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脚底抹油的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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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封建时代鼎盛的朝代，唐帝国国力鼎盛时，连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再也没有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而唐帝国灭亡后，中国还在，后面还有宋朝、元朝、明朝、清朝。这现象无疑值得思考，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

 无能的皇帝，嚣张的宦官，腐败的朝廷，跋扈的藩镇。大唐晚年所面临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直到五年后，公元885年三月，僖宗才得以返回长安。此时，黄巢已经兵败身死，然而，黄金甲过后的长安，已经成为一座荒凉破败的废城，再也无法承载一个帝国京师的使命，而唐王朝也接近灭亡的尾声。实际上，在公元880年这一年，在僖宗仅携宦官逃离长安的时候，大唐帝国最后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h3>一、僖宗出逃：黄巢起义</h3>

 公元880年，唐僖宗广明元年正月十五，整个长安城笼罩在凛冽的北风之下。时逢佳节，长安又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岸的城市，却不见丝毫节日的喜庆气氛，反而呈现出一派萧疏苍凉的气派。显然，这是相当反常的一件事。

 正月十五是古代的上元节，亦称灯节。唐朝自立国以来，京师长安一直有个习俗：正月十五日前后三夜，解除夜行之禁，整个长安的大街小巷，灯明如昼。百姓们无不夜游，车马塞路。后来，唐宫廷也加入了观灯的行列，由官方所引导的上元灯火极盛。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的第二年，在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三夜，于京城安福门外设置高二十丈的灯轮，灯轮披挂锦绮，饰以金银，错杂五万盏灯，灯轮如万花开放的巨树。宫女上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又从长安、万年两县少女、少妇中挑选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三夜纵欢。这在古代是非常罕见的狂欢盛景。为了装饰京师盛大的场面，唐朝廷甚至不惜耗费巨资。一花冠，一中帔，价值万钱，场中每一个女艺人的服装首饰费就达三百贯。民间少女少妇的衣服、花钗、媚子也都由朝廷支出。

 显然，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被人怀念为唐代最光辉的时期，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仅仅隔了一百六十年，盛唐气象已风光不再，就连京师的上元灯火也成为了陈年旧迹。

 就在十四天前的正月初一，唐朝天子僖宗李儇（音xuān，同喧。唐朝的皇帝爱改名字，李儇原名李俨）下制书，改乾符七年为广明元年，制书中说：“自古继业守文之主，握图御宇之君，必自正月吉辰，发号施令。所以垂千年之懿范，固万代之洪基，莫不由斯道也。”（《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本纪》）其实，?99ｌｉｂ?这不过是唐朝廷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僖宗选择在内忧外患的时候更改年号（年号起源于汉武帝，后成为皇帝当政的时代标志），无非是希望通过改元，结束先前倒霉的年头，从头有个新的开始。

 此时，天下确实很不太平。关东（指潼关以东）民变蜂起，尤其以黄巢势力最大，实力最强。民间有“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歌谣广为流传，朝野上下都是人心浮动。正因为是多事之秋，所以长安才一派凄凉气氛，没有多少过年的喜庆气氛。绝大多数人都小心翼翼地猫在自己的家里，围在火炉旁，有些胆战，有些心惊，只是期待早些度过这个实在不平静的寒冬。

 几乎所有的长安人都在担心未来，有能力有门路的人则暗中开始为自己谋取后路。可当今天子僖宗却是个例外，他一大早就起了床，兴致高昂，冒着严寒出了大明宫，赶去兄弟们的王府。不过，十九岁的僖宗急忙赶去王府并非为了什么军国大事，而是要去与诸王蹴踘、击马球、斗鸡、赌鹅。

 历史上有“洛阳纸贵”的佳话，说的是西晋太康年间左思做《三都赋》，描绘三国时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南京的景貌，因文辞华丽，气魄宏大，在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洛阳的纸昂贵了好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即便如此，洛阳纸还是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以抄写这篇千古名赋。而在僖宗身上，竟然也发生了“长安鹅贵”的笑谈。因为大唐天子性喜赌鹅，长安的鹅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叫卖到五十缗一头。缗为古代货币单位，一缗为一串铜钱，一串一千文。这鹅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最贵的洛阳纸。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荒废朝政、只顾享乐者并不少见，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朝代兴亡更替的事发生，就不会出现厚厚的二十四史。所谓二十四史，实际上就是二十四个姓氏家族的统治史。只是僖宗的玩性远于异常人，甚至已经到了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地步。

 僖宗李儇为懿宗李漼的第五子，最开始受封为晋王。在懿宗的八个儿子中，李儇毫无出众之处：既非长子，也非嫡子（懿宗在位十年，未曾立后，独宠淑妃郭氏及淑妃所生女同昌公主，同昌公主之死还造成了唐朝的一桩大冤狱，此事后面再提）；相貌既不英俊，才干也不突出。按理来说，皇位无论如何都不会落到这样一个人身上，史书却记载说，懿宗病危之际，下诏立李儇为太子。制书中特意强调说，李儇“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本纪》）。表面上看来，李儇得以继承皇位，是因为其人才出众而为其父皇懿宗所赏识。而实际上，他是在懿宗病殁后，为宦官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和右军中尉韩文约所立。神策军是一支朝廷禁军，创立于天宝年间。

 刘行深等人之所以要立李儇为帝，首要的原因就是他年纪小，性情贪玩，便于宦官控制；第二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李儇生母王氏的母族微贱，且王氏早已经病逝。这样，即使李儇长成，也成不了气候，朝政依旧在宦官的掌控之中。

 导致唐朝灭亡的有两大痼疾，一是宦官，二是藩镇。唐朝一度军事极盛，开边不已，因此藩镇之疾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宦官专政擅权则是在朝廷中央集权与藩镇斗争的夹缝中滋长起来的另一大肿瘤。唐朝自玄宗李隆基始，宦官的地位和官品大大得以提高。而安史之乱后，自肃宗李亨开始，宦官开始正式登上大唐的政治舞台。之后与藩镇一样，宦官成为尾大不掉的一大股势力，不仅左右朝政，甚至还操纵皇帝废立大事。僖宗李儇并非宦官所立的第一个唐朝皇帝，也并非最后一个。关于宦官和藩镇，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

 李儇即位当日，封定鼎功臣刘行深、韩文约为国公，并由他们在宫中执行政务。其时，僖宗只有十二岁，年纪幼小，不能主政，一切朝廷政务都把握在宦官手中。

 大宦官仇士良曾指点他的弟子们说：“皇帝不能让他闲着，要经常用美女歌舞和锦衣美食麻醉他，而且要天天变花样，这样他就没工夫想别的事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事了。同时尽量不让他读书，更不能给他接近书生的机会，那样他会看到前朝的灭亡，心中一旦忧虑国家前途，我们这些人就要被疏远遭斥责了。”少年继位的僖宗就在这样“天天变花样”的环境中长大，只知道一味贪玩，与宫中宦官、优人狎昵。与僖宗最亲近的宦官是田令孜。僖宗还是晋王时，田令孜为晋王府小马坊使宦官，二人关系亲密，已经开始共同起卧。僖宗即位后，擢升田令孜为神策军中尉，把政事悉数委付给他，还亲切地称他为“阿父”。

