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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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7日上午10:00～11:00

 蔡德贵：董老师的批语是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他布置作文，“随便写来”四个字，不出作文题，是吗？

 季羡林：就是他的，不出题。

 蔡德贵：您用《随便写来》写过文章？

 季羡林：对。就是这样子。

 蔡德贵：您的文章还记得吗？

 季羡林：记不得了，反正写啦，用《随便写来》做题。董秋芳是这样子，我受他的影响很大。我后来从事写作，与他的影响有关。他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学英文的，翻译了一本叫《争自由的波浪》，从英文翻译成汉文。那时候，有一个习惯，他本来也不是中文系的，后来我自己也当国文教员，也不是中文系的。就是人家只要认为他是作家，就可以教中文的。这就是当时的规律。董秋芳就是作家，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作品，就是翻译的《争自由的波浪》。

 蔡德贵：您自己有创作的。

 季羡林<big>９９ｌｉｂ?</big>：我创作的。

 蔡德贵：有散文，也有小说。

 季羡林：对。董秋芳那时候，我记得他讲这个《苦闷的象征》，日本那个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是讲文艺理论的。内容大概是，主要就是，文学作品的根本来源就是苦。过去也有这种说法的，中国不是也讲吗，“诗必穷而后工”，你不穷啊，老是做官发财，诗写不好。

 蔡德贵：实际上是悲剧更有生命力，是吗？

 季羡林：嗯。中国历史上也是这个样子。一个人一生飞黄腾达，写不出好诗。这里边还有一个，也是在中国，还有个说法，“欢愉之辞难工”，欢悦的情绪不能写好（文章）。这话恐怕是对的。因为一个人没有激情，写不出好文章。我一向主张，写科研论文，没有真见解，不要下笔。写抒情的文章，没有真的感情，也不要下笔。下笔也没有好结果。

 所以董秋芳他自己也没有创作过，只有《争自由的波浪》一本小书，这样他就成为作家啦，后来就到山东教书。

 蔡德贵：他教学水平怎么样？

 季羡林：教学水平不怎么样，不怎么样的原因，就是，一个，他北方话说得不行，他是绍兴人。另外一个呢，他确实脑袋里边，也没有什么学问，大家最多给他个60分，作为教员。

 蔡德贵：受学生的欢迎吗？

 季羡林：60分么，刚及格。评价，也不是什么受欢迎，谈不到。就是也没有想架他，架老师就是赶跑的意思，咱们也没有架走他。就是60分，平平，能接受。

 蔡德贵：您是不是特别喜欢他那个“随便写来”？

 季羡林：也不是。因为后来这样子，他对我写的几篇文章，最早的，评价极高。他这样子，他就讲，说我的作文水平，还有一个理科的王联榜，理科的，那个王联榜是能写，季羡林和王联榜是全班——后来加了一个引号，“全校之冠”，就是全校的第一名。

 他教书总起来就是60分，他自己没有学术研究，也没有什么创作，就是《争自由的波浪》。他大概与鲁迅是老乡加小友。

 蔡德贵：他沾鲁迅的光了吗？

 季羡林：不能说，不能说沾鲁迅的光。他自己就……反正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请一个不是本地的山东人，而且没有什么大成就的，去山东教国文。

 蔡德贵：而且是最好的中学。

 季羡林：一中当然是最好的啦。中学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胡也频。他晚啦。

 蔡德贵：胡也频早，在先。

 季羡林：记不清楚了。

 蔡德贵：胡也频是济南高中第一个教您的，是教现代文艺，就是普罗文学。

 季羡林：胡也频就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反正当时也是国文教员。丁玲啊，不是他的夫人么，因为胡也频的关系，丁玲到济南去了。到济南去，是这样子，济南那个路，比上海，比不了，不平。特别是那个高中，外边那个下坡，垫着石子，穿着高跟鞋，身体挺胖的，结果胡也频成了她的手杖了。没有胡也频帮她，她走不了路。

 所以因此呢，后来就是多少年以后啦，就是，郑振铎、靳以和巴金编那个《文学季刊》，那是后来啦。《文学季刊》，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评丁玲的<a href='/book/2101/im'>《母亲》</a>。《清华园日记》</a>，季羡林的《夜会》书评，写成于1933年11月8日。

