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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仁”却在灯火阑珊处

    现在我们讲到 href='2195/im'>《论语》第四篇,是最重要的一篇,这篇的问题很大。

    首先谈第四篇的题目《里仁》。过去对“里仁”的一般解释。里就是乡里之里,也就是住的地方;照过去的传统,一般三家村学究们解释“里仁”的意思,就说孔子的意思是如果买房子,或租房子,应选择“仁里”。换句话说,要住到好人堆里

    去。如果真是这个意思,那么坏人堆里没人住了吗?而且哪一个地方才是好人堆?哪个地方是坏人堆呢?台北市有“仁爱”路!那么除了仁爱路,没地方可住了?所以三家村学究们的解释是大有问题的。

    这个“里”字应该作为动词看,当然也指居住的地方。但是居住的地方,有处的意思。“居、住、处”在古文中,有时是表示站或坐在那里,是动词。我们读春秋战国时代著的书,经常看到“居”单独一个字。我国古代没方桌子,没有椅子。日本人的榻榻米,是我们中国去的,由秦、汉到魏,都还是席地而坐。魏晋以后才从西域传进椅子来。唐代以前我们还看到一句话——“据胡床而坐”,胡床就是椅子的初形,从西域过来的。我们中国文化,许多名词有一胡字,如胡椒,一看就知道这样东西是外来的;不是“胡”就是“蕃”,蕃茄就是外国来的。后来又加上“洋”,如脚踏车是外国来的,四川人叫“洋马儿”,甚至如病名“洋梅疮”也是外国传来的。在明代以前,我国的医学书籍上,没有看.过这种病,可见这是从外国传进来的,而且开始由广东方面上岸的,所以又称作“广疮”。

    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就了解居、里的意义就是“自处”,“里仁”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如何处在仁的境界。处世,处人,尤其是自处,都要有“自处之道”。再明白点讲,什么叫“里仁”呢?就是我们随时要把修养、精神放在仁的境界。现在讨论“仁”。说到仁字,孔子学问的中心来了,头大的问题来了。上面三篇中,第一篇学而时习之,学的是什么?学的是仁。“仁”是什么?两千年以来,莫衷一是,这真是一个大问题。

    最近,有位立法委员提出一篇质询,就谈这个“仁”字。前一个礼拜他把这质询给我看,问我的意见,我说无可奉告。因为他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又何必再作讨论?不过我认为“仁”字的确很难谈,我这样说也就是“微言大义”的精神吧!我们现在讨论到这里,全部 href='2195/im'>《论语》的中心谈“仁”,“仁”是什么?过去有几种解释法。最有名的是“博爱之谓仁”,许多人谈到仁的意义,都会这样答复,而且以肯定的语气说,这是孔子的意思。其实错了,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也不是孟子说的。孔家店的两大股东——孔、孟都没说过,这是孔家店的伙计——唐朝的韩愈讲的。在唐代大家也讨论什么是“仁”的问题,而韩愈下的定义:博爱叫做仁。后世以讹传讹,就认为这是儒家思想了。这也是有问题的。韩愈为什么会下这个定义?虽然称他“文起八代之衰”,他的定义不一定也是起八代之衰的。真理是不能够用名气压住人的,韩愈的思想,并不都是孔、孟思想。他是研究墨子的专家,墨子的思想就有“兼爱”,大家现在忘记了韩愈是研究墨子思想的专家,所以他把墨子的思想,融会到儒家思想中去,把“兼爱”换一个字改为“博爱”,等于把长袍脱掉穿上西装而已。后世不明真相,就以为博爱之谓仁是儒家思想的解释。我们并不一定说韩愈这个定义下得不对。我们的态度要客观,真理只有一个。我们拿哲学观点来说,宇宙万有的那个最原始的东西,哲学家说它是本体,西方的宗教家叫他作上帝,印度人叫“佛”,叫“如来”,中国人叫“道”。名称不同而所指的是同一东西。等于馒头与面包,名称不同,一样是用面做成,可以吃饱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被某一名词捆住,各个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其次,汉代以来一直到唐代,对仁的解释,漫无限制。古代书上不管说什么,都“仁呀!仁呀!”的大谈仁义之道。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最后连起来就是仁义;仁义即孔孟,孔孟即仁义。如果我们作八股文就这样大作文章了:“仁义者,孔孟之说也,孔孟之说者,仁义之道也……”这篇文章通了。实际说了半天,如果以逻辑来批评,只有八个字:“陈言颠倒,不知所云。”等于清代乾隆年间才子纪晓岚批评文章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学生拿一篇文章请他看,他引用了两句古诗来评语: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说这个学生的文章“不知所云,越说越远”了。所以汉唐以来,一般学者讲孔子之仁的,都可借用纪晓岚这个批评,也是“不知所云,越说越远”了。那时的学者,讨论这个仁字的文章,有多达一百万字的,这样一个字会扯得那么多,孔子何尝有这个本意!所以我常说,老子写了五千言,后世解释老子的文章,古今中外累积起来,有几千万宇,到目前为止,外文翻译有好几十种《老子》之多,如果老子知道了,会把大牙都笑掉。大家讲了半天,是不