 对于一个突然拥有了巨大权力的宦官而言，权势只能激发他更大的欲望。田令孜恃宠而骄，为了彻底把持朝政大权，他极力怂恿僖宗玩乐。比如僖宗赏赐无度，动不动就赐给乐工和伎人钱财，而且数目巨大，多以万计，因而导致国用匮乏。国库没钱了，入不敷出，田令孜便劝僖宗采取没收长安富商（包括外国和本国商人）财产的办法，商人有反抗者立即送到京兆府打死。这时候的皇帝比土匪强盗还要厉害，不仅是明抢，被抢人稍微不愿意还要送命。整个长安一片混乱，人人自危。然而，“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这样，靠田令孜的馊主意弄来不少钱，好糊弄僖宗继续玩耍。

 京师的富商被搜刮光了，田令孜又想打京外富户及胡商的货财。这时候，与田令孜私交甚好的盐铁转运使高骈急忙上书阻止，说：“天下‘盗贼’（指黄巢等起义军）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田令孜听了觉得有理，这才停止了强取豪夺的行为。

 自懿宗时起，唐朝廷的政治已经开始腐烂。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陕州（治陕县，今河南陕县）大旱，百姓无法生活，选出代表向朝廷派来的观察使崔荛“诉旱”，要求减少赋税。崔荛为人“以器韵自矜，不亲政事”，他满不在乎地指着院子中的大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并下令杖责前来“诉旱”的百姓代表。陕州百姓得知消息后大怒，群起围攻衙门。民情汹汹，崔荛被迫逃走，半路上因口渴，到民舍求水喝。主人听说他就是崔荛，立即端来了一瓢尿给他喝。官民间关系的紧张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还只是冰山下的一角。懿宗时期担任翰林学士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已用“国有九破”描绘过当时紧迫的局势：“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赂贿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可见唐帝国的形势已经是岌岌可危。

 僖宗的即位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令政局更加混乱。僖宗乾符二年（875年）七月，飞蝗自东而西，所过食草木叶及五谷皆尽。而京兆尹杨知至却当殿向皇帝撒谎说：“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如此滑天下之大稽的谎言，僖宗竟然信以为真，于是，朝廷上下，“宰相皆贺”。

 而这时候天下的实际情况是，“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死尸），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这里所谓“相聚为盗，所在蜂起”，是指农民起义在全国此起彼伏，虽然规模都不大，但却已经是暗流汹涌。

 显然，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而田令孜和朝廷官员却瞒着僖宗，使皇帝安心玩乐，田令孜自己更加胡作非为，“用权乱天下”，卖官鬻爵，都不告诉僖宗，便径直矫旨去办。史称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为之侧目。当时的宰相卢携依附田令孜，凡事都听从田令孜，朝政一片混乱。在这样的状况下，火山终于爆发了。

 僖宗即位后不久，濮州王仙芝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曹州人黄巢也积极响应，加入了王仙芝的队伍，并逐渐崛起，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声望甚至超过了王仙芝。天下大乱之时，各地纷传狼烟，而朝廷内部各将领大都拥兵自重，与中央矛盾不断，可谓内忧外患，处境堪忧。

 而僖宗却对此不闻不问，只顾沉浸在各项游戏运动中。他好骑射、剑槊、法算、音律，精通赌博，喜蹴鞠、斗鸡、赌鹅，兴趣爱好不少，乐此不疲，甚至有时一练起蹴鞠就是二三个时辰，连饭都忘了吃，急得身边的太监侍女们团团转。

 皇帝在尽情玩乐的时候，帝国的大厦却日益倾斜，摇摇欲坠。广明元年（880年）秋七月，黄巢率十五万农民军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东）渡过长江，唐军不战而溃，黄巢未损一兵一卒，便占领了和（今安徽和县）、滁（今安徽滁县）二州，从而进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势极盛。当时唐朝廷负责指挥各路兵马联合进攻黄巢军的是诸道行营都统高骈（祖父为宪宗朝平定西川的名将高崇文）。淮南将领毕师铎（原为黄巢麾下将领，后投降高骈）劝高骈主动出战。高骈尚在犹豫，他身边的术士吕用之生怕毕师铎立功受宠，力劝高骈避开黄巢兵锋，坚守不战。高骈好神仙之术，对术士吕用之极为信任，于是不肯出战黄巢，只是派人向朝廷上表告急，奏称黄巢军六十万，距离扬州已经不足五十里。

 高骈的上表送到长安，唐朝廷上下人情大骇。一向贪玩的僖宗也暴怒了，下诏切责高骈，说他遣散诸道兵，致使唐军无备，黄巢乘机渡江。僖宗严厉斥责的本意，是要督促高骈尽快出兵。高骈却干脆称病不出，拥兵观望。中央皇权衰落已久，高骈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朝廷对其也无可奈何。

 这时候，宦官田令孜意识到情况不妙，便打起了脚底抹油的小算盘。他先向僖宗推荐自己的亲弟弟陈敬瑄（田令孜本姓陈，后拜田姓宦官为义父，冒姓田）和私党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出镇蜀中（四川），想学当年的玄宗，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便可以挟持皇帝，逃往蜀中避难。僖宗同意了。

 十分可笑的是，僖宗让这四个人用击马球来决胜负，以三川为赌，用输赢来决定所授的官衔。陈敬瑄等四人在球场上驰骋奔突，纵马角逐。结果，陈敬瑄得第一筹，因西川最富庶，当即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杨师立其次，为东川节度使；牛勖第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罗元杲是最后一名，则不得迁擢。这就是僖宗创下的“击球赌三川”，旷古奇闻。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和镇海节度使周宝还未发迹之前，均在右神策军任职，默默无闻，却因为善于击马球，而意外被僖宗赏识，竟然破格擢升为将军，后来二人均成为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

 在农民军北渡淮河之前，唐宰相豆卢瑑曾想出一招缓兵之计，主张封黄巢为天平（今山东东平北）节度使（黄巢曾一再向唐朝廷请求妥协，想做天平节度使或广州节度使），等到黄巢到天平就藩时，朝廷再发兵除掉他。另外一名宰相卢携却是主战派，坚决不同意，认为只要发兵守住泗州，农民军便会被阻在潼关之外不能入关，不会有什么作为。僖宗惶然无主，采纳了卢携的建议。然而不久后，农民军北上，淮北告急。卢携生怕皇帝降罪，惶恐不安，干脆躲在家里称病不出。随着前线唐军的败报不断传来，京师也开始人心惶惶，长安充满了恐怖气氛，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中，黄巢率农民军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黄巢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一直特别想当天平节度使，几次以此为条件与唐朝廷讲和），不及休师整顿，便马不停蹄地挥师北进，并传檄唐官军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慑于农民军强大的声势，一些唐地方官军势力果然只摆出观望的姿态，不敢轻易撩拨黄巢的兵锋。

