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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普敦回来时，我想，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离开……但后来知道，没有什么事是很快就能发生的。事实上，当时我正处于生命中一个静止的时光里，它就像一个僵局、一片沼泽、一处流沙，令我的双脚沉重无比。当然，这不是我最后一次被环境所困，我只能耐着性子捱过去。战争时期我们还开玩笑说：“倘若来一场百年战争……”而在战争结束后的日子里，这种玩笑已不多见。假如战争迎来了大众的普遍欢乐，那么战后的境况就只剩下单调的灰暗和压抑。人们暗自想着：“怎么竟会发生这些可怕的事情？”同样，在经历过不愉快的遭遇后，一个人就会只想睡上一觉。如果我说“这段遭遇”仅仅持续了三年半，那么这是不诚实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不过话说回来，我们都知道，办理护照、签证、入籍和归国事务的办公室里挤满了提出吁请的人们。作为一名律师，哥特弗莱德从相关部门得知，眼下工作进展相当缓慢。与此同时，就像其他律师事务所一样，豪伊-伊利事务所正忙于应对那些难民：他们中有的想要成为英国公民，有的想打探亲人的下落。这个时候，曾发生在德国集中营的一切变得真切起来。（起初，它很难为人们所“吸收”和适应。）“某个独裁者斩杀了数以百计、千计和百万计的人，”对于这样的消息，我们早就有所耳闻。希特勒、波尔布特、霍梅尼、萨达姆·侯赛因……似乎无穷无尽。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对我们所有人这样说道：
<small>我的动物，我的时代，</small>
<small>试问谁敢直视你的双眼？</small>
<small>你向后望着，残酷且虚弱，</small>
<small>露出傻瓜般的笑颜：</small>
<small>立即跑开的动物，</small>
<small>在回望自己的足迹。</small>
那些年里，我从兰姆先生那儿获得了丰厚的薪水。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偷偷地接触到政治。只有我一人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一天的状态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时达到顶点、游廊上不断谈论着政府话题、任何时候都在吐露政治性的话语。现在我能够对自己说：“假设自己从未阅读过报纸或听过新闻，从未跟政治有过任何瓜葛，那么你和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假设并无益处，因为我觉得政治这东西向来很迷人。兰姆先生曾是南非的一名有志青年，如今上了年纪的他总是一遍遍说起那段往事。
“人格”、“冲突和种族关系”、“阴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从杰克·艾伦和玛斯多普夫人那里听来的，不过其依据的政治观点很不一样。“他可真是个老顽固。”当我跟他们说起自己在午后打字时听来的话，他们这样提醒我，“纯粹的资本主义谎言。”
跟他们不同，兰姆先生对我说：“亲爱的，要记住，正像特伦斯说的那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把机器调整成单行打字的模式吗？话说回来，在他的下一个预算案里，马克斯·丹齐格简直是要毁了这个国家，他简直就是非洲南部最虚荣的人。我总听他说：‘哦，欢乐罗马，我出生即是你的长官。’你应该很熟悉西塞罗吧？可以开始打字了吗？我将在预算案里引入弗朗西斯·培根的话，‘如果不应用新疗法，就会遭遇新问题，时间是最伟大的改革家’。不过，要是丹齐格也引用培根的话——不，不，亲爱的，不要把这句话也打下来——如果要引用培根的话，丹齐格那家伙最好还是记得，他自己曾说过疗法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可怕……我们能把这段话重新来一遍吗？‘我将在预算案里引入……’”
“一旦他们开始引用拉丁文，”杰克·艾伦说，“就意味着他们打算逃避什么。”
