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社会的不正常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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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不正常或者可以说很不正常的社会，过渡到正常社会的过程。一些人类社会的常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承认，人们也像世界上其他多数地方的人那样，踏实地过日子，可以大声说人是要吃饭的，生病是要看的，不必问是哪个阶级的。可以养鸡养猪而不必担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可以发家致富不用担心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到了芜湖傻子瓜子年广久事件出来之后，连雇工办企业都可以了，慢慢地，中国人自己承认了自己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世界终于松了口气。

    然而，逐渐正常的社会依然会有些不正常的话题，穷和富就是一个。?忧心贫富差距过大倒是情有可原，但是眼下穷人和富人变成了道德上的两极，穷人说不得不好，富人说不得好，茅于轼先生说了句“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孙立平先生提到，穷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能堕落得更快，就像捅了马蜂窝。

    一些人担心穷人仇富，一些人要清算富人的“原罪”，一个古老的幽灵在徘徊，那就是“均贫富”。提到“均贫富”，无论担心还是欢呼的，都觉得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无论如何都具有正当性的，因为这是穷人立场上的话。

    不错，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过周期性的“均贫富”的历史，但那多是历史的非常态，历史更多地呈现的是它的常态，大家安稳和比较安稳地过日子，发家致富。孔夫子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其富的总量也是小巫见大巫。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我们法家传统在新的条件下的变种。

    不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在道德上的确没有他们的老一辈那么光彩，权钱勾结的事也没少干，在挣第一桶金的时候更是很难干净。但是他们的行为毕竟有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印记，我们如何去谴责某些公民的不当行为？举一个例子，“投机倒把”罪不是前几年才撤销的吗？按这个罪名，现在该有多少人违法？即便是权钱交易，在有权的一方设租寻租的前提下，单方面谴责企业家也是不公平的，毕竟权和钱之间有大恶和小恶之分，放过大恶，把板子都打在小恶头上，事实上是更大的扭曲。警惕和限制<mark>?</mark>这种剥夺才是我们每个有话语权的人所应该格外重视的问题。

    正常的社会是按常识行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发财致富是正常的、不应该受到谴责的平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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