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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当年的谦德庄》<span class="" data-note="米秀沣、刘金荣、蒋茂增、蔡国儒、刘文秀：《话说当年的谦德庄》，尹文华记录整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以下的引文来自对原文的删节，个别语句及其位置有所调整。"></span>描绘了一块地盘，勾画出民国初年的一个强人，这个人运筹经营，凭借暴力定分立规，留下了另一种发财致富的故事。我先摘录这个故事的原文，然后挑几处我认为值得强调的地方，做一番解释和补充。<h3>一、李珍的发财故事</h3>
谦德庄位于天津城南，方圆二里多地，这里的居民多数是指身为业<s>?９9ｌｉｂ?</s>、卖苦力气的人。民国六年（1917年）闹大水，一些灾民流落在此谋生。这片土地基本上属于两家所有：一是天津有名的富户“李善人”，一是天主教会崇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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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天津大水，津浦路两侧搭了许多灾民的席棚。
谦德庄初开辟时，本是韩慕莲父子的天下。韩慕莲是天主教徒，崇德堂的收租人。他有个儿子韩相林在谦德庄开了韩家小店，暗设宝局，招赌窝娼，从中抽头渔利。父子二人四方进财，腰包越来越鼓，这就惹得附近西楼村的李珍、李玉兄弟俩眼红起来。
恶霸李珍，是天津青帮头子白云生的徒弟。李玉绰号“花鞋小李三”，在天津也是个知名的“混混儿”。李家兄弟自幼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专干骗人、讹人、坑人的勾当。他们勾结小王庄地保甄连发——这个人手眼宽，能串通官府，闹起事来打官司，甄连发在衙门里有人——又买通路春贵当“肉墩子”（肉墩子是挨刀的意思）。此人是西郊辛家院人，担筐卧篓一条扁担来谦德庄一带找饭吃，李家兄弟看他身高体壮，有个虎把劲，就指使他去打头阵。路春贵前往韩家小店砸宝局，刀砍韩相林。韩家父子人单势孤，打官司又输在堂上，从而气走塘沽。
挤韩夺地，李家兄弟如愿以偿了。为了在这块地上站住脚，免得再被别人挤走，李珍走了三步棋。
第一步，由甄连发出面，花钱运动乡西五所（类似今日的警察分局）的毛署员，办下来几套警察服，两条大枪，在谦德庄义园前建立了“小局子”（即警察局派出所），先后几任警长都是李珍的心腹。干脆说，“小局子”等于是李珍开的。
第二步是建立组织。李珍纠结了甄连发、路春贵、穆文彬，还有人贩子程海庭等，成立了一个名叫“保安公司”的机构，网罗了一批地痞、市侩、讼棍、刀笔。在谦德庄它占着天，霸着地，平地抠饼，雁过拔毛。
第三步是广收门徒。保安公司的杏黄旗一举，开山门，摆香堂，三山六岳的妖魔鬼怪，江河湖海的鱼鳖虾蟹，都聚集在李珍门下。
李珍走了这三步棋，坐镇保安公司，勾挂官私两面，上有官府托庇，下有爪牙驱使，不几年的功夫，就羽毛丰满，独霸一方了。
保安公司的一项主要收入是经管房地产。在谦德庄养房产的，不管你是谁，都得由保安公司代收代管。崇德堂该如何？树德里房产的主家是下野军阀孟恩远，又该如何？都得买保安公司的账，否则就要落个不素静。
有这样一件事：西楼村村董曹八，据说其祖父是光绪皇帝七叔的“替僧”（替主人出家修行），有财有势，也算个人物。曹八在谦德庄盖下了连荣里、福厚里，养房吃租。李珍找到曹八，提出要代收代管，同时还要把福厚里租给开窑子的。曹八也不是省油灯，一口回绝：“不行！”李珍扬言“若是不拿下曹八，保安公司就干不成啦！”便唆使手下流氓二十余人前往曹八家闹事。哪里知道曹家早有准备，从院里窜出十来个身穿军装、手提匣枪的大兵，这一伙流氓一看傻了眼，俗话说：“光棍不斗势力”，一哄而散都跑啦！原来曹八在天津营务处有人，事先他听到了点风声，便花钱雇来大兵，严阵以待。事隔三日，几个穿军装的来到了保安公司，二话没说就把李珍绑走了。保安公司于是赶紧花钱托门子，把李珍搭救出来。