    是老子原来的意思呢?张先生讲的张老子,刘先生讲的刘老子。谁的老子才是老子?

    到了宋代的理学家,自认为继孔孟之心传。孔子传心法与曾子,作了《大学》这篇书,曾子传心法与子思,子思写了《中庸》。子思传心法与孟子,孟子以后失传了。宋代理学家自认为又得了这个心传秘诀。中间事隔千把年,不知道宋代理学家们在哪里拿到这个秘诀的。其实他们把佛家、道家的东西挖了来,然后还要骂佛家、道家,所以宋代理学家的学问态度很有点不对劲,这种作法实在不大高明。其次,他们拿心性——哲学的道理解释“仁”说:“仁者核之心也。”如核桃的仁、杏仁。同时他们又加上佛家的思想,认为万物的果实,都是阴阳两瓣,中间空心的,所以仁便是道体的心空境界。

    宋儒另一个解释,他们说医书上麻木就叫不仁,可见仁是讲心的知觉性的,他们这样一来,暴露了身份了,这完全是佛家的话,不过硬将光头的和尚,拉来戴上孔子的帽子。在唐代以后讲孔孟的心法,而传承孔孟之心法者,就是这些宋儒——理学家。

    汉唐之学讲仁,到底讲什么?我们勉强可以说他们讲用。宋儒讲的仁,则扯到哲学里面讲体。我们讲了他们的缺点,也该说他们的好处,宋代及汉唐的儒家,各有所长,汉唐以来的儒家,了解孔子心法“仁”的用,宋儒借用佛道两家之学,了解孔子心法“仁”的体。他们都有划时代的创见,但每家都是不同的孔子。

    讲到体用,我们要顺便提一下,拿中国唐代以后佛学原理来说,万物只有三个理则——体、相、用。如这茶杯,玻璃为“体”,“相”就是它的形状,“用”就是它的功用,即是可以盛液体的东西。抽象的思想,也是一样。譬如我们现在讲的,以孔子的 href='2195/im'>《论语》思想为“体”,“相”就是二十篇 href='2195/im'>《论语》,我们来研究、解释。“用”是了解孔子以后,该怎样去弘扬中国文化,其“用”就在此。

    汉唐儒者对于仁都讲用,而孔子当时讲仁,也多半是针对那个时代讲用。宋儒扯到哲学里讲仁的体,从现象来探究体,不能说在见解上没有一点进步,但可惜的也只是各执一端,闭户称王而已。

    了解这些资料以后,再回转看这个“仁”。“仁”是什么?中国古代“仁”字就是这样写:人两足走路旁加个二,为什么不就旁加个“一”?“二人”是两个人,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我就有你,有你我就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社会。一个人没有问题,有两个人就发生了怎样相处、怎样相爱、怎样互助的问题,就是仁。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这是文字上的解释。

    现在归纳起来。

    第一,题目的里仁。自处于仁,里仁象征了学问的中心在如何自处。自心是“体”,处于人之间就是“相”和“用”了。相就是人的行为,用则是发挥的作用。所谓自处就是自立,所谓处人就是立人。佛家的所谓“菩萨”之道,自立立人就是菩萨,这是梵文“菩堤萨埵”的译音,译成中文简称菩萨,等于中文的圣贤,名称不同而已。自处处人,就是仁的体用。

    第二,本篇孔子就讲到“吾道一以贯之”,换句话说,就是体用一贯,有体有用。所以说仁只是行为,只讲用不讲体,不讲内心修养,也错了。如果像另一派的宋儒所说,仁就是在那里静坐,养性谈心为仁,不讲究用,不能救世救人,不能立己立人,也错了,应该体用一贯。

