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声明》与国共两党的“分家”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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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class="ter">——读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案</span>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内即有一部分人持反对态度；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成后，仍有一部分人继续反对。1924年8月下旬，瞿秋白有一份维护国共合作的文件，题为《候补执行委员瞿秋白对于八月十九、二十两天之中央全体会议议事录之声明》，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声明，台湾李云汉教授在《容共与清党》一书中曾有所引述，其后，台湾出版的《国父年谱》、《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等书陆续引述，但均不出李著范围，使人颇感不足。1996年，我访问台湾期间，才有机会在国民党党史会藏档中得见全豹。
<h3>一场反对“共产派”的风波</h3>
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即在国民党部分组织内部建立中共“党团”。1924年上半年，国民党人陆续发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1923年8月25日）、《青年团团刊》第七号（1924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等文件，肯定了国民党内有中共“党团”这一事实，于是，部分反对国共合作或反对“容共”的国民党人便借此发难，要求和共产党“分立”、“分家”，矣，凡此一切，皆为理论上或政策上之问题。
在第五段中，瞿秋白着重说明了所谓中共“党团”问题。他说：
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等之发现乎？故吾人只能问此一致行动是否有利于革命及党，不能以一致行动便为破坏国民党之证据。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然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仍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治之。否则只有取消跨党之决议。
在这一段中，瞿秋白还说明了吸收“左派”参加共产党的问题，他说：
至于共产派吸取阶级觉悟的左派分子，则更为当然之事。今日唯有阶级觉悟之农工，方能积极赞助国民革命，同时既有阶级觉悟，便自然加入阶级的政党；此阶级的政党既受国民党之正式承认，其吸收此等分子又何足为破坏国民党之证据。若此会议议决“分立”，方可谓共产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在第六段中，瞿秋白分析辛亥以来中国革命的进展和社会力量分化状况，说明国民党要反对列强和军阀，必须恢复民权主义精神，引进新的阶级力量。他说：
自辛亥以来纯粹排满的民族主义之社会力量日渐减少消散，而国民党之政权亦自全国的渐被迫而至于今日之广州革命政府——一切排满外人，向日利于中国之脱离“中世纪”以便于其资本主义之侵略（吸取原料）者，今已必不再继续接济中国革命政府，且自革命初成即已抱定协助反动军阀如袁世凯等之政策；买办阶级，向日之代表外人利益而愿同国民党反对满清者，今亦随之而退。倒戈反噬；其他小农、小工、小商，既失其排满之对象，固无阶级觉悟，故只知国民党有军事行动，足以害其“安居”、“乐业”，不肯参加国民革命。因此广州市买办阶级助帝国主义阴谋推翻革命政府，妄想设立商人政府（买办政府）；陈炯明、吴佩孚又从别一方面受外人之间接指使，负军阀之“历史使命”，日谋进寇。国民党若不另觅一道路——于反抗北洋外，更加以反抗帝国主义，以此恢复民权主义之精神——则革命必且失败。此另一道路，即恢复民权主义精神之道路，恰在于辅助劳农阶级，先从彼等之实际利益入手，方能导之于民权主义及民族主义。
当年5月1日，张继在上海大学演说时曾称：“中国为列强之劳动国，列强为中国之资本国。”瞿秋白在引述张继的上述言论之后，发挥说：“故工人农民若不反对列强及军阀则已，一反对列强及军阀即为阶级斗争。苟无此种觉悟，则必不能进而为民族主义及民权主义奋斗也。”
接着，瞿秋白说明，排斥共产派必将削弱国民党的反帝力量，为帝国主义者所欢迎。他说：
此阶级利益之代表者即为共产党。本党苟能容纳共产派，即迎受新兴的反帝国主义之社会力量，则本党之革命又重新开始，而发展之前途未可限量。无阶级觉悟者固常诋毁共产党，破坏共产党，然其效功国民党，革命之实绩可于事实上见之，于其能否与劳动群众有密切关系见之，不在其僭称代表全厂工人或全路工人也。共产派之急进的反帝国主义主张，乃是国民党员之天责，并非欲赤化国民党。今若实行分裂，排斥共产派，无非令国民党反帝国主义之力量减少，帝国主义者实感谢不尽也。
第七段中，瞿秋白通过所谓“感情问题”尖锐地批评了反共产派。他说：
再则此次纠纷中又有所谓感情问题，然以忠于革命，日谋所以发展革命者，即为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所“深恶痛绝”（见《护党特刊》），此等情感不知其为革命的情感抑反革命的情感也。
同时，瞿秋白也批评了共产派文件中的词语不当之处。他说：
至于共产派之文字，往往有不雅驯之辞，致伤其他同志之感情，因而疑其无诚意，此则适足以见其为治于人之小人，殊无君子之度，共产派于此诚不能辞其咎，吾党中央全体会议当有以告诫之也。