李珍岂肯善罢甘休，回来以后扬言要“二打曹八”。真是强龙难压地头蛇，曹八服输，托中人出面摆席请客，依从李珍经管房产，才算了却这一场风波。杀—儆百，连曹八都软了，其他房主就更不在话下了。
保安公司的所谓代收代管，实际上形同霸产，这边克扣房主，那边勒索房客，一面两吃，肆意盘剥。
除了经管房地产，保安公司还有很多来钱的路子。你开商店，它代征捐税；你做小买卖，它要“地份钱”；走江湖的吃“毛钿”；开赌场的拿“挂钱”，就连掏腰包的扒手也不能随便来到谦德庄作案。拿妓院来说，除了向保安公司交租纳捐而外，还得租保安公司的门，赁保安公司的被子。说起来好象是笑话，租房哪有不带门的？不行，门租单收；开窑子的哪能没有被子？不行，给你抱来几床被，用不用按天算钱。
对一般居民铺户，征敛的名目也很多，什么卫生费、路灯费、修路费、自治费……，接三差五地总来敛钱，说多少就得交多少，言无二价，谁敢不给。李珍够得上十六路进财了。
三十年代是谦德庄的兴<bdo></bdo>旺时期。在谦德庄中心，永安大街的方圆左近，开设了一些茶园、酒肆、落子馆，光戏院就开了六个。再有说评书的，唱时调的，说相声的，演皮影戏的，大小商店也布满周围。一些像样的买卖都得有李珍的“干股”，就是挂个名字，坐享其成。如宝兴戏院、宝兴池澡塘，都有李珍的股。李珍号叫宝轩，所以这两家字号中都有一个“宝”字。
李珍死于一九四○年，在谦德庄横行霸道了二十几载。
<h3>二、打造与草食动物的关系</h3>
在整个故事中，最抢眼的冲突，要数李珍斗曹八。用李珍的话说，这关系到保安公司能不能干成。
曹八养房吃租，又有些势力，房客不敢赖帐，自己经管房产自然合算。李珍横插一手，非要代收代管，这分明是硬抢，曹八当然想对抗。问题在于，究竟是对抗合算，还是依从合算。
如果选择对抗，收益明摆在哪里，假定每月可以少损失一百块大洋。风险呢？李珍派二十多个流氓来曹家闹事，将造成多大损失？这取决于闹事者打算闹到什么程度，闹多久，是伤人还是毁东西。无论如何，损失必定超过每月一百大洋，不然就失去了威慑力。在不知道对方来多少人闹，什么时候来闹，闹到什么程度的情况下，曹八花钱雇了十多个大兵，应该说，这是很叫人为难的决策。设身处地替他想想，雇一个还是雇二十个？雇一天还是雇一个月？雇这么多大兵要动用多少关系？花多少钱？合算不合算？
曹八显然认为合算，他以为可以把李珍吓住，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甚至更进一步动用关系，把李珍绑走了。但是李珍方面在官府也有关系，花钱托门子把李珍捞出来了。李珍不屈不挠，扬言要二打曹八。曹八失算了。
曹八失算，是因为他光想到了自己的损失，没有算清楚人家的损失。假定曹八赢了可以节省每月一百大洋的“代理费”，李珍栽了不仅拿不到这一百，还可能失去几十户甚至上百户人家的代理费，单凭这笔账曹八就要输。再说，曹八即使输了，不过输掉一笔代理费，大部分房租仍在，李珍输了却要一无所有，只能背水一战。更何况他把李珍一绑，让人家威风扫地，在李珍的行当里，没了威风便没了活路。曹八搏的不过是那点钱，李珍除了搏钱，更多的钱，还要搏前程，搏活路，这简直就是博命。曹八打算为节省一点“代收代管费”而博命吗？曹八知己而不知彼，理当一胜一负。
此时曹八有三种选择：一是继续走官路，靠官府解决问题，这就要花钱托人拼关系。真拼起关系来又将如何？曹八买通官府的最高出价不过每月一百大洋，李珍买通官府不仅可以赢来曹八的一百，还可以横征整个谦德庄，因此他的出价必定高于曹八，曹八并无胜算。第二种选择是雇人自卫，但是雇佣的规模和时间很难掌握，而且防不胜防，开支不小，效益不高。第三条路就是向李珍让步，每月让人家横吃一口。三条路条条受损，三害相权取其轻，曹八认为向李珍让步的损失最轻。
曹八是大房主，有钱有势，值得对抗也有能力对抗。他认为让步合算，其他房主就更不必说了。于是，房产的代收代管费，便成了保安公司的主要收入。
这笔貌似代理费的收入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其价码又是如何确定的？
细品《话说当年的谦德庄》的原话，保安公司“占着天，霸着地，平地抠饼，雁过拔毛。”“平地抠饼”这个说法，来自天津混混儿的传统用语，蕴涵着当事人对这笔钱的性质的理解，牵连着一种源远流长的资源分配方式。