 夜会（书评）

 这也许是幻觉罢。——一想丁玲，总有两个不同的影子浮现在我面前：一个是前期的，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少女的影子；一个是后期的，这个影子却很难描述，大概多少总带点儿普罗味，身上穿的应该是蓝布裤褂之流的东西罢，虽然这两个影子往往是同时浮起来，我却很难把它们拉在一起，说是一个人。我并不否认一个人会转变的，但这转变放在丁玲身上，我总觉得有点不大适合。仿佛近于奇迹似的，这种“觉得”实在太不近情理，但是我自己除了这样“觉得”外，再进一步的解释想找也找不到了。

 以后因为某一种机缘的凑巧，我读到了几乎自《在黑暗中》以后的她的全部作品；最近又读到她失踪前不久出版的《夜会》。在这几部书里，有她的全人格的进展的缩影，最初是从“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的莎菲，进展到能“忍受非常无礼的侮辱”的梦珂。这以后，她的颓废的心情又反映在阿毛姑娘身上，——“不为什么，就是懒得活，觉得早死了也好。”跟着来的是转变，《韦护》的女主人公丽嘉一出台便与以前不同了，她看破爱情，她想做点事业，这种空漠的想，又实现在《一九三○年春上海》里，这书的女主人公美琳终于投身革命，最后是，革命被象征化了，在《给孩子们》里作为爱若出现了。

 这种由资产阶级而闻到革命的气息，而真去革命，而把革命象征了，不是一个很合理的进展吗？合理是真的；但也许太合理了，我在《在黑暗中》看到的丁玲是这样；在《韦护》里看到的仍然是这样，在《一九三○年春上海》看到的仍然是这样，——倘若就这样下去，我想不会有一天不这样的。也许因为时间的关系，在《在黑暗中》里不得不穿旗袍或马夹；在《一九三○年春上海》只好穿蓝布裤褂之流的东西，我不愿意替别人检定意识，说不愿意是瞎话，实在是不会，但是丁玲的意识却很明显：她彻头彻尾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女性。

 在这里，很奇怪的，我想到扑火的蛾子，无论原来是在树丛里，墙角里，只要见到一丝光明，也要去扑，被纱窗隔住了，还要停留在那里，徘徊着往里窥探，希望可以发见一个空隙，钻了进去。但这个联想实在不恰当，我承认我们的革命家闻到了革命气息，有的也真的去革命了，但是大部分闻到这气息的时候却往往在跳舞厅里，喝过了香槟酒“醉眼蒙眬”的那一刹那间。我的良心不使我把丁玲归在这一类，但是除了这一类外，我却也再找不到更适合的一类了。

 但是，实在说起来，还不这样简单，在她这一些作品里，我看出了她的一个特点——黏质的惰性。这种惰性我自己也感到过，尤其是在读书的时候，只要一想到发奋读点书，总想明天开始罢，然而明天成了今天，还明天开始罢。就这样明天下去，终于也不开始了，在某一种时候，丁玲也实在被革命气息陶醉过，但是她仍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向前动一动。自己做些美丽的富有诗意的梦，她微笑着满足了，也许她也有“来了”之感罢。

 就这样，无论穿的是旗袍或马夹，穿的是蓝布裤褂；但是，她还是她，转变也终于只转变了衣服。她与第四阶级的距离不比《在黑暗中》时期距离近，她所描写的第四阶级只是她自己幻想的结果，你想，像她这样一个人凭空去幻想第四阶级，结果应当怎样离奇呢？你可以用一个印度人去想象北冰洋来比拟，这个印度人会把棕榈栽在冰山上（自然是在想象里），他会骑了象赤着身子过雪的山，——你看她怎样，在<a href='/article/4922.htm'>《消息》</a>里，她同几个老太婆开玩笑，她替他们做着白日的梦：

 “一天只做七个钟头工，加了工资，礼拜天还有戏看呢，坐包厢，不花钱……”

