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贫弱的新中央 <small>北宋初期</small>(1/2)_国史大纲_天涯在线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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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堪言状的分裂与堕落之后,中国又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来。这一个中央,却以他特殊的姿态出现于历史。与秦、汉、隋、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这一个统一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这是宋代统一特殊的新姿态。

    <h3>一、北宋帝系及年历</h3>

    <div class="imgbox ter">//..plate.pic/plate_282400_1.jpg" />

    北宋凡九主,一百六十七年而亡。

    <h3>二、宋初中央新政权之再建</h3>

    自唐代镇兵拥立留后,积习相沿,直至五代,造成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局面。宋太祖由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这是五代兵士拥立皇帝的第四次。<small>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潞王从珂、周太祖郭威,皆由军士拥立。</small>

    由不断的兵变产生出来的王室,终于觉悟军人操政之危险,遂有所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small>此在太祖即皇帝位之第二年,即建隆二年。</small>

    自此节度使把持地方政权之弊遂革。

    太祖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留之,而分命朝廷文臣出守列郡,号“知州军事”。<small>自此诸节度使并不食本镇租赋,藩府除授带都督名衔者,实不行都督事。诸路观察、采访、防御、团练、刺史皆遥领,不亲本州务。</small>

    而地方长官遂得重用文臣。

    五代时不仅诸镇节度使皆用勋臣武将,即不隶藩镇之州郡刺史,亦多以军功为之。至是始革。

    继之置诸州通判。

    凡地方军民政务,均须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通判事得专达,与长吏钧礼。<small>又令节镇所领支郡,皆直隶京师。</small>

    县令亦分由朝官兼摄,称为知县。

    知州、知县,论名义皆属临时差遣,非本职。故宋代州县守令,皆带中朝职事官衔。

    从此地方官吏,又得均由中央任命。

    五代凡曹掾簿尉之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县令。故其时地方政治,惟有刻剥诛求,猥迹万状。优诨至多以令长为笑资。宋祖以朝官出知县事,犹北齐武成时以世胄子弟为县令,亦一时救弊,非必全出于私天下之心。

    各州又置转运使,处理各地方财政,除诸州度支经费外,悉输京,毋占留。<small>唐代地方财政有“留州”、“送使”、“上供”之别。</small>从此地方财富亦归中央。<small>严惩赃吏,亦宋开国政治要政之一。</small>

    又命诸州县各选所部兵士,才力武艺殊绝者送都下,<small>有“兵样”,为挑选标准。先以人,后以木梃(tǐng)为之。</small>补禁旅之阙。<small>称“禁兵”,为天子之卫军。</small>其老弱者始留州。<small>此为“厢兵”,属地方兵,罕教阅,多以给役。五代无政,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悉役厢军,凡役作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既不能一时复兵于农,则此亦不失为权道。</small>

    从此地方兵力亦移归中央。

    吏治、兵权、财赋三项,脱离了地方军权<small>藩镇。</small>之分割,而统一到中央来,中国始渐渐有一个像样的、上轨道的中央政府。

    <h3>三、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h3>

    宋太祖凭借那一个比较像样的、上轨道的中央政治机构,便可先来平复南方。<small>先荆南,次蜀,次南汉,(时贬号“江南”。)渐次敉(mǐ)平。</small>

    太祖虽以杯酒释侍卫诸将兵柄,然其时在外郡以节度掌兵者犹近三十州。乾德中,或因其卒,或因迁徒,或因致仕,渐以文臣代之。然守将之控制西北者类多久任。郭进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汉超守关南凡十七年,董遵诲守通远凡十四年。其余十许年、八九年不可悉数。所部筦(guǎn)榷(què)之利悉与之,军中事许从便宜。边臣皆富于财,得养募死士。蕃寇每入,多致克捷。以此无西北之虞,得以尽力东南。仁宗至和二年范镇疏:“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至和元年冬,<small>纔踰(yú)一岁。</small>知州者凡七换,河北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马练习,安可得也?”

