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四分五裂的大陆

战后欧洲史4·新欧洲旧欧洲（1989-2005）作者：托尼·朱特投票推荐加入书签留言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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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需要亲自阻止这件事，苏联人会替我做到的。他们不会让愈加强大的德国站在自己对立的阵营里。

 ——弗朗索瓦·密特朗，1989年11月28日

 事情起初之时，我们并不清楚面临的问题之难度。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0年

 我们的国家一直饱受诘难。施行马克思主义实验的任务落在我们头上。最后证明，马克思主义无立足之地——这一理论使我们偏离了成为世界文明国家的道路。

 ——鲍里斯·叶利钦，1991年

 捷克这个国家的存在是偶然的，正是这一偶然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米兰·昆德拉

 东欧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束缚之后，又经历了一次更加激烈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已建立的4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大陆的版图中消失了，14个国家由此诞生或复辟。这包括（前）苏联西部的6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以及俄罗斯，分别成为独立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了斯洛伐克和捷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也分裂成了斯洛文尼亚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7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投票赞成新联盟：它是“非中央集权的”，允许各加盟共和国有一定的自主权。公然反对共产主义的叶利钦赢得大选，最终倾斜了天平。共产党内的保守派日趋绝望，一些高级官员——包括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首脑弗拉基米尔·克留奇可夫——开始准备政变。于是在莫斯科酝酿的政变成了公开的秘密，早在6月20日，美国大使就警告戈尔巴乔夫说有这样的阴谋，但已经没用了。

 政变的时间就定在了戈尔巴乔夫一年一度的克里米亚的假期之行——和当年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时的情形一样，当时赫鲁晓夫在苏联南方疗养，他的同事们在莫斯科搞突然袭击，赶他出局。发生在1991年的政变的策划者们试图恢复苏联的统治。“8月17日，紧急委员会”要求戈尔巴乔夫交出总统的权力。戈尔巴乔夫拒绝之后，“紧急委员会”于8月19日声明，总统由于“健康原因”无法行使权力，由“紧急委员会”代为执行。苏联副总统根纳迪·雅纳耶夫签署了旨在弹劾戈尔巴乔夫的命令，并声明进入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

 尽管戈尔巴乔夫已经无能为力，实际上成为了克里米亚南部海角那座黑海别墅中的囚徒，但政变策划者们也好不了多少。首先，为了让另一名共产党领导人取代现有领导，他们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和事实上的戒严令，这显示了苏联的传统结构已经被破坏得多么严重。而策划者们也缺少一致认可的领导者——关键是克格勃的高级官员不支持克留奇可夫。对于政变策划者反对的是什么，这毋庸置疑，他们却没有能够清楚地表明支持谁。

 另外，策划者们的所为，无意间为苏联以往所犯的错误勾勒出一幅讽刺画：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老人们言辞缓慢、木讷，无法与时俱进，他们的时钟俨然定格在了30年前。这些人过去就隐藏在克里姆林宫里，避开了公众的视野，他们只远远地出现在公开的仪式上。现在他们被迫出现在电视上，对记者们解释，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而公众也有了充足的机会来观察官方社会主义的昏聩面容。

 就在此时，鲍里斯·叶利钦抓住了机会。他利用3周之前美国总统出访苏联之机，和乔治·布什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这使他的地位又一次得到提升。8月19日，他公开谴责克里姆林宫的接管只是非法的军事政变，并且冲到了抵抗的最前沿，在俄罗斯的总部指挥着人们包围克里姆林宫，捍卫民主，抵挡坦克。与此同时，在国际媒体的关注下，叶利钦参加了各国首脑的会谈，其中一位首脑公开表示全力支持他，使他从孤立的阴谋家的身份中解脱出来。

