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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家乡是苏黎世，你对它最真诚的赞美，就是把它描绘成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城市。当然了，这似乎并不像一种赞美——自从19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以来，“资产阶级”一词对很多人而言，是严重的侮辱。“对资产阶级的憎恨是智慧的开端，”古斯塔夫·福楼拜如是说，对一个19世纪中叶的法国作家来说，这是一个标准的表达，对福楼拜而言，这种蔑视是他职业的象征，如同与一个女演员有染，一起去东方旅游一样。根据至今依然统治西方想象的浪漫主义价值标准，成为资产阶级，就意味着拼命奋斗，追求金钱、安全、传统、清洁、家庭、责任、审慎，可能还有一边散步一边享受新鲜空气。结果，在过去两百年间，西方世界很少有别的城市像苏黎世这样如此缺乏魅力。2.瑞士之外出生的漂亮女孩尤其反对前往苏黎世。这些女孩更钟情于洛杉矶或悉尼。即使她们想寻找一个与众不同和居家的地方，她们也会选择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或丹麦的哥本哈根。
我总是试图吸引苏黎世的女孩。我总是认为，一个喜欢苏黎世的女孩，必然会喜欢我最核心的内在世界。但这点很难。我还记得与萨莎的一次旅行。她是个艺术家，很有魅力，狡猾无比。我们激烈地争辩，且往往在深夜时分。有时候争吵这样展开：
她：你不喜欢聪明的女人，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同意我的观点<mark>..</mark>。
他：我的确喜欢聪明的女人，但可惜的是，你却不是她们中的一员。
我们两个都没有从这种争吵中得到好处。这也能提醒一个人（如果他需要这种提醒的话），恋人往往对彼此粗暴无礼，这种态度在公开的战争之外很难见到。
一个周末，我和萨莎飞往苏黎世。我试图证明苏黎世如何富有异国情调。有轨电车很异国情调，“米格罗”超市、公寓楼的亮灰色水泥、巨大坚实的窗户和小牛腿肉薄片均是如此。谈到“异国情调”，我们总是想到骆驼和金字塔。但或许任何不同的、让我们渴望的事物都配得上这个词语。我在此发现的最异国情调的事物，就是每件东西都非常出色地令人乏味。没有人被乱枪打死，大街非常安静，一切非常整齐，正如大家所说（虽然你并没有看到有人真的会这样去做），一切通常都很干净，你完全可以把午饭倒在人行道上去吃。
但萨莎感到无聊透顶。她想回到伦敦东部的哈克尼区。她无法忍受这种整洁的状态。穿越一个公园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想在墙上乱涂一些脏话——就是想激励一下这个地方。她假意尖叫了几声，一个老太太从报纸上抬起了头。她的百无聊赖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古斯塔夫·福楼拜，他在法国鲁昂长大，鲁昂或许有点像苏黎世，只是没有湖泊。“我好无聊，我好无聊，我好无聊，”福楼拜年轻时在日记中写道。他反复提到，生活在法国，特别是生活在鲁昂是多么无聊乏味。“今天极度无聊，”在一个糟糕的星期天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说。“乡村是多么美丽，生活在那里的人多么高雅、多么惬意。他们的谈话关乎税收和道路建设。邻居是个多么美妙的称谓。如果真要表达出他全部的社会重要性，他应该用大写字母来表示：NEIGHBOUR。”萨莎觉得福楼拜很乏味（她尝试过阅读 href='/article/8533.htm'>《情感教育》，读到中途便感到厌倦了），但她和福楼拜至少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一致：在一个无聊的地方生活是何等地无聊。<bdi></bdi>
然而，就像妈妈往往在学校假期即将结束时告诉你的一样，往往是那些无聊的人才会感到无聊——我开始对萨莎的无聊失去耐心。我需要一个内心有趣的人，她不会去要求一个城市必须“有趣”；我需要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当她的城市没“意思”的时候，她会毫不在意；我需要一个洞悉人类灵魂黑暗悲剧一面的人，她能够欣赏苏黎世周末的宁静。萨莎和我很快就不是恋人了。
3.但苏黎世对我的吸引依旧。苏黎世最吸引我的，是在那里过“普通”日子所蕴含的内容。在伦敦过普通日子通常不是一个令人眼红的提议：“普通”的医院、学校、住房或饭店几乎经常令人不寒而栗。当然也有好的设施，但仅仅面向富贵阶层。伦敦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城市。它是一个富人的城市和穷人的城市。
