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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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增长的情况，不论是否由政府控制，对第三世界绝大多数自耕自食的老百姓而言，都没有重大的利益可言。因为即使在某些靠一两样出口大宗为主要财源的殖民地或国家里（如咖啡、香蕉、可可等），这些经济作物也往往集中于有限的几个地区。于是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地方，连中国在内，广大的人口依然以农业为生。只有在西半球一带，以及西部伊斯兰世界的乡间，才摇身一变，在几十年间，戏剧性地由农业社会蜕变成为世上的大都会（见第十章）。其实只要土地肥沃，人口不致过度拥挤——如黑非洲——一般而言，老百姓多能自给自足，无须外求。这些土地的居民，多数根本不需要政府来帮倒忙，因为当地的政府多半力量太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如果官府势力变得苛扰太重，小老百姓也可以不去惹它，或干脆退而采用自力更生的老法子。环顾各地，少有其他地方拥有像黑非洲这么好的优势，可以轻轻松 677e." >松地走进独立年代——可惜不旋踵间，这个大好条件却被糟踏掉了。与非洲相比，亚洲及伊斯兰世界农民的日子往往穷苦得多，至少在粮食营养方面——贫穷到苦不堪言的地步，而且其境况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改善过，如印度地狭人稠，生存的压力自然远比非洲为大。然而，对许多农民百姓而言，解决之道却是天高皇帝远，越少和那些倡导经<mark></mark>济改革致富者接触越好。长久以来，他们的祖先，以及他们自己本人，都已经学得一个经验，那就是“外头来的绝对没有好事”。一代又一代默默地思索中，他们领悟到了一个事实：与其多求利润，不如减少风险，才是上上之策。不过，这些老百姓并不因此便成为全球经济革命中的“化外之民”，因为这股革命浪潮泛滥四方，不论远近，连最偏僻孤立的地区，也难逃其浪头侵袭——塑料瓶、汽油桶、老古董的卡车——当然更少不了政府的机关衙门，而其功能便是制造公文。但是这个办公室写字间世界的出现，充其量不过将人口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大族群：一边是一个生存行动于其间的官家，另一边则是完全与其无涉的小民。因此在第三世界的绝大地区里，最大的分野便在“沿海”与“内地”（或都市与边区）的区别。

    麻烦的事却正出在这里。现代化往往与政府携手而来，因此“内地”被“沿海”管辖，边区为都市治理，不识字者自然也只有受治于识字之人了。太初有“道”，“道”即“文字”。在加纳独立前不久成立的议会，其104名成员中，68名有某种程度的小学以上教育。南印度特伦甘纳地区（Telengana）106名的立法委员里，则有97人有中等以上的教育程度，并有50位大学毕业生。可是这两地绝大多数的居民，当时却多属目不识丁的文盲（Hodgkin，1961，p．29 Gray，1970 p．135）。更有甚者，凡想在第三世界“国家级”政府出人头地者，只会当地通行的语文还很不够，还得通晓几种国际语言当中的一种（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或中文），至少也必须懂得新政府将当地方言混合而成的“国语”才成——如斯瓦希里语（Swahili，东非、刚果等地的语言）、印尼官话（Bahasa）、洋泾浜语等——唯一的例外，只有在拉丁美洲地区，官方的书写文字与一般民众的通行语同属一种语言（葡萄牙文或西班牙文）。试观印度一地，1967年海得拉巴（Hyderabad）举行的公职选举中，34名候选人里只有3人不谙英语（Bernstorff，1970p．146）。

