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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回到公园，在大门口，我碰到我们的老园丁郭老。他正企立在博物馆前的台阶上，白发白眉，一身玄黑，在向我打招呼。
郭老是我来到公园头一晚遇见的人。那天下午，我给父亲逐出家门后，身上没有带钱，在台北街头流浪到半夜，终于走进了公园里。从前我曾听过一些公园的故事，那些故事，好象聊斋传奇。可是那晚，我独自立在公园大门博物馆石阶前，仰望着博物馆那座圆顶的建筑物，巍峨矗立在苍茫的夜空下，门前一排合抱的石柱，我真的觉得好象闯进了一座巨大的古代陵墓一般。穿过公园里黑黝黝的从林时，我心中充满了惧畏、好奇，以及一股惴惴然的兴奋。我摸索着闪进了莲花池中央那座八角亭阁内，缩在一角，摒息静气，从亭阁的窗棂窥望出去。在昏红的月光下，我头一次看到池畔的台阶上，那些憧憧黑影，围绕着莲花池，无休无止，在打着圈圈。我又饿又倦，支撑不住，蜷卧在亭内的椅子上，终于睡着了过去，直到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呼唤道：
“小弟——”
我才惊醒，倏地坐了起来。是郭老进来，把我唤醒了。
“莫害怕，小弟。”郭老拍着我的肩膀安抚道。
我睡得一身冰冷，牙关—直在发抖，答不出话来。郭老在我身边坐下，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也看得到郭老那一头长长的白发，覆到了耳后，好象一挂柔软的银丝一般，他那双雪白的长眉，直拖到眼角上。
“是头一次进来吧？”郭老朝我点了点头，笑叹道，他的声音苍老、沙哑，“不用紧张，这里都是咱们同路人。你们一个个迟早总会飞到这个老窝里来的。我就是这里的老园丁，这里的人都叫我郭公公，你们来了，先要向我报到的。喏，你瞧......”
郭老指向外面莲花池台阶上，一个全身着黑，高高细细的人影，正晃荡着，踱过去。
“那个瘦鬼是小赵，人都叫他赵无常。十二年前，他头一夜到公园里来报到，也是我来迎接他的。”
“十二年前？”我惊讶道。
“唉、唉，”郭老惋叹道，“十二年可不算短吓？对啦，十二年前一个夜里，就象你今晚一样，他闯进了咱们这个老窝来。那时候他不是这副鸦片鬼模样的，扎扎实实，还是个挺体面的小伙子哩！谁知道，几年下来，耗得只剩下了几根骨头，我看他现在边一百磅都不到了。刚进来，我还替他拍过几张相片，你看了再也不相信—一”
郭老摇了两下头。
“青春艺苑，你听过么？”郭老问我。
“没有。”
“傻小子，那么有名的照相馆你都没听说！”郭老笑道，“是我开的，就在长春路。从前我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摄影师呢！其实我拍照单是为了兴趣，喜欢找些有灵气、有个性的人来拍。比如公园里这些娃娃，野虽野，一个个倒性格得很，最合我的胃口。他们的相片，我集了一大册呢。”
郭老说着却立起了身来，对我说道：
“小弟，这里睡不得的，睡着了要着凉。来，我带你回去，我那里还有糯米糕，绿豆稀板，你跟我回家，我给你瞧瞧我那些杰作，让我来慢慢讲些公园里的故事给你听。”
郭老的青春艺苑在长春路二段的一条巷子里，两层楼，楼下是照相馆，窗橱内放置着许多幅艺术人像。
“这是阳峰，你认识么？”郭老指着正当中一帧非常英俊的男人相片问我，我摇摇头，那个男人梳着一个标劲的飞机头，笑眯眯的。
“十几年前，他是台语片的红小生，演‘港都夜雨’、‘悲情城市’出名的。”
“我听说过‘悲情城市’，可是没有看过。”我说道，我记得母亲从前看“悲情城市”看了三次，看一回哭一回。
“你当然没有看过，那是张好老好老的片子了，”郭老微笑道，“阳峰有时也会溜到公园来，现在他一迳戴着一顶巴黎帽，把脑袋遮住，他的头开了顶，秃光了。他演‘悲情城市’的时候，还神气得很呀！人家称他是台湾的宝田明——幸亏我替他拍了这张照，把他年轻时的样子留了下来。”
郭老领着我上了楼，楼上是他的住所。客厅的墙壁上也挂满了影像，人物风景都有，全是黑白照。有的是一间坍塌的庙宇，有的是一枝刚绽开的杏花，有一张整幅都是一介皱得眉眼不分老人的脸，也有一张却是一个初生婴儿圆嘟嘟隆起的小屁股。
“从前我参加过许多摄影比赛，我的人像还得过全省影展的金鼎奖呢。现在上了年纪，不行了，”郭老伸出他那双筋络虬结干枯的手给我看，“生风湿，拿起照相机，便发抖。”
郭老命我坐下，他走到冰箱那边，取出了一碟白莹莹的糯米糕来，又舀了一碗绿豆稀饭，搁到我面前茶几上。我也不等郭老开口，伸出一只污黑的手，抓起一块糯米糕便往嘴里塞，第一块还没咽下去，第二块又塞进嘴里了，米糕扫光了，端起那碗绿豆稀饭，唏哩呼噜地便住嘴里倒，喝得太急，流得一下巴。
“啧，啧，”郭老咂嘴道，“饿成这副德性，一天没吃东西了吧？是从家里逃出来的么？”
我用手背揩去了下巴上的稀饭，没有作声。
“连鞋子也没有穿！”郭老指着我那双泥裹裹的光脚叹道，他随手拾起了一双草拖鞋，搁到我脚跟前，“你不必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已经猜中八九分了——拿你这样的野娃娃，这些年，我看的太多喽。你等我去换件衣裳，让我这个老园丁来讲讲公园里的历史给你听。”
郭老蹭到房中，不一会儿出来，身上却披上了一袭宽大的白绸子睡袍，脚上趿着双黑缎面的拖鞋，飘飘曳曳地摇了过来，双手捧着一只黄布包袱，在我身边坐下。
“小弟，我来给你瞧瞧我这件宝物，”郭老双手颤抖抖地解开了包袱的结，里面是一本沉红色绒面，五吋厚的大相簿，绒面上印着“青春鸟集”四个烫金大字。绒面旧得发了乌，烫金早已剥落得斑斑点点了。
“公园的历史，都收在这个里头了—一”郭老缓缓地掀开了相薄的封面。
相薄里，一页页排得密密的，都贴满了相片。大大小小，全是一些少年像，各种神情，各种姿势，各种体态都有。有的昂头挺胸，一脸十七八岁天不怕地不怕的孟浪，有的畏畏怯怯，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过早的忧伤、惊惧。有一个是兔唇，有一个断了一只腿，有许多鼻尖上犹自爆满了青春痘。但也有几个却长得端端正正、眉眼间透着一般灵秀聪明。每张相片下面，都编了号，注明了日期和名字。
“呵、呵，这就是我的小麻雀了。”郭老用手轻轻地抚拭了一下一张像，脸上突然绽开一抹怜爱的笑容，郭老脸上皱纹重叠，一笑一脸便龟裂了一般。照片里的孩子剃着光头，打着赤膊，浑圆的脸上笑嘻嘻的两枚酒涡，门牙却缺掉了一颗。相片下面注着“四十三号小憨仔，民国四五年”。
“小家伙，才十四岁，就从宜兰逃到台北来流浪了。撒谎、偷东西什么都来，是个毫不知羞耻的小东西！天天就会缠着我给他买小美冰淇淋吃。还会勒索呢，说什么也不肯让我替他照相。这一张，是我一桶椰子冰淇淋换来的。可是后来，到底也飞掉了。倒是留了一张字条：郭公公，我走了，拿了你五十块钱—一”
郭老摇了一摇他那银发皤然的头颅。