在《旧天津的混混儿》<span class="" data-note="李然犀：《旧天津的混混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7月第1版。"></span>一文中，李然犀先生写道：“天津城厢一带，需用青菜瓜果甚多，都来自四乡和外县。乡民运货来到天津，在沿河一带及冲要地点趸售，自由成交，并无任何花销。左近的混混儿就出头把持行市，硬要全数交给他们经手过秤，转卖给行贩。成交后，向双方取佣。初时当然无人听从，他们便使用武力解决，打翻几个，不怕你不俯首帖耳，百依百从。这叫作‘平地抠饼，抄手拿佣’。打下来的天下成为定例，便作行规。最大的要数西头老老店，是大批瓜菜总汇，当初设立时不知经过几次恶战，伤亡了多少人，才奠定根基。”
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打翻几个”是索取“佣金”，建立“行规”和“定例”的关键。
肉体伤害是有价格的，任何损害都是有价格的，在历史事实中，甚至人命也是有价格的，其价格取决于被害者对损害的估价，取决于他实际支付多少钱避害，取决于受害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譬如绑票赎票，民国初年华北一带小康人家的“票”价大概在银洋二百元上下，而富裕人家的票价动辄成千上万<span class="" data-note="《镇平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二三十年代匪患专辑，阎宝庆《土匪洗劫土寨村的回忆》等。另见《民国时期的土匪》，第67页，蔡少卿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各种材料还可见于《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徐有威，（英）贝思飞 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 版；姚雪垠：《长夜》等。"></span>，人命的价格差距数十倍。
实际上，决定损害价格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避害的bbr>..</abbr>其他方式的成本，套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避害选择的机会成本。譬如受害者家属可以请警察出面解救人质，曹八可以请军阀出面收拾李珍，菜农也可以要求官府维持市场秩序。这样做要花时间，打官司要花钱，托人走后门还要花比较多的钱，甚至可能出现加害方和受害方争相抬价买通官府的场面。同时，受害方还有进一步遭到报复的风险，官方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成功率也未必理想。人们通常会依照潜规则的标准估计官家出场的价格和出场后的态度，这种货色质次价高，但毕竟是一种替代选择，可以视为避害产品的价格竞争。受害方将选择风险和成本最低的避害方式，避害的价码由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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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和张啸林
平地抠饼是历史悠久并且广泛流行的资源分配方式。
按照中国民间惯例，牙行的佣金为成交额的3-5%，由买卖双方分担。菜农拿一车菜价的2-3%买个平安，免得被人“打翻”，显然是合算的，对抗和告状却不那么合算。而混混儿之所以满足于3%而不追求20%甚至更多，是因为3%可以叫佣金，牙子（经纪人）空手拿佣金并不犯法，20%以上却近似“买路钱”，那是土匪剪径的勾当，容易招致菜农反抗和官府镇压，风险大且难以持久。
总之，“抄手拿佣”也好，代理费也好，从受害方的角度看，都是消灾避害的费用，都是对破坏力量的赎买。从加害方的角度看，都是平地抠饼，无中生有，强横加害，挣的是破坏钱。这笔钱不是对生产要素的报酬，而是“破坏要素”参与资源分配所得的份额。土地要素的报酬叫地租，资本要素的报酬叫利息，劳动要素的报酬叫工资，破坏要素的报酬应该叫什么呢？考虑到暴力与流血的必然联系，考虑到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互换关系，我们不妨称之为“血酬”。
