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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近代史者,一般人们都把1916年到1920年视为皖系统治时期。一个简单的分法,北洋军阀几个大头各占四年:袁世凯四年<small>〔1912—1916〕</small>;段祺瑞四年<small>〔1916—1920〕</small>;曹锟、吴佩孚四年<small>〔1920—1924〕</small>;张作霖四年<small>〔1924—1928〕</small>。不过,严格地说,1916年在袁世凯死后上台执政的段祺瑞,至少在最初代表的并不是一个皖系,而是整个北洋系。即使在北洋内部,也大多这样认为。当时的北洋系,虽然已经存在内部的派系,但尚未明显分化。段祺瑞原本就是袁世凯麾下的第一号北洋人物,而且没有参与洪宪帝制,据说还颇有微词,此时上台执政,不仅北洋系一致拥戴,就连西南方面也表示认可,甚至原来属于国民党系统的一部分人也表示可以接受段祺瑞。

    当然,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除了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政治上没有野心,也没有多大作为之外,段、冯二位,在袁世凯还活着的时候,已经开始形成各自的小圈子。靠近段的,人称皖<mark></mark>系,靠近冯的,人称直系。这种事,在中国政坛,从来难以避免,有皇帝在的时候,无论怎样打击朋党,朋党都存在,更何况没有皇帝了。但是,虽然直皖这样的分际有了,彼此之间,却绝非视同水火,泾渭分明。跟过去的朋党一样,说是这个党那个党,但界限并不清晰。北洋系的将领,虽说在一部分人出现了跟冯走得近一点还是跟段更亲昵的分别,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并没有这样的分别,跟两边的关系还都可以。像曹锟这样人,虽说籍贯上为“直”保定人,但在段祺瑞秉政之初,在冯、段之间,却没有明确的归向,很难说他到底是属于直系还是皖系。至少在他派吴佩孚进入湖南,一口气为段祺瑞打到衡阳之前,没有这样的归向。显然,曹锟虽然有傻子之名,却并非有命令就服从的“傻子”。

    真正作为一个庞大的军政体系的皖系,实际上是安福国会成立之后的事情。这期间,完成这个过程,要经过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和安福国会选举三件大事。

    所谓府院之争,就是总统府和国务院之争,也就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争。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是临时约法规定的民元体制,介于法国的半总统制和议会责任内阁制之间,一种相对权力关系比较模糊的制度形式。这种仓促形成的制度,本是当年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之际,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而安排的权益之计。这种体制在袁世凯当家的时候,已经被实际上改成了总统独裁制,无论是总理还是后来不伦不类的国务卿,都是挂名的。段祺瑞之所以同意回归<bdi>藏书网</bdi>临时约法的体制,首先是出于反袁势力的压力,这个压力让老袁众叛亲离,老命不保,继任的他,不打算继承袁世凯的负资产,因此只有改弦更张,回到民元体制,大家都能接受。其次,也因为他对民元体制的看法,并不认为那是半总统制,而只当它是责任内阁制,在责任内阁制下,总理实权在握,而总统只是一个幌子。借此抬出向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做总统,并不耽误他对实权的掌控。尽管让一向为他看不起的黎元洪摆在他的上面论在清朝的资历,黎元洪远不如他,他当军长的时候,黎元洪才是一个小旅长,但在实权和虚名之间,他还是选择前者。其三,向民元体制回归,也是对前阶段袁世凯作为的一种修补,段祺瑞虽然是个武人,但当时对西方代议制的迷信,却是一种大趋势,段祺瑞也不能例外,也幻想着可以通过这种制度的正经运作,获得成效,改变中国的面貌。

    然而,遗憾的是,真的操作起来,段祺瑞发现事情完全变了味。在他眼里的责任内阁制,到了总统府那里,则是半总统制。身为国务院的秘书长小徐树铮,视总统为盖章机器,“指挥黎氏画诺”。<span class="" data-note="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975页。"></span>虽说跋扈了一点,但如果真的是责任内阁体制,倒也不太离谱。但总统府方面却受不了,性子柔和的老官僚张国淦做总统府秘书长时,还能勉强维持“和局”,换了出身报界的参议员丁世峄,双方立即剑拔弩张,斗了起来。双方的秘书长各自草拟有关府院权限的条例,骨子里无非是责任内阁制和半总统制的制度分歧。按道理,这个从临时约法就留下来的问题,本可以通过议会加以解决。但是当时的议会,并没有这种制度上的自觉,刚从帝制结构中走出的议员们,做了民意代表,却只当是在做官。当时之世,不唯握有实权的武人不明白在代议制下的本分是什么,就是民意代表,也是如此。大家对权力纷争有兴致,但于制度建设却无心情。

