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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作者曾经分析了宗教改革时期及当代的社会经济、心理、及意识形态之间的交互关系。现在,作者打算在附录中,简略地讨论一下有关理论上的问题。

    在研究一个社会团体的心理反应时,我们曾讨论到该团体中每一个人的人格结构;可是,我们对每个人的不同特性,并不很感兴趣;我们所重视的是该团体的每一个份子,都共有的一些人格结构。我们可以称此种人格为“社会人格”。社会人格必然不及个人人格那么特殊,因为它是普遍性的,个人人格是指个人所具有的全部特征。而社会人格则仅包括一部分特征;这些特征是一个团体中多数份子的人格结构之基本核心。此种社会人格乃是一个团体共有的生活基本经验与方式所形成的,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一指定的社会秩序中,如何诱导人类的精力,使其变成为一种有生产性的力量;那么,我们便得研究社会人格了。

    社会人格的观念,是要了解社会过程的一个关键,就分析心理学的动态意义而言,人格是一种特定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由于人类的需要必须动态地适应某一指定社会的特殊形态,人类的精神于是形成。反过来说 人格也决定每个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就我们的思想而言,这一点是不易了解的,因为一向认为,思想纯属心智行为,和人格的心理结构是无关的。可是,事实并常如此,除了纯逻辑的因素外,思想都是受思想者的人格结构所左右,因为纯逻辑的因素与思想行为本身有关。同样地,整个理论系统,以及一个单独的观念——诸如:爱、正义、平等、牺牲等——也都是受思想者的人格结构所左右。

    在前几章中,我们曾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这一点,在理论方面,我们曾试图指出早期新教教义,及现代独裁主义的情绪根源。在观念方面,我们也曾指出,对虐待狂而言,爱情是一种共生的依靠,而不是站在平等地位的互相肯定与结合。牺牲表示,个人之完全服从较高的权威,而不是肯定一个人的精神上与道德上的自我。差别表示权利99lib.上的差别,而不是表示站在平等地位上,个人人格的实现。正义表示每个人应该得到他应得的,而不是表示,个人应该有一种无条件的权利,可以实现其固有的和不可让干的权利;勇气表示准备承受痛苦,而不是表示肯定个人人格,来反对权威。虽然两个不同人格的人,都使用一个字——例如爱情——,但是由于两个人的人格构造不同,同样的一个字,就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如果能对这种观念的意义,作正确的心理分析,可能会避免很多知识上的混淆,因为企图做纯粹的逻辑分类,是绝对做不到的。

    观念具有一个情绪母体,这项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想要了解一种文化精神的关键。一个社会中许多不同的社团或阶级,各有一种特殊的个性,以此特性为基础,许多观念才得以发展和成为有力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工作与成功是生活的主要目标,而工作与成功的观念,就是基于人类的孤独和怀疑,才能够成为有力量的,和能够令现代人所喜欢的。可是,如果向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或者向墨西哥的农人,介绍努力工作的观念,将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这些人具有一种不同的个性结构,因此,他们很难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工作的原因,即使他们懂得我们的语言,也无法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拼命地工作。同样地,希特勒及具有和希特勒同样人格结构的德国人民,都认为任何相信战争会取消的人,不是傻子,就是在扯谎。由于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社会人格,对他们而言,如果生命是无痛苦和灾难,简直和自由平等是一样令人难以想像的。

    某些团体通常是有意识地接受若干观念,但是由于他们社会人格的特性,这些观念并未曾真正地影响他们,这些观念固然还是一些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可是,在危急存亡之秋,人们并不会按照这些观念来行事。一个显著的实例,就是在纳粹主义胜利时候的德国工人运动。在希特勒当权之前,大多数的德国工人都拥护社会党或共产党,并且信仰这些政党的观念;当时,这些观念广受工人阶级的拥护。然而,这些观念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并不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当危急发生时,多数支持左派政党的人,已准备打退堂鼓了。对德国工人人格结构仔细分析之后,就可以发现一个原因,来解释这个现象(当然。原因不只这一个而已。)大多数的德国工人的人格形态,都具有服从权力的人格的特性。由于他们有这种人格结构,所以,社会主义之强调个人独立、不强调权威,强调团结,不强调个人遁世隐居,都不是德国工人真正想要的。要激进份子领袖所犯的一个错误是,根据他们的观念受欢迎的程度,来估量他们政党的实力,而忽视了这些观念在工人心目中所实际占的分量。

