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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三位美国学者在台湾实地调查教育文化状况，写了一篇报告，直指台湾是“文化沙漠”（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ｅｒｔ）。台北的“学术权威”李济认为“旁观者清”，心有戚戚焉。他把这三位学者分析“文化沙漠”的成因，归纳为五条：一、最初接收时，有些训练不够的人做了教授；二、大陆来的学人，精神颓唐不自振作；并且不少失去了读书兴趣的人以教书为临时职业；三、教育界五日京兆的心理，没有做任何长期打算；四、社会里、政治里流行的各种禁忌，因之思想的范围大大地受了限制；五、青年的学者不肯到大学来。（“文化沙漠”，《自由中国》第二十一卷第十期（一九五九），页三Ｏ二）
其实，这五条之中，第四条是“纲”，其他都是“目”。“各种禁忌”，乃是政治高压的产物；在政治高压下，思想不仅受到限制，根本受到禁锢，以至于形成冰河状态。思想应该愈活泼、愈有问题愈好，因为活泼的思想才能产生创造文化的智慧，有问题的思想才能使文化进步与繁荣。然而在蒋氏父子的高压下，思想有问题是可以被枪毙的，有几个人敢惹“思想”，当然导致思想的冰河，而文化沙漠正是思想冰河之果。
蒋介石搬运了许多宝贝到台湾，除了国库黄金、故宫国宝等等之外，还有完整的国民党特务。军统、中统之名虽已消失，但其实体更为集中，由蒋经国一手掌管党政特务机构，所统率的特务人员一开始就有五万余名。蒋家的特务到了台湾之后，地小权大，更由于“戒严令”的配合，布下天罗地网，其得心应手为大陆时代所未有。何况作为特务头子的蒋经国，更远非大陆时代的戴笠可比。蒋介石与戴笠只不过是主仆关系，而与经国有父子关系，岂可同日而语？于是特务势力在太子的管辖与指挥下，笼罩全岛。至于一九五Ｏ年七月公布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名为“改造”，实系“集权”，把权力更加集中到蒋氏父子手中。至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召开时，“改造”完成，除蒋介石当然连任总裁外，蒋经国已跻身中央委员，名次仅在陈诚之下。
蒋氏父子初到台湾时，惊魂未定，草木皆兵，为了他们的“安定”，杀戮尤惨。政工干部学校出身的江南（刘宜良）在所著《蒋经国传》中，有颇为具体的透露，如谓：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布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五十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samp>?99ｌｉb.</samp>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锒铛入狱。（页一八三）
此一“恐怖世界”即为蒋经国指挥下特务们的“杰作”。在“恐怖世界”里，朝野诚惶诚恐，以蒋氏父子的马首是瞻。特务势力是蒋介石在台湾的权力基础，是蒋经国继承权力的阶梯。
在此一背景下，任何“左”倾思想固然十恶不赦，格杀勿论，连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思想，在蒋氏父子控制下的台湾也绝无容身的空间，其荦荦之大者，就是发生于一九六Ｏ年的雷案。雷案的主角雷震字儆寰，原是老国民党员，大陆撤退来台后，与一些拥蒋的自由派分子如胡适、毛子水等办了一份以《自由中国》为名的半月刊。胡适在赴美的船上还替这份杂志写了发刊词，并由胡适担任发行人，后由雷震继任。《自由中国》这一名称是很好的宣传，以别于大陆上的共产中国，许多人便把台湾称作“自由中国”，其实蒋介石的台湾既不“自由”亦不“中国”?选更具讽刺性的是，蒋介石终于把《自由中国》扼杀了，判了雷震十年徒刑。
《自由中国》的宗旨，原是要“支持并督促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动作。钱穆在蒋介石追问下，挺不起腰杆，否认此事。蒋介石“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要用书证明钱穆的否认不可靠。钱穆当时即连忙说：“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民国三十九年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当年钱穆的文章题为《反攻大陆声中向国民政府进一忠告》，登在一九五Ｏ年四月二十日香港《民主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统观全文，钱穆谈到的，纵全做反对连任解，也不过希望蒋介石功成身退而已。但是蒋氏猜忌之心，居然会在近十年后突然迂回而至，来兴问罪之师。当然，钱穆对蒋介石功成身退的希望，原是一种马屁，第一次假定在抗战胜利后，第二次假定在反攻大陆后，后者尤属一种天方夜谭。但是，纵属假定，蒋介石也是不高兴的，他的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所以，一九五九年九月召见那一次，钱穆虽以逊谢之态，一再解释，但蒋介石“屡颔首，不做一辞”。最后，虽“已届午刻”，却连一顿饭都不赏钱穆吃。这种小动作，看破以后，都是有文章的。
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不能说不痛定思痛，然而他的“痛定” 是并非民主不够，而是独裁不足，张群先意承旨，早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在总统府大礼堂召开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上，公然指出宪法必须修改，陈诚还补充说，“当年结束训政与制订现行宪法因受党外影响”，回到大陆后可研究仍采用训政。最后决定“权在总裁”，做最后的决策（见萧同兹未刊日记），日后一再违宪连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收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大唱发扬中华文化的高调，国民党人群起附和，称之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此一运动是否复兴了中华文化呢？
事实上，文化其名，政治动机与目标其实。从此一运动发生的时间就可以知道，那是针对毛泽东在大陆上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９９lib?来的。毛要革文化的命，蒋就要复兴文化给毛看，基本心态就是如此。只是孤岛上的草山老人，力不从心，隔岸观火，杯水车薪而已。
蒋介石倡导的“文化复兴”，其政治性是十分明显的。他本人就毫不隐饰地把中华文化与三民主义挂钩，把孙中山与中华一贯的道统文化挂钩，更侈言：“今日复兴基地之台湾省，实为汇集我中华文物精华惟一之宝库。”（《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页四二三Ｏ）在蒋介石的政治号召下，全台湾各界人士热烈响应，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阳明山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通过推行纲领与组织章程，并请蒋介石为会长。一呼百诺，又略见法西斯的臭味矣。
中华文化并没有在文化沙漠中复兴起来，由于复古意味较重，也不可能复兴起来，更与现代化运动有碍而少益，倒是可以勉强称之为反毛反共运动，或重振三民主义运动。蒋介石希望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运动，但是像当年的“新生活运动”一样，昙花一现，无疾而终。如今蒋氏王朝终结之后，连三民主义都要被取消了、连中国文人都要被视为外国文化了，文化复兴运动之无根，可见一斑。
总之，在政治高压下、思想冰河里、文化沙漠上，蒋介石为所欲为，死而后已，无人可以阻拦。在父亲的荫庇下，蒋经国一再高升，由主任而后部长、部长而后院长、院长而后总统，似乎是水到渠成，实际上莫不是刻意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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