    第三,在第篇《述而》里有“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点是孔子讲学问的中心纲要。这也是他“一贯”的道理。但在《颜渊》篇中却提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彻底语。这些资料,我们要先了解,以后再研究这篇的本身,最后把结论沟通起来,大家就可以豁然贯通了。

    月是故乡明

    《里仁》篇第一段: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照三家村学究的解释就是:“孔子说,我们所住的乡里,要择仁人的乡里,四周邻居,都是仁人君子,就够美了。”真不知道世界上哪来这许多仁人君子,对“择不处仁,焉得知?”他们解释说:“我们选择一个居住的地方,假使不住在仁里的当中,这个人就不算有智慧的聪明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大家都是笨蛋!对于这种解释,刚才批评过了,这是三家村的学究们的解释。

    现在依照我们新三家村学究的解释,“里仁为美”意思是我们真正学问安顿的处所,要以仁为标准,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学问到了真善美的境界。“择不处仁”的意思是我们学问、修养,没有达到处在仁的境界,不算是智慧的成就,这是第一原则。

    第二段: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孔子说假使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不仁的人,不可以久处约,约不是订一个契约,约的意思和俭一样。就是说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的人,不能长处在简朴的环境中。所以人的学问修养,到了仁的境界,才能像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可以不改其乐,不失其节。换句话说,不能安处困境,也不能长处于乐境。没有真正修养的人,不但失意忘形,得意也会忘形。到了功名富贵快乐的时候忘形了,这就是没有仁,没有中心思想。假如到了贫穷困苦的环境就忘了形,也是没有

    真正达到仁的境界。安贫乐道与富贵不淫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说:“知者利仁”。如真有智慧、修养到达仁的境界,无论处于贫富之际,得意失意之间,就都会乐天知命,安之若素的。

    照临万类的仁道

    所谓“仁者安仁”相当于仁的体,“知者利仁”相当于仁的用。我们研究孔子学说,他的主要精神是“仁”。对于仁的道理,我们最好不要拿自己的意见来作注解,要把有体有用的道理把握住。前面提到唐代韩愈拿自己的意见作了注解,说“博爱之谓仁”。我们现在不用自己的意见作注解,拿接近孔子的,或拿孔子本身的意见作注解。孔子对于仁的注解全部都在《里仁》这一篇中,本篇里都是谈“仁”;谈它的用,比谈它的体来得多,正如孔子在《易·系传》中所说的:“显诸仁,藏

    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再其次,我们可以从《孟子》的资料中找到一些有关仁的界说,现在我们看《孟子》最后一篇《尽心》章的上章里所提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这几句话,上面讲到“根于心”是讲体,以下是讲用,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作学问的办法,最好以经注经,以他本身的学说,或者本人的思想来注解经典,是比较可靠的事。然后,把古人的学说消化以后,

    再吐出来,就是你自己的学问。有些人作学问,对古人的东西没有吃进去,即使吃进去,也消化不了,然后东拉西扯,拼凑一番,这方法是不能采用的。我们要真的吃下去,经过一番消化,再吐出来,才是真学问。正如雪峰禅师所谓:“语语从胸襟中流出,盖天盖地。”

    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这是仁的体用并讲。孔子说真正有“仁”的修养的人,真能喜爱别人,也真能够讨厌别人。“好”就是爱好的“好”。“恶”字读去声,照现在的国语读法是读作第四声,就是厌恶的意思。我们读历史,有“善善恶恶”的话,上面的“恶”是厌恶,可恶的恶;下面是恶的本字,很坏的意思。过去的古文以及许多奏议中,有“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的话,等于说喜欢这个有才干的部下,但又不能提拔他、奖励他;讨厌那个坏的部下,而又不能去掉他。

    这里孔子说有“仁”的修养的人,是真能够爱人,也真能够讨厌人。但孔子的话,假如说到这里停住了,像宋儒一样把它圈断了,那么我们研究起来,对孔子思想的“仁”还是无法有清晰的认识。现在我们把下面一句: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与上面的话连接起来就懂了。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真有了仁的修养,就不会特别讨厌别人了,好比一个大宗教的教主,对好人固然要去爱他,对坏人也要设法改变他、感化他,最好也使他进天堂,这样才算对。所以说一个真正有忠于仁的人,看天下没有一个人是可恶的,对好的爱护他,对坏的也要怜悯他、慈悲他、感化他。