    相反地,我们对清教教义和加尔文教义所作的分析则显示出,在新教的信徒中,这些观念是有力的力量,因为这些观念对那些信徒的人格结构中,所具有的需要及焦虑,是有吸引力的。换句话说,惟有当观念能解决一个指定社会人格中所表现出的某些特别需要时,这些观念才能成为有力的力量。

    人 7684." >的人格结构,不但可以左右思想和感觉,而且也可以左右人的行为。弗洛伊德的成就,就是指示出这一点,固然他言及此事的理论结构是不正确的。在精神病患者的病例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格结构的主要趋势,决定了他的行为。一个人不能自禁地去数窗户,或人行道上的石块,他的这种行为是深植在强迫性人格中的某种冲动。可是一个正常人的行为,则显然是受理性考虑,及实际需要来决定的。然而,由于有了心理分析学家所提供的新的观察工具,我可以发现,所谓理性行为,也多由人格结构来决定的,在我们讨论工作对现代人所表现的意义时,我们曾举例说明这一点。我们发现,迫切想要不眠不休地工作的欲望,是出于孤独和焦虑,这种不得不去工作的强制性,和其它文化中的对工作的态度,是不相同的,在其它文化中的人,是出于需要才工作的,他们并没有受到额外力量的驱策,而这种额外力量,就是我们的人格结构中所具有的。由于现在的所有正常的人,都几乎具有这种想要工作的冲动性,而且由于如果他们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拼命工作,所以我们很容易地忽略了这种非理性的现象。

    现在,我们要想知道,人格对个人和对社会,有些什么作用?就对个人的作用而言,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人格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人格是与社会人格一致的,那么,他的人格中的一些主要驱策力,可带领着他,依照他的文化的特殊社会环境,做应的演化中,是一项活泼而有效的因素。即或我们不能用心理名词,明白地说明这种人性动态力量的正确性质,但是我们认清它的存在。在人类固有的属性中,我们可以找到人类不可让与的自由权利及幸福权利:人类努力想要生存,想要扩展,想要表达许多潜在能力。

    写到这里,我想要再度指出,本书所采取的心理研究态度,和弗洛伊德所采取的心理研究态度,两者之间的不同。第一个不同之处是,我们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受历史的熏陶的,虽然我们并不否认生理因素的重要性;其次,弗洛伊德的基本原则是把人当做一个实体,一个密封的系统,大自然赋予人若干心理的驱策力。他并且认为人格发展,是对这些驱策力的满足和挫折的反应行为。但是,我们则认为,对人格的基本态度,是对人与世界、他<bdi>藏书网</bdi>人、自然、自己的关系的了解。我们相信,人主要是一个社会动物,并不是像弗洛伊德所主张的,是以己为中心,而为了满足他本能的需要时,才需要别人。我们并且进一步相信。个人的心理学,根本就是社会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对本能欲望的满足或失望。人类本能欲望之得到满足或没得到满足,只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整个问题中的一部分而已,并不是人格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心问题,以此中心而发生的需要和欲望——如爱、恨等——是基本的心理现象。可是弗洛伊德则认为,这些需要与欲望,不过是本能需要之获得满足或未得满足,而产生的次要结果。

    第三个不同之点是,弗洛伊德根据他的本能说,并且根据一项信心,认为人性是邪恶的,于是,他就把一切“完美的”动机,解释成为“卑鄙的”事情的结果。例如他对正义感的解释是,一个孩童对他人产生忌妒的结果。但是,我们却认为,诸如真理、正义、自由这些美好的事情是努力。任何分析,如果不把这些努力当做动态的因素,则将是谬误的推论,这些美好的事情没有形而上的性质,而且以人类生活的环境为根本。我们也必须拿这种态度来分析这些美好的事情,才是正确的。心理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心理学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些美好事情所引起的动机,以及与这些美好事情有关的道德问题,同时,心理学的工作就是使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思考,不再含有非经验的和形而上的因素。