 抵抗不仅是形式上的：在8月20日晚上到8月21日的凌晨，与军队的冲突导致了3名示威者的死亡。政变的领导者失去了主动权——此刻也丧失了勇气。他们没有军队的广泛支援，就无法保障国家的安全，站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他们时时刻刻在失去关键的法宝：恐惧。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没有被克里姆林宫事态的发展吓倒，反而更加大胆了。在形势还不明朗的时候，8月20日，爱沙尼亚宣布独立，第二天，拉脱维亚紧跟着宣布独立。8月21日，政变的领导人之一鲍里斯·普戈（内务部部长，前拉脱维亚克格勃首脑）自杀，叶利钦下令拘捕普戈的同事。同一天，疲惫不堪的戈尔巴乔夫心急如焚地飞回莫斯科。

 从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恢复了权力；但实际上一切都已经不同了。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信任。直到8月21日，共产党的发言人才公开谴责他们同事的叛变行为，而这时政变的策划者已经被捕入狱。叶利钦就是利用了共产党致命的犹豫，在俄罗斯联邦禁止共产党活动。戈尔巴乔夫在公开露面时看上去晕头转向，很明显在把握事态发展方面行动迟缓。他不愿意称赞叶利钦、俄罗斯议会、俄罗斯人的胜利，他向公众谈论改革，并且强调共产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共产党会继续革新和推动改革，等等。

 这种方法在西方仍然很有效，人们普遍假设（而且希望）在政变流产之后，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但是在苏联却揭示了戈尔巴乔夫的失败的目标是在重复时代的错误，而且对拯救了他的人也不知感恩。他跟不上历史的步伐，却又懵懂无知。对许多俄罗斯人而言，8月事件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一次受欢迎的起义——并非支持改革者和共产党，而是反对他们。俄罗斯议会上，示威者们向姗姗来迟的戈尔巴乔夫大喊说，苏联共产党是一个“犯罪企业”。他们制定的宪法，甚至连自己的政府部长们都企图推翻掉。戈尔巴乔夫明白了这一点，他毁了苏联共产党，而且自己也在8月24日辞去了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但这已经太晚了。共产主义现在已经过时了，戈尔巴乔夫也一样。

 当然，前总书记仍然还是苏联的总统，然而联盟的问题却直接成了问题，失败的政变成了苏联解体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推动力。在8月24日至9月21日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和亚美尼亚继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之后相继宣布独立。它们多数是在戈尔巴乔夫归来后陷入迷惘和疑惑的时候宣布独立的。紧随着克拉夫丘克担任了乌克兰总统，各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们——哈萨克斯坦的努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阿塞拜疆的盖达尔·阿利夫、白俄罗斯的斯坦尼斯拉夫·舒斯凯维奇等等，都狡猾地脱离了他们长期从属的共产党，他们在新国家中为自己重新谋得首脑地位，使当地共产党的资产迅速地国有化。

 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最高苏维埃只能面对现实，承认新诞生的国家，并提出了另一部旨在用某种联合体的形式来归拢各个独立共和国的“新宪法”。与此同时，就在几百米以外，鲍里斯·叶利钦和俄罗斯议会建立了独立的俄罗斯。到了11月，叶利钦已经在俄罗斯的疆土上控制了全俄罗斯的财政及经济活动。苏联现在只是一个空壳，没有了权力，也没有了资源。

 至此，苏联的核心机构或者落到了独立国家的手中，或者已经不复存在。10月24日，克格勃本身也被正式废除。而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新的《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时，多数独立共和国都拒绝签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0月举行的会议中，西部各共和国缺席了。最后，在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总统和总理们——苏维埃帝国的核心斯拉夫国家——在明斯克附近会晤，并谴责1922年的联盟条约，解散苏联。为了取代苏联，在他们的提议下建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听到这些消息，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愤怒地谴责道，这是“非法的”、“危险的”。但是人们不再关心苏联总统的意见了。戈尔巴乔夫终于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什么也管不了了。9天之后的12月17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叶利钦，他们同意（或者毋宁说是戈尔巴乔夫让步了）正式解散苏联：苏联的各个部门、使馆、军队都交由俄罗斯控制，其领土根据国际法由俄罗斯共和国继承。

