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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随父亲到江西景德镇，入私塾学习。这所私塾中有两个女学生，其中一个叫秋凤，与张同龄，二人关系甚好，一起读书，一起玩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除夕，张恨水在秋凤家玩耍，秋凤的父母开玩笑说：“两小无猜，将来应成眷属也。”这时秋凤家的人多，就让秋凤和张恨水作新人交拜取乐。第二天，秋凤来张家拜年，偷偷问张恨水张母可知道昨日的事，张笑着说知道，“谓尔来我家亦甚佳”。秋凤笑着跑了。元宵节，张穿上了新衣，邀她一起去看灯，手拉着手，跟着飞舞的龙灯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直至夜深，两人才依依不舍分了手。六年后张再到景德镇，秋凤已经嫁人生子，张遂生无限感慨。张恨水儿时在南昌，隔壁的五婶家有一株腊梅，开花时芳香四溢，张和几个年幼的弟妹很是羡慕，想去折，却又怕五婶责备。张灵机一动，决定自己制作腊梅花。他给弟妹分了工，让他们或去扇炉火烧水，或去折枇杷树枝。准备好材料后，他将一块白蜡放入沸水中，又放入藤黄末，用筷子搅匀，然后舀一点粘在树枝上，沾五次便成了黄玉般的花朵，沾两次或三次便是花蕾，很快一支光秃秃的树枝便成了腊梅花枝，插到花瓶中，足以以假乱真。有不得已，亦可原谅）。合乎以上几个条件，女子似乎可以嫁了。大腹便便的至于官僚政客，满口新名词的大代表，身洒香水、脸擦雪花膏的荷花大少，这种人，未必不可取，但是以言终身的良伴，那就差得远了。”
30年代初，张恨水担任北平《新民报》总编辑。有天，他从读者来稿里，发现有篇小说，文字朴实无华，内容不落俗套，自己也觉得颇有相形见绌处。于是全文刊登，还亲自撰写按语，称赞它是《新民报》创办以来，十余年间难见的佳作，特向读者推荐。几天后，有朋友告诉他，那是抄袭鲁迅的<a href='/article/4647.htm'>《风筝》</a>，并将载有<a href='/article/4647.htm'>《风筝》</a>的刊物翻给他看。张恨水读了，不禁哑然失笑。<details>.99lib.</details>
抗战期间，署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一次，四川省水利厅长何北衡设宴招待张恨水，谈及伪书，问他：“你恨不恨这些人？”张一脸严肃地答道：“我独恨你！”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张笑道：“我一生恨水，所以取名恨水，而何厅长偏爱水，大搞水利，专门与我作对，我当独恨你了。”众人哄堂大笑。
张恨水的小说《太平花》刊行前，北京故宫绛雪轩前的太平花正好开放，即以所摄之花作为封面。
20世纪50年代，中共请人给自己提意见。在中华全国新闻界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吴冷西点名要张恨水发言，张站起来，马上说：“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
解放后，张恨水进入文史馆工作，文史馆的馆长为章士钊，副馆长是沈尹默和陈寅恪，馆员中有商衍瀛（前清翰林、婉容皇后的老师）、陈云浩（前清翰林、弼德院参议）、刑瑞（前清翰林）、康同壁（康有为的女儿）、裕容龄（慈禧御女官）、陈半丁（写意画大师）等，都是经历过前清、民国历史的老人。当时64岁的张恨水，在馆员中也只能算是小兄弟。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闯进张家，张恨水从书柜中拿出文史馆的聘书，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工作的，红卫兵听罢，居然退了出去。张恨水的藏书很多，其中有些属于“四旧”，家人本想挑些烧掉，但挑来挑去，哪本张都舍不得，只好找个地方藏起来。但藏在床下，张说怕潮；塞进米缸，他又怕脏。最后，张还是决定将书放在书柜中，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所幸后来并没有人前来抄家。
张恨水事母至孝，他将母亲的照片挂在客厅正中的墙上，每年除夕，都点上蜡烛，恭敬地向母亲的照片跪拜，年年大年三十晚上，都要“接祖宗回家过年”。他说：“这不是迷信，我是在做我心之所安的事，这样，可以让我的思念得到一些慰藉。”1967年，张恨水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除夕，他的心情非常不好，身体益发虚弱，行动不方便，但他没有忘记“接祖宗回家过年”，他让女儿蓉蓉用白萝卜切成两个烛台，点上红蜡，在儿子、儿媳的搀扶下，颤巍巍地向母亲遗像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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