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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保安以西的甘肃边境和前线去的时候，一路上借宿农民的茅屋，睡在他们的土炕上（在弄不到门板那样的奢侈品的时候），吃他们的饭，同他们谈话。他们都是穷人，心地善良，殷勤好客。他们有些人听说我是个“外国客人”便拒 7edd." >绝收我的钱。我记得一个农村小脚老太太，自己有五、六个孩子吃饭，却坚持要把她养的五、六只鸡杀一只招待我。“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我听到她同我的一个同伴说。我知道她这么说并不是有意无礼。她除了“洋鬼子”以外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来叫我。
我当时是同傅锦魁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线。象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一样，傅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里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一天夜里在陕北接近甘肃边境的一个叫周家的村子里，傅和我在一个住了五、六户农民的院子里找到了住处。有十五个小孩不断地在跑来跑去，其中六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年约四十五岁的农民，他很客气地慨然同意接待我们。他给了我们一间干净的屋子，炕上铺了一张新毡子是我的地。”他指着一个种着玉米、小米、蔬菜的山顶。隔着一条小溪，就在我们院子的对岸。
“那块地值多少钱？”
“这里的地不值钱，除非是河谷地，”他说。“这样的一座山，我们花二十五元钱就能买到。值钱的是骡子、羊、猪、鸡、房子、农具。”
“那么，打比方来说，你的地值多少钱？”
他仍旧不愿说他的地值多少钱。“你花一百元就可以把我房子、牲口、农具都买去——再算进那座山。”他最后这么估计。
“那你得缴多少税和地租呢？”
“四十元一年！”
“那是在红军来这里以前？”
“是的，现在我们不缴税。但是谁知道明年又怎样？红军一走，白军就来。一年红军，一年白军。白军来了，他们叫我们红匪。红军来了，他们逮反革命分子。”
“但是有这不同，”一个青年农民插嘴说。“如果我们的街坊说我们没有帮助白军，红军就相信了。但是碰上白军，我们即使有一百个好人为我们担保，而没有一个地主，仍把我们当红匪。可>.</a>不是这样？”
那个老头点点头。他说上次白军来时，把山那一头的村子里一家贫农统统杀了，为什么？因为白军问红军藏在哪里，那家子人不肯告诉他们。“从那以后，我们全都逃了，把牲口带走。我们后来同红军一起回来。”
“要是下次白军来了，你走吗？”
“啊哟！”一个头发很长，长得一口好牙的老头叫道。“这次我们当然走！他们会杀死我们的！”
他开始一一说村子里的人的罪名。他们参加了贫民会，他们投票选举乡苏维埃，他们把白军动向报告给红军，他们有两家的儿子在红军里，另一家有两个女儿在护士学校。这不是罪名吗？他向我保证，随便哪一个罪名就可以把他们枪决。
这时一个赤脚的十几岁少年站起来，他一心注意讨论，忘记了有洋鬼子。“老大爷，你说这是罪名？这是爱国行为！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不是因为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咱们的权利在打仗？”
他热烈地继续说：“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是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姊姊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这说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tt></tt>，这就不算苦！”
凡是知道中国普通农民对日本侵略或任何其他民族问题都是无知的（不是冷漠的）人听来，这样不断提到日本和汉奸可能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发现这种情况不断发生，不仅在共产党人的嘴里，而且也在农民的嘴里，象这些农民那样。共产党的宣传已造成普遍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山民相信他们马上有受到“日本矮子”奴役的危险，而他们大多数人除了在共产党招贴和漫画中以外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种。
那个青年一口气说完以后不响了。我看了一眼傅锦魁，看到他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几个别的农民也连声称是，他们大多数人都面露笑容。
谈话一直快到九点，早已过了上床的时间，使我感到兴趣的是，这次谈话是在傅锦魁面前进行的，农民们似乎并不怕他是个共产党的“官员”。他们似乎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且，看成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确实也是农民的儿子。
最后一个离开我们的是那个留着辫子和牢骚最多的老头。他走到门旁时转过身来，再次低声向傅说。“老同志，”他央求道，“保安有鸦片吗？现在，那里有吗？”
他走后，傅厌恶地对我说。“你相信吗？那个他妈的老头是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但他仍要鸦片！这个村子需要加强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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