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录
陈独秀传


　　　　　　　　　　　　　　　——从秀才到总书记

　　　　　　　　　　　　　　中国革命史丛书 任建树 著

　　　　　　　　　　　　　　　　　　　第0章　前言

　　李新革命，严格地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必须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去替代旧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去替代旧的社会制度。第二是必须通过暴力而不是用和平的改良主义的方法去实现这种社会制度的变革。根据这样的理解，各国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和农民战争都算不上革命，俄国的“农奴解放”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也算不上革命，只有象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算得上真正科学意义上的革命。

　　中国历史非常悠久，但从古至今，却只发生过从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延续四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在此以前，中国历史上虽然爆发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但因它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新的社会制度，所以不能说是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九五三——一九五六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是用和平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方式实现的，所以只称为改造。虽然这个改造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它用和平方式完成了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创造了在统一战线范围内，团结着资本家去消灭资产阶级的奇迹。这一创造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从一九○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一九○五年至一九二二年的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是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所以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后一阶段——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其性质虽然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因它已经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且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了，所以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论断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是从中国近代历史和革命实践中抽引出来的，是科学的，所以早已为人们所公认而毫无疑义了。

　　旧民主主义革命从一九○五年开始。因为这以前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组织还只是些革命小团体，全国各地的革命活动也都是零星的、分散的，并且大部分是自发的。一九○五年成立的同盟会，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它有明确的政纲，相当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而且从此以后，革命不断高涨，至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延续二百余年的清朝政府，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帝王制度。

　　从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至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反清革命时期，也是它的黄金时代。此后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年是它的第二个时期——反袁斗争时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二年是它的第三个时期——护法运动时期，这个时期是旧民主革命的尾声，与新民主革命的开始是有些交叉的。它的前期，反对皖系军阀，称为第一期护法，后期反对直系军阀，称为第二期护法。至一九二二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孙中山逃往上海，旧民主主义革命陷入绝境。孙中山痛定思痛，认真地总结了以前革命的经验教训，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新方法，以俄为师，实行国共合作和扶助农工的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革命运动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至此，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得到迅速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前进过程，也可以分为几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一九一九——一九二七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革命）时期。第二个时期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时期。第三个时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是抗日战争时期。第四个时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统观中国革命，从一九○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将近半个世纪，它经历了两大阶段和几个时期，是一个非常复杂、曲折因而内容极其丰富的发展过程。随着第一阶段的失败，第二阶段继之而起。一个时期接着一个时期，绵延不断，而每个时期中又都充满着胜利和失败，前进和后退，但总起来看，却是一个前进和胜利的过程，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历史过程。在这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一个阶段，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是革命党人，他们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为革命奔走呼号，英勇斗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挽救祖国的危亡，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到这场革命的后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成为革命的先锋，他们继承并发扬了前期革命党人的光荣传统，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和日本侵略军的革命战争中，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一切在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都永垂不朽。一切为革命立过功、出过力的人都应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怀念。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丰富多采的，充满了可歌可泣的事迹。我们历史工作者应该把这些事迹写下来，写成书，用以教育子孙后代，使他们能象前辈革命者那样，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类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当代的青年，则要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准备组织全国各方面的力量，编写一部中国革命史丛书。由于一九○五——一九四九年所有的革命斗争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我们这一套丛书的内容，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也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只有这一次革命，所以我们这套丛书就不必再冠以现代、近代之名而简单明掺地称为中国革命史丛书。我们的意见是否正确，尚望读者和专家们指正！

　　　　　　　　　　　　　　　　　　　一九八五年五月于上海

{{长话短说}}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安庆人。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１８７９年１０月９日）辰时生，幼年丧父，随祖父习四书五经，中秀才，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双目炯炯有神。

　　陈独秀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逐步演变的年代。在他出生前的３７年，即１８４２年，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接踵而来，接二连三地发动侵华战争，昏庸腐败的清朝政府在战争中屡战屡败，不得不同侵略者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陈独秀１５岁那年——１８９４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这次战争又以清政府战败，订立了《马关条约》而告结束。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不仅割地赔款，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从此，帝国主义除以输出商品的方式进行经济侵略以外，还同时输出资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开办各种企业，以榨取超额利润。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都莫不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而担忧。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共同出发点，陈独秀也不例外，他的政治生涯也正是从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起点——爱国主义开始，逐级向前展开的。在青年时代，陈独秀就关心国家大事。甲午战争，一个大国被小国打败了，他觉得其中必有缘故。至于是什么缘故，一个１５岁的娃娃，当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他已经在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不受外国的欺辱。

　　最初，陈独秀信奉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主张。

　　但为时不久，１８９８年９月维新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血的惨痛教训清楚地表明清政府反对任何的政治改革。

　　１９００年，清政府对八国联军屈服投降，从此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这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一些改良派，蜕化为保皇党，于是革命派应运而起。到１９０２年，陈独秀从改良派转变为革命派，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０４年，陈独秀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是在他的故乡安庆和芜湖。他在安庆发起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北三省的演说大会；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启迪民智；协助进步人士开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并进而组织秘密的反清军事团体“岳王会”。安徽地区的革命运动，在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之下，蓬勃兴起，堪与革命活动最发达的湖南、广东两省相媲美。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有些志士悲观失望，陈独秀也不免有所苦闷与跋徨，但他在苦闷中继续求索，在跋徨中继续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首先发难，他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动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旧礼教，旧文化，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新青年》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使他们从三纲五常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他们接受新思想、新学说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科学与民主的传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召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分赃的巴黎和会对中国人民的刺激，所有这些因素到１９１９年５月汇合成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陈独秀①。

　　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扎根。一向崇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陈独秀，也就在这个时候转向马克思主义。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他的转变自然带动了一些先进分子共同前进。到二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他同李大钊等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陈独秀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他的政治思想逐级飞跃，由改良派而革命派，然后上升到共产派，并连任五届中共中央书记。他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领导工作，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①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党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派活动，于１９２９年１１月被开除出党。三十年代初，他蜕变为中国托派的首领，此后不久即被国民党逮捕，坐了５年的监牢，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获释出狱。这时，他反对托派的主张，并与托派脱离了组织关系，主张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战争。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终于未能投入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洪流。此后不久，他蛰居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以度晚年。

　　陈独秀的一生，跌宕起伏，漫长曲折。如果从中国近代史上寻找出一位历史人物，他的思想演变和阅历，能够大致上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复杂与艰难困苦的状况，那末，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个。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写隶书，对旧学很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文，但不善演说。他虽多年飘泊他乡，可乡音未改，操浓重的安庆口音。

　　他个性鲜明，有棱有角，既刚烈又温情。他虽然“不怕打，不怕杀”，但“最厌恶杀人”；他疾恶如仇，却又“不尽然”如是，“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①他待人处事，胸怀坦诚，但脾气暴躁，喜怒形于色，也难以容人。他缺乏政治家的灵活性，尤其厌恶玩弄权术。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外露的。象这样性格的人并不适宜于担任政治家的角色，但历史却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重要岗位。

　　他气质刚强，目光锐利，富有革命开拓精神，凡是他认为看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而当他一旦走入歧途之后，他那刚强的个性便一变而为刚愎自用，是很难回头的。他创立过丰功伟业，也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下午病逝于四川江津鹤山坪，享年６３岁。

　　陈独秀的一生，功大于过，是一个很值得研究且富有魅力的历史人物。

　　中国有句老话叫“盖棺论定”，是说一个人死了，进了棺材，他的历史也就到此结束了，再也不会增添什么了，这时可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评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只有“盖棺”才可能“论定”。然而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历史上一些发生过重大影响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在“盖棺”很久很久之后，人们还是对他争论不休，各有各的“论定”的说法。而且“论定”之说又往往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变更。现在笔者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自不敢妄称什么“定论”之作了。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论文，尚且如此。论人，则需要“顾及”的方面就更多了，笔者深感力不从心。如果于无意之中写了些“说梦”的话，则挚诚地希望苏第一监狱。陈独秀原“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同年八月中旬，完成《自传》两章，不久获释出狱，先到武汉，后入川。陶亢德催稿，陈独秀复信说：“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书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审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

　　……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亢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月刊》第５期，１９４７年７月）后来，始终未能续写，《自传》两章写至１８９７年参加江南乡试为止，发表于《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５１、５２、５３期。

　　读者能做到象鲁迅先生所说的“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①并且，殷切地期待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附：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陈独秀”这个名字在本世纪一十年代后期和二十年代是非常响亮的。人们听到陈独秀的大名时，无论是高兴也好，痛恨也罢，都像章回小说里常说的一句话：“如雷贯耳”。可是在这以前，却只有陈独秀其人，并无陈独秀之名。“陈独秀”

　　这个名字是他在１９１４年才开始使用的。

　　陈独秀一生用过许多名字，而且大多有一定的含义，并同他的经历和思想演变有所联系。现将他一生用过的名、字、号、笔名、化名，向读者介绍如下，并请修正、补充。

　　庆同是陈独秀的谱名。②据他的三子陈松年回忆，陈氏家族各代谱名中间的一个字，是由２０个字排列组成的，即“……

　　天章衍庆遐，长源传祖德，永远振家邦”③。“庆同”是陈独秀的第一个正式名字，但迄今没有发现使用谱名的资料。

　　乾生是他的官名（他的兄长谱名庆元，官名健生，字孟吉）。乾，作健解。现在见到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即１８９７年冬撰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即署名“陈乾生众甫”。众甫是字。古代称嫡长子以外的诸子为众子。甫，是古代男子的美称。

　　①②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一辑，１９８０年江州义门《陈氏宗谱》，安庆史学会：《陈独秀研究资料》第一辑，１９８１年元月。
　　③《鲁迅全集》第６卷３４４页，１９５８年版。

　　众甫，有时被友人写作“仲辅”、“重甫”，如１９２０年４月何如何。希颜之子汪原放说程仲辅即陈重甫。但陈独秀本人并没有用过这些名字。将“陈”字写作“程”，不知是什么原因，更令人费解的是陈独秀本人在给汪孟邹、汪原放叔侄写信时，也曾将自己的姓“陈”字写作“程”，如“程志孟”，或“陈志孟”、“志孟”。①这三个名字，就现在见到的资料，仅限于给汪氏叔侄写信时才使用。

　　陈由己１９０２年９月，陈独秀第二次东渡日本留学，他在填写登记表时仍沿用陈乾生名字，②同时又为自己取名“陈由己”。这年他在东京加入留学生界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时，就是用的这个名字。③这时，陈独秀已经从康梁派转向了革命派。回国以后，协助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日报》，鼓吹革命，并在该报发表诗文，署名由己。“由己”二字的含义，不妨顾名思义，照字面解释。

