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在玻璃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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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5日，加缪写信给弗朗西娜：“当我回到巴黎时，这里就像以往一样让我烦闷。《现代》杂志发表了萨特和让松的回复，各自有20和30页。就在杂志摆到书店里之前，《观察家》已经发表了其中的某些片断。这件事儿做得干净利落，简直算得上漂亮。至于两封答书，一封不怀好意，另一封可谓愚蠢。除了萨特在一个点上的回应，我提出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回答。可是这50页的答书蓄意对我进行攻击。我被看作警察和喜剧演员，或者别的什么角色，这让我觉得好笑。总的来说，他们长篇大论地论证我的傲慢，正如你看到的，以此作为他们的杀手锏。好多人都对此一哂了之。不管怎么说，这本书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我简直对它产生了怀疑——也对我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和它毕竟太相似了。”同月17日，他又给弗朗西娜写信：“这些日子以来，我几乎是孤独地体验着一些阴郁的、沉睡中的思想。我试图尽我所能地找到出路，就像一个人躺在一张不舒适的床上辗转反侧一样。可这并不容易。我能理解人们对我的书存在着争议。事实上，第一个感到它的可争议之处的人正是我自己，而且是在其本质之处。可是如果有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只能报以沉默，因为一切言论都会被理解为对我自己的辩护。最令人惊讶的是，一种长久被压抑的敌对心理就此爆发了，这证明那些人从未真正成为我的朋友，我感到自己一直在激怒他们，使他们有受创之感。所有那些卑下的自我标榜、那些毫无宽容可言的态度都源自于此。对那些极度粗野的攻击，我无法用其它言语去形容。但我将不会反击，那将是不可能的。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是在这片烂泥地中分清真伪，保持清明的理智，不动怒也不丧失尊严，既不要对有些事情视若罔闻，也不必过于认真俯身周旋。一句话，决裂（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不必心怀怨怼。完成这些姿态并非易事，但我别无选择。不幸的是，我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应对，而精力却已不如以往。这场战斗的唯一的价值，是它终于澄清了以往那些暧昧不清的纷争。那些先生们需要、呼唤甚至强加一种奴役。他们也许将会得到满足，就此沦为奴隶。祝他们健康！”

 对他的一些密友，加缪也会倾诉自己内心的愤怒、苦痛和怀疑。当他回到夫人街时，他向让娜·特拉齐尼谈起了萨特，语气中带着激愤：

 “你想让我做什么呢？让我去揍他么？他太瘦小了！”

 加缪以一种阿尔及利亚的方式向萨特发出了挑衅。连小报都在报道什么“存在主义者的内讧”、“萨特反对加缪”，此类街头物议倒让《现代》杂志销量大增。

 “这真让人受够了。我将就此停止争论，免得又给他们打什么广告。”加缪这样对路过巴黎的于尔班·波尔热说。

 加缪有一种遭到不公正对待的感受：人们扭曲了他的思想。他完全信任于尔班·波尔热，因为他与巴黎的圈子没有联系。面对这个局外人，加缪在思索自己在这场事件中是否占理。每次分裂都会给他带来一波接一波的痛苦，这在他身上已经成为定律。而萨特则不然，此人心如铁石，在决裂之后从不会表达遗憾之意。就在他快乐地、轻佻而悠闲地陶醉于自己的智性天赋，还带着一点儿骄傲时，加缪却在不停地反思自己的才能，质疑自己的论辩是否经得起考验。加缪和萨特两人的关系就这样以兄弟阋于墙的方式告终，或者说，标志着一场爱情的结束。说这句话的是罗贝尔·伽利马，他是少有的几个熟知并且同时欣赏萨特和加缪的人之一。在这个时代，罗贝尔觉得自己在理念上更接近萨特，但在感情上却与加缪亲近。