    下面讲仁的重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这是儒家仁的修养,一个人要在心地上下工夫。刚才我们提到《孟子·尽心》篇,就是讲研究孔子“仁”的学问,我们应该读读《孟子·尽心》上下两篇,对于仁的涵义会有更深切的领会的。

    孔子说,富与贵,每个人都喜欢,都希望有富贵功名,有前途,做事得意,有好的职位,但如果不是正规得来则不要。相反的,贫与贱,是人人讨厌的,即使一个有仁道修养的人,对贫贱仍旧不喜欢的。可是要以正规的方法上进,慢慢脱离贫贱,而不应该走歪路。接着他讲:“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他说一个人去了“仁”字,就没有中心思想。即使其他方面有成就。如文学高的,不过是一个才子风流而已,知识渊博的不过是一个才人而已。所以君子没有“仁”这个境界,就没有中心

    思想,既没有中心思想,靠什么成名呢?所以做学问的人,“无终食之间违仁”,就是说没有在一顿饭那样短的时间违背了仁的境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造就是创造、作为,次就是这个情况。这句话是说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靠仁;倒楣的时候不颓丧,不感觉到环境的压迫,也靠这“仁”的修养而安然处之。换句话说,得意的时候,要依仗仁而成功,失败了,也要依靠“仁”而安稳。

    兼收并蓄见仁心

    因此他说明达到仁的修养: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真正喜欢仁的人,讨厌那个不仁的人,看不起那个不仁的人。拿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他是说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爱好道德的人,讨厌一个不道德的人。为什么呢?一个爱好“仁”道而有道德的人,当然他的修养几乎无人可以比拟,实在很难得;可是,他如果讨厌不仁的人,看不起不仁的人,那么他还不能说是个仁者。但有些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宋儒的解释,认为爱好道德的人,讨厌、看不起不道德的人,就是仁的境界。这样一来,宋代以后的儒家,意见纷争,越来越多。我们看 href='2195/im'>《论语》的原文,并不是这样解释。因为接着下面就说:“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意思是说,一个仁者,看到一个不仁者,应该是同情他、怜悯他,想办法怎样把他改变过来,这是真正仁者的用心。我们讲道德,别人不讲道德,我们就非常讨厌他,那么我们是同样以“不仁”的心理对付人家,我们这个仁还是不究竟。所以孔子说:“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这是孔子讲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的写照。我觉得冷了,想到别人也怕冷,要别人快去加衣服;想到自己,就联想到别人。假如我自己仁,看到别人不仁就讨厌,那我也是不仁。

    下面跟着是讲“仁”的用:“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这是他假设的话。他是说,仁是很难的修养,人本来有爱人之心。我们观察一个幼儿,同情人家的时候特别多,后来渐渐长大了,心里的厌恶也越大,仁心就不能够发挥。所以他说仁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但几乎没有人能在一天当中,用心、处世,完全合于仁道。假使有,他仁的修养必然很高超。只要立志,没有说因力量小而达不到仁的境界。但是他又补充一句,也许有力量不足而达不到的,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情形。

    这篇从开头的一节,到这里为止,都是讲仁的体与用。所谓体是内心的修养,如何做到仁、爱人;仁的用,有推己及人的精神,心胸宽大,包容万象,能够感化他人,这是仁的用。

    讲了仁的体用之后,下面引伸讲仁的修养方法: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说人的毛病,各于其党。这个“党”不要以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为政党之“党”。古人所讲的党是乡党,包括了朋友在内。儒家思想,时常用到这个乡党的观念。古代宗法社会的乡党,就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交朋友等社会人际的关系对一个人影响很大。孔子说一个人会有过错,往往都是社会关系的因果。我们在社会关系中看到一个人的过错,譬如某人作人的态度非常坏,而我们看得清楚,那么自己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过错,假如有,就改过来,假如没有,就更加勉励。所以看看人家的过错,可以引发仁的修养。

    了知生死不相关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个“道”就有两个研究了。前面曾提到过,在《述而》里头,孔子真正的学问精神是讲“仁”,他的根基则在于“道”。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孔门学问的四大原则。那么这个“道”是什么道?这是很难讲得清楚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来了,我们前面稍微提过,研究上古时代的“道”字与“天”字,都有几个意思。同样是个道字,用处不同,有时“道”是代表形而上的所谓本体,就是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也是指人生宇宙万有最初的那个本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道是指那个本体。“可道”说可以用一个方法,一个原则把它假设说明。“非常道”,但毕竟不是平常的假设可以表达得出。就在这两句话中,三个同样的道字,意义都不同。中国文字有假借用的。碰到这些问题就很讨厌。例如“道”有时表示形而上的本体,有时候表示形而下的法则、原则、守则,如治道。又如《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因为军事思想是活动的,用兵是不厌其诈的,一切为了打胜仗,这个“道”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又完全是两回事。还有时候是道路的道,一条路叫作道。有时候又是指心性而言,是心性的本体,也就是理性、理念的最高境界叫作道。

