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知向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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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点仍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以后的大唐似乎换了一个样，不但皇帝不再是李世民和武则天那样的，就连服饰也焕然一新：衣服由紧身窄袖变成长袍宽袖，眉毛则由又细又长变成又短又粗。难怪白居易这样描述老宫女的过时落伍：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社会上也是另一番景象。实际上德宗以后，上层风气日趋奢华，浅斟低唱和车马宴游成为新的时尚。英勇豪迈的慷慨悲歌不大有了，青春年少的直朴气质不大有了，冲破传统的反叛氛围也不大有了，士大夫们更多地是痴迷于书法、图画、围棋、占卜，以及各种脍不厌细的精美饮食。

 这可真是恍如隔世。

 <div class="imgbox ter">唐代前后期服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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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唐时期，敦煌第151窟北耳洞龛女像。少女头梳双髻，着圆领长袍，选自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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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唐时期，陕西西安南郊出土韦顼墓石椁装饰画。图中少妇头戴胡帽，身着领袖窄小的翻领胡服，这是天宝年间流行的妇女时装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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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唐时期，选自周昉《簪花仕女图》。图中女子梳高髻，上插牡丹花，身穿大袖纱衫，披锦绣罗帔，下着长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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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唐时期，敦煌壁画第196窟。选自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变化与两件事情有关，这就是科举制和两税法。后者简单地说，就是以田亩为单位确定地税，以贫富（户等）为标准确定户税，以货币替代谷米和绢帛进行缴纳，每年不晚于六月和十一月起征，其他苛捐杂税全免。由于有地税和户税两种，又是夏秋两季征收，所以叫“两税法”。

 平心而论，两税法的意义是积极的，因为赋税的征收由按人口计算变成了按资产计算。户税固然是大户多纳，小户少交，地税也是地多的税多，地少的税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负担，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可惜在王朝时代，立法者的善意往往是一厢情愿，中晚唐皇帝的诏令更未必能真正实行。贞元三年（787），全国大丰收，物价低到每斗米一百五十钱，粟八十。为了防止米贱伤农，帝国下令以平价收购粮食。这当然是中央政府的惠民政策，结果却是农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德宗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完全是意外。十二月某日，他外出打猎路过一家农舍，便信步走了进去。也许，他是想顺便做一次调研。当然，更可能是想听到歌功颂德。

 农户叫赵光奇。

 唐德宗问：怎么样？老百姓都很幸福吧？

 赵光奇答：不幸福。

 德宗奇怪：丰衣足食，为什么不幸福？

 赵光奇说：因为政府不讲诚信。说是地税和户税之外不取分文，其实额外收的比两税还多。后来又说什么平价收购粮食，实际上是只拿粮食不给钱，还要我们运到老远，害得我们几乎破产。我等愁苦如此，哪有幸福？

 德宗叹息，下令补偿赵光奇。

 农民赵光奇确实光奇，皇帝唐德宗却其实不德。赵光奇说得非常清楚：朝廷体恤民众的所有诏令，到了地方上从来就是画饼和空文。德宗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补偿赵光奇一家，又有什么意义？难怪司马光很不以为然。《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贞元三年十二月条及“臣光曰”。">

 但，实行两税法以后，帝国变得安定富庶，官员也变得阔绰起来，则是事实。更重要的是，由于唐代科举之盛始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所以创造了两税法的德宗朝，便成为历史的一个分界点——此后的中华帝国将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舞台。

 没错，科举制和两税法，都是有利于他们的。

 新阶级要有新文化。于是有了韩愈、柳宗元代表的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以及唐传奇。传奇就是小说。小说原本不入流，唐传奇的作者却是大家，比如创作 href='/article/4397.htm'>《枕中记》的是史官，创作《李娃传》的是诗人，元代戏曲 href='2196/im'>《西厢记》前身 href='/article/4428.htm'>《莺莺传》的作者更是大名鼎鼎的元稹。《枕中记》的作者是曾任史馆修撰的沈既济，《李娃传》的作者是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s>９９ｌiｂ?</s>

 实际上传奇与唐诗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白居易写了 href='2357/im'>《长恨歌》，陈鸿就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了《李娃传》，元稹就写《李娃行》。历来被看作高雅艺术的诗与通俗文学传奇，竟然毫无障碍地“同流合污”。

 这是中晚唐的时代精神。

 的确，由于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逐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流，文学艺术的平民化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指向未来，古文运动也是借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韩愈和柳宗元们反对四六骈文，则其实是要颠覆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

 因此，韩、柳的文章都明白如话，决不晦涩难懂。比如韩愈的《师说》：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

 又如他的《杂说四》：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至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更是不押韵的白话诗：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

 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白居易的新乐府就更是如此。据说，他的乐府诗是连普通民众都能听懂的。难怪同时代的日本人欣赏唐诗时更偏爱中唐，在中唐诗人中又最喜欢白居易。毕竟，那时他们正在向中华文明学习，而且“文化程度还不高”。<var></var>

 但这并不妨碍白居易写出极其高雅的七律：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与盛唐一样，这里面体现出的仍然是大唐精神，是个性的张扬和幸福的追求，只不过个性更加鲜明，对幸福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所以，韩愈<tt>?t>可以因坚持己见而得罪皇帝：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杜牧也可以不管不顾地流连忘返于红灯区：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同样，他们可以一面谈情说爱，一面忧国忧民；昨日指点江山，今朝礼佛参禅。因此，尽管柳州城“惊风乱飐（读如斩）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长安和洛阳的牡丹花下仍是游人如织。那是一种时尚，与贵贱穷达无关。相反，官僚政治和派系斗争时代的士大夫，早已习惯了宦海沉浮。君不见，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牡丹也一样。

 只不过，牡丹花会被代以黄金甲。

 是的，黄巢用他的《菊花》诗，以批判的武器为唐诗精神做了总结，也靠转战南北，用武器的批判为世界帝国画了句号。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十二月，他攻陷了大唐的东南口岸福州，又在次年兵临广州城下。担任广州节度使的要求被拒绝后，黄巢破门而入，屠杀了坚持抵抗的居民，其中便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些外国人是丝绸、瓷器、茶叶、樟脑等中国产品的出口商，黄巢却连桑树都砍掉了，让阿拉伯人很久穿不上漂亮衣服。《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乾符五年十二月条，乾符六年五月、六月、九月条，（阿拉伯帝国）苏莱曼、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2001），同时参看（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这一切，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可曾想到？

 应该想不到。但传为他所作的 href='/article/9128.htm'>《忆秦娥》，却不妨看作长安和长安所代表之时代的悼词：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没错，大唐灭亡后，长安将永远不再成为帝都。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城市，也将是几乎全新的文明。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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