　　１９０３年５月３０日，《苏报》载有《再纪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桐城学堂冲突事》一文，称“由陈君仲华演说拒俄，……”这次拒俄（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三省）大会由陈独秀发起，为安徽地区革命运动之发端。据查考在大会上演说者的姓名，“陈仲华”即陈仲甫。“华”字系“甫”字之误。陈独秀从未用过陈仲华这个名字。

　　①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６１页。
　　②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
　　③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

　　三爱１９０４年、１９０５年，陈独秀在安徽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力主反帝爱国，在该报发表了约５０篇文章，均署名“三爱”。曾经一度任该报《教育》专栏的房秩五说：“三爱为故人陈独秀主编《安徽俗话报》笔名也。”①综合陈独秀这些文章的内容，分析他所提倡和反对的，“三爱”的含义大约是爱祖国、爱科学、爱自由。除在《安徽俗话报》上使用三爱笔名外，现在仅见到《论戏曲》一文（文言体，载于１９０５年３月《新小说》第２年第２号）是署此名的。

　　仲甫系众甫的同音衍变。１９０６年，作《曼上人葬花图赠以蛰君为题一绝》，署此名。陈独秀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仲，指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仲甫”，作为陈独秀的字，使用时间最长，其次数之多仅次于独秀二字。

　　陈仲、仲均系仲甫的衍变或缩写。在建党前后，陈独秀写的一些关于工人运动的短文，大多署名“仲”，与友人通信，也常署一“仲”字。

　　“陈仲居士”。居士，指有才德而不仕的人，是对陈独秀的美称，正如友人或晚辈尊称他“仲翁”、或亲人昵称他“矮子”一样。他本人却不曾这样称呼自己。

　　①房秩五：《追悼三爱诗·序》，《浮渡山房诗存》卷四。

　　熙州仲子旧时文人喜用同自己有关的地名为自己命名。

　　陈独秀曾用“熙州仲子”作笔名为苏曼殊所著《梵文典》题诗（载１９０７年《天义杂志》第六卷）。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怀宁在隋开皇初属熙州郡，“熙州仲子”一名即由此而来。

　　盛唐山民苏曼殊在日本东京译《拜轮诗选》五首（１９０７年成书，１９０８年出版），其中“《留别雅典女郎》译诗四章，据苏曼殊《文学因缘自序》，谓系其‘故友译自Ｂｙｒｏｎ集中’”，又说“畏友仲子”如何如何。盛唐山位于安庆城区，因此柳亚子曾“疑心”这位译者或许是陈仲甫先生。我认为盛唐山既然在安庆，那么这位译者无疑是安庆人。苏曼殊习诗文常受教于陈独秀，因“仲甫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超绝的文人了”。曼殊学诗，“也由仲甫指导”①。在译拜轮诗选时，陈独秀也在日本，两人来往甚密。据笔者了解当时留学日本的几位安庆人的情况，我认为这位盛唐山民除了是陈独秀外，不可能是另一位安庆人。

　　女话小弟陈独秀青年时期，曾自篆一印章，曰“女话小弟”。女话是屈原的姐姐。陈独秀自譬屈原，可见其忧国忧民之情深。

　　独秀山民１９１４年７月，也是陈独秀最后一次去日本。他到东京后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同时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同年１１月１０日该刊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的①柳亚子：《曼殊全集》（５）（北新书局）第７７、９页。

　　《〈双枰记〉叙》，即署此名。

　　独秀同期《甲寅杂志》还载有《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署名“独秀”。（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安庆除临江一面，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山，山山各其名，为什么他独独选中了独秀山为自己命名呢？因为“独秀”二字反映了他当时的胸怀和抱负。１９１４年，正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进步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跋徨苦闷的时候，也是陈独秀在酝酿创办《新青年》（翌年九月出版），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不是随手摘取一座山名为自己命名的。此后，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著名刊物上发表文章，以及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重要文章大多署名独秀或陈独秀。因此，这个名字最为人们所熟悉。陈独秀在主办《新青年》时，还常以署名“记者”的身份，答读者问。

　　只眼是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的署名。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诗句：“近来别具一只眼，欲蹈唐人最上关”。清代诗人赵翼在《论诗》中有诗一首：“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只眼”，无疑是目光迥异非凡的意思。

　　王坦甫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４日，上海法租界捕探在陈宅将陈独秀、包惠僧等五人逮捕、拘留。陈独秀化名“王坦甫”。不久，褚辅成赴陈宅，也被捕，拘留。“褚辅成一见到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这一下陈独秀就暴露了。”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党史研究资料》（１），四川人民出版社。

　　实庵、实在《向导》周报上发表《寸铁》杂文，大多署此名。“实”，作诚实解。“庵”，是小草屋。旧时文人多将自己的书斋称作庵。郑超麟曾经两次说起陈独秀在二十年代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曾署名“诚斋”。但尚未找到署此名的文章。

　　Ｔ·Ｓ是独秀二字英语饼音ＴＵ·ＨＳＩＵ的缩写。１９２１年６月７日出版的《共产党》第５号上发表的《告劳动》一文，即署此名。Ｔ·Ｓ·ＣＨＥＮ（ＴＵ·ＨＳＩＵ·ＣＨＥＮ）常用于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党内一些同志平时谈话常称呼陈独秀为“老先生”、“老头子”。中共上海区委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会议记录里，大多将陈独秀三字简写成一个“老”字。

　　致中据刘仁静回忆。陈独秀用这个笔名在《向导》周报第１４８期发表《广州事变之研究》一文。

　　撒翁是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寸铁》杂文的署名。这时大革命已失败，陈独秀也已下台。据郑超麟解释“撤翁”是老头子撒手不管事了。

　　顽石、雪衣、儿、三户是陈独秀蜕变为托派以后的笔名。顽石，意指他将如顽石般地坚持他的观点。雪衣，表示他一身清白。儿，是燕子。三户，《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Ｄ·Ｓ、“Ｄ·Ｈ”，就现在见到的资料，是托派成员写文章、争论问题，称呼陈独秀时所用的化名。

　　明夷、夷、明宜、明、季丹这一组化名是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陈独秀被捕、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和外界秘密通讯时所用的化名。汪原放曾说，不管陈独秀用什么化名，只要是他写的字，哪怕是用铅笔写的，也能认得出是他的手迹。①“明夷”，卦名，凡贤者不得志，忧谗忧讥，谓之明夷。由此可见当对陈独秀的心情。

　　根据以上初步的查考，陈独秀一生用过三十八个名字，即：庆同陈乾生众甫陈由己由己陈仲甫仲甫陈仲仲三爱ＣＣ生独秀山民独秀陈独秀记者只眼王坦甫实庵实熙州仲子盛唐山民女话小弟程志孟陈志孟志孟Ｔ·ＳＴ·Ｓ·ＣＨＥＮ致中

　　撒翁顽石雪衣儿三户明夷夷明宜明季丹

　　在这许多名字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他亲笔写的“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②。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党史研究资料》（１）第１２页，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９月。
　　②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

第一章　故乡·家世·童年{{动荡的故乡奇特的独秀山}}
　　陈独秀的故乡安庆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城市。它南临滚滚长江，奔流不息；北靠大龙山，峰峦迭起，郁郁葱葱。城郊多丘陵，地势起伏不平，西北隆起，东南低洼，河流与湖泊相交错。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土地肥沃，水面广阔，人民勤劳，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安庆城里迎江寺内有一座古塔，名叫振风塔（又名万佛塔），屹立在长江岸边。振风塔建于明穆宗隆庆四年（公元外有白石栏杆环绕，每角悬有铜铃一只，迎风摇荡，发出清脆悠扬的响声。振风塔从它的结构、外形、高度或经历风雨年代的久远，如与驰名中外的西安大雁塔，苏州的虎丘塔相比，虽稍有逊色，但它得天独厚，是万里长江岸边的唯一的一座古塔。登塔眺望，“不尽长江滚滚来”，只见它前浪引后浪，后浪推前浪，浪头到处，又掀起新的浪花，越过前浪，夹杂着泥沙，呼啸着向东奔腾而去。这川流不息的大江犹如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历史，那浪花就像一代代的风流人物。振风塔自建成以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和寻常百姓登临它的顶层，作歌赋诗，饱览大江两岸的风光。大好河山，哺育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他们在这里生殖繁衍，耕作战斗，把山河妆扮得更加娇艳多姿。

　　站在宝塔的顶层，俯瞰脚下的安庆城，城里有座盛唐山（今市内登云坡），据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冬南巡狩时，来到盛唐，就曾登临过这座山。说是山，其实是座土丘。但山不在高，因人而得名声。在城西南６０里有异峰拔地而起，“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为县众山之祖，无所依附，故称独秀”。①陈独秀的这个名字，即取名于独秀山。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一生中用过许多笔名，化名②。最早使用“独秀”这一名字，是在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出版的《甲寅杂志》发表了他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双枰记〉叙》署名“独秀山民”；另一篇是《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独秀”。独秀这个名字出现于刊物以后，他的好友汪孟邹曾跟他说：你太不客气了，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秀”的。陈独秀回答说：哪里，我们安庆有座独秀山，我不过说我是这座山下的居民而已。可见，独秀之名来自独秀山，并非是后人所说的是他祖父给他起的名字。此处，他还用过“盛唐山民”，和“熙州仲子”作笔名，这些笔名都是借用安庆山水或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名称。

　　①参见本书《长话短说》一节所附《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
　　②《怀宁县志》卷二《山川》。

　　安庆这个地方，在春秋时代属皖国。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废封建设郡县，这里常属怀宁县管辖。东晋安帝义熙中，属晋熙郡怀宁县；隋开皇初，属熙州怀宁县；唐至德二年，属盛唐郡怀宁县。那时怀宁县县治在现在安徽省的潜山县。

　　宋初，为舒州同安郡，至政和五年（公元１１１５年）改为德庆军，仍属怀宁县。南宋绍兴十七年（公元１１４７年）时，取“同安郡”与“德庆军”中的各一字，改名为安庆军，这才有“安庆”的名称。安庆城是嘉定十年（公元１２１７年）筑起来的，到景定元年（公元１２６０年）在原基础上加筑成长９里１３步的城池。（即今安庆市旧城，其遗址尚依稀可寻）于是，怀宁县和安庆府迁址到这里。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１７６０年）将安庆布政使司（省）从江宁移到安庆，从此安庆成了安徽省的省会。省、府、县三级同治安庆城。

　　陈独秀生前说他是怀宁人，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一说法在今天则可能发生误解。因为现在安徽省仍然有个怀宁县，但县治从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即由安庆迁至石碑，且与安庆互不隶属。

