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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class="ter">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span>近代思想大家笛卡儿曾说：“我思，故我在。”
喜爱大自然、热衷户外活动的人可能会说：“我博物，故我在。”通过博物活动，我们知道自己真实存在，由博物我们得以“好在”。
我们并非存在于真空中、不能完全生活于人工环境中。“生物圈2号”的失败也间接证明，我们离不开大地盖娅（Gaia）。地球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是人类的唯一家园。鼓动移民太空的，要么不懂博物学，要么别有用心。
博物学着眼于“生活世界”，是普通人可以直接参与的一大类实践活动。博物学有认知的维度，更包含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后者是基础、是目的所在。“博<var></var>物人生”不需要不断加速，速度快了会导致多方面的不适应。这就决定了博物学不同于当下的主流科学技术。主流科技充当了现代性列车的火车头，而博物学不具有此功能，也不想具有此功能。不断进步、革新不是博物学的运作方式，博物学史研究对“革命”也没那么多渴望。缓慢、平衡、持久才是博物学最在意的方面。
<h3>与主流科技宜保持适当距离</h3>
最近，博物学在中国稍有复苏的迹象，出版物多起来，争议也随之而起。许多人习惯于将博物学与科学或科普联系在一起，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在我看来，最好不这样看问题。博物学与科学在漫长的过去，有许多交集但也有明显的不同，谁也没法成为对方的真子集。一些人是标准的博物学家，却无法算作科学家，反之亦然。科学、科普的目的，与博物的目的，可以非常不同（也有一致的方面）。相对而言，博物可以更随便一点、更轻松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博物学等价于不专业，许多博物学的工作做得相当专业，不亚于科学家所做工作。谁是博物学家？中文中称某某家，好像是件挺大的事儿，一般人不能称“家”。而英文中naturalist（博物学家）限制相对小一些，普通人士也可以称naturalist。如果不想把博物学人为搞得过分学究气，许多喜欢博物的人都可以称为博物学家、博物家，只是不要太把“家”当回事。
20世纪末，在多数人不看好博物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它的潜在价值、想复兴它，当然不只是盯着博物活动中的瞧一瞧、玩一玩，虽然简单的瞧和玩也极为重要。我们在哲学层面和文明演化的层面，选中了博物学！“我博物，我存在。”不是简单的句型练习，而是具有实质内容，我们真的相信如此。通过仔细考察，我们发现博物活动既能满足人们的许多需要，特别是智力需求、审美需求，也是可持续的。而当今占主流的科技活动却是不可持续的，将把人类带向不归路。这种确信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博物学历史悠久，除了近代的个别疯狂举动之外，整体上在大部分时间内，它都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种环境友好的、破坏力有限的学术和技艺。
<h3>必须面对质疑</h3>
我在一个科学编史学会议上讲“博物学编史纲领”时，同行、朋友柯遵科先生提出三点疑问：1．西方近代博物学与帝国扩张密切结合，做过许多坏事。2．博物学曾与自然神学相连，而自然神学令人讨一概而论。
第二，以今日的观念看自然神学，当然觉得可笑、无聊。但是，历史上在自然神学的大旗下博物学得以迅速发展，这与近代自然科学在基督教的庇护下得以做大做强，是一个道理。不能只承认后者而不承认前者。当然有人两者都不承认。自然神学为当时的博物学探究提供了价值关怀，这一点是可以“抽象继承”的。当今科学技术为何令人担忧、为何不值得知识界依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去价值化，智力与价值、伦理脱节。不是去掉了所有价值，科学技术也是价值负载的，这里是专指，指科技失去了终极的价值关怀。一些研究人员，不愿辜负了自己那点可怜的智力（注意不是智慧），给钱就做，争先恐后地与魔鬼打交道。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物学适当强调人在大自然面前谦卑一点，有那么一点宗教情怀，可能不算坏事。敬畏、谦卑、感恩，恰好是当代人缺少的东西。过去的老账不能忘，也要考虑进行“创造性转换”，可否把当年的自然神学改造一下为复兴博物学所用？中国的博物学并不涉及西方的自然神学，但类似的价值观照是有的，比如“天人合一”。这样的价值关怀是超越的，属于信仰层面，不可能在知性的层面严格论证。今日的博物学家，可以是也应当是有信仰的人，不能是给钱就做的人。
第三，达尔文的理论的确属于博物学成果，他和他的爷爷都是优秀的博物学家。达尔文的理论不宜称为“进化论”而宜称为“演化论”。这一理论的确属于博物层面的成果，是博物传统的成果。达尔文时代人们不可能知道演化的具体机制，那时没有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没有基因概念，没有发现遗传密码，不知道碱基对。但达尔文竟然猜出了生命演化的基本图景，这相当了不起。