“两年后，我又碰见了那只小麻雀，他躲在三水街一条不见天日的死巷里，蹲在臭烘烘的阴沟旁，长满了一脸的毒疮。”
郭老翻开了另一页，上面贴着一张横眉怒目的少年全身像，少年斜靠在一条陋巷巷口的一堵破墙上，穿了一件背心汗衫，一只手叉着腰，手膀子的肌肉块子节节瘤瘤地堆起，一从硬发，竖得高高的。
“就是他！”郭老突然用手指重重戳了一下那张少年的照片。
“你瞧，”他拉开睡袍的领子，他那松皱的颈皮上，齐在耳根，蜿蜒着一条三寸长的疤痕，“我这条老命也差点送在这个小流氓的手里。他叫铁牛，我把他比做枭鸟，凶残暴戾，就象那只恶鸟！去年年夜，他向我讨钱，我给他一百块，他嫌少，满嘴脏话，我气起来就打了他一记耳光，那个小凶手竟动起刀来了！”
郭老忿忿地吁了一口气。
“若说那个小家伙天良完全泯灭了呢，也不见得。那天半夜，他又跑了回来，我不开门，他就跳墙进来，扑倒我脚跟下，痛哭流涕，头磕得蹦蹦响，求我饶恕他，收容他，直叫我郭公公。上回他在公园里抽‘爱情税’，拿刀片去割人家女孩子的裙子，给警察捉了去，苦头吃足。本来要送到外岛去管训的，全靠我千方百计把他保了出来。我问他为什么毛病不改，他说他就是看不惯女人，我何他：‘你看不惯女人，你母亲不是女人吗？’你猜他说什么？‘谁知道她是不是！’”
郭老摇头笑了起来。
“这个小子横不横？不过他也有他的道理，他连他母亲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在三重镇的阴沟里滚大的。这个混小子，麻烦多着呢，日后也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故来！”
郭老起身去沏了一壶酽酽的红茶，替我斟了一杯，我们一面饮茶，郭老抱住那本厚厚的相薄，一页页翻下去，一面讲给我听许许多多公园里传奇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引人入胜，一个比一个惊心动魄—一
“喏，他叫桃太郎，你瞧瞧，是不是有点象小林旭？他爸爸是日本人，在菲律宾打仗打死的。莫看他长得清清秀秀，性子却是一团火。不知怎的，偏偏跟西门町红玫瑰一个理发师十三号爱上了，两个人双双逃到台南去。十三号原定了亲的，到底给家里人捉将回去，一逼便结了婚。成亲的那个晚上，桃太郎还去吃喜酒，喝得嘻嘻哈哈，跟新郎两人你一杯我一杯猛灌。谁知道他吃完喜酒，一个人走到中兴大桥，一纵身便跳到了淡水河里，连尸身也捞不到。十三号天天到淡水河边去祭，桃太郎总也不肯浮起。人家说他的怨恨太深，沉到河底，浮不上来了—一”
“这一个，这—个是涂小福，上个月我还到市立精神疗养院去看他，给他带了两盒掬水轩的饼干。他见了我、一把拉住我的袖子，笑嘻嘻地问道：“郭公公，美国来的飞机到了么？’五年前，小涂跟一个从旧金山到台湾来学中文的华侨子弟缠上了，两个人轰轰烈烈地好了一阵子，后来那个华侨子弟回美国去，涂小福就开始精神恍惚起来，天天跑到松山机场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去问：‘美国来的飞机到了吗？......？’”
“这些鸟儿，”郭老感慨道，“不动情则已，一动起情来，就要大祸降临了！”
郭老翻到中间的一页，停了下来。整页只有一张大照片，差不多占满了，照片下面注着：
五十号阿凤民国四十七年
相片是八吋长六吋宽的一张黑白半身照，已经微微泛黄了，像中是一个面貌长得十分奇异的少年，约莫十七八岁。少年身上穿着一件深黑翻领衬衫，衬衫的钮扣全脱落了，衬衫角齐腹部打了一个大结，胸膛敞露，胸上刺着密密匝匝错综的凤凰、麒麟纹身，还有一条独角龙，张牙舞爪，蟠踞在胸口。少年一头又黑又粗的头发，大鬈大鬈，狮鬃一般怒蓬起来，把额头都遮去了，一双长眉，飞扬跋扈,浓浓的眉心却连结成一片。鼻梁削挺，犀薄的嘴唇，狠狠地紧闭着。一双露光的大眼睛，猛地深坑了下去，躲在那双飞扬的眉毛下，在照片里，也在闪烁不定似的.脸是一个倒三角，下巴兀的削下去，尖尖翘起。
郭老对着这张影像，注视良久，他那一头柔丝般的银发，在颤颤地闪着光。
“这些孩子里，他的身世，最是离奇，最是凄凉了—一”
郭老那苍老、沙哑的声音，突然变得悲戚起来，开始缓缓地流着。
10
“阿凤，是在台北万华出生的，万华龙山寺那一带，一个无父无姓的野孩子。阿凤的母亲，天生哑巴，又有点痴傻，见了男人，就咧开嘴憨笑。但是哑巴女偏偏却长得逗人喜爱，圆滚滚一身雪白象个粉团，人都叫她‘粽子妹’，因为她从小便跟着她老爸在龙山寺华西街夜市摆摊子，卖肉粽。有人走过他们摊子，哑巴女便去拉住人家的衣角，满嘴咿咿哑哑，别人看见她好玩，便买她两只肉粽。后来哑巴女长大了，还是那样不懂顾忌。有时候她一个人乱逛，逛到宝斗里妓女户的区域去，她趿着一双木屐，手里拎着一挂烤鱿鱼，路啃一路摇摇摆摆，脚下踢踢踏踏，自由自在，冲着那些寻欢的男人，她也眯眯笑。附近一些小流氓，欺负她是哑巴，把她挟持了去睡觉。回家后，她向她老爸指手划脚，满嘴咿哑，她老爸看见她蓬头散发，裙子上溅了血，气得就是一顿毒打，每次哑巴女给她老爸打了，便打着赤足跑到龙山寺前面坐在路边一个人默默掉泪，邻近那些年轻摊贩们，看见哑巴女哭泣，互相使眼色，笑道：‘粽子妹又挨扎了！’哑巴女十八岁那一年，一个台风来临的黄昏，她收了摊子，推着车子回家，半路上便遭一群流氓劫走了，一共五个人。哑巴女那次却拚命拒抗，那几个流氓把她捆绑起来，连门牙都磕掉了一枚，事后把她抛到龙山寺后面的阴沟里，在大风雨中，哑巴女一身污秽爬了回去。就是那一夜，哑巴女受了孕。她父亲给她乱服草药，差点没毒死，大吐大泻，胎始终打不下来。怀足了十个月，难产两天多，才生个一个结结实实哭声宏亮的男婴来。哑巴女父亲多一刻也不许留，连夜便用一只麻包袋装起那个哇哇哭叫的男婴，送到了灵光育幼院里。阿凤便是在中和乡那家天主教的孤儿院里长大的。
“从小阿凤便是一个禀赋灵异的孩子，聪敏过人，什么事一学便会，神父们教他要理问答，他看一遍，便能琅琅上口。院里有一位河南籍姓孙的老修士，特别喜欢他，亲自教他识字讲解圣经的故事。但是阿凤那个孩子的脾气，却是异乎常人的古怪，忽冷忽热，喜怒无常。他最不合群，在院里一向独来独往，别的孤儿惹了他，他拳打脚踢便揍过去。当他犯了众怒，那些孩子联合起来修理他，他却连手也不回，任他们泥巴沙子撒了一头一脸，然后独个儿到自来水龙头去慢慢冲洗干净。孙修士问起他脸上的青肿，他狠狠闭着嘴，一声也不吭。阿凤自小便有一个怪毛病，会无缘无故地哭泣，一哭一两个时辰停不下来，哭得全身痉挛。有时候，三更半夜，他会一个人躲到院中小教堂里，伏在椅子上呜呜抽泣。孙修士发觉了，问他哭什么，他总说心口发疼，不哭不舒服。阿凤渐浙长大，变得愈来愈乖戾了。一个圣诞夜，院长领着孩儿们在教堂做弥撒，他拒绝上前领圣体。院长申斥了他几句，他突然暴怒起来，跑到圣坛上，一把将几尊瓷圣像扫落地上，砸得粉碎。院长把他关了一个礼拜的禁闭，孙修士天天领着他跪颂玫瑰经。阿凤十五岁的那一年，他终于从灵光育幼院逃了出来，再也没有回去过。