 加缪的其他朋友们可不像罗贝尔·伽利马这样不偏不倚。安德烈·贝尼舒和于尔班·波尔热一样都不属于巴黎文坛圈子。这个向来肯仗义执言的人总是关注着此事。贝尼舒是职业哲学家费迪南·阿尔吉埃的朋友，本人亦曾研修哲学，并曾指导加缪阅读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他并不站在萨特一边，但却向加缪直言，尽管他可以理解后者的立场，但却并不喜欢 href='9806/im'>《反抗者》一书，对它的写作技巧尤其感到失望。一个人不赞同朋友的著作，在其出版后立即直率地表达这种不赞同，这种事情并不常见。让·达尼埃尔此时的确有理由相信，萨特在这盘棋局中已经占了先手。

 忠诚的弗朗西娜和玛丽亚试图让加缪忘掉这场论争。加缪很少对“独一无二的她”提到这些事情。他来到沃吉拉尔街她的住处，不戴领带，神情阴郁，眼中含泪，仿佛刚刚经历了幽闭恐惧症的折磨。玛丽亚对他说，有些事情不必过于认真，可他做不到这点。在伽利马出版社，许多人都在暗自冷笑：这些大作家们终于从圣殿上走下，当众相互攻击，这倒是一幕供人消遣的好戏，《现代》杂志的那些文章也真是精彩纷呈！在左派一边，人们为萨特的文章给出18分的好成绩，而对加缪，则公正地给了个不高不低的分数。在萨特回书发表的第二天，加缪就在出版社的各个办公室里奔走以寻求支持，可响应者寥寥无几。加斯东好像对此有些心烦。他早已习惯了自己经手的那些大作家们之间的争吵，此时何不乐得作壁上观。克洛德，他的儿子，也对此感到好笑，因为这件事让加缪的朋友米歇尔心烦意乱。克洛德和米歇尔之间关系紧张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就连罗贝尔也想袖手旁观，他简单地告诉加缪：我，在伽利马出版社是萨特的编辑。我知道在这场论辩中您想找人表明立场，这和您的处境有关。“让我们都保持尊严吧，别再谈论这件事了。”加缪回答道。此时他是一个分裂的人。他因脱离了萨特的支持者和研究者的包围而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他显得是一个自尊心、骄傲心和友谊都被伤害了的孤儿。

 布里斯·巴兰表达了他对加缪的同情和理解。布里斯维尔、吉尤和夏尔这些无条件的支持者星散飘零，并不都聚集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波朗用一些小纸条表达了他对加缪的支持，条子上最后的结束语正是后者所需要的：“满怀热忱。”《反抗者》引起的争论。卡特林娜和让·加缪的捐赠。">加缪向不同的人提出同一个问题：萨特究竟是否有理？波朗试图把他重新引回到一种有分寸的现实感中——毕竟，论争不过是巴黎的一个茶杯里的风暴罢了。他强调了事件中被夸大了的、戏剧性的和过于琐碎的一面。加缪表达了自己的谢意：“自从我成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您）所谓的作家以来，我的同行们时时刻刻都令我吃惊。有时，这种惊讶的确源于我的敬意。今天却并非如此。不过，我总能察觉到自己的不足。”

 很多人并不关注这场思想论争的本质，他们感到高兴的只是，加缪终于遭遇了失败。 href='1929/im'>《局外人》、 href='1485/im'>《鼠疫》和 href='9814/im'>《卡利古拉》的作者，庄严而自豪的《战斗报》歌手过于成功了。迄今为止无懈可击的生涯助长了他的傲气，应该到此为止了！以前，在伽利马出版社，加缪总是春风得意，在走廊里闲庭信步，而眼下他已是神色黯然、寡言少语，前所未有地显现出他受伤的、带着悲苦的骄傲。萨特总是对罗贝尔·伽利马说：“加缪习惯于攻击我。”可这些日子，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他，萨特，狠狠打击了加缪！这对萨特来说是段小插曲，对加缪来说却是人生的大戏。

