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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开荫在写给中央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就这样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次税费改革方案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建立起增收机制。”安徽在实施试点时，显然注意到了加大对农业的扶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农业科技的进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总之，想方设法让广大农民增产增收，尽快富裕起来。
他们没有忘记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当然，这种发展，应该是可持续性的发展。
调整农业结构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我们在开始接触这个话题的时候，正是合肥市属三县的瓜农“谈瓜色变”的时候。一年之前，合肥市场上的各种西瓜都卖了一个好价钱，于是那些不去研究市场规律、至今没有从传统农业的束缚中走出来的瓜农们，就盲目地蜂拥而上，这一年合肥地区的瓜田，一下扩大到十八万亩，总产量高达两亿七千万公斤，而合肥市民日消西瓜只在一百五十万公斤，加上这些西瓜的品种基本上属于普通的中熟瓜，品种一般，产量太大，上市的时间又太集中，辛苦了几个月种出来的西瓜，一角钱一斤也卖不出去，出现一个大西瓜不及半瓶矿泉水值钱的怪事。瓜农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为尽可能减少瓜农的损失，省市新闻媒体呼吁市民多吃西瓜，合肥市政府也作出非常决定，在西瓜大量上市时，允许运瓜的小板车、拖拉机和各种农用车进入市区，交通警察还对瓜农实行了“一卡不设，一分不罚，一路绿灯”的特殊政策。
一时间，这座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走在全国前面的城市，朱镕基也盛赞“那里的环境特别好，空气清新，环境整洁”的合肥市，整个乱了套：一街二巷，到处可以看到拉着西瓜篷满灰尘的各种车辆，“肆无忌惮”地往来穿梭……
社会呼吁市民多吃西瓜，不讨价还价地怜悯瓜农，甚至不惜牺牲省城正常的秩序为瓜农提供方便，此番义举，以及市民们自发的慈善行为，都是十分感人的，这种同情心，当然是要提倡的，在困难时刻帮农民兄弟一把，也是理所应当的。问题是，市民相信眼泪，市场不相信眼泪。靠善心扶不起一种产品，靠道德更兴不了一个行业。市场的问题，终归还得靠市场的手段来解决。
就在众多瓜农为西瓜滞销而愁眉不展之时，讲究科学种田的市郊三十岗乡，他们种出的“京欣一号”、“早春红玉”和“小兰”等优质西瓜，在市场上一露面就成了抢手货，价钱直线上升，竟卖到了一元钱一斤，而且，登堂入室，打进了省城的各大超市。
同样是西瓜，一边是惨淡经营，一边却成了大家争相抢购的“香饽饽”。这在2001年七月的合肥，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
毛泽东说：穷则思变。其实思变的，只是那些“先觉者”。
三十岗乡地处江淮分水岭，岗冲交错，原是合肥市郊区一个偏远贫穷的农业乡。他们在科研机构的帮助下，不<details></details>仅培育出了优质的西瓜，还为这些西瓜注册了商标。随着生产品种不断地扩大，他们先后培育出的鲜草莓、鲜水果、新鲜蔬菜以及特色南瓜和玉米，都拥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的注册商标。
一个地方的农产品，上升为一个受法律保护的知名品牌，这在安徽，乃至全国，还都是一件新鲜事。
肥西县紫篷山下的农兴镇，是安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中，调整农业结构使农村面貌变化比较大的一个乡镇。在那里，我们见到了镇长蔡家德，和下来指导工作的县农办主任刘大山。
蔡镇长介绍说，“农兴”这个名字，看起来振奋人心，但长期以来，它不过是这里农民的一个梦想。全镇有五分之二的面积是山区，大大小小九十四座山头，农业生产的条件很落后，基本上还是在吃老天爷的饭。二十四个行政村，就有半数人、地、牲畜缺水，不搞农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说，就没有出头的一天。镇领导班子经过反复调<figure>99lib?</figure>研，最后理清了发展思路，这就是：“压水扩旱，压粮扩经，压常规扩优质，压单一扩混种；调优种植业，调强养殖业，调大林果业，培育加工业。”
刘大山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起今天的农兴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怎么“玩”起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花色点子”，举办起各种各样的“野货”：野荠菜、野蕨菜、野马齿菜、野苋菜、野菊苣，还饲养起了野鸭、野兔、野山鸡……
在农兴镇上塘村，我们访问了苗木专业户余成宴。余成宴属鸡，四五年生，五十七岁了。他家的承包地就在山坡上，因为多半用不上水，过去一直是以种棉花、点花生和侍弄山芋营生，单产只收到五六百斤，日子过得很紧。前几年，在镇里的倡导下，他小心翼翼地摆弄起花卉苗木，起初只是“黄鼠狼娶亲——小打小闹”。税费改革之后，县委县政府选中了农兴在内的上派、桃花、山南和柿树几个乡镇，集中发展园艺苗木，市里还特意从农业大学请来了专家教授，免费为大伙培训，余成宴动<q></q>了心，干脆把承包地全拿出来，大搞园艺苗木。结果，一年生，两年熟，这位种了大半辈子棉花、花生和山芋的道地农民，现在成了远近闻名的“苗木能人”。他指着满山遍野油光碧绿的林子，自豪地说，“那是一万五千棵香樟，市场上很抢手，栽上一棵这样的香樟，苍蝇、蚊子都不会有；一棵就是二十多块钱呀，一万五千棵，卖个三四十万元不成问题。香樟那边，是冬青，也不少于两千棵。”转过身他又指着阳光下色泽鲜艳的场地说，“看到了吧，那是全红紫薇，五千棵；旁边的，是乌桕，也有三千棵。我现在经营了十多亩，别人出地、出力，我出资、出技术，用城里人话讲，我这‘蛋糕’是越做越大了，其实在全县，我还算不上最大的。”