    南方诸国在经济上虽比中原为优,而政治情形并不长进。

    东晋、南朝,有大批北方士族南渡,故衣冠文物为北方所宗。五代时,南方诸国,仅得唐末进士诗赋遗风,政治上并无传统可言。

    故宋室政治,稍有头绪,便能将南方诸国逐次收拾。

    至太宗时,<small>吴越降附。</small>江南统一,再平北汉,而终于不能打倒契丹,这是宋室惟一主要的弱征。

    太宗两次亲征,均败归,其死传系箭疮发。石晋开运阳城之战,耶律德光几不免,周世宗一举而下三关,契丹非不可胜。但太宗才弱,又无贤辅耳。周世宗用兵欲先取幽州,则吴蜀不足平。宋则以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已疲,而贻艰钜于后人,则太祖之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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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建国本与汉唐不同。宋由兵士拥戴,而其建国后第一要务,<small>亦即宋室政权惟一生路。</small>即须裁抑兵权。而所以藉以代替武人政治的文治基础,宋人亦一些没有。

    宋初文臣,出五代南唐之遗,皆猥琐浮薄,无堪建树。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唐五代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亦必命坐赐茶。宋初,周世宗旧臣范质等为相,惮帝英睿,请每事具箚(zhá)子进呈。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而宰臣见天子亦立谈矣。太祖谓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但欠为世宗一死。质与王溥为世宗顾命大臣,王溥时以拟冯道,盖皆不为宋祖重视。宋所信赖者惟赵普。然普为相后,宋祖常劝其读书,乃时时披览论语。以宋初大臣与唐代相较,所逊远矣。此宋治之所以不逮于唐也。

    北方的强敌,<small>契丹。</small>一时既无法驱除,而建都开封,尤使宋室处一极不利的形势下。藩篱尽撤,本根无庇。这一层,宋人未尝不知。然而客观的条件,使他们无法改计。

    张方平曾论其事,<small>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二百六十九。</small>谓:“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模必讲,不还周汉之旧而梁氏是因,岂乐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small>张语止此。</small>

    张洎(jì)亦论汴漕。谓:“汉兵甲在外,惟有南北军、期门、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及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数万人,亦以备扈从藩卫而已。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small>张语止此。</small>

    太祖末年欲卜都洛阳,曰:“终当居长安,据山河之胜又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而晋王<small>即太宗。</small>力请还汴。太祖终不以为然,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范仲淹又力主于洛阳广储蓄,缮宫室,为迁都计,而吕夷简目为迂阔。其先则畏难因循,其后又偷安苟且,一误再误,而宋事终不可为矣。

    大河北岸的敌骑,长驱南下,更没有天然的屏障,三四天即到黄河边上,而开封则是豁露在黄河南岸的一个平坦而低洼的所在,所以一到真宗时,边事偶一紧张,便发生根本动摇。<small>其时王钦若主迁南京,陈尧主迁四川,而并无主迁洛阳、长安者。正见此两地文化经济之衰落,至是仍一无恢复也。</small>幸而寇准亲征,始得有澶渊之盟。然而到底是一个孤注一掷的险计。<cite></cite>

    此后宋辽遂为兄弟国,<small>宋兄辽弟,辽萧太后为叔母。</small>宋岁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自是两国不交兵一百二十年。

    宋都开封,不仅对东北是显豁呈露,易受威胁。其对西北,亦复鞭长莫及,难于驾驭。于是辽人以外复有西夏。

    唐僖宗时,夏州裨(pí)将拓拔思敬,<small>本党项族。</small>预破黄巢功,赐姓李氏,拜夏州节度使。三传军乱,拥立李仁福,不知于思敬亲疏;其后即西夏。然则西夏仍是唐胡籍藩镇之最后遗孽也。

    真宗时,西夏已陷灵州。<small>其时李继迁卒,子德明立。</small>至仁宗,西夏骤强,<small>德明卒,子元昊立。</small>边患遂盛。范仲淹、韩绮以中朝名臣到陕西主持兵事,结果还是以和议了事。<small>陕西用兵只五、六年。</small>宋岁赐西夏银、绮、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

