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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2009年3月14日下午2:30~4:30</strong>

    蔡德贵:您有一封信是写给李德启的,李德启是谁?

    季羡林:李小军的祖父,就是李铮的父亲,懂点满文。

    蔡德贵:李森和木提义是谁?

    季羡林:都是维吾尔族的。

    蔡德贵:是您写给子开先生的一封信,介绍他们两人去查阅资料。子开是谁?

    季羡林:子开是号,不是名字。当时一般称呼号。忘记了。当时北京图书馆迁到城外,城里还留有一部分,就是给城里图书馆的人写的介绍信。

    蔡德贵:李森也是北大的教师吗?

    季羡林:北京图书馆原来在城里,后来不是搬到城外了吗?两个大楼。

    蔡德贵:您写信的时候是50年代,搬到城外那是后来了。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和吴文俊是否熟悉?

    季羡林:认识,来往不多,主要是思想相同,同意天人合一的观点。

    蔡德贵:您跟吴文俊教授有来往吗?

    季羡林:也没有什么来往。见面当然见过。平常跟他没有来往,不是同行。

    蔡德贵:您主张在一定范围内恢复繁体字,网上的材料说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委员马悦然,支持恢复繁体字的观点。

    季羡林:不是朋友,马悦然这个人我认识,所有的汉学家都支持恢复繁体字。汉字繁体字有个好处,它能拆开。

    蔡德贵:可以分解解释啊!

    季羡林:嗯。有一个外国汉学家叫夏白龙(Witold Jablonski),中国名字叫夏白龙。

    蔡德贵:哪一国人?

    季羡林:好像是波兰的,记不大清楚了,我跟他来往不多,那时候北京辅仁大学有一个汉学研究中心,就是西方的汉学家,夏白龙是辅仁大学天主教的,在那里工作。

    蔡德贵:您在辅仁大学兼课与他有交往吗?

    季羡林:跟他没有什么事。我就教语言学,一个星期去一次。

    蔡德贵:那时候您在沙滩翠花胡同,从北大去不近哪。

    季羡林:就是。很远的啊!北师大那边。

    蔡德贵:新街口往北。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教语言学的学生是本科生吗?

    季羡林:不是哪一科,反正是通选课。

    蔡德贵:学生多吗?

    季羡林:还不少呢,几十人大概是吧。

    蔡德贵:兼课好长时间吗?

    季羡林:没有那么长时间。

    蔡德贵:不是好几年吗?

    季羡林:嗯。

    蔡德贵:学生有点名气的有吗?

    季羡林:一个也没有。

    蔡德贵:那您跟夏白龙有交流没有?

    季羡林:没有交流。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我们辛辛苦苦和汉字打交道,毕竟努力认识了那么多汉字,你这一改革,我们的本钱给没了……

    蔡德贵:是在哪里说的话?

    季羡林:我们之间谈话说的。那时候在东单有一个全聚德烤鸭店,你大概不记得有这个烤鸭店了。

    蔡德贵:不知道了。

    季羡林:那时候,记得郭沫若在那里请客,在东单全聚德烤鸭店请客。夏白龙就是在那里认识了,但是(与他)不是一个行当的,他原来是辅仁大学的天主教神父。后来没有来往。辅仁大学不是天主教的吗?

    蔡德贵:除了夏白龙,别的汉学家您还认识谁?您认识马悦然是什么时候?

    季羡林:马悦然没有来往,只是认识,没有交往。法国有一个汉学家叫韩百诗(Louis Hambis)。

    蔡德贵:他来过中国吗?您跟他有交往吗?

    季羡林:不是。也是在辅仁大学么。那地方有一个天主教的什么组织,是学中文的。我跟他没有交往。不属于一行。

    蔡德贵:在瑞士和您一起翻译四书的科恩是汉学家吗?

    季羡林:他不是汉学家,不懂中文>.</a>,是历史学家。

    蔡德贵:国外学者,您和泰国的郑午楼有来往。

    季羡林:也不是来<u>藏书网</u>往。

    蔡德贵:是他接待的吗?

