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次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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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2008年10月31日下午3:50～4:40</strong>蔡德贵：上次您讲到清华园，沈有鼎先生的怪。乔冠华腋下夹黑格尔著作，现在是不是继续讲清华园？<span class="" data-note="详细情况是，季羡林说：我在清华上的是西洋文学系，可毕业证上变成了外国语言文学系，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的名称。当时西洋文学系的声誉很高，因为教授都是用外语讲课。在一般大学生的心目中，当然是学习外语的极佳场所了。其实，这种说法有点笑话的味道，为什么？这是些什么样的教授啊，什么人啊！有一些就是当年留美预备学校的教师，胡适就是那个学校出来的，是庚子赔款建设起来的学校。当年有些年轻教师，他们在本国，不过是些小学、中学里教英文的老师，教中国人英语，也是教英文，他们不会说中文的。他们的水平呢？也就是英国、蒙古小学和中学老师的英文水平。当留美预备学校完成任务，升格为清华大学时，他们也就水涨船高，也就成为大学教授了。真可谓是浪得大名，是不应该得的大名。至于水平，教中小学英文，还可以，教大学，就不行了。学问则更是谈不上了。所以我们入清华大学时候，那个西洋文学系，我们都认为是第一，教授其实就是这么一批人，学问研究根本做不到。实际上，当时的一些老师，不怎么样的居多。
当时开的课很多，应有尽有。从古希腊、罗马的荷马史诗、悲剧、喜剧、维吉尔等，中间经过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的但丁等，一直到18、19世纪的塞万提斯、歌德等，直至近代和当代文学，无不包罗在内。莎士比亚专门开课，英国浪漫诗人、当代长篇小说包括所谓意识流小说、欧洲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想史、中西诗之比较、文艺心理学、文学概论等，都有专门课程。但是平心而论，讲课好的老师不多。
那个时候的系主任，是王文显教授。王文显，字立山，生于英国，伦敦大学文学学士。曾经短期担任过清华学堂时期的代理校长。他的英文是很好的，能直接用英文写剧本，学生们没有怎么听他说过中国话。他是莎士比亚专家，写过有关莎翁研究的讲义，只是没有出版。他隔一年开一次莎翁的课。在教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每节课不管是念到哪一句，不管是结束没结束都闭上课本就走人。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不大会说汉语。
他也写过戏剧的讲义，讲义大概恐怕也用了十几二十年了，大概也没怎么改。讲戏剧照例是进了教室以后，什么招呼也不打，就念讲义，铃一响，就停下来，不管这句子断了没断，停下来就走，也不跟学生讲话。那时候也没有说是教授进来，站起来，没有这个习惯。王文显的课，每次都让季羡林做笔记，每堂课下来，季羡林的手累得又疼又酸。所以最怕上他的课。戏剧课结束的时候，王文显强调，要求非将他指定的戏本看完不行。王文显教授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充当冰球裁判时的洋相，他脚踏溜冰鞋，但是在冰上的功夫明显是不够的，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神态让学生们大笑不已。
教授里边的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一国人，上课都讲英语。甚至教德语的老师，也是多数用英语教课。只是在大一开始的时候，教了一段德语的课。
任课的德语老师是杨丙辰，字震文。他当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系主任，在清华是兼职教授。他的德语水平应该不错，是在德国学过多年的留学生，并且翻译过德国的名著，如席勒的《强盗》等。
他没有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1932年中秋节前夕，杨丙辰约学生们到合作社南号喝咖啡，弄了一桌子月饼。吃完了，他又提议到燕京大学去玩，一行便载谈载行到了燕大。看到燕园和蔚秀园林木深邃，庭院幽琼，杨先生赞叹不止，说现在人提倡接近大自然，而中国古人早知道接近自然了。
但他教课，却不负责任。教第一个字母a时，说a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到教c、b、d，也都说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们便窃窃私语：是不是丹田里的一口气我们不管，我们只想把音发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几乎成了他的代号。
他在生活上也很有趣。他同时在五所大学里兼课，月工资可达上千银圆。他住在北大沙滩，有一处大房子，侍候他的人一大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要去看戏。