    从对夏的示弱,又引起辽人的欺凌。富弼使辽,重固和议,岁增银、绢各十万。<small>契丹主欲于誓书用“献”字,宋以“纳”字许之。辽史云用“贡”字,不可信。</small>

    <h3>四、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h3>

    宋代对外既如此不振,而内部又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

    以中国已往历史而论,只要国家走上统一的路,以广土众民供养一个中央政府,除非穷奢级欲,绝不至于患贫。宋室之患贫,则因有几个特殊原因:

    第一还是由于养兵。

    <strong>(一)宋代之冗兵</strong>

    无论秦、汉、晋、隋、唐,每一度新政府创建,在天下平一之后,必随着有一个兵队的复员。只有宋代因事态特殊,唐末藩镇的积重难返,外寇的逼处堂奥,兵队不仅不能复员,而且更逐次增加。

    太祖开国时 二十万(200,000)

    太祖开宝时 三十七万八千(378,000)<small>内禁兵十九万三千(193,000)</small>

    太宗至道时 六十六万六千(666,000)<small>内禁兵三十五万八千(358,000)</small>

    真宗天禧时 九十一万二千(912,000)<small>内禁兵四十三万一千(431,000)</small>

    仁宗庆历时 一百二十五万九千(1,259,000)<small>内禁兵八十二万六千(826,000)</small>

    英宗治平时 一百十六万二千(1,162,000)<small>内禁兵六十六万三千(663,000)</small>

    以上只是一个约略的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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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襄云:“艺祖时有兵十二万。<small>张方平则云:不足十五万。</small>真宗时,三十余万。<small>曾公亮云:三十八万。张方平云:咸平中五十余万。挥尘录:咸平后增至六十万。</small>乾兴中<small>真宗末年。</small>始及八十余万。庆历时,一百余万。”<small>挥尘录:皇祐初兵一百四十万。</small>

    要之可以见宋代兵额之递增。直到仁宗时,先后百年,而全国兵额增至七、八倍以上。

    军队大半来自招募。<small>并有营伍子弟听从本军,及有罪配隶等,然以招募为主要来源。其他尚有乡兵,由土人在所团立。</small>应募者非游手无籍,即负罪亡命。

    又往往因岁凶募饥民,遂使长大壮健者游惰,而留耕者胥老弱。如是久之,农村生产力日渐减削。

    且募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间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廪之终身,实际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无用而仰食。<small>孙洙(zhū)谓:“谓之兵而不知战,给漕挽、服工役、缮河防、供寝庙、养国马,乃至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small>

    如此的军队,最易流于骄惰。宋兵制以厢军伉健者升禁卫,然卫士入宿,即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而扉人荷之。

    太祖因怕兵卒骄惰,故定禁兵分<bdo></bdo>番戍宋郡县。然三岁一迁,即无异一出征。故虽在平时,而军费时时等于征讨。

    那时的军队,沿着五代积习,月廪岁给外,还有各项额外的赏赐。尤著者为三年一次的郊赉(lài)。

    郊祀竭府库犒赏军卒,其事起于唐。肃、代以后,国用不给,乃不得不废祀。旧五代史梁太祖开平三年,唐莊宗同光二年,周太祖显德元年,皆有祀天大赦颁赏之记载。宋承积弊,不能荡涤,遂以三年一次为定例。<small>南郊执仗兵士一万七千四百余人。</small>藏书网

    宋室的郊费,亦逐步增涨。

    太宗至道时 五百余万缗。<small>以金、银、绫、绮、絁、紬平直赐给。</small>

    真宗景德时 七百余万缗。<small>又东封八百余万。</small>

    仁宗皇祐时 一千二百万缗。

    英宗治平时 一千三百万缗。

    其他复杂易稠叠。

    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戍边,每季加给银、鞋。环庆缘边艰于爨()给者,有薪水钱。苦寒,或赐絮襦袴。戍领南者,增月奉。自川广戍还者,别予装钱。川广递铺卒,或给时服、钱、履。