    不张罗修改制度,在当时的情形下,因府院之争,议会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只是议会的参与,却更多的是意气之争,帮同吵架。这种参与,使得府院之争更趋复杂化。开始的时候,部分议员很热衷于左袒右袒,居中取势,经常把在议会中的表现,作为进入行政部门做官的契机。在当时,人们还是按照清朝的旧习惯,认为做官才是正经事,所以,借机弄个一官半职,才是议员们真正的追求。但议员做了官之后,非但不会使国会和内阁关系改善,而且往往会因权力斗争牵扯两边的关系,使关系更加恶化。自从前国民党系统的议员领袖孙洪伊入阁,做了内务部长,并跟小徐以及段祺瑞发生激烈的权力之争以后,段祺瑞跟国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起来。

    当时的中国政局便是如此奇怪,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合法权力,一方面是实权在握的武人团体,两下两层皮。两层皮,哪个都有实在的意义。代议制有来自西方成功经验的制度迷信的支持,而这个迷信的背后,则是风靡一时的进化论思维,这是近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却是那些枪杆子在手的军阀,只有他们才具有操纵政局的实力。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虽然强大,但它还是形而上的,真正操作层面的工具价值,还是中国传统的阴谋权术。段祺瑞发现,每当他乐意遵守代议制的规矩时,办事无不障碍重重,什么也办不成,当他玩弄权术,操纵军人干政的时候,反倒要顺利得多。

    只是这仅限于日常事务,到了重大决策的关头,“徒恃法律上名义建立于北洋派之上”的总统,<span class="" data-note="张国淦语,见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0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span>依靠国会的配合,还是能给北洋派领袖段祺瑞造成巨大的麻烦。最明显的事件,发生在对德宣战问题上。

    时间进入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将近4年,交战双方德奥同盟和英法协约两大集团,像两个缠斗已久的巨人,已经精疲力竭。似乎这个时候,外面只要来一个人,手指一捅,一方就会倒下。当时的世界,有这个力量的国家,只有日本和美国,日本不乐劳师远征,更喜欢呆在家里卖军火。最后解决问题,眼见得只有靠美国。跟英国血浓于水的美国,如果参战,选择帮谁,不问可知。但是,已经加入协约国的日本,和即将加入协约国的美国,却都特别想把中国拉进来,让中国给他们出兵,出劳力。但是两家又各有怀抱,都想让中国走自己的路线参战。显然,它们着眼的,不止是参战本身,还有战后在远东的势力份额。

    显然,日本人下的功夫比美国人大得多。自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内阁上台以来,作为寺内的私人代表西原的说项,段祺瑞政府对日本好感大增,西原的第三次来华,主要目的就是游说中国走日本路线参战。终于,在日本的利诱下,1917年初,中国接受日本参战援助,走日本路线参加欧战。切实行动,把身子靠在了日本人身上。当然,这也埋下了日后美日在五四运动前后暗中较劲的伏笔。

    然而,就当时而言,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国内一向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押宝似的选择一方参战,然后搭便车提高中国国家的地位。段祺瑞和一些亲英美派的政客,就是这种意见,只是段祺瑞和这些政客选择的路线不一样。另一种是两边都不得罪,保持中立。由于英法在中国势力比较大,因此可以选择稍微偏向英法协约一方,比如跟德国断交,但不参战,留有余地,万一德奥同盟胜利,也可以免于尴尬。由于中国在政治和军事现代化过程中,德国一直是样板之一,军人崇德者不在少数,徐树铮就是一个。所以,持后一种意见者,在军政各界,不在少数。而日本的活动,反而增加了这些人的疑虑,用西原的话来说,就是“担心中国会在外交上丧失自主权,更害怕日本会借口加强中国沿海的防御而侵犯中国的领土”。<span class="" data-note="西原龟三:《西原借款之回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38页。"></span>待在总统府的黎元洪,就是后一派的代表人物。黎元洪脾气很好,一般情况下,很少跟人发生冲突,面对强势的段祺瑞,更是如此。但对于中国的参战,他视为事关国运,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肯妥协。