    那么孔子在这里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究竟是形而上的那个道,还是形而下的那个心性的法则呢?无法定论,这个问题很大。在本篇里,后面有孔子对曾子传道的话,到那时再来研究,可以连贯起来解释的。如果在本起来讲:道是仁之体,仁是道之用。所以他说,一个人如果真正得了道,早晨得了道,晚上死了都合算,人生就是怕不闻道。

    富贵不淫贫贱乐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一个人如果真正立志于修道,这个“修道”不是出家当和尚、当神仙的道,而是儒家那个“道”,也就是说以出世离尘的精神做入世救人的事业。一个人如果志于这个道,而讨厌物质环境艰苦的 8bdd." >话,怕自己穿坏衣服,怕自己没有好的吃,换句话说,立志于修道的人而贪图享受,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因为他的心志已经被物质的欲望分占了。孔子这句话是说,一个人的意志,会被物质环境引诱、转移的话,无法和他谈学问、谈道。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讲到仁的用世,一个大政治 5bb6." >家处理国家的事情,没有自己固执的成见。“无适也”是说并不希望自己一定要发多大的财,作多大的官。虽然这样没有成见,也不是样样都可以。“无莫也”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应该走哪一条路呢?“义之与比”,义就是仁的用,只问应不应该做,为道德应该做的就做了,不应该做就不做,以义作比对。推之个人的立身处世,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是讲仁的修养条件。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孔子在这里讲君子与小人在仁上的分野。他说君子的思想中心在道德,违反道德的事不干,小人则不管道德不道德,只要有土地就干了。古时的土地,相当现代的财富。有钱就是好的,小人想念的都是财富、利益。“君子怀刑”,君子最怕的事,是自己违反德性,其次怕做犯法的事情。法律和门锁一样,防君子不防小人,小偷真正要偷,锁是没有办法的。法律也是一样,真要犯法的人,很多是精通法律的,不精通法律的不敢犯法。所以要有道德作基础,才能补救法律之不足,因此君子是怀畏刑法,小人只是怀思福惠——处处讲利害,只要有好处就干了。中国过去商场上有句话:“杀头的生意有人作,蚀本的生意没有人作。”就是这个道理。这里孔子是说明仁义之道。但说起来很容易,真正的修养却很难做到,因此下面补充一句: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这个放,就是开展、放任。一个人基于利害而作人做事,最后招来的是怨怼;对于朋友,若是以利害相交,要当心,这种利害的结合,不会有好结果,最后还是怨恨以终。

    敝屣功名尊道义

    以下讲到仁人对社会做大事业的原则: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古代的诸侯立国的大原则,是要谦让就位,最后又功成不居,所以老子就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上古文化的传统思想,后来儒道两家都奉为圭臬。而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的事实,每当拨乱反正的时候,都是道家的人物,用道家的思想来完成大业的。等到天下太平了,才由儒家的人物出来大讲治平之道。道家的功成身退,而又退得不大好的有两人,一个张良,一个诸葛亮。比较退得可以打八十分的是姜太公,诸葛亮大概可以打六十五分到七十分,因为欲罢不能,只好鞠躬尽瘁了。

    道家的人不求名不求利,隐显无常,所以更觉亲切可爱。这与西方文化的观念大相异趣。我们看历史上道家的人物,要去考证他们可真要命,他们学问再高,功劳再大,最后还是隐掉了,修道去了。修道以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最多报个代号叫什么子、什么老的就算了,有时还装疯装癫,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近世的西方文化可不然,一个人如果成功了,就要拿什么什么奖金,名要大,利要多,越大越多越好。由此看来,中西文化的确在基本上有所不同。中国文化真诚谦虚的精神,