“阿凤一闯进公园，便如同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横冲直撞，那一身勃勃的野劲，谁也降不住他，就是我的话，他还顺从三分。因为他刚出道时，便跟公园三重镇几个登记有案的流氓干上了，给捅了好几刀。是我把他带回家，替他医好的。他躺在床上，抚弄着自己腹上一道红肿的伤口，对我笑着道：
“‘郭公公，再戳深一点，就省了你这些麻烦了！’
“阿凤——他真是个公园里的孩子，公园里的一只野凤凰。他在莲花池畔的台阶上，逛来逛去，蓬着一头狮鬃似的黑发，昂头挺胸，一副目中无人的狂劲儿。当时还有不少老头子迷他呢！万年青电影公司的盛公就是其中的一个，盛公想收养他，把他带回到他八德路那间公馆里，将他从头到脚打扮起来，替他在西门町上海造寸缝了一套法兰绒淡灰的西装，又在亨得利买了一只银亮的劳力士戴在他的手腕上，把他装扮得阔少爷一般，然后带他上丽池去吃西餐。盛公倒是有意栽培，想送他进学校念书，将来让他拍电影，当明星。可是那只野凤凰在盛公公馆里，只待了一个星期便又飞回到公园里来了。西装手表当得精光，当了几千块，他把公园里那些野孩子一大伙带到杨教头开的那家桃源春去，点了两桌菜，跟那些野孩子猛吃猛喝，大打牙祭，喝醉了，他便爬到桌子上去唱歌，唱雨夜花。正当大家乐不可支，拍手喝彩，他却跳下桌子，一个人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因为他的脾气难缠，公园里的人，纵是有心，也不大敢去招惹。到了他十八岁那一年，合该气数已到，偏偏遇见了他那个煞星。对头是个大官的儿子，还是个独生子呢，因为属龙，小名叫龙子。龙子人长得体面，世家又显赫，大学毕业，在一家外国公司做事，本来都预备要出国留学了，原该是前程似锦的。哪晓得龙子跟阿凤—碰头，竟如同天雷勾动了地火，一发不可收拾起来。龙子在松江路底，租了一间公寓，悄悄筑了一个小窝巢，把阿凤藏到了里面。那时松江路底还是一片稻田，他们那幢小公寓就在田边，一打开窗子，就看得见一大顷绿油油的稻秧了。他们两个人打着赤膊光着脚，跑到田里去挖田螺捉泥鳅，糊得一身的烂泥，坐在田边，敲破一只香瓜，你一口我一口便大嚼起来，两个人确实过过一段快乐的日子的。但是那只野凤凰哪里肯那样安安分分守在巢里？有时半夜三更他便飞回到公园去了，骑在莲花池畔的石栏杆上，仰起头，在数星星。龙子追来了，要他回家，他说：‘这就是我的家，你要我回到哪里去？’偏生龙子也是一副狂风暴雨的脾气，两人一言不合，在公园里便揪斗成一团，一身的衣裳也扯得稀烂，打完了，又坐在台阶上，互相抱头痛哭。公园里的人，都笑他们，说他们得了‘失心疯’。那段时期，常常在深夜里，龙子坐了一部计程车，满台北找了去，见了人就问：‘你看见阿凤么？’公园里有些人吃醋，有些人幸灾乐祸，编出许多话来：‘阿凤到新南阳去了。’‘阿凤跟人到桃源春吃宵夜去了。’‘阿凤么？不是让盛公带走了么？’于是龙子就真的—一到那些地方去追寻，有时追到天都亮了，才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回到公园里来，在那莲花池畔的台阶上，焦灼地来回走着，从这—头走到那一头，从那一头走回到这一头。
“有一天晚上，阿凤跑到我这里来，一脸发青，一双深坑的眼睛闪得要跳出来似的。
“‘郭公公——’他的声音都在发痛，‘我要离开他了，我再不离开他，我要活活地给他烧死了。我问他，你到底要我什么？他说，我要你那颗心。我说我生下来就没有那颗东西。他说：你没有，我这颗给你。真的，我真的害怕有一天他把他这颗东西挖出来，硬塞进我的胸口里。郭公公，你是知道的，从小我就会逃，从灵光育幼院翻墙逃出来，到公园里来浪荡。他在松江路替我租的那间小公寓，再舒服也没有了。他从家里偷偷搬来好多东西，电扇、电锅、沙发，连他自己那架电视也搬了来，给我晚上解闷。可是——可是不知怎的，我就是耐不住，一股劲想往公园里跑。郭公公，你记得么？我十五岁那年在公园里出道，头一次跟别人睡觉，就染上了一身的毒，还是你带我到市立医院去打盘尼西林的。我对他说：我一身的毒，一身的肮脏，你要来做什么？他说：你一身的肮脏我替你舔干净，一身的毒我用眼泪替你洗掉。他说的是不是疯话！我说：这世不行了，等我来世投胎，投到好好的一家人家，再来报答你吧。郭公公，我又要溜掉了，飞走了，开始逃亡了！’
“阿凤失踪了两个多月，龙子找遍了全台北，找得红了眼，发了狂。在一个深夜里，那还是一个除夕夜，龙子终于在公围的莲花池畔又找到了阿凤。阿凤靠在石栏杆上，大寒夜穿着一件单衣，抖瑟瑟的，正在跟一个又肥又丑，满口酒臭的老头子，在讲价钱。那个酒鬼老头出他五十块，他立刻就要跟了去。龙子追上前拼命拦阻，央求他跟他回家，阿凤却一直摇头，望着龙子，满脸无奈。龙子一把揪住他的手说：‘那么你把我的心还给我！’阿凤指着他的胸口：‘在这里，拿去吧。’龙子一柄匕首，正正地便刺进了阿凤的胸膛。阿凤倒卧在台阶的正中央，滚烫的鲜血喷得一地——”
郭老的声音嘎然中断，眼帘渐渐垂下，他那张龟裂般的皱脸，好象蒙上了一层蛛网似的。
“后来呢？”沉默了半晌，我嗫嚅问道。
“后来么——”郭老那苍哑的声音微微颤抖起来，“龙子坐在血泊里，搂住阿凤，疯掉了。”
我在郭老家里居留了三天，听郭老把公园里的沧桑史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他教授我公园里许多的规矩，什么人可以亲近，什么人应该远离，什么时候风声紧，应当躲避。郭老的“青春艺苑”请了一位照相师傅，普通客人，便由照相师傅在楼下照。但我的像，郭老却亲自在楼上替我拍，自己拿到暗房去冲洗。拍了十几张，他才选中一张半身像，编进了他那本“青春鸟集”里。我的编号是八十七号，郭老说，我就是一只小苍鹰。临离开，郭老又找出了一套旧衣裳来给我换上，那套衣裳是铁牛留下来的，他跟我的身材差不多。郭老塞了一百块钱到我口袋里，双手按着我的肩膀，定定地注视着我，沉重地叮嘱道：
“去吧，阿青，你也要开始飞了。这是你们血里头带来的，你们这群在这小岛上生长的野娃娃，你们的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就好象这个岛上的台风地震一般。你们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如同一群越洋过海的海燕，只有拚命往前飞，最后飞到哪里，你们自己也不知道——”
11
“他终于又回来了。”
郭老跟我两人步向莲花池的时候，自言自语说道。
“你说谁，郭公公？”我侧过头去问他。
“你昨天晚上遇见的那个人。”
“你认识他么？”我诧异道。
郭老点了点头，叹道：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他又会回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们走近台阶，郭老却停了下来，指向聚在台阶上那一伙人，对我说：
“上去吧，你去听去，他们正在谈论他，已经闹了一夜了。”