 在《夜会》里，她描写了，也许同她初意的相反，他们的简单、愚蠢，以及一切能令一个绅士发笑的举动，倘若我们有一点同情心的话。这一点也是为他们单纯的愚蠢的而生的，本来，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眼里，他们的举动的确有点愚蠢而近于可笑的。丁玲虽然改了装，穿上了蓝布裤褂，但是她仍然是以前的她，这些简单到同牛马一般的人们，在她眼里，能不显得可笑吗？我常奇怪，出现于外国电影里的中国人，总是佝偻着腰，摇着尾巴（可惜没有个尾巴）。低首站在天之骄子面前，外国人为什么把中国人弄成这样？在丁玲身上，我找到了解答。

 我不是说，在她的几部书里有她的全人格进展的缩影吗？但是这里所谓的进展，却似乎有点不大适合，倘若进展含有好一方面的意义的话，她的缩影是往前走的，但这只是给时间拖着。更适当地说，她的影却是愈拖愈暗淡下来了。到了《夜会》，只模模糊糊地留了点残痕，明显地说，就是，她的身躯在经过某一个阶段以前，只适于穿旗袍或马夹；或者，再往后，穿筒子似的大衣和高跟鞋，但是她却偏想去穿蓝布裤褂，结果只有暗淡了。

 虽然暗淡了下来，仍然一样浮现在我的面前。不同的就是，现在我却能把它们拉在一起，以前我看看她的影子在书里掠过的，绿的，渐渐地蓝了蓝了，迅速似流星，终于我也莫名其妙，但是现在我仿佛有了慧眼似的，我能在这些幻变的影子后面发见一个更根本的东西，我知道，自始至终，她仍然是她，没有转也没有变，我笑自己的浅薄——我怎么会给她的外套眩惑了呢？1934年1月"><footer>九九藏书</footer>

 因为我对丁玲就是那么个印象，拿胡也频当手杖，没有好印象。她的<a href='/book/2101/im'>《母亲》</a>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后来我就说，她这个脑袋里边啊，就是不认爹和娘啦，所以写母亲呢，写的，别人写母亲，写母爱，她不写这个，写的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文学季刊》啊，头一篇我就写评丁玲的<a href='/book/2101/im'>《母亲》</a>。

 后来惹出了这个麻烦。麻烦从谁那儿来的呢？沈从文，沈从文啊，与丁玲啊，有一段恋爱关系。所以有一次，就是《文学季刊》当时刚发表的时候，轰动全国。我写那个评丁玲的<a href='/book/2101/im'>《母亲》</a>，观点就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她这个把她母亲写的，不是写母爱，那个母亲一点也不可爱。所以她脑筋里边的母亲，就是不认爹和娘的，那个母亲。丁玲不是和胡也频已经结婚了？

 蔡德贵：有人说那时候没有结婚，只是同居。

 季羡林：那个不清楚，反正在一起住。

 我跟郑振铎关系比较好，他办《文学季刊》，他请我，这个《文学季刊》第1期，写的那个特约撰稿人，里边有我，林庚，李长之啊。

 蔡德贵：很器重您啊。

 季羡林：那当然，不过后来一直跟郑振铎关系好。郑振铎那个人哪，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酸溜溜的那种味道，也没有架子。到后来不是文化部的副部长么，文物局局长。文物局在团城上面，他当局长的时候，我到团城去看过他。

 蔡德贵：就是北海的团城。

 季羡林：对。胡也频就是，我对丁玲，就是这么一个印象。她写的那个母亲，挺蠢的。后来我就觉得，“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后来写出来以后，郑振铎有一天见到我，他说，羡林，你那篇文章惹了麻烦，我说什么文章啊？评这个丁玲的<a href='/book/2101/im'>《母亲》</a>，我说，谁说呢？沈从文。沈从文原来大概很早的时候，与丁玲一度有恋爱关系，住在西山。大概是很早了，比较年轻的时候。后来我说，第2期那个《文学季刊》，把它撤掉，第2期（应该是再版时）就没有那个评丁玲的<a href='/book/2101/im'>《母亲》</a>了。后来我还给沈从文写了封信，因为那时候在中国作家<var></var>中间，我很崇拜沈从文。