作为现代世俗社会里有影响力的一部分人群，最糟糕的命运，莫过于“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活着；因为“其他任何人”是这样一类人，它包含了平庸无能者、因循守旧者、乏味无聊者和土里土气者。所有思维正常人的目标，应该是在人群中标榜自己，用其能力许可的任何方式突出自己。但想要不同，必先了解何为普通。有一些国家，其集体提供的住房、交通、教育或医疗让居民自然地试图逃避与群体的交往，把自己封闭在高墙之后。如果做一个普通人，意味着过一种无法满足对尊严和舒适的正常需求的生活，那么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必将无比强烈。
存在这样一些社区，数量更为稀少，很多都具有浓烈的（通常是新教的）基督教传统的色彩，其间的公共领域以其原则和建筑让人心生敬意，这里躲进私人空间的需求因此并不强烈。当公共空间和城市设施本身令人肃然起敬的时候，居民们可能会减少对个人名利的追求。仅仅做一名老百姓，就似乎让人感觉不虚此生。在瑞士最大的城市，想拥有汽车、避开母亲在给她儿子的面包上涂黄油，儿子乖乖地站在妈妈身边，一个矮个子男人拿着帽子、穿着干净的灰色大衣和锃亮的鞋子。如果这幅场景不煽情却很动人，那是因为它让我们感觉到母子间的亲密关系转瞬即逝。在画布的左边，一条走廊通向打开的门，一直通往大街，大街上有一栋巨大的建筑，上面写着“斯科尔”。这个男孩将很快把他欠母亲的恩情隐藏，而他母亲多年来为他涂抹面包，清理头上的虱子。
德·胡赫的作品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获得“资产阶级”一词所蕴含的正面意义，这个词我们或许有着各种根深蒂固的模糊联想。它似乎充满了负面含义，它暗示着墨守成规、缺乏想象、拘谨呆板、迂腐固执、自命不凡。但在德·胡赫的世界里，做一个资产阶级，意味着身穿简单却很吸引人的衣服，既不庸俗，也不骄矜，与自己的孩子关系自然，享受肉体快感却不耽于淫乱。它似乎就是亚里士多德想法的完美体现。德·胡赫的作品功德无量，让我们关注平凡环境的魅力和价值，控制虚妄的欲望，避免势利地试图脱离日常生活：晚餐、家务、与朋友共酌。通过关注砖砌建筑的美、抛光门的反射光线、女性裙子的皱褶，德·胡赫让我们在这些无所不在却被人忽略的世界角落找到快乐。
5.在德·胡赫开始创作其最伟大作品的70多年前，蒙田在其《随笔》中有一段落所表达的思想，似乎用语言体现了德·胡赫作品所传达的氛围——进而体现了我心目中苏黎世之所以伟大的品质。为了提醒读者关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蒙田写道：
<small>攻占一个要塞，担当一项重要使命，管理一个国家，这是威风显赫的事。指责训斥，开怀大笑，银钱往来，表达爱憎，持家有道——持身有道——既不放任自流，又不文过饰非，则更加难能可贵、更加非凡且更为困难，不管世人如何评说，在我看来，过这种归隐生活的人比之其他人肩负着同等的，甚至更加艰辛的责任。</small>
很不幸，人们总是容易忘记这一点。我们总是忘记为小孩在面包上涂抹黄油、整理床铺这些行为本身蕴含着重要意义。乔舒亚·雷诺兹爵士<span class="" data-note="Sir Joshua Reynolds（1723—1792），18世纪英国重要画家，在绘画中强调宏大风格。——译者"></span>很显然对此无法理解。在一个世纪后评价扬·斯泰恩的时候，他认为斯泰恩的作品尽管很出色，但如果他当时生活在罗马——这个世界上对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城市，那么“他就会被列入艺术领域的大师行列”，可惜他却生活在莱顿，像苏黎世那样令人压抑的一潭死水。身在罗马，他就会获得灵感，画出真正伟大的作品，他就不会把自己局限于乞丐和商人、乡下村镇和喧闹的日常生活。正是德·胡赫——这位荷兰17世纪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之一——证明了乔舒亚 · 雷诺兹爵士的大错特错，与斯泰恩、弗美尔一起，德·胡赫和他打扫庭院的家庭主妇们有资格享有更多的赞美。
6.苏黎世对世人具有鲜明的教育意义，它让我们明白，在一个无聊的资产阶级城市里，我们可以获得真正富有想象力和人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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