    季羡林:也不是接待。他是泰国的侨领么,请过我一次。他说汉字里爱国的爱字,简化了,心不要了。这是他的话。

    蔡德贵:有道理啊!

    季羡林:有道理。

    蔡德贵:在泰国您认识郑彝元吧,您给他写过序言的。

    季羡林:哦,郑彝元,他常到中国来,岁数不小啦!

    蔡德贵:他有您给他的信。

    季羡林:这个不知道。

    蔡德贵:您认识日本的中村元,有交流。

    季羡林:有交流,我们同行啊!他是搞梵文的。

    蔡德贵:您的博士生辛岛静志<span class="" data-note="辛岛静志生于1957年。1976~1985年在东京大学学习和研究佛教学、印度学与汉语。1985~1987年,在剑桥大学研习中世印度雅利安语和巴利语。1987~1991年在北京大学留学,师从季羡林教授,并与蒋忠新教授合作研究《法华经》,获得博士学位。1991~1994年在德国弗来堡大学研究印度学。1992~1997年任东方研究会专任研究员。1994~1997年任京都真宗大谷派教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7年至今任东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副教授。"></span>是中村元介绍过来的吗?

    季羡林:不是。辛岛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了。反正当时他娶了一个中国夫人。

    蔡德贵:据说他在日本有名气了?

    季羡林:嗯,很有名气了。

    蔡德贵:工作单位是哪里呢?

    季羡林:不知道,后来没有联系。

    蔡德贵:配合您的全集出版,8月份想开一个有关您的研讨会,可以请他来。

    季羡林:对。嗯。辛岛可以请的。辛岛是学者。

    蔡德贵:他夫人是北大的吗?

    季羡林:不知道。反正辛岛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他夫人在一边旁听。我带的日本博士,他是第一人。

    蔡德贵:还有别的日本博士吗?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中国的博士王邦维是第一个。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陪他去北京图书馆查阅《赵城金藏》。

    季羡林:《赵城藏》<span class="" data-note="《赵城藏》是20世纪30年代发现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今属洪洞县)的一部金代刻印的大藏经。这部大藏经因其印本每卷卷首扉画有“赵城县广胜寺”的题字,发现后被佛教学界称名曰《赵城金藏》,略称《赵城藏》。《赵城藏》是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的覆刻藏,因此,它也是至今发现的我国历史上最古老也是最珍贵的大藏经版本。《赵城藏》收经总数近7000卷,是宋元时代各版大藏经中收录经籍最多的一种。在《赵城藏》发现时,从中核对出46种249卷为历代大藏不收的稀世孤本,这部分经籍后以《宋藏遗珍》之名先期公之于世。因此,《赵城藏》又是一种资料珍值极高的大藏经版本。《赵城藏》发现时,经清理共存4957卷,但后来又有散失,现存4813卷。1959年中央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团在西藏萨迦北寺又发现了31种555卷金藏印本。这部分印本现存民族文化宫图书馆。从该印本的印经题中知道,这部分印本是印刷于元宪宗蒙哥六年(1256年),最早安置于燕京大宝集寺,大约在元世祖时代由国师八思巴带到西藏的。经核对,这种印本与广胜寺发现的印本无论从版式、千字文编次,刻工题记及特殊的版刻记号完全吻合,说明它们是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完全可以视作一种版本使用。上述两种印本相加,其总数可达到5368卷(其中有400余卷复本)。就这一数字说,它是现存北宋版大藏经中保存最多的一种。目前,《开宝藏》和《契丹藏》已基本亡佚。《开宝藏》包括残卷仅存13卷;《契丹藏》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卷子装大字本12卷,在河北丰润县天宫寺塔中发现了小字册装本3种17册;另有《房山石经》虽然规模巨大,但全部石经也只有3400余卷。从版本价值、资料价值几方面说,《赵城藏》都是现存历代大藏经版本中最珍贵的;加之它是抗日战争年代,八路军战士在党中央的指示下于敌伪碉堡丛中奋勇抢运至安全地区并精心保护下来的,因此,《赵城藏》不仅是稀世的佛典文献珍品,也是反映我党我军斗争历史和宗教政策的革命文物。"></span>。?99lib.