    据英宗时<small>治平二年。</small>统计,禁兵数约七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五十千,则七十万人有三千五百万缗之费。厢军数约五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三十千,则五十万人有一千五百万缗之费。厢禁军共费五千万,而此时天下所入财用,大约只有缗钱六千余万。养兵费占了全部岁入之六分五。<small>神宗时陈襄上疏。又孙洙云:“总户口岁入,以百万之兵计之,每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亩而给一散卒。”至于戍卒,则岁费一卒达二万。</small>

    尹洙息戍<small>在神宗时。</small>云:“西北涇原、邠宁、秦凤、鄜(fū)延四帅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平骑卒与冗卒,较其中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较之,岁用二十亿。自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

    所以王安石要大声疾呼的说,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也。

    神宗君臣虽力主省兵,然熙宁禁军籍尚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568,688),元丰又至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612,243)。蔡京用事,兵弊益滋。军士逃窜死亡,阙而不补,悉取阙额封椿()为上供之需。又阙额不以实,上下共为姦利。靖康之难,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京师卫士,亦仅三万。宋竭国力养兵,而结果未得一兵之用。

    <strong>(二)宋代之冗吏</strong>

    为宋代财用之蠹者,第一是冗兵,第二则是冗吏。

    收复北方失地,此乃宋王室历世相传的一个家训。

    太祖始平僭(jiàn)乱,收其府库,别藏之封椿库,国用之余悉入焉。尝曰:“俟满五百余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又曰:“北人若敢犯边,我以二十匹绢购其一人首,料其精兵不过十万,我用绢二百万匹,其人尽矣。”太宗两次亲征,均失败归来。真宗以下用岁币买和,与太祖设封椿库意义相差过远,自为宋王室所不能忍。

    但是不能再让军人操握政权,亦是宋王室历世相传更不放弃的另一个家训。

    宋室既不能荡平北寇,自然不能作消兵之想,而同时又不让军人操握政权,故宋王室的第三个历世相传的家训,厥为优待士大夫,永远让文压在武人的头上。

    宋祖谓赵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又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云“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徽宗被虏于金,尚以此事命使臣反告高宗。

    宋代进士一登第即释褐,待遇远较唐代为优。

    唐进士及第,未得即登仕牒,尚须再试于吏部。<small>进士由礼部主试。</small>有屡试屡黜者。其中格人,仅补畿赤丞尉。不中格者,或例赴选曹之集,或应地方官辟署。俟外效有著,再正式转入仕途。宋则一登第即释褐。

    而登科名额,亦远较唐代为多。

    隋唐初设进士,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寻复故。开成中连岁取四十人。又复旧制。进士以外,明经中科者亦不过百人。在宋太祖开国时,进士登科寥寥,岁无十数。其时进士甲科亦不过授司寇,或幕职官,至太宗时,亲御便殿临试贡士,博于采拔,待以不次。太平兴国二年时以郡县缺官。赐进士诸科五百人遽令释褐。或授京朝官,或倅(cuì)大郡,或即授直馆。进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后遂为例。

    应进士试者,太平兴国八年多至万二百六十(10260)人,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17300)人。<small>见曾鞏文集。</small>

    进士应试已遍及全国,遂定三年一试之制。

    唐虽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然其时贵族门第势力尚未全消,又地方长官亦得自辟署,仕进路广,不专以科第。又闽岭黔峡,士人殊鲜。两河之外,复为寇境。故礼闱可以岁开。宋则贵族门第已灭,地方官亦不能自辟署,用人之权集于中央。社会文教之风更普遍,踰剑度岭者,往返需时,故礼部试不能岁开。

    以后进士御试,又例不黜落。

    以前殿试皆有黜落,有累经省试取中,而摈斥于殿试者。相传张元以落第积忿降元昊,为中国患。宋室始囚张之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仁宗嘉祐二年,遂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

    状元及第,更为士人无上光荣。

    太宗临轩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贰郡符,迁擢荣速。陈尧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领太史职。此后状元及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每殿廷胪(lú)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皇帝亦为注视。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

    竟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彊(qiáng)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small>儒林公议引尹洙语,不知确否。然即非尹洙语,必其时有人作此语、存此想也。</small>仁宗朝进士前三名,凡三十九人,不至公辅者仅五人。

