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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7月10日，我拎着一口人造革皮箱从武汉来到北京，脑袋里全是想法。我的专业在大学毕业以后才真正开始。虽然我是学计算机专业，但是在大学里主要精力是在演习诗歌和小说。来北京以后我只写过一首诗：是留下，
还是离开
大有抄袭莎士比亚的“活着或者死去”之嫌，但抄袭绝对没有思考去留问题这么轻松。从这件事知道我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因为真正的诗人一忧愤就写诗，而我一忧愤就什么都写不出来，最多只能做个饱肚子诗人。
毕业以后我开始干我的专业，在计算机面前录数据、抄写台账、擦桌子、拿报纸......许多大学生刚毕业后专业的一部分是给科长倒水擦桌子。
有一件事差点让我拿起笔来接着写小说。我和科长坐在一个办公室的里外间，科长在里间，我在外间，但是靠后一些，透过玻璃我能够看到科长的后背。那天我拿起尺子来画表格，一看尺子不在，就向科长要，科长随口来一句：不是在你那吗？说着随手将抽屉拉开翻动，我从后面能够清楚地看到尺子在科长抽屉里。但是我没有说，起身到别的办公室借尺子去，刚出门，科长从后面追来说：小汪，你再去找找，我记得是你拿去了。我返回办公室，在我的抽屉里看见那把尺子诚实地躺在那里。。。。。。
我还是没有写小说，而是非常专业地干起了我的专业――编程序。在那里我认识了真正具有程序员性格的叶军和具有<q></q>南方人精干的甘军鹏，在那里我们一起体验了程序员的生活方式：凌晨2点还在为调试一个第二天要用的程序而焦头烂额，吃方便面，女朋友是游戏中的女主角。
后来我们各奔东西。再后来就是最近，我和甘军鹏又见了一面，他离开那里之后到亚信编程序，又离开亚信到UT斯达康，又离开UT斯达康准备出国。他唯一的变化是身边多了一位娇妻，而我的变化按甘军鹏的话是：成熟了不少！
如果人的价值按拥有多少来算，刚来北京时，我拥有连续十几年优秀学生的档案袋，有大学毕业证书，有四级英语证书，有一个女朋友，有许多想法。这些东西曾经让我像一个人才一样走在大街上。但是时间很快让我不得不给自己做减法，我发现这些拥有在一年内早已从某种程度上失去。再后来我发现有些东西失去得越快越对人有益，唯一不能失去的是那些想法。
1996年10月我离开一家特大型企业，开始逃往中关村。我觉得中关村是唯一能够收留我而我又愿意去的地方。但是逃往中关村的路并非坦途。我犯了最大的忌讳是我和面试我的瀛海威技术总监翻脸了。因为他问了我一个与面试无关的问题：你平时也穿得这么整齐吗？他的问话正击中我的要害，平时我在大烟囱旁边，脸上总有一层煤灰。我说：怎么称呼您？然后记着他的名字默默离开了面试室，那时候中关村夜色微茫，我的心悲伤。我知道记他的名字纯属自我安慰的一种浪漫主义做法，有点像一个大人物在上海滩发迹之前的一段受辱遭遇。几年后，我没有可能成为大人物，而瀛海威风流也被风吹雨打去。
我干起了记者工作，情况非常偶然，纯属偶然。这件事使我琢磨命运的另一面。在计算机圈内，我发现了许多更大的偶然――包括遇见比尔.盖茨，那次是总编参加的会议而总编出差在<samp>?</samp>外，我顶替。比尔.盖茨是我在大学时代当小说看的人物。40岁的比尔.盖茨和所有男人一样面部开始松弛，而和大多数男人不同的是，他还像一个小孩一样出语没有任何规则，你不知道他下一句会说什么，而许多人还不到40岁他说上句你一定能够知道下句。在计算机领域里，比尔.盖茨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游戏者，他是坐在一张椅子上前后晃悠着和IBM老成持重的高级经理谈判的，他以游戏者的心态轻松地将长者的戒备心给晃悠没了，然后一点一点变成了巨人。如今的国际互联网，更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勇敢者游戏，当然还要辅助以如粪土般容易得到的风险资金。用一个在硅谷广为流传的幽默故事能很清楚说明这种游戏规则：
怎样在硅谷创业
第一步：前往门洛帕克，找到一棵树。
第二步：晃动这棵树，会有一位风险投资家掉下来。
第三步：在风险投资家恢复理智之前，念诵下面的咒语：“Portal！B To B,B To C！分布式企业应用！Java语言！”
第四步：风险投资家会给你400万美元。
第五步：18个月内让公司上市。
第六步：收到你从股市换来的现金支票后，返回门洛帕克，爬上一棵树。