    就这样,在最后参战问题上,府院之争走向了决裂,而国会站在了总统一边。段祺瑞为了能让对德参战案得以通过,动员了督军团施压没有用,采取了下三烂的公民团包围国会这样袁世凯的故伎,由于玩得过于拙劣,最终不但没能成功,反而惹翻了多数的议员,闹得沸反滔天,北京政局大乱。最后,黎元洪不顾督军团的反对,以不太合法的方式,罢免了段祺瑞,段祺瑞负气出走天津,天下更乱了。

    罢免了段祺瑞的黎元洪发现,采取如此决绝的办法跟北洋派闹翻,结果是得罪了所有无论如何都不能得罪的人,各地军阀反声震天,杀气腾腾,自家的地位岌岌可危。免了段祺瑞之后,居然在北京找不到一个人肯出面组织政府,接替段祺瑞。按当时的情形,他自家的性命,也随时可能被随便一个什么武人提一旅之师就给灭了。无奈之下,病笃乱投医的黎元洪,只好接受辫帅张勋的进京调停。作为前提条件,是必须解散其实是支持他的国会,可是,签署解散命令,都没有人附署,最后还是步兵统领江朝宗出来给他解了围。各地的军阀,明明知道张勋这个前清的孤臣孽子,来北京多半是要拉出小朝廷复辟的,但却纷纷纵容这个脑后拖着辫子的江西老表出头为他们火中取栗,只有在天津的段祺瑞,声音不大地警告张勋不要复辟,但也很快就淹没在各地武夫一片叫好声里。

    当张勋率领5000辫子军进入北京城之后,一头扎进了宫里。复辟大戏开锣,遗老遗少粉墨登场。迟钝的黎元洪,这时才发现自己上了当。赶紧躲入日本使馆,发表两项命令,托人带到天津拍发。一项是委托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一项是重新委任段祺瑞为总理,主持讨逆。

    接到命令,段祺瑞忸怩了半日,虽然有点不情愿,最终还是接受了委任。接受全权委托的段祺瑞,知道这等于黎元洪向自己递出了降书降表,府院之争从此画上句号。但在得意之余,却发现自己没有一兵一卒可以调遣,也没有一分钱可以供支配。显然,在那个时候,钱有时候比兵更有用,有钱,不愁买不来兵供他调遣。此时,亲日的曹汝霖为他雪中送炭,从日本三菱公司北京分公司借来了100万日元,随后又弄到了盐余款50万。<span class="" data-note="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7页,台北,传纪文学出版社,1980。"></span>有了钱之后,段祺瑞先用钱收买了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的小老婆,然后靠这妇人的枕边风,说动了这位国军精锐师的师长,随后,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和第三师曹锟部也响应讨逆,陆续聚拢四五万人,对付5000辫子军,已经绰绰有余。于是,段祺瑞于1917年7月3日于天津马厂誓师,兴师讨逆。此时,过去跟张勋推杯换盏、称兄道弟的各省军阀,呼啦一下全部变了脸,5000辫子兵,当然守不住小朝廷,害得张勋复辟未成,连自己的老窝徐州并辫子军都丢了,从军阀盟主,变成复辟元凶,而段祺瑞,则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从此,中国政局进入了段祺瑞的全盛时期。>.</a>

    全盛期的段祺瑞,名副其实地可以称为皖系首领。第一,派系的界限清晰了,自家不仅有了嫡系,而且在“北洋团体”中,也有了亲疏之分。第二,不止身边若<bdo></bdo>干追随者和幕僚,而是有了一大队的文臣武将。严格地说,此时的皖系,有两个东西是标志性的,一是用日本的借款,编练嫡系武装参战军,有了亲自掌握的嫡系武装。二是建构了一个听话的代议机构安福国会,有了一大群听招呼的议员。

    编练嫡系武力,兹事体大,由他亲自抓,具体由<q>?99lib.</q>他的两员哼哈二将之一的靳云鹏来操办。而操办国会,则由他的哼哈二将的另一员徐树铮出面。这样两件费钱的大事,背后的支撑者是日本,具体地说也就是我们讲过的西原借款。由于日本方面金钱橄榄枝的舞动,在北洋时期历届民国政府中,段祺瑞的皖系政府,是最亲日的。用日本人的钱建构了一个自己的帝国,却也因为这来自日本的钱,最后还是让这个帝国变成了泥足巨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这两件事,让他得罪了原来自家盟友,文的方面是梁启超和他的研究系,武的则是曹锟、吴佩孚,甚至还有东北的奉系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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