    宋代如此优奖进士,无非想转移社会风气,把当时积习相沿骄兵悍卒世界,渐渐再换成一个文治的局面。

    宋代既立意要造成一个文治的局面,故一面放宽了进士的出路,一面又提高文官的待遇。处处要礼貌文官,使他不致对武职相形见绌。

    五代以来,藩镇节度使诸武臣,非重禄厚赐不足餍其欲。宋既积重难返,又深惩武人跋扈之病,意望提奖文吏,退抑武臣。既以高官厚禄夺武臣之权,自不得不以高官厚禄慰文吏之心。

    宋室优待官员的第一见端,即是官俸之逐步增添。

    真宗咸平四年杨亿上疏,极论当时吏俸之薄。谓:“左右仆射乃百僚之师长,月俸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豈稽古之意?”其后乃逐有增益。兹举宰相、枢密使言之,有正俸,<small>钱月三百千。使相、节度使月四百千。</small>有禄粟,<small>月一百石。使相月二百石,节度使一百五十石。</small>有职钱,有从人衣粮,<small>七十人。使相、节度使百人。</small>又有冬春服,各绫二十疋、绢三十疋、冬棉一百斤。

    此外复有茶酒厨料、薪蒿(hāo)炭监、饲马刍粟、米面羊口各项。<small>此等尽是陋规,盖大半沿自五代而不能革。</small>至外官有公用钱,<small>自二万贯以下。</small>有职田,<small>四十顷以下。</small>有茶汤钱,<small>无职田者如使臣之属,给之。</small>又有添给。<small>外任官不得挈家属赴任者,许分添给钱贍家。</small>

    当时称“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余”。可以想见宋朝优待官吏之情态。

    官吏俸禄既厚,而又有祠禄,为退职之恩礼。

    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其后日渐增多。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王安石乃以祠禄处异己,著令宫观无限员数,又听从便居住。要之为吃闲俸而已。

    又时有额外恩赏。

    此盖亦始于武臣。如雷有终平蜀,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自此波及文臣,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hàng)、宋湜(shí)、王化基、<small>初入为右补阙,各赐钱三百万。湜知制诰,又易银五百两,钱五十万。</small>杨徽之、<small>迁侍御使,赐钱三十万。</small>魏廷武、<small>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small>宋摶<small>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small>等,而宰执大臣更不得不优渥。故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辞赏,不许。

    复有恩荫。兵卒武人既三年得一次郊赉,自然文臣不应向隅,于是每逢郊天,即推恩封荫。<small>文臣仍得郊赐。故事宰臣枢密使银帛四千疋两,执政官三千,三司使千,此下递减有差。庆历二年,节冗费,执政以上各减一千,三司使减三百,余亦递减,遂为定制。</small>

    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则加荫亦从武臣始。

    荫子荫孙,乃至于荫期亲,荫大功亲,甚至荫及异性亲,乃至门客。总之是朝廷恩意,没有子孙近亲,便只有鬻卖朝恩,把异姓门客来充数。<small>金安节疏:“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small>bbr>?99lib?</abbr>

    甚至甫莅位即得荫。<small>故范仲淹请在职满三年始得荫。</small>甫荫即给俸,<small>故阎日新疏,请自二十以上始给。</small>甫荫即服章。<small>故李会奏云:“尚从竹马之游,已造荷囊之列。”孙沔亦云:“未离襁褓,已结搢绅。”</small>甚至未应娶妻,已得任子。<small>亦李会语。</small>

    一岁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后,即须万二千员。<small>赵思诚疏。</small>

    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即一家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small>范仲淹疏。</small>

    此种优待条件,亦是逐步成立。

    诞节之恩,起于至道。郊禋之恩,起于祥符。致仕之恩,滥于明道。遗表之恩,繁于真宗。又嘉祐推恩数十人,治平二百人,熙宁六年乃至四、五百人。<small>政和六年,郊恩奏补一千四百六十人。又按:唐制郊祀行庆止进勋阶,五代肆赦便迁官秩,宋亦因之。真宗后以有谏者而罢,遂定三年磨勘法,则依然是朝三暮四也。</small>

