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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因而刻意表演的,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意图,至少这种意图,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也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而且,往往不经意间,也会流露出他的真实想法或者意图。毕竟,写日记不是在作案,非得花大心思掩盖痕迹。所以,只要研究者有心找,还是能找到些真东西的。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在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如果不是积极参与的话,至少也不会反对。而前者,正相反。即使不反对运动,运动也应该不会在他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人们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这四位教授的教授,总能联想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还没那么大的名气,正在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都相当关心,而且往往对国内政府不满。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奋过一次。此番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也更高。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的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u></u>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运动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他写道:

    <small>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span class="" data-note="《吴宓日记》(二),第65—6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span></small>

    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发挥说:

    <small>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span class="" data-note="《吴宓日记》(二),第144页。"></span></small>

    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

    <small>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制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span class="" data-note="《吴宓日记》(二),第154页。"></span></small>

    这番“热闹”指什么,结合上下文,以及当时的情景,应该是就是指五四,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small>〔1919年12月30日〕</small>,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small>〔1920年2月12日〕</small>,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骂得刻毒,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大有恨这些新文化人不死的感觉。<span class="" data-note="《吴宓日记》(二),第129、149页。"></span>当然,我相信,吴宓的恨,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他的确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自己的家也就完了。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small>〔1920年4月19日〕</small>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脑袋里总是有这种可怕的念头。<span class="" data-note="《吴宓日记》(二),第154页。"></span><u></u>

    从表面上看,吴宓的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帮儿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要死要活的冬烘的国粹派老朽,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的,他们一般都是想法让别人自杀。而吴宓辈的牢骚,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他当时生活在美国,而且是在美国的大学里,一个思想和生活都比较前卫的地方。大约是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在中国人看来,太多离婚通奸、寻妓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吴宓,却什么都不敢做,畏惧去做。若干年中,吴宓“不得与女人相见,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因此日思夜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small>〔1920年4月19日〕</small>实际上,可怜的吴宓是有点感到性压抑了,外界的刺激越大,他的压抑就越重。由压抑转为愤怒,转为反感,转为保守,进而上升为“主张”,激愤的骂街,也就来了。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却发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可以理直气壮。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现状,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span class="" data-note="《吴宓日记》(二),第154、155页。"></span><q></q>

    胡景翼是个粗通文化的武人,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前夕,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后来被诱骗入狱,被软禁在西安。

    按加拿大学者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不例外。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但他攻击徐树铮,却抓住一点,所谓徐的不孝,说是徐母死了,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small>〔1919年4月21日〕</small>,<span class="" data-note="《胡景翼日记》,第15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span>还崇拜关公,推崇清儒李二曲、傅青主。只是,这个传统主义者,对时事却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过蔡的 href='1561/im'>《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small>〔1919年3月26日〕</small>。<span class="" data-note="《胡景翼日记》,第136页。"></span>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显然,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对于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相当不以为然。

    然而,虽然他对我们后人所说的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本身,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的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按外交失败则责备交涉者的惯例,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同时,他又相当明白地指出,外交的失败,根子在段祺瑞身上,“老段等逞于私忿,意气用事,遂不惜饮鸩止渴,倒行逆拖<small>〔施〕</small>,滥借外债,自残同胞,以至国家成如此现象,令人生忿”。<span class="" data-note="《胡景翼日记》,第173—174页。"></span>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发展,到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内阁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

    <small>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small>

    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small>〔1919年6月17日〕</small>。<span class="" data-note="《胡景翼日记》,第184—185页。"></span>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之际,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一般的人物了<small>〔1920年7月3日〕</small>。<span class="" data-note="《胡景翼日记》,第292页。"></span>而到了6月28日,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small>〔其实不确〕</small>,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small>〔胡自称——笔者注〕</small>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进一步,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span class="" data-note="《胡景翼日记》,第192—193页。"></span><u>.</u>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small>〔1919年10月15日〕</small>。<span class="" data-note="《胡景翼日记》,第237页。"></span>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近似于现在人很不屑的下跪磕头请愿之举。<span class="" data-note="《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862—86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span>

    耐人寻味的是,运动过后,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连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书看完,感觉“其中无予不能解者”<small>〔1920年4月13日〕</small>。<span class="" data-note="《胡景翼日记》,第275页。"></span>自负之中,带有了某种认同。显然,政治的意向,已经悄然影响到了他们的文化观念。

    在那个时代的一批杰出的学人中,不仅有热心学理输入的西化派,也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样留学欧美,却往往同途而异归。爱写日记,爱发牢骚的吴宓,暴露他的想法,其他人嘴上不说,心里有数。吴宓在日记中多次提及陈寅恪,说他们在美国的交往,如何投缘。对他们来说,五四新文化,即使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他们喜欢的东西。至于脑后一直留着辫子的王国维先生,不仅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而且对于社会运动,更是感到十分恐惧。<span class="" data-note="罗继祖:《鲁诗堂谈往录》所引王国维书札,见该书第274—27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span>他们的学术成就是一回事,但文化态度是又一回事。基于文化态度和立场,他们不可能对五四这样的运动抱有好感。相对而言,胡景翼是个军阀,但政治上却亲近民族主义,因而对五四爱国青年天然抱有好感。对皖系的不满,固然有利益之争的成分,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出于<u>藏书网</u>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基于正义的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其实,吴宓、陈寅恪这样的人,未必会对皖系政府有什么好感,但出于文化观上的对五四新青年的不喜, 8fde." >连带着对反政府的行为,也有了反感。反过来,吴佩孚、胡景翼这样的军人,其思想基础,肯定是传统的,但在民族主义方面,却很容易跟五四青年走到一起,尤其是在跟皖系发生利益的激烈冲突之际,对“卖国政府”的义愤,很容易使两种性质的民族主义,在爱国的旗帜下汇成一条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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