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人格理想
百度搜索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天涯 或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天涯在线书库 即可找到本书最新章节.
<h3 class="ter h3 ttop">一</h3>（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年底，山西官场出现危机：介休一位姓林的县令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串高级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恳请将报告转奏皇上。林县令的揭发属于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随便扣压的告状信或匿名信，省长不能隐瞒不报。可是林县令的揭发实在叫人看了害怕。他揭发的内容共二十二项，其中最要命的一条，竟是告发钦差大臣接受厚礼。<span class="" data-note="关于整个事件的描述，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十九年。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第1版。
张集馨（1800年-1878年），江苏仪征人，道光年间中进士，入翰林，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和布政使，《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他的自编年谱。"></span>
林县令揭发说，在钦差大臣来山西的时候，比如前不久汤金钊大学士和隆云章尚书分别驾到，总要由太原府（类似现在的太原市政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近似省政府，主管财税和人事）借二万两银子招待钦差。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都有三五万两银子。
三五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当时福建一带家族械斗，雇人打架，一条人命不过赔三十两银子，这三五万两银子可以买上千条人命。当时在江南买一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价格不过一二百两银子，这三五万两可以买二三百处院子。若以粮价折算，这笔款子大约在一千万人民币上下。同时，林县令所告的大学士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地位近似现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或国务委员，尚书也是中央政府的正部长——那时候中央政府可只有六个部，不像现在有好几十。
林县令揭发的问题，其实是一项地方官员与钦差大臣交往的潜规则，当时叫做“陋规”。陋规二字，在明朝的文献里便经常出现了，而陋规二字所指称的行为，在春秋战国时代便不稀罕了，堪称源远流长。陋，自然不好明说，说起来也不合法，但双方都知道这是规矩，是双方认可的行为准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钦差一出京就知道会有这笔收入，地方官员也知道钦差得了这笔收入，会尽量关照本省，凡事通融，至少不会故意找麻烦。送钱的具体方式也随着时代演变，原来是作为盘费交给钦差带走，后来钦差不肯带了，地方便等他们回京后通过汇兑送到家里。总之，双方配合早已默契，违规才是意外。大概正由于这种习以为常，太原府的领导们也就放松了警惕，竟然亲笔给下属写信，要求摊派款项，并送太原府汇总。林县令手里拿着这些证据，其中包括首道姜梅（类似太原市委书记）的亲笔信，真称得上铁证如山。
此外，藩司（即布政使司，近似现在的省政府）在给县里办事的时候，经常索取额外费用，收取各种名目的好处费。在中央这叫部费（如今大概叫跑部费，不如古称简洁），在地方则统称使费。这一切都是官场中的潜规则，是心照不宣的内部章程，如今全被林县令抖搂出来了，并且有藩司官吏开出的收据为证，谁也别想抵赖。
据说，藩台（布政使，近似省长，为二把手）张澧中接到林县令的揭发，一连数夜睡不着觉。这些事都有他的份，奏到皇上那里，肯定没他好果子吃。可是擅自扣压给皇上的奏章，恐怕罪过更大，最终也未必捂得住。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权衡，不得已，张澧中向杨国桢巡抚（近似山西省省委书记，一把手）请示汇报。
杨巡抚刚调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视察。看了张省长的汇报材料，很是惊愕——不是为钦差费和使费惊愕，而是为山西官员的“不上路”而惊愕——连官场共同遵守的“陋规”都要告发，山西官员未免也太“生”了点。杨巡抚把张藩台的汇报给陪同他视察的朔平知府（近似现在的雁北地区行署专员）张集馨看了，问道：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呀？张集馨清楚山西官场上这段恩怨的内幕，答道：这是激出来的。
<h3 class="ter h3">二</h3>
介休的林县长并不是埋伏出击的清官，也不是生瓜蛋子。他是个老滑的官吏，很懂得官场上的潜规则，也认真遵守这些规矩。领导让他摊派，他就摊派，上级部门索取好处，他就送上好处，并没有抗拒的意图。但是上级领导却有不守规矩的嫌疑。
几个月前，山西接到皇帝的一道指示，说据汪御史（近似现在中纪委的处长）汇报，平遥县大盗张金铃的儿子结伙轮奸妇女，奸后将女人的小脚剁下，如此重案地方官却不缉拿严<var></var>办。皇帝命令立刻严拿惩办。接到皇帝的命令，山西立刻紧急行动，委派张集馨去平遥介休一带调查处理。