    蔡德贵:现在新出版的叫《赵城金藏》。在山西赵城这个地方出的。

    季羡林:嗯。那时候叫《赵城藏》。我不去,借不出来,我走了,也不行。我就坐那里。

    蔡德贵:怕您走了以后,书损失了找不着负责人。

    季羡林:中国好像没有研究《赵城藏》的文章,没有见过。咱们中国的学术界有很多缺口。

    蔡德贵:王邦维是查阅佛教的问题吗?

    季羡林:就是一些字句,和别<samp></samp>的藏不一样。

    蔡德贵:《赵城藏》没有收入《大藏经》吗?

    季羡林:《大藏经》不是哪一个藏,《大藏经》是日本人抄在一起的。日本的那个高楠顺次郎<span class="" data-note="高楠顺次郎(1866~1945)日本佛教学者。原姓泽井,幼名梅太郎,广岛县人。求学时名泽井洵,后因入赘高楠孙三郎为婿,得其资助留学英国,改名高楠顺次郎。属真宗西本愿寺派。1887年与同学组织反省会,从事学生运动,发行《反省者杂志》,鼓吹禁酒进德的社会启蒙运动。1890年留学英国,入牛津大学从马克斯·缪勒学梵文、印对卉学、比较宗教学等。1897年学成回国,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教授,兼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并创建武藏野女子学院(后改为大学)。他在佛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编纂《大正新修大藏经》(与渡边海旭联合主编)和《南传大藏经》。又与南条文雄、望月信亨等合编《大日本佛教全书》。著有《佛教哲学概要》(英文)、《释尊的生活》、《佛教的真髓》、《亚洲民族的中心思想》、《佛教国民的理想》、《理想之泉的佛教》等;并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观无量寿经》译为英语。"></span>编辑的。

    蔡德贵:《赵城金藏》最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全编本,价格昂贵,一般人买不起。《赵城藏》是哪一类的佛经?

    季羡林:“藏”都是乱七八糟的,也是收集在一起的。最有用的还是日本的那个《大藏经》。

    蔡德贵:就是标点符号不对。

    季羡林:没有一个对的。南田文雄啊!标点用不着,我看惯了,原来的汉文本来就没有标点,我一点不感觉别扭。在我眼中,它的标点根本不存在。

    蔡德贵:王邦维之后就是辛岛,辛岛之后是刘波。

    季羡林:嗯。刘波实际上跟我沾边,他并不 641e." >搞梵文,东方文化。

    蔡德贵:不是梵文的博士。

    季羡林:东方文化。所以有人在答辩以前问我,我说,我这门学问英国人叫Indialogy,在西方叫印度学,只要跟印度有关的,都是印度学的。

    蔡德贵:当时还有人指责吗?

    季羡林:没有。大家都知道答辩委员会就是形式,不是讨论学问的地方,也没有时间,一共就两个小时,哪里能讨论什么学问啊!就是那么一种形式。德国答辩是文学院院长主持。

    蔡德贵:博士生很紧张了。

    季羡林:我就是博士生啊!当然紧张啊!

    蔡德贵:刘波之后是高鸿。

    季羡林:嗯。刘波这个人是东方文化的,跟印度沾边。他对中医研究很深的,深的话,就跟东方文化有关系。他的那个论文从思想内容来说,是有水平的。

    蔡德贵:刘波给您操办过生日啊?

    季羡林:生日怎么过的忘记了。刘波现在被通缉啊!现在大概在日本箱根。

    蔡德贵:箱根您去过,印象不错。

    季羡林:嗯。箱根漂亮啊!

    蔡德贵:香港有个霍韬晦<span class="" data-note="霍韬晦,广东广州人。当代思想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与性情学之倡导者。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西哲学二十余年,现任香港东方人文学院院长、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之客座教授。"></span>,跟您联合招收研究生吗?