 从出版社出来，他往往会遇到萨特真实的或者他想象的支持者，他总是避开圣日尔曼大街热闹的公众场所——别忘了那还是咖啡馆的黄金时代。他也总是在蒙帕纳斯避开圆顶酒吧等萨特喜欢光顾的地方。对加缪来说，每一个熟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敌手。在他的“家庭”即非共产主义左翼阵营里，他沦为了不可接触的贱民，感到自己受到众人的围攻。加缪对此非常悲伤。他在人前变得越来越封闭，并且再一次回到论争的主题上来：“对 href='9806/im'>《反抗者》的攻击就像铺天盖地的粉虫一样。我在利特雷词典上读到这个词的定义：1．喜欢愚昧无知状态的人，2．一种鞘翅目昆虫，其幼虫生活在粉尘中。人们也管这些虫子叫蟑螂。真是好笑。”他又说道：“巴黎就像丛林莽野，小老百姓就是其间的猛兽。”他难以遏制的怨愤在下面的言辞中表露无遗：“这些革命精神的新贵、暴发户、道德正义上的伪善者。萨特，其人其心，都不是什么至诚君子。”

 加缪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或之后，被极权主义和独裁者所吸引？左派和右派的作家们都接受了警察国家的极端行为。萨特本人并非斯大林分子，但到头来他让斯大林主义在他身上占了上风。加缪写道：“《现代》杂志引起的风波可用卑劣一词来形容。他们唯一的借口是在这个可怕的时代不得不如此。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最终驱使他们向往奴役。他们曾经梦想通过一条堂堂正正的大道，带着清醒的意识走向奴役。但是通往奴役之路并非大道，那里只有欺骗、侮辱、对兄弟的告发。一句话，那里弥漫了犹大告发耶稣所获的30个银币的气味。”加缪特意写下了“兄弟”一词。

 他在思考为回应萨特和让松的批评而写第二篇文章。可这篇构想中的长文将要发表在某份杂志上吗？哪份杂志适合呢？答案是哪一份也不适合。左派的刊物现在对他表现出敌意。《圆桌》和《巴黎周刊》倒是能够接受他的稿件，但加缪本人不愿和右派有过多的牵扯。自己印刷小册子怎么样？在致主编先生的信中，他已经显示出他仍然具有讥讽的才能，就像《共和晚报》时代一样。他写了20来页的东西，却并未付梓。他把《捍卫〈反抗者〉》的手稿放在了抽屉里。他写这篇文章时预设的读者对象是他自己，而不是一个可能的公众群体，他的调子是严肃的：“在每一部作品的源头，都能找到一种深沉的、简单的、被长久回味的情绪，即便不足以证明作品的价值，也可以解释它。至于我自己，在40年代，如果我不是面对着我无法理解其价值观和行为的人群，那么我是不会写 href='9806/im'>《反抗者》的。简单地说，我无法理解，人竟然可以折磨另一些人，而且还不停地注视着受害者……”加缪从来不用影射的方式谈论他曾短期加入共产党的那段历史，他谈论的是自己对两种社会，即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他看来二者都是剥削性的。他再次重复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持，靠的不再是那些业已消失的德行，而是革命社会大规模罪行的反衬。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有必要针对那声称能解放劳动者的唯一的工具进行一种有理性的批判，以便让这种解放不沦为长期的、令人绝望的蒙蔽。”