在领着我们四下参观的当儿，他腰间的手机不断响起，不是来向他取经就是联系业务，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在粮价日益低迷，种粮食已无法使得农民变得富足的今天，农民渴望调整种植结构的心情是十分<kbd>9９ｌｉｂ.</kbd>迫切的，但他们毕竟受到太多因素的制约，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无法了解市场的需求，大多数的农民依然是一筹莫展，这就需要一批领头羊，带动起周围一批农民及时地调整了产业结构；也正是由于安徽的农村中，有了这样一批既有市场经济头脑，又懂得用科学种田的“能人”，许多地区才会出现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生机勃勃的局面。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都很难相信这样的事实：肥西县清平乡神灵村种植大户吴正仓，从中国农科院植物所引进的人参果，亩产居然创下了十六万元的破天荒纪录。
不过，暴富的吴正仓头脑还算清醒。他说：“这样的价格肯定是极不正常的，随着各地农民大面积的引种，估计价格会迅速下滑；但即使跌到每公斤四五元，一亩田好歹也可以收入上万元，依然比过去种田划算。”
正如吴正仓所料，当肥东县解集乡阚集村的农民知道人参果是个宝，开始了大面积地引种，第二年，人参果在合肥市场上的形势就不容乐观，因为数量过大，又毕竟是鲜果，不宜久放，价格就只好“随行就市”，于是走运的还蒙个高价，每公斤卖到五十元，卖到后来就不值钱了，一公斤能卖到两元也就不错。这以后全国迅速发展到十三个省市，大家都在抢着种植人参果，市场上的售价就趋于混乱，有的地方甚至是在相互倾轧，低价倾销了。
人参果后来价格的跌落，大大出乎吴正仓的意外，“一亩田好歹可以收入上万元”的希望却并未成为预言，他和一部分农民虽然因为较早地引种了人参果，奔上了小康，但随着这种技术的迅速地推广，人参果最后变成了许多农民的“伤心果”。
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竟成了农民减收的过程，科学种田并非就一定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听上去，这有些让人难以思议，但是市场经济的规律确实又是这样深奥得很，里面充满了辩证法。
于是，人们渐渐认识到，搞结构的调整，适当地压缩粮食的面积，决不意味着以往粮食抓错了，调整结构也决不只意味着调整粮(食)经(济作物)比例，理解是多种一点什么，或少种一点什么，甚至并不<a></a>意味着仅是调整农产品的品种品质，而是要改变过去结构趋同的状况，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
合肥市在实施农村税费改革的第二年，就从市财政中切出五千万元作为“支农专项资金”，有计划地引导郊县农民进行农业结构的调整。合肥市清醒地看到，自己处于省级集散中心位置；
与本省其他地区，与外省市，乃至与国内外的农副产品市场，都有着广泛的、密切的、全方位的商贸、物流和信息上的交流。基于这种区位优势，合肥市在郊县培育出了五大农产品基地：
发展三万亩草莓、两万亩食用菌、五万亩反季节甜西瓜和十万亩樱桃番茄、彩色辣椒、结球生菜、杂交毛豆的特色作物基地；发展一万亩红菱、一万亩蔺草、两万亩池藕、两万亩荸荠的水生作物基地；发展五万亩黑花生、五万亩黑山芋、五万亩黑黄豆的黑色作物基地；发展五万亩雪枣、大紫枣、水蜜桃和优质葡萄的林果基地，以及四万亩花卉苗木基地。
合肥市的这种宏观农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说是大手笔！
大别山区的金寨县，是个有名的“将军县”，又是个出了名的贫困县，这两年他们大力发展蚕桑和板栗，老区的农民开始走上了脱贫之路；当涂县农民，利用稻田、水塘养殖螃蟹，规模逐年扩大，渐成气候；涡阳、蒙城和利辛三个县，因为大张旗鼓地发展养牛事业，也已经成了我国著名的“黄牛金三角”；神医华佗的家乡亳州市，苦心经营中草药，更是闻名海内外……
也有靠种粮种成了“百万富翁”的。在凤阳县黄湾乡后陈村，我们见到了被省委老书记王光宇唤作“陈百万”的陈兴汉。“陈百万”认为，当农民，就得要种地，不务农，咋叫个农民呢？
现在他在黄湾的淮河边上，承包了附近农民的一千二百亩耕地，为实现农业机械化，他先后购买了旋耕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大马力的拖拉机，以及“小四轮”和农用汽车。他还筑堤兴圩，建起了排灌站，确保夏秋两季旱涝保收。最好的一年，他竟收了一百二十万斤稻谷、六十八万斤小麦，被滁州市委、市政府誉为“种粮状元”。
“谁说种粮不能致富？”陈兴汉自豪地指着他家的二楼说，“种粮不光富了我一个，这一片的父老乡亲也都富了。我的这个楼上，就接待过二十八个国家来华的客人；朱基总理也曾来作过客！”
毫无疑问，从已是全国劳动模范的“陈百万”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党的富民政策的深入人心，又深得人心。
当然，毋庸讳言，现在安徽广大的农村虽然已经进行了税费改革的试点，却还是同中国广大的农村一样，减收的因素依然太多，而增收的因素太少，立竿见影的增收措施就少而又少。并且有着太多的“陷阱”。
因此，如果说结构的调整，需要调整的，就远不是农业内部的结构，它还应该包括城镇建设，义务教育，乡镇企业，非农产业，劳动力结构，资金、金融和经营方式等等，特别是，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平局面。中国需要进行一次制度革命，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让更多的中国农民看到进城的希望，并最终让他们告别世代繁衍生息的封闭乡野，融入到城市化的洪流之中去。
前方的路，还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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