 24个小时之后，戈尔巴乔夫声明他将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1991年圣诞节那天，飘荡在克里姆林宫上方的苏联国旗变成了俄罗斯国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卸下了他的职务。48小时之内，戈尔巴乔夫搬出了他的办公室，叶利钦搬入。1991年12月31日子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苏联的消失在现代史上是引人注目的空前事件。这里既没有发生外国的侵略，没有血淋淋的革命，也不存在自然灾害。一个工业大国——军事超级大国——就这样垮台了：它的权威消失了，它的机构都蒸发了。苏联的解体并未完全免除了暴力，我们在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区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些独立的共和国发生了更多的战事。但是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在离开舞台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抗议。更准确地说，苏联的解体是帝国不流血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整个过程出人意料地显得很容易。

 那么，为什么它会全然没有痛苦？为什么经历了几十年的内乱和外国侵略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不经过丝毫的挣扎就消失了？一种答案当然就是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存在过：引用历史学家马丁·马利亚的话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是苏联把它建立起来的”。这种说法也许可以用在卫星国的共产党执政者身上，他们的地位只不过是依靠了红军的庇护，但是这也无法解释在帝国本土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算共产主义宣称要建立的社会不真实，可是列宁的国家毕竟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它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一种产物。

 一部分答案在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无意中成功地使苏维埃国家所依靠的行政机构和国家机器丧失了元气。一旦共产党失去了控制权，一旦军队和国家安全局明显地不愿意被利用来冷酷地粉碎反对派和惩罚不同政见者——这种情况到1991年才显露——于是，一个地域广袤的庞大帝国就自然地产生了离心倾向。直到这时事情才变得明显——70年来积极宣扬的主张到最后走向了反面——实际上不存在共产主义：存在的只是一个衰退的国家和焦虑的公民。

 但是——而这就是第二方面的解释——苏维埃国家事实上并没有消失。与其说苏联解体，不如说它只是变成了多元化的后继小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仍掌握在老练的共产党官员手中，他们的第一本能就是复制和实施他们迄今作为苏维埃管理者而铸就的制度和权威。在后继的各个共和国里大多数并没有“向民主过渡”，那种过渡——即使真的来了——也为时晚矣。苏联国内大多数公民唯一熟悉的一种专制国家政权并没有完全废黜，也没有萎缩。从外部看来貌似一场剧烈的变革，其实内部却并非如此。

 再者，那些顺利蜕变为民族国家总统的各国共产党总书记们有理由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领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领导者们没有领地需要保护，他们只能回到破旧的机关里，而那些地方曾是戈尔巴乔夫急于裁减的。他们缺乏继续战斗的意志，这一点毫不奇怪。在莫斯科，具有实际权力基础的前共产党领导人只剩下鲍里斯·叶利钦一人了。正如上文所述，他倒是果断地采取了行动，但代表的却是新生的“俄罗斯”。

 我们也不能用那些加盟共和国后来的繁荣来解释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解体是各个加盟共和国里的民族主义复苏造成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是个特例，它们的发展轨迹更像它们西面的邻居。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自己设计的产物——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复合体。在新成立的独立国家里，有很多需要保护的少数民族（特别是无处不在的俄罗斯人）——前苏联公民有理由懊悔，因为他们失去了“帝国”的保护，从而在新环境中显得很矛盾。

 它们也不是孤独军奋战，布什总统在1991年8月1日访问基辅时，曾公开向乌克兰人建议让乌克兰留在苏联里面。他说“有一些人敦促美国在支持戈尔巴乔夫总统或支持那些有独立思想的领导人之间做出选择。我认为这是一个无谓的选择。戈尔巴乔夫总统已经做出了让人惊讶不已的事情……我们将维护与戈尔巴乔夫总统领导下的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在苏联总统处于岌岌可危之时的支持，并不等于是对苏联制度的认可，这个国家气数已尽。

 美国总统的公开表态进一步提醒人们美国在这些事态发展中的局限性。忘掉美国那些载入历史的沾沾自喜的记载吧！华盛顿并没有“推倒”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它是自己将自己搞垮的。与此同时，如果说乌克兰的听众们无视布什的忠告，而在几个月以后以压倒性多数票的结果永远退出苏联，那并不是突发的爱国热情所致。乌克兰或摩尔多瓦，甚至格鲁吉亚，它们的独立也不完全是为了民族自决和自我保存——那是建国的坚实基础，却是一种脆弱的民生基础。