　　因此，说陈独秀是安庆人，这既符合历史情况，也符合今天的情况。

　　安庆市雄踞长江北岸，环山临江，且江面束窄，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古人说“可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跋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因此，这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的东吴大将吕蒙曾在这里筑一座土城——吕蒙城，以抗曹兵。偏安江南的宋王朝之所以两次在这里筑城，第一次是为了防御金兵南侵；第二次是为了防御蒙古兵南下，并命名曰“安庆”，以示平安吉庆之意。这不过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东南的自我安慰罢了，事实上安庆常常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地方。

　　元朝末年，红巾义军曾围困安庆达７年之久才攻克，元朝的统治也从此而动摇。明朝末年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曾率队攻打安庆。太平天国后期，安庆成了捍卫天京的最后一道防线，太平军与清军在这里展开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激烈争夺战。这山明水秀而又动荡不安的安庆，便是陈独秀的故乡。

{{小户人家的兴衰贫穷飘泊的寒士}}
　　陈独秀的远祖原籍江州义门，大约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迁居安庆，到陈独秀父亲时，在安庆已繁衍了１８世。陈家代代“习儒，而功名俱未显”。陈独秀的祖父章旭（字太占、亦字晓峰，１８１９—１８８９年）是候补知县。江州义门《陈氏宗谱》称他“精明强干，……学问极其深醇，周济极其慷慨”。

　　祖母劳氏（１８２４—１８７０年），系怀宁劳秉全之长女。

　　大伯父衍藩（字霭亭，１８４１—１８６１年）是候补知州，也是虚衔。二伯父衍藻（１８４６—？），早殇。父亲衍中（字象五，乏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教书为业，“讲究实学，慷慨有大志”，但“屡困场屋”，①一辈子不得志，是个穷秀才。母①义门《陈氏宗谱》及《陈衍中先生传》，安庆市图书馆编《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１年１月。

　　亲查氏（１８５２—１８９９年），系查传芳之长女。叔父衍庶（字昔凡，１８５１—１９１３年）是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的恩科举人。

　　陈独秀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行第四，有兄长和两个姐姐。

　　兄长谱名庆元（１８７２—１９０９年），官名健生，字孟吉，长陈独秀８岁，府学廪贡生。曾以同知候补沈阳。因大伯父无子，二伯父早殇，庆元兼祧衍藩名下，娶补用巡厅张懋勋长女（张啸岑之姊）为妻。

　　陈独秀出生时，家境并不富裕，那时全家都住在“后营”（今海军一一六医院东隔壁）。“后营”原是清代的营房，后毁于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中，成了一片废墟，住着一些贫苦的菜农。陈独秀的姐姐曾跟侄儿松年（即陈独秀的三子）说，那时他们靠拣白菜帮为食，后来全家迁至安庆大南门培德巷东口。这段回忆未必确切，因陈独秀的祖父和大伯父虽无实缺，也是有俸禄的，而且叔父是恩科举人，陈家即使受战争的影响，也决不会穷到“靠拣白菜帮为食”。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他出生在一个小户人家”，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于疫疾，这时陈独秀还不满两周岁。①１９２１年，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请，到广州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有一次宴会上，陈炯明正正经经的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①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我出世几个月，我的父亲便死了”。“几个月”的说法不准确。

　　这个诙谐幽默的回答，使在座的人听了“呵呵大笑”。②他们连陈独秀“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都不知道，却听信攻击他的谣言。

　　陈秀独在《实庵自传》中说他的母亲查氏是一个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的女丈夫，但往往伏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明知族长和他手下的人，为人不正，却还是恭恭敬敬地接待他们。查氏常常教育子女，“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化子”。她“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时传统的‘忠孝节义’之通俗教育标语，她是知道的。”但她从来不曾拿这些“标语”教育自己孩子。陈独秀说，“她对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这是查氏对儿子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期望。“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官……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荣宗耀祖”。“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①为陈家争这口气的是陈独秀的叔父衍庶，他在陈独秀出生之前四年，即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考中举人。初任知县，因治河有功，而步步高升，由知州、知府，直升到府级以上省级以下的道员②，真是官运亨通，一路顺风。衍庶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做官的时候，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东北和朝鲜，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起来。战争的双方都需要马匹，中国商人乘机贩运以获取暴利。

　　①义门《陈氏宗谱》。
　　②《实庵自传》。

　　马匹经过衍庶的管辖地，他便抽牲口税。这种临时性的税收，勿需上缴国库，谁收谁得①，自然大部分都落入了他的腰包。

　　大约到１９０８年，他觉着腰包里有了以万计的银两，也许还觉着天下乱哄哄的，大清江山不怎么牢靠了，“他识时识机”，挂冠而归故里。

　　陈衍庶在辽宁省彰武县置地２００余亩，在安徽贵池县置地８００亩。在北京开设崇古斋古玩铺，投资银１万两，在奉天还设有分店。在安庆有市房（铺面）近１０家②，在城里南水关（今革新街）自建住房一座，主建筑有五进三个天井，一个前院二个中院和一个后院（现为安庆市土产公司仓库），宅前宅后都有花园，是当时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大门楼有一丈多宽，高悬魏体字“窦宅”木牌，俨然是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衍庶晚年习汉隶、攻书画，收藏名家真迹和古玩，且对绘画有一定的造诣。陈独秀说原出生在一个小户人家，是绅士们向来瞧不起的，但为时不久，这个小户人家就一跃而为安庆的名门望族，为邻里所另眼看待了。

　　陈衍庶虽然把陈家发起来了，可他有一件不顺心的事。妻子早亡未生育；续娶谢氏（１８６２—１９３９年）及侧室邵氏，都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因此在陈独秀５岁时，便过继给叔父做嗣子。叔父衍庶便成了陈独秀的继父，谢氏成了他的继母。①

　　②张湘炳：《关于家业兴败的回忆——访问陈松年》，《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４辑，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张湘炳：《陈独秀家庭情况简述》，《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２年第３辑。

　　陈衍庶发财以后，还想发更大的财。１９０９年，他通过浙江巡抚增子固（衍庶在东北为官时的换帖弟兄）的关系，创办浙江省华商大益公司，与上海怡德英行订立购大豆３万吨的合同，在黑龙江对青山俄国车站交货；英商预付豆金沪银英商违约，私自在该处收购大豆，“致将豆价挤抬数倍”①。陈衍庶提出诉讼，经判决损失由英商赔偿，合同中止。但在办理这些手续时，买办姚某与英商串通，设下骗局，衍庶一不识外文文件，二无经商经验，以致受人愚弄。辛亥革命后，浙江巡抚倒台，英商通过外交部要求索还定洋，或交付大豆。这时陈衍庶有口难辩，只得变卖财产，这使陈家家产受到很大损失，对陈衍庶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忧愤成疾，于１９１３年去世，从此陈家家业衰落。同年１０月间，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陈独秀曾经极力主张兴兵讨伐袁世凯，袁氏爪牙倪嗣冲派兵抄了陈的家，抢走了陈衍庶多年收藏的书画珍品，从此陈家就越发衰败了。

　　陈独秀既然是陈衍庶的嗣子，他的胞兄健生也于１９０８年逝世了，那么陈家的全部家产只有陈独秀一人可以继承。可是他“向来不问家事”，视家产如敝屣，像受洋人愚弄，发生了如此大的财产事件，他“还是不问不管”②，对家业的兴旺或衰落全不关心。后来，“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①

　　②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公牍》，《安徽公报》第６期，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８日。

　　铺子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他说‘铺子不是我开的’”①，始终不肯去。他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以后，社会上传说他家拥万贯。１９２５年秋，英国劳动运动的左翼领袖勃劳顿到上海，由第三国际驻华代表团的介绍，与陈独秀会晤。勃劳顿问他国内外报纸常说你“家拥巨资，确有是事乎”？陈独秀边笑边指着隔壁房间所藏党内外文件，说：

　　“吾之财产，全在乎此！”②陈独秀走南闯北，从不依赖父辈留下的私产，贪图安逸的生活。他一生中很少有固定的职业和固定的收入，常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有时穷得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是个穷知识分子，时人都称他为“寒士”。

　　陈独秀在他的《自传》里，对严厉的祖父、能干而慈爱的母亲和阿弥陀佛的大哥，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惟独对发家致富的继父却只字不提。这是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

　　一、陈独秀长大以后，因参加革命活动，多次殃及家庭。
　　二、陈独秀的第二个夫人是原配夫人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两件事在陈衍庶看来，都是大逆不道，无法容忍的，以致大嚷着要“退继”。而这两件事恰恰又是陈独秀执意要做的。于是继父与继子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无法调和的。继父既然不愿认这位“败家”的继子，而继子又何尝愿意承认这位封建卫道士的继父呢？但陈独秀对继母谢氏却是很有感情的。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谢氏在四川江津去世，陈独秀披麻带孝，还说：“先母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①陈独秀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讨厌那种虚与委蛇，拉拉扯扯的待人接物的态度。

　　①翠芳：《陈独秀与中共文件》，《社会新闻》第１卷１８期，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２４日。
　　②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在北大讲演）。

{{凶狠的板子刚烈的性格}}
　　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有个绰号，叫“白胡爹爹”。当“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再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

　　陈独秀说：“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五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①陈独秀给杨鹏升信，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

　　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个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①

　　一次白胡爹爹又毒打小孙子，孙子仍旧不哭。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阵势，一边是越打越有劲，一边是咬紧牙关，以沉默相对抗，就是不哭。最后，也许是祖父没有力气打下去了，才算结束了这场“战斗”。祖父气得没法，好似从小孙子的沉默中悟出了什么道理，后来他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打在儿身上，痛在娘心里。母亲的眼泪倒使儿子哭起来了。

　　只有硬汉子在受到毒打时才会不哭，不讨饶，不求情，不屈服。但是陈独秀并非铁石心肠，他有丰富的感情，有丰富的爱，当他“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可见陈独秀的刚烈而又温情的个性在幼年就形成了。

　　陈独秀有一对尖锐的眼睛，炯炯有光。凡是他认准了的目标，就执着不放，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他的老朋友章士钊说他像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①《实庵自传》。

　　不住他，“不峻之坂弗上”，①越是艰险越向前。他一生坐过四次牢，从不怕打，怕杀。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他为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和专制，不怕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和笑骂，不怕断头流血。为了提倡文学革命“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②他号召“青年要立志走出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最高尚而优美的生活”③。陈独秀的性格刚强坚毅，具有开创革命大业的英勇气概。

　　然而，当他一旦把谬误当作真理，走入歧途以后，他也像一头犟牛，是很难回头的。１９２９年他被开除出党。１９３１年分子还瞧不起他，认为他是老机会主义者，不够托派的资格。

　　他却说：“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④抗日战争初期，他同托派脱离了组织关系，他对抗战的主张与中共的主张有若干共同之点，为此，一些托派成员骂他是“叛徒”。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三项条件，第一条要他“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在“三项条件实现后，①②③