这个称呼与当事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江湖黑话中，钱就被称为“血”，钱多就是“血旺”。送钱叫“上血”，每天送的陋规叫“日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span class="" data-note="见“近代江湖春典（〈海底〉摘录）”，曲彦斌《中国镖行》，附录一，第14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4月第1版。另见《中国秘密语大辞典》，第538页，汉语大辞典出版社。"></span>山东匪也把绑票得来的钱称为“红钱”，借用了血的颜色。<span class="" data-note="山东省安丘县一支千余人的土匪队伍被招安后，匪首当了保安队长，说：“吾辈改变后的收入虽比吃红钱（勒索赎金）时少，但我们当土匪是因饥寒所迫，为匪不但自身难保，而且也祸连家族，不得安宁。今官军对我等一视同仁，我辈身家共享安宁，理当尽职，报效乡里。”参见长野朗：《土匪、军队、红枪会》，转引自江仁宝：《民国时期土匪组织内幕》，《炎黄春秋》2002年第3期。"></span>
我还见过其他叫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川北土皇帝黄清沅》一文中就出现过“混财”的说法。民国初年，黄清沅的父亲替儿子选择人生道路，想让他当袍哥，“提起脑袋耍”。当父亲的说：“人无混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后来黄清沅当了浑水袍哥（土匪），果真大发了一笔混财。“混财”，泛指打破公平交易的常规，蛮横耍混弄来的财富。这个说法有点意思，但不够一针见血，稍有粉饰之感。倘若缺了“提起脑袋耍”的气概，不流血杀人，单靠混岂能发大财？
总之，把破坏要素之所得称为“血酬”比较贴切。需要强调的是：破坏力毕竟不是生产力，血酬是第二性的东西，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所能损害的正面价值。
<h3>三、肉食动物之间的规矩</h3>
李珍发财故事的第二个亮点，他发财的第一步，就是指使路春贵砸赌局。李珍勾结好“在衙门里有人”的地保甄连发，又买通了靠一条扁担吃饭的路春贵当“肉墩子”，让他去韩家小店砸宝局，刀砍韩相林。韩家父子人单势孤，打官司又输在堂上，从而气走塘沽。李珍“挤韩夺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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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东北某地的赌场
赌博是无痛税收，开赌场等于开税务所
如果把打曹八和打菜农比喻为肉食动物吃草食动物，那么，砸赌局的故事就有了狼吃狼或黑吃黑的性质。整个过程说来简单，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传统和精巧的利害计算。
十九世纪末，天津混混儿已经发展出一套争夺赌场的完善规矩。《旧天津的混混儿》<span class="" data-note="李然犀：《旧天津的混混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span>一文介绍道：
<small>赌局抽头，可谓日进斗金，羡慕的自然大有人在。若想从中染指，也不是容易的事，必须单人独马，闯进赌局大闹一场。方式方法各有不同。有的到时横眉竖目，破口大骂，声称把赌局让给他干几天。局头见祸事到来，挺身应付，说不到三言五语，两下说翻，一声令下，打手们取出斧把便打。来者应当立时躺下卖两下子。</small>