 苏联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同样如此真实发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1993年1月1日，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之间的“平静离婚”波澜不兴。初看起来，这将是教科书上出现的由于共产主义留下的空隙而让种族情感得以自然宣泄的例子，是以民族复兴形式出现的“历史回归”。当地的许多主角也是这么宣传的。但若仔细观察的话，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两个不同的国家——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捷克共和国——这一事实再次说明，这样的解释对于欧洲中心地带的小国来说还存在着局限性。

 这里当然不缺少可供回忆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区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确实很难，但他们各自拥有明显不同的历史。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构成捷克国土的历史疆域——不仅明显地拥有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心地带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历史，而且在中欧的工业化时期也有重要的地位。在哈布斯堡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那一半，捷克人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治权，而且相当繁荣。重要的城市布拉格是欧洲大陆辉煌的美学胜地之一，在1914年的时候，那里是视觉艺术和文学领域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

 相比之下，斯洛伐克人可以用来炫耀的东西却少得可怜。由于布达佩斯对它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使它缺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历史——在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那一半里，他们不是被看作“斯洛伐克人”，而只是匈牙利北部农村的讲斯拉夫语的农民。而斯洛伐克地区的城市居民主要是德国人、匈牙利人或者犹太人。说起来不是偶然现象——这座本地区里的最大城市，沿多瑙河离维也纳东面只有几公里的地方，一直不被世人关注，而且人们对这里的称呼方式也不一样，讲德语的奥地利人称它为“普莱斯堡”，匈牙利人称它为“坡佐尼”。一直到了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时，斯洛伐克人或多或少地带着勉强态度附着其内，它才以布拉迪斯拉法的名称成为新国家的第二大城市。

 以一般的区域性标准来衡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民主的、自由的。但是它的中央机构强烈偏向捷克人，捷克人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权力和有影响的要职。斯洛伐克只是<q>..</q>一个不受关注的贫穷省份。这个国家里300万讲德语的公民听从拥护纳粹的分离主义分子，而相同的冲动也使捷克斯洛伐克的250万斯洛伐克人同情斯洛伐克民粹党的自治甚至是独立的要求。1939年3月，希特勒把捷克地区纳入“受保护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建立起一个由约瑟夫·蒂索神甫领导的独裁的、教权主义的斯洛伐克傀儡政权。这样，有史以来第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国家在希特勒的羽翼下，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尸身”中诞生了。

 根据这样的事实，你要了解曾经如此有名的斯洛伐克战时“独立”史却不容易。战后，斯洛伐克记载的那段历史使自己名誉扫地，包括斯洛伐克将战前人口为14万的犹太人全部驱逐进死亡集中营，以及它对纳粹恩主的直接依赖关系。解放之后，捷克斯洛伐克重新建立成一个单一的国家，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对此深表不满。的确，在斯大林时代的初期，“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是人们当时准备的公审中对那些清洗对象的指控之一，因此古斯塔夫·胡萨克被关进监狱达6年之久。

 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看到了鼓励温和的民族情绪所带来的好处。1986年的改革派身上反映出越来越滋长的布拉迪斯拉法情绪（他们中间有许多是斯洛伐克人），他们提出一种新的联邦体制，包含两个明确区分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布拉格之春”谈论和实施的一切重大创新中，这是在接下来的“正常化”里唯一幸存下来的名堂。此前一直将斯洛伐克当作天主教农村性质的敌对地区来对待的共产党当局，现在对斯洛伐克有点偏爱了。（参见本书卷二第6章）

 斯洛伐克的落后状态——或者毋宁说，那里缺少大量集中的、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现在有了它的优势。同先进的西部省份相比，此地汽车和电视机比较少，通信设施也更差。斯洛伐克人比那些有外国媒体支持的、以布拉格为根基的激进分子和反对派更顺从地接受了外族的压迫。相应地，他们在70年代的压迫和清洗中也较少受难。现在该轮到捷克人面对官方不喜欢的结果了。