杨老师推崇佛教的“四大皆空”。这种人生哲学用在教学上，是表现出游戏人生的态度。甚至考试打分，杨老师也不负责任。学生交上卷子，他连看也不看，立刻把分数写上。当时清华的计分方法采取等级制，分为五等：超、上、中、下、劣（用英文字母E、S、N、I、F表示）。学生管E叫“金齿耙”，管S叫“银麻花”，N是“三节鞭”，I叫“当头棒”，F则是“手枪”。有一个姓陈的同学，脾气黏黏糊糊，交上卷子站着不走，杨老师以为他嫌分数低，立即把S（第二级）改为E（最高分）。如此懈怠的老师居然也在北大任教授、系主任，且在五个大学兼课。跟这样的老师学德语，基础自然就脆弱了。
但是杨炳辰对季羡林还是厚爱有加的。在季羡林的眼里，杨先生是一个十足的好人，虽然有时候的课大发议论，宇宙问题，天人问题，谈锋极健，生气勃勃，但往往也能够自圆其说。他讲<a href='/book/9608/im'>《浮士德》</a>讲得非常精彩。拜访他的时候，他也谈到各种学术上的问题，他劝学生们要多读书，还替学生们介绍书，学生们觉得他热诚可感。谈得晚了，就在他家吃饭。
一次杨先生请客吃饭的时候，季羡林发现巴金也在座，他感到是个意外收获。他平常读巴金的《死亡》，就对他很留心了，觉得他是个很有希望的作家。
有一次，季羡林和李长之拜访杨先生，他给他们讲了许多话，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季羡林觉得他毕竟不凡。而且他鼓励季羡林，叫他不要放弃英文、德文，将来可以靠留洋。所以季羡林还是很感激杨先生。
还有的老师，自己觉得威风得炙手可热，专门给学生打不及格。每到考试，他先定下一个不及格的指标，不管学生多么用功，也不管学生的实际成绩怎样，定下的不及格的指标却一定要完成。这位老师很快就名扬全校，成了“名教授”。
清华大学当时有规定，教授任职五年，可以有一年带薪休假。这时候，艾克去英国休假，接替他教三年级德语的是德国人石坦安先生，全名是狄特尔·冯·石坦安。他是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在清华讲授拉丁文。他讲课比较认真，要求也严格，学生还学了点东西。季羡林得到过他的指导。
到四年级，是德国人艾克教他们。古斯塔夫·艾克，字锷风，德国爱尔冷根大学哲学博士。在来清华以前，在厦门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其时鲁迅也在那里，鲁迅写的文章中，还提到过他。他是季羡林的业师，是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
这又是一位马虎先生，对教书是心不在焉。他讲德语只用英语讲授。有一次学生们要求他用德语讲授，他便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速度快得如悬河泻水，使学生们谁也反应不过来，还问学生：你们听懂了什么吗？结果这位老师胜利了，还是用英语教德语。学生们自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但艾克不是没有水平。他对艺术很有兴趣，在德国主修艺术史，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用德文写过一部《中国的宝塔》的学术专著，在国外颇得好评。还有另一部专著是明代家具研究的，书中附了很多有价值的图表。
他在清华任教，但是住在当时辅仁大学旁边的一座王府，就住在银安殿里。他的工资非常高，又孤身一人，家里雇了几个听差，还有厨师。侍候他的人不少，都住在殿前面的一个大院子里。他对中国名画极感兴趣，收藏了不少名贵字画。坐拥着书城，享受着王者之乐。尤其是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对季羡林产生了影响。季羡林的学士学位论文《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写出来的。
1933年暑假，季羡林回济南过。艾克到济南来旅游，住在瀛洲旅馆。季羡林请他到唐楼吃饭，陪他去图书馆，逛了大明湖。艾克对张公祠的戏台大加赞赏，说自己要到灵岩寺去工作。第二天，季羡林买了四盒罗汉饼去瀛洲旅馆送给他，结果他已经走了。
毕业前夕，艾克请季羡林吃饭，饭后送给他一张阿波罗神的相片，季羡林非常高兴。后来艾克成了家，娶了一位中国的女画家，岁数比他小一半，年轻貌美。1946年季羡林回国，看他们的时候，他们请他吃烤肉。
华兰德小姐大概是波兰人，但是她不是教德语，而是教法语。她年纪很大，头发全白了。由于独身，性情反常，必须叫她小姐，她专在课堂上骂人，以此为乐。一上课，她就骂人。学生越学得好，在课堂上，她问问题，学生答对了，没有辫子被她抓住，学生都会了，她就大怒。她越是挑不出毛病来，她的火就越大，学生挨骂就越厉害。结果学法语的学生让她骂走了一半，越来越少，只有我和华罗庚少数几个不怕骂的留下来了。有一次上课竟然只有我一个学生。我对着她的骂声，始终如一，一直坚持到底。后来她自己也感到没有法子上了，就改变一点，原因是一个学生没有，她就会丢饭碗的。学生们有时候予以反抗，治了她一次，她反而屈服了，从此天下太平。她还请这些学生到她家去吃饭，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她使用的课本是美国人学法语的一种，精装的，一大厚册。翻来覆去，就是讲那么一点点。我学来学去，也就学了前边那么一点。
跟着她学法文，整整一年，也没有前进多少。浪费了不少时间。到德国的时候，我做毕业论文，必须参考的一本书，是一个法国人编撰的，就是《大事》（Mahāvastu），我在上课和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跟华兰德学的那点东西，根本不能用，我只能硬着头皮把这本书给啃下来了。