<small>躺下有一定的姿势：首先插上两手，抱住后脑，胳臂肘护住太阳穴，两条腿剪子股一拧，夹好肾囊，侧身倒下。倒时拦门横倒，不得顺倒，为的是志在必打，不能让出路来替赌局留道。如果一时失神躺错，主人借此自找下梯，诬赖他安心让路，不是真挨打来的，奚落几句不打了。这一来便成僵局，来人空闹一场无法出门，结果是丢脸而已，不曾达到目的，反闹一鼻子灰。</small>
<small>横倒下后，仍是大骂不休，要对方打四面。其实只能打三面，打前面容易发生危险，既无深仇大恨，谁也不肯造成人命案子，那一来赌局便开不成了。</small>
<small>打时先打两旁，后打背面。打到分际上，局头便自喝令‘擎手吧！够样儿了’。打手们立时住手，听候善后处理。另有人过来问伤者姓名、住址，用大叵罗或一扇门，铺上大红棉被，将伤者轻轻搭上，红棉被盖好，搭回去治伤养病。有礼貌的主人亲自探病，好言安慰，至此改恶面目为善面目，少不得送钱送礼。这便是天津俗语所谓‘不打不相识’。伤愈后，经人说合每天由赌局赠予一两吊线的津贴，只要有赌局一天存在，风雨无阻，分文不少，或自取或派人送到，名为‘拿挂钱’，江湖切口叫‘拿毛钿’。从此反成好友，那人算有了准进项，便可安然享受。如果被打的喊出哎呀二字，不但白挨—顿打，而且要受奚落，自己爬着走，也得算数。当年颇有些初出茅庐的未经考验，率尔轻举妄动，势必丢脸而回。</small><samp>.</samp>
<small>还有的混混儿另用一种方式：进门后不动声色，到赌案前自己用刀在腿上割下一块肉作为押注，代替押宝的赌资。有的宝官只作未见，押上时照三赔一的定例割肉赔注。这一来便不好了结，双方造成僵局。另由旁人过来，满脸赔笑婉言相劝，结果仍须给挂钱。不幸押输，宝官把肉搂走也是不好下台的。对方只好将案子一掀，作二步挑衅，少不得重新挨打。遇有识事的赌头急忙赶到笑着说：‘朋友，咱不过这个耍儿……’。随向手下人说：‘快给朋友上药。’便有人拿过一把盐末，捂在伤口上。这时来者仍然谈笑自若，浑如不觉疼痛的模样，神色如常，少不得经人解劝，结果也可以每天拿钱。总之，不打出个起落，是不成的。及至言归于好，反成莫逆之交，便是俗语说的‘好汉爱好汉’了。</small>
<small>至于集体的搅局，必须带领一群，扬言整个接收。赌局中素有防备，双方便是一场恶战。但看结果如何，败者退出，胜者占有，也就是说败者无条件让渡，扬长一走也不顾惜。若打不出胜负来，必经外方和事人说合，赌局成为共有，通力合作，利益均沾。</small>
如何理解上述规矩呢？在混混儿的术语中，上门找打叫“卖味”，这是赤裸裸的以血肉之躯的痛苦换取“挂钱”的交易。顺便提一句：我不清楚“挂钱”一词的来历，《话说当年的谦德庄》说到李珍拿“干股”时解释道：“就是挂个名字，坐享其成”。似乎也可以如此解释“挂钱”：挂个名字拿钱。
在“卖味”交易中，赌局方面的计算与曹八和菜农的避害计算是一样的。人家打上门来，他们不能不拿东西对付。赌博是著名的无痛税收，开赌场如同开税务所，因此，赌博一般都是官府垄断的生意，要买通官吏和衙役才能悄悄营业。在这种情况下，赌场方面的选择空间很小。正式求助官府意味着自杀。容人家捣乱下去，赌场就没法开了。打死人家，光天化日之下闹出人命案，赌场也没法开了。于是掏“挂钱”摆平破坏要素，就成了“诸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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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树皮挖草根吃的农民
在饥民看来，寥寥衣食意味着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跨越这条内外分界之后，博命换钱就可以视为等价交换，甚至是有利可图的交换。
同时，也要注意把破坏者打“够样儿”。打轻了，让人看到破坏者挣钱容易，就会引发更多的图谋。打得太狠，“血债”太重，恐怕“挂钱”也要多掏一些。
从卖味者的角度说，坏人家的好事也有点迫不得已。富裕人家绝不肯亲身从事。而路春贵那样的人，“指身为业”，全凭一身力气和一条扁担生活，如果没人雇佣他，唯一的“生产要素”卖不出去，就进入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境地。于是，用血肉之躯所受的伤害，换取这个躯体生存所需要的资源，就成为一种“活路”。土匪绑票的道理也是如此。被绑者的家庭愿意用一二百银洋买亲人的命，绑票者则愿意为一二百银洋铤而走险，前者拿钱换命，后者以命换钱。土匪的卖命生涯，也显现出他们对自身性命的估价。