到了早上，我就学习写作。在这一时期，我重写了《野草在歌唱》，还写了许多短篇故事，也没停止诗歌创作。如今看来他是对真实自我的戏仿和扭曲，是一个病恹恹的脾气暴躁的老人。尽管如此，我们的父亲其实从未改变过自己，他一直都待在那副躯体里，而且并不认同那副正在腐朽的肉体。当问及“为什么不干脆结束我的痛苦？”时，父亲真正在问的其实是，“为什么我会束缚在这副躯体里？这根本就不是我。”或者说，至少我认为他是这么想的。此外，我们也会听到父母那勤恳痛苦的对话。对于来世而言，母亲的看法有些单纯甚至近乎实际，“明白吗？我们会在那边相见的，那里会很美，我们会从这里重新开始。”“我不要从这里开始，”父亲会这样反驳，“我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呢？我是不是还要束缚在这里面？”“这”指的是他的疾病、令他害怕看到的肿胀得像果肉般的白色双腿，还有肿胀的白肚子。“不，不，迈克尔，明白吗？《圣经》上说，我们都会有新的肉体。”
“好吧，不过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我们希望他的生命可以终止，这既是当下的压力所致，也是因为在我们看来，目前的处境对他来说太过可怕。不过，想到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处境，这才令我们感到害怕。
一天早上，我正给宝宝洗澡。一个陌生男人来到我们的公寓，他说我父亲在医院里快要不行了，要是我还想再看他一眼的话，现在就得赶过去。而我并没有去，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并不相信他的话——要知道，多年来我的母亲，或者说母亲的戏剧感总会把我召唤到临终的病榻前；再者，我也不想看到父亲在我眼前死去。我坐在那儿继续给宝宝洗澡，心里满溢着想要咆哮或尖叫的情绪。我想要杀个什么人，可这个人是谁呢？我可能会用双手撕扯掉自己的头发或者用指甲在脸上耙过，让索尔兹伯里医院的普通病房都无可忍受。不过这些并没有发生，我只是继续在给宝宝洗澡。
父亲此生一直在担心自己会被活埋，他甚至让我母亲向他保证，一定要先割破他的手腕，免得他从深土里苏醒过来。当我看见他的时候，那两只细弱的没有血色的手腕一圈都留着泛白的伤口。他根本不像是“睡着了”或者“在做梦”，不像人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谎言那样。简单地说，他就是不在了，走了。到如今为止，我已经目睹过许多人离世，也看过不少没了生气的身体，这些人都已不在了。
我们把父亲埋了。我和母亲一起坐车去了墓地，也谈到了保险和遗嘱的事。因为觉得这一切都太过可怕，我尝试着搂住母亲并且说道：“可怜的妈妈。”她挣脱了我的胳膊，露出了抗拒的神情。我的表现不太真实，她抗拒的原因正在于此。就像巴尔扎克或塞缪尔·巴特勒笔下的场景一样，我们在继续说着保险单的事情。
我很恼怒……嗯，恼怒得无以复加。我看不出这场丧礼和我父亲的死，或者说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也知道父亲对此会作何感想。看着死亡证明上的“原因”一栏中写着“心脏衰竭”（我想是这样的文字），我有一种冲动想要把它划掉，改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年后我对自己说，恼怒是幼稚的表现，“你是时候成熟起来了。”尽管如此，但凡出现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任何一首乐曲、一个电影画面，或者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战壕里拍下的老照片或镜头时，一股怒火就会如初生时一般蹿升起来。可是，这怒火是谁的呢？
母亲成了孤身一人，在终于“离开农场”并来到镇子里后，她以为自己的“社交自我”将会找到发挥的空间。这一“自我”已在农场上冷藏了二十年，对丈夫的照顾使得她没多少时间去社交。母亲知道，我们的公寓里每晚都挤满了人。她也许会若有所思地说，她听闻我们认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为了达到幻想的目的，她选择忘却这些人的身份是“赤色分子”、“共产党人”、“卡菲尔人亲近者”。我生活在恐惧中，害怕她会跟他们见面。母亲曾不止一次地来到我们的公寓，而且当她走进房间并看到这么多面孔时，她的脸上便焕发出了喜色。她坐下来喝着一杯茶水，逐渐露出了她一如既往的失落感。我常常会想，“是谁？究竟会是怎样的人能够讨得她的喜欢，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够得到她的认可呢？”虽说以斯帖是一名英国中产阶级女性，可她嫁的却是库尔特。除了以斯帖，当然洛夫里奇一家，他们是老师，而且也出身英国的中产阶级。不过，邀请这一家来到我们的公寓却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向来不拘泥于这样的礼节。再者，任何人都可能会顺路进来做客。假如进来的是查尔斯·莫辛格呢？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认识的人里就属他最有意思。