瞿秋白长于辩论，他的这篇发言剖析有力，层次井然，令人有“语惊四座”、“声震屋瓦”之想。不过，他的“无产阶级独裁”的理论当时未必能令人理解并接受。
当日会议上发言的还有张继、谢持、沈定一、傅汝霖、丁惟汾、覃振等6人，仍然不能作出结论。
<h3>国民党中央发布《训令》</h3>
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同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却顺利作出了结论。
政治委员会的参加者是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瞿秋白、伍朝枢、鲍罗廷等6人，左派占优势，因此，会议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和《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项决议草案，为解决“弹劾”案定了基调。
21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胡汉民任主席。原来“弹劾”共产派的监察委员只有张继一人出席，形单影独，他表示愿将“弹劾”案暂时挂起来，“作为悬案”。会上，汪精卫宣读了没有参加会议的监察委员李石曾的来函：“两党既已合作如前，万不宜分裂于后。”胡汉民称：“这次党内纠纷主要原因，即在发现《团刊》之后，情感愈形险恶。但细察《团刊》内容，用语不当处固多，而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 ?会议决定接受政治委员会的两项议案。会后，国民党中央根据两项议案的精神对全体党员发布《训令》，内称：
中国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其事远在改组以前，溯其加入之原因，在于灼知中国今日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之现状，非国民革命无由打破，而国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且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主义之是从。其原有之共产主义固不因之抛弃，而鉴于时势之关系，初不遽求其实现，故与本党主义亦无所冲突。
又称：
本党为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而中国共产党则于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特别注意，以代表其利益。无产阶级在国民中为大多数，加以特别注意，于本党之主义精神无所违反。
以上云云，鲜明地维护国共合作，显然接受了瞿秋白发言中的有关思想。但是，关于中共在国民党内建立“党团”问题，《训令》则未能采纳瞿秋白的观点。《训令》称：
凡属本党党员，藏书网不容有党团作用。共产派之在党内者，前此亦并无党团作用。……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用。……同志平日相与戮力，其精神之浃洽，不外于理智之互浚与感情之相符，而此等之秘密行为，实足为感情隔膜之导因。
但是，《训令》也并未要求?９9lｉb?共产党取消所建“党团”，只表示，希望了解与国民党有关的共产党方面的秘密。《训令》称：
倘使中国共产党关于此等之讨论及决议，使本党得以与闻，则本党敢信党内共产派所被党团作用之嫌疑，必无从发生。
《训令》表示，国民党并不反对党员中不同思想派别在“学理上之讨论”，只希望通过讨论，“求其殊途而同归于革命”。《训令》对共产派和“反共产派”都作了某种批评。《训令》称：
至于共产派之文字著作，语句之间，每有不逊。辞不驯雅，则伤感情，实有可责备者，而诸党员之反对共产派者，往往激昂过甚，逸于常轨。此皆所谓意气用事，本会于此，不能不申以告诫。
这段话，也显然采纳了瞿秋白发言中的有关思想。至此，监察委员弹劾案暂告结束，国共合作得以继续维持。
孙中山激愤表示：“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风波暂时平息了。8月30日，孙中山在会议闭幕上讲话。他宣布开除冯自由的党籍，并严厉指出：“那些反对共产派的人，根本不懂得我们的主义。”“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根本区别，区别仅仅在于实现的方法。”又说：“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从原则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决定容共。从现在起，如果谁再说我们的民生主义不是共产主义，那就意味着该同志的‘民生主义’与我们的民生主义不同。”他并愤而表示：“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我就抛开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在孙中山宣布开除冯自由党籍的时候，张继表示自己的看法和冯相同，要求同样受到惩罚，但孙中山则称张的立场和冯“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会后，张继由于提案被否决，愤而离开广东。同年10月14日，张继自上海致电时在韶关准备北伐的孙中山，电称：“自八月大会以来，共产派背行无忌，耻与为伍，请解除继党职，兼除党籍。” ?孙中山收到电报后，批示道：“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革除之！” ?张继虽然是同盟会时期的老同志，但由于他一再顽固地反对国共合作，孙中山不得不准备对他采取坚决的措施。只不过由于田桐、谢持、林业明等人的说情，张继才没有被革除出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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