 在《现代》杂志发表的那篇回书中，萨特带着一种蔑视性的残忍讥讽加缪的“节制”。对此加缪反唇相讥道：“我想自己可以写‘节制’这个字眼。其实，我本也可以写什么‘对抗’、‘肉搏’，好符合我们这个文学圈子里随处可见的对战斗业绩的渴望。”这样的渴望当然不是天狼星上掉下来的，也并非一味沉浸在文学的永恒性中，因为现实就是如此：越南人的确正在反抗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人们的确对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忧心忡忡。然而加缪继续写道：“我更喜欢‘正义’一词，在古希腊人的古典用法中，它就是‘节制’的同义词。是的，反抗就是革命的节制，反之亦然。”节制的对立面也是如此定义的，在这一点上加缪的说法显得不那么清晰：“我称之为无节制的，是指一种盲目地越过了边界的灵魂运动，在边界的另一侧，原本相反、对立之物转变为一种狂热的、普遍的赞同情绪，这方面的卑下的、残酷的例子正在我们眼前层出不穷。”这篇文章反映了加缪的失望情绪： href='9806/im'>《反抗者》提出的既不是一种成形的道德，也非教义，它只是肯定某种道德是可能的，且代价高昂。在这篇文章而不是在 href='9806/im'>《反抗者》中，备感苦涩的加缪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艺术家坐而论道的时代结束了。”这是不是又在影射萨特6年前在法兰西喜剧院的座椅上“坐而论道”呢？“艺术家常常自以为是孤独的，然而他并不能真的独善其身，人们经常带着卑鄙无耻的快乐向他发出喊叫。”这是个气氛败坏的时代，但艺术家必须镇定自若：“也许，每个人感到孤独，这一悲剧的根源有时正在于他无法真正地孤独。不可否认，有一些时刻，即便只是短短的瞬间，人渴望和外面的人群脱离开来。”在浪潮的低谷里，加缪带着同样的厌恶把某些巴黎人看成这样的“外面的人群”：“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归根到底，我们需要他人，更甚于他人需要我们。”他总是不停地追问那些昔日的友人、今日公开的敌手的动机：“每一个对手，不管他是多么令人厌恶，都是内在于我们自己，让我们力图消泯的一种声音；但我们必须倾听他们，以便改正、调整，或是重新肯定某些我们能以同样的方式瞥见的真理。”加缪的内心是悲伤的，但他随时准备作出反应，并以这句话作为全文的结语：“没有什么是无用的。”拥有读者和购买者，这是让人理解自己的方式吗？

 在夏尔看来， href='9806/im'>《反抗者》是加缪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吉尤是加缪热忱的支持者，提出了他的建议：“你告诉我你不工作……几乎只有在耐心中才能找到药方……不要太僵硬，至少最好不要如此。”皮埃尔·布瓦德伏尔建议加缪和雷蒙·阿隆一起在法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中心参加一场辩论，由蒂埃尔·莫尼埃代表右派，克洛德·布尔代和让-玛丽·多梅纳克代表左派。加缪拒绝了这一建议：“这件事情还处在新闻热点的阶段……此后，我就此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以一种事先就令我反感的方式被使用……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无法再以一种文质彬彬的语调讲话。如果有人把我看作一个永远保持风度，可以随意侮辱的人，那他一定是弄错了。我认为我在《现代》杂志的反对者们是没有信誉可言的，如果一定要我谈论这件事情，那么我将不得不声明这一点。”

 1952年11月6日，莫里亚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几天以后，夏尔-安德烈·于连发表了《前进中的北非》。书中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的觉醒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的独立愿望。该书并没有深入剖析政治问题，但很快已成为大学里的一本经典读物。12月，弗朗索瓦·菲吉托在巴黎出版了《人民民主的历史》，这说明，如果愿意，人们大可把这个话题引入到共产主义世界内部。

 一些朋友以及弗朗西娜和玛丽亚等人都建议加缪不要再继续这场论辨。加缪回答他的妻子说：“我想你们都有道理。但我宁肯顺其自然。我不知道我为何希望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捍卫我的生命。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其他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无论做什么都行。我已经受够了。我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保持沉默，塞住耳朵，埋头工作……”

 12月，在回故乡探视了母亲之后，加缪发现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阿尔及利亚。他在首先发现阿尔及利亚油田的地理学家安德烈·罗斯费尔德的陪同下访问了南方。“昨天晚上我从南方回来，被一路川流不息的车辆弄得昏头昏脑，但满脑子都是这些天的所见所闻。这些日子里清净的独处让我很舒服。今天早晨我看见了自己的邮件，烦恼又开始了。”

 1953年1月，他从阿尔及利亚回到法国，“精神焕发，内心宁静”。“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让我找回了自我。”在此番修整之后，他对对手的精神状况作了一番评论：“我不再相信萨特的诚实。此刻我说话很平静，但我已经了解（和他的朋友们一样）他是个善于撒谎和歪曲事实的人。”