台阶上众星拱月一般，一大伙人围绕着我们师傅杨教头正在那里指手划脚，大家似乎都非常兴奋激动。老龟头、赵无常，还有三水街的一帮小么儿也在竖着耳朵听。原始人阿雄仔昂头挺胸，立在杨教头身后，双手插着腰，庞然大物，如同一个耀武扬威的镖师一般。
“小兔崽子，快给我过来！”杨教头一看见我，便倏地一下手上两尺长的扇于指向我，一叠声嚷道：“让师傅瞧瞧，身上少了块肉，扎了几小洞没有。”
我走上台阶，杨教头一把将我揪过去，身前身后摸了几下，笑道：
<mark>?</mark>“算你命大，还活着回来。你知道昨晚你跟谁睡觉了？”
“他叫王夔龙，刚从美国回来的。”
“肉头！”杨教头一巴掌掀到我背上，“王夔龙是谁你也不知道？”
“他知道个屁，”赵无常嘴巴一撇，“他那时只怕还穿着开裆裤哩！”
赵无常一张鬼脸瘦得剩下三个指头宽，身子象根竹篙，裹着一件黑色套头衫，晃荡晃荡，颈脖扯得长长的。我们这一伙里，赵无常的资格最老，他喜欢向我们倚老卖老，夸耀他从前在公园里的风光。
“乖乖，”赵无常的声音又破又哑，呱呱聒噪，好象老鸦，朝我张开一口焦黑的烟屎牙，“你昨晚下了水晶宫去陪龙子去啦！”
“龙子和阿凤”的故事，在公园的沧桑史里，流传最广最深，一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已经变成了我们王国里的一则神话。经过大家的渲染，龙子和阿凤都给说成了三头六臂的传奇人物。我怎么也想象不到，昨天晚上跟我躺在一块儿，伸张看一双钉耙似的手臂的那个人，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那个又高又帅，经常穿着天青色衬衫跟公园里野孩子狂恋的龙子。
“昨晚我就疑心了，”杨教头兴奋地扇着扇子，“可是他整个人好象刚从火炉里爬出来似的，烤得焦烂，哪里还认得出来？倒是他在台阶上，走来走去那副火烧心的急相，还是跟从前一模一样。有人说，这些年他一直关在疯人院里，又有人说，他老早出国躲了起来。谁料得到？十年后，深更半夜，他猛地又钻了出来！”
“就是说啊，”赵无常又开始杯旧起来，“我顶记得他从前找寻阿凤那股疯劲了。我不该开了一句玩笑：‘阿凤跟盛公回家了！’他揪贼似的把我揪进了车子里，逼着我带他到盛公家，半夜去敲人家的门。盛公以为流氓捣乱，把警察都叫了来。后来我问阿凤：‘你怎么这祥冷心冷面？’阿凤扯开衣服，露出一身的刺青，指着胸口上那条张牙舞爪的独角龙，说道：‘我冷什么？我把他刺到身上了还冷什么？你哪里知道？总有一天，我让他抓得粉身碎骨，才了了这场冤债！’我们那时只当他说癫话，谁知日后果然应验了。”
“那个姓王的，神气什么？真以为他是大官儿子了？一双眼睛长在额头上，”老龟头突然气不忿地插嘴道，他在嚼槟榔，一张口一嘴血红，“有一晚，他独自坐在台阶上，大概在等他那个小贱人，我看见他孤怜怜，好心过去跟他搭讪，只问了一句：‘王先生，听说你父亲是做大官的呀。’他立起身便走，理也不理，老子身上长了麻疯不成？”
“你这个老无耻！”杨教头笑骂道，“人家老子王尚德不是做大官是做什么的？要你这个老泼皮去巴结？我问你：你算老几？人家理你？癞蛤蟆也想吃天鹅？真正是个不要脸的老梆子！”
我们都笑了起来，老龟头搔了两下他颈子上那块长了鱼鳞似的牛皮癣，塞住了口。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才看到王尚德的葬礼，”赵无常插嘴道，“嚄，好大的场面！送葬的人白簇簇地挤满了一街，灵车前的仪仗队骑着摩托车，乱神气！”
我也在报上看到王尚德逝世的消息，登得老大，许多要人都去祭悼了。王尚德的遗像和行述，占了半版。王尚德穿着军礼服，非常威风。他的行述我没有仔细看，密密匝匝，一大串的官衔。
“要不是他老子做大官，他杀了人还不偿命么？”老龟头余恨未消似的说道。
“偿什么命？他人都疯了，”杨教头答道，“法官判他‘心智丧失’。开庭那天我去了的，检察官问他为什么杀人，他摇着双手大喊：‘他把我的心拿走了！他把我的心拿走了！’不是疯了是什么？”
“那一阵子，闹得满城风雨，我还记得，”赵无常划燃了火柴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报纸上的社会版，天天登，龙子和阿凤两人的相片都上了报，有家报纸的标题还损得很：‘假凤虚凰，迷离扑朔。欲海情天，此恨绵绵’。开庭那天我也在，法院就在一女中的斜对面，挤得人山人海，招来好多女学生。王夔龙一出来，她们也跟者叫：‘龙子，龙子’——”
“儿子们！”杨教头猛然将扇子一举，露出“好梦不惊”来，“散会吧，穿狗皮的来了！”
远处有两个巡警，大摇大摆，向莲花池子这边跨了过来。他们打着铁钉的皮靴，在碎石径上，踏得喀轧喀轧发响。我们倏地都做了鸟兽散，一个个溜下了石阶，各分西东，寻找避难的地方去了。我们的师傅杨教头，领着原始人阿雄仔，极熟练，极镇定地，混入了扩音台前的人群里。于是，我们莲花池畔的那个王国，骤然间，便消隐了起来。
“阿青！”
我走进黑林子里，跟一个人迎面撞了一个满怀，是小玉。
12
“明天晚上八点正，在梅田，一分钟也不许晚！”
我们坐在衡阳街大世纪的二楼，过道末端的一中鸳鸯座上，一个人吮着一杯冰柠檬水，小玉那双飞挑的桃花眼兴奋得炯炯发光。大世纪也是我们常到的联络站，比野人咖啡馆幽静多了。
“梅田在哪里？”我问道。
“驴蛋！”小玉捶了我一下，“梅田也没听过！就在中山北路国宾饭店过来两条巷子里。那里的台湾小菜，比青叶、梅子还要棒。明天晚上，他就请我们这几个人。”
“台湾小菜有什么稀奇？他是华侨，你为什么不带他去上大酒馆？五福楼呀，聚宝盆呀。我们也沾沾光，去吃桌酒席？”
“呵，说你不生性！”小玉世故起来，“人家林祥，离家这么多年，头一次回来，总想尝尝家乡味吓！大酒馆，你怕没有生意人请他？我喜欢梅田那个地方，乱有情调。烤花枝，凉拌九孔——美丽多多！”
小玉告诉我：那个日本华侨叫林茂雄，有五十多岁了。本来是台北人，后来打仗，给日军征到中国大陆去，在东北长春军医院里，当了七八年的护理人员。后由他在东北娶了一个满州姑娘，生了一儿一女。战后他全家跟一个东北朋友一同到日本合伙经商，苦了好些年，最近才发迹起来。这次，他们在东京的那家成城药厂，派他到台湾来设立经销部，他才有机会重返故乡。
“我今天带着林祥逛了一天的台北，两人逛得好开心！”小玉一睑容光焕发，“阿青，林祥人很好呢，你看——”他指着他身上那件红黑条子开什米龙的新衬衫，“是他买给我的。”
“你这个势利鬼！”我笑道，“你一看见日本来的华侨，眼睛都亮了，难道你真的又去拜个华侨干爹不成？”
小玉冷笑道：
“华侨干爹为什么不能拜？我老爸本来就是华侨嘛—一他现在就在日本。”
“哦？”我诧异道，“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又说你老爸早死掉了，葬在你们杨梅乡下。那天我还明明听见你向老周讨钱，说是买香烛替你老爸上坟。你哄死人不赔命！”
“告诉你？”小玉打鼻孔眼里哼了一下，“为什么要告诉你？谁我也没告诉！”