    在此情形下,不免官吏日多,俸给日繁。

    真宗景德时――官一万余员。

    仁宗皇祐时――官二万余员。<small>张方平奏乐全集卷二十五:“臣向在翰林,见本院天圣中具员,两制、两省官不及三十员,今五十余员。近领御史中丞,见本台天圣中京朝官班薄,不及二千员,今二千七百余员。先领三班院,见本院景祐中使臣不及四千员,今六千余员。”此奏约在仁宗庆历七年。</small>

    英宗治平时――总二万四千员。<small>内并幕职州县县官三千三百余员。</small>

    以吏员冗禄言:

    真宗时……九千七百八十五万(97,850,000)。

    仁宗时……一万二千万(120,000,000)。

    英宗时……视皇祐增十之三。<small>元祐时一倍皇祐,四倍景德。</small>

    文武两班,均如此受朝廷优待,皇帝的宗室,照例亦不应向隅。故宗室吏员受禄者:

    真宗天禧时……九千七百八十五员(9,785)。

    仁宗宝元时……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员(15,443)。

    所以当时是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财政竭蹶,理无幸免。虽国家竭力庙法增进岁入,到底追不上岁出的飞快激增。

    <table><tr><th> </th><th>岁入</th><th>岁出</th><th> </th></tr><tr><td>太宗至道末</td><td>22,245,800缗。</td><td> </td><td>余大半。</td></tr><tr><td>真宗天禧末</td><td>150,850,100缗。</td><td>126,775,200缗。</td><td>余24,074,900缗。</td></tr><tr><td>仁宗皇祐元</td><td>126,251,964缗。</td><td> </td><td>无余。</td></tr><tr><td>英宗治平二</td><td>116,138,405缗。</td><td>120,343,174缗。

    又非常(临时费)11,521,278缗</td><td>不足15,726,047缗。</td></tr></table>

    将仁、英两朝与太宗时相比,岁入加了六倍。太宗时犹余大半,而仁、英时反闹不够。财政趋势如此,再不加以挽回,如何得了。

    按:此据宋史。朝野杂记所记有异,<small>盖本郑湜劄子。</small>谓:“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税、易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晁(cháo)说之元符三年应诏上疏,谓:“宋赋、役几十倍于汉。”林勋政本书则谓:“宋二税之数视唐增七倍。”宋之疆土民庶远不如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此其所以愈贫而愈弱矣。

    兹再举景德与庆历两朝几种商税之比数以见一斑。<small>此据张方平乐全集。又见朝野杂记。</small>

    <table><tr><th>时代/税项</th><th>商税</th><th>酒课</th><th>盐课</th><th>和买紬绢</th><th>茶盐酒税总计</th></tr><tr><th>景德</th><td>450余万贯</td><td>428</td><td>355</td><td>景祐中诸路所买不及200万疋</td><td>1500余万缗</td></tr><tr><th>庆历</th><td>1,975</td><td>1,710</td><td>715</td><td>300万疋</td><td>3倍</td></tr></table>

    兹再将景德、庆历全部税收作1个简比如下表。<small>据包拯奏议。</small>

    <table><tr><th> </th><th>天下财赋</th><th>在京</th></tr><tr><th>景德</th><td>岁入47、211、000匹、贯、石、两

    岁入18、392、000匹、贯、石、两</td><td>岁支49、748、900匹、贯、石、两

    岁支15、404、900匹、贯、石、两</td></tr><tr><th>庆历8年</th><td>岁入103、596、400匹、贯、石、两

    岁入18、996、500匹、贯、石、两</td><td>岁支89、382、700匹、贯、石、两

    岁支22、400、900匹、贯、石、两</td></tr></table>

    包拯云:“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纳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

    宋朝之所以积贫难疗,大体如上述。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却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对文吏有一种教育与培养。结果虽有兵队而不能用。兵队愈不能用,则愈感兵队之少而兵队反日增。文臣虽极端优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结果文臣气势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样像骄兵悍卒般,只来朘(juān)吸国家的精血。