 唐朝廷听到黄巢进师的消息后，急忙调河东（驻太原府）、天平等藩镇兵进剿。然而，农民军势如破竹，如风卷残云，攻克了东都洛阳。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降，坊市晏然。其时，农民军号称六十万，势力极盛，大有探取天下于唐朝廷囊中之意。

 唐朝廷听闻东都洛阳失陷，农民军即将大举西进入关，君臣束手无策，竟然只能相对而泣。

 十一月十二日，僖宗急召群臣在延英殿奏对。田令孜抛出了预谋已久的方案，提议僖宗奔西蜀避难。这是公然倡议逃跑，僖宗虽然年轻贪玩，但还是知道这是件丢脸的事，不但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祖宗的脸，因此相当不悦，但又不好直接反对“阿父”。刚好这时候，潼关守将齐克让派来求援的使者到来，僖宗便请田令孜发兵守潼关。

 就在同一天，僖宗来到左右神策军中，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亲自检阅将士。田令孜被任命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杨复恭为副使，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之后，田令孜急发神策军弩手二千八百人，由张承范率领，赶赴潼关拒守。田令孜虽然名义上是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负责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但他只是遥领。

 神策军士多为长安富室子弟，这些人当初并非真的想当兵，而是靠贿赂宦官挂名军籍，借此厚得廪赐。平时，这些富家子弟出身的神策军士平时都是华衣怒马，怡然自得，很少操练，更谈不上经历过战阵。一听说要出征，吓得父子抱头痛哭。不少神策军士暗中用金帛雇长安的商贩和贫穷百姓代自己出征。这样的一支军队，自然谈不上有任何战斗力。

 大军临行前，僖宗亲自到章信门送行。张承范已经预料此行不妙，提醒僖宗说：“听说黄巢有贼兵数十万，而潼关外只有齐克让饥卒万人死守，现微臣仅以两千多人屯兵关上，无后继粮草支援。以此来拒贼，实在令我寒心！愿陛下催促诸道精兵早来增援。”中心意思就两件大事，一是速运粮草，二是速搬救兵。对此，僖宗含糊应承道：“爱卿先去，援兵不久即至。”事实证明，后来潼关迅速失守，就是败在内缺粮草、外无援兵这两件事上。

 张承范率军路过华州（今陕西华县）。正值华州刺史裴虔馀迁任宣歙观察使，城中无主，华州军民全部都逃入了华山，城中空荡荡的，“州库唯尘埃鼠迹”。幸运的是，华州的人虽然跑光了，但粮仓中还有千余斛米，张承范便让军士们带上三天的粮食再行。到达潼关后，唐军在青草茂密处搜得隐匿的村民一百来人。张承范便让这些村民运石汲水，做好守城的准备。

 潼关因水得名。据《水经注》记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潼浪汹汹，故取潼关关名，又称冲关。这里南有秦岭屏障，北有黄河天堑，东有年头原居高临下，中有禁坑、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势成“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自东汉以来，潼关便是易守难攻的要塞，元人张养浩写尽了潼关地势的险峻：“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山河表里还有个典故。《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之战前，子犯劝晋文公决战，说即使打了败仗，晋国“山河表里，必无害也”。这里用此成语，意为潼关形势异常险要。

 十二月初一，黄巢军前锋自洛阳经陕（今河南陕县）、虢（今河南灵宝）直指潼关。农民军声势极其浩大，“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唐潼关守将齐克让和张承范不但兵少，而且已经断粮几日。唐军将士吃都吃不饱，哪里还谈得上保家卫国，因而士气极为低落。齐克让为了鼓舞士气，率先出战，黄巢军小败。但不久后，黄巢大军赶到，农民军大声呐喊助威，声震华山和黄河，地动山摇，令唐军胆战心惊。齐克让拼命督军死战，唐军总算不至于溃败。从午时一直到至酉时，双方奋战了大半天，眼见天色已暗，这才停战，各自收兵回营。

 齐克让刚刚松了口气，唐军士卒却突然自乱了起来。唐士卒们因为多日不食，已经饿极了，狂怒之下开始呼喊喧闹。一发不可收拾之下，士卒们放火烧毁了营寨，自行溃散，各自去谋生路去了。齐克让身为唐军主帅，只能眼睁睁地望着，无力阻止。

 当时潼关左侧有一个山谷，平日禁止人往来，以便榷征商税，所以人们称其为“禁坑”。农民军兵临关下时，唐潼关守将仓促间没有派兵到禁坑防守。齐克让部下溃军乱哄哄闯入禁坑，禁坑山谷中长满了荆棘、灌木和长藤，茂密交织，犹如蜘蛛网，行人难以通过。然而，唐溃军一哄而上，一夕之间，便踏成了一条平坦的大道。

 张承范见大敌当前，情势危急，派人向唐朝廷告急：“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二千馀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坑。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或闻陛下已议西巡，苟銮舆一动，则上下土崩。臣敢以犹生之躯奋冒死之语，愿与近密及宰臣熟议，未可轻动，急征兵以救关防，则高祖、太宗之业庶几犹可扶持，使黄巢继安禄山之亡，微臣胜哥舒翰之死！”（《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言语之间颇有气势。关于安禄山和哥舒翰，后面提及安史之乱时会有详述。

 张承范生怕唐军再发生兵变，将辎重和自己的私囊都拿了出来，全部散发给士卒，同时勉励将士说：“诸君勉报国，救且至。”（《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逆臣下》）将士们十分感动，决定奋力拒战。

 此时，唐朝廷已经知道潼关部分唐军将士因断粮溃散的消息。僖宗匆忙任命前京兆尹萧廪为东道转运粮料使。萧廪畏死，不愿意临危受命，竟然上书称病，请求退休，结果惹怒了僖宗，当即被贬为贺州司户。

 十二月初二凌晨，黄巢军开始猛攻潼关，张承范竭力率军抵抗。战斗十分激烈，一直从寅时打到申时。潼关上的唐军弓箭用尽，无矢可射，只得用石头投向黄巢军。

 黄巢见唐军无箭可射了，便派人抓来一千多平民百姓，让这些人掘土填潼关外的壕沟。不久，壕沟被填平，黄巢军顺利通过了壕沟，并在当晚放火，将唐军关楼烧得一干二净。在准备正面进攻的同时，黄巢还派部下尚让从禁坑的谷中小道迂回到关后，预备前后夹击。