    季羡林:我跟他认识,没有联合招收研究生。我知道这个人。他在香港有个机构,我去过。

    蔡德贵:是牟宗三的学生。

    季羡林:新儒学的么。

    蔡德贵:您见过牟宗三吗?

    季羡林:没有。我也不知道新儒家新在哪里。

    蔡德贵:新儒家的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您都熟悉,您最佩服的是梁漱溟,他是士。

    季羡林:嗯。

    蔡德贵:北大的贺卫方,敢说话。要到浙江大学,北大不放。最后北大让他到石河子大学去支边。

    季羡林:石河子大学我知道。不是什么大学。

    蔡德贵:现在是211大学了。

    季羡林:哦。

    蔡德贵:您应该多吃一点啊!多喝那么一点!

    季羡林:这个事不能勉强。

    蔡德贵:是不是也是顺口的就愿意多吃一点,不顺口的少吃。

    季羡林:吃饭当然是这样子。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蔡德贵:您可是让我们不挑食的。

    季羡林:挑食是每个人都有的习惯。

    蔡德贵:不挑食这个境界太高了。您眼睛一点不肿了。

    季羡林:行了啊?

    蔡德贵:好多了。您饭量小。

    季羡林:量不大。饭量大小不能勉强的。

    季承:不感觉饿啊?

    季羡林:不感觉饿。

    ……

    蔡德贵:核实以下材料:祖父季老苔弟兄两个,分别叫汝吉,即举人,秀吉,即季老苔。对吧?

    季羡林:嗯。

    蔡德贵:济南高中(原设在今天的山东省实验中学)教务主任蒋程九、物理老师李清泉。

    季羡林:嗯。蒋程九、李清泉,他们两人全是留法的学生。法国留学生回来一般不教中学的。

    蔡德贵:董每戡<span class="" data-note="董每戡(1907~1980),永嘉县潘桥乡横屿头村人(今属温州市瓯海区)。幼时名国清,入学取名董华,每戡是笔名。"></span>、夏莱蒂教过您吧?

    季羡林:教过很短的时间。

    蔡德贵:胡也频后来被抓走了。

    季羡林:也不是抓走的,是逃走的。

    蔡德贵:来往多的同学有王炳文、姜春华。

    季羡林:济南高中的,一班的。好像比我早好几年的。

    蔡德贵:江世煦、刘玉珩、离休洁、张延举、沛三。

    季羡林:不记得了。

    蔡德贵:连璧呢?

    季羡林:是清平的。没有什么来往。

    蔡德贵:菊岩、梁兴义、严懋垣。

    季羡林:不记得了,没有什么来往。

    蔡德贵:张彦超、郭骞云、张露薇(中文系)、张文华。

    季羡林:张文华就是张露薇。

    蔡德贵:孔庆铃、许振英。

    季羡林:许振英知道,是许振德的哥哥。

    蔡德贵:梁作友、高耀西、薛德昌。

    季羡林:都不记得了。

    蔡德贵:山东老乡李祺。

    季羡林:嗯。柏寒,济南人。

    蔡德贵:方振山(静轩)。

    季羡林:对。

    蔡德贵:徐家存(因其、荫祺,单独有合影)、王联榜(峻岑)、别遇春( href='9509/im'>《清华园日记》春字误,即别遇昌,鸿高)、朱延统(贯一)。

    季羡林:都是山东高中的。

    蔡德贵:森堂(马森堂)。

    季羡林:不是亲戚。

    蔡德贵:虎文(张天麟)、西园(牛西园)、石生。

    季羡林:牛石生是牛西园的弟弟。

    蔡德贵:希元。

    季羡林:不知道这个人。可能写错了。

    蔡德贵:阍者云、志鸿。

    季羡林:不记得了。

    蔡德贵:还有不是济南人的德州人许大千(振德)来往也很频繁。另外与行健、友忱也有书信往来。和济南的亲戚通信和日记中提到的有梅城姐、彭家爷爷、表兄孙襄城(遇牧)。

    季羡林:嗯。表姐孙梅城。季剑芬就是秋妹,是她自己起的名字。

    蔡德贵:她自己起的名字啊?孙二姐就是即孙梅城吗?