　　④《无产者》第１１期，１９３１年２月。

　　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６月８日。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２卷６号，１９１７年２月１日。

　　孤桐（即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１卷方能考虑其他关系问题”。①（指联合抗日或回到共产党里来——引者）陈独秀却始终不肯登报声明，还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②倔强执拗，我行我素，是他后来之所以脱离抗日战争的革命洪流愈来愈远的一个原因。

　　章士钊说这匹不羁之马“回头之草不啮”③是不无道理的。

　　一个人的个性不是孤立存在的，同他的社会活动如水乳交融般地密切相连，且相互影响。当陈独秀站在革命运动前列的时候，他以全力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愧是一代风流人物；当他一旦被前进的历史车轮摔在后面时，便成了一个孤傲的老人。他说“绝对不怕孤立”，这正说明他已经预感到他将一步步地走向孤立的境地，令人惊异的是他在孤立的困境中依然关心政治问题。

　　陈独秀待人接物，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他“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④他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①②③

　　④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１卷３０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

　　章士钊评陈独秀的原文为“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给陈其昌等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叶剑英、博古致《新华日报公开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

　　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①但他从不玩手段耍诡计。他认为“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张国焘“做过的大买卖，而是我所深恶痛绝的”②。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③鲁迅先生的话，一语破的，陈独秀待人处事是光明磊落的。

　　陈独秀的个性是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刚烈，使他见义勇为，疾恶如仇；温情，使他优柔寡断，以致姑息养奸。他在《自传》中说：“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的遗传，也有影响罢。”这一段自我剖析的话，“其中疾恶如仇则不尽然”一句是很中肯的，既没有全部肯定，也没有全盘否定，肯定与否定二者兼而有之。

　　陈独秀这匹“不羁之马”到了晚年，“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他挣扎于贫病交迫之中，贫穷和疾病也没有压服这位倔强的老人，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文字学，著书立说。①②

　　③《鲁迅全集》第６卷５６页。

　　《无产者》第１１期，１９３１年２月。

　　静尘：《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古今月刊》第５期，１９４７年７月。

　　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陈独秀却托人退还给张国焘，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①陈钟凡曾赠诗与陈独秀，曰：“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和诗：“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②杨鲁承的孙女杨树君请陈独秀题字留念。陈独秀赋诗一首，开头两句是“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这一切都说明陈独秀的倔强性格与他的一生相始终，并渗透在他一生的功过是非里。①

　　②雪云：《陈独秀诗录略注》，《革命史资料》第５期，１９８７年２月。

　　郑学稼：《陈独秀先生的晚年》，《掌故月刊》，１９７２年４月。

第二章　青年时期

{{院试夺魁婚姻子女}}
　　几个塾师”，他“都不大满意”。到十二三岁时，便由大哥教他读书了。

　　大哥孟吉（府学廪贡生）的脾气与祖父恰好相反，是个老好人，他了解弟弟的脾气和爱好。陈独秀说：“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除习经书外，就教我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梁武帝萧衍的长子，死后谥“昭明”）编选的一部大型诗文总集，录选先秦至梁八百年间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其中主要是诗文、辞赋和杂文。陈独秀初读《昭明文选》时，“也有点头痛”，但没多久就“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①而且在《自传》里还自①《实庵自传》。本节下文凡不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此书。

　　称是“选学妖孽”，①可见他对这部书是很下过一番学习功夫的。

　　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生长在书香世家，却“看不起八股文”，这不是祖父的板子所造成的逆反心理，也不是他这时已经受到了什么新思想的影响，而是他自小就讨厌刻板的束缚个性的东西。然而，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唯一“正道”是走科举的道路，考秀才，中举人，会进士，点状元；然后做官当老爷，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但凡走这条路的人，必须把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和学会做八股文，因为科举制度的第一级秀才和第二级举人的试题，都以四书为限，答卷必须用八股文的格式撰写。

　　陈独秀看不起八股文，这“使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他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弟弟“习八股文”，一面他知道弟弟“不喜欢这一套”。一直到光绪二十二年（公元在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弟弟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可弟弟心里想的还是他的《昭明文选》。

　　大哥“对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县考府考②陈独秀都通过了，但“名次都考得很低”，剩下最后一关是院考，院考及格以后才是秀才。①

　　②从士子到秀才，先参加祖籍所在县的县考，及格以后，参加府考，再及格，再参加以府为单位的院考。院考及格，政府才正式承认为“生员”，即通称秀才。

　　选学，指《昭明文选》。“选学妖孽”是钱玄同在１９１７年８月提出的批判旧文学，响应文学革命的口号。

　　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要去应考同他“格格不入”的四书，还要做一篇“他看不起的”八股文，想必将是名落孙山之外，然而结果却完全相反。

　　到院试时，发下了卷子，陈独秀一看试题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①，便马上决定“对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这种毫不考虑后果的玩世不恭的态度，简直是跟科举开玩笑。他“把《文选》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陈独秀回到家里，“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这时候只因为他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才觉着有点“难受”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连陈独秀自己也没有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师”。院试结果，中了第一名秀才。

　　陈家本来有一名举人，一名秀才，现在又增加了一名年轻的秀才，于是地方绅士们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了许多神话，说陈家“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于是，富户人家争先恐后地托人来说媒。陈独秀的母亲对这些当然是“大乐而特乐的”。

　　他也因母亲的“快乐”而感到“高兴”。至于对科举，他虽然中了秀才，从此却更加鄙薄它了。

　　①把四书中的某一文句的下半句，与下一文句的上半句拼凑而成，谓截搭题。本题所引原文：“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老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

　　在许多富户人家托人来说媒的，有安庆统领高登科。高登科，字敬亭，安徽霍丘县城东十里高家话人。高出身于农家，母早丧，受继母虐待。幼年牧鹅，散失两只，不敢回家，路宿麦田，恰遇清官兵路过，被收留作勤务。后步步高升，以安徽统领虚衔副将，清廷赏穿黄马褂，置田４０００余亩。高登科原配夫人早丧，继弦詹氏，生一女名晓岚，乳名大众。詹氏亡后，续弦阜阳元家女儿为妻。元氏生女名君曼，乳名小众。当高登科得知晓岚在家受后母元氏虐待当丫头使唤时，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遭遇，乃将晓岚带到安庆。①高登科在与陈家联姻的竞争中得胜，将长女晓岚许配给陈独秀。１８９７年冬，陈独秀１８岁与高晓岚结婚。②按照封建婚姻的观点，这对夫妻可谓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结婚大典时，想必众亲友祝愿他俩白头偕老，说了许多的吉利话。至于当事人男女双方对结婚有什么意见，这勿关重要。因为包办式的婚姻根本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也不允许他们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

　　高晓岚长陈独秀３岁，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出身将门之女却目不识丁。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她自从嫁到陈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除了１９２７年去武汉探望患重病的儿子①

　　②陈独秀哪年结婚，无文字记载，也无确凿之回忆。陈松年说只能按长兄延年的生年（１８９８年）向前推算一年。

　　马启荣、蔡亚樵：《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未刊稿）。

　　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她是一位普通的旧式妇女，虽没有文化，但很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

　　而陈独秀本来就不是安分守己之辈，不久又受到革新思想的影响，转向了康梁派。婚后，他们夫妻关系，如果说原来还有爱情的话，那么到了这时候也发生了动摇。“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陈独秀东渡留学时，“欲借其夫人十两重金镯作为游资，坚决不肯，时常吵口”。①陈独秀经常在外走南闯北，思想日新月异，而高氏则足不出户，墨守成规。两人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越来越合不拢。这对高氏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大事，她的婚姻观本来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而陈独秀却无法忍受得了。

　　高晓岚有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略识文学，思想新颖，与陈独秀颇相得，关系渐趋亲密，“进而发生爱情”。１９１１年，陈独秀在杭州与高君曼同居，结为伉俪。这引起了全家的反对。嗣父衍庶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比陈独秀干革命还难以容忍，骂他败坏门风，扬言今后不许他俩踏进陈家的大门。

　　高家也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陈独秀与高君曼却不顾家庭的反对和舆论的指谪，决然自行成婚。到民国元年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与君曼同居在安庆城宣家花园内，同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在那个时代，男的挣脱了封建婚姻的羁绊，女的却照例要蒙受最大的不幸，她心中虽然不满，但不外露，郁闷于胸，默默地过着没有爱情①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７月。

　　的生活。

　　陈独秀同原配夫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他和孩子们很少生活在一起，但关心他们的教育和成长。大约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他把延年、乔年兄弟俩叫到上海，“寄宿在《新青年》发行所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活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也。”君曼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姨妈，也是继母，看到孩子这般受苦，曾“流涕不已”，托潘赞化向陈独秀说情，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独秀跟潘赞化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①陈独秀本人就是自创前途的，他也按照自己成长的方式，去教育他的下一代。

　　不久，延年、乔年都进入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也晋京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托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每人每月五元的生活费。延年、乔年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很快就转向马克思主义，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因工作关系，父子常一起出席党的重要会议，但几乎没有一起过家庭生活。延年给父亲写信时称“独秀同志”而不以父子相称。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９２８年２月延年、乔年兄弟俩先后被国民党杀害。他们的母亲高晓岚悲痛万分，身体越发虚弱，加①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７月。

　　上患肺病和妇科病，于１９３０年去世。三子松年在他的记忆里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三十年代初，那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松年在狱中见到父亲不免伤心落泪，而父亲眼睛一瞪，对多年不见的小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

　　陈独秀与高君曼生一男一女。女名子美，死于十年动乱中。子名和年，今健在。１９１５年５月，高君曼患病咯血，数年后，陈独秀又另有新欢。大约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间，高君曼为了节省生活费用携带两个孩子到南京居住。早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以后，陈独秀在南京东厂街（今秀山公园旁）盖了两座草屋，约１０余间，置地数十亩①。君曼和孩子们就住在这里，陈独秀每月给他们５０元生活费②。一对经自由恋爱而结成的夫妻，现在也散伙了。

　　高晓岚去世时，君曼带着孩子回安庆奔丧，这时陈家的人和亲友对她和独秀的婚事仍然有所非议。独秀姐姐的孩子本应呼君曼为舅妈，却偏叫她小姨。君曼气愤地说：“叫我小姨当然也可以，但他们对舅舅（指独秀）是怎样称呼的？难道也叫姨夫吗？”据和年回忆，他母亲君曼从安庆回到南京以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３７年因患癌症也离开人世了。

　　大约在１９３１年，陈独秀与上海英美烟厂的一位青年女工潘兰珍结为夫妻。潘氏，江苏南通人，１９０８年生于贫苦农家，较陈独秀少二十九岁。两人结合以后，陈教潘读书识字，进①