今天这个故事已经在中关村上演。这股网络创业热已经将我的几位朋友都卷入网中，中关村变得躁动不安。如果说以前的中关村是中国计算机产业的滥觞之地，十几年大浪淘沙出现了联想、方正，那么积累了近20年的中关村则已经具备了瞬间创造传奇的生态环境。创业者拿着动听的商业计划走在中关村的大街上，风险投资者怀揣动辄上亿的资金也走在大街上，大家不再弄不明白如何创业，另一层意思是大家都明白过来，许多事情已经非常难做了，就像不再可能有第二个联想一样。虽然从理论高度七嘴八舌大家都知道在中关村如何发展，但是出线的总是一些出其不意的人物，这也正好给中关村一个最佳的评价 ――中关村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创新，创新永无绝路，这一脉和硅谷通上了。“逃往中关村”成为一种集体潜意识，任何人在工作事业中受阻，只要<bdo></bdo>你有勇气，都可以怀着一种东山再起的自慰心态逃向中关村，那里从不拒绝――包括卖盒饭和蹬三轮车的人。但是同样就算你成了巨人集团，也会在几年内英雄无觅处，中关村的宽容和苛刻完全是一种市场选择。
无独有偶，我的几位难友肖辉、黄萍、康汉清、李波像寻找水源的骆驼前前后后、快快慢慢来到了中关村，并为这本书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他们学炼钢、学机械、学液压......再后来我遇到的人学什么的都有，结果只有一个：三个月以后大家都知道计算机和互联网经济。
计算机这种绝对深奥和绝对游戏的机器有如此大的亲和力，它让中关村的男女老幼用一种语言说话，这种对话范围开始扩散到任何互联网可以到达的地方。你无法分清是计算机帮助我们干好了现在的事还是我们全都在围绕计算机干事，就像某位歌手一句无答案的歌词：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与之对应的是计算机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计算机？如果你不懂计算机又不致露怯，就千万别再说你学了BASIC，也根本别讨论电脑对人类发展有什么帮助，你就说你在某个网站的聊天室过的夜。
这里真是一种人生意义的表征，是更多的来来往往。来的人经常见面，勿需赘言，去的人千里烟波，也有偶遇。在拉斯维加斯和在芝加哥念书的彭龙通话，他刚刚离开风云变幻的中关村，时隔几个月，完全换了另一种语态，我猛然觉得，计算机原来又这么脆弱。
远在辽宁的张业宏完全是在网上认识《小康的生活》的，他极其热忱地希望更多圈外和圈内忙碌而没来得及看的人看看《小康的生活》，这就是 href='768/im'>《逃往中关村》的由来。其妻更加热忱，让我的人物一个个比我想象的还俊男靓女，我感到他们和我描写的人物一样真诚。></a>
这本书的出现必须要提到《计算机世界》总编刘九如，还有刘丽英、刘韧、李良玉、侯梅竹、辛卫、涂悦等人，在此深表谢意。
1995年7月10日，我拎着一口人造革皮箱从武汉来到北京，脑袋里全是想法。我的专业在大学毕业以后才真正开始。虽然我是学计算机专业，但是在大学里主要精力是在演习诗歌和小说。来北京以后我只写过一首诗：
是留下，
还是离开
大有抄袭莎士比亚的“活着或者死去”之嫌，但抄袭绝对没有思考去留问题这么轻松。从这件事知道我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因为真正的诗人一忧愤就写诗，而我一忧愤就什么都写不出来，最多只能做个饱肚子诗人。
毕业以后我开始干我的专业，在计算机面前录数据、抄写台账、擦桌子、拿报纸......许多大学生刚毕业后专业的一部分是给科长倒水擦桌子。
有一件事差点让我拿起笔来接着写小说。我和科长坐在一个办公室的里外间，科长在里间，我在外间，但是靠后一些，透过玻璃我能够看到科长的后背。那天我拿起尺子来画表格，一看尺子不在，就向科长要，科长随口来一句：不是在你那吗？说着随手将抽屉拉开翻动，我从后面能够清楚地看到尺子在科长抽屉里。但是我没有说，起身到别的办公室借尺子去，刚出门，科长从后面追来说：小汪，你再去找找，我记得是你拿去了。我返回办公室，在我的抽屉里看见那把尺子诚实地躺在那里。。。。。。
我还是没有写小说，而是非常专业地干起了我的专业――编程序。在那里我认识了真正具有程序员性格的叶军和具有南方人精干的甘军鹏，在那里我们一起体验了程序员的生活方式：凌晨2点还在为调试一个第二天要用的程序而焦头烂额，吃方便面，女朋友是游戏中的女主角。
后来我们各奔东西。再后来就是最近，我和甘军鹏又见了一面，他离开那里之后到亚信编程序，又离开亚信到UT斯达康，又离开UT斯达康准备出国。他唯一的变化是身边多了一位娇妻，而我的变化按甘军鹏的话是：成熟了不少！
如果人的价值按拥有多少来算，刚来北京时，我拥有连续十几年优秀学生的档案袋，有大学毕业证书，有四级英语证书，有一个女朋友，有许多想法。这些东西曾经让我像一个人才一样走在大街上。但是时间很快让我不得不给自己做减法，我发现这些拥<dfn></dfn>有在一年内早已从某种程度上失去。再后来我发现有些东西失去得越快越对人有益，唯一不能失去的是那些想法。
