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化友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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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司马光相比，吕公著跟王安石的交情确实更深。熙宁之前王安石便名扬天下，就因为有韩绛、韩维兄弟和吕公著的极力推崇。这种宣传是有分量的。毕竟，他们三人都出身名门望族，吕公著更是宰相吕夷简之子。投桃须报李。御史中丞吕诲被贬，王安石推荐的接替人选便是吕公著。

 但在熙宁三年四月，他却被王安石控告。

 控告的过程有点乌龙，吕公著、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说法也不一致。核心案情大约是：条例司批驳韩琦，吕公著大为不满。他对皇帝说：朝廷怎么可以这样欺负藩镇？万一韩琦率晋阳之兵南下清除君侧之恶，请问陛下将如何对待？

 这很严重，因为“清君侧”几乎等于谋反。韩琦当然不会这么说，也不会这么想。因此吕公著此言，便有诬陷韩琦之嫌。问题在于，吕公著藏书网也未必说了这话。如果没有，那么受到诬陷的，就不是韩琦，而是吕公著了。

 问题是，吕公著说了没有？

 当事人自己是否认的。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说，当时面见皇帝次数频繁，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韩琦。这段话是王安石和吕惠卿凭空捏造，又偷偷塞进某个文件中的，目的就是要栽赃陷害。相反，王安石的回忆录言之凿凿，吕公著不但说了这话，还说得泪流满面。司马光的记载则模棱两可，一面肯定赵抃亲眼看见吕公著从贡院走入殿中向皇帝进言，同时又称那些话是另一个人说的，被神宗张冠李戴云云。

 看来，真相大白是不大可能了。

 不过可以肯定，处分吕公著的诏书中确有“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的字样。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吕公著很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说起话来也措辞严厉。因此，可能存在的事实也许是：吕公著或者出于义愤，或者出于担忧，确实有过类似言论，却被王安石和吕惠卿抓住把柄大做文章。

 即便如此，也让人心寒。

 但这并非没有可能。在吕惠卿，也许是本无情义；在王安石，则无妨看作自我牺牲。实际上，王安石正是那种为了主义和主张可以放弃一切的人，其中就包括生活情趣和个人享受，也包括私谊和朋友。当然，是曾经的。

 比如富弼和欧阳修。

 富弼是王安石的老上级，欧阳修则是他的大恩人。作为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推荐和好评，可比韩氏兄弟和吕公著分量重得多。然而怎么样呢？欧阳修申请退休时，副宰相冯京主张挽留，王安石却说：这种人在一郡就害一郡，在朝廷则害朝廷，为什么要留？富弼被贬，他更是恶狠狠地说：富弼兼有鲧和共工之罪。仅仅降职，便宜他了！

 这实在过分。

 宋神宗却另有解释。他对司马光说：王安石跟吕公著确实曾经亲密无间。但是吕公著犯下罪行，作为朋友的王安石却并不包庇隐瞒，这正是无私无畏一心为公呀！

 呵呵，原来他是“大公无私”。

 这很厉害。我们知道，按照儒家伦理，欺师灭祖和卖友求荣无论在士林还是江湖都不可饶恕和宽容。但现在王安石可以不怕。因为他不是出卖朋友，而是执行公务。他追求的也不是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帝国的昌盛繁荣。

 那么请问，他有错吗？

 显然，正是这种所谓的公字当先，让王安石在排除异己扫除障碍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和道德包袱。他可以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所有反对派。如果非亲非故，就更没有必要手下留情，尤其是在立足未稳的熙宁三年。

 <h3 class="ter">熙宁三年（1070）有关事件一览表</h3>

 <table><tr><th>月</th><th>日</th><th>事件</th></tr><tr><td rowspan="2">正月</td><td>初二</td><td>因范镇等言下诏纠正青苗法之偏</td></tr><tr><td>二十六</td><td>张方平出知陈州，陛辞时极言新法之害</td></tr><tr><td rowspan="2">二月</td><td>初二</td><td>因韩琦上书言青苗法之弊，王安石称病不朝</td></tr><tr><td>十一</td><td>司马光拒任枢密副使</td></tr><tr><td rowspan="2">三月</td><td>初三</td><td>司马光致函王安石，书信往返再三</td></tr><tr><td>二十一</td><td>王安石论“三不足”</td></tr><tr><td rowspan="3">四月</td><td>初八</td><td>御史中丞吕公著罢，知颍州</td></tr><tr><td>十九</td><td>参知政事赵抃罢，知杭州，韩绛参知政事</td></tr><tr><td>二十三</td><td>大批言谏监察官员被贬，台垣为之一空</td></tr><tr><td>五月</td><td>十五</td><td>制置三司条例司归属中书省</td></tr><tr><td>七月</td><td>初三</td><td>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知蔡州</td></tr><tr><td rowspan="3">九月</td><td>十三</td><td>曾公亮罢相</td></tr><tr><td>十四</td><td>枢密副使冯京任参知政事</td></tr><tr><td>二十七</td><td>司马光罢翰林学士，出知永兴军</td></tr><tr><td rowspan="2">十月</td><td>二十一</td><td>陈升之因母亲去世罢相</td></tr><tr><td>二十八</td><td>范镇罢翰林学士，退休</td></tr><tr><td rowspan="3">十二月</td><td>初九</td><td>立保甲法</td></tr><tr><td>十一</td><td>韩绛和王安石为宰相，王珪参知政事</td></tr><tr><td>二十二</td><td>行免役法</td></tr></table><cite></cite>

