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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对西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各科成绩均好。这也如同他对地质学、生物学的浓厚兴趣。他一直是文理兼修,能同时看见物质与精神,看见二者的融合与二者的分界。现代西方大哲,不乏从自然科学转向人文领域的例子,像胡塞尔、罗素,原本都是出色的数学家;像弗洛伊德,从医生转向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宣称全社会都是他的病人。鲁迅不认同弗洛伊德,却与弗氏有相似处:看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有病,只是病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东京,鲁迅和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这样的讨论和追问,当属罕见。

    而在当时的日本,由于1894年的中日海战,由于稍后的日俄战争,好战分子急剧增长,军国主义气焰嚣张。鲁迅被仙台的日本同学视为“支那学生”。成绩好反受奚落、受怀疑:一个支那人,怎么可能在骨学、神经学、血管学、解剖学、细菌学的课程上都取得好成绩呢?

    有日本学生写信给鲁迅,开头便说:你忏悔吧!

    这等于说:你交待吧,你是怎么作弊的?

    鲁迅毫无“忏悔”的迹象,班上的同学对他侧目而视,有些人还故意惹他。

    他住在一所监狱旁的低级旅馆,瘦弱之躯饱受蚊子的叮咬。冬天也是蚊子乱飞。没蚊帐。顿顿粗食。

    有时整夜拍蚊子,拍得一手血……

    身心受着煎熬。真金在烈火中炼着。

    这一天,学校放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实影片,片中有个中国人,因做了俄国的奸细而被日军处死。围观的中国同胞一个个身强体壮却神情麻木,他们在看热闹,看杀头,鸭子般伸长颈项,死鱼般的眼睛转动着某种兴奋。鲁迅大吃一惊。日本学生在欢呼,打着尖厉的口哨。

    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

    鲁迅对此印象深刻,源于他对国民性的持续的追问。思想导至感觉。感觉引发更多的感觉,又反证思想。

    他做出了瞬间决断:弃医从文。

    医学是不能深入灵魂的。行尸走肉满街蹿,“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href='/article/3137.htm'>《药》、 href='/article/1671.htm'>《示众》、《阿Q正传》,对国民的麻木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麻木是个大词,它衍生多种形态,包括自欺欺人,包括沾沾自喜,包括瞒与骗、吃人与被吃,包括着名的“精神胜利法”……>?</a>

    优秀作家的一切努力,都是深入人性。在鲁迅,是深入国民性、民族的劣根性。或者说,他是历史性地考察人性。

    鲁迅是敏感的。高度敏感的人方能看见高度的麻木,犹如坚实的个体才能够洞察一盘散沙似的群体。

    叶圣陶说:“在同时代的人中间,鲁迅先生的确比别人敏感。有许多事,别人才有一点儿朦胧的感觉,他已经想到了,并且想得比别人深。”

    鲁迅先知先觉,就“思想的实事”而言,他又是先行者。“三先”共属一体。他是思想革命的先驱。

    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他想得深,于是他走得远。他走得远,于是他孤独。

    他考察人性,拷问灵魂,从不放过他自己。他欣赏陀斯妥耶夫斯基对灵魂的拷问、穷追不舍。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他反礼教,反孔夫子。而“反求诸己”、“吾日三省吾身”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儒家文化,有学者干脆称做耻感文化。耻感与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有相通处。儒学作为有生命力的、开放的文化系统,使浸润于此种文化中的人,并不难于理解陀氏对人性的刨根问底。

    中国封建社会,愈到晚期愈呈封闭状态,乃是权力运行的极端化所致。极端化意味着:唯有这种极端化方能维持日趋腐败的权力系统的运行。中国的政体落后于西方多矣,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却能够眺望其他语种的文化。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并不依附于封建社会。文化的本质性力量能洞穿社会形态。这一点在今天大致能看清了,传统文化有她的恒定价值。

    晚清国门初开,士人们普遍怀有陌生感所带来的焦虑。而杰出的士人,在焦虑中前行,杀开一条满是荆棘的道路。鲁迅能受西方文化的大力牵引,与他的“国学”功底是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后面细谈。

    把握“鲁迅之为鲁迅”,须抓住纲,纲举才能目张。

    鲁迅想事情,一旦想明白了,便立刻去做。这里的所谓“想”,可能只有几分钟。这大约就是西哲所推崇的“瞬间决断”。这倒不是说几分钟才是瞬间,有时候,几年也可能成为历史瞬间。

    许寿裳劝鲁迅说:你学医不是学得好好的吗?为何放弃?

    鲁迅回答:中国的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

    放弃医学的理由真是充足。

    鲁迅去找老师,陈述这退学的理由,藤野先生一听就明白了,虽然他很爱这唯一的中国弟子,却未多劝。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用毛笔默默写下两个汉字:惜别。

    鲁迅接过先生的照片。后来一直把藤野的照片挂在墙上。当他工作累了,想偷懒了,望望照片,又开始伏案工作。

    今日日本东南部的繁华大都市仙台,有鲁迅先生的纪念碑、藤野先生的纪念碑……

    1906年的夏天鲁迅回到东京,生活仍然艰苦。吃得很差,想得很多。这杰出的大脑几乎昼夜不息地运转。“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在精通了日语之后,他又学俄语、德语,如饥似渴地阅读俄国、德国的文学和哲学经典。