    因教育程度好而占的优势，甚至连最落后最偏僻之民也逐渐感受到了。他们自己不一定能分占这个优势——尤其在他们享受不起这个条件的时候，更特别感受到其中的不同。知识就是权力，这句话不但具有象征意义，在事实上根本就是如此。在某些国家里，所谓政府，所谓国家，对其子民而言，无异于一部庞大机器，其目的即在榨取他们的资源、血汗，以供国家雇用的员工享用而已。因此知识即权力的意义，在这些国家愈发明显。有了教育，往往意味着有可能在公家谋得一份差事，有时甚至十拿九稳，保证可以得到一个职务，运气好的话，更可以变成一辈子的铁饭碗，从此吃喝不尽，招权纳贿，公物私用，将职位私下给家人朋友。一个小村庄——比方说，姑且在中非吧——投资在村里一名年轻人身上，培养他受了教育，从此全村的指望便在这项教育投资所保证的回收之上，也就是公职的所得及公家身份的保护。一份公务生涯如果经营得成功，收入极为可观，是一国当中待遇最好的职业。在60年代的乌干达（Ugand1945年后，苏维埃式巨型的国营农场，以及英国在坦噶尼喀（Tanganyika）——今坦桑尼亚——生产花生的手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过去，咖啡之类的农作物，甚至连橡胶及糖在内，一向被认为只能以大规模农庄的方式栽植经营。这种手段，虽说如今比起某些缺乏技术的小农，依然占有极为明显的优势，却已绝非必要的经营方式了。不过归根结底，自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在农业上获得了重大进展，所谓以科学选种的“绿色革命”，毕竟还是由具有企业经营头脑的农家开始的，印巴边境的旁遮普即为一例。

    尽管如此，土地改革的经济动机却绝非出自生产力的提高，而是着眼于平等的考虑。就长期并整体的观点而言，一开始，经济成本往往会扩大国民所得分配不均的状况，但是最终必将缩短其间的距离。黄金时代末了，发达西方国家人民在经济生活上达到的平等程度，高于第三世界，即可见其真实性的一斑——不过近年来由于经济衰退，以及一些人士对自由市场抱着近乎宗教神学的迷信，所得不均的现象又再度在某些地区出现。拉丁美洲的贫富不均最为严重，非洲居次，但是在一些亚洲国家里面，贫富的差距却相当接近。这几个地区，都曾在美国占领军的协助或直接经营之下，进行了一场极为激烈的土地<s>藏书网</s>改革，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不过这三处的平等程度，自然比不上实行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当时也不及澳大利亚）（Kakwani，1980）。贫富不均的现象少，自有其社会性及经济性的好处，往往被观察家们视为这些国家工业化成功的一大动力。观察家们也同时认为，巴西经济的发展则冷热间歇，几度前进却又跌倒，往往欲达“南半球美利坚”的经济宝座而不得。巴西人民的贫富严重不均，到底应为其欲进不得的挫败担负几分责任——贫富不均，可容国内工业增长的市场因此受限，自不可免。拉丁美洲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如此严重，各国又缺乏大规模组织性的土地改革，两者之间，实在很难说没有任何关联。

    土地改革，当然为第三世界的小农阶级欢迎，至少在土改手段还未变形成为集体或合作农场的形式之前是如此——这种变形，是共产党国家的常例。然而，欢迎尽管欢迎，在个体小农与倡导现代化的城市改革家之间，双方对土改的期待却南辕北辙。前者对总体性经济面对的问题毫无兴趣，于国家政治的观点不同，对土地的需求也非建立在一般性的大原则之上，而自有其个别特定的主张。秘鲁改革派将领组成的政府曾于1969年推动激烈土改，企图一举摧毁该国大地主的田产制度（hadas），即因此而失败。原来秘鲁印第安高地的牧民，一向为安第斯山脉大农场提供劳力，双方共存的关系虽然不甚稳定，可是改革对这些牧民的意义，却仅仅意味着重返祖传的“本土”，回到这一直被大地主隔离的原有牧场。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始终牢记着祖先传下来的家园疆界，这份损失，他们永远也不曾忘怀（Hobsbawm，1974）。改革前旧有的生产运作方式，他们无意维护——事实上现在都归入合作社区（unidades）及原有员工的所有权下了；对于改革后合作式经营的实验，或其他任何新奇的农业制度，也都不感兴趣。他们急于保持的东西，乃是过去传统生活圈（虽不平等）中，所存有的传统互助手段。因此在改革进行之后，他们却回头“入侵”合作制下的共有田产（其实现在他们都具有共同经营者的身份），仿佛在大田庄与其族人社区之间（以及各个社区之间），土地的冲突纠纷犹存，一切都未改变（Gomez Ruez，P.242-255）。对这些边区的牧民而言，改革与否，其实没有任何真改变。仔细探讨起来，真正最接近小农理想的土地改革，恐怕要属30年代墨西哥的尝试，这场改革将共有土地的权利给各个村落，完全交由农民照自己的意愿组织土地共有（ejidos），究其立意，是假定小农均从事于自给性的生产耕作。这一措施在政治效果上获得极大成功，可是在经济上与墨西哥日后的农业发展却没有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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