 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他收到了大量的邮件。来信者中有名人也有普通人，言辞或纯朴或巧妙。一位名叫约瑟夫·查普斯基的波兰画家——此人也是作家，写过关于苏联集中营的书——来信说：“在爆发对您的集中攻击之后，我立刻就想告诉您为什么我爱您，还想告诉您，您的朋友比您想象的更多。”加缪立刻想去参观查普斯基的画展。这不是一位现代艺术家，然而加缪表示：“您不在我们称之为‘运动’的思潮内部，这一点并不重要。这种运动如今已陷入停滞。”加缪继续倾吐心声，笔下时见怨愤：“如果说‘左派’一词如今已经失去了意义，那是因为左派知识分子——您可以通过《现代》杂志的例子看出这一点——已经选择成为自由的掘墓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必须面对面地和他们斗争，揭去蒙在他们身上神圣的面纱。”

 1952年12月12日到19日，萨特前往维也纳出席保卫和平大会，此前刚刚发生了处决捷克共产党领导人斯兰斯基和克莱门蒂斯的事件。这位哲学家-作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艘“装甲舰”伊利亚·爱伦堡和巴布罗·聂鲁达一起，成为大会的风云人物。对萨特来说，有三件事情“重新给了他希望”，即1936年的人民阵线、1944年的法国解放和这次大会！在维也纳，他又一次提出了“镜子理论”：“世界被分为两半，每一半都畏惧对方……在这样的视野中，人本身被抽象化了。每个人都是他者，即可能的敌人，人们互相不信任。”对这个强劲的大脑来说真理当然是自明的：“这次大会的创新和值得钦佩的地方，在于它使人团结起来。”在这个献祭仪式上，萨特为了宣示他将和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和共产主义本身的话）同行，特意撤回了正在维也纳上演的《脏手》。以此方式，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曾经多多少少反对过共产党。加缪就此评论道：“在此平常的时刻前往维也纳，就意味着投身冷战。在11个有犹太人背景的受难者被绞死的时刻前往，又有何道德可言。我们所面临的场面正如典型的教士们背叛的场面，而且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右派分子是如何被希特勒的力量所吸引的，我们的左派就是如何屈从于被‘有效性’一词装饰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加缪特意指出，在斯大林死前3个月，苏联当局“发现”了一个犹太医生的“阴谋”，即所谓“白大褂事件”，并由此发起了一场反犹运动。自我祭献的狂热席卷整个所谓的人民民主国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格奥尔格·德尔丁格以间谍罪被捕。在整个东方阵营，人们一刻不停地玩着“零和游戏”。加缪写道：“对我来说，右派一直是压迫和蒙昧主义的同义词。”而现在，他竟敢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共产主义比右派还坏，它“统治了东欧，还有我们那些想寻找家园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唯一的、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仔细区分好的和坏的集中营，还有好的和坏的反犹主义。这简直让人恶心。”带着乐观的情绪，加缪对长远的未来作出了预言：“我敢肯定，这样的混淆决不会长久。”