 为什么原因呢？因为那时候，这个，鲁迅已经不在了，大概文学家最高权威茅盾，三部曲，或者<a href='/book/2322/im'>《子夜》</a>，我对茅盾呢，很不欣赏，他<a href='/book/2322/im'>《子夜》</a>出版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清华念书，我，吴组缃、林庚、李长之，我们四个，跑到那个水木清华，工字厅后边，很安静，就谈这个<a href='/book/2322/im'>《子夜》</a>。吹捧这个书的是吴组缃，他说这个书规模宏大。我就说，从文章来讲的话呢，茅盾哪，那文体啊，文风啊，没有什么特点，我说他笨得很。就用这个词：笨。沈从文是出名的，他的风格写的文章，我喜欢的，有才干。茅盾的就不行，他的<a href='/book/2322/im'>《子夜》</a>我是全盘否定的。吴组缃吹捧，说他这个书啊，规模宏大，有点气魄，我们就辩论了一番。当时我们那时候都年轻，反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口出狂言，不过有什么，说什么，我们倒不隐瞒。大概有这么个……

 蔡德贵：你们也不争吵。

 季羡林：不争吵。个人说个人的观点，也用不着说服别人，说完就完。

 蔡德贵：您有没有写过<a href='/book/2101/im'>《母亲》</a>的书评？

 季羡林：写<a href='/book/2101/im'>《母亲》</a>的文章啊？

 蔡德贵：文章。

 季羡林：那时候还没有。后来多啦。

 蔡德贵：写过<a href='/book/2322/im'>《子夜》</a>的书评吗？

 季羡林：没写过。

 蔡德贵：写过巴金<a href='/book/1999/im'>《家》</a>的书评。

 季羡林：<a href='/book/1999/im'>《家》</a>写过。中国近代作家中，我始终认为巴金是个大作家，原因是什么呢？从文章来讲，茅盾的文章很板，板滞，看不出什么才干来。巴金就不同，巴金的文章有文采，所以后来我说，拿诺贝尔奖，中国唯一有资格的，就是巴金。

 诺贝尔奖，这个后来，有一段啊，就是中国解放以后，我就说，大概没有写文章。我就跟中国的出版界，中国的作家啊，我说，不要吹捧诺贝尔奖，诺贝尔奖这个东西啊，本身是代表资产阶级、代表资本主义的东西，它也不会给中国。所以当年哪，鲁迅还活着，1930年以后的，说有一度，想把诺贝尔奖金给鲁迅，鲁迅拒绝了。