　　②汪原放日记。

　　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行启蒙教育。潘忠厚善良，待人热情慷慨，有舍己助人的优良品德。陈独秀在南京坐牢时，她也到南京租了间破屋住了下来，就近照料陈独秀。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迫，她不但不嫌弃，而且一直陪伴着他，料理他的生活。这是陈独秀晚年不幸中的惟一的幸事。陈独秀临终时嘱咐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分得了陈独秀的一部分稿费，另嫁他人。１９４９年春，因患子宫癌死于上海。①

{{乡试落第转向康梁派}}
　　陈独秀考中秀才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紧接着就参加江南乡试②。

　　陈独秀对院试曾经抱轻蔑的态度，认为“那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而结果却名列榜首。现在他对参加乡试倒是“着实准备了”的，对讨厌的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他所以如此认真的对待，并不是想沿着科举的阶梯一级级地爬上去，而是觉得既然乡试“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往后好“正经做点学问”。他“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可见他参加乡试的动机，不是为了会进士，点状元，而是“以了母①

　　②乡试，每逢子、卯、午、酉年八月在各省省城举行，中者为举人。清顺治二年，设江南省。康熙六年将江南省分置江苏、安徽两省。但两省乡试仍合并举行。

　　张君等：《关于潘兰珍的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３年第２辑。

　　亲的心愿”。他最终是要与科举分手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

　　这年夏，１８岁的陈独秀，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同行的人，有他的大哥，大哥的先生和同学等。他们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上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

　　乡试共３场９天（每场提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陈独秀在《自传》里对这９天的考场生活，有极其辛辣的刻画：

　　“到了八月初七日〔即阳历９月３日〕，我们要进考场了。

　　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个子长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点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

　　‘好！今科必中。’”

　　考场中的这种怪现状，始于哪年哪月，未加考证，不得其详，但至少也有１５０年的历史了。因为吴敬梓（公元１７０１—１７５４年）在他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里，就曾经淋漓尽致地揭露过这种怪现象。一百五十年，该有多少个童生亲身经历过这种腐朽愚昧、坑害人的怪事呵！但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尝试过‘矮屋”滋味而中举的，以此引为自豪；而绝大多数的童生却由青年而老年三番五次地尝试这种滋味，因未能中举而引为终生的憾事。不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他们都把“矮屋”看作是他们一生中“上进”的关口。吴敬梓对考场的揭露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仅限于揭发和鞭挞而已，他那时还不可能透过这种怪现象去观察国家大事。现在情况不同了，而且匍伏在“矮屋”里的是一位思想敏捷、眼光锐利的青年。“矮屋”的滋味像是给他增添了思想养料，他不禁浮想联翩，百感交集。

　　那位摇头晃脑、利欲熏心、丑态百出、“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陈独秀“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并“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

　　这一连串的联想“便是”陈独秀“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年），广东南海人，博通经史，后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称赞西人治国有法度，并精心研读各种西书译本及报纸，以究其进步之原因。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年），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后从学于康有为，并深受其影响。康、梁是维新派的领袖，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进步影响。

　　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的发端与发展，往往同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和国内政治形势危机的加深密切相关的。

　　早在１８８８年康有为鉴于中法战争后，国事日蹙，便第一次上书清廷，请求变法。１８９４年爆发了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战败，订立了《马关条约》而告终。一个泱泱大国，被一个维新不久的小国打败，并割去了台湾宝岛，赔款库平银二亿两，还允许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等，这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人民的刺激，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任何一次战争。战争的失败与屈辱，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推动了先进分子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于是维新变法运动趋向高潮。

　　１８９５年５月２日，康有为联络在北京的１８省１３００余名应试举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三大主张，和设立学堂，开设报馆等改革教育制度的意见，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了政治舞台。六月间，再上书光绪皇帝，主张“设议院以通下情”。１８９６年８月，康氏大弟子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刊《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抨击封建顽固派因循守旧，以致“万事废弛，卒致疲敝，不可收拾”；历数变法之利与守旧之害；阐明变法是大势所趋，“变亦变，不变亦变。”《时务报》以其鲜明的变法态度，新颖的改革主张和泼辣的文风大受知识界的欢迎，于是行销日广，风靡全国。陈独秀首先接触到的正是康梁派的新思想和新主张，他前往南京参加乡试时，正当维新运动步步高涨的时期。

　　后来，陈独秀说起他少年“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到了甲午战争，才听见人说有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①又说：那时“读八股讲旧学”，认为“‘习欧文谈新学’的士大夫是‘洋奴’，后来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②康梁派的思想扣开了陈独秀的心扉，鼓动着他的思想翅羽，灾难般的乡试鞭策着他，他开始起飞了。

　　陈独秀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外，没有考中举人，但他不仅不感到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决不再进“矮屋”应试。他回到安庆以后，对“当时反康梁派的言论”的顽固派，“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①

　　②《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２卷２期，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１日。

　　三爱《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５期，１９０４年６月１４日。

　　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斥陈独秀等“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①陈独秀开始涉足于政治活动了。

　　俄国的怂恿之下，于１１月１４日占领了山东胶州湾，紧接着有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在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扬言要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救亡图存刻不容缓。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②他在这一年的岁末，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还准备写一篇《湖中水师》。从这三篇文章的题目看，都是论述加强江防建设的，堪称是姊妹篇，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湖中水师》一篇不知是否写成了，就是已经成文脱稿的《扬子江筹防刍议》一篇，现在也难以寻觅。惟独《扬子江形势论略》一篇为安庆市图书馆发掘了出来，这是现在见到的陈独秀最早的一篇著作。

　　陈独秀身居较闭塞的安庆，但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密切注视着列强侵华的动向及意图。《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指出：“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他对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心急火燎，如“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

　　于是“爰采旧闻旅话及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①

　　②以下引文均见《扬子江形势论略》，原件系木刻本，藏安庆市图书馆。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２卷４期，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陈独秀撰写此文之目的，是向清政府提出他对加强长江防务的方案，并希望政府采纳他的意见。

　　《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７０００余字，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堵的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

　　他在论证武汉三镇的重要战略地位时，认为“武汉沿江均不宜设置炮台，……倚城设立炮台，一朝有战，则城市全冒敌火，今日炮弹之利固非昔比矣！”而应在武汉“东南数十里”的阳逻设置炮台。阳逻，“东西当荆扬之要会，南北为荆豫之通津。……北倚袁家湖，南西皆临江，北道为界埠，中有数小山杂错，三面巩固。……再屯陆军于界埠，以防其由陆绕攻台背，则阳逻无隙可乘矣。”另“宜于退谷基址稍增高于上安置炮台堡，使台顶与山平。炮台倚山为护，炮弹可及敌舰，敌弹难伤炮台。此处若为敌所据，则武昌不击而下矣！”

　　他特别重视长江口的江防设施。他认为吴淞口处虽然有吴淞、南石塘两炮台，“另有一台在狮子林下，距吴淞十六里，去诸台太远，未能犄角”。且在最紧要之处“崇宝沙无台，则他台皆成虚设”。因此，“当以崇宝沙西北沙尖以为主台，可以兼顾”北航路，再“切力整顿”南石塘、吴淞一带之台，“既扼”南航路，“且能兼顾吴淞口以遇敌船掩入吴淞江，登岸攻我上游台背。崇宝沙为四面受敌之地，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此防断不可弛，果能如法布置，迨大敌当前，方有把握。”

　　“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长江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申〔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

　　使人感到惊异和钦佩的是，这位１８岁的年轻人竟然对长江水文及两岸的地貌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并进而提出了他对建设江防的方案。好像他对长江及其南北两岸做过实地考察似的，其实他这时除了因参加乡试去过一次南京，并没有到过其他什么地方。《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不仅说明陈独秀从青年时期起即怀有满腔的爱国热忱，而且学习勤奋，且多思、善思，头脑敏捷。

　　《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的主旨，在抵抗列强的侵略，陈独秀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向清政府陈述加强江防建设的意见，而所谓“防内乱”（指类似前不久爆发的太平军起义）虽然在全文里仅是附带一笔，却是明显地站在清政府的一边，是为维护它的安全而说话的。陈独秀认为这时的清政府还是可以代表中华各族人民的利益，能抵抗外国侵略的。这是他写这篇文章的主导思想。

　　因此，《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所谈的都是军事问题，不谈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问题，这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由于陈独秀这时还不认识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他的政治思想的领域及其发展的高度均不及康梁，但主张依靠皇帝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这一基本点是同他的前辈一致的。

　　热爱祖国，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尽管他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又有其不同的先进思想主流，然而一般说来，他们的思想发展大体上都是逐级前进的，由改良派、民主革命派，而上升到共产主义派，每前进一步，爱国主义思想便随之得到发扬。但是，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阶级矛盾的深化，因此越是后来的先进人物，他们的思想由低级向高级转化所需要的时间就越是短促。

　　陈独秀在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１８９８年“百日维新”失败，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的血的事实，充分地证实了清王朝的顽固派反对任何的革新，从而迅速地促进了一些先进人物抛弃改良主义的立场，因此陈独秀不需多少时日，也勿需要他成长为一位典型的康梁派，就已超过了他的前辈。这是今天为什么无法发现陈独秀有较多的康梁派言论资料的根本原因。

{{东渡留学发动拒俄运动}}
　　陈独秀与高晓岚结婚后的第二年，１８９８年，就被嗣父衍庶带到东北沈阳，留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１８９９年，独秀得知母亲生病，便同大哥孟吉一起匆匆南下，等他们回到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了。哥俩在家住了不久，又一起北上。后来陈独秀在悼亡兄孟吉《述哀》诗里所写的“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

　　相携出门去，顾影各涓涓。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①就是指的这一段经历。兄弟二人分别以后，哥哥到辽东道候补，弟弟东渡日本留学。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光绪二十七年十月），陈独秀到达东京自费留学，进东京学校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在未正式入学之前，先在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③。那时，到日本留学的青年一年比一年多。１９００年，约一百人；１９０２年增至二三千人；１９０５年，多达五六千人④。他们大多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而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为强国的日本，便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样板。中日两国近在咫尺，两国文字有相同之处，日本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因此，到日本留学的青年愈来愈多，东京一时成为中国先进知识青年荟萃之地。

　　陈独秀到达日本的前一年，１９００年，英、美、德、法、日、俄、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织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围剿义和团。同年８月，维新派的勤王运动失败，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醒悟，从康梁派转向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１９０１年７月，清政府与１１个国家订立《辛丑条约》，使中国又一次蒙受奇耻大辱。这个条约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从此清政府完全屈服，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陈独秀①②③

　　④苏贵民：《辛亥革命前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考证》，《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中国留日学生史》。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书。

　　《述哀》，《甲寅杂志》第１卷５号，１９１５年５月１０日。

　　恰恰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内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的时期，来到东京留学的。