据张集馨说，他去介休调查的时候，林县令送这送那，他本人一概不要。林县令再三苦求，他才收下一两种食物，其他东西全部推掉。由此可见，林县令是很懂规矩的。送礼还要“苦求”人家收下，这正是规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领导实利和面子双丰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张集馨描绘说，因为他只收下一两种食物，“林令以为东道缺然，心甚不安。”这更证明林县令懂规矩。他知道怎样做东道，人家不让他遵循东道的规矩就不安心，可见这规矩已经深入心底。
不过，对方不按照规矩收礼也暗示着另外两种可能，第一是人家要公事公办、不徇私情。御史已经告地方官失职了，公事公办当然令人担忧。第二种可能是嫌你送得少，要敲你一笔狠的。这便是危险的迹象了。张集馨明白林县令的担忧，遇到轮奸剁足案之外的百姓上访控告，一概按常规送交林县令的上司，自己并不插手，毫无搜罗敲诈理由的意思。于是林县令的顾虑打消了，感到自己欠了张集馨的情。这种领情再一次证明了林县令懂规矩：他承认，人家本来是应该多吃多占、收礼受贿的。
轮奸剁足案很快就有了结果。大盗张金铃的儿子被拿获了，但是只承认盗窃，不承认轮奸剁足。张集馨查了报案记录，访问了乡绅，也说没有这种案子。查来查去，了解到一个传闻，说介休县某贡生的女眷花枝招展地在村里看戏，被盗贼看中，尾随入室强奸，最后还把女人的弓鞋脱走了。张集馨又传来贡生，反覆开导，贡生只承认家里被盗，坚决不承认有轮奸之类的事。
这案子本来就可以结了。但皇上交办的案子，查来查去却说没那么回事，不过是一起寻常的盗窃案，总有不妥的感觉。正好原山西巡抚去世，新的一把手接任，下令再查。二把手张澧中藩台接受了任务，委派他信任的虞知府赴介休调查，这一查就查出了毛病。
却说虞知府到介休后，百般挑剔，要这要那，日夜纵酒，甚至挟优宿娼。这一切林县令都忍了。毕竟人家是来查自己的，处理此事的权力在人家手里，要什么给什么就是。闹了两个月，得出的结论与张集馨并无不同，虞知府也玩够了，满载而归。回到省里，向皇上写了汇报，大意是事主只承认盗，不承认奸。这关系到两家的脸面，一经供认，乡里见难以见人。反正盗犯已经问斩，轮奸属实也不过如此了，建议就此结案。皇上同意，还夸奖说办得好。
如此说来，介休的林县令并没有隐瞒失职之处，自然不该处分。但是御史既然告了，总要给人家一个面子，虞知府就撺掇张藩台把林县令在另外一起案子上隐瞒不报的错误附带上奏，结果中央下令，将林县令“斥革”。林县令鸡飞蛋打，白守规矩了，白白巴结上司了。
林县令的反击是极其凶悍的。我们知道他凭着铁证揭发了钦差大臣，揭发了省政府，揭发了太原府。他还揭发了虞知府，并且把帮助虞知府找娼妓的差人的供词，把虞知府嫖过的娼妓的供词一并搜集齐全，显示出很高的专业水平。只要把林县令的报告往北京一送，山西乃至全国就要兴大狱了。
<h3 class="ter h3">三</h3>
在官场中，违背潜规则的现象并不常见。我在读史书时留心搜集数月，收获寥寥。时间长了，我也想通了其中的道理。违背潜规则，意味着互动中的某一方要擅自涨价或者压价。这不是小事，简直就是抢劫钱财。除非双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发生显著变化，潜规则是不能随便修改违背的。而帝国体制延续两千多年，利害格局已经相当稳定。双方都认识到，遵守这套成规对自己最有利。这就好比交易，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不成交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既然是交易，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拿了人家的东西还要害人家，对无力反抗的小民可以，在官场上则难免遭到报复。
在虞知府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已经尽了东道的责任，连娼妓都帮他找了，虞知府还要撺掇张藩台出卖林县令，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就是虞知府不对。
在张藩台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也算小心伺候了。省政府办事索取使费，介休就老老实实地给，并没有说三道四。招待钦差大臣本来并不是林县令的直接责任，钦差大臣得了数万两银子，只能领几个省市领导的
后来，在这些规矩之上又生出了一个规矩：前后任交接时，要用数十两银子甚至上百两银子买这本账。 href='5745/im'>《官场现形记》中的一位候补官员好不容易得了个缺，不懂这个规矩，惹怒了前任账房师爷，该师爷便给他做了一本假账，记载的尺寸都是错的。结果这位知州按照假账孝敬上司，得罪了一圈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年就被参劾革职了——好多懂规矩的候补官员正排队等着这个位置呢。
<h3 class="ter h3">七</h3>
现在我们转到了潜规则大楼的基层。
据张集馨记载，陕西粮道每年花在请客送礼（包括京城炭敬）方面的银子在五万两左右，他本人的进项每年在一两万两银子之间，粮道每年的入项有六万多两银子。按照当时中央规定的粮食价格折算，这相当于一千多万人民币<span class="" data-note="据《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三十年记载，甘肃一带粮食“部价每石一两”，清代每石稻谷的重量为71.6公斤。本文通过粮价进行的银子与人民币比价的折算，大体以此“部价”为根据。在平常年头，西北粮食的市场价格并没有这么高，稻谷的比重也不如圆净小麦。所以本文对银子的购买力的估计偏低，读者不妨把我提到的人民币的数字看做很保守的估计。"></span>。9９ｌib?