 蔡德贵：确有其事吗？

 季羡林：有其事没有其事，反正都这么传说。

 蔡德贵：先生，我插一句，有个作家碧野，说您和臧克家编辑过《文讯》。

 季羡林：碧野知道。我不知道有《文讯》这个杂志。

 蔡德贵：鲁迅拒绝诺贝尔奖是听说的。

 季羡林：传说的，不过也有可能。后来一解放，我就说过好多次，我说，中国的文学界、艺术界啊，不要过分吹捧诺贝尔奖，诺贝尔奖代表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它不会给一个共产主义专政的国家，它不会的。瑞典科学院它不会把那个奖金给中国的。这是政治偏见。后来那个日本呢，有好几个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个川端康成<span class="" data-note="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现、当代小说家。出生在大阪。幼年父母双亡，后祖父母和姐姐又陆续病故。孤独忧郁伴其一生，这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在东京大学国文专业学习时，参与复刊《新思潮》（第6次）杂志。1924年毕业。同年和横光利一创办《文艺时代》杂志，后成为由此诞生的新感觉派的中心人物之一。新感觉派衰落后，参加新兴艺术派和新心理主义文学运动，一生创作小说100多篇，中短篇多于长篇。作品富抒情性，追求人生升华的美，并深受佛教思想和虚无主义影响。早期多以下层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写他们的纯洁和不幸。后期一些作品写了近亲之间、甚至老人的变态情爱心理，表现出颓废的一面。担任过国际笔会副会长、日本笔会会长等职。1957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曾获日本政府的文化勋章、法国政府的文化艺术勋章等。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2年在工作室自杀去世。">，第二个大江健三郎<span class="" data-note="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出生在爱媛县森林中的一个小山村，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衷于阅读萨特、加缪、福克纳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于1957年5月发表《奇妙的工作》。在这一年里，大江还相继发表了习作《死者的奢华》、《人羊》和《他人的脚》等短篇小说。自此，大江作为学生作家开始崭露头角，1958年又发表了《饲育》和《在看之前便跳》等短篇小说，其中《饲育》获得第39届芥川奖，使得这位学生作家被视为文学新时期的象征和代表；而稍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摘嫩菜打孩子》，则更是决定性地把他放在了新文学旗手的位置上。1959年3月，大江从东京大学法文专业毕业，同年，作者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和随笔《我们的性的世界》等作品，开始从性意识的角度来观察人生，试图表现都市青年封闭的内心世界。1963年长子大江光出世——婴儿原来的头盖骨先天缺损，脑组织外溢，虽然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他还去广岛参加了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有关调查，走访了许多爆炸中的幸存者，两件都与死亡相连接的事给这位作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和极为强烈的震撼，使他把小的“死”（残疾病儿大江光的死的威胁）与大的“死”（全人类所面临的核武器爆炸的死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认为死亡的危险正经常性地显露出来。这种思考又使得作者在生活中不得不时时意识到死亡，并且将这种生活态度自觉不自觉地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发表《个人的体验》（1964）和《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1968）等以残疾人和核问题为主要题材的作品，具有较浓厚的人道主义倾向。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还有《日常生活的冒险》（1964）、《洪水淹没我的灵魂》（1968）等长篇小说。在随笔和文学评论领域也非常活跃，著有《广岛日记》（1965）、《作为同时代的人》（1973）和《小说方法》（1978）等作品和文论。">。大江健三郎他到中国来，到北大，我招待过他。<figure>99lib?</figure>

 蔡德贵：什么时候？

 季羡林：忘记了。

 蔡德贵：是不是当北大副校长的时候？

 季羡林：嗯。所以后来我就说，中国人啊，少宣传诺贝尔奖，它不会给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像瑞典科学院，瑞典那个封建主义那么严重，它能让一个共产党的作家到科学院发表讲话？我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蔡德贵：有没有小林多喜二？

 季羡林：好像没有。

 季羡林：所以，我就说不要宣传诺贝尔奖。而且我举例子，说那个赛珍珠<span class="" data-note="赛珍珠（Pearl Buck，l892～1973），美国女作家。本名珀尔·赛登斯特里克·布克。赛珍珠是她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西部，父母是传教士，自小随父母来中国，曾阅读中国的经书。17岁回美国进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攻读心理学，毕业后又来中国。1917年与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结婚，从事传教工作。1927年北伐军进入南京，她离开中国。1934年与布克离婚；1935年与约翰·戴公司总经理、《亚细亚》杂志主编理查·沃尔什结婚，因而进入约翰·戴公司任编辑。以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庄里从事写作。赛珍珠于1922年开始写作，1931年发表长篇小说《大地》，立即成为畅销书，并于1992年获普利策奖金，1938年因此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一生写了85部作品，包括小说、传记、儿童文学、政论等。她也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广播剧和文艺评论。她早期曾著文批评美国教会人士在国外的某些做法；晚年的政论主要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辩护，并攻击共产主义。她自称热爱中国，但她爱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旧文化。她被称为“中国通”，但她在《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大地》，1931；《儿子们》，1932；《分家》，1935）中所描绘的并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也没有反映中国人民的命运。在《北京来信》（1957）和《梁太太的三个女儿》（1969）中，她更明显地流露出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敌对情绪。赛珍珠曾把《水浒》译成英文，译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1933）。1932年10月29日下午3点，季羡林开始摘译美国女作家勃克夫人（即赛珍珠）出版新著小说《诸子》（现在统一译为《儿子们》）的消息，在这天的日记中，他认为赛珍珠对中国很熟悉，她的丈夫是金陵大学的农科主任，自小说《佳壤》（现在统一译为《大地》）出名，已成为一个很受人欢迎的作家了。31日把稿子写完，寄走（日记50页）此文题目为“勃克夫人新著小说《诸子》”，半年后，发表在1933年5月22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81期，第11版。

