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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话的原则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它的发明是为了满足英社（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在一九八四年，无论口头还是书面，还没有人能够把新话作为他惟一的交流工具。虽然《泰晤士报》上的社论都是用新话写成，但这种技艺只有专家才能掌握。预计到二○五○年，新话会最终取代老话，也就是我们说的标准英语。与此同时，它稳步发展，全部的党员在他们的日常会话中都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新话的单词和语法结构。一九八四年使用的这个版本，我们可以在《新话词典》第九和第十版中找到，它只是一个临时版本，里面的许多多余的词汇和过时的结构，以后一定会淘汰。这里我们关注的，只是它最新的、也是最完备的一个版本，它可见于《新话词典》第十一版。
新话的目的，不仅是要为英社的支持者提供一种适合于他们的世界观和智力习惯的表达手段，而且是要消除所有其他的思考模式。这样在新话被采用、老话被遗忘之后，异端思想、也就是有违于英社原则的思想，就根本是不可思想的了，至少只要思想还依赖文字，那就会这样。它在造词的时候，使党员希望正确表达的每一种意思都可以确切地、而且往往是微妙地表达出来；至于其它的意思，甚至用间接手段获得这些含义的机会，都完全不存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部分是由于发明了新词，但更主要地，是取消了那些让人讨厌的词汇，清除那些还带有非正统含义的词汇，可能的话，还要消除那些含义不统一的词汇。举个简单的例子，新话中也有"free"（自由）一词，但它只能用在 "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这条狗身上没有虱子）， "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这块地没有杂草）一类的陈述中，从前 "politically free"（政治自由），"intellectually free"（思想自由）这种意义上的自由现在不能再用，因为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即使作为概念也已经不再存在，因此必定没有名称了。减少词汇远不止是要取缔确实是异端的词语，据认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凡是能够略掉的词汇就都不用。新话的发明不是要拓宽、而是要缩小思想所及的范围，而把词汇减少到最低程度间接地促成了这个结果。
新话以我们今天使用的英语作为基础，虽然新话中有许多句子，即使没有新造的词汇，叫今天使用英语的人也几乎认不出来。新话中词汇有ABC三类，其中B类又称复合词。三类词分开讨论比较方便一些，而语法上的特点我们放在A类词中一起<u></u>讨论，因为三类词都遵循同样的规则。
A类词。
组成A类词的，是日常事务中必须使用的那些词，比如饮食、工作、穿衣、上楼、下楼、驾车、种花、烹饪等等。它几乎全部都是我们已经使用过的那些词，如打、跑、狗、树、糖、房屋、田野等等，但与今天我们所用的英语相比，它的数目非常之小，而意义又受到严格得多的限定。凡是意思上模棱两可、有细微差别的地方，都一概删除。倘若这样，那么一个A类词就只是一种独立的喉音，表示我们都明白知道的一个概念。这样，想把A类词用到文学上，用到政治和哲学的讨论中，就完全不可能了。它所要表达的，只是简单、有明确意图的思想，通常都是涉及具体物体或者身体的动作。
新话的语法有两大特点。第一是不同词性的词几乎可以完全混用。它的任意一个词，既可以用作动词，也可以用作名词、形容词或者副词，从原则来说，即使像"if"（如果）"when"（当……的时候）这样非常抽象的名词也不例外。词根相同的词，它的动词形式和名词形式没有任何不同，这条规则把很多古代的形式都废除了。例如，新话中没有"thought"（名词"思想"）这个词，代替它的是"think"（动词形式的"思想"），它既可以做名词，又可以做动词。这里没有什么词源学的原则，有时它保留原来的名词形式，有时又保留动词形式。很多时候，如果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词义相同，即使它们的词源没有任何关系，也会把某一个废弃不用。比如，像"cut"（"割"）这个词就没有了，它的含义完全包含在动词兼名词的"knife"（"刀"）里面。