 与萨特的争论也在加缪的笔记里留下了许多痕迹：“任自己被文人或者党的走狗侮辱却一言不发，这倒是个体面的营生！在其它那些据说可耻的年代，人们受了欺凌至少还有要求决斗的权利。决斗当然是蠢事，可它至少能让侮辱者不那么好受。”加缪忍受这场争辩已经很长时间了。他认为必须说明，他本人即便不是萨特的朋友，也曾经是一个伙伴，而后者则从不把他引为同类。他确信萨特从未对他产生过真正的影响。还在他们没有散伙的时候他就这样说过，如今两人决裂了，他再次重复了这一点。在面对一位美国大学学者拿破仑·特朗布莱时，加缪表示：“我不是，也从来不是存在主义者。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今天特有的理论基础是，人没有本性，但人在是‘某物’之前已经先行存在。”加缪也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但这一点并未使其成为萨特主义者，而仅仅把他定义为非基督徒，这只是他许多身份中的一个。他表述了这样一个悖论：“我们不得不成为自由的，尽管没有人强迫我们自由。”另一个悖论是：“‘所有人都必须为他自己的命运负责，没有人值得去怜悯，但构成人类大多数的穷人是个例外。’这样一个光辉的逻辑在我看来能够使人们接受任何形式的奴役。它的现实后果已经产生了。今天的存在主义者成了警察国家慷慨的律师。”萨特的政治蠢行不计其数，但加缪有时却陷入一种绝对的善恶二元论，尽管这种理论不是没有依据的。他在笔记中反复思索存在主义：“根据我们那些存在主义者的意见，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存在的状况负责。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他们那群有攻击欲的老人中早已丝毫不见同情心。然而他们又声称自己在为反抗社会的不公正而斗争。也就是说，还有一些人不能为自己的存在负责，就像不幸的人之所以不幸并非他们的错误一样。残疾人、丑陋的人、性格有缺陷的人，皆是如此。结论？同情心又回来了，不是吗？”此前加缪在他的笔记中还从来没有就存在主义者发表这么多的看法：“存在主义。当他们自责时，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为了更强烈地指责他人。”他用“忏悔的法官”一语来概括形容那些人对他的侮辱。他同样也指出，他在文学上从未受到萨特的影响。

 加缪的声名已是如此显赫，在他生前已经有许多人想为他立传。罗歇·吉里约取得了他的信任，并给他送来研究提纲的手稿，题为《大海和监狱》。据加缪说，这份提纲“如此完备而又谨慎，我们可以期待它的完成”，但“我……去掉了和萨特有关的参考，理由很简单，不同于您引用过的马尔罗，他的书从来没有影响过我。”对他来说， href='9806/im'>《反抗者》是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一本有反响的书，它给我招来的敌人多于友人（至少敌人发出的声音比朋友更大）。我和常人一样，并不希望自己有敌人。然而，如果时间流转，我仍旧会照原样写出这本书。在我的作品里，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本。”

 尽管和弗朗西娜的关系紧张，1953的开局仍然是不错的。马梅纳从伦敦给加缪寄来了一件巴宝莉牌雨衣，他穿上以后颇有汉弗莱·博加特的风度。“衣服上这些口袋、纽扣和皮带满足了我最为古老的乡愁……我有一副十分‘粗犷’的外表，你知道的，这是我心中最理想的存在方式。”他产生了外出旅行的想法：“这是让那些她们邂逅了正在日内瓦与越南人、苏联人和中国人谈判的内阁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加缪此时在洛桑，他感到身体极度疲倦，出现了浮肿的迹象。勒芒医生告诉他，他的呼吸系统功能已经十分衰弱。从迪沃纳传来的主要是好消息，只是克里丝蒂安娜告诉他，医生对弗朗西娜的健康的看法有些“小小的反复”。克里丝蒂安娜仍然在夜间照料弗朗西娜。

 加缪更多地负责照料孩子们，还要求他们给长辈们写信。这也是孩子们很高兴做的事情。女孩的信写得比男孩更简短。让·加缪这样给让娜·波尔热写道：“我很想你。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卡特林娜的咽喉炎刚好，其实，那是她的牙在疼……我差不多每天都去钓鱼，我还抓到了十几条鲦鱼呢。”

 接下来便是写信人照例的亲吻。卡特林娜在假期里比她的兄弟更喜欢钻树林，她补充说：“深深地亲所有的人。”加缪为他的这一对双胞胎感到自豪，让的音乐天赋尤其让他骄傲。

 马梅纳因患结核病不幸去世了。对伤感不已的加缪来说，她代表了一种人性的成就，集智慧和和勇气于一身，能宽容地接受他的一切。8月，加缪几乎确信，弗朗西娜已经渡过了最艰险的难关。或许是为了自我辩护，或许还带有自私的情结，他觉得自己无法再继续支持妻子：“弗朗西娜的情况好得多了。我希望秋天来临的时候一切都可以结束。必须是这样，因为我现在已经非常疲惫，无法再帮助她什么了。”弗朗西娜乘火车返回巴黎，克里丝蒂安娜一路陪伴着她。