    最后应该一提的不同之处是,不足和有余所产生的心理现象。人类最初的状态是不足的状态,有些迫切的需要,是必须先予以满足的。惟有当这些基本的需要获得满足,并且还剩下时间和精力时,文化才能发展。自由(或自动自发的)的行为永远是有余的现象。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一种关于不足的心理学。他给快乐所下的定义是,由于令人痛苦的紧张被消除了,而产生的满足,在他的系统中,有余的现象——如爱与温柔——实际上是毫无地位的。他不仅疏忽了这个现象,而且对这个现象了解有限。例如,弗洛伊德对性的观察,只看到了心理强制的这个因素,对性满足的观察,也只看到了令人痛苦的紧张和消除。在他的心理学中根本没有注意到,性冲动也是一种有余的现象,性快乐也是一种自动自发的欢愉——其本质并非消极地解除紧张。对于了解文化中的人性基础,一般人所采用的解说原则有以下三种。

    一、“心理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弗洛伊德的思考特点。这种方法认为,文化的现象是产生于心理的因素,而心理的因素则是由本能冲动所产生的,并且,惟有当这些本能冲动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时,这些本能冲动才受到社会的影响。根据这种解说,弗洛伊德派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是肛门情欲的结果,而早期基督教的发展是对父亲幻象的双重矛盾的结果。(参考E.Fromm著“The Dogma of Christ)”

    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根据这种看法,主观的经济利益是文化现象的起因。

    三、“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其代表者是韦伯所作的分析。他认为新的宗教理想对一种新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和一种新的文化精神,是有影响的。虽然他也强调,这种行为并非完全是受教义的决定。

    和这些解释正好完全相反的是,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是产生于社会人格;而且,一个指定社会的存在形式又决定社会人格;在另一方面,主要的人格特征又成为有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创造性的力量又决定社会的演变过程。拿新教和资本主义的问题来说,我曾试图指出,中古社会的瓦解,威胁了中产阶级,这种威胁又导致一种无权力的孤独和怀疑感;而此种心理上的改变是路德和加尔文教义所以能吸引人的原因;同时,这些教义加强了和稳定了人格的改变;而且,这些人格特性又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有创造的力量,于是导致经济与政治的改变。

    至于法西斯主义,也可以用同样的解释原则来说明之。中下阶层对某些经济改变(例如垄断事业之日益强大和战后的通货膨胀),产生了反应,而某些人格特征也随而增强——这些人格特征性包括有: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纳粹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可以引起这些特征的喜欢,一方面也加强了这些特征;于是,新的人格特征变成有效的力量,帮助德国帝国主义的扩张。从以上的两个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某一阶级受到新的经济倾向的威胁时,它便在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对此一威胁产生反应;同时,由此种反应而产生的心理改变,又促进了经济力量的发展,即使这些力量与该阶级的利益是相冲突的。我们发现,经济的、心理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像下面这样地发生作用的:人对改变中的外在环境起了反..应,改变了他本身;同时,这些心理的因素又帮助决定经济与社会演变的过程。经济力量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了解,经济力量不是心理动机,而是客观的条件。观念是有效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观念是根源于一个社会团体的整个人格结构中。尽管经济的、心理的、和观念的力量是互相依赖的,他们仍然拥有某种程度的独立。例如经济的发展要依赖客观的因素(如:自然生产力、技术、地理因素等),但是经济的发展仍然是按照它自己的律则来进行的。心理的力量固然是受外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但是,它也拥有其自己的动态力量。 社会人格是产生于人性对社会组织的动态适应。改变中的社会环境导致社会人格的改变;换言之,就是导致新的需要和焦虑。这些新的需要又引起新的观念,同时使人们接受这些观念。在另一方面,这些新观念又倾向于稳定和加强新的社会人格,和决定人的行为。换言之,社会环境通过人格媒介,影响意识形态的现象,人格并不是消极适应社会环境的结果,而是一种动态适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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