    是孔子非常赞成的事,他大加赞扬身退之道。尤其他对吴泰伯、伯夷、叔齐等不肯当帝王,最后逃走了的这些人,称扬得不得了。这并不是他鼓励人不要当皇帝,不要搞政治,而是说你有才干的话,就好好干一番,成功了就退隐而不居功。所以孔子在这里感叹,能以礼让为国的人哪里有呢?不以礼让为国,用争夺来的,或用手段起来的,那么文化的精神就不要谈了。司马迁就根据这个道理,写了一部 href='9038/im'>《史记》,大谈其历史哲学的观点了。

    说到这里,想起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他是逊清最后一次科举的探花。我学习旧体文写了一篇文章向他请教,他许以在满清时考一名举人、进士没有问题,我当时也很傲慢,心想前清进士的文章,也不过如此而已。后来碰到一位老师,我把写的诗文拿给他看,他派头十足,瞄一眼,往旁边一搁,响都不响。我心想这是什么道理?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再给他看,又是往旁边一摆,他说:“你怎么会写文章?”我说:“人家还说写得不错哩!”我这个人狂妄得很,我说:“老师,你说哪点不

    对?不对的,帮我改。”他说:“《伯夷叔齐列传》你读过没有?”我说:“当然读过呀! href='1343/im'>《古文观止》上都有,我还背得呢!”他说:“你背过了《伯夷叔齐列传》,你就懂吗?”我说:“那么!要请老师再加指点。”他说,“你回去。再倒背一百遍,背完了来见我,再告诉你!”这位老师真了不起,我心里很不服气,气得不得了,其实他这种教育法,当时是要刺激我。我回去再看,后来看出道理来了,我去看他,我说:“老师!我看出道理来了,我讲给你听。”他笑着说:“好!你真懂了,不需要再讲了。你也可以写文章了,这样才能懂历史文化,文中才另有一只眼呢!”这位老师的教育手法是这样的好,实在终生感激不尽。

    《伯夷叔齐列传》真难懂,司马迁的全部思想的纲要都摆进去了。在 href='9038/im'>《史记》中,帝王的传记叫“本纪”;诸侯、宰相等,有功业成就的人的传记叫“世家”;再其次为“列传”,为某人的传记。讲列传,大体上应该和我们现代的传记一样,某人,某地人,家世如何,出身什么等等。可是《伯夷叔齐列传》中,叙述伯夷、叔齐的话没有几句,初看起来,还真似“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他说些什么,越说越远。文章一开头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等等,一路下来,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伯夷、叔齐的事情,倒是没说几句。可是他把历史哲学全部的观点,都放在这一篇里。他同时讲到,上古中国文化,以礼让为国,但告诉我们,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并不是说句:“你还不错,由你来做。”这样简单,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都经过“典职数十年”,叫他跟着做事做了几十年,做部长,又做行政院长,都做了。考察他,认为他实在行了,然后才让位给他。“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中国文化公天下个个让位的过程,是这样不容易——德业的建立,需要经过这样长久的考察。他说从此以后没有了,不是你拉过来,就是他抢过去。他说得很明白,因此他说从此以后就有问题了。武王统一天下,“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把武王的马拉住,告诉武王:“你不能这样做”。原因如何如何。武王以后,礼让为国的精神就更没有了。不过说得没有这么明显而已,必须你自己去体会。所以有人说 href='9038/im'>《史记》是汉代的谤书。实际不止是汉代的谤书,是对中国历史严厉批评的一部谤书。但是司马迁有一个把握,他说要把这部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个牛可吹大了,换句话说,他把当时的学者骂尽了。他等于说:“你们还能看懂我的书吗?只有把它藏起来,将来会有人看得懂我的书。”

    由此再回转去看孔子所说的“礼让为国”的精神,在春秋之世已经没有了,于是接着说下去为什么要礼让为国的政治哲学。

    子曰:不患无位,<mark></mark>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一个人不怕没有地位,最怕自己没有什么东西站得起来。根本要建立。如何建立?拿道家的话来说:立德、立功、立言——古人认为三不朽的事业,这是很难的成就。上古之人首在立德,后世则重立功——到周秦以下,就只讲功业了。再其次就重立言,如退隐的老子,后世儒家尊奉为“素王”的孔子。这个“立”,是自己真实的本领,自己站得起来的立。不怕没有禄位,也可以说是不求人爵的位子,只管天爵的修养。同时也不要怕没有知己,不要怕没有人了解,只要能够充实自己,别人自然能知道你。同《学而》篇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道理。

    孔子四字禅

    讲到这里,刚才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又来了,上文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大问题。现在呢?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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