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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认为一个社会仅靠从金钱利益中衍生出来的关系和感情来维持的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丑恶的。</small><small class="right">——约翰·斯图亚特·密尔</small>
简单的答案是，到1945年，已经很少有人还相信市场的魔力了。这是一场知识革命。古典经济学要求政府在经济决策中只扮演一个小角色，而19世纪欧洲和美国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潮主张政府不插手社会立法，主要只限于管制竞争性工业主义和金融投机中极为恶劣的不公和危险。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几乎使所有人都习惯了：政府干预日常生活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参战国加强了对生产的（到那时还微不足道的）控制：不仅控制军用物资的生产，而且还控制衣物、交通、通信和几乎所有与一场代价高昂的、绝望的战争有关的东西。1918年以后，大部分地方解除了这类控制，但是，政府还是继续参与管制经济生活。
在一个短暂的、虚幻的撤退期（最典型的标志是卡尔文·柯立芝在美国上台、西欧很多地方还有些相对来说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标志），1929年股市暴跌的彻底破坏和随之而来的萧条，迫使所有政府在无效的沉默和公开干预之间进行选择。或迟或早，它们都会选择公开干预。
自由放任主义国家所剩无几的残余，就这样被全面战争全部清除了。毫无例外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不仅让国家、经济和所有公民都全心投入了战争，而且，他们为了这：国家必须插手，填补鸿沟。即使在美国，国家（“政府”）虽然总是很小心不跨越传统的界线，从《士兵福利法案》到下一代的科技教育，仍然都是由华盛顿创立和资助的。
这里，人们只是简单地设想，存在着一些不宜由市场完成的公共善事和目标。英国福利国家问题方面的权威评论家T·H·马歇尔（T.H.Marshall）说，“福利”的全部目的就是“通过从市场中拿出物资和服务来超越市场，或者用某种方式控制而调节市场行为，从而产生一个市场本身无法产生的结果”。<span class="" data-note="尼尔·吉尔伯特，《福利国家的沿革：公共责任的无声投降》（Neil Gilber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span>
在德国，可以理解，人们都不愿意追求纳粹式的中央控制，但即便是在那里，“社会市场理论家”也妥协了。他们坚持认为，自由市场和社会目标及福利立法是互相兼容的：如果鼓励市场记住这些目标，它实际上会有最佳表现。于是就有了至今仍然有效的立法，要求银行和上市公司长远着眼，关照雇员利益，对其商业行为在追逐利润的同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至于说国家有可能会越权、通过歪曲市场运作来破坏市场，在那些年间没有多少人认真对待。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后来还有世贸组织），到国际清算所、货币控制、工资限额和指示价格限制，强调的都是需要补偿市场的明显缺陷。
基于同样的原因，高额税收在那些年间也没有被当成奇耻大辱。相反，大幅度的收入累进税被看作是一种两厢情愿的工具，将资源从特权阶层和不能利用这些资源的人手中拿出来，交给那些最需要、或最好地利用这些资源的人。这也不是什么新观念。所得税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登堂入室了，而且，两次大战期间，还在很多地区继续增加。尽管如此，迟至1925年，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还是能够负担起一两个甚至更多的佣人，通常是住家佣人。
可是，到了1950年，只有贵族和暴发户才有希望维持这样的家庭：税收、遗产税和劳动阶层能够得到的工作和工资逐步增加，一贫如洗、恭顺谦卑的家政服务人员的劳动力资源差不多完全枯竭了。由于普遍的福利供给，对于从前指望东家慷慨照料的生病、年老或没有着落的佣人来说，如今这种慷慨也变得多余了。
在一般人中，人们普遍相信，消除极端贫富差距的、温和的财富再分配对每个人都有利。孔多塞很敏锐地观察到，“财政部让穷人有能力买玉米，比降低玉米的价格使穷人也能买得起，花费要少得多”。<span class="" data-note="孔多塞公爵，《对玉米贸易的思考》，《孔多塞全集》（Marquis de dorcet，Reflexions sur le erce des bles （1776） in Oeuvres de dorcet）巴黎：菲尔曼·狄出版社，1847—1849，第231页。转引自艾玛·罗斯柴尔德，《经济情操：亚当·斯密，孔多塞和启蒙运动》（Quoted in Emma Rothschild, Eitiments : Adam Smith, dorcet and the Enlighte），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页。"></span>到1960年，这个论点已经成了西方事实上的政府政策。<s></s>
一两代之后，这些态度看起来肯定有些古怪。战后30年中，经济学家、政治家、评论家和老百姓都同意，地方或全国政府有相当大的权力在许多层次上规制经济生活、管理高额公共支出，这是个好政策。异见者要么被当作遗老遗少——追求非现实的定理的理论家，要么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主张将私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市场的地位岿然不动，国家在人们生活中起着关键作用，社会服务在政府开支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因为美国的军事费用总是急速增长。
这怎么可能？即使我们愿意承认，这些集体主义的目标和措施原则上是值得钦佩的，今天我们还是会觉得它们是无效率的，因为它们将私人资金转向公共目标——而且无论如何都可能有将经济和社会资源交给“官僚”“政治家”和“大政府”的危险。为什么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一点儿不为这些想法担忧？为什么他们那么轻易地就将主动权拱手交给公有部门，为了追求集体目标而交出私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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