 张承范在关前防守的壕沟被黄巢军填平后，才想起来派部将王师会率八百士兵去守禁坑，但还是晚了一步。当王师会率军赶到禁坑时，黄巢大军已经通过。

 十二月初三凌晨，黄巢与尚让开始前后夹攻潼关，关上唐军饥饿不堪，刚一交战，便全线溃散，王师会自杀。张承范见大势已去，换上便服，率领残余士兵仓皇逃走。

 张承范一行退到野狐泉时，才遇到增援前来潼关的奉天援兵二千人。张承范喟然长叹，说：“你们来晚了！”

 黄巢攻克潼关后，留成令环据守，继续东进。潼关为京师长安的门户，雄关天险一开，长安再无险可守，陷落已经是早晚的事。

 十二月初三，黄巢陷华州，留部将乔钤据守，自己亲率大军，直指长安。

 来自博野和凤翔的增援唐军听到潼关失守的消息后，退到了渭桥一带。在渭桥驻守的还有田令孜所招募的新军。博野军远道而来，个个都是风尘仆仆，看见新军都穿着新衣皮裘，异常华丽，自然十分愤怒，说：“这些家伙有什么功劳能穿上这样好的衣服，我们殊死拼战反倒受冻挨饿！”于是大肆抢劫新军的衣服，并由此而哗变，倒戈相向，为黄巢军作向导，往长安进发。

 田令孜听说黄巢率大军已进入关中，恐怕天下人追究自己的责任，于是归罪于宰相卢携。僖宗昏庸，不由分说，贬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卢携申诉无门，只得喝毒药自杀身亡。

 十二月初四，唐朝廷发布诏书，任命黄巢为天平节度使，令他即日莅镇。这其实就是宰相豆卢瑑曾经提议的那一招缓兵之计。不过时过境迁，如今这一招，只是唐朝廷一厢情愿的妄想。黄巢已经今非昔比，长安就在眼前，他已经胜券在握，决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节度使封号便就此退兵。

 十二月初五清晨，文武百官退出朝堂，听到博野军作乱、已经逼近长安的消息，立即各自分路躲藏。田令孜听说乱兵已入长安城，惊慌失措，立即率神策兵五百人，拥僖宗出逃。事出仓促，僖宗身边只带了三名妃嫔和福、穆、泽、寿四王，寿王即后来的昭宗。宰相和文武百官都不知道僖宗西行，自然也没有跟随。身边没有良将忠臣，这也成为后来僖宗完全受制于田令孜的原因之一。

 当时神策军中有十几名士卒，不愿意如此狼狈地离开长安，竟然天真地拦住僖宗，说黄巢是来帮助皇帝清除田令孜等奸臣的。田令孜大怒，当即杀了这些军士，带着僖宗继续往四川逃跑。安史之乱时，玄宗也是在蜀中避难。田令孜步此后尘，除四川的地理因素外，还因为田令孜的弟弟陈敬瑄此时正担任西川节度使（即靠击球第一赢得节度使位置的那位）。这样，僖宗一旦入川，依旧在田令孜的控制之中。

 僖宗一行人仓皇经金光门离开长安，重新上演了一百二十四年前（756年）玄宗为躲避安史之乱而西逃入蜀的一幕。大唐天子不知去向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长安城一片大乱，军士及百姓争先恐后地闯入皇家府库盗取金帛。

 十二月初五，僖宗逃走当天，黄巢军前锋柴存兵不血刃地进入长安。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大臣数十人于灞上迎接，表示归顺黄巢之意。不久，黄巢乘金装肩舆，进入长安，从而实现了他年轻时的雄伟大志：“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只是，这黄金甲给长安百姓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巨大的灾难。实际上，自从一百二十五年前，唐玄宗为了躲避安史之乱而仓促逃离京师后，长安就此开始了它多灾多难的历史。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唐由极盛转入衰败。

 僖宗西逃入蜀后，各地节度使不思进取，要么隔岸观火，要么趁火打劫，整个中原陷入巨大的混乱和灾难之中。当时自称为“天地最穷人”的诗人杜荀鹤<span class="" data-note="杜荀鹤为唐末诗人，本人有着扑朔迷离的身世。传说他本为著名诗人杜牧之庶子。杜牧当时受宰相李德裕排挤，于会昌末年出为池州刺史。杜牧妾程氏当时已经有孕，杜妻嫉妒程氏，趁杜牧在外地为官，将程氏赶出了家门。程氏身怀六甲，无依无靠，不得不改嫁长林乡士杜筠为妻。之后，程氏生杜荀鹤。杜荀鹤名为杜筠子，实为杜牧子。事见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及计有功《唐诗纪事》。杜荀鹤早年读书于九华山，与顾云、殷文圭等为友，十七岁时已崭露头角。曾数次上长安应考，不第还山。当黄巢率农民军席卷山东、河南一带时，他又从长安回家，从此“一入烟萝十五年”，过着“文章甘世薄，耕种喜山肥”的生活，颇有隐士之风。然而，他并不是真正的隐士，不甘心就此寂寞而终。唐亡后，杜荀鹤游大梁（今河南开封），献《时世行》十首于朱温，希望他省徭役，薄赋敛。因不合朱温的心意，未被任用。杜荀鹤贫困无依，不得不旅寄僧寺中。朱温部下敬翔点拨杜荀鹤说：“稍削古风，即可进身。”因此，杜荀鹤上颂德诗三十章，以取悦于朱温。朱温授杜荀鹤为翰林学士。十分戏剧性的是，杜荀鹤尽管最终在政治上得志，却还来不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只当了五天翰林学士，便病死了。而时人因为他屈节讨好依附朱温，“壮志清名，中道而废”（《鉴诫录》），对他颇有微词。杜荀鹤生逢末世，一生穷困潦倒，飘荡无依，代表了当时的一类文人。">有《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一诗，记载了当时百姓水深火热的苦难：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

 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

 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

 郡侯逐出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

 公元880年，对于僖宗而言，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他成为唐朝开国以来第四位逃离京师的皇帝（第一位是玄宗，第二位是代宗，第三位是德宗）。唐末诗人罗隐有《帝幸蜀》诗咏僖宗西逃一事：

 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冤杨妃。

 “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玄宗的小名。“杨妃”指杨贵妃。意思是说当年玄宗逃难，天下人都怪在杨贵妃头上，认为红颜祸水。如今对于僖宗而言，却是怪不到女人头上了。