这么一大笔额外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张集馨说得很清楚：“虽非勒折，确是浮收。”“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
“浮收勒折”是明清社会的常用语，其流行程度与如今粮食收购中的“打白条”和“压级压价”不相上下。所谓“勒折”，就是粮食部门不肯收粮，强迫百姓交纳现金，而现金与粮食的比价又由官方说了算，明明市场上六毛钱一斤大米，官方硬规定为一块，他还一定有理，譬如说三年中市场平均价就是一块等等。于是，百姓每交一百斤大米，就要被官方“勒折”走四十块钱。
“浮收”则是变着法地多收，多收的手段花样繁多。张集馨没有记载当地浮收的花样，但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参照。下边是清朝康熙十七年（1679年）和乾隆十七年（1752年）苏州府常熟县禁止浮收的两块石碑上提到的花样，原文罗列就用了二三千字，我摘录部分名目如下：
不许淋尖、踢斛、侧拖、虚推。不许将米斛敲松撬薄甚至私置大升大斗。不许索取看样米、起斛米、扒斛钱、筛箱钱。不许勒索耗费、外加、内扣。不许勒索入廒钱、筛扇钱、斛脚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不许索取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不许索要兑例、心红、夫价、铺设、通关席面、中伙、较斛、提斛、跟役、催兑、开兑等陋规。不许开私戳小票，令民执此票到家丁亲友寓所额外私加赠耗，方给倒换截票。不许故意耽搁，挨至深夜收受。<span class="" data-note="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05、647页，转引自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第568、571页。"></span>
这一切手段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农民必须完成纳粮任务，否则就受到合法暴力的追究惩罚。不交皇粮是要挨板子蹲班房的。这样一来，农民就成了求人的一方，衙役就成了被求的一方。利害格局如此，各种敲诈勒索的花样早晚要被创造发明出来。张集馨明白这一点，他说：“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赴仓纳粮，任听鱼肉而不敢一较。”他的数万银子就是如此鱼肉百姓的成果。因此，他写道：“余居是官，心每不安。”
从每年二十万石粮食周转，得六七万两银子的数字推算，农民比应交数额多交三分之一。但这只是张集馨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民间还有棍徒包揽，官方还有仓手斗级等一大堆在第一线搜刮的喽啰，他们的所得也绝不是小数。我看到过清朝四川一个县里负责征收钱粮的典吏（比副科级干部略低）因为分赃不均而写的揭发信，这个小吏每年浮收勒折的收入就有一万多两银子<span class="" data-note="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藏《巴档抄件》，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80页。"></span>。张集馨把这等巨额数字说成“斗斛盈余”，未免过于轻描淡写了。
顺便再提一句：本文讲述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清）雍正（1723-1735年）之后，这并不意味着雍正之前就没有这类事情。雍正之前的陋规非常严重，不过官员的工资很低，雍正皇上体谅部下，认为官员们离开陋规很难生活，干脆把陋规的收入合法化了，变成了养廉银子。按理说俸禄高了，陋规从灰变白了，天下也该太平了。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表明，皇上考虑不周，对潜规则的性质认识不透，他的期望落空了。
<h3 class="ter h3">八</h3>
以上提到的人物事件，都是一些生活在潜规则阴影里的人，叫人看了难免生疑：莫非“洪桐县里没好人”么？有好人。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清官中的侥侥者，坚决不肯拿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做交易。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闹灾，人民流散，朝廷下诏放赈。江苏山阳县当年领得赈银九万余两，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了二万五千两。这时，两江总督铁保按照惯例派官员赴各地检查赈灾工作，派到山阳县的官员是新科进士、刚分配到江苏工作的李毓昌。
