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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树状</strong>我们没有放弃追查，但迟迟没有成果，依然对吉兼家一无所知；或者该说连调查的方法都找不到。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询问当地各家寺庙的檀家中有没有吉兼家（不过对方很可能不告诉我们。）或是确认墓碑；同时也继续寻找离开当地的人，以及住在工厂附近的人。
我们逐一尝试各种寻觅到的人脉，不过这些人脉也将用尽。
“做到这种程度，居然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某天，久保小姐说着，然后叹口气。
我们在寻找存在过去的“什么”，因此注意到的尽是家里出状况的居民；然而，大部分的人都感受不到任何怪异。四〇一号房的西条太太平安无99lｉｂ?事地生活，四〇三号房的边见太太也是如此。公认房客都住不久的二〇三号房，也在二〇〇二年秋天住进新房客，现在也还居住在里面。
新房客是和乐融融的四人家庭，包含一对年轻夫妻和两个年纪尚小的孩子。太太也加入年轻妈妈的团体，和大家相处融洽。继在久保小姐之后入住的房客，现在也还住在那间套房。
冈谷社区也是同样状况。
搬入黑石家的第八任房客快住到第四年了，也没碰上异状。我们也竭尽所能追查在公寓和社区兴建前、住在当地的居民消息，不过没任何一人在搬走后卷入任何意外或案件。
就算沾染上秽，也不一定会出事。久保小姐也过得很平安。
没有可供追查的线索，我们也无事可做，而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后，我渐渐快淡忘这件事，直到平山先生在这年的十月底来了联络，我才想起来。
“那件事情后来怎么样了？”平山先生问我。
我告诉他，因为没有任何新线索，所以束手无策。
他告诉我，他找到一张很令他在意的照片。
“你听过私宅监置吗？”
听到出乎意料的名词，我楞住了。
是将精神病患者关在家中的私宅监置吗？——也就是所谓的“座敷牢”。
我知道从明治时期到终战结束的期间曾经存在这种制度。获得地方自治体许可的责任者，可以将精神病患者监禁在合乎规定的监置室（俗称的座敷牢）。
小论什么时代，社会上都存在精神障碍患者。
明治时期前，这样的患者被称为“癫狂”，如果对周围造成威胁或障碍，便用监禁、拘禁的方式与社会隔离，并用民俗疗法或祈祷加持来对应。
一九〇〇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法令终于出现。
这年成立的“精神病者监护法”明令患者是弱者，须加以保护。若要将患者监置在私宅或医院，须附上医师诊断证明，并经由警察署获得地方长官的许可；如果没有医师的诊断与官方的认可，家族或社会不可擅自隔离患者。
然而，这条法律并不是设置在医疗的相关规定之中，因为收容患者的医院数量远远不够，导致这条法律反而成了可将患者监置在私宅的正当理由。政府忧心这个状况，在一九一九年制定“精神病院法”，道府县均须设立精神病院，可是各地方政府却迟迟未能彻底执行这条规定，因此直到一九五〇年的“精神卫生法”出现前，私宅监置成了社会上的常态。
“对对，就是那个——我手边有一份大正时代的全国私宅监置的调查报告。其中有张照片引起我的注意。”
平山先生说的报告在大正时代发行，当时对调查人家的患者名字和住址都做了处理。不过，作为这份调查报告撰写基础的调查论文也一并留下来，上头清楚罗列出患者的真实姓名。
“其中也出现吉兼家的资料。从住址来看，可能就是你们在找的吉兼家。”
平山先生告诉我，报告中提到的吉兼家监禁了三男——友三郎，资料也附上从监置室露出脸来的患者——友三郎的照片。
他将吉兼家的相关资料寄给我，我认为可以从住址确定这正是我们在找的吉兼家。吉兼友三郎在明治三十八年——也就是一九〇五年发病，他那时十五岁。
他因为殴打家人、企图纵火而被限制行动。他说自己听见“诉说怨恨的声音”，那道声音命令他去纵火、杀人。
友三郎不断出现暴力行为，家人在隔年获得了监置许可。
这份资料是关于私宅监置的调查论文，所以只简单记载了友三郎的病状；另一方面，相当详尽地记下监置友三郎的监置室和监置状态。
友三郎的监置室位在母屋的角落。