　　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社，成立于１９００年，是留学生中最早的团体。它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同年下半年，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译书汇编》创刊，它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特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①等等。这些巨著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时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指针。因此一经译成中文，不仅在留学生中流传，也风行于国内知识青年中。留日学生秦力山、沈云翔等正是接受了这些新思想，首先于１９０１年５月在东京创刊《国民报》，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提倡推翻清王朝，从思想上同保皇派划清界限，留学生中开始出现了政治思想的分野。陈独秀一到东京，他首先接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一整套的自由平等的学说，这对陈独秀不啻是大旱后之甘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新学说。

　　留学生的分化反映到励志社，便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和平，以邀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又曰革命党。②激烈分子鄙视稳健分子为官场走狗，励志社“渐次变质”，陈独秀和张继等虽是“后参加”励志社①

　　②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第１５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９８、９９页。

　　的，但“先脱会”了①。

　　青年志士原来主张维新的，现在认为非集合群力，启发民智，不足以图存。于是陈独秀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从东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

　　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一时风声所播，闻者兴起。陈独秀还准备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②后人称赞说：“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③确是当之无愧的。演说的首倡者陈独秀，为当局所忌恨，不久便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

　　１９０２年９月，陈独秀到达东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④。这时留学生中的政治分野日益分明。同年冬，留日志士秦毓鎏、张继等“发起一新团体，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

　　关于团体的名称，有人说意大利独立之前，先有少年意大利团体，因而主张定名为少年中国会。但“少年中国”四字易招清政府当局注意，不利于团体的进行，经再三研究才命名①②③

　　④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书。

　　安徽政协文史资料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３８２页。

　　《纪爱国新报》，《大公报》，１９０２年４月１９日。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２３０页。

　　为青年会。青年会成立的那天，署名加入的有陈由己（即陈独秀）、秦力山、张继、苏曼殊等数十人，“是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①陈独秀加入青年会，标志着他从康梁派转向了革命派。

　　清政府为了约束留日学生，派遣学监到日本，其中南洋学生监督姚煜（文甫）常箝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化，引起众学生的公愤。１９０３年３月某日晚，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五人闯入姚室，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②并把姚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于旁书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③后，姚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方，由日警捕人，陈独秀、邹容、张继三人于４月间被迫返国。也就在这时爆发了拒俄运动。

　　当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俄国派遣了１７万大军，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义和团被镇压以后，１９０２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在１９０３年４月撤军。届时俄国不但不撤兵，反而重占营口，并于１８日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等七项新要求，妄图永远霸占东北三省。２７日，沪上１８省爱国志士齐集于张园，一致反对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新约。邹容在会①②

　　③《邹容》，《民国人物志》第１９页。事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２２９页。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６１页。

　　上慷慨陈词，竭力反对俄国侵略东三省。２９日，留日学生钮永健等倡议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得到大家的赞同。５月２日留日学生加入义勇队的有１２１人。

　　陈独秀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当拒俄运动兴起之时，他与潘赞化迅即回到安庆，联络葛温仲、张伯寅等，筹组安徽爱国会，举办爱国演说，积极发动安庆地区的拒俄运动。

　　次演说会的规模及声势大大超过了１９０２年的那次演说。这天虽然大雨滂沱，但到会的有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怀宁二公学学生等约３００余人。因“书楼甚窄”，参加大会的“多立门外而听”，大会“众情踊跃，气象万千”，由陈独秀首先发表演说。①

　　陈独秀先逐条揭露俄国提出的七项要求，说“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均归俄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许，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

　　可是，“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因此陈独秀为了驱逐俄国侵略军，提出当前应做三件事。第一，要广泛地传播中国将被瓜分的消息，若“中国人尚不知之，其何以防之”？第二，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陈独秀说：“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击，以私见蔽其性灵耳。

　　①《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５日。

　　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不许其爱国，恐不可得。”第三，要锻炼体魄，有了强壮的身体才可以从事农、工、商、矿等实业，否则“不可以生存；况欲执干戈卫社稷乎”！

　　陈独秀演说时，还批评了那些“只保身家，不问国事”的人，向到会的人指出“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①陈独秀的演说“词情慷慨”，爱国心殷切，反帝意志坚决，赢得“满座欷s第”。接着有“各学堂魁杰”王国桢、潘华（赞化）、潘璇华、葛光庭等２０余人相继演说。众人演说完毕，陈独秀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立经全体赞成”，大会又决议爱国学社附设《爱国新报》②，并公推陈独秀、潘赞化等七人“立时起草（社章），向众宣布”③。陈独秀即出示爱国学社社员名簿、宣言及宗旨，当场有１２６人入社。爱国学社的宗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社员规则中定有本社“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社员“当视全体为一体，视全国为一家”等等④。爱国学社决定每周演讲一次，“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络东南各省①②③

　　④《苏报》，１９０３年６月７日。

　　《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５日。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９０页各地报纸目录中有“爱国新报”（安庆），但迄今未查到此报。

　　《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６日。

　　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①这显然是要推翻清王朝的。

　　陈独秀提出创立国民同盟会的主张以后，邹容于５月３０日在上海提出“创立一中国学生同盟会”，“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的法团，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中者也”。陈独秀和邹容的这些主张，当时虽未能实现，但都充分地反映了这两位青年的伟大的政治气魄。拒俄运动的发展，也的确为建立革命团体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安庆爱国运动演说会，是安徽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群众大会，在当地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响应，陈独秀的演说深深“印入”各校学生的“脑筋”。他们“勃发忠义，奔走相告，……

　　数日之中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②。安徽大学堂校方因阻止学生参加抗俄运动，而酿成第一次大冲突。

　　当拒俄运动在东京留日学生和上海、安徽，以及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直隶、广东、福建等省大城市的知识阶层中兴起的时候，参加运动的大多数人对清政府和北洋大臣袁世凯抱有很大的幻想，他们希望通过请愿、游说的方法，促使政府抗俄，并不是要推翻清政府。但清政府对拒俄运动惊恐异常，惶惶不安。清朝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电：

　　“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

　　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清政府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①

　　②《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３０日。

　　《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５日。

　　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①。清政府对爱国青年的驱迫、镇压，使一大批从单纯爱国心出发而投入拒俄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面教育。他们纷纷醒悟，认识到清政府已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奴仆，因而拒俄就必须排满，爱国就必须革命。这正如陈独秀在演说时所讲的，“那种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心中怀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对外反帝，对内铲除国贼，二者必须同时进行，中国才能得救。陈独秀在１９０３年的上半年，就已经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

　　演说会举办一周之后，２４日，安庆知府桂英（旗人）亲赴藏书楼查禁，不许学生“干预国事，鼓惑人心”②。陈独秀等则继续举行演说，“听讲的以安徽大学堂学生为最多。参加演说会的人，均签名于簿册。藏书楼实则成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机关。”布政使于荫霖视藏书楼为眼中钉，遂开除大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等十余人，封闭了藏书楼③。安徽巡抚聂缉撬指名通缉陈独秀。陈独秀逃到上海。然而他播下的革命种子却在发育成长，等他从上海再回故乡的时候，安徽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地高涨起来！①②

　　③安徽政协文史资料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３８２页。

　　《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９日。

　　《苏报》，１９０３年６月５日。

　　编辑《国民日日报》译著《惨社会》候，邹容在上海出版了他的名著《革命军》。邹容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明确宣称“我们今日欲脱满洲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们欲独立，……不可不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军》出版以后，受到了舆论界的重视和称赞。上海爱国学社机关报《苏报》（主笔为章士钊，主要撰稿人有章炳麟、蔡元培等）迅速地向读者推荐，赞誉《革命军》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①。《革命军》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章炳麟也在《苏报》上发表文章驳斥改良主义的政见。清政府对此大为忌恨，于是勾结租界当局逮捕了章炳麟，邹容自动投案。７月７日《苏报》被查封，酿成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同年夏天，当陈独秀逃到上海时②，“《苏报》案”已接近尾声，章士钊等正在筹办《国民日日报》，以接替《苏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

　　１９０３年８月７日《国民日日报》创刊。由谢少石出钱，外人高茂尔出面任经理，章士钊任主编。协助章士钊办报的有陈独秀、张继、何靡施（梅士）、陈去病、林懈等人。关于陈①

　　②章士钊在《孤桐杂记》一文中说：“是年（１９３０年）夏间，陈独秀已在上海”（《甲寅周刊》，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５日）。

　　《苏报》，１９０３年６月９日。

　　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的工作情况，章士钊在事后回忆时曾写道：这个报是他和陈独秀总理编辑事宜，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两人常常彻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休息①。那时“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②这段文字生动地记述了章陈二人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和忘我的工作态度。到了四十年代，章士钊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曾赋诗一首：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架。③《国民日日报》是为接替被查封的《苏报》而创立的，因此它的论调不得不稍稍“舒缓”，不能像《苏报》那样“峻急”。但宗旨依然是“排满革命和《苏报》相同，而规模尤大”，且“篇幅及取材较《苏报》新颖”。④因此，“发刊未久，①②③

　　④章行严（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３８７页。

　　章士钊：《初出湘》，《文史杂志》第１卷５期，１９４１年５月。

　　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１卷烂柯山人（章士钊）：《双枰记》，《甲寅杂志》第１卷４期。

　　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①《国民日日报》摒弃了清光绪帝年号，改用黄帝纪元的纪年办法，从第八号起又改用中历干支纪年，仍不用光绪帝号，公然否认清王朝。《国民日日报》所刊载的文字有时论、学术、思想介绍以及中外、地方新闻等，尤其重视登载揭露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社会上种种的不平等现象。为了作者人身安全的缘故，时论一类的文章多不署名。因而今天很难识别哪些文章是出自陈独秀的手笔。陈独秀既然和章士钊总理编辑事宜，那么《国民日日报》的指导思想和它的重要言论，至少是得到陈独秀的赞同或赏识的。

　　《国民日日报》所刊载的文字，可以确定是陈独秀的作品，只有署名“由己”的两首诗，即八月九日的《哭汪希颜》②和十七日的《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在前一首里有这样的诗句：

　　“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后一首诗是：“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③徒屈自由身。驰骋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诗言志”，这两首诗鲜明地表达了陈独秀的政治抱负和思想感情。他认为要结束“三千年黑暗”的历史，只有实行“联邦新制度”。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政治目标，他决心勇往①②

　　③枉，屈；寻，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寻。

　　汪希颜（１８７３—１９０２），安徽绩溪人，维新志士，早殇，是汪孟邹的胞兄，汪原放的父亲。陈汪两家是世交。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１３５页。