李毓昌到达后，山阳知县王伸汉就派出自己的长随（近似生活秘书）包祥，与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接触，行话叫“二爷们代老爷讲斤头”，一般都是讨论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这是常规，贪污者不能独吞，监督者总会凭借自己的加害能力得到或大或小的份额。
李毓昌的长随李祥告诉王伸汉的长随包祥，自家的老爷到各乡巡视了，看到灾民濒死的惨状，十分震惊。回到县里调集户册核对后，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况，正打算拟文呈报呢。李祥的意思很明白，他亮出了一张王牌：我们老爷掌握了证据，能害你们老爷，你肯花多少钱买安全？王伸汉立刻开出了价格，让自己的长随传话，愿意拿出一万两银子。
没想到李毓昌是个新官，一心要当个清官，不熟悉这些官场黑幕，当即严词拒绝，还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情向两江总督汇报。
这样一来，不仅贪官王伸汉和包祥骂他是书呆子，李毓昌的长随李祥等人也骂他。不替自己打算，也不替自家人打算，放着这么好的买卖不做，这长随还有什么干头？包祥看出了对方阵营的内部矛盾，就许以重利，让他们把李毓昌掌握的清册偷出来烧毁。李毓昌覆命的时间要到了，一旦烧了，没有时间从头查。以后再查，就有时间做手脚了。李祥等同意。没想到李毓昌警惕性很高，长随难以得手。王伸汉被逼急了，派包祥出面和李祥等三人谈判，只要他们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谢，还要替他们另找新主人。这几位二爷想来合算，反正李毓昌这家伙也不懂事，跟着他发不了财，不如先拿他卖个好价钱。于是他们在茶水中投毒，然后又用绳子将将李毓昌勒死，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
查赈官员自缢，按说也不是小事。但是王伸汉拿了二千两银票找淮安知府王毂活动，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大事先就化小了。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接受了自杀的结论，两江总督铁保也点头同意，小事又进一步化无了。万事大吉之后，王伸汉通知死者家属来领棺柩，再把李祥推荐给长州通判当长随，把另外两个长随也推荐出去，又给了重金酬谢，事情就算处理妥当了。
偏偏死者的家属在遗物中发现了一份文稿，上面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家人顿生疑心。但是这案子连总督都核准了，没有特别过硬的证据很难翻案，只好先运棺柩回乡。
灵柩到了家，李毓昌的妻子收拾遗物，发现他平常穿的一件皮衣上有血迹，疑心大起，告诉了运灵柩回来的族叔。族叔做主开棺验尸，发现了中毒症状。家属立刻进京向都察院喊冤。都察院按程序奏呈皇帝，皇帝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很快破案。
后来，李毓昌被树为官员的榜样，皇上亲自写诗褒扬，追加知府衔，皇上还为他过继了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并赏这儿子举人功名。王伸汉和包祥处斩。李祥和另外两个参与谋杀的长随被凌迟处死。有关领导也受到了严厉处分。<span class="" data-note="引自完颜邵元：《封建衙门探秘》，天津教育出版社，第210页。"></span>
那么清官究竟在哪里呢？清官光荣地牺牲了，成了大家的好榜样。
我想，每个人都会从这个案例得出自己的结论：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与当清官的利益和风险比较，究竟哪头大。当然，这不是单边的计算，而是一场双边博弈的计算，双方的行为相互影响，各自的得失还要取决于对方的策略。李毓昌与王知县互斗，真正的赢家是根本就没资格上台面当对手的零散百姓，两位旗鼓相当的对手得到的却是“双输”的结局，双方同归于尽。既然这场对局成了一场要命的灾难，恐怕双方的策略都难以为后人效法，我们也就不能指望其成为定势或者叫常规。真实的常规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
百度搜索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天涯 或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天涯在线书库 即可找到本书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