不久后的一天早上，母亲带来了噩耗。眼前的她变得面色苍白，心神不定。她告诉我，弟弟就要结婚了。“那又怎么了？有哪里不对劲儿吗？您要不先来杯茶？”
“她根本就不合适，这会是一场悲剧。”
“不合适”一词本该让我警醒，可我们却照旧发生了争执。这姑娘名叫莫妮卡·雅伦，她跟哈利已经交往了几个月。她长相漂亮，为人聪明又善良，有个有钱的爸爸，她本人还是马绍纳兰女子游泳冠军得主，得分自然很不错喽？
我想起了自己的不适感——彼时我认为，父亲那漫长的垂死过程扰乱了母亲的心神。麻烦之处在于我多年来接触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甚至是族群的人，即便数量上并不太多，可他们却来自世界的许多地方。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阶层、种族偏见和其他有损名誉的情绪很快都将终结。我迷失在了美好的想象之地，把这个真实的世界抛在了脑后。莫妮卡能错在哪里呢？哦，她不是英国的中产阶级人士。她的父亲是最好的农场主之一，非洲南部的人都会来参观他所经营的农场。可这又如何呢？他并不属于中产阶级。再者说，他是个苏格兰人。
母亲万分激动而又痛心地在游说我，就连她的双手也在鼓着劲儿：“你得做些什么，必须得阻止这件事。哈利不听我劝，他从来没听过。谁也没听过我的话。”
如果说母亲感到了震惊，那么我也一样。要知道，我多年来可一直都展现着礼貌得体的举止，可现在的我却突然喊出了声：“别管他们，别去打扰，别给他们搞破坏。”她向后倒下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难道你不明白……”“别打扰他们！”我粗暴地说道（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来做正确的事）。这一事件证明，那些主张我本应该“反抗”母亲的心理学专家都想错了。只见母亲转过了身，踉跄地走了出去，茫然地不知自己该去向哪里。她站在了花园的树下——我们已经又搬了家——朝我露出了一个久久的、疑惑的、受伤的，尤其是难以置信的神情。接着她便走向了自己的车子，柔软无力地，长久地坐在那里。
在我看来，父亲将死的状态几乎要比他的死亡本身更让人难以忍受。我并不曾意识到，母亲仍在梦想着自己能够回到过去，那时她还没到达农场，还没遭遇生活的粗暴对待。那处农场因最好的时光而命名为“科曼莎”，卖掉它的钱只够换成一座脏兮兮的小屋，这座我父母厌恶至极的小屋也叫“科曼莎”。不过，这些科曼莎的复制品就只是矮小的房子和临时的住处，真实的生活会再度开始。令她苦恼的女儿已经嫁给了冷漠的普鲁士人，而她的儿子将会娶一个美好的英国姑娘……也许他曾在医院结识过别的姑娘，就像她曾在皇家自由医院所经历的那样。接下来，她——艾米丽·莫德·麦克维格会发现自己……（她受洗时曾取名为“艾米丽·莫德”，现在省去了“艾米丽”。）无论怎样，她一定清楚自己的儿子所梦想的，唯一所梦想的便是回归为正确的真实自我，即身穿着旧式卡其短裤和衬衫漫步于灌木丛和大草原之中，毕竟他对成功的在乎程度并不多于自己的父亲。
这是一件所谓残忍的事，但我确实没有看出它“残忍”在哪里。后来，我让哈利在没有受到责难和难堪的情况下迎娶了莫妮卡。这倒不是说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娶不了她，因为在处理反对意见时，他的态度仍然是——从来都是——完全就把它忽视掉。在婚礼现场每个人都感到很满意，只有我母亲除外。她带着忧伤的语调对我道出了韵律简单的箴言：“儿子一直都是儿子，直到他有了自己的妻子。”
“可是，”我恼火地说，“你还要做什么期待呢？”
同此事并行发生的还有另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星期天下午，我们带着宝宝一起去雅伦家作客。我们也许会在车里载满了人，但却绝不会带去任何一位可能使玛米·雅伦心烦意乱的人，比方说库尔特。我发现这个女人不好相处，她鲜少会赞许我和哥特弗莱德……战争把许多本不可能相遇的人们放在了一起，也许在雅伦农场度过的那些午后时光恰恰代表了这种不可能性。在回望中我看到哥特弗莱德穿着他一贯完美的服装，一头黑发光滑的打着油，脸上似乎还缺少一个单片眼镜。他正坐在那儿，从琥珀制的烟斗里吸着烟。这时候，玛米·雅伦正坐直了身体。她身穿“定制”小套裙，新做的发型就像刚刚梳过毛发的小狗那样。她轻快地问了一些非难的问题，并且在哥特弗莱德回答时给他递着茶水或者是由小揩布简洁包裹着的烤饼。
“您是在德国长大的吗？”
“雅伦夫人，您瞧，我就是一个德国人啊。”
“那你怎么没有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呢？”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喜欢希特勒。”
“这么说，你是一个‘因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喽？过去我们会把这样的人投入监狱里，而且也理应那么做。”