　　直前，甘愿在艰难险阻的逆境中，承受任何牺牲，且不计成败得失。而那种左顾右盼，看风使舵，贪图私利的人，简直如同羊豕一般。寥寥数行的诗句，蕴蓄着坚强的革命意志，表达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在《国民日日报》的同事里，与陈独秀结下终生友谊的，除章士钊外，还有苏曼殊，受陈独秀影响最大的也是苏曼殊。

　　那时，苏曼殊也同陈独秀住在一起，他翻译法国文豪嚣俄（即雨果）的名著《惨社会》（即《悲惨世界》），连载于《国民日日报》。陈独秀对苏曼殊的译文，于“字句间为他指点、修改不少。这时曼殊的汉文根基尚极浅，文字亦不甚通顺，仲甫隐然是他的老师。曼殊汉文的才力可讲仲甫所启发。……

　　此后，仲甫与曼殊时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来，过从极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这样曼殊就因仲甫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曼殊学做诗也是在这个时候，“也由仲甫指导。所以曼殊……称他是畏友仲子。”①陈独秀也说曼殊“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的程度实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地能做了。在日本的时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诗”。名师出高徒，苏曼殊聪明好学，不久即长于诗文和绘画，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柳亚子与曼殊也交往甚密。１９３５年他写有一首七绝：“名扬画虎惜行严，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曼殊朋友定谁贤？”言外之意，苏曼殊的三位好①柳亚子编：《曼殊全集》（５）（北新本）第７７、９、１０页。

　　朋友，最贤的是陈独秀。

　　《惨社会》在《国民日日报》刊至第十一回的大半回时，报纸便停刊了。停刊的原因，一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纠纷；一是清政府“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该报，致使报社的经费更加困难。《国民日日报》共出版三个月零二十三天，同年与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赁屋同住，不久苏曼殊离沪去香港。镜今书局的负责人陈竞全跟陈独秀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然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①于是陈独秀着手整理苏曼殊的《惨社会》，并从第十一回上半回接续至第十四回。

　　１９０４年镜今书局出版的单行本，将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为苏子谷（曼殊）、陈由己同译。后来镜今书局倒闭，由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再版。１９１８年，苏曼殊逝世，由其友人胡寄尘将镜今本交给上海泰东图书局翻印，“删去嚣俄和陈由己的名字，变成苏曼殊大师遗著”，而内容则一字未改，仅在书名增一“悲”字，称《悲惨社会》。１９２５年春，泰东书局再版时，又恢复原名《惨世界》②。这本小说一版再版，可见是很受读者欢迎的。

　　《惨社会》曾被看作是我国首次翻译的雨果作品，但曼殊的译文“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③。自第七回起，译文中又添加了原著中所没有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名叫明①②

　　③柳亚子：《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第２８２页。

　　《曼殊全集》（４）第４２２、４２３页。

　　柳亚子：《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第２８５页。

　　白，字男德（难得明白），其他人物如范桶（饭桶）、吴齿、字小人（无耻小人）、满洲苟（满洲狗）等都有露骨的影射作用。

　　《惨社会》实际上是借用了雨果原著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又取材于晚清社会生活的一部译、著作品，它直接反映了苏曼殊和陈独秀的思想。男德被塑造成正面人物，他扶弱抑强，舍己为人，听见“官府”二字，就不禁“火上心来”，①恨不能立刻铲除人间不平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男德说过这样的话：“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那铸锭应该是那一人的私产吗？”“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的，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②所有这些攻击孔教、私有财产的言论，自然都是苏曼殊、陈独秀借男德之口来抒发他俩的胸怀。章士钊也说：陈独秀“所怀政想，尽与此相同”③。因而把主人公男德明白看作是这个时候的苏、陈二人的化身，该不会是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吧！

　　怎样推翻千百年的中国封建专制，推翻之后，中国又将向何处去，这确实是个“难得明白”的大问题，然而男德的言论，清楚地表明了，陈独秀这时已经萌发了反对旧礼教的①②

　　③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１卷３０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

　　《曼殊全集》（２）第１３１、１３４页。

　　《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

　　念头。十多年之后，由他首先发难，掀起新文化运动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至于他真正赞同财产公有制学说，那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思想发展过程了。

{{主办《安徽俗话报》开发民智反帝爱国}}
　　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闹革命，大体上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办报纸，作鼓吹；设学校，培养干部；进行暗杀活动，或武装起义。这些活动，除了武装起义外，陈独秀都亲身参加过。

　　几乎每天都到桐城学堂①，同该校学长房秩五、吴守一“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陈独秀在去年发表爱国演说时，即痛切地感到中国被瓜分的危险。可是“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

　　因此，他曾两次计划创办《爱国新报》，“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但是，每次都受到清政府的压迫，他不得不离开安庆，远走他乡。现在他又回到了安庆，决心要实现他久已怀抱的愿望，于是约房秩五、吴守一两人共办《安徽俗话报》，由房任教育、吴任小说，其余稿子都由陈独秀“自任之”②。

　　《安徽俗话报》１９０４年３月３１日创刊，创办的经费大多①

　　②房秩五：《追悼三爱诗·序》，《浮渡山房》诗存。

　　桐城学堂，１９０２年吴挚甫创设于安庆。

　　是安徽爱国志士捐助的。先在安庆编辑，而社址则设在芜湖长街徽州码头科学图书社①（现为中长街二十号），并由科学图书社承担发行业务。因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由陈独秀编好以后，寄往上海，由与他熟识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印好以后再寄回。同年暑假，桐城学堂改名为桐城中学，由安庆迁回桐城县城，吴守一随校到桐城，房秩五也东渡日本留学。

　　这时陈独秀写信给汪孟邹，要求到芜湖来办《安徽俗话报》，并寄宿在科学图书社，贴给汪伙食费。据汪原放回忆：不久，一位剪掉辫子披着头发的二十五岁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到了科学图书社。汪孟邹跟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陈独秀听后很平淡地回答说：“就吃两顿稀粥好。”②从此，陈独秀住在图书社的楼上办起报来。这是一座二层楼房，砖木结构，楼上光线暗，屋顶有一片亮瓦，临街有一扇小窗。每当《安徽俗话报》由上海寄来时，陈独秀最忙了。他“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默默地做着那些琐碎而又不可缺少的工作。楼下的客厅里挂着他写的大字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③豪放的气概与平凡的工作相辅相成，相映成趣。事隔十八年，陈独秀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我衣被，①②

　　③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２、４页；又见《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手稿）。

　　高语罕：《入蜀前后》，《民主与统一》第８期，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０日。

　　芜湖科学图书社，１９０３年汪孟邹创办，经营新书报和文化用品。皖南革命志士常聚会于此。亦不自觉。”①

　　陈独秀说他办《安徽俗话报》有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还说“这两种主义，想来大家都是喜欢的。”因为“俗话报”“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每册大钱五十文。“读书的人看了，可以长多少见识，………

　　教书的人看了，也可以学些教书的巧妙法子。种田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年成好歹。做手艺的看了，也可以学些新鲜手艺。做生意的看了，也可以晓得各处的行情。做官的看了，也可以明白各地的利弊。当兵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的虚实。

　　女人孩子们看了，也可多识些字，学点文法，还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总之，办这个报的主义是“教大家通达学问，明白时事”。这就是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动机和目的。他的服务对象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是城镇的小资产阶级，是那些家境贫寒，没钱多读书的平民。为这些人办报当然不能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的字眼，而必须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②编写出来。

　　《安徽俗话报》既要“穷人买得起”，又要教他们“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因此，每期的篇幅不能太多；多了，成本①

　　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１卷第２２—２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

　　贵，穷人买不起。而内容又要丰富多样，否则达不到“通达学问，明白时事”的目的。因此《安徽俗话报》须兼有报纸和杂志的特点。它是个三十二开本的半月刊，每逢初一、十五出版。每期四十页，共约一万五千字。每期篇幅不多，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并且门类齐全，有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话、行情、要件（如条约、奏折等）和来文等十三门。从第八期又增加了兵事、卫生、格致（本门所刊文章主要是介绍太阳系的知识）三门。在这十六门中，除了论说一门是政论文章以外，其他大多数是文艺和科普方面的文章，通过文艺作品和科学知识，向读者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所造成的愚昧、迷信等等的恶俗。蔡元培在二十八年后谈起《安徽俗话报》时，曾说：“我在上海《警钟日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①《安徽俗话报》从创刊到翌年９月１４日（阴历八月十五）共出了二十二期。陈独秀用“三爱”笔名在《安徽俗话报》的第一期至第十九期发表了约以流利酣畅的白话文议古论今，以古喻今，谈天说地，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在这许多不同形式的作品中，最突出的主题思想是反帝爱国，其次是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恶俗。为了①

　　②长篇连载文章，按连载次数计。未署名文章，而显系出自陈独秀之手笔，未统计在内。

　　《独秀文存》再版《前言》，１９３３年４月。

　　反帝反封建，陈独秀此时已经开始宣传科学与民主了。

　　陈独秀在第一期发表的《瓜分中国》一文中，把俄、英、德、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势力范围的分布及进一步瓜分中国的阴谋，一五一十地告诉给读者，说列强“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现在“大祸临门”，而我们官府害怕外国，“活像老鼠见了猫一般，眼看着他（俄国）占了奉天，那敢道半个不字”。怎么办呢？大家“仔细想想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做各保身家不问国事，终究是身家难保，做亡国奴的百姓好？！”①强大昌盛的古代中国为什么到近代衰亡了？这是当时先进人物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陈独秀也不例外。他认为“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个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国度衰亡到这步田地，还是蒙蒙懂懂的说梦话；说什么天命如此，气数当然，人力不能挽回。”

　　这“便是亡国的原因了”。②针对这些错误思想，陈独秀反复说明“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③他极力呼唤人民振作自强，挣脱天命观的思想枷锁。①②

　　③第５５页。

　　第８０—８３页。

　　第２７、２９页。

　　他说：“天地间无论什么事，能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兴旺；不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衰亡。大而一国，小而一家，都逃不过这个道理。”“天是一股气，并没有什么私心作主，专要洋人兴旺中国衰败的道理。”那些宣扬天命观的人不过是叫人民“服从他做他的顺民”罢了。①陈独秀所揭示的亡国原因，是当时思想界颇为流行的一种看法，邹容也认为“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这个见解虽然并不深刻，但在当时却达到了应有的认识高度。他们忧国忧民，心急如焚。他们虽然抱怨人民落后，但并不鄙弃他们，而是声嘶力竭地向人民呼唤，通过具体事例，讲清道理，启发他们的爱国心，扫除他们的愚昧和自私心理。