我们公园里的人，见了面，什么都谈，可是大家都不提自己的身世，就是提起也隐瞒了一大半，因为大家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痛，说不出口的。
“阿青，我向你，”小玉突然歪起脖子，一脸歹意地觑着我笑道，“你有老爸么？”
“什么话！”
“你老爸姓什么？”
“姓李！姓什么？”我有点恼怒起来，猛吸了两口柠檬水。
“你老爸真的姓李？你真的知道你老爸是谁，呃？”小玉的嘴角挑起，笑得非常刁恶。
“干你娘！”我忍不住一拳豁了过去。
“呵，呵，”小玉却得意非凡地笑了起来，“你看，白问你一声，你就输不起了！”
他俯下头去，默默地吮着他的柠檬水，半晌，他倏地头一昂，掉在额上的一绺长发一下甩回到头顶上，两颧鲜亮，一双桃花眼闪烁起来。
“告诉你们？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无父的野种？我从来没见过我老爸，也不知道他是谁。我不姓王，那是我阿母的姓。我阿母告诉我，我阿爸是一个日本华侨，姓林，叫林正雄。他有个日本姓，中岛。我阿母叫他：‘那卡几麻’。我的身份证上，父亲那一栏填着‘殁’。人家问我：‘你老爸呢？’‘死啦。’‘老早死啦。’我总装做满不在乎——－”小玉耸耸肩，“可是我心里一直在想：那个马鹿野郎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在东京？在大阪？还是掉到太平洋里去了？那年他回台湾做生意，替资生堂推销化妆品。他去上酒家，在东云阁碰到我阿母—一两人就那样姘上了。我阿母说，她上了那个马鹿野郎的大当！他回日本，说定一个月就要接我阿母去，我阿母已经怀了我了。哪晓得连他东京的地址都是假的，一封封信都退了回来。我从小就对我阿母说：‘阿母，莫着急，我去替你把‘那卡几麻’找回来。’从前我一天到晚跑那些观光旅馆：国宾、第一、六福客栈，通通跑过了，你猜我去干什么？”
“去兜生意。”
“卵椒！”小玉笑了起来，“我去旅馆柜台去查，查日本来的旅客名单。唉，艰苦呢！先查他的中国名字，又要查他的日本名字。我常常做大梦：我那个华侨老爸突然从日本回来，发了大财，来接我阿母跟我到东京去。”
“又在做你的樱花梦啦！”我笑道。
“阿青，你等着瞧，总有一天，我会飞到东京去，去赚大钱，赚够了，我便接我阿母去，我来养她，让她好好享几年福，了了她一辈子想到日本去的心愿。我要她离开她现在这个男人——那个混帐东西，不许我们母子见面呢！”
“这又是为了什么？”
“唉，”小玉叹了一口气，“我在他的面里下了半瓶‘巴拉松’。”
“乖乖，你还会毒人哪！”我咋了一下舌头。
“那个山东大汉，人并不坏。他整天叫‘入你奶奶。’‘俺入你奶奶。’”小玉笑道，“他是个货运司机，开大卡车的，从前在部队里当过驾驶兵。山东佬，壮得象条牛，我阿母一把就让他抓到床上去了。我跟他两人起先混得还不坏，他到台中运货回来，总带盒我最爱吃的凤梨干给我。喝了两口酒，他便捏起鼻子学女人声音唱河南梆子逗我笑。可是有一次，我在家里跟人打炮，却让山东佬当场捉到了！”
“小无耻，怎么偷人偷到家里去了？”我叫道。
“有甚么稀奇？”小玉耸了一下肩膀，“我十四岁就带人回家到厨房里打炮去了。我们住在三重镇，附近有好几个老头子对我好，常给我买东西：钢笔、皮鞋、衬衫。给我买一样，我就跟他们打一次炮，叫他们干爹。有一个卖牛肉汤的，是个大麻子，可是他最疼我。晚上我到他摊子去，他总给我盛一大碗牛肉汤，热腾腾的，又是牛筋，又是瘦肉，还有香菜，喝得受用得很！他家里有老婆的，我便带他回家，从后门溜进厨房里去。谁知那次却偏偏让那个山东佬撞了正着。你猜他拿什么家伙来打我？卡车上的铁链子！‘屁精！屁精！’他一边骂，一条铁链子劈头劈脸就刷了下来。要不是我阿母拦住，我这条小命早就归了阴了！你说，我要不要毒他？”
小玉望着我，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
“幸好没毒死，”小玉吸了一口气，“他在医院里洗胃，我阿母却赶了回来，把我的衣服打了一个包袱，一条金链子套在我脖子上，对我说道：‘走吧，等他回来你就没命了！’就那样，我便变成了‘马路天使’。”
说着小玉咯咯地笑了起来。
“老周昨晚又来找过你了，”我突然记起了丽月的话，“丽月说，那个胖阿公气咻咻的。要是他知道你又在外面打野食，他不撕你的肉才怪！”
“去他的，”小玉立起身来，拾起了桌上的帐单，“那个馊老头子，好麻烦。好兄弟，拜托拜托，你替我撒个谎吧，就说小爷割盲肠去了！”
回到锦州街，丽月还没有下班。阿巴桑已经带着小强尼睡下了，全屋电灯都已熄灭。我摸到房里，在瞑暗中，却突然看到下午搁在床上的那一串锡箔元宝，正在微微地闪着银光。我提起那串抖瑟瑟的元宝，穿过厨房，走到外面的天台上去。天台一角，一只装满了沙的洋铁罐里，一柱香，还在燃着几点星火，大概是阿巴桑烧祭留下来的。我蹲下身去，划亮了一根火柴，点燃了手里那串锡箔。那些元宝烧得嘶嘶的响，一个个烧成了灰，一缕一缕，飘落到地上，颤颤地独自闪着暗红的火烬。我抬头望去，天上那轮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的月亮，又红又大，偏西了，正压在远处高楼的顶尖上。
返转房中，我连衣裳也没有脱，汗黏黏地便倒卧床上去。我的身休已经疲倦得发麻，四肢瘫痪在草席上，好象解体了一般，动弹不得。在黑暗中，我看见窗外反射进来那些酒吧的霓虹灯，象彩蛇般，在窜动着。渐渐地，我的脑子却愈来愈清醒起来。三个多月了，这是头一晚，我突然感到我竟是如此思念着弟娃，思念得那般渴切、猛烈。
13
晚上八点正，我们到了中山北路的梅田。我们的师傅杨教头只带了原始人阿雄仔跟我两人去，老鼠因为乌鸦不准出来，吴敏头晕，在杨教头家休息。杨教头穿得正正经经，一件泡泡纱草青条子的西装上衣，一身粽子一般，箍出了圆滚滚的几节肉来，还系着根宽领带，绿绸子底爬满了朱红的飘虫，一头一脸的热汗，白衬衫早沁得透湿。他把阿雄仔也打扮了一番，套上了一件不合身的花格子西装，袖子太短，露出里面一大截衬衫来，拱肩缩背象足了马戏团里穿着外衣的大黑熊。在梅田门口，杨教头转身叮嘱我们：
“今晚规矩些，在人家华侨客面前，莫给师傅丢脸！”
梅田果然有点情调，装潢是东洋风格，门口跨着一拱小桥，桥下水池，流水潺潺，桥尾迎面还有一座假山，山顶闪着一盏小青灯。里面收拾得窗明几净，冷气细细地凉着。四周墙上镶着扇形的壁灯，晶红的灯光，朦朦胧胧，几个女招待的笑靥上，都好象涂着一层毛毛的红晕一般。餐馆尽头，有人在演奏电子风琴，琴声悠悠扬起。一位女招待迎上来，把我们带上了二楼，楼上是隔间雅座，女招待揭开第二间的珠帘，小玉及那位华侨客林茂雄已经坐在里面等候着了。我们进去，林茂雄赶忙起身过来迎接，小玉紧跟在他身后。林茂雄是个五十上下的中年人，两鬓花白，戴着一银丝边眼镜，一张端正的长方脸，一笑，眼角拖满了鱼尾纹。他穿了一身铁灰色西装，系着根暗条领带，银领带夹上镶着一颗绿玉。杨教头抢上前去，先跟林茂雄重重地握了一下手，又替我跟阿雄仔两人引见了。林茂雄把杨教头让到上座，将我跟阿雄仔安插在杨教头左右。大家坐定后，杨教头一把扇子指向小玉，说道：