“在我看来，人们对这个问题都持有不同的意见。”
“不，我不这么认为。那些正义人士是不一样的。”
我跟大卫·雅伦的关系就跟与其他“老头儿”一样，不过我正在变得成熟，因此对他们的看法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卫·雅伦喜欢跟我提起宗教。彼时的我仍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在我如今看来觉得幼稚的）那些论据都像是玩具兵式地排列在我的脑海里。他属于低教会派，坚定不移地信仰着神明。他有一头极其宝贵的公牛，才刚空运过来后便因为杀了一名粗心的黑人守护者而被射击了。听说要对这个动物执行死刑，人们都驱车来为它求情：满载着人的车子在周末而至，为的是要看看这个相当于“动物界泰姬陵”的家伙。不过，这样做却没什么用。“它做错了，因此必须受到惩罚。”“可它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犯了过错，”哥特弗莱德说，“律法说，只有清楚自己的犯罪行为时，当事人才可以因谋杀而受到惩罚。”“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的事情。”大卫·雅伦说。
时间慢慢地向前挪动，挪动……我的生活零零碎碎，不过仍有个想法一以贯之——过不了多久（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我就会离开这里。到了晚上，来做客的人少了许多。我们那些犹太朋友们去了以色列，西蒙辞世了，皇家空军的成员们也终于开始启程离开。我们似乎更像是站在某个宽阔的舞台之上，在这个好似沙漠一般的并无侧翼的舞台上，人们出现了，又离开了……有时候，躁动异常的我会离开哥特弗莱德，任凭他阅读拜占庭历史、研究俄国人或者是跟汉斯·森交谈，我独自一人沿着大街小巷踱着步……亮着的街灯已经没有几个，来往的车辆少之又少，这座清浅的小镇在繁星的重压下缩聚成了地上的一点，天空中的月亮一贯地在从某处高速运转到他处。我走在蓝花楹和塞德拉图树下，路过的一座座房子里溢出了灯光、音乐和电台的声音。你可以来来回回地走个一两个小时，从每座房子里也都能听到一样的曲调。
<small>有家小旅馆，中有如意井，</small>
<small>我心盼望着，大家都在那儿……</small>
<small>爱若走来，驱散阴影，</small>
<small>爱若走来，予我光明，</small>
<small>神奇时刻就来临——</small>
同一时刻，这样的曲调进入了每一户人家，进入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的头脑，它让我更加向往爱，更加渴望能够逃离。等到十点左右的时候，一户户人家都隐匿在了黑暗里，我孤身一人走在昏暗的街道上，只有街灯的光辉为穿行在黑暗中的我打下一汪汪光亮。一切寂静无声，镇子里一片静谧。我站在大树下，抬眼望着月光漏过了叶子……日日夜夜，我没有一刻不想你……我从没想过会遇到困境。我会将自己发射到太空，发射到伦敦，但要依靠我自己的翅膀。“你到时候会缺钱。”“说真的，你有多严重的小资情怀啊！”“你到了伦敦，独自带着一个孩子，身无分文。”……无论怎样，这些都将得到解决，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在我如今看来，当时的我认为事情理所当然会变成这个样子。“前路会很艰辛。”一定有人说了这样的话，可即便真的如此，我也<bdo>..</bdo>会选择不听。彼时的我给两位已经在英格兰的皇家空军成员写了友好书信，他们在回信中描述了战后英国的状况。不过信中的内容并没能让我感到沮丧，因为任何一点对困境的暗示都能鼓舞我的自信，“等到了那儿，我会很快地结交朋友，还会找到一个爱人。此外，哥特弗莱德也会一起去伦敦。我想，在离婚并分开生活后，我们两人会相处得非常融洽。”
等我终于从外面回到了家里，哥特弗莱德依然还在阅读。他抬起了头，镜片闪着骇人的光芒。只听他拖长了语调问我：“你去哪儿了？”“只是散散步。”
又或许他已经上了床。在我把衣服脱掉并四下抛扔的时候，他就躺在那里观看着这个过程。目睹他脸上的表情后，我匆忙地把衣物都收了起来，把它们放到了视线之外的某个地方。
一次，哥特弗莱德外出吃晚餐。我难以安静地待在家里，于是把宝宝放到推车里，带着他一起去了天色已晚的街道上散步。回到家，我看到脸色苍白的哥特弗莱德放松了那副绷在床边的身体。“你去哪儿了？”“只是散散步。”“怎么能在这么晚还把孩子带出去！”“为什么不能？天气很温暖，宝宝也睡着了。”“你不能这么做。”哥特弗莱德说，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我母亲所说的“这不合规矩。”