误解达尔文理论的危害远大于误解量子力学的危害。达尔文的理论虽然没有使用一堆数学符号和公式，文字表述也不复杂，但是非常容易被误解。主要原因是，读者阅读一种东西，不是空着脑壳而是带着时代的缺省配置（default figuration）而来的，人们以时代的主流观念加上自己的“洞穴”配置来解读达尔文平凡的文字，得到了想象中的世界图景。我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讲到达尔文理论的“三非”特征：非正统、非人类中心论、非进步演化。从19世纪中叶起，这三个特征都迅速被作了相反的确认。达氏的理论一经出炉就在舆论上快速取代了当时的主流观念，成了正统（民众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理解不了达尔文的观念，其支持者也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据科学史专家鲍勒（Peter J．Bowler）的研究，在19世纪几乎找不到几个人能够完整理解并认同达尔文的思想，虽然表面上大家都非常拥护达尔文。这类人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赫胥黎（Thomas H．Huxley）。达尔文的名著发表70多年后，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真正理解并认同达尔文的“危险观念”。非人类中心论的思想超前几乎一个世纪，在当时及之后百年中几乎被作了相反的理解，比如相当多的人以为达尔文的理论教导我们：人是进化的最高级阶段，世界向我们这个方向进化而来，人是进化的目的所在。这多少令人痛心，但也没办法，注定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可能还需要100年、200年或更久），读者才有可能理解达尔文的平凡观点。在达尔文看来，演化并不意味着进步，严格讲演化是没有方向的，演化是一种局部适应过程。
达尔文理论的误传导致许多恶果，能否算在达尔文身上或者一般的博物学家的身上？宽泛点说，达尔文也有份，谁让他提出了人家不容易理解的理论啦！当然，这有些强词夺理。重要的是，我们要延续达尔文的事业，把博物学进行下去，让更多的人理解真正的演化论思想。以演化思想武装起来的公众通过广泛的博物活动，能够更加亲近大自然，更多地认同合作共生的理念，从而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
达尔文案例也充分表明，博物学成就并非都是“小儿科”。不下一番工夫，不改造自己的陈旧信念，博物学“肤浅”的理论也容易理解错。演化论是贯穿生命科学的一根红线，也是一切博物活动的思想基础，是否承认这一点是区分真假博物的试金石。我们想复兴的博物学与达尔文演化论是一致的。也不能把达尔文说的每一句话当做教条，实际上人们已经发现有些方面他讲得不对，但大的框架是不能动摇的。
<h3>建构未来的博物学</h3>
关于博物学的过去和现在，有许多学术问题需要研究，但是相比而言，建构未来的博物学更为重要。我<u>藏书网</u>反对本质主义地理解博物学，要强调的就是不要固化博物学的特征，而要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博物学概念。这样做也符合博物学发展的历史，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博物学的特征相差很大。
如果说过去博物学中有些东西还不错，就应当继续；有些东西问题很大，就要考虑剔除。中外博物学有共性也有差异，需要多做研究，取长补短。
北京大学出版社非常重视“博物板块”的出版，这套博物经典著作的推出体现了领导、编辑对博物学所扮演独特社会角色的认定，而具体篇目的选取则体现了主编对“好的博物学”的理解。毕竟博物学包含的东西非常多，并非任何博物的图书都值得推荐。我相信，此丛书的出版，既能帮助人们回忆博物学的过去，也有利于展望博物学的美好未来。
未来博物学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只能走着瞧。但是我们今日的努力，会影响未来博物学的模样。想象这一点并不难，却仍然需要判断力和勇气。
今日的博物学将引向何处，有多种可能性。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可能很好也可能不够好。依照汉语拼音BOWU，可以考虑如下四个方面：
B（Beauty）：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博物活动非常在乎自然美。美学家甚至提出一种“蛊惑”性的说法：“自然全美”。
O（Observation）：博物学特别在乎从宏观层面观察、描述、分类、绘制大自然。
W（Wonder）：博物学有意培养“新感性”。修炼者宜怀着“赤子之心”，在博物活动中不断获得惊奇感。
U（Uanding）：博物活动的目标是过平凡的日子，天人系统可持续生存。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不断探究演化的奥秘，树立共生理念。
上述博物（BOWU），可算作一种游戏，显然是一种不严格的建构，难免拼凑、挂一漏万，但它富有启发性。我也鼓励所有博物爱好者自己也尝试构造心目中的博物学。多样性是博物学的显著<big>.99lib.</big>特点。大自然是复杂多样的，我们关于大自然的观念、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应当具有多样性。容忍、欣赏、赞美多样性是修炼博物学需要学习的一项内容。
<span class="right">2015.11.16</span>
<span class="right">于北京昌平虎峪</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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