卖命者的核心计算是：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伤亡的风险？或者，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用古人一句更简明的话表达，就是“身与货孰亲？”孰亲呢？那就要看身是谁的身，别人的身还是自己的身，百万富翁之身还是饥寒交迫之身，身也要看具体部位，是小手指还是整个脑袋，是钢琴家的小手指还是乞丐的小手指；货也要分什么货，锦上添花的货还是雪中送炭的货，百两银子的货还是万两银子的货，等等，不可一概而论。权衡种种利害之后，依然打上门去，说明卖命者认为这是合算的买卖。破坏方和赌场方都找到了合算的策略，有关卖味和挂钱的规矩便形成并固定下来。
我想再强调几句。生存资源是分层次的，所谓身外之物，只能用以称呼那些生存必需品之外的金钱货物，这条界线之内的则是“等身之物”，那是养身活命之物，甚至是命根子。在饥寒交迫濒临死亡者看来，寥寥衣食就意味着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这道界线是一条“命-物等价线”。突破了这条线，博命换物就可以视为等价交换。此线之下的人类行为特征，就是追求生存机会的最大化。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博命之人越多。庞大的博命集团的存在，不断制造这个集团的社会机制的存在，乃是解释中国历史，理解中国社会的核心要素。
其实，正如“卖命”这个常用词所表示的那样，生命和生存资源之间的交换关系早已得到大众的深刻理解。在意识到这种关系之前很久，早在与猴子分道扬镳之前，人类已经熟悉了这种计算。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民国总统黎元洪，对这种历史悠久的交换常规还做过一句时髦的概括。他对冯玉祥部下的士兵训话说：“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span class="" data-note="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42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1999年4月第1版。全句是：“你们是有革命历史的队伍。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我从床底下被革命党拉了出来，领导民军，推翻满清，所以才当到总统。你们将来慢慢遇到机会，自然也会和我一样，能够高升，能够飞黄腾达。”"></span>黎大总统生活在流行革命的时代，为卖命披上了革命的外衣。不过，革命者大体都是博命者，这一点并不错。在动物世界里，进食次序的改变，也往往需要流血，这就意味着：生存风险与生存资源的换算已经在动物的心中完成。这是动物界最古老的计算之一。
<h3>四、血酬的各种名目</h3>
我们已经见识了赌场的“挂钱”，保安公司的“代理费”，抄手拿佣的“佣金”，再加上顺便提到的赎票钱和买路钱，“血酬”已经有了五种表现形式。《话说当年的谦德庄》提到的形式至少还有五种：
<small>1、做小买卖的“地份钱”。</small>
<small>2、走江湖卖艺的“毛钿”。</small>
<small>3、妓院的“门租”和被子钱。</small>
<small>4、一般居民的自治费、路灯费、卫生费和修路费等。考虑到“接三差五地总来敛钱，说多少就得交多少，言无二价，谁敢不给，”我们似乎不能把修路之类公益名头太当真，又不好完全不算，姑且打个五折。</small>
<small>5、“一些象样的买卖都有李珍的干股。”</small>
