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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医证明，在体力上希特勒是能承受审判的。在１月８日呈报给典狱长的特别报告中，布林斯坦纳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病人没有精神紊乱或精神病的症状。这位似乎曾受过精神病治疗训练的医生的结论是，“希特勒任何时候均能自控，其意志及思维能力并未受其疾病之损害，即使他声称起义的目标是有不足之处的。”两年前，希特勒曾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短期囚禁，这使他受益不浅。同样，在兰茨贝格的强化囚禁中，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过去。在安静的小牢房里，他终于认识了过去的一些错误。例如，他曾拟将起义变成向柏林进军的开端，并效法墨索里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政权。“从起义的失败中，我吸取了教训。为民族振兴，每个国家必须采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他使自己相信，是惨痛失败的命运拯救了他。“这次起义的溃败是我们国社党人最大的幸运”，后来，他这样写道。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与鲁登道夫合作，这本来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党未作好准备，在全德迅速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最大的困境”；统帅府前１４位同志的“流血牺牲”，最终证明“是最有效的宣传国家社会主义。”
在过去几星期内，他所作的不只是面对现实，他几乎通读了所能读到的书籍：尼采、张伯伦、兰克、特莱斯克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泛读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兰茨贝格是国家出钱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他对弗兰克说——而且是没有大学教授在那里“装腔作势地使人知识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胜过知识。如果上帝只‘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开。”
初入牢房时，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运；现在，通过条理化，他认识到，是命运拯救了他。据汉夫斯坦格尔称（他已回到巴伐利亚），那年１月间，列宁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确立了自己和德国的命运。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对汉夫斯坦格尔说，历史正在重复自己。１７６２年，腓特烈大帝（希特勒希望能与他相比）听到俄国皇后伊丽莎白之死的消息时，也是欢天喜地的。他说，“一切都是金色的阳光的时刻到了。”苏联将屈服，共产主义的整个结构都将崩溃。
不到１０个星期，希特勒便从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他深信自己将成为德国的领袖，长时间地在考虑国家的经济问题，甚至想出了（他曾私下对弗兰克说过）一条让许多失业工人就业的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小人物也有能力购买。２月１２日，当他和同伴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作好了受审的准备。审判将于４天后开始，它将决定希特勒之未来。
那时，曾预言此次起义必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刚好也在慕尼黑写一起占星文章，他为希特勒作了新的预言：他的惨败不会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成为一只凤凰而飞起。“近日的事件，不单为希特勒此次运动带来内在力量，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给予世界历史的钟摆以巨大的推动力。”
２月２６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至少在全德国都在注视慕尼黑，因为对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另外８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命运的范围。德国的新生和民主，也与德国最受崇敬的一位战争英雄、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狂热者一样受审。
卡琳·戈林从因斯布鲁克在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此时此刻，审判正在慕尼黑举行……啊，让上帝保佑他一切顺利，平安无事。”此时，她所关心的是穿着最好的衣裳，胸佩铁十字勋章，正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红砖结构的旧建筑物——被遗弃的步兵学校的大礼堂里。希特勒准备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决心迎接战斗。他要成为歌德的“铁砧或铁锤”。
在指控中，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鲁登道夫。然而，很明显，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众目所视的中心人物。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从开口辩护时起，很明显，他就想当铁锤；他的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如同在狱中对埃哈德讲话时那样，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迫使他发动这次起义的原因。他谈到了游行，血腥的袭击，他到乌夫因的出逃，以及他入狱至兰茨贝格的情况。唯一使他后悔的是，他并未与被屠杀的同志们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那位先生仅与我合作”），但矢口否认他是罪人。他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旧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怎么能被作为罪人对待？他这一番话表达了一个虔诚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的脸上反映了出来。两人谁也未对希特勒之原告的态度提出抗议，或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绝的演讲。助理检察长埃哈德对法官和检察长阻止希特勒发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法官是个热切的民族主义者，与他一样，坚信这次起义是“国民的行动”，决心判鲁登道夫无罪；因就任此职遭学生攻击而烦恼的检察长觉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这次审判。
如果<samp>九九藏书</samp>说法庭上的这些官员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则不然。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讲演中，他嘲笑纳粹喜欢旗帜、游行和口号。“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可使感情得到满足，但政治却与此不同”。他把此次审判描绘成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仅证实了他的观点：希特勒是潜在的凯撒。
次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上，但到了２月２８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审判。在闭庭后的一次讯问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在这铭言下方，他写下了：
心胸狭隘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斗争。 </p>
１９２４年４月１日于</p>
兰茨贝格
只有起义者才需要的审判结束了。希特勒虽然赢得了一场宣传战，自己却被抛回牢笼。他知道，他要在那里服刑４年半。在德国一大部分公众和西方世界看来，对叛国罪和武装叛乱罪的判决，已轻到了荒谬的地步。伦敦的《泰晤士报》*？论说：“无论如何，此次审判表明，反对帝国宪法的阴谋，在巴伐利亚并不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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