 记住了这段历史，就可以想见1989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如果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至少也是因他们之间已存在几十年的相互的不适感造成的逻辑结果：人们无法忘却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压制和剥削。但是事情并非如此。从他们历时3年的分裂直到最后共产主义的结束，每一次的民意测试都显示，大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喜欢某种共同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形式。这并非说明政治等级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法，从一开始起，广泛一致的意见是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是一个联邦，分开的各方都享有充分的自治权。新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就坚定地、非常公开地表明应该让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留在同一个国家里。

 从1990年6月的第一次自由选举的结果中，就可以看出最初的“民族”问题并不突出。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哈维尔的“公民论坛”党保证了一半的选票，剩下的选票在共产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瓜分。斯洛伐克的局面比较复杂：“公民论坛”的姐妹组织——“公众反暴力”虽然以最大组织的面目出现，但是可以抓得住的选票都在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匈牙利基督教民主党和绿党手中。新出现的“斯洛伐克民族党”在斯洛伐克国民议会的议员选举中只获得13.9%的选票，在联邦大会议会的议员选举中只获得11%的选票。只有不到1/7的选民选择了唯一的一个主张按种族分割国家的政党。

 在1991年间，“公民论坛”开始瓦解。一个建立在以共产主义为共同敌人的基础之上的、在颇受欢迎的领导人哈维尔带领下的联盟已不复存在，它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共产主义消失了；哈维尔去做了共和国的总统，明显地超越了政治冲突。同僚之间政治立场的不同也凸显出来，由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他自称撒切尔信徒）带领下的自由市场派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1991年4月，随着国会批准了一项开明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法律，“公民论坛”分裂了，而克劳斯领导的（主导性的）一派演变成了“公民民主党”。

 克劳斯决心使国家快速走向“资本主义”。在捷克确实有一批拥护这一目标的支持者，但是在斯洛伐克，情况却大不相同。大多数斯洛伐克人对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削减国有部门几乎没有兴趣。和捷克人相比，他们更需要依靠那些效益低下的落后的国有工厂和矿山来谋生——这些“企业”的产品不再受市场的保护，也不可能吸引外资或私人来投资。在布拉格某些商界与政界人士的眼里，斯洛伐克是一个继承来的沉重负担。

 同时，由于相似的原因，“公众反暴力”组织也分裂了。这个派别中此时最有实权的公众人物是弗拉基米尔·麦恰尔。他曾是一名拳击手，在1989年的事件中虽充当了一个小角色，但是自此之后他却比别人更适应地度过了民主政治面对的险境。在6月份的竞选之后，他在斯洛伐克全国议会中组阁，但他那令人讨厌的个人风格却导致了他的阵营的分裂。麦恰尔被一个天主教的政治家扬·恰尔诺古尔斯基取代。麦恰尔离开了公众反暴力组织，组织了自己的“斯洛伐克民主运动党”。

 从1991年的秋天开始到1992年的夏天，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政府机构的代表们举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希望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建立一部非中央集中化的联邦宪法——这是双方大多数政治家们和选民们的选择。但为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与其政党的选区，麦恰尔诉诸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而他在此之前对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从未表现过如此大的兴趣。他对听众们说：斯洛伐克人受到了全面威胁——从捷克的私有化计划、匈牙利的分离主义到进入欧洲的前景。他们的民族生存（更不用说他们的生计）正处于危难关头。

 由于麦恰尔的这些言论，也由于他虽然媚俗却颇具公众领袖气质的风格，他领导的新党在1992年6月的联邦选举中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获得了斯洛伐克将近40%的选票。与此同时，在捷克地区，瓦茨拉夫·克劳斯的新“公民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联盟，也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克劳斯现在出任捷克地区的总理，联邦共和国的两个自治地区掌握在那些目的不同却可以互相利用的人之手，而他们看到国家分裂并不会悲伤难过。现在只有联邦总统一个人坚持宪法规定的形式，代表着一个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理想。

