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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家政策变化的一部分,刘伯承和邓小平离开西南调回北京,这意味着地区性政府的结束。总的来说,地方主义不算是问题,设置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措施。任命六大行政区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以刘邓的情况为例)在与国民党内战结束时,他们在中共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如果他们正好是在他们的家乡任职,邓和刘的情况正好是这样,正是这种令人满意的巧合使他俩备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能讲当地的语言。1952年,当中共进一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时,没有碰到明显的阻力。刘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陆军军校的校长(当时他60岁),邓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后来在1954年制定的宪法中被称为国务院),并临时兼任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和财政部长。

    然而,新政体首次发生的较大危机具有一定的地区性。邓到北京还不到一年,就发现自己处于危机的中心。这次危机的消除在邓的生活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当时东北和华东地区的领导——高岗和饶漱石——开始被解除领导职务(1954年早期),1955年被开除党籍。<span class="" data-note="F·C·泰维斯:《毛泽东统治下的政治生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高岗和党的地方主义》纽约,M·F·夏普出版公司,1990年。"></span>邓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仅突出了他是毛泽东的重要助手,而且显示了他团结各个部门并对其进行领导的才能。

    邓到北京的最初的任务是参加国家宪法起草的准备工作。这个宪法最终是在1954年颁布的。他的具体工作范围似乎是主持选举委员会的工作。<span class="" data-note="《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1953年2月11日,载自1953年3月3日的《人民日报》。"></span>然而,在1954年6月,他还没有把第一次国家选举的最终报告呈递上去时,<span class="" data-note="《全国基层选举胜利完成》,载自1954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span>由于高岗和饶漱石事件的干扰和其它的一些事情,迫使他兼任了财政部部长(从1953年9月到1954年9月)。

    在邓的生涯中,这突如其来的转折——他以前没有专门从事过经济财政工作,以后也不会再有<span class="" data-note="巴里·诺顿:《邓小平:经济学家》载于《中国季刊》1993年9月第135期第491页。"></span>——不仅是由于他和毛的关系影响,还有他和周恩来的关系及财政部那些高级官员对他的满意的影响下促成的。尽管1953年高和饶都是地方领导,他们也担任国家职务: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是中共组织部长。两人都支持中央实行集权制。这次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由高岗的野心引起的:高想代替领导集团中的刘少奇(中共副主席)团中来。高自己曾是西安军校毕业生,邓1927年曾分配在该校任职,后来高岗在长征终点的陕北建立了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高的观点得到林彪等人的支持。但是高在邓小平和陈云面前却栽了大跟头。据邓在1980年说,当时邓在高岗游说并与他多次讨论这个问题后,意识到有必要为刘少奇辩护,感到高的行为完全是搞地方主义,<span class="" data-note="《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span>他终于——泰维斯提出当时拖延了可能有两月之久<span class="" data-note="F·C·泰维斯:《毛泽东统治下的政治生活》第109页。"></span>——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陈云已经单独地这样干了。这件事在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公开提了出来。

    除了个人的动机之外,邓和陈所担心的是高岗这种无视党的规章的行为,将会对党的团结造成威胁。特别是邓小平在1953年后半年接连参加了会议,会上因高岗宗派活动引起的种种紧张气氛趋于公开化,邓认为他此刻必须为维护党的团结而强烈地呼吁。高和饶无疑是在搞阴谋,他们搞阴谋的基本特点,正如后来邓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是离开党的章程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

    高—饶集团的攻击经历了几个阶段:在1953年后半年是他们最猖獗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成功地使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使周恩来接受了人们对他在财政工作中失误的指责;使财政部长薄一波靠边站。在那年夏季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后来薄一波说: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刘少奇的代理人受到批判。<span class="" data-note="薄一波:《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载自1991年《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实践的回顾》第231页。"></span>从1953年初以来,薄一波的税收改革建议在领导内部引起了纷纷责难,因为这些建议不仅对以前的资本家和私有企业采取了温和的态度,而且还因为其影响迫使国营企业更直接地和私营企业竞争。在此次会议上,高的发言很犀利。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为薄一波进行了辩护,或者说至少是毛的救生索使薄一波免于在政治上完全垮台。但是,薄还是被迫辞去了财政部长。

    财政部需要一位能得到毛信任的新部长,并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得到财政部满意的新部长。尽管邓自己没有明显地选择财政部长的职务,但是他适合这些条件。

    邓是合适的,他能得到毛的信任。五十年代后期,戎子和还回忆起1953年12月邓部长专门给他讲关于“毛主席金融管理的方法”。就戎子和与财政部其他高级领导人来说,任命邓是合适的,他们和薄一波一样都是来自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和经济部门(戎子和是边区政府副主席),当时这些人虽然没有和邓在一起<var></var>工作过,但在组织上有很密切的联系。另外,高层领导中正出现的冲突,邓至少没有遭到冲突的两方面的反对。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周恩来的保护,现在他能通过财政部长的地位从侧面对周进行保护,他以这种方式来对周作些轻微的回报;另一方面,准备支持被高、饶抱怨的人,他们把邓看作是领导人中一名军事代表,因为他从1937年到1952年一直在军队中任职。高、饶当时有一个看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反而比不上来自白区地下党的人受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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