 号称“秦妇吟秀才”的唐末诗人韦庄也有《立春日作》一诗：

 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

 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

 无能的皇帝，嚣张的宦官，腐败的朝廷，跋扈的藩镇。大唐所面临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直到五年后，公元885年三月，僖宗才得以返回长安。此时，黄巢已经兵败身死，然而，黄金甲过后的长安，已经成为一座荒凉破败的废城，再也无法承载一个帝国京师的使命，而唐王朝也接近灭亡的尾声。实际上，在公元880年这一年，在僖宗仅携宦官逃离长安的时候，大唐帝国最后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僖宗回到京师后不久，屁股在宝座上还没有坐稳，还对五年的动荡生涯惊魂未定时，便因为动乱再一次脚底抹油，被迫逃离了长安。而他的继位者昭宗（僖宗同母弟）也有数次逃跑的经历，这两节到后面再行叙述。

 <h3>二、玄宗出逃：安史之乱</h3>

 唐僖宗并不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京师的皇帝，也不是最后一个。而第一个脚底抹油的唐天子就是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

 人们习惯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是贵重之物。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有杜甫诗为佐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四道无豺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直到中唐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纸的国家。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据说开元十八年（730年），全国犯罪入狱的仅二十四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境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手中收复辽西二十一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二十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榭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文学奇才。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他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创造了辉煌成就。

 在一个封建朝代，集中出现了如此之多足以垂范千古的杰才俊士，是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

 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

 然而，好景不长。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记·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历史经验，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唐朝的政治与经济境况急转直下，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就此爆发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又兼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称“奉命讨伐杨国忠”，发所部三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大张旗鼓，南下直趋两京。而此时此刻，大唐天子玄宗皇帝正在华清宫与杨贵妃纵酒放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叛军所到郡县，唐朝军队几乎没有抵御。从贞观年间打败东突厥以后，中原一百余年没有战争，现在突然见安禄山叛军气势汹汹过境，沿途百姓都惊恐万分。各个州郡打开武器库应战，发现大部分器械已腐朽败坏，不能使用。唐军士卒不得不手持棍棒参战。这就是史书中所讲的“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禄山部下均是唐军精锐，能征善战，郡县守军远不及叛军那样训练有素。既然无力抵挡，各郡县便都纷纷打开城门，延纳敌人。有些地方官吏逃走，有些被叛军俘获杀害，有些自杀在路旁，投降的也不可胜计。北京（太原）副留守被劫持，陈留、荣阳等郡连连失陷。整个大唐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

 唐朝廷仓促应战，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东讨平叛。封常清为沙场老将，足智多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所率皆为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叛军却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劲旅，史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封常清屡遭败绩后，洛阳失守，封常清与高仙芝退保潼关，安禄山大军随即逼近潼关。

 玄宗听说封常清兵败，便削其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高仙芝任命封常清巡监左右厢诸军，以助自己。正当封高二人忙于加固防卫之时，悲剧发生了。

 高仙芝率军东征时，监军边令诚曾向高仙芝建议数事。边令诚平日寸步不出宫门，哪里懂得军事。高仙芝自然没有听从，边令诚却因此怀恨在心。高仙芝退守潼关后，边令诚入朝奏事，向玄宗反映了高仙芝、封常清败退之事，并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意思是封常清夸大贼势，动摇军心；高仙芝擅离陕州，私吞军粮，都不堪重任。

 玄宗此时已经是一个老人，长年的酒色麻醉了他的思维，加上受安禄山造反的刺激，对将帅开始极度不信任，尤其高仙芝还是高丽人，听了边令诚的一面之词后，登时大怒，不假思索地派边令诚赴军中斩高仙芝与封常清。

 大敌当前，潼关却冤气冲天，大将未死敌手，这是历史上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封常清和高仙芝都是当朝名将，长年担任边关主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最后却死非其罪。玄宗擅杀大将，不仅自毁长城，使唐廷丧失了两员具有作战经验的大将，还引起了军心的动摇。当时潼关将士相继呼冤，只因敕命煌煌，不敢反抗，但心中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民心和军心开始背离，大唐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

 玄宗不问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后，各地的援军不断赶至京师，玄宗任命安禄山的死敌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负责守潼关。哥舒翰率军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利用潼关险要的有利地形，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十一日，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率兵攻打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初战大捷后，哥舒翰立即将矛头指向了长安的死敌安思顺。

 安思顺此为安禄山族弟，在安禄山谋反前，他曾经多次向玄宗奏报族兄安禄山将要谋反。安禄山起兵反叛后，玄宗因为安思顺先已奏报，所以不加问罪，但还是将其解除了节度使的兵权，改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也乐得在长安享清福，然而，哥舒翰却不想放过他。哥舒翰素来与安思顺有矛盾，此时又大权在握，于是就故意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在潼关城门口抓住此人，献给朝廷。同时还列举了安思顺的七条罪状，请求玄宗处死安思顺。

 玄宗对哥舒翰与安思顺的旧怨相当清楚，甚至还充当过和事佬出力和解过。此时，他不是不明白安思顺是被哥舒翰诬陷，但正值要借助哥舒翰之时，就不得不牺牲安思顺了。安思顺自然也不甘心坐以待毙，派人贿赂巴结宰相杨国忠（杨贵妃堂兄），请杨国忠出面求情。然而，玄宗为了笼络哥舒翰，已经下定了决心。天宝十五年（756年）三月初三，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被处死，家人流放到岭南。

 哥舒翰受命于危难之间，却利用国家的危难来对付政敌。如此胸襟之人任唐军主帅，唐军不免危矣！后世史学家评论说：“哥舒翰废疾于家，起专兵柄，二十万众拒贼关门，军中之务不亲，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贼，旋致败亡，天子以之播迁，自身以之拘执，此皆命帅而不得其人也。”（《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杨国忠出力营救安思顺不成，开始意识到哥舒翰已经对自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此开始畏惧哥舒翰。

 当时天下人都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骄横放纵所致，无不对杨国忠切齿痛恨。哥舒翰部将王思礼曾经暗中劝哥舒翰说：“禄山阻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公若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哥舒翰摇头不应。王思礼又道：“若是上表，未必便如所请，仆愿以三十骑，劫取杨国忠至潼关斩之。”哥舒翰愕然道：“若如此，真是哥舒翰反，不是安禄山反了。此言何可出诸君口？”王思礼不敢再说。

 不久，王思礼与哥舒翰密谋一事便传到杨国忠的耳朵里，有人对他说：“今朝廷重兵尽在哥舒翰之手，哥舒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杨国忠闻言后大骇，急思对策，然后对玄宗说：“兵法‘安不忘危’，今潼关兵众虽盛，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人训练于苑中。”玄宗觉得这话有理，立即让杨国忠去办此事。杨国忠迅速招募三千精兵，日夜训练，由他的亲信剑南军将李福、刘光庭分统领。杨国忠还是不放心，又奏请招募一万人屯兵于灞上，由心腹将领杜乾运统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

 哥舒翰得到消息后，知道杨国忠的部署都是针对自己，怕遭暗算，背后受敌，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上表，奏请将驻扎在灞上的军队归潼关军队统一指挥。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一，哥舒翰以商讨军情为由，将杜乾运召到潼关，随后借故将其斩首，由此吞并了灞上军队。