不仅对学生这样，对同伴，她有更狠的。她当时住在清华园周围，清朝军机处旧址的一个大院子里，和燕京大学的一个波兰籍单身女教授，合租一套房子。他们两人轮流当家，每个人管一个月。管家的要做饭，这个管家的人要挨骂，对方每顿饭几乎都要破口大骂。轮到另外一个人当家了，反过来也是做饭和管家的人被大骂。而且是非挨骂不可。做饭的人只能忍气吞声。
在那个环境之下，学术研究谈不到，教授也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究，他们自己也没有干过。
我这个时候还旁听过俄语课。教员是一个白俄，中文名字叫陈作福，个子极高，一个中国人站在他身后，从前面看什么都看不见。他既不会英文，也不会汉文。只好被迫用现在很时髦的“直接教学法”，但是他的教学又不得法，学生听不懂，所以结果并不理想，季羡林只听到讲“请您说”，其余则不甚了了。有一次，我去旁听他的课，他把32个字母念了两遍，就写出字来，让学生念。他的字写得倍儿不清楚，弄得我头昏眼花。上了几次课，只能大瞪其眼，却没有收获。大概只学了一些生词和若干句话，旁听的兴趣也越来越低最后终于放弃不听了，第一次学习俄语的过程就此结束了。
毕莲是一位美国女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英语硕士，教英语文字学。在大二第一学期的时候，她拿了一本丹麦语言学家论普通语言学的教材当教本，结果，把本来不是很难懂的，格林定律越讲越糊涂。原来她对古典语言是一窍不通。第二学期，换了课本，她第一堂课讲乔叟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大出风头，高声背诵了书中的第一段，让学生们大惊失色。课接着上下去，她就只会胡诌八扯，学生才发现她的本领也就会背诵这一段。她不懂中古的英文文法，学生们只得读翻译成近代英语的乔叟的著作。
教欧洲文学史的翟孟生（Jameson）也是美国人，他用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页的巨著当教材。一开始挺能吓唬人，但学生们很快就发现，这部教材除了厚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长处。里面涉及许多世界名著，有一个内容提要，但是却不可靠。原来是他对原著根本就不熟悉，连译本都没有读几本，只是抄了别人书中的一些内容，抄得又极不细心，错误百出。他连抄的耐性都没有，除了中国，不会有人给他出这部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当时清华的名教授，简直可笑之至。
温德是教大三法语的美国教授，也教过欧洲文艺复兴文学。他的英文讲得非常好，当时觉得像吴宓这样高水平的中国教授，再读十年书，也讲不到这个水平。他看了不少书，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有学术文章发表。他作为美国人，喜欢的是伊斯兰教。他觉得伊斯兰教的天堂符合他的口味。遗憾的是，伊斯兰教戒酒，而他却总是喝得醉眼蒙眬，戴着装反了镜片的眼镜，在清华校园里，也算是一景了。后来，他在北大工作，就住在我的附近，我每天去上班的时候，到外文楼是必经之地。他住在一个小平房里，我与他也没有什么来往。抗美援朝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美国护照给撕了，不要美国国籍了。但他那时候，也没有加入中国国籍。美国使馆也不联系，他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死的时候已经100岁了。在中国起码待了70年。
还有一位吴可读教授，是英国人，教授大三的中世纪文学。他上课不拿课本，顺口讲，学生则顺手记录。他还讲授现代小说，选了《尤里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a href='/article/7966.htm'>《还乡》</a>以及吴尔芙和劳伦斯的各一部小说作教材，至于懂不懂，则只有天知道了。我当时的感觉是迷迷糊糊，不知所云。他还经常缺课，学生等半天，也不到教室。他好歹敷衍了一学期，让学生们很失望。而一旦学生到得少了，他就拿考试来吓唬学生。有一次的考试居然考法国作家福楼拜的<a href='/book/2107/im'>《包法利夫人》</a>，我和同学们只得拼命看，看得头晕眼痛。终于看完了，就大骂这位老外老师。
这些外国教授，除了个别的，大多是草包。他们都在本国大学毕业，但肯定在本国大学当不了教授，有的可以做大学助教，有的可以做中学老师，有的只配当商店店员或者小公务员之类，找不到太好的工作，但到中国来却成为名教授。更为可笑的是，他们在中国并不老老实实当教授，而是来猎奇，看看这个神秘的国度。受好奇心驱使，有的人学了一脸假笑，挤鼻子弄眼，打躬作揖，能说上三句半中国话，便成为中国通，回国去了。不久居然还写出几本大论中国的书，名也有了，财也有了，皆大欢喜。殊不知，这些人花钱雇中国人给他们翻译中国古籍，但是书出版的时候，译者的名字不见了，只剩下他自己的名字。个别杰出者，还靠这本著作在本国大学当了汉学教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清华，这些非正常途径出身的洋教授，讲课都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所以在规定的所有必修课中，洋教授教的没有一门课让学生们满意。季羡林自己觉得四年下来，收效甚微。尤为可笑的是学了四年的德语，只能看书，却不能听和说，根本张不开口。