    这是宋室在仁宗以前的内部情形。加上北方的辽,西方的夏,两面逼桚,内外交攻,一个太太平平的统一政府,正如犯上了肺痨,虽无大病,却日就死路,这是宋朝的一个绝症。

    <h3>五、宋代政制上的另外两个弱点</h3>

    宋代政制,大体上沿袭唐规,而亦另自有他的弱点。

    第一是中央集权过甚,地方事业无可建设。

    宋之地方行政分三级,曰“路”,<small>相当于唐代之“道”。</small>曰“府、州、军、监”,<small>相当于唐代之“州、府”。</small>曰“县”。

    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仁宗初,为十八路。下府、州、军、监三百二十二,县一千二百六十二。熙宁二年,又析为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二十七,监四,县一千二百三十五。

    外官分“亲民”与“釐务”两种。亲民官皆由京朝官差遣,不设正官。而釐务官则专治一事,直属中央。如此则全部官吏几乎在性质或名义上,尽是为中央服务,而没有正式特设的地方官。<small>叶适谓:“文臣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义若不久者,以轻其权。”</small>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司,谓之“监司官”。<small>有缺一二不并置者,亦有兼他使事务者。</small>

    帅——安抚使……掌一路之兵民,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

    漕——转运使……掌一路之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

    宪——提弄按察使……掌一路之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覆。

    仓—<var></var>—提举常平使……掌一路之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

    此谓之“部使”。唐之州、县,其上临之者不过一使;<small>汉之州牧,则并不预事,仅司考察。唐贞观时,亦专任刺史、县令,数年一遣大臣,以六条巡行,而吏治日蒸。开元末,始增置按察诸司,而官吏转失职。</small>宋有四监司,则州县更难奉承展布。<small>然宋代如寇准知巴东县、苏颂知江宁县、范纯仁为襄邑令、周敦颐知南昌县、王安石为鄞令、程颐为晋城令,地方亲民官尚多大贤,亦得跻高位,与后世尚不同。</small>而四司中尤要者为转运使,务令地方金榖财货全集中央,而地方政事的性质,似乎只在为中央聚敛。

    汉刺史以六条察郡国,不主金榖财货事。唐中叶乱后,亟于兵食,计臣始兼转运诸筦榷之名,而诸路置巡院官,掌赋调之式,委输之藏,然并不揔州郡吏民之政事。其揔者则有按察、採访、黜陟之使。宋则外权之重惟转运,一道百城,号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财赋之弛敛、恩泽之流壅、民政之惨舒,郡县观听其风棱,国朝倚办乎外务。提众职之纲辖,实方面之师表。顾名思义,以转运司为一路长官,豈非专于为中央务聚敛乎?

    宋代的政制,既已尽取之于民,不使社会有藏富;又监输之于中央,不使地方有留财;而中央尚以厚积闹穷。宜乎靖康蒙难,心脏受病,而四肢便如瘫痪不可复起。

    此层可与唐安史乱时相比较,便知宋政之失。又王安石新政,尚注意于挹地方注中央,可知荆公不知先务也。

    第二是宋代的谏官制度,又使大权揔集的中央,其自身亦有掉转不灵之苦。

    谏官始秦汉。

    秦谏议大夫无定员,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两汉属光禄勋。

    隋唐属门下省、中书省,<small>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等。</small>为宰相僚属。谏官所以纠绳天子,非纠绳宰相。故宰相用舍听于天子,谏官予夺听之宰相,天子得失听之谏官。

    <div class="imgbox ter">//..plate.pic/plate_282400_4.jpg" />

    <small>按:此意犹稍存汉代宰相得兼统内朝之遗风。太宗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谏官得随入与闻。肃宗诏谏官论陈政事,不必先知宰相。则唐之崇谏官可知。</small>

    谏官与御史,虽俱为言责之臣,然其职各异。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寮。

    唐重谏官而薄御史。中丞温造道遇左补阙李虞,恚(huì)不避,捕从者笞辱。左拾遗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无屈避。遗补虽卑,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乃诏台官、供奉官共道路听先后,行相值则揖。