 经历这次事件，哥舒翰和杨国忠二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由暗斗发展到明争。杨国忠得到这一消息，愈发恐慌，对儿子说：“吾无死所矣！”近在咫尺的哥舒翰的存在，使他有如芒刺在背。而哥舒翰同样终日不安，一直无法下定决心，诛杀杨国忠。后世有句著名的话：“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哥舒翰的迟疑不决不但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大唐的天下。

 前线主帅与后方宰相的内讧，消耗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哥舒翰忧心忡忡，“恐为国忠所图”（《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病情加重。他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只好把军事大权交给了行军司马田良丘，田良丘不敢专断。哥舒翰又让部将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王思礼、李承光二人争执不和，难以配合，全军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到了晚年，因位高权重，军纪虽然一如既往，但却不关心士卒疾苦。监军李大宜在军中时，不但不管事，还整日以与将官赌博、饮酒、弹琴为乐，而普通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玄宗派人慰劳军队时，士兵反映缺少衣服，玄宗特意做了十万战袍赐予军队，但哥舒翰却压住不发，以至兵败之后，衣服仍藏在库中。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征战，却连最根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自然心中充满怨恨，由此导致了上下离心。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哥舒翰统兵“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有威无恩，正是哥舒翰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

 就在哥舒翰固守潼关、与杨国忠明争暗斗的这段时间，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当地百姓的无比愤怒，大失人心。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等率军民奋起抗击叛军，河北多郡相继响应。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先后率军出井陉，入河北，在九门、嘉山等地，接连大败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南下又被张巡、鲁炅阻于雍丘和南阳。安禄山前进不得，后方又受到威胁，军心动摇，打算放弃洛阳撤回范阳。战争形势出现了明显有利于唐军的转机。十分可惜的是，政治阴谋决定了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唐军因为内讧，自己为进退两难的安禄山打开了潼关的大门。

 哥舒翰在潼关始终采取了固守的策略，据守天险，阻叛军于潼关之下。叛军主力徘徊潼关之下，长达半年之久，却始终无法逾越天险，成为令人难堪的胶着状态。哥舒翰担心玄宗怪他不肯出战，之前多次向玄宗上言，强调自己固守的策略：“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

 安禄山见强攻不灵，便命部下崔乾祐事先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率四千名老弱病残的部队屯于陕郡，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但哥舒翰不为所动。他心中非常清楚，尽管他手握所谓的二十万大军，但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人多而不精，且全无斗志，所以他坚持闭城。但哥舒翰忘记了，在他背后，还有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他，正寻找机会除掉他。

 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玄宗接到叛将崔乾祐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情报，此时满朝文武正为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取得的大捷而兴奋，玄宗乐观地估计了战局，求胜心切，下令哥舒翰转守为攻，立即出兵，收复陕郡、洛阳一带。为此，玄宗还特意卜了一卦，卦相显示说：“贼无备，可图也。”

 哥舒翰闻讯大惊，立即上书玄宗，认为：“贼既始为凶逆，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今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若轻出关，是入其算。乞更观事势。”从奏表上看，哥舒翰与当初高仙芝、封常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然后派朔方军北取范阳，占领叛军老巢，促使叛军内部溃散。这一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策略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不仅是哥舒翰，就连身处河东前线的朔方军主将郭子仪、李光弼也持相同的观点。二人在奏书中说：“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今贼悉锐兵南破宛、洛，而以余众守幽州，吾直捣之，覆其巢窟，质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怠矣。”颜真卿也上言：“潼关险要之地，屏障长安，固守为尚。贼羸师以诱我，幸勿为闲言所惑。”反对哥舒翰出战的奏章纷纷而上。

 就在玄宗迟疑不决的关键时刻，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不肯出兵是意在谋己，为了调虎离山，立即对玄宗说：“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玄宗久处太平盛世，不懂军事，于是轻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连续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战，以至往来使者“项背相望”（《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传》）。不久，又下手敕切责哥舒翰：“卿拥重兵，不乘贼无备，急图恢复要地，而欲待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事机，卿之心计，朕所未解。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迁延，或无成功之绩，国法具在，朕自不敢徇也。”并派宦官边令诚前去督战。玄宗已经完全失去了年轻时的精明头脑，急于求成，对敌我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判断，加之听信谗言，刚愎自用，驱使唐军自寻死路。

 备受压力的哥舒翰见皇帝降旨严厉切责，知道势不可止，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四领兵出潼关。出关前，哥舒翰似乎已经预料到此战必然失败，不禁抚膺恸哭。兵法云：“将能而君不驭者胜。”而现在哥舒翰处处受到朝廷的牵制，明知不该轻易出关，却因被诏命所迫，不得不出战。可以说，他是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踏上了征程。从根本上说，失败将不可避免。唐军主帅的阵前痛哭，昭示了一个王朝无可奈何的没落。

 六月初八，哥舒翰率军出灵宝县西（在今河南省西部），与崔乾祐部交战。灵宝南面靠山，峰峦陡峭；北临黄河，波涛汹涌；而中间是一条七十里长的狭窄山道，可谓是用兵的绝险之地。崔乾祐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领弱兵与唐军交战，且战且走。

 哥舒翰与行军司马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观察军情，看见崔乾祐兵少，就命令大军前进。王思礼等率精兵五万在前，庞忠等率十万大军继后，另派三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两军一交战，叛军偃旗息鼓假装败逃。

 王思礼见四周地势险要，不敢贸然前进，只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叛将崔乾祐竟带着羸兵前来挑战。他们队列不整，东一堆，西一簇，三三五五的简直就像从未习过队列的百姓。唐军士兵见此境况，不由得发起笑来。不待王思礼发令，士兵就抢先突进。眼看追及叛军，叛军却马上偃旗退避。王思礼于是挥兵直追，庞忠等接应部队亦随后跟进。于是两军争先恐后地拥入山峡，只见两旁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越来越窄的隘路，令人毛骨悚然。王思礼感到不妙，停下观望。

 哥舒翰一见地形，便立即发现中了崔乾祐的奸计，想要摆脱困境，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乘浮船在黄河中流指挥战斗。当时制高点为叛军所占领，情况十分危急，唯一的出路只有奋勇向前，冲破前面叛军的堵截，杀出一条血路。哥舒翰见崔乾祐兵马不多，便督促将士奋勇前进。由于山道狭窄，唐军如同滚如雨点般密集，唐军根本无法还击。叛军兵士便开始攀援云梯，打算攻入城中。不料云梯一架架都陷进了地道，城头上的唐军又往下扔火把，点燃了地道里的干柴，烧着了云梯。大火熊熊中，云梯上的叛军被烧得焦头烂额，纷纷掉了下去。浑瑊趁机率唐军从城门杀出，朱泚叛军大败。