 但是，瓦茨拉夫·哈维尔不再如从前那般受拥戴了——所以也不像两年前那样有影响力了。第一次作为总统正式出访时，他没有去布拉迪斯拉法，而是去了德国。从化解两国之间长久的积怨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他的国家需要和西欧交朋友。但是从斯洛伐克人的感受来看，这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误。哈维尔的部下对他也并非忠心耿耿，1991年3月，他的发言人米哈伊尔·赞托夫斯基宣称：斯洛伐克的政治正逐步回到前共产主义者和“那些怀念斯洛伐克国家的民族黄金时代的人们”手中。

 赞托夫斯基的说法并非全错，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的愿望。哈维尔及他的同仁们就像其他的前捷克不同政见者一样，往往并不是为斯洛伐克的前途着想。他们宁可将自己看作爱国的沙文主义者：说得好听点是追求至高无上的民族主权，说得难听点是怀念战时的傀儡政权。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劳斯既没有表现出对自由的偏爱，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关心斯洛伐克的历史。他像麦恰尔一样，是个实利主义者。从表面上看来，这两个在各自地区最有权力的政治家，确实花了几周的时间，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国家条约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

 然而，他们是否能达成一致却是另外一回事。麦恰尔要求真正拥有主权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应该有发行货币和借贷的权力，推迟私有化，恢复共产主义时代的补贴制，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措施——所有这些都令克劳斯感到厌烦。他正竭力完成强行开放自由市场的计划。因此，在1992年6月到7月间举行的会议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谈判。克劳斯对麦恰尔的要求感到惊讶和苦恼，但这些都已不是什么秘密了，麦恰尔就这个问题做过许多演讲。实际上，正是克劳斯操纵着斯洛伐克的领导人走上了解体的道路，而并非其他道路。

 结果，即使斯洛伐克议会和联邦议会的大多数代表们满足于批准一部国家条约，给这个国家的每一半完全的自主权和在联邦里的平等地位，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既成的事实。随着谈判的拖延，克劳斯事实上在告诉斯洛伐克的会谈者们：既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最好停止这些无谓的努力，而各走各的路。斯洛伐克人一方面心满意足，但在另一方面却陷入了困境——许多情况不符合他们的判断。

 1992年7月17日，斯洛伐克全国议会投票，相应地产生了一面新的国旗、一部新宪法和一个新国名——斯洛伐克共和国。一周过后，克劳斯和麦恰尔同意于1993年1月1日正式分解他们的国家，后者仍然有点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就在那一天，捷克斯洛伐克消失了，它的两个共和国以分立的形式再现，由克劳斯和麦恰尔分别担任各自的总理。瓦茨拉夫·哈维尔努力想把国家合在一起的做法越来越孤立无援——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完全无人理睬——他不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但却在短期内做了更名后的捷克共和国的总统。

 这两个伙伴的分离是好事还是坏事，暂时还不能妄下定论。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在后共产主义初期的10年里都没有繁荣起来。克劳斯的“休克疗法”和麦恰尔的“民族共产主义”的方法都失败了，尽管他们方法不同。斯洛伐克人尽管开始后悔他们与弗拉基米尔·麦恰尔之间的调情关系，但由于人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怀念明显也淡薄了，所以克劳斯的星光在布拉格也黯淡了。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是一种操纵过程，捷克右翼带来的是它宣布不会追求的东西，而斯洛伐克的民粹党人捞到了比他们期望中更多的好处；没有多少人会喜欢这样的结果，但他们的悔意也未持续多久。如同苏联的解体一样，因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而生出的国家权力和政治机器并没有受到威胁：它们只不过是复制了一遍。

 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是机缘和环境情势的产物。它也是人为的。若是由别人来操纵——1990年和1992年的竞选结果就会截然不同——就会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传染性也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苏联的先例，以及巴尔干诸国展示的事件，使得这个中欧小国的两个“民族共和国”之间由于分歧而解体显得似乎没有实际上那么荒谬。1992年之前如果有一份双方共同认可的联邦国家协议的话——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再多维持几年的话——那么，加入欧洲共同体的前景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发生在临近的波斯尼亚血淋淋的大屠杀也会集中他们的思想，这就会使生活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法的人不大可能斤斤计较于他们之间的争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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