 文章说：

 勃克夫人Pearl.S.Buck自出版《佳壤》The Good Earth后，一举而为文坛骄子。所作小说，本刊已屡有介绍。近又发表其新作《诸子》Sons。美国John Day书店出版，定价美金1圆5角。此书实为《佳壤》续篇，文笔清洁精到，结构紧凑，写来亦较《佳壤》为有力。在《佳壤》中，勃克夫人所描写之中国人，缺乏明确个性，究非向壁虚造，如此一般外人所想象之中国人。夫人对此等人实有相当了解，于其生活习性尚能明悉。如阿兰，如梨花，如王龙，夫人皆熟悉之，以故写来得心应手，栩栩有生气，至《诸子》中所描写之人物，则颇与夫人隔膜。主角王虎，为王龙之子，然行思为想大异乃父。夫人于此乃不得已而借助他山。夫人现在正译《水浒》为英文。《水浒》中所描写之人物，颇有与夫人意想中之王虎相类者。于是其个性描写及背景，多受《水浒》暗示，即文体亦较《佳壤》更中国化矣。吾侪读之，虽仍欣赏其朴素之文体，然描写不能卷舒自如，时现倨蹙之状。人物所与之印象亦甚暗淡，颇疑其所写者非现在有血有肉之中国人矣。

 本书开首为一转变点，叙王龙之死。终结时为一转变点，叙王虎之猛醒及其子之重归佳壤。中间叙家族中暗斗明争，王虎及其弟、子贸易纠葛，王虎之重婚及归家，书中不时点出佳壤，为全篇主要线索。王龙沾恋佳壤之精神重现于其妾梨花，重现于王虎之子及其弟，不但使全书有一贯精神，而又与《佳壤》所提及者连接为一，即家庭之盛衰。

 家庭之盛衰实即中华民族盛衰之象征。中国以农立国。一般人民出自佳壤，终仍还彼佳壤，此类盛衰兴亡，新陈代谢之悲喜剧，充满中国各地，无日无之。夫人擒住此点，表而出之，实为独具只眼。

 此书叙述静止时之王虎，颇为完美。但一步行动，则近平庸。即《佳壤》中之女主角阿兰，为人物中之最生动者，亦令人有同感。于此可见，夫人了解中国女人虽较男人为深切，究不能获得中国人行动之要点。外此，夫人未能了解中国人对人生之态度，亦为缺点之一。随之表现于此书中之中国礼法，完全在形式方面。盖自夫人观之，中国所谓父子兄弟朋友皆为形式的，毫无真情。

 此乃一般外人之偏见，夫人自非例外。盖中国五伦之相互关系，实多出于至情，绝非纯由矫揉造作者。夫人有先入成见，写来多与实情扞格。国人颇有攻击之者，然亦不必。盖夫人之缺乏大艺术家手腕，幻想力不足，为不可掩盖之事实。但其态度则极严重。书中时有对中国人自甘堕落之嘲笑，但亦不乏同情。对自己工作亦有责任观念。夫人非不愿深切了解中国人，为时势所限耳。陈西莹君谓“在西方人所写的中国小说中有空前的贡献”，实为知言。">这种作家，二流都不够，三流、四流的。她得诺贝尔奖，赛珍珠，她写的《大地》吧？以中国为背景的。

 蔡德贵：您有这本书的书讯。我给您复印了，在《大公报》上发表的。

 季羡林：哦。《大公报》编那个《文学副刊》，大概吴宓出名，主编那个《文学副刊》，大概编的就是几个学生，给他管。吴宓的名字，吴宓的主编。其实他也没管这个。因为吴宓他根本反对白话文，他反对白话文的。

 那时候是这样子，《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名义是吴宓，下边李长之、林庚，就这么几个人。我们在一起。吴组缃、李长之、林庚，我，四剑客。

 我们那时候，只要谁出一本书，开一（次）会，就在水木清华后边，很幽静，很漂亮。各抒己见，并无争吵。林庚有一天，也是清华念书的时候，林庚有一天早晨到宿舍里边，找我和李长之说，我今天早晨写了一首好诗，就是：