    季羡林:嗯。孙梅城。

    蔡德贵:弭菊田、四舅、一叔。

    季羡林:即十一叔的简称。

    蔡德贵:三姨是谁?

    季羡林:马家婶母的三姨,我跟她比较好。我每个月给她三块大洋。那时候我每个月160块大洋。我教书,比助教高一倍。那时候我不大在家吃饭的,阔到那个程度。

    蔡德贵:四印弟是谁?

    季羡林:三姨的儿子。姓刘。

    蔡德贵:彭三哥是谁?是不是彭松?

    季羡林:彭松行二。

    蔡德贵:是不是彭平如?

    季羡林:就是彭平如。

    蔡德贵:孙大姐是谁?

    季羡林:就是孙梅城。

    蔡德贵:彭大嫂是谁呢?

    季羡林:彭大嫂?

    蔡德贵:二印是三姨的儿子。

    季羡林:嗯。

    蔡德贵:1933年您就喜欢小文物,到老天利<span class="" data-note="老天利是光绪、民国期间最有名气的民间景泰蓝作坊。1904年,老天利制作的“宝鼎炉”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1915年又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再获一等奖。老天利工厂位于宝禅寺街,外资兴建,产品多为出口,底座上均印有“老天利制”的铭款。"></span>买了个景泰蓝的小瓶。

    季羡林:嗯。

    ……

    蔡德贵: 1933年6月8日,您回济南,艾克到济南来旅游,住瀛洲旅馆。您请他到唐楼吃饭,唐楼在哪里?

    季羡林:可能在大明湖。

    蔡德贵:您陪他去图书馆,逛了大明湖。艾克对张公祠的戏台大加赞赏,说自己要到灵岩寺去工作。第二天,您买了四盒罗汉饼去瀛洲旅馆送给他,结果他已经走了。

    季羡林:嗯。

    蔡德贵:郭佩苍邀请去民众学校做教员,讲《农民千字课》。

    季羡林:这个人不记得,这个事记得。大概是胡乔木派的人,属于地下党。

    蔡德贵:您提到李长之请老舍吃饭,他的家在南门南的马道街<span class="" data-note="顺南马道街,在今黑虎泉西路解放阁到南门这一段,当时叫南马道街。护城河北岸是济南的城墙,城墙里面一条小路即南马道街,道路狭窄仅可走开马车。司里街,在黑虎泉上方,银座对面。司里街街道办事处现更名为千佛山街道办事处。"></span>吗?

    季羡林:在司里街。

    蔡德贵:有个后宰门菜园子街吗?

    季羡林:后宰门<span class="" data-note="据李耀曦的《老舍的济南朋友》说,王祝晨之子王恒先生告诉李耀曦,李长之的家不是南门南马道街就是后宰门菜园子街,二者必居其一。后宰门街是济南市清代、民国时期商铺云集的主要街道。"></span>有的。菜园子街不记得。

    蔡德贵:您一篇文章里说,母亲平常把省下来的粮食送给更穷的那些没有爹没有娘的孩子吃,自己是因为吃蒜皮和茄子叶中毒死去。

    季羡林:不知道。这个忘记了。

    蔡德贵:您高中教的学生吴传文、牟善初、陈丽妫、孙玺琪、王绍祖、张国珍。

    季羡林:嗯。对。

    蔡德贵:孙玺琪、张国珍,是军阶很高的。

    季羡林:嗯。

    蔡德贵:与许大千、会芷、柏寒、王竣岑、振之、旭实等有同学合影。

    季羡林:嗯。柏寒就是李淇。振之、旭实,不记得了。

    蔡德贵:他发大财了。

    季羡林:有人信这玩意儿。

    蔡德贵:尤其是当官的。

    季羡林:嗯。

    蔡德贵:这个人我很熟。以后可以讲到文化问题。

    季羡林:这个挺难说。这个理论问题不好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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