形容词的构成就是在动词兼名词的词后面加后缀"ful"（"的"），副词加"wise"（"地"）。这样，比方说，"speedful"就表示"迅速的"（代替了"rapid"），"speedwise"就表示"迅速地"（代替了"quickly"）。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形容词，像"好的"、"强的"、"大的"、"黑的"、"软的"，也保留下来，但总数很少。它们没有多少存在的必要，因为只要给那些动词兼名词的词加上"ful"就可以表示形容词的意思了。现在我们使用的副词，除了极少数本来是"wise"结尾的，其余一概不用；词尾"wise"是不变的。比如像"well"就改成了"goodwise"。
此外，每个词只要加上前缀"un"就可以表示否定，加上前缀"plus"就表示强调，进一步强调就加"doubleplus"，原则上新话每一个词都是这样。比如，"uncold"（"不冷"）表示"warm"（"暖和"），"pluscold"表示"非常冷"，"doublepluscold"则表示"非常非常冷"。新话也可以像现代英语一样，加上介词前缀比如"ante"、"post"、"up"、"down"等就可以改变差不多每一个词的词义。这样它就可以大大减少词汇量了。比如，有了"good"（"好"）这个词，"bad"这个词就没有必要了，因为用"ungood"（"不好"）一词就可以表达我们希望的意思，而且表达得同样之好，--事实上是更好。凡是有两个词天然就组成反义词的时候，就必须加以取舍。比如，可以用"unlight"（"不光明"）一词代替"dark"（"黑暗"），也可以用"undark"（"不黑暗"）一词代替"light"（"光明"），视喜好而定。
新话语法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它的规则性。除了下面提到的少数几个例外，所有词形的变化都遵循同样的规则。这样，每个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就都是以"ed"结尾，"steal"的过去式就成了"stealed"，"think"的过去式是"thinked"，新话中其他的词也是一样，而 "swan"，"gave"，&quht"，"spoke""taken"等等这些形式就都废除了。所有的复数都加"s"或"es"，这视情况而定。这样，"man"，"ox"，"life"的复数就变成了"mans"，"oxes"，"lifes"。形容词的比较级就都加"er"、"est"（比如"good，goodest"），不规则形式以及用"more"、"most"表示的形式全部取消。
惟一允许可以做不规则变化的词是代词、关系代词、指示形容词和副词。这些词都和从前的用法一样，只有"whom"由于被认为多余而去掉了；用"shall"、"should"表示的时态都不再使用，它们的用法包含在"will"和"would"之中。为了快速简练的演讲需要，也有一些词形存在不规则变化。一个不容易念或者容易听错的词，就可以说是个坏词。因此，有时出于听觉的考虑，会在一些词中插入一些字母，或者保留从前的形态。但这主要是B类词。为什么发音简便这么重要，后文便可分晓。
B类词。
B类词都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这些词不仅有政治的含义，而且是要给使用者具有它所希望的思想态度。如果不充分了解英社的原则，就不能正确使用这些词。有些时候它们也能够转化为老话，或者转化成A类词，但这往往需要加上长长的注释，而且总免不了失去一些言外之意。B类词是一种口头速记法，它常常把一整套思想塞进几个音节中，但同时却比普通语言更加精练。
B类词都是复合词 。它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或者从几个词中抽取一部分组成，它的结合的方式很方便口语<bdi>9９lib?</bdi>。这些新词一般都是动词兼名词，它们的变形遵守一般的规则。举个简单的例子，"goodthink"（"好思想"）一词大致就表示"orthodoxy"（"正统"），如果把它当作动词，就表示"用正统的方式思想"。它的形态变化如下：动词兼名词"goodthink"，过去式和过去分词"goodthinked"，现在分词"goodthinking"，形容词"goodthinkful"，副词"goodthinkwise"，动名词"goodthinker"。