“怎么样，林祥？我这个徒弟还听话吧？”
“玉仔很乖哩，”林茂雄侧过头去，望着小玉笑道，他说得一口东北腔的国语，小玉挨坐在林茂雄身旁，笑吟吟的。他穿了一件水绿白翻领的衬衫，一头长发，梳得整整齐齐，好象刚吹过风，一副头干脸净的模样。
“玉仔，他这几天做我的导游，我们看了不少地方。台北，我是完全不认识了——”
林茂雄一手扶在小玉的肩上，微笑着。
“今天中午，我才带林祥到华西街吃海鲜来，林祥说，比东京便宜多了，又好吃！”小玉面带得色地笑道。
“你说吧，林祥，怎么谢我这个师傅，”杨教头唰地一下，打开摺扇，扇了起来。饭馆有冷气，杨教头的胖脸上，汗珠子仍然滚滚而下。
“就是说啊，所以今晚特地要请杨师傅来喝杯酒呢！”林茂雄笑应道。
“光喝酒是不够的，”杨教头摇头道，“日后咱们有机会到东京，林祥也得导游一番，叫咱们开开眼界。听说东京的孩子也标致得紧哪！”
“杨师傅到东京来，我一定做向导，带你到新宿去观光。”
“那些日本孩子看见我们师傅，只怕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了！”小玉在旁边插嘴道。
“呔！我把你这个不孝的畜生！”杨教头手一扬，厉声喝道，旋即却放下手来叹了一声：“林祥，你不知道，徒弟大了，师傅难做，呕气得很！这几个东西，笨的笨，蠢的蠢，都上不得台盘，唯独这个小家伙，鬼灵精怪，一把嘴，又象刀，又象蜜，差点的人，也降不住他。林祥，我看他跟你竟有点投缘。”
“玉仔跟我两人很合得来。”林茂雄笑着拍了一拍小玉的后脑袋瓜。
一个十六七岁的女招待揭帘走了进来，端上一盆洁白的冰毛巾让我们揩面，又递给我们一人—张菜牌。林茂雄先让杨教头：
“杨师傅，你是行家，请先点吧。今天是玉仔的主意，吃台湾小菜。”
“我随和得很，什么都吃，连人肉也吃！”
我们都笑了起来，女招待笑得用手捂住了嘴。
“那么，就来碟西施舌吧，尝尝美人舌头的味道！”
“嗨。”那个女招待赶忙应声写了下来。
“玉仔，你想要吃什么？”林茂雄转头问小玉。
“烤花枝，我要吃烤花枝！”小玉嚷道。
林茂雄又让阿雄仔，阿雄咧开大嘴笑嘻嘻地说：
“鸡、鸡——”
“现什么宝？”杨教头低声笑骂道，“给他来道烤鸡腿吧！”
“嗨。”女招待又赶忙应道。
我点了一碟盐酥虾，林茂雄自己也加了几个菜，一道烧鳗，一道家常豆腐，一碟酸菜炒肚丝。
“日本人不吃内脏，我有好些年没有吃到炒肚丝了。”林茂雄笑叹道。
“先生要喝什么酒？”女招待怯生生地问道。
“把你们的陈年绍兴热来，”杨教头命令道，“加酸梅！”
女招待去暖了一壶绍兴酒来，一只高玻璃杯里盛着酸梅，她要替我们斟酒，小玉却赶忙接了过去道：
“不必了，让我来。”
女招待应着走了出去，小玉把酒筛到装酸梅的杯里，浸渍片刻，先替林茂雄斟上一杯，又把别人的酒杯都注满了，才立起身来，双手捧起酒杯，朝林茂雄敬道：
“林祥，今晚是你给我面子。我先干了这杯酒，表示我一点敬意吧。”
说着小玉便举杯，一口气咕嘟咕嘟将一杯酒饮尽了，一张脸顿时鲜红起来，一双飞挑的眼睛，眼皮也泛了桃花。
“慢来、慢来，别呛着了。”林茂雄赶紧伸出手制止道。
“我从来不喝急酒的。”小玉笑道，“今晚实在高兴，所以放肆了！”
“啧、啧，”杨教头砸嘴道，“林祥，你本事大。这个小家伙脑后那块反骨大概给你抽掉了—一竟变得这般彬彬有礼起来！”
“玉仔一直很懂礼貌。”林茂雄笑道，自己也吮了一口酒。
“没有的事！”杨教头摆手道，“他在别人面前，张牙舞爪，就象只小斗鸡，你真是把他收服了！”
“等一下菜来了，先吃点才喝，空肚子闹酒，要醉了，”林茂雄低声对小玉说道。
“好的。”小玉点头应道。
女招待送菜上来，头两道是烤花枝、烤鸡腿。林茂雄挟了一块烤花枝，搁在小玉碟子里。阿雄仔看见那盘焦黄油亮的肥鸡腿，伸出只大手爪便去抓。我整天只吃了两枚烧饼，老早饿得肚子不停地叽咕叽咕发响，一闻到那阵烤鸡腿的肉香，顿时一嘴巴的清口水，手上的筷子跟阿雄仔的手爪差不多同时伸到盘中最大那只鸡腿上。
“喂，你们客气些！”杨教头喝道，转向林茂雄道歉道：“林祥，请多多包涵！我命苦，收了这么个傻仔，又加上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徒儿，处处出洋相！”
“让他们去吧，”林茂雄笑道，“难得孩子们吃得这么开心！”
林茂雄说着把外衣也卸了，小玉赶忙接了过去，挂到衣架上。杨教头也除下了西装，把领带也松开了。林茂雄双手端起酒杯来，向杨教头敬酒道：
“杨师傅，请你先受了我这杯酒。”
杨教头也慌忙不迭地举杯回敬道：
“林祥是远客，我应当先敬。”
两人对过杯以后，林茂雄沉思了片刻，却向杨教头郑重地说道：
“杨师傅，今晚请你来，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玉仔是个聪明孩子，我看他也还懂得好歹，由他这样浪荡下去，恐怕糟踏了——”
“林祥！”杨教头将扇子往桌上一拍，“你这句话，正说到我的心坎儿上！我是他师傅，难道还不望他好？他从前那些干爹，有的开店铺、有的开洋行。他肯上进，谋份正经差事，还不易如反掌？偏偏这个小家<bdo></bdo>伙，天生一副贱骨头！没常性，三天两头，一言不合，大摇大摆地就开小差。他自己不爱好，我当师傅的，拿他也无可奈何。”
“当然、当然，”林茂雄赔笑道，“师傅哪有不疼徒弟的道理？是这样的，咱们成城药厂，在台北松江路设了间经销处，要雇用一批人，我想把玉仔安插在公司里，有份差事，学个一技之长，对他日后是好的。所以先向师傅问准，备个案。”
“那敢情好！”杨教头应道，“林祥肯提拔，是他的福。只是一件：要看他本人如何。小家伙肚里的鬼，只怕有一打！”
“我已经问过他了，他自己说愿意。”林茂雄侧过头去望着小玉笑道。
“替林祥做事，我尽心就是了。”小玉一脸正经地说道。
“这回可是你自己说的，”杨教头指向小玉，“咱们等着瞧吧—一这倒好，日后伤风头痛，直到小玉那里拿药就是了！”
“我们销的，大部分是补药，‘胖美儿’之类。”林茂雄笑道，“台湾市场小，西德货竞争又厉害，生意恐怕也不太好做。”
“人事呀！这里什么都讲人事！要拉大医院，又要拉大医生，药品才销得出去。”
“我们已经开始做广告，征经销员了——我的意思，就是想叫玉仔跑跑外务经销。”
“那行，他那把嘴还要得！”杨教头嘉许道。
谈笑间，我跟阿雄仔两人已经把鸡腿吃得只剩下几根骨头。一时菜都上齐了，而且林茂雄又一直叫我们不要拘束，我跟阿雄两个人，筷子调羹并用，虾子鳗鱼豆腐肚丝，一人盛满了一盘。梅田的台湾小菜果然胜过青叶梅子，味道精致得多。我心里想下次不知几时才有机会上馆子，吃够本再说。
“这些年，我一直想回来看看——”林茂雄呷了一口酒，缓缓说道，“没料到台北竟变得这么繁华，好象十年前的东京一样。玉仔今天带我走过八条通——从前我们的老家就在那里——那在全是旅馆酒店，眼都看花了！”
“那一带变动得厉害，”杨教头接嘴道，“从前咱们在六条通开了一家‘桃源春’，轰轰烈烈了一阵子——现在那家酒馆民经换了两个老板，改成什么‘阿里山’了！门口漆得大红大绿，走过那里我看着就刺心！林祥这次回来，亲人都看到了？”