 朱泚见强攻不行，便将奉天团团包围，攻打了一个月。城中粮食全都吃光了，情况非常危急。关键的时刻，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span class="" data-note="李晟，字良器，洮州临潭（今属甘肃）人。祖父李思恭、父亲李钦，都是陇右的裨将。李晟性强劲刚烈，善于骑射，喜欢读孙子兵书。十八岁从军，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部下。他勇敢超群，名闻河西。一次随军攻打吐蕃，有一吐蕃猛将守城抵抗，使唐军伤亡很大，王忠嗣大怒，召军中善射的人射他。李晟应召，引弓而射，一发而将蕃将射死，三军为之欢呼、振奋。王忠嗣抚摸着他的后背称他为“万人敌”。后又跟随凤翔节度使攻打反叛的羌人，取得了胜利，提升为左羽林大将军。在代宗广德初年，因攻打党项有功，授予特进、试太常卿。李晟作战勇敢，很有谋略，在征战中常常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李晟的早年军事生涯主要在河西、凤翔一带，他为抵御吐蕃的进犯，保卫唐朝的西北边防作出了贡献。大历年间，李晟入京朝见，代宗把他留在京城宿卫，任为右神策军都将。德宗时，升任神策行营节度使。">昼夜兼程，赶到奉天救援。奉命东讨田悦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此时也回师向西救援。朱泚一看形势不妙，便撤了对奉天的包围，退回长安固守。

 奉天解围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自恃功高，认为德宗会亲自召见厚赏。他性格粗疏，看不起宰相卢杞等人，经常对人说卢杞等人奸诈、谄媚，天下之乱，都是这些人造成的。卢杞得知后，心中恐惧，生怕李怀光会在德宗面前诋毁自己，便暗中阻止德宗召见李怀光，命李怀光立即引军收复长安。

 李怀光千里迢迢赶来奔赴国难，自认为竭心尽力，忠心耿耿，而皇帝近在咫尺，竟然不肯召见，自然非常不满。于是领兵屯驻咸阳，不肯进兵。并多次上表揭露宰相卢杞、宦官翟文秀等人的罪恶。德宗身边的大臣对卢杞这样处置功臣也很不满，议论纷纷。德宗不得已，贬宰相卢杞为远州司马，杀宦官翟文秀。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初一，德宗听从翰林学士、考功郎中陆贽的建议，下诏“罪己”，即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宣布赦天下，除朱泚外，赦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朱滔之罪，并停间架、除陌之类。

 这篇诏书由陆贽起草。陆贽以骈文擅名。他的骈文对偶齐整，语义流畅，气势极盛，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陆贽尤长于奏疏，以深挚的情感和雄畅的辞辩见长，史称“有唐以来，未曾有之”。这篇《奉天改元大赦制》充分显示了陆贽的文学才华。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犀利，情感激烈。据说，诏书下达之日，“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权德舆《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诏书的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诏书的赦令后，都主动去除了王号，上表谢罪。这三人重新归顺朝廷，固然是因为考虑到自身的利害关系，但也有被诏书感动的因素在其中。<tt></tt>

 李怀光以屯兵不进的方式胁迫德宗贬斥了卢杞等人后，心中也开始不自安，开始有背叛朝廷的想法，但心中尚犹豫不决。他在咸阳驻守了几个月，停滞不前，始终不肯出兵收复长安。德宗多次派中使催促他。李怀光总是以士兵疲惫为借口，不肯发兵。李怀光又暗中派人与长安城中的朱泚联络，预备互相勾结。

 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觉察到李怀光的异常，提醒德宗应该有所防备，并建议任命副将赵光铣等人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领兵五百人驻守，以防患于未然。德宗此时还是信任李怀光，因此没有采纳李晟的建议。

 德宗预备亲自带领禁兵到咸阳，以劳军为名，督促各将进兵征讨，尤其是要督促李怀光。有些居心叵测的人趁机挑拨离间，告诉李怀光，说德宗用的是汉高祖伪游云梦的计谋，打算趁机擒获各将。李怀光大为恐慌，至此，才下定了谋反的决心。

 德宗出发前，还生怕李怀光猜疑，加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铁券，以示信任有加。然而，使者到咸阳宣布圣旨时，李怀光更加怀疑，因而态度十分倨傲无礼，当着使者的面将铁券扔在地上说：“圣人疑怀光邪？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

 使者回报后，德宗这才相信李怀光起了反意，下令加强戒备，同时加任李晟为河中、同绛节度使，继而又加任为同平章事，将挽救唐朝的危机全部寄托在他的身上。

 李怀光公开谋反后，派他的部将赵升鸾悄悄进入奉天，约定晚间火烧乾陵，让赵升鸾做内应，挟持德宗。赵升鸾将此事告诉了浑瑊。浑瑊急报唐朝廷，请德宗速离开奉天去梁州（今陕西汉中）。德宗命令浑瑊戒严。浑瑊从朝中出来，部署尚未停当，德宗已经慌慌张张地离开奉天西行。朝臣及将士随德宗而行，情形非常狼狈。

 李怀光的反叛使局势更加恶化，不少唐大臣都投降了朱泚。在关键的时候，李晟力挽狂澜。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忠义激励将士，保持了唐军将士的士气，长安附近的唐军都自愿接受李晟指挥。

 当时叛军内部也相当不稳定，李怀光的一些部下不愿意跟随叛乱，有些将士投奔了李晟。而长安城内的朱泚对李怀光也保持警惕，两人产生了很深的隔阂。李怀光内忧部下兵变，外怕李晟袭击，干脆带着人马逃到河中去了。