吉兼家将室内空间用木制方格栅栏隔开，切割出一半空间。栅栏则按照一般作法，用相当粗的正方形木制成，相当牢固；出入门则以很粗的门闩锁住。栅栏上有一处设置着比人头还小一圈的小窗户，应该是用来递送三餐的。
栅栏内的空间铺上两块榻榻米，还有一块铺上木头地板，大约一叠半大小。另外，木锁地板的尾端挖了起来，设置成厕所，地板下则埋了用来装排泄物的瓶子。一般来讲，这种设施单纯挖个洞就好（也有很多木头便桶的例子），不过这间监置室使用的是大小一般的陶瓶，所以人其实可以穿越瓶子旁边的空间逃出去，友三郎便这样做过。因此，他的家人便在监置室的地板下装设墙壁，封闭起来。墙上有个用来进出其中，清理排泄物的坚固门扉，同时也设了一个换气口。
换气口很小，还有三根木头横跨其中，导致地下很暗，通风也很差——即使如此，论文上还是记载着友三郎“性好于地底下徘徊”。
论文也提到友三郎营养状况“极佳”，家人给予的待遇“普通”，而综合监置室和患者的待遇，吉兼家被分类为“普通”。
论文作者也附上监置室和吉兼家住处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让我心情沉重。那是一张从栅栏中露出一部分脸孔的男人照片。友三郎有着意志坚定的下颚和线条秀丽的额头，他面无表情地望着拍摄者。
从资料来看，友三郎似乎出现幻听。“诉说怨恨的声音”命令友三郎纵火与殴打家人。
遗憾的是，这是仅有的吉兼家资料，我们还是不知道吉兼一家究竟是怎么样的家族。资料中也没记载友三郎家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应该是袭击了家人，不过可能没出现任何死亡事件。也不知道友三郎此后又是什么状娘家姓奥山，位在福冈。
三喜的遗骨在一周年祭结束后就被送回娘家。吉兼家虽然告诉寺方这是三喜的遗言，不过可能和吉兼家当家在一周年祭过后就立刻续弦一事有关。也就是说，虽然当地有三喜的墓地，不过三喜本身已经不在当地了。
三喜的遗骨送回了福冈，但国谷先生也不知道这里指的是福冈县还是福冈市。光用“福冈”这个地名很难找出特定的场所，要用它来找出奥山家的所在地也是困难重重。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怪异的起源并不是吉兼家。
友三郎听见的“诉说怨恨的声音”，后来应该传给了方保田家、政春家和饭田家。这么说来，吉兼家是被感染的一方，并非最早的污染源。这个污染的媒介是家传的画像，还是三喜？
但总归一句，震源是“福冈”的奥山家。
“问题是‘福冈’在哪里，对吧？”
久保小姐在告别国谷先生的寺院路上，这么说。
“三喜回到娘家的时候，福冈市是叫博多吗？”
我想是叫福冈。
现在的福冈市过去被称为博多。在一六〇〇年的关原合战之后，黑田如水、长政父子入国，以出身地的谐音建造“福冈”城。当时以流过市中心的那珂川分为东西两边，各称博多和福冈。到一八七一年，福冈藩因为废藩置县政策的关系，改称福冈县。之后市政施行时发生了纠纷，最后成为福冈市。
如果是福冈市，范围还有限；若是福冈县，或是随意指涉过去的福冈藩而使用“福冈”二字，范围就会大到难以想像。
我希望至少是指福冈市，若非如此，根本就无从找起。
我抱着溺水的人即使是一根稻草也好的心情，询问平山先生是否知道些什么。
“脸孔扭曲的画像吗？我似乎听过这回事。”
平山先生说：“你可以问问看福泽先生。我想阿彻一定比我更清楚，我可能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福泽先生指的是住在福冈县的名作家，福泽彻三先生。
福泽先生是非常优秀的幻想小说、黑色小说的创作者，同时也是怪谈实录收集家。他所收集的怪谈大多都是九州来的——特别是以北九州为主。
我虽然读过福泽先生的作品，但素未蒙面。我很不好意思地拜托平山先生代为介绍，于是和福泽先生取得联络。我向他说明到目前为止的前因后果——我们最后找到的是吉兼三喜，她的娘家是福冈的奥山家，而她当成嫁妆带到夫家的画像出现一连串怪谈。
“那是一副贵族女性的画像……”
我才说到这里，福泽先生立刻回答：“脸孔扭曲的画像，是吧？那是奥山家的画。”
“您知道吗？”
“那在北九州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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