    精神界之战士,蓄势待发。

    在今天看,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了英国..、美国。

    鲁迅一生全神贯注于社会批判、文明批判,而康德在十九世纪已经有“四大批判”之一的《批判力批判》。针对批判力的批判,中国的晚清士们人可能还不知所云。

    毛泽东曾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

    鲁迅的奋起,乃是瞄准文化的落差。他跃入西方文化,贪婪地呼吸着异质性的空气,并返身打量中国的传统文化,“看见了”传统文化——它的精髓和它的蔽端。

    他能对同质性的东西作陌生化处理。

    这也包括他将要展开的汉语艺术。他的小说,从 href='2538/im'>《呐喊》、 href='2537/im'>《彷徨》到 href='2529/im'>《故事新编》,几乎一篇一个风格,其艺术蜕变的能力令许多人惊讶。他不刻<bdo>99lib?</bdo>意追求形式,反而获得了“有意味的形式”……

    鲁迅审视中国,盖因他汲取了中西精英文化的力量。

    唯有精英文化,方能使人洞察历史与当下。

    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芦苇……

    从南京到东京,前后十一年,鲁迅给人的印象,是每一分钟都在紧张地思考。学习,思考,再学习,再思考。吃穿住他好像全不在乎,包括谈恋爱。精神的飞升伴随着身体的“下沉”。

    而这种类型的伟人大哲,近代西方常见<cite>.99lib?</cite>。想想斯宾若莎、马克思、康德、尼采吧。

    这倒不是说,伟人哲人们不食人间烟火。

    人生太短促。鲁迅名言:要赶紧做。

    他在东京张罗着办 href='/article/9651.htm'>《新生》杂志;用“精奥的古字”翻译《域外小说集》。一边要新生,另一边却用古字,这饶有深意。

    “弗失固有之血脉”,知,然后行。

    鲁迅做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在当时是名声显赫的革命家,做过清廷监狱,出狱后把他的讲坛论坛搬到日本东京,与改良派、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康有为等展开激烈论战。

    鲁迅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

    太炎先生席地而坐,挥舞着手臂,绘声绘色讲汉字,往往几个小时一晃而过。听讲的学生环坐于矮桌旁,上厕所都要抓紧时间,生怕漏听精彩之处。有一位钱玄同,听得忘形,每次上课都眉飞色舞,身子不觉前移,移至先生跟前。师生讨论,数钱玄同的话最多。鲁迅对钱玄同小有不满,给他取个绰号“爬来爬去”。

    后来,钱玄同做了古文字学家。

    二十年代钱玄同提倡复古,鲁迅写文章批评他。

    鲁迅写《太炎先生二三事》,对作为儒学大师的章太炎也有微饲,不过,这篇文章的基调是亲切的,怀念的。

    鲁迅办 href='/article/9651.htm'>《新生》杂志,狂读西方经典,同时聆听着章太炎。视野开阔的思想家文学家在酝酿中。无与伦比的汉语艺术在锤炼中。而鲁迅的这一层曾经受到遮蔽。

    战斗的鲁迅之所以<q></q>能够战斗,其文化视野乃是决定性的因素。

    他的同乡徐锡麟刺杀清廷大员恩铭,举国震惊。革命以各种形式进行着,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徐锡麟被处死、开膛,心肝肺做了恩铭亲兵的下酒菜。清王朝垂死挣扎,疯狂反扑。不久,鲁迅的另一位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也在她的故乡绍兴死于清廷刽子手的屠刀下。

    秋瑾生前,随身带着一把短刀。

    鲁迅也有一把短刀,那是在仙台的时候一个日本朋友送的。

    夜里他看刀,并比划着。

    他并不是一名刺客。这是一把灵魂的手术刀。

    鲁迅看刀,看来看去,“看”出日后的投枪匕首式的杂文。

    郁达夫说,鲁迅的杂文“能以寸刀杀人”。

    郁达夫通常给人留下风流才子的印象,却对鲁迅杂文推崇备至,反击鄙薄杂文的梁实秋。梁实秋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功莫大焉,但也许他是走了“雅”的极端。

    杂文的特点是喜笑怒骂皆成文字,这挺好的。

    孟子写文章,也是要骂人的。

    王国维、章太炎、辜鸿鸣、郭沫若……谁不骂人呢?

    骂是广义的,并非人身攻击。“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鲁迅从仙台返回东京,又待了三年。屈指算来,他到日本已经七年多了。

    七年炼成真金。

    此前的南京四年、绍兴老家十几年,为这七年奠基。

    如今的仙台人曾不无自豪地说:绍兴是周树人的故乡,而仙台是鲁迅的故乡……

    1908年的鲁迅居于东京的一幢公寓“伏见馆”,他快满二十九岁了,唇上留了一点胡须。他还不想回国,回国意味着成家。成家意味着过老式的日子,在绍兴生儿育女,做师爷或幕友。

    母亲拍电报催他回去。绍兴有一位名叫朱安的姑娘在等着,她的年龄比鲁迅略大。鲁迅不想娶她。类似的婚姻悲剧,也发生在胡适之、郭沫若的身上。新思维和旧婚俗之间是注定要发生悲剧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上去一目了然,实在不值得唠叨、纠缠。

    母亲又拍电报,称卧病在床。鲁迅赶紧启程了。

    其实母亲没病,是催他回去完婚。

    鲁迅令人费解地同意了,在绍兴与朱安举行了旧式婚礼。

    原来,他有个折衷的两全之策:为母亲迎回了一位儿媳妇,却拒绝一个妻子。他拒绝和朱安同床共枕,一辈子为朱安提供生活的费用。朱安曾经许过人的,她为逃避包办婚姻而住进了周家,劫遭受了鲁迅的迎娶式的逃避。按绍兴习俗,如果鲁迅不娶她,她很有可能永远嫁不出去,连生计都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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