B类词的构造没有任何词源学的统一方案。它们构成的词，可以充当句子的每一种成分，可以任意颠倒、删改，只要便于发音同时又表示了词的来源。比如"crimethink"（"犯罪思想"）里，"think"（"思想"）在后；在"thinkpol"（"思想警察"）里它又放在前面，而这个词中"police"（"警察"）的后一个音节bbr>.99ｌib.</abbr>就丢掉了。要保证发音悦耳动听，这很难办到，所以B类词中不规则形式比A类词更常见。比如， "Minitrue"（"真部"）,"Minipax"（"和部"）, "Miniluv"（"爱部"）的形容词形式分别是"Minitruthful", "Minipeaceful", "Miniloveful"，原因是如果发音发成 "trueful", "paxful", "loveful"就有点不太自然。但原则上B类词的词形都可以变化，而且变化的方式也几乎相同。
B类词中，有一些词含义非常微妙，没有吃透这门语言的人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比如，举一个《泰晤士报》社论中很典型的句子， "Oldthinkers unbellyfeel Ingsoc"，换成老话，最简短的说法是，"思想形成于革命之前的人无法对英国社会主义的原则有充分感情上的理解"，但这么翻译并不完整。首先，要完全理解这句新话的全部含义，我们就要明白"Ingsoc（英社）"是什么意思；此外，只有精通英社的人才能品味出"bellyfeel"的整个力量所在，它指的是一种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盲目热烈的接受；还有"oldthink"一词，里面就夹杂有邪恶腐朽的意思。但是，包括"oldthink"在内，新话中有些词有特殊的功能，它们与其说是要表达某种含义，不如说是取缔某种含义。这些词为数不多，但它们的含义可以一直引申，最后我们原来用一组词来表示的含义，都由这一个词概括了，而这一组词现在也就可以从记忆中抹去了。《新话词典》的编撰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要发明新词，这些词已经造出来了，他们的最大困难是<bdi></bdi>要弄清这些词的确切含义，也就是弄清被它们取代的那一组词。
正如前面"free"所揭示的那样，有些曾经有过异端含义的词，为了方便也保留了下来，但除去了其中不合适的含义。其它有许多词，比如"荣誉"，"正义"，"道德"，"国际主义"，"民主"，"科学"，"宗教"等等，都停止使用。这些词，由另外一些词掩盖住它们，而这种掩盖实质就是取消。比如，所有与自由和平等概念相关的词，都由"crimethink"（"犯罪思想"）这个简单的词来遮盖，而与客观、理性有关的词都由"oldthink"（"旧思想"）一词包括进去。过分的精确会带来危险，党员所要求做到的，是具有一种类似于古希伯来人的观念：他知道得不多，只知道除自己以外，其它民族崇拜的都是 "伪神"。他无须知道这些"伪神"叫什么名称。或许他知道得越少，越有助于他的正统。他知道耶和华和耶和华的戒律，由此又知道其它名字、其它属性的神都是"伪神"。党员的情况与之近似。他们知道什么行为正确，也含糊笼统地知道有哪些行为背离了正道。比如，他的性生活受到两个词的管制，"sexcrime"（"性犯罪"）和"goodsex"（"性 6b63." >正常"）。性犯罪包括所有性方面的不良行为，乱伦、通奸、同性恋以及其它性变态都是性犯罪，而且，正常的性行为，如果它是以性生活本身为目的，也属于性犯罪。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列举，因为它们都同样是犯罪，按原则都要处以死刑。对于C类词，它都是科学技术的词汇，也许还需要给某些不检点的行为规定专门的名称，但普通公民并不需要。一个普通公民知道什么是"性正常"，它就是夫妻之间为了生育进行的性交，而且女方是没有快感的；别的就都是"性犯罪"。在新话中，人们对异端思想的了解，除了知道它是异端以外，就不能再进一步了，因为根本就没有更进一步的词汇。
B类词在意识形态上都不是中立的，大量存在的是一些委婉的说法，比如"幸福院"其实是指强劳营，"和平部"实际是战争部，字面的意思和实际的所指几乎正好相对。另有一些词则表现了对大洋国社会真实本质的一种坦率而蔑视的看法，比如，"prolefeed"指的是党施舍给群众的那种廉价娱乐和虚假消息。还有一些词具有双重的色彩，如果形容党就表示肯定，形容敌人就表示否定。此外还有大量的词，它们初看起来只是一些缩略语，它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来自它的含义，而是来自结构。