1996年10月我离开一家特大型企业，开始逃往中关村。我觉得中关村是唯一能够收留我而我又愿意去的地方。但是逃往中关村的路并非坦途。我犯了最大的忌讳是我和面试我的瀛海威技术总监翻脸了。因为他问了我一个与面试无关的问题：你平时也穿得这么整齐吗？他的问话正击中我的要害，平时我在大烟囱旁边，脸上总有一层煤灰。我说：怎么称呼您？然后记着他的名字默默离开了面试室，那时候中关村夜色微茫，我的心悲伤。我知道记他的名字纯属自我安慰的一种浪漫主义做法，有点像一个大人物在上海滩发迹之前的一段受辱遭遇。几年后，我没有可能成为大人物，而瀛海威风流也被风吹雨打去。
我干起了记者工作，情况非常偶然，纯属偶然。这件事使我琢磨命运的另一面。在计算机圈内，我发现了许多更大的偶然――包括遇见比尔.盖茨，那次是总编参加的会议而总编出差在外，我顶替。比尔.盖茨是我在大学时代当小说看的人物。40岁的比尔.盖茨和所有男人一样面部开始松弛，而和大多数男人不同的是，他还像一个小孩一样出语没有任何规则，你不知道他下一句会说什么，而许多人还不到40岁他说上句你一定能够知道下句。在计算机领域里，比尔.盖茨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游戏者，他是坐在一张椅子上前后晃悠着和IBM老成持重的高级经理谈判的，他以游戏者的心态轻松地将长者的戒备心给晃悠没了，然后一点一点变成了巨人。如今的国际互联网，更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勇敢者游戏，当然还要辅助以如粪土般容易得到的风险资金。用一个在硅谷广为流传的幽默故事能很清楚说明这种游戏规则：
怎样在硅谷创业
第一步：前往门洛帕克，找到一棵树。
第二步：晃动这棵树，会有一位风险投资家掉下来。
第三步：在风险投资家恢复理智之前，念诵下面的咒语：“Portal！B To B,B To C！分布式企业应用！Java语言！”
第四步：风险投资家会给你400万美元。
第五步：18个月内让公司上市。
第六步：收到你从股市换来的现金支票后，返回门洛帕克，爬上一棵树。
今天这个故事已经在中关村上演。这股网络创业热已经将我的几位朋友都卷入网中，中关村变得躁动不安。如果说以前的中关村是中国计算机产业的滥觞之地，十几年大浪淘沙出现了联想、方正，那么积累了近20年的中关村则已经具备了瞬间创造传奇的生态环境。创业者拿着动听的商业计划走在中关村的大街上，风险投资者怀揣动辄上亿的资金也走在大街上，大家不再弄不明白如何创业，另一层意思是大家都明白过来，许多事情已经非常难做了，就像不再可能有第二个联想一样。虽然从理论高度七嘴八舌大家都知道在中关村如何发展，但是出线的总是一些出其不意的人物，这也正好给中关村一个最佳的评价 ――中关村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创新，创新永无绝路，这一脉和硅谷通上了。“逃往中关村”成为一种集体潜意识，任何人在工作事业中受阻，只要你有勇气，都可以怀着一种东山再起的自慰心态逃向中关村，那里从不拒绝――包括卖盒饭和蹬三轮车的人。但是同样就算你成了巨人集团，也会在几年内英雄无觅处，中关村的宽容和苛刻完全是一种市场选择。
无独有偶，我的几位难友肖辉、黄萍、康汉清、李波像寻找水源的骆驼前前后后、快快慢慢来到了中关村，并为这本书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他们学炼钢、学机械、学液压......再后来我遇到的人学什么的都有，结果只有一个：三个月以后大家都知道计算机和互联网经济。
计算机这种绝对深奥和绝对游戏的机器有如此大的亲和力，它让中关村的男女老幼用一种语言说话，这种对话范围开始扩散到任何互联网可以到达的地方。你无法分清是计算机帮助我们干好了现在的事还是我们全都在围绕计算机干事，就像某位歌手一句无答案的歌词：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与之对应的是计算机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计算机？如果你不懂计算机又不致露怯，就千万别再说你学了BASIC，也根本别讨论电脑对人类发展有什么帮助，你就说你在某个网站的聊天室过的夜。
这里真是一种人生意义的表征，是更多的来来往往。来的人经常见面，勿需赘言，去的人千里烟波，也有偶遇。在拉斯维加斯和在芝加哥念书的彭龙通话，他刚刚离开风云变幻的中关村，时隔几个月，完全换了另一种语态，我猛然觉得，计算机原来又这么脆弱。
远在辽宁的张业宏完全是在网上认识《小康的生活》的，他极其热忱地希望更多圈外和圈内忙碌而没来得及看的人看看《小康的生活》，这就是 href='768/im'>《逃往中关村》的由来。其妻更加热忱，让我的人物一个个比我想象的还俊男靓女，我感到他们和我描写的人物一样真诚。
这本书的出现必须要提到《计算机世界》总编刘九如，还有刘丽英、刘韧、李良玉、侯梅竹、辛卫、涂悦等人，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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