中国,政治高于一切。

    所以李觉即使参加湖南起义当上了政协委员、即使粉碎了“四人帮”落实了政策、即使到1987年临终去世,也不敢承认他年轻气盛时在湘江那次趾高气昂的作战。

    他参加湖南起义,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雷霆万钧般南下的压力下的明智抉择。当年粤军师长李汉魂不知道林彪曾经是他手下的连长;率领四野摧枯拉朽的林彪,也不知道在他面前起义的湖南将领中,有个在湘江几乎抄了他军团部的李觉。

    冲过湘江,红军脱离了迫在眉睫的危险。

    前面是新的漫漫之途。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作《十六字令》三首。因行军作战匆忙,只标明1934-1935年,无具体日期了。从心情看,从实情看,词中的“山”,描写的很可能就是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进入西延山脉的心情: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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