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宪政和权威政体在中国的不同困境
百度搜索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天涯 或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天涯在线书库 即可找到本书最新章节.
<span class="ter">——再答吴思先生</span><span class="ter">作者：冼岩</span><s>..</s>
在《中国言论界左中右境况及评价》中，我曾说“在当代中国学者中，最喜欢吴思”，实话说，吴先生的两次回应，颇令我失望。我那篇文章谈到吴思先生学术成就的四个特征，其一是“理论价值中立，可以为左中右通用，为所有研究社会问题者提供思路、提供分析工具”；现在看来，恰恰是吴先生本人，不能坚守和贯彻他自己的分析方法。下面就相关问题，答复如下：
<h3>一，我所理解的吴思理论</h3>
按我的理解，吴思先生研究历史所得出的系列创论（潜规则、血酬定律、元规则），最后都演变成对专制制度的一种诘问，可称此为“吴思难题”。它的主要内容是：在专制社会，国家权力与其官员构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各级官吏，不过是抽象国家权力或最高执政者的代理人。二者有不同利益，存在利益冲突，最明显的表现是“权力扩张和腐败”问题：政府的利益在于“廉洁高效”，因此它始终“反腐败”。官员的利益在以权牟私（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因此他们始终要“腐败”；作为一个阶层，他们具有自我扩张趋势。这种国家权力与其代理人的利益冲突，是专制社会最深刻的根本危机和不治之症。这不但是中国历史的症结所在，也是历史上各种中央集权式专制国家的症结所在。以今日中国权威主义政体拥有资源之多、“学习能力”之强，其它矛盾危机都可找到解决方法，唯独此一痼疾似乎至今无解。这一症结的存在，使其它矛盾不断被制造出来、危机不断被推向临界点；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被消耗。解决问题和制造问题出于同一力量、同一机制，这是专制社会的悖论。
我赞成吴思先生的上述历史分析。问题是，这样一个分析结论，在今天是否仍然成立？或者说，它在多大程度上还能成立？
<h3>二，今日中国不同于往日，历史的结论会发生变化。</h3>
吴思先生是肯定自己结论适用于当世的，肯定的理局限下，中国今天的稳定和效率都有赖于权威政治的支撑；向着民主政治的转型，可能遭遇不测之险。
因此，综合衡量，中国今天依靠权威政体来支撑稳定下的效率增长，逐步接近中产阶级社会，这才是“次优选择”。
<h3>六，民主制下，“多数人会剥夺少数富人”吗？</h3>
吴思先生质疑：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立法剥夺少数富人，是不是一个“真问题”？
确实，“民主制下，多数人立法剥夺少数富人”，是我根据人性推导出的结论，它建基在贫富悬殊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由于在“元规则”作用下，古今中外贫富悬殊社会民众都不能拥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因此，这一结论并没有获得“事实凭据”的支持。
比较接近此一推论的事实是上述拉美国家民主化早期的情况：民众组织起来，符合民众利益主张的政党利用民主程序获得政权，于是推行顺应民意的国有化、福利化政策，虽然没有一步到位地彻底“剥夺少数富人”利益，但确实是在一步步“剥夺少数富人”的利益；即使因此引发了经济衰退，这种政策趋势也没有停止，这就是许向阳先生所叹息的“拉美民粹主义”。
既得利益精英见势不妙，于是策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扭转历史进程，使游戏规则重新回到“元规则”支配下来。直至有组织的民众力量被打散、民众重新依附于精英集团，军政府才开始“还政于民”，以“潜规则”保障资产阶级利益。当然，这一过程并不顺利，需要多次反复。因此，拉美各国政局往往动荡不已。
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人口更多、人均资源更单薄、国情更复杂、历史积淀更浓厚、社会不平衡更甚，这一切不利方面之所以至今隐而不发，中国之所以还能在相对稳定下实现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权威政治的强约束力量。中国一旦发生上述拉美式动荡，不难想象会是什么结局：少数人容或可得一时之利，大多数人将经历经济衰退、乱世动荡、挣扎求存等多重煎熬。
<h3>七，关于泰顺县“真实的历史进程”</h3>
吴思先生到浙江农村泰顺县作过村级选举的调查，发现村级“海选”导致“各项工作都走在前头，百姓满意，镇里也觉得省心”。吴先生问：在这种真实的历史进程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冼岩先生担忧？
对于“这种真实的历史进程”，我有两点疑虑：其一，众所周知，浙江、广东两地是当今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那里基本已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如果要在中国找出中产阶级普及的区域，非此二地莫属。因此，浙江泰顺县村级选举的经验，不能代表经济不发达地区民主化的普遍经验。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在社会多重关注下，村级选举仍然往往被大户、宗族、甚至黑社会所把持，吴先生难道全无所闻？
其二，我从不盲目相信所谓“试验经验”。深圳特区的试验，成就了深圳一地繁华；后来者纵然全面照搬，也不可能达到深圳水平；更不要说中西部条件与此有天壤之别，根本无法仿效了。
究其原因，任何制度模式，皆有其长短；两种对立的制度，其长短往往是相对的，即彼此正好可利用对方不能利用的资源。因此，在一种大环境下试验一种相反的制度，试验区可获得两大优势：1，因为自己独一无二，它可借助整个环境、调动全国相关资源来发挥制度优势，此优势不会被外地摊薄；2，由于大环境的制约，此制度的短处在客观上受到限制，不易充分表现出来。例如深圳早期的分配差距就是被大环境抑制，按照深圳经验，中国今天似乎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吉尼系数；按照南街村的经验，社会主义似乎也不会发生大跃进和文革。
因此，正象南街村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样，“泰顺县的一个小镇”也不能证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综上所述，权威政治和宪政民主，相对于今日中国而言，各有其优劣。权威主义最大的难题是能否长期持续保持稳定，宪政民主的最大难题是转型期难过。综合个人权利、社会公正、经济效率、政治稳定等多项指标，我认为在当前已知的各种政治问题解决方案中，康晓光先生的“合作主义国家”是相对“最不坏”的“次优选择”，理由可见拙文《21世纪来自中国的理性声音——评康晓光新保守主义》。
多谢吴思先生的回应。
百度搜索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天涯 或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天涯在线书库 即可找到本书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