 李怀光一走，朱泚陷入孤立。浑瑊守住了奉天，也跟李晟彼此呼应。唐大军进逼长安。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收复了长安。朱泚和姚令言带领残兵败将，向西奔逃，在途中都被部下杀死。<span class="" data-note="朱泚败亡后，著名才女李季兰也受牵累而死。唐朝女诗人灿若群星，从皇后到嫔妃，从宫女到美人，从名门贵妇到书香仕女，从闺阁千金到娼优姬妾，从小家碧玉到青衣婢女，无不有才华横溢的女才子。素负盛名的娼妓诗人有薛涛、张窈窕、徐月英、王福娘、薛仙姬等。与娼妓诗人媲美的是寺院、道观的方外女诗人，主要人物包括：李季兰、鱼玄机。这些女诗人中，尤其以薛涛、李季兰、鱼玄机最负盛名。她们的诗句别具一格，影响着一代诗风。李季兰，原名李绐，生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小时候被父亲认为性情不安宁，送入剡中玉真观出家，改名李季兰。李季兰虽然当了女道士，但并没有就此安宁下来，她常举行文酒之会，即席赋诗，谈笑风生，毫无禁忌，竟被一时传为美谈，有“女中诗豪”之称。唐玄宗闻其诗才，特地下诏，召李季兰进宫月余，优赐甚厚。可见当时李季兰名气之大。李季兰与当时名士陆羽、诗僧皎然、刘长卿等均有交往，其中，尤以陆羽与李季兰交往最深。陆羽原是一个弃婴，被一俗姓陆的僧人在河堤上捡回，在龙盖寺中把他养大，因而随僧人姓陆，取名羽，意指他像是一片被遗落的羽毛，随风飘荡，无以知其根源。陆羽曾经在育茶、制茶、品茶上下过一番工夫，写成《茶经》三卷，被人誉为“茶神”，也是当时名士。可惜的是，陆羽相貌丑陋，又有口吃的毛病，面对姿容秀丽、神情潇洒的方外女道士李季兰，难免有自卑之感，只好浪迹天涯，终生未娶。而李季兰对陆羽也始终抱着一份难以名状的情怀。朱泚自立为帝后，李季兰突然呈诗给朱泚，且有密切的书信来往。朱泚事败后，李季兰被德宗捕杀。李季兰之举诚然令人费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去与朱泚交往，如今已经不可考。李季兰之死对陆羽打击很大，之后他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在陆羽仅存的两首诗中，有一题为《会稽东小山》的诗：“月色寒潮入剡溪，青猿叫断绿林西。昔人已逐东流水，空见年年江草齐。”诗中的月色、寒潮、剡溪、青猿、叫断、昔人、东流、空见、年年、江草等词意，无一不充满着凄凉、孤寂、哀婉、怀旧、怅惘之情，显然是借怀古凭吊之名寄托难言之情。">河中守将纷纷投降，李怀光不知所为，自缢而死。这次历时半年多的泾原兵变总算结束了。

 此时，只有自称“楚帝”的李希烈尚据淮西抗命。贞元二年（786年）初，李希烈部将连续进犯襄州、郑州，均被唐军击退。四月，淮西大将陈仙奇毒死李希烈，杀其亲眷，举众归顺朝廷，陈仙奇被授为淮西节度使。

 至此，这场因讨伐四镇之乱而引出李希烈、朱泚、李怀光的更大兵祸，历时五年，总算战火平息了。然而，藩镇世袭和自立统帅也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事隔不久，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也只能承认。

 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后，节度使势力进一步膨胀，唐朝廷对藩镇的控制力也丧失殆尽。各藩镇争战不已，兼并频仍，遂演成北方五个朝代更迭、南方九国（北汉在北方）政权纷立的分裂割据局面。一直到北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节度使才失去实权，成为荣誉之职。

 最后再提一下这场战祸中的最大功臣李晟和浑瑊。

 德宗当太子时，曾受过回纥的侮辱，因此他一直痛恨回纥。德宗在位期间，一直是和吐蕃、战回纥，企图利用吐蕃来抑制回纥。然而，适得其反的是，吐蕃因此而轻视唐朝。贞元元年（785年），吐蕃入侵，却被李晟打败。吐蕃认为，唐朝良将不外是李晟、马燧、浑瑊三人，尤其是李晟令人畏惧，于是打算采取离间计。贞元二年（786年），吐蕃派兵二万到凤翔城下，声称李晟叫我们来，为什么不出来犒赏。到了第二天，吐蕃军不战而退。如此幼稚的伎俩，德宗竟然信以为真。宰相张延赏乘机毁谤李晟。李晟昼夜哭泣，请求出家为僧，德宗不许。

 贞元三年（787年），吐蕃又派人向马燧求和。李晟认为不可，坚决不同意。马燧对李晟有嫌怨，便主动附和张延赏，力主讲和。德宗削去了李晟兵权，派浑瑊为会使。

 浑瑊受命到平凉与吐蕃相尚结赞会盟，吐蕃伏兵突起，唐军毫无戒备，多数被杀，浑瑊夺马只身逃回，入朝请罪。德宗不予追究，令其还河中。吐蕃原想捉获浑瑊，使马燧因力主和议得罪，一举再灭唐朝两员大将，然后攻取长安。因浑瑊逃回，计划因而停止。

 会盟失败后，唐朝廷上下震惊，宰相张延赏被迫辞职。德宗感觉到危机重重，坐立不安，于是起用传奇人物李泌<span class="" data-note="李泌是唐朝一位相当特别的著名人物，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不娶妻，不吃肉。喜欢谈佛论道，经常以鬼神讽世，为当时的正派人士所不容。时人也将他视作另类。但李泌与肃宗、代宗、德宗三个皇帝都能很好地维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与肃宗“出陪舆辇，同榻而寝”；李泌不荤不娶，代宗还强使其娶妻食肉；对德宗，则指其为桀纣而无妨。尽管李泌因遭权臣忌嫉，四次下野下放，但新帝每一即位，便立即征召李泌。连为四帝所宠幸，史所罕见。李泌习儒工诗文，却喜欢谈论“神仙诡道”，在衡山也与僧人结交，留得有懒残煨芋的佳话，可谓集三教于一身的奇人。他屡次推辞高官厚禄，除了德宗时当了宰相，一般都以皇帝的宾客自居，出入于朝廷与名山之间，既能对朝廷政治施加影响，又能明哲保身，“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尘”，他穿梭在山中隐士和帝师宰相的双重身份之间，可谓进退自如。其思想性格、生平行事可以使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士人遭遇产生许多遐想。">为宰相。李泌历经肃宗、代宗、德宗三朝，一生不愿意做官，这时候却答应出山任职。李泌见德宗猜忌李晟和马燧，极力保荐，这才保住了两员大将。他又多方开导德宗，说服德宗同意与回纥和亲，用回纥来牵制吐蕃。李泌对德宗贞元时期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的策划下，唐朝廷说服南诏归唐。这样，本与吐蕃友好的回纥、南诏都归顺唐朝，吐蕃陷入孤立，处境困难，对唐朝的威胁得以解除。

 几经磨难后，德宗对统兵的将领始终不大信任，他最终还是没有恢复李晟的神策军（禁军）兵权。不仅如此，还用宦官窦文场、王希迁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从此，宦官专典禁军。藩镇割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宦官的权力倒越来越大了。

 尤其可悲的是，当德宗锐意削藩遭受严重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他的统治又继续了二十年，但一直没有从最初的失败中真正恢复过来，并开始对藩镇姑息养奸。终德宗之世，藩镇自为留后、彼此攻战，不绝于史。而唐朝廷竟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

 德宗即位之初，本来对宦官预政十分警惕，但经历了泾原兵变后，他又开始重用宦官。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讲述宦官势力的崛起时，还会详细论述。德宗这种前后矛盾的性格，注定了他一生浓厚的悲剧色彩——皇帝有心无力，面对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唐帝国在中唐时期的政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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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脚底抹油的天子

第一章脚底抹油的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