“老一辈的都不在喽，”林茂雄唏嘘道，“这次回来，我倒想找一位少年时代的朋友——”
林茂雄若有所思地顿了下来，他的双颧，微微地泛起酒后的酡色，墙上的扇形壁灯，晶红的光照在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上，涂上了一层晕辉。他的嘴角漾着一抹怅然的微笑，眼角的皱纹都浮现了起来。
“他叫吴春晖，我们住在一条巷子里，两个人很亲近，跟兄弟一样。那时我们一同上台北工业学校，学化工。两人还约好，日后一块儿到日本去学医，回来合开诊所。谁知道战事一来，我却给征到大陆东北，一去便是这么些年—一”
“我也到过东北．冰天雪地，耳朵差点没给冻掉！”杨教头插嘴道。
“是啊，我刚到长春的时候，生满了一脚的冻疮，寸步难行。”林茂雄摇头笑道，“后来才知道东北人的靴子里原来都塞满了乌拉草取暖的。”
“那个吴春晖呢？”小玉好奇地问道。
“暧，”林茂雄叹息道，“他可怜，给日军拉去东南亚打仗去了，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没有？”
“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小玉问道。
“我只记得他年轻时候的面貌——”林茂雄沉吟了片刻，他打量了小玉一下，笑道，“说起来，你跟他，眉眼间倒有几分相似。”
“是么？”小玉笑道，“那个容易，林祥，我陪你去找！”
“傻仔，”林茂雄搔了一搔他那花白的发鬓，“隔了三十年，我们相见也不认识了呀！”
“不要紧，只要痛下决心，一条街一条街，一个城一个城去找，总有一天找得到。” 小玉颇为自信地说道。
“其正是小孩子说话。”林茂雄摇头笑道。
小玉起身拣了一块烤鳗鱼，敬到林茂雄的碟子里。林茂雄吃了一口，赞道：
“这家烧烤，确实不错。”
“听说东京的中国饭馆也多得很哪。”小玉探问道。
“日本人爱吃中华料理，他们常常在中国饭馆宴客，在日本开餐馆很赚钱。东京有一家留园，是满洲皇族开的，气派大得很，普通人还吃不起哩，一道水晶鸡，日币三千元！”
“林祥，我到东京去，在中国餐馆打工，行么？”小玉问道。
“你会烧菜么？”
“不会可以学嘛。”
“那边餐馆常常请不到厨子。”
“那么我赶快到烹饪学校报名，考个厨子执照去。”小玉笑道。
“你不必打这些鬼主意了！”杨教头道，“林祥回日本，干脆把你装进箱子里，提走了事！林祥，听说这几年东京也繁荣得了不得！”
“东京变得更厉害，”林茂雄叹道，“战后我们去，差不多炸平了，眼看着一栋栋高楼建了起来。我们老板有眼光，一去便在新宿番众町那一带买下一块地，就那样发了起来--- 他是我太太的舅舅，就是他把我们接去日本帮忙的---”
“番众町那里有一家酒吧叫一番馆，里面的孩子穿着和服的。”小玉插嘴道。
“你怎么知道？”林茂雄诧异道。
“一番馆在番众町七十五番地。”小玉笑嘻嘻地说。
“你这个孩子，”林茂雄摸了小玉的头一下，“好象东京去过多少次似的，这么熟！”
“我有一本东京地图，”小玉笑道，“那些街道我都背熟了，我去了，一定不会迷路。有一天，我一定要到新宿一番馆去，瞧瞧那些穿和服的日本孩子去——林祥，要是我穿起和服来，会好看么？”
“你穿上和服，倒象个日本娃娃。”
“‘好色一代男’林祥看过么？”小玉问道，“是一部彩色古装片。”
“‘好色一代男’？”林茂雄皱起眉头思索了片刻，“是好老的影片了吧？”
“池部良演的，”小玉说道，“他在电影里穿了一件白绸子黑缎带的和服，乱潇洒一阵！林祥也有和服么？”
“有一件，在家里穿穿。”
“什么颜色？”
“灰的。”
“哦，我喜欢白绸子的。以后我也去买一件，不过听说好的贵得很。要是我在东京穿起和服来，他们真把我当作日本仔怎么办？我又不会说日本话，只会一句：我哈腰——果哉?一麻司。还是师傅教的。你肯教我说日文么，林祥？”
“那要看，”林茂雄微笑道，“你在公司里做事努不努力！”
“那我一定拚命干就是了！”小玉笑道。
几碟菜我跟阿雄仔两个人，闷声不响扫掉了一大半，阿雄仔用手拉鸡腿吃，两手抓得油渍渍，啃完了鸡腿，又吮手指头。小玉点的烤花枝，他只吃了两夹，其余的我趁他说话，都暗暗地计算光了。几道菜，烤花枝最爽口，又香又脆。吃到最后，一只碟里只还剩下一枚盐酥虾，我挟起送进嘴里，连头带尾一齐吞了下去。吃完菜，我们把两瓶绍兴酒也捣鼓光了才散席。
14
“盛公家开‘派对’！”
这个消息，象—则不胫而走的谣言，从早上开始，便在台北市我们这个隐秘的地下国度里，每一个角落，散布开来。从八德路传到中山北路，从中山北路流到西门町，从西门町越过淡水河吹到三重镇，然后再回头，落到万华三水街那条热臭污秽的死巷中。在大街上，在小巷中，在野人地下室，在新南阳的后排座椅上，当然，最后归集到我们的老窝公园里——大家见了面，都会心地一笑，互相传递，互相印证：
“盛公又开‘派对’了。”
“八德路二段。”
“晚上十点钟。”
十点钟，八德路二段一条弄堂里，早已停满了脚踏车、摩托车，还有一两部小轿车。盛公那幢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外面看去，一片昏暗，连门灯都没有开。楼房上下，门窗紧闭帘幕低垂。外人看见，都会以为宅内的人，早已安息，灯火俱灭。谁也不去查觉，那座外表十分安静规矩的巨宅里，一个秘密聚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只有走近客厅时，才听到里面隐隐约约的人语笑声以及管弦的悠扬。客厅门口，一排排，一行行，早已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有尖着头系带子的老式皮鞋，有镂着小洞的白皮鞋，有泥滚滚发着胶臭的运动鞋，还有几双赤裸裸的高跟木屐。盛公家的客厅，十分宽大，容得下四五十人，可是里面一片黑压压都挤满了人头。客厅中央那盏大吊灯，旋转出红、绿、紫三种颜色的灯光，配着唱机播放出来“碎心花”的探戈节奏，转得偌大一间客厅，象只大水缸，各色水浪，波涛起伏。一个个人的身上脸上，时红时绿，好象—群色彩艳异的热带鱼，在五颜六色的水波中，载浮载沉。里面的人，都扯高了喉咙，叫着笑着跳着，可是谁也听不清谁的话。因为客厅那座两吨半的冷气机，正开足了马力，轰轰地喷射，把人语笑声，镇压下去。门窗关闭得紧，客厅里一迳散着一股清一色浓浊的男人味。