 实际上正如上面表格所示，熙宁三年跟熙宁二年一样惊心动魄。王安石的重要工作之一也跟去年相同，是要跟占领了舆论阵地的言谏官员和监察官员做斗争。在高度重视言谏监察的唐宋两代，这些人都不好对付；而皇帝陛下对“天下纷纷”显然<bdi>?</bdi>已经十分恼火，极不耐烦。

 言谏和监察官员也不识好歹，他们集中火力炮轰条例司、攻击青苗法。谏院长官李常就向皇帝报告，某些州县发放贷款不出本钱，却强迫民众还利息。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则不但全盘否定改革，还跑到中书省大吵大闹。曾公亮无奈，只好低头不语，王安石则用扇子遮住脸窃笑。

 张戬大怒：笑什么笑！参政觉得张戬好笑，张戬也觉得参政可笑。不但张戬，天下人谁不认为参政可笑至极！

 陈升之只好出来打圆场：察院不必这样。

 张戬却不领情：相公你也跑不掉。

 王安石当然不能让他笑下去，很快奏请皇帝将张戬贬到湖北公安去做知县。至于李常，王安石的办法是要求他说出无本贷款州县的名字。此人打死不说，结果丢官。

 靠着诸如此类的办法，王安石横扫千军如卷席，只用几个月时间就让御史台和谏院为之一空，朝廷也变得安静。于是他对皇帝说：陛下现在知道为什么天下纷纷了吧？

 神宗说：是朕用人不当。

 王安石说：也不尽然，恐怕根本就不该让人开口。陛下立法，宰相动摇于上，御史动摇于下，藩镇动摇于外，又没人替陛下保驾护航，怎么能不议论纷纷，沸沸扬扬？

 神宗以为是。

 王安石的好朋友范镇却被激怒了。

 范镇的职务是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也就是通进司和银台司的长官。这两个部门负责传递文件，郑侠的难民图就是谎称机密快件通过银台司送达御前的。皇帝的旨意能不能下达，民间的实情能不能上传，通进银台司很关键。

 更重要的是两司有封驳权，也就是拒绝传递他们认为不合格或者不合理的文件。范镇就这样做过。比如命令李常说出无本贷款州县名字的诏书，就五次被他封还；撤销司马光枢密副使任命的诏书，也被他封还。神宗无奈，只好同意他辞去通进银台司职务，留任翰林学士。

 这样一个人，当然不能容忍对舆论的钳制。在不懈努力终归失败之后，他连上五道奏折，直言不讳地指出“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据说，王安石看了以后，气得浑身发抖。

 范镇很快就被安排以户部侍郎的身份退休，应有的待遇都被剥夺，只有声望越来越高。苏轼听说，前往祝贺，范镇痛心地说：天下受其苦，我却享其名，我是什么心肝！

 但，这已经不关王安石的事。

 两个月后，也就是熙宁三年十二月，把战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王安石，跟韩绛一起被任命为宰相。

 现在王安石面前已经没什么像样的对手。韩绛对他从来就是忠心耿耿的，两位副宰相冯京和王珪则被他和他的手下看作橡皮图章和签字机器。有人曾经对他一个名叫曾布的马仔说：某些事是不是也该请示一下参知政事？曾布居然这样回答：为什么要请示？敕令完稿后叫他们画押就是。

 王安石俨然成为独裁者。

 结果是熙宁四年变得相当乏味，就连欧阳修告老和富弼被贬都波澜不惊。新法的推行也顺风顺水。尽管发生了上访群众突入王安石私邸的事件，但很快就被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多嘴多舌令人讨厌的监察官员当然还有，比如御史中丞杨绘和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但都在七月份清除出局，刘挚还被远远地贬到湖南衡阳去看守盐仓。

 眼见反对派溃不成军纷纷落马，王安石笑了。

 不过，他很快就会笑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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