 破晓时天旁的水声，

 深林中老虎的眼睛。

 说那是神来之笔，后来收入到他的全集，就这么收入的。破晓时天旁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说好得不得了。林庚说，我睡觉啊，早晨起来一醒，那个帐子啊，风吹的，飘动，于是就想到水。到后来收入到他的集子里了。

 蔡德贵：您当时认为林庚的诗是好诗吗？

 季羡林：没有。我也不认为是好诗。这个新诗啊，我认为只有一首是好的，戴望舒<span class="" data-note="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州人，中国近代诗人、翻译家。笔名有戴梦鸥、江恩、艾昂甫等。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1928年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这本诗集也是戴望舒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篇就是《雨巷》，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戴望舒通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等欧洲语言，一直从事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是首个将西班牙诗人洛尔卡的作品翻成中文的人。《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因此而赢得“雨巷诗人”的雅号。">的《雨巷》。我说，那一篇是好诗，其余的没有一篇，我认为是好诗。徐志摩《落叶》</a>、《巴黎的鳞爪》、《自剖》、<a href='/book/1997/im'>《秋》</a>，小说散文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这个我并不欣赏。那时候徐志摩、陈梦家、方玮德，这是诗人，当时的，都是诗人。徐志摩比他俩大概早一点。徐志摩跟我排辈的话，应该是我的老师一辈。

 蔡德贵：吴宓的名字得来也是偶然性。吴宓的名字，是随便查阅《康熙字典》起出来的。

 季羡林：陈寅恪先生的名字到底怎么念，字典里恪字没有què的音，但是有个人叫令恪，也念què字音。不知道为什么。

 蔡德贵：我查阅了当时的一点资料，说，陈寅恪刚到北京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名字到底应该怎么念，是不清楚的。吴宓、赵元任夫妇与陈寅恪闲谈时，赵元任对吴宓问道：“雨僧，是叫陈寅kè，还是陈寅què？”吴宓诧异道：“大家都叫他寅què，难道不对吗？”一面看着陈寅恪。陈寅恪微微一笑：“大家都那样念，也就没有办法。”赵元任严肃地说：“总要有个标准。这个字，就是该念kè，我是在民国十三年才发现寅恪自己拼写的德文，是写作Yin Ko Ts的。寅恪是谦谦君子，不好意思纠正别人。但是我是喜欢咬文嚼字的，这个字念错了，以讹传讹，可不得了。”陈寅恪微笑着说：“我的江西口音比较重，其实这个字是应该念Kè，不念què。说到咬文嚼字，《说文》这部书就是榜样。”

 季羡林：他大概讲过，名字怎么来的呢？拿一部《康熙字典》，手指头一点就是宓。

 蔡德贵：为什么，说过吗？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去哈佛大学做留学生，因为原名超过岁数，要改岁数，必须改名字。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就欣赏《雨巷》。

 季羡林：就那一首。戴望舒其他的也不行。《雨巷》，它一个意境好，另一个有音调，当时我有一个阶段，主张写诗，跟谱音乐一样，叫纯诗，Pure Poetry，与音乐一样。诗歌是音乐与文字之间哪，一定要语调铿锵。有起伏，有节奏，讲究起笔、落笔，中间布局，很严格的。

 有一阵，对这个八股文啊。张中行同意我的意见，我说，对八股文啊，不可完全抹杀。它的思想太腐朽，文章的结构还可以向八股文学习。八股文的结构，起承转合，有人讲，这个清朝的桐城派就受八股文的影响，我同意这个意见。桐城派也是新的八股文，就讲究起承转合。八股文的最大问题，是思想，思想腐朽，形式还得八股。

 张中行那个人，是很有见解的。所以那个桐城派，其实就是与八股文有很密切的关系。当然谁也不承认。可当时那个文章取士，文章取士，别的本领先不讲，看文章。那个文章，这个做主怎么看？不是有个，哪一个啊？好像是<a href='/book/5748/im'>《儒林外史》</a>还是什么，这么讲的吧？大概吴敬梓，是反对八股的。好像是<a href='/book/5748/im'>《儒林外史》</a>，就是一个学道，就是提学使，现在的教育厅长。不过那个提学使是暂时的，考试完了还回原单位。一般那个提学使都是翰林。