主人盛公坐在客厅一端凸起的台上一张檀木的太师椅上，居高临下，睁着他那双老的眼睛，既感兴味而又无可奈何地瞅着那一群暖烘烘的青春肉体，半刻也不肯安分的蹦跳着，飞跃着。盛公穿了一件黑丝绸香港衫，左边胸袋上绣着一朵醉红的海棠花，头上残剩的一撮稀发，一绺绺梳得妥妥贴贴地覆在头顶上。因为常年风湿，盛公的背一迳痛得弯成—把弓，背后衬着两只软泡泡的黑丝绒的椅垫。盛公的万年青电影公司刚推出一部文艺片“灵与肉”，轰动港台，创下近年来的票房纪录。盛公心花怒放，便开起“派对”，来庆祝“灵与肉”的成功，连电影中那支主题曲“碎心花”也得了一个大奖。盛公对我们，确实是慷慨的，时常无缘无故，他会叫一桌酒席，让我们吃得兴高采烈，他夹在我们中间，拍着我们的背，说道：“能吃就吃吧，孩子。象我，连块排骨都啃不动喽。”盛公镶了一口的假牙，只能吃虾仁蒸蛋、鸡血豆腐。盛公喜欢诉说他过去辉煌的故事，他从前在上海，是天一公司的台柱小生，跟徐来、王人美都配过戏。他说徐来最美，不愧是标准美人。他把他从前那些剧照拿出来，给我们看，我们都笑了起来。盛公悻悻然喝道：“笑甚么？难道你们还不相信这就是我么？”我们确实不相信，相片里那个年轻英俊、眉眼灵秀的男人，竟会变成一个瘪嘴驼背的丑老头bbr>藏书网</abbr>。上次盛公开“派对”，我们吃完喝完，大家成群结队，一哄而散，谁也不肯留下来陪盛公宵夜，喝红枣桂圆汤，听他那些讲了又讲的古老故事。在空旷的客厅里，盛公独自颓然靠在太师椅上，茶几上，烟尸酒罐，糖纸瓜子壳，堆积如山。盛公突然感伤起来，淌下了两滋衰老的眼泪，对杨教头慨叹道：
“杨胖子，老来无子，到底是凄凉的。”
杨教头是盛公唯一的知已，盛公的感慨，只有他才能了解。
“算了吧，盛公，”杨教头安慰他道，“养儿子，不孝顺，也是枉然！”
“那块料还不错，”盛公转向坐在左手边子上的杨教头说道，他正觑着老的眼睛，指向人群中一个身着火红紧身衫的少年。少年的身材很帅，长腿细腰，一个倒三角的胴体，宽厚的胸膛上，两块胸肌嚣张地隆起。少年扬面昂首，左顾右盼，一副目中无人的狂态，都堆在他那似笑非笑，上挑的嘴角上。盛公识人，“灵与肉”中的男主角林天，一经他提拔，登时平步青云，熠熠地便红了起来。
“那个骚东西么？”
杨教头用扇子遥点了红衣少年一下，歪过头去，凑到盛公耳下，报告了一段少年的履历：
华国宝，人都叫他华骚包，一天到晚爱亮出他身上那几斤健身房练出的肌肉来。读过一年艺专，便自以为是电影明星了，是个刁狂无比的浮滑少年。然而人却聪明绝顶，也有才，倒真是一块料！看见么？跟在他身后，寸步不离，戴着一顶巴黎帽的，他是谁？是阳峰哪，“悲情城市”，“心酸酸”，从星台语片那个过了气的红小生。他整日在小华身后，就好象在追逐自己的影子一般。这两年阳峰的魂只怕也给他磨掉了，供他吃、供他住、供他读书。华国宝却冷冷地说道；“我并不稀罕！”
老鼠在人群中窜来窜去，趁人不觉，从茶几上攫走了那包还未开封的“长寿”，迅速地塞进了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又挤到那张大理石面的八仙桌边，从一只朱漆的四色糖盒里，狠狠地抓起一大把金银纸包着的巧克力，正要往胸袋放，却让聚宝盆的卢司务一把捉住了手梗子。老鼠咧着一口焦黄的牙齿，无奈地笑道：“卢爷，要吃糖么？”卢胖子笑得象尊欢喜佛，大肚子顶到老鼠的胸上：“糖，我不要吃，我倒想啃你的骨头！”
吴敏那张脸变得愈加苍白了，他退缩到客厅远远的一角，闪躲到那架字乌木屏风后面去，掏出手帕，揩拭他额上的冷汗。他左手上的绷带还没有除去，白白的一圈，套在腕上，手铐一般。张先生刚跨了进来，他穿了一套很体面天蓝色沙市井的夏天西装，头发抿得一丝不苟，下巴剃得铁青。他右边嘴角拖着的那一道深纹，在红艳艳绿森森的灯光下，如同一条阴黑的刀痕，斜横在那里，好象一迳在凶残地微笑着似的。萧勤快跟在他身后，浓眉大眼，茁壮得象头小公牛，见了人便咧开他的厚嘴唇，得意地笑道：“我们刚到华声去看戏：‘灵与肉’。”
心脏科的名医史医生正伸出手去，按了一按三水街小么儿花仔的胸脯，说道：“花仔，你的心长歪了，难怪你这个人也是歪的。”史居生常常要我们到他的永乐诊所去检查身体，他给我们义诊，连金霉素也是赠送的。史医生的诊所里有人送他一块匾：仁心仁术。他确实是一个仁医，非常关心我们的健康，常常给我们讲解卫生常识。
铁牛叉着腰，敞着胸，企立在那里，一头铁硬的怒发，根根倒竖，一条黑帆布的腊肠裤，箍得腿上的肌肉波浪起伏，皮带也不系，裤头滑得低低的，全身都在暴放着野蛮的男性——可是艺术大师说，他在铁牛的身上，终于找到了这个岛上的原始生命，就象这个岛上的台风海啸一般，那是一种令人震慑的自然美。他替铁牛画了好几张面像，他说，那才是他真正的杰作。艺术大师非常鄙薄那一群大学生，“文明和教育，把他们的生命力都撕(这个字又认不出来了，暂且代替)伤了，”他冷笑道：“他们象甚么？一束塑胶花！”然而那群大学生却独自围成了一个小圈圈，嘴里夹着洋文，沾沾自喜地在跳着探戈的花步。
在盛公这间门窗紧闭、帘幕低垂、冷气机开得轰轰响的客厅里，我们一个个都放浪形骸地蹦跳起来，愈跳愈骠悍，愈猖狂，一个个都夸张地笑着，叫着，好象在向外面那个合法的世界挑战，报复一般。在那转得忽红忽绿的灯光下，我看到了盛公那衰老无奈的脸，阳峰那张追悼哀伤地脸，华国宝那张狂傲的脸，吴敏那张苍白的脸，张先生那张一迳浮着一抹凶残微笑的脸。这一张张年老的、年轻的、美貌的、丑陋的脸上，都漾着一股若有所失的暧昧神情，好象都在企图遮掩甚么似的，遮掩一些最黑暗最黑暗的隐痛？一颗常年流着血不肯结疤的心？在那盏旋转灯下，我又看到了那张古铜色高额削腮的脸——立在我面前的是那个头一次带我到瑶台旅社去、小腹练得铁板一般硬的中学体育教员，他正朝着我，伸出了他那筋络崎岖的手臂来。在旋转灯下，我看见了一只只的手：吴敏那只绑着白绷带受了重创的手，老鼠那只被烟斗烙起了燎泡的手，阳峰那只向华国宝伸了出来而又痛苦迟疑缩了回去的手。在这个封闭拥塞的小世界里，我们都伸出了一只只饥渴绝望的手爪，互相凶猛地抓着、掩着、撕着、扯着，好象要从对方的肉体抓回一把补偿似的。体育教员那只手，象钢爪一般，一把扣住我的右腕，拶得我的手骨直发疼。他是那样急切地望着我，红丝满布的眼里，好象又有千言万语要向我倾吐一般。我闻到他呼吸里喷出的酒味，他就象又醉了，就象那天夜里一样，醉得口齿不清，向我倾诉了一大堆他的伤心历史，那样一个北方大汉，竟会恸哭得令人手足无措。我感到非常尬尴，我实在不忍见到那张古铜色醉脸上泪水纵横的模样。在人堆中，肉磨着肉，我盲从奋力地蹦着跳着，一阵突如其来莫名的悲哀，千钧压顶陡然罩了下来。我觉得客厅里的氧气好象骤然抽掉，胸口一闷，令人窒息起来。我猛地挣脱了体育教员钢爪似的手，奋力推开人堆，窜逃到客厅外面去。在客厅门口，我从那堆混杂的鞋子中，找到了我那双打着铁钉张口的皮靴子。
15
午夜，公园里热浓的空气稍稍清凉下来。那从樟木林子，正在喷吐着一蓬蓬沁人脑脾的辛香。十七的月亮比十五的又昏黯了些，托在最高那棵大王椰的顶上，如同一团烧得快成灰烬的煤球，独自透着晕红晕红的余晖。四周沉寂，只有莲花池那边的台阶上，传来剁、剁、剁，一声又一声孤独的步音，焦灼、迫切，渐渐消失到远方，蓦地回头，却又转身过来，愈来愈急，愈来愈响。他那高大的身影，穿过来，穿过去，嶙峋、突兀，从台阶这一端蹭蹬到台阶那一端，无休无止地在徘徊，在踟蹰，直到他跟我撞了个照面，他才倏地煞住了脚，一双钉耙似的长手臂扣到我的肩上，他那双炯炯的眼睛，逼视着，如同原始森林中的两团野火，猛地跳跃了起来。
“我一直在找寻你，阿青，找了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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