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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变方式谈政治经常会有料想不到的收获。香港前途问题，是高层里那些人在谈判；不是高层的人，猜不到谈判在谈什么，自然也<cite></cite>很难照常理去推论结局。常理有"理"在，推论因此是有规矩的；既然摸不着"理"，稍微不规矩一下，当也不算太无理。吴鲁芹先生《六一述愿》里说："我已经过了六十了，不能再这样规矩下去了！"可见规矩会问；况且中、英高层谈判以来，真真假假的坏消息也够多了；该担心的都担心过了，还要凭空担心下去，恐怕迟早又会问。周弃子先生引过溥心畲的旧事："早年在北平，有一天几只老鸦抵着窗户叫，赶它不走，越叫越起劲。当时我作了一首七绝，末两句是：告凶今日浑闲事，已是曾经十死余！"博心舍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大声说："这两句你该说好吧！"能够把牵连自己的事情看作"浑闲事"真不容易。一八○九年的一个寒夜，伦敦杜利巷剧场着火，剧场老板舍<s></s>利顿在国会开会开一半赶到剧场去，眼见自己的事业慢慢烧光，居然还到剧场对面一家酒馆里喝酒。朋友问他何来这股兴致？他答道："一个人当然有权坐在自己的炉边喝一杯酒！"话中"权"字颇堪玩味。在自己的炉边喝酒、读书、聊天乃至工作，都成；小心别让炉火烧得太烈就是，免得自己受罪。
溥心畲和合利顿都懂得在无可选择的时候潇洒一下；这跟无可选择而硬说有可选择毕竟不同：一种深，一种浅。浅有浅的好处：可以惹笑。一位没受什么教育的宫商喜欢充绅士。一天，妻子打扮太久，夫妇俩赶去听音乐会迟到了。富商问引座员现在奏的是什么节目，引座员回答说："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富商沉着脸对妻子抱怨说："都是你不好，要不是你打扮了两个钟头，我们就不会听不到前头的四个交响曲！"高层的人讲话也喜欢带数字，其实，一个数字就够听半天的了，比如"第五交响曲"。
富商跟妻子烦恼事一定还多得很。有关系就有纠缠。事前的保证通常都没什么谱。女的埋怨男的婚前不断送小礼物，婚后连一盒糖都不送；男的说："你说说看，钓到鱼之后还要拿鱼饵给鱼吃，通不通？"本来，中、英、港之间的什么恩怨、道义、责任、关系，一说出来反而见得轻浮了。英国爱德华七世对情妇丽丽·朗里说："我耗在你身上的金钱实在够多了，多得可以买一艘战舰。"丽丽听了说："陛下耗在我身上的精液也够多了，多得可以浮起一艘战舰。"既如此，中。英维持香港繁荣这样的话，说出来不如做出来，否则教人想到汤玛斯·卡莱尔论美国南北战争的话："他们<tt></tt>真的这样自相残杀了，因为一半人想雇用终生奴隶，另一半人则想按钟点雇用奴隶。"
鬼胎人人有；问题是挂在嘴上的话聪明不聪明而已。本杰明·迪斯雷利当过英国两任首相，跟维廉·格莱斯顿是死对头。有一次，他在辩论中把"祸患"（Calamit）更正成"不幸"（misfortun<bdo></bdo>e），事后有人问他两字差别真有那么大吗？他说："当然很大。我举个例子说明。万一我尊贵的朋友格莱斯顿不小心掉进泰晤士河里，那叫不幸；可是万一有人把他救起来，那叫祸患。""港人治港"有人太放心，有人太不放心；到底还没有太多人说"港人"不治港是不幸，"港人"治港是祸患。最妙的是维廉·帕尔默，步上绞刑架受刑之前居然回头问行刑官说："你肯定这绞刑架够安全吗？"这是太放心还是太不放心？不知道。
不知道的事情真多。"设立特区"究竟怎么个"特"法，观念，信仰不同，解释一定不同。据说，有人请不同国家的人写书谈大象，结果是"德国人写出三大册加注文的《研究大象简述》；法国人写出又薄又娇的《大象的爱情生活》；英国人写出图片很多的旅行手册《非洲森林猎象记》；美国人写出广告小册子《后院饲养大象消遣兼赚钱指南》，几个共产国家的人写出来的书，书名居然都一样：《大象是帝国主义猪猡论》！
转眼竟是猪年了，不妨经常幽自己一默：多幽默，必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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