那个时候对老师的教学态度，学校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好像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教师也不准备教学大纲和教案。教授在课堂上，可以信口开河。谈天气，可以；骂人，可以；讲掌故，可以；扯闲话，可以。老师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天上地下，唯老师独尊，谁也管不着老师。有的老师竟然能够在课堂上睡过去，有的上一年课，不和学生说一句话。有的教授同时在八个大学兼课，必须制定出一个轮流请假表，才能解决上课的冲突。勤勤恳恳的老师不能说没有，但是是少数。老师这样对待学生，学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师生之间不是互相利用，就是互相敌对。没有想到师生关系竟然变成这样子的关系：老师为了混饭吃，学生为了拿文凭。
杨丙辰当时是北大德语系的系主任，据说在十几个大学兼课，每个月能够拿到1000多块现大洋。他住的地方，就在辅仁大学的旁边，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近，一个叫马圈的胡同。他租了一套房子，是原来的一个亲王府。杨丙辰的思想极为复杂，中心是“四大皆空”。教书比较随便，每个学生他都可以毫不吝啬地给高分。他根本没有时间备课，胡乱讲一通。一次考试，考完了，学生赖着不走，他看学生不走，就问，嫌分数少啊，给你增加10分。有一天，他给季羡林和李长之一本德文讲文艺理论的书，书名中有一个德文字“文艺科学”。他们觉得很新奇，玄机无穷。李长之写了文章，称杨丙辰为“我们的导师”。李长之称他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为“感情的批评主义”。季羡林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觉得直到今天对他的理论还是一点都不明白。
外文系的学生一共三个专业，英语、德语、法语三个语系。三门外语里，选一门主修。我选的是德文。后来之所以能够到德国去，就是因为我学的是德语。冯友兰当时是文学院院长，他和德国留学生交换处签订合同，选人的时候，我和乔冠华被选中。我是因为学了德文，乔冠华是因为抱着黑格尔全集，看懂看不懂，不知道。同他那时候不是同学，也不交谈，反正他的黑格尔全集起了作用。
李长之提到“羡林兄当时正在写《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说明他们在校期间也有共同的兴趣，都从薛德林的诗中读出了力量和信念。"></span><bdi></bdi><tt></tt><bdo>藏书网</bdo><a></a><code>.99lib.</code>
季羡林：乔冠华腋下夹黑格尔著作，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得懂，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是同系，也不交谈。后来，他之所以跟我一起，成为交换研究生，就是因为这《黑格尔全集》起了作用了。我那时候德文也不行。那教员哪，就是都不大负责任。
蔡德贵：他用英文讲，没有法子练口语啊。
季羡林：有个笑话，有一次，我们几个中国学生，跟那个艾克提出来，你能不能用德文讲啊。他说，好啊，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他说你们听懂了吗？我们当然听不懂啦，他说，我还是用英文讲吧。他哇啦哇啦，我们当然听不懂啦，我们没有念过啊。
蔡德贵：艾克是您学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啊？
季羡林：后来这样子，艾克5年离开岗位，带工资休假，他到英国去了。谁来代替他呢？就是石坦安。这个石坦安呢，作风跟艾克不一样。艾克喜欢那个Holderlin，薛德林，艾克喜欢，所以我那个论文就是用英文写的，《薛德林的早期诗歌》，为什么是早期呢？那时候我的德文也不行，早期啊，就是把他年轻时候的诗啊，勉勉强强看上几遍，写论文，就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是用英文写的，那时候德语用英文。
蔡德贵：看薛德林的早期诗歌，是看德文版的，写论文是英文写。
季羡林：英文写的。
蔡德贵：德文的东西看行。
季羡林：看，也是生吞活剥。不行。后来我们到柏林以后，我和乔冠华到德国以后，在柏林停了几个礼拜，德国那个柏林大学，有一给外国学生开的班，我们就在柏林参加了那个给外国学生开的班。要真正掌握一门外语并不容易，得下一些死功夫。现在讲到什么题目了？
蔡德贵：石坦安代替艾克。
季羡林：石坦安教过。主要那时候德语不行。
蔡德贵：在柏林大学是口语训练。
季羡林：就是这个意思。
蔡德贵：现在叫强化训练。
季羡林：嗯。
蔡德贵：外教还有谁？
季羡林：还有翟孟生（Jameson），有一本《欧洲文学史》，用英文写的。
蔡德贵：他教过您吗？
季羡林：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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