凡是有可能，任何政治上略有影响、或可能有影响的事物都放到了B类词里。一切组织、团体、学说、国家、机构、公共建筑，它们的名字总要经过删削，以一种常见的形式出现，也就是音节要尽可能少，要便于发音，同时又保留词的最初来源。比如真理部下属的记录总局，也就是温斯顿·史密斯工作的地方，就叫"记总"，小说总局叫"说总"，电讯总局叫"电总"，诸如此类。这不只是为了节省时间。早在世纪之初，政治语言的一个特点就是使用经过压缩的词和词组；而且已经发现，使用这种缩略语的现象最显著的是在极权主义的国家和组织，像"纳粹"、"盖世太保"、"共产国际"这些词就是例子。这种做法一开始只是本能，但新话却是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人们发现一个名字像这么缩减以后，附着在上面的许多联想就都消失了，它的含义因而受到限制，并且有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像"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让人联想到的是一幅由人类友爱、红旗、街垒、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组成的画面，而"共产国际"暗示人们的却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一种明确的教义，指代的像是某种椅子、桌子一样容易辨认、用途有限的东西。一个人说"共产国际"的时候几乎可以不用思考，而碰到"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他必定免不了一丝踌躇。同样，像"Minitrue"这样的词激起的联想就比"Ministry of Truth"要少得多，可控制得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有可能，人们就喜欢用简称；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小心翼翼力求每个词都易于发音，简直到了不合时宜的程度。
在新话里面，除了词义的准确以外，声音的悦耳最为重要，必要时语法的规则也要服从于它。这也合该如此，因为出于政治的考虑正要求有含义准确无误、发音短促清楚的词汇，使发言者能够吐字迅速，但心里几乎没有任何余响。B类词中，几乎个个相似，这使得它更加显出力量。这些词，比如 "goodthink", "Minipax", "prolefeed", "sexcrime", "joycamp", "Ingsoc", "bellyfeel", "thinkpol"，以及其它无数的词，音节都只有两、三个，首末的音节同样重读。使用这些词有助于养成急促简练的说话风格，顿挫有力而又单调乏味，而这正是党所希望的。党的意图正是要使得言谈、尤其是意识形态并非中性的问题上的谈话尽可能脱离人的意识。日常生活中有时无疑需要思索之后再发言，但党员响应号召对政治或伦理问题的表态，就应当能够脱口说出正确的意见，犹如机枪发射子弹一样全然是自动地进行。他受到的训练使他能够适应这种要求，语言本身又给了他几乎万无一失的工具，而词的构成，再辅之以急促、不堪入耳的发音，--这与英社精神是相吻合的，--更有利他的发挥了。
另一点也有很大的帮助，那就是供选择的词语非常之有限。相比我们所用的词汇，新话的词汇量很少，而且还不断地发明新方法减少词汇。事实上，新话的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它的词汇每年不是递增，而是递减。每减少一次，它的成果就增加一分，因为选择余地越少，思想的诱惑越小。最终党所希望的是，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只有喉咙在发声，而没有更高等的神经中枢的参与。新话中有一个词"duckspeak"就很直率地表明了党的这种用意，它的意思是"像鸭子一样嘎嘎叫"。"duckspeak"与其它许多B类词一样，含义也是模糊的：倘若嘎嘎叫出的都是正统的观点，这个词就只是表示赞扬；像《泰晤士报》用"doubleplusgood duckspeaker"来称呼党的某位演说家的时候，那就是在高度地、热烈地恭维。
C类词。
C类词只是其它两类词的补充，里面全是科技术语，类似于今天我们使用的术语，词根也相同，不过仍与平时一样，很小心翼翼地对它们做了严格的限定，删除那些不愉快的含义。它的语法规则与A、B两类词完全相同。C类词几乎都是不见于日常的谈话或者政治的演说的。一个科技工作者，在为他的专业提供的目录上，就可以发现他需要的全部词汇；而对其它领域的词汇，他就几乎一无所知。只有极少的词才是各个领域共同的，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词汇能够无视科学的具体分支，把科学的功能表述为一种思想习惯，或者一种思考方式，事实上表示"科学"的词都是没有的，它可能具有的全部含义现在都由"英社"一词整个包含了。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要用新话来表达异端的思想，几乎毫无可能，除非只是在一种很低的水平上。