“干股”就是企业无偿赠与的股份，这个词用得并不错，但还可以更准确。我在四川《彭县志》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袍哥大爷刘治平）“坐吃牙行斗秤、烟馆赌场硬股”。<span class="" data-note="《彭县志》，第92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span>初读此句，犹如醍醐灌顶。“硬股”这个概念和“卖命”的说法一样，蕴涵着造词者和用词者对这种社会现象的透彻理解，这是地道的中国思想和民间智慧。这种智慧给予我巨大的启发。我还见过当代民间的一些语言创造，譬如黄股（资金股）、白股（技术股）、红股（实权人物的干股）、黑股（送给黑势力的股），以及“权力股”和“好汉股”等等，但我认为，这些概念都没有达到“硬股”的深度。硬股，正是“血酬”在股份制中的存在形式。这种东西的存在，勾勒出中国“成事要素”的常规范围，反衬出官府提供的公共安全的欠缺。人们对这种欠缺习以为常，发展出弥补的办法，并成为固定的规矩。
<div class="imgbox ter">//..plate.pic/plate_31472_5.jpg" />妓女门上挂着妓女的名牌
这门生意组合了一丛关系，其中必定藏有一位横主。
资源分配必定遵循某种规则，必定发展出某种规矩。在我们看到的情景中，无论是打翻菜农“抄手拿佣”，还是砸赌场“拿挂钱”黑吃黑，这些规矩都赤裸裸地建立在强横的基础上，建立在以暴力损害对方的基础上，因此，我称之为“横（第四声）规矩”。在中国历史上，横规矩一直肩负着资源分配的重担，据此分来的资源，便是不断改头换面、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血酬”。
血酬和横规矩并非一无是处。小偷不敢随意在谦德庄行窃，土匪不许客匪在自己的地盘内抢劫，这未必不是平民之福。从老百姓的角度说，流寇不如土匪，业余土匪不如专业土匪，短期捞一把的专业土匪又不如土匪世家。真把一块地盘当成自己的家产了，反而不肯胡乱糟蹋了。随着预期统治时间的延长，为了追求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狼群也要调整自己与羊群的关系，培养税基，确定最佳屠宰率，保护草场，维护羊群生存繁殖的有利条件，打退其他肉食动物的入侵。在这种情况下，血酬与报酬、掠夺与皇粮正税、横规矩与天经地义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重合部分。
<h3>五、暴力组织的外表和内部关系</h3>
《话说当年的谦德庄》描述了保安公司的建立过程：开山门，摆香堂，招揽地痞讼棍。看起来这不像办公司，倒像建立黑帮组织。用帮会开山门的仪式开公司，说明当事人在自我意识里并没有把“公司”当真。与关东马贼办团防，湘西土匪办保安团同样，这不过是一张糊弄人的画皮。套用《水浒》中瓦罐寺老和尚的话说：“这两个那里似个出家人（公司经理），只是绿林中强贼一般，把这出家（办公司）影占身体。”<span class="" data-note="《水浒》第六回：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span>之所以选择公司的形式，因为这种组织形式既流行又合法，如此冒充一下，横规矩就显得比较顺，血酬也可以显得比较平和。
不过话又说回来，公司和保护费之类名号的出现，也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否则，像《水浒》时代那样直接叫“供奉”，或者称之为贡、税、饷、捐，横主儿和地霸们直接索贡、征税、派饷、喊捐就行了，此乃替天行道，天经地义，何必涂上平等交换的油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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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醉打蒋门神
施恩说情免了武松一顿杀威棒，连送几天好饭，再拜他一个把兄弟，武松就替他夺回了快活林。