“你不能那么做，可究竟为什么不能？”……我们的争论戛然而止，双双瞪视着对方，都感到心情沮丧，受困于深处的自我。我常常疑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伤害哥特弗莱德。要知道倘若突然来了这么个兴致，他那任性冲动的母亲肯定就会把宝宝一同带到宴会去。更确切地说，前提是她获得了保姆的同意。
对于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真的无法左右太多。
“可为什么不能呢？”听到我的叫喊，他会说：“如果你不明白，那么我也无能为力。”接着他会生气地转过去那张冰冷的脸。“好吧，那我们就仔细来说说，试着把它搞明白。天啊，哥特弗莱德，我们可能会困在一起好多年，数百年……”“不，我不认为会有那么久。”“那行吧，可这样怒视着对方有什么意义呢？就算只有六个月也是啊。”“我没觉得自己那是在怒视。”
当我们的关系坏到极点时，通过淡化彼此最大的分歧——他讨厌文学，而我又喜爱文学——我们在对它进行着修复。哥特弗莱德和我找到了一本双方都能认可的书，它叫《圣杯的故事》。对这本书，我和他都读了一些。在闷热的房间里，宝宝也许还未睡着，他正在地上逗着自己玩儿。这工夫，我们俩人就在给彼此阅读。访客们都会感到好笑，既是因为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也因为眼前的哥特弗莱德在用他的德国口音，我在用南罗得西亚口音共同探索浪漫至极的地方……周末的时候，我们会前往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处水塘边进行野餐。尽管如今已经被建筑物所覆盖，但那儿当时却有着树木垂荫的河道，在巢穴旁驻足和聒噪的犀鸟。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和哥特弗莱德为彼此大声朗读着，身边可能还有汉斯·森，哥特弗莱德的女伴，皇家空军成员，从南非来的客人。人人都觉得这做法顶滑稽，不过我们却保持着理智。
一晚又一晚，一星期又一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我散步在那些街道之间，压根没想过自己会遭遇什么危险。放到现在，无论肤色为何，任何一位年轻女人都绝无可能像那样地在街道上放心闲逛。如今，夜晚的街道上都潜藏着危险，每家每户都上着一把锁甚至两把锁，都养着看门狗，窗口都围着栅栏，游廊做成了牢笼。在这些小小的城堡内，黑人和白人家庭在看着相同的电视节目。街边停靠的车辆都上着锁和链条。在过去那些年月里，房子，车子……没有一样东西是上了锁的，年轻的白人女性可以在午夜过后依然在外游荡。等终于到了伦敦后，我也时常会独自在夜里走好久，而且也从未想到过要害怕。在我看来，如今发生于城市，包括乡村在内的事情跟政府的政治或种族倾向并没有什么关系，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发生着作用。
可它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呢？
我知道这种疯狂的假设会引来嘲笑，但有没有可能，彼时的我们真的是在用音乐毒害自己？跟我同时代的人们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在一天到晚地听着舞曲，而且这些曲子个个浪漫或感伤。它希冀着、渴望着、期盼着某个地方的某段时间，曾许下的诺言会兑现。有一天我会找到你……我们都沉浸在梦里。不过从那以后，音乐已经发生了变化，韵律再不会摇曳生姿或久不散去，它变得激烈、冲撞而又紧迫，声音如此之大，人们只能汇集了神经去听。在纽约时，我有一次因忍受不了聚会上的吵闹音乐正准备离开，这时一位黑人女性过来问我：“怎么啦，宝贝？”听完我的解释，她说道：“这种音乐不能用耳朵去听，你得用自己的全身和神经去听。”神经？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某个人去损害、虐待或杀死他人，那么诱因有没有可能会是令其为之疯狂的音乐呢？萨满教巫医数千年来都在用音乐营造特定的情绪，士兵们在激动人心的进行曲中准备屠戮，教堂在用感召性的音乐团结信众，人们也都知道真正的精神导师们同样会利用音乐。可音乐这东西太过娇贵，它只得在特定的环境下由专家来小心使用。尽管如此，在这个音乐汹涌的时代，我们却都将自己浸淫于各式各样的音乐，还常常会利用专门为此设计的机械把它塞入大脑之中，但却从不会去问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站在个人立场上——我知道也有人同我一样——我认为发问的时刻确实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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