 蔡德贵：提学使就是翰林。

 季羡林：一般。是翰林出来当提学使，完了以后，还回去当翰林。升官哪，还是从翰林那个往上升。这个你作为一个翰林出来当提学使。论文章来评论一个人，能够成，就是举人啦。再到北京，就是进士了。

 蔡德贵：举人相当于高中吗？

 季羡林：相当，这个，它没有法比。为什么没有法比呢？要论国文水平，那个举人的国文水平，比我们现在的，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要高。

 当时这个桐城派啊，好像与八股是两条并行的路，而且从形式上来看也很一致。那八股文稍欠缺的，文章没有个性。桐城派从文章结构来讲，讲究起承转合，不要废词。所以我说，从文章的结构来讲，八股文还值得我们重视，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八股文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没有那么多的字数给它。

 五四运动，这是题外的话啦，五四运动的结果，就是把文言改成白话。改成白话呢，可是你要分析一下。比方说，这个五四运动受西方影响很大，我的想法，中国的五四运动好像是跟日本有联系。日本明治维新，他们学习西方啊，比我们早一步。早一步，甲午海战，那中国必败。为什么？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它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甲午海战，中国必败，那不成问题。当然中国那时候，像那个严复，到英国去，是学海军的，不是学什么别的，不过咱们晚了一步。晚了一步，甲午海战，必败无疑。日本早了一步，学欧洲。

 蔡德贵：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强调兰学的。

 季羡林：荷兰也就代表西方。它是西方文化的。

 蔡德贵：代表人物是庆应大学校长福泽谕吉。

 季羡林：对。

 蔡德贵：您认为八股文结构可取，文章的内容欠个性，思想是不可取的。

 季羡林：那个八股文，一定要根据朱子的学说，一定朱子，对四书五经的解释也不一样的，但是规定以朱子的解释为主。朱熹这个人也真是了不起的。这个人啊，是古今中外，知识面是非常广的，《朱子语类》里面甚至有自然科学，我看过，大体翻了翻，它这个内容宽泛，那是没有能比得上的。非常丰富，我记得，好像里面连梵文、巴利文的内容都有，自然科学也有。

 蔡德贵：朱熹讲过星云学说。

 季羡林：《朱子语类》内容很广泛，没有能够比得上的。现在的文风怎么样？不知道你怎么看。

 蔡德贵：文风很糟糕的。道德、文风要抓一抓了。

 季羡林：《朱子语类》我大体翻了翻，我就感觉它那里面内容非常丰富。朱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大人物，承先启后。孔子之后，没人能比得上，朱熹是个大人物，没有比他更伟大的。孔子到朱子什么人物最突出？郑康成，郑玄，配不上他。

 蔡德贵：那孟子呢？

 季羡林：孟子也不行。孟子不是个思想家，孟子就是“王何必曰利，仁义而已”。宣传仁义，这个是他的中心思想。一个仁，一个义，讲点仁义而已，比孔子更多的内容，我想不起来。我觉得朱子比孟子伟大。我看，孔子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是朱熹。

 蔡德贵：思想界还是很肯定孟子的。

 季羡林：我对孟子没有研究了。

 蔡德贵：我想到您叔父编的《课侄选文》。里面有朱子的文章吗？

 季羡林：有。

 蔡德贵：其他的还有吗？有王阳明的吗？

 季羡林：忘记了。反正我知道叔父的思想是陈旧得很，没有一点新东西，是讲理学的，中国的理学，道理的理。

 蔡德贵：鲁迅批判理学以理杀人。

 季羡林：对。

 蔡德贵：但是朱熹是理学的泰山北斗啊。

 季羡林：那是。

 蔡德贵：吃饭不合规矩，叔父打掉筷子，有吗？

 季羡林：也没有打掉筷子。叔父的要求死死板板，中规中矩。我在新育小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循规蹈矩”这四个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复杂的字，笔画那么多的字，非常崇拜。也不大懂什么是循规蹈矩，我那时候很小，不到10岁。我原来在一师附小，转学就是因为《阿拉伯人的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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