要说一些很拙劣的异端思想，说一些谩骂亵渎的话，自然也是可能的，例如可以说"老大哥不好"。但在一只正统的耳朵听来，这说的不过是一种不证自明的谬误；由于找不到必需的词汇，它也无法用理性的论证来为自己辩护。反对英社的思想只能是一些含糊的、非语言状态的东西，而且只能用一些很笼统的词汇加以命名：这些词汇堆放在一起，对异端思想只做总体的鞭挞而从来没有明确的说明。实际上一个人要抱了非正统的目的使用新话，那只有秘密地把它的词汇转而翻译成老话。例如，新话中可以说"人人都是平等的"，但这与老话中说"人人都是红头发的"没有什么区别。它没有语法错误，但它表示人人都有同样的身高，同样的体重和力气，显而易见是一个错句。政治平等的概念已经消失，这一种衍生的平等含义已经从"平等"这个词中删除了。在一九八四年，由于老话仍是一种正常的交流工具，使用新话的时候存在一个理论的危险，那就是人们可能联想到词的原始含义。但实践当中，一个精于双重思想的人是不难克服这一点的，而再过两三代人，这种可能性就彻底消除了。一个伴随着新话长大、始终只是使用新话的人，不会知道"平等"一词曾经有过"政治平等"这一种衍生的含义，也不会知道"自由"曾经有"思想自由"的意思，这就类似于一个不知象棋为何物的人，不会知道"王后"和"车"还有其它的含义一样。有很多的罪行、错误，他是没有能力去做的<cite>?</cite>，原因只是在于，这些罪行、错误全没有名字，也就无法想象。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话的一个显著特征，词汇越来越少，词义越来越严格，滥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旦老话被完全取代，与旧世界的联系就完全割断。历史已经做了改头换面的书写，但从前的文献会有断片留存，逃避检查，如果还懂得老话便能够阅读。在将来，这样的断片即使侥幸留存，也无法辨认、无法译读了。老话里，除非指的是某种技术过程，某种简单的日常行为，或者本身的倾向就已经很正统（新话叫做"goodthinkful"），它的所有段落都是无法翻译成新话的。实践中这就表示，凡是大约一九六○年以前写作的书，总体上都属不可翻译的了。革命前文献的翻译，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翻译，不仅语言、而且含义都要做变化。这里以《独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话为例：
我们认为下述的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由造物主赋予而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 8ffd." >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确保这些权利，政府在人群之上建立，它的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凡任何时候、任何政府有害于这些目的，人民有权利改变它，废除它，建立新政府。
这一段要译成新话而不失去原意几乎不能做到。最可能的，无非是用一个简单的词"犯罪思想"概括整个段落。要完全译出，那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翻译，把杰弗逊的话译作对绝对政府的颂词。
事实上，过去的文献都大量作了这一类的改造。出于声望的考虑保留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当然是有利的，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成就必须符合英社的哲学。因而，像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等等，这些作者都属于正被翻译的行列；一旦翻译完成，他们原始的作品，各种残存的历史文献，都要被销毁。翻译是一项缓慢而艰难的事业，预计要到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或二十年才能完成。还有大量纯粹功用目的的文献，比如少不得的技术手册一类的东西，也会如法炮制。而所以最终全部采用新话的时间会订得那么晚，要到二○五○年，主要就是为了有充裕的时间完成初步的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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