    至宋代三省制废,宋中书置禁中,称政事堂,与枢密为两府。尚书、门下在外,不复与朝廷议论。<small>咸平四年杨亿疏:“尚书但吏部铨选,秩曹详覆,自余租庸筦榷由别使总领,尺籍伍符非本司校定,事有所分,政非自出,周之六官,于是废矣。”是尚书之权至宋大削,而其端皆起于唐。</small>

    谏议、司谏等官在门下、中书者亦废,遂有谏院。<small>别置谏院在天禧时。</small>乃脱离宰相而独立。<small>仁宗庆历初,诏除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small>

    当时称“台谏”,几于并为一职。权势气力,乃与宰相等。

    时称任用谏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学术才行俱备,为一世所高者,莫在此位。而当者曾不十年,径登台辅。又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

    世讥仁宗世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small>见苏轼上神宗书。</small>

    谏官既以言为职,不能无言,时又以言为尚,则日求所以言者,但可言即言之。而言谏之对象,则已转为宰相而非天子。

    宰相欲有作为,势必招谏官之指摘与攻击。

    于是谏垣与政府不相下,宰执与台谏为敌垒,廷臣水火,迄于徽、钦。<small>靖康元年,诏宰执毋得荐举台谏,当出亲擢,立为定制。南宋后台谏遂不振,缘向来太恶习也。</small>

    又文臣好议论,朝暮更张,常为政事之大害。即以财政一端论之,后世史臣固已力言其弊矣。

    宋史食货志谓:“大国制用,如巨商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未几,即区区然较得失,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瘉于前,其后又复訾之如前。上之为君莫之适从,下之为民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此论宋代好议论之病极切,要亦与谏官制度有关系。

    其三尤要者,为宋代相权之低落。宋代政制,虽存唐人三省体制,而实际绝不同。

    宋初宰相,与枢密对称“两府”,<small>亦曰“两地”。</small>而宰相遂不获预闻兵事。

    枢密一职,起唐代宗后,仅如汉之中书谒者令。虽时称其权任侔宰相,然特以宦者任之,非朝廷正职。五代更用士人,权位真埒宰相。宋因之,分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故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不知。其伐辽,一日六召枢密院计议,而中书不预闻。宰相之失职可知。

    又财务归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预。

    三司者,为户部司、盐铁司、度支使司。亦由唐代、德以来,兵寇频仍,经费竭蹶,故每以宰相兼判度支、盐、铁。宋初犹袭其遗制,其后则三司骎骎脱离相权而独立。宋史职官志谓:“天下财赋,内廷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是也。其后王荆公为相,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以整顿全国之财政,司马温公议其非,谓:“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可黜,不得使两府侵其事。”

    宰相之权,兵财以外,莫大于官人进贤,而宋相于此权亦绌。

    宋史苏绅奏:“太宗皇帝始用赵普,议置考课院以分中书之权,今审官是也。”涑水纪闻亦云:“太宗患中书权太重,置审官院、审刑院。至淳化三年置三班院,考殿最,自后多命近臣主之。”

    又宰相坐论之礼,亦自宋而废。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大事则议,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由禁中印画,降出奉行。自唐历五代不改。宋初,范质、王溥、魏仁溥在相位,引嫌具劄子面取进止,啜茶之礼寻废,执政皆立而奏事。相体失其尊严,异乎古制矣。

    故宋代虽称中央集权,而其权实不在宰相。人主虽猜忌相臣加以裁抑,亦不能如明代之直废相臣,集大权于一身。则宋制乃适成其为一种弱征,虽遇大有为之君臣如神宗、王安石者,乃亦束手而莫如何矣。

    故就王室而论,虽若唐不如宋。<small>宋无女祸,无宦寺弄权。</small>然唐承北朝方兴之气,宋踵五代已坏之局。唐初天下文教已盛,规模早立。故渐弛渐圮,乃以奢纵败度。宋建天下,垢污方浓,荡涤难净。虽渐展渐朗,而终止于以牵补度日。

    待到治平无事百年之久,而庆历、熙宁之间,乃有人起来要想从新改造,这自然是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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