 “不用老跟着我，”弗朗西娜说道，“我不会自杀的。”

 9月，她在格拉斯小住了一阵子，随即返回了夫人街。加缪此时又改变了主意，想继续和她一起生活。他拒绝了朋友们的邀请，因为“我想每顿饭都在家里吃”。上一年里，加缪以自己和萨特的不和为借口，回避了和许多人的接触。此时他几乎不见外人，专心致志地和弗朗西娜待在一起。

 费尔南德·弗尔在巴黎住了下来。弗尔一家人现在都要求加缪离开夫人街，而他们并没有征求弗朗西娜本人的意见。通常，加缪都是亲自作出真正重要的决定，但这个重要的离开——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希望的——却是从外部强加给他的。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想法：弗朗西娜的病情不是短期内能够痊愈的。人们就这个问题咨询了临床医生和其他一些专家，例如《世界报》的专栏编辑罗戈尔教授、作家和院士德雷教授，特别是贝尔塔尼教授的意见。所有的人都认为，弗朗西娜的问题主要是神经官能症而非精神病。弗朗西娜经受着可怕的折磨。在那个时代，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是十分有限的，仅有的药与其说能够发挥真正的治疗作用，不如说只是一些镇静剂。加缪一度想过求助于精神分析治疗法，但不久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11月，加缪抱怨说写作对他变得越来越艰难。他告诉让娜·波尔热：“我觉得自己的精力被耗干了，就像掉在吸墨纸上的墨水一样。弗朗西娜的状况和您上次看到的差不多，有一点儿好转，因为她已经开始照看孩子，情绪不错的时候也更多了。一个月以前，她就该接受一种治疗，这几天还得接受另外一种综合疗法。如果采取这些措施之后，弗朗西娜还是走不出她潜伏的抑郁，就只能听天由命，让时间去解决一切了。您知道，时间总是有耐心的。”弗朗西娜还要再接受23次电休克治疗，结果，一听到“电休克”这个词，她就惊惧不安。这种疗法会引发某种癫痫的症状。在那个时代，人们为了减轻电击的痛苦，把它的影响控制在神经系统内部而不损伤肌肉，通常会使用箭毒。在麻醉状态下进行电击是后来才出现的方法。由于缺乏真正有效的抗抑郁药物，电击的作用不过是减轻病人的苦痛，漫长的抑郁症本身并不能得到治愈。人们也并不清楚，因为什么机理电击疗法会有一些疗效。加缪承认，治疗的任务眼下是“第一位的”。作为艺术家，此时的加缪陷入了瘫痪状态，但作为一个人，他却昂首挺立。他坦承自己的癖性：“我一向是狂热追逐幸福的。”每个人都承担着自己的一份不幸，但重要的是体会存在本身的幸福。波尔热一家人最为加缪所欣赏的品质，就是他们“生活的力量，幸福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经受得起任何风暴。<dfn>..</dfn>

 弗朗西娜的症状虽有所减轻，但依然痛苦。加缪带着同情心和她一起分担。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法国，他都在寻找能够对妻子有用的药物，并不断寻求勒芒大夫的帮助。有时，自责的他更能理解弗朗西娜。对后者的病，他本来可以置身事外，可她毕竟在他身边。有时加缪简单地记录下了自己的反应。他和一位专家有过交谈，“在他看来，照看弗朗西娜的责任使我生活在‘一个玻璃球中’。他的建议是，我得享有更多的自由，为自己多考虑一些。这倒是个绝妙的药方，而且，显然还是最容易服用的药方。”

 加缪本人也终于病倒了，他告诉克里丝蒂安娜：

 “勒芒大夫对我说，我的感冒症状是结核病的先兆。我得服用一些抗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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