博命组织的内部关系也值得一说。无论在“公司”内部，还是在土匪和黑帮内部，博命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1913年12月10日，四川都督胡景伊想解散哥老会，特地发布《四川都督民政长劝告哥老改行通告》，挑拨袍哥组织的内部关系，描述了哥老会内部的不平等，通告云：
<small>盖哥老首领向称大爷，凡良懦无识，任彼诱致，以为拜弟，即当听其指挥，生杀惟命。凡作奸犯科之事，皆嗾使使拜弟为之。事成，则大爷享其利；案破，则拜弟罹于法。至有引颈就戮死而不悟者。彼大爷且逍遥法外，窃喜操术甚工。<span class="" data-note="转引自王纯五：《袍哥探秘》第133页，巴蜀书社，1993年6月第1版。"></span></small>
建立和维护横规矩是要付出血肉甚至生命代价的，这个代价，往往要由老幺（洪门）、门徒（青帮）、喽罗或崽子（土匪）支付，收益的大头却归“大爷”或“掌柜”。在李珍指使路春贵当“肉墩子”砸赌场的案例中，路春贵卖命为李珍夺来了韩家小店，他自己得到了李家保安公司骨干的位置，从此有了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他本人或许很满意，可这两者的价值并不相当。即使扣除了买通官府、应付官司和策划运作的费用，其中仍有类似“剩余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顺着“血酬”的思路称之为“血利”。李珍经营和追求血利，便超越了个体博命者的水平，进入了“血本”经营家的层次。
血本经营是一门大学问。经营者要估算自身的风险，扣除贿赂官府和建立保护伞的费用，应付同行的挑战，争夺其他横主儿的地盘以达到合理规模，还要镇压受害者的反抗，建立并维持一套横规矩，支付部下的卖命钱，等等，最后还必须有余利。比起寻常的企业经营来，这个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惊心动魄。这等大题目需要专文细说。
<h3>六、大大小小的地霸，层层叠叠的地盘</h3>
谦德庄方圆不过二里，距首都不过一百公里，却成为特色鲜明的“特区”，这并不是当时的特例。与官府规定的社会秩序大有差别的地霸秩序，或者中性一点称作地盘秩序，随处都可以见到。前边提到的湘西土匪和关东马贼，那里就有一套匪世界的秩序，广东则有“大天二”秩序，中原一带有“土围子”秩序，上海青帮使当地秩序严重变形，四川袍哥同样如此。更高一层，天津先后成为不同军阀的地盘，四川的军阀防区制度则有更强的独立性，每个防区近似战国七雄的一个独立王国。再高一层，山西广西等省又有自己很稳定的一套秩序。放眼望去，中国有大大小小的地盘，大圈小圈，条条块块，层层叠叠。每块地盘上都有一套横规矩，有一个地霸，或军阀，或民团，或黑帮，或豪门大族，或道门教会，或贪官污吏，或里长保长之类的村干部，或者直接就是土匪。这种地盘秩序充分发育的社会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见于春秋战国前流行的封建制度，层层叠叠分封下来的制度，许多小王架着一个大王的制度。这种体制在魏晋时期也兴旺过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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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军阀马步芳
马步芳说：我们的官从血里捞出来的。
毛泽东说中国“百代都行秦政制”，当然是不错的，这是“真龙”横空，百兽退避的格局。可是“飞龙在天”，不能一天到晚不睡觉，一年到头不休假。龙也有强有弱，有老有幼，有勤有懒。即使是一条勤快的强龙，高高在上，一双眼睛岂能看住伪装良好遍布天下的地头蛇？与真龙天子的控制强度反向对应，有多少漏洞死角，就有多少毒蛇猛兽。因此，帝国制度必定伴随着“半封建”或“小半封建”或“隐形半封建”制度，体现为地盘或地霸秩序。——越说越像是说大话了，就此打住。
<span class="right">2003年1月26日</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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