　　陈独秀论矿务，说铁路，指出矿藏是“中国人民的命脉”，“现在大都落在洋人的手里。我看不到十年，中国的金银财宝都要让他们搬空了。”指出外国人在中国建造铁路，“铁路所到的地方，就是他们势力所到的地方”，这样下去结果是“鸡犬不惊，山河变色”。他积极主张由民间集资开办矿务，修筑铁路，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一不要政府的扶持，二不要依赖洋人。安徽省除去老幼贫苦妇人，“其余的壮丁每人出五角钱，也有三百万元，还说无钱吗？”②由民间集资开矿筑路的主张，显然是表达了甲午战争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抵制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愿望。陈独秀还列举国家的主权，如司法审判权、内河航行权、国防权等等都一一被外国剥夺了。他①

　　②第３１、７１、７２、３４页。

　　第８３、８４页。

　　如实地向人民描绘出一幅触目惊心的亡国惨象，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

　　陈独秀认为捍卫国家主权，就必须提倡民权，反对君权，决不能依赖皇帝和政府的官吏。现在的国家大事，正是“靠着皇帝一人胡为，……所以才弄到灭亡的地步”。那些官吏是“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一国非民智大开，国权牢固，国基总不能相安。徒只望君明臣良，那明君良臣活在世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相安宁，明君良臣一去，便人亡政熄，国家仍旧要衰败下来。”①国，“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国家的主权“原来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但是行这主权的，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②陈独秀反对君权、提倡民权的思想的渊源，显然是来自于欧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天赋人权说。

　　陈独秀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所造成的种种恶俗。他攻击封建包办婚姻“不合乎情理”，夫妻配合不当，成了仇人，“家都不安宁，那一国如何安宁呢！”提倡自由恋爱，婚姻大事“自己作主”。他讽刺敬菩萨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来”，③白费钱财。

　　他十分重视影响广大人民的思想和风俗教化的戏曲，积①②

　　③第４５、４７页。

　　第５７页。

　　第５６、３０、６０页。

　　极主张改革戏曲，“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不畏强暴的仁人志士的事迹作题材，“排新戏”，“唱得激越慷慨。”“不唱神仙鬼怪的戏”和“淫戏”，“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①

　　他提倡国语教育，主张改革课程内容。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就是‘国语教育’一科。”“小孩子不懂得深文奥意，只有把古今事体和些人情事理，用本国通用的俗语，编成课本给他们读。”新开的学堂，也要教学“官话”（即推广普通话），反对强制学生“抱着几本古书，闭了眼睛瞎念”，去“混那功名富贵”。他认为“天地间无论何事，都是自由才能发达，勉强压制，才是有害无益。”②《安徽俗话报》办得非常出色。无论是政治观点的鲜明，内容的丰富，或装帧的美观，都堪与当时驰名全国的杭州白话报相比，是安徽最早的负有革命使命的刊物。初刊时销售位。代派处也发展到５８家，除安徽本省外，在上海、北京、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市都有代派处。陈独秀通过办《安徽俗话报》还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先后有３０余人为该报撰稿。新中国诞生以后，安徽的一些革命老人，如潘赞化、房秩五、朱蕴山等，当他们回忆往事时，都对《安徽俗话报》津津乐道，赞不绝口，说“最开风气”。①

　　②第９１、９３页。

　　第８８、８９页。

　　据孟邹说《安徽俗话报》办了２３期（现仅见到１—２２期），“再出１期，就是２４期，就是一足年，无论怎么和他（陈独秀）商量，说好说歹，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到李光炯先生办的学堂里去教书，其实是干革命工作去了。”①二十世纪的头五年，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发展，一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③陈独秀的思想也是从排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而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综观《安徽俗话报》２２期的内容，可证明陈独秀在青年时期不仅思想敏锐，而且视野广阔，他触及到一些其他先进人物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尽管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深化，他所批判的也未必击中了要害，因为他还需要继续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些著名思想家那里吸取养料，但他毕竟已崭露头角，初试锋芒。①②

　　③吴樾遗书，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５册第１２５５页。

　　另一说，因《安徽俗话报》载文触犯芜湖英领事馆，被迫停刊。笔者未查到有关此事之第一手资料。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７页。第三章　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暗杀团创立岳王会}}
　　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六人潜回北京，伺机行刺顽固派的首领慈禧太后，但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后因经费用完，不得已南下。何海樵到上海后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云培又介绍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二人入团，制造炸药。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

　　同时，黄兴等人领导的华兴会（成立于１９０４年２月１５日）也在积极准备，想趁慈禧太后万寿节之日（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１６日，光绪三十年十月十日）在长沙发动起义，并派主要会员宋教仁等到武昌，陈天华等到江西等地，联络当地革命志士，以作响应，共谋大举。

　　杨笃生、章士钊为了配合长沙起义，集合在沪主要同志，组成爱国协会，由杨、章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主要会员有蔡元培、蔡锷等人。爱国协会的“所有革命计划，当然以暴力为主，而暗杀也在讨论之列”①。从此东南志士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就在这种形势下，章士钊“写信招”陈独秀来上海。

　　陈独秀大约在十一月②间来到上海，他一到上海便由“杨笃生监誓”加入了爱国协会，“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蔡元培“也常常在试验室练习，聚谈”。陈蔡二人也就在这时相识共事。

　　１０月下旬，华兴会预谋的起义因泄密，未及发动，即告流产。黄兴等逃到上海，同杨笃生、陈天华、张继等人再次策划起义。１１月１９日，万福华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当即被捕入狱。次日，章士钊到狱中探望，暴露了目标，革命机关所在地余庆里被查抄，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后经蔡锷营救，获释），于是在上海的一些革命志士，一时星散逃匿，上海的暗杀活动只得暂时停止。陈独秀在上海逗①

　　②１９０５年６月出版的《安徽俗话报》第１９期末页刊有《本报告白》，说：

　　“本报自去年二月出版以来，很蒙诸位读者的赏识，销得不少，只恨去年十月因为出了一件古怪事，耽搁了三个多月，没有出版，一直到今年二月间，才把去年十月十五的十六期印出来。……”停刊三个多月，如是官府压迫或是报社本身的原因，如经费短缺等类事情所造成，陈独秀决不会含糊其词地说是“出了一件古怪事”。笔者认为，这件“古怪事”就是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请，去上海参加暗杀团。因此，将陈抵沪时间估计为１０月。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１４０页。

　　留了一个多月①，于１９０５年１月又返回芜湖。

　　万福华行刺失败以后，暗杀活动在北方仍在继续进行。其中最使清廷要员闻之丧魂落魄的，是由陈独秀参与密谋的吴樾狙击出洋五大臣事件。

　　吴樾（１８７８—１９０５年）字梦霞，后改为孟侠，安徽桐城高店人。１９０３年下半年，吴樾在河北保定两江公学时，“常与各方先进人士通讯，尤得力于陈仲甫（独秀）、汪康年、潘赞化诸先生的指导。革命的知识愈丰，革命的志趣益坚。”１９０４年夏，潘进化（赞化的兄长）转达陈独秀对革命的意见：“要努力唤醒广大民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同时还介绍革命志士赵伯先的情况，告知大家赵不久要到保定洽谈。②二十世纪初，安徽地区的革命青年几乎都和陈独秀有联系。

　　清政府为缓和舆论，消除革命势力，于１９０５年７月令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吴樾为揭穿伪立宪的骗局，在赴京行刺五大臣之前，曾“与赵声（伯先）、陈乾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③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①②

　　③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补遗》文末《编者白》，《学风月刊》第４卷６期，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史学工作通讯》，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重庆），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

　　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①吴樾草拟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

　　车，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弹发，吴樾壮烈牺牲，载泽、绍英二人受伤，出洋考察不得不暂缓启程。

　　陈独秀从报上得知狙击五大臣消息后，急忙写信给在保定的张啸岑，问：“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张啸岑遵烈士生前所托，将孟侠“交存意见书原稿，回寄与陈”。②１９１１年春，陈独秀作《存殁六绝句》，内有诗句：“孟侠龙眠有老亲……碎身直蹈虎狼秦”，③就是深切悼念吴樾烈士的。

　　陈独秀在１２年以后，对暗杀活动作了如下的批评。他说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①②

　　③《曼殊全集》（５）。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史学工作通讯》，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赵启录：《赵声革命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２９８页。

　　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①然而在二十世纪初，陈独秀虽不曾胸怀炸弹或腰藏手枪去做那英勇悲壮的行刺活动，也毕竟积极地参加了暗杀团体，和暗杀活动的谋划，那时，他也免不了“个人浪漫”的色彩。

　　陈独秀回到芜湖以后，他的主要活动，一面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面在学校教书、培养革命干部，联络革命志士，并进而创立了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

　　安徽名士李光炯、卢仲农为了旅湘子弟求学的便利，１９０４年春在长沙开办安徽旅湘公学。赵声、张继、黄兴都先后在这个学校任教。同年冬，该校迁回芜湖，并改名为安徽公学。

　　“而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氏”。②这个学校，对安徽的革命活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翌年春，安徽公学在芜湖招生，不久又附设速成师范学堂。安徽公学“系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学校之最著者”③。它“以培养革命干部，散布革命种子为教育宗旨。在学校内部，除由教师经常进说革命道理外，并指导学生传阅革命书籍刊物。”在这个学校担任教授职责的，皆为当时革命思想及行动的领袖人物，除陈独秀外，有刘申叔（化名金少甫）、陶成章（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周震鳞（华兴会的主要成员）以及柏烈武（文蔚）、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冷啭、江彤侯等。

　　“一时各地方的革命领袖人物荟萃于芜湖，吸引着不少青年，①②

　　③朱光潜：《李光炯先生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８辑１４３页。

　　高语罕：《百花亭畔》第３５页。

　　《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向导》周报第１８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３１日。

　　轰动了芜湖社会。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①大江南北志士几无不与芜湖互通声息。本省各地的学堂，如芜湖的皖江，安庆的尚志，桐城的崇实，寿州的蒙养，怀远的养心，合肥的城西等学校，都莫不以安徽公学的马首是瞻。安徽革命形势蓬勃向前，一日千里。

　　同年暑假，陈独秀为了联络皖省革命志士。与柏文蔚、宋少侠、王静山、方健飞等游历皖北各地，他们先后到达怀远、蚌埠、蒙城、涡阳、亳州、太和、阜阳、正阳关和寿州等地，”遍访江湖侠为之士。”②

　　为了促进安徽革命形势的发展，用暴力推翻清王朝，陈独秀与柏文蔚和安徽公学师范班的学生常恒芳（藩侯）于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除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还有武备学堂的部分军人，整个组织大概共有３０多人，所订章则，主要内容不外为反清，……第一次开会在芜湖，用烧香宣读誓约的形式，并在芜湖租了两间房子，作为联络点。”同年冬，常恒芳到安庆尚志学堂当训导主任，在安庆成立岳王会分部，并任分部长。同年十月柏文蔚到南京任南洋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二营前队队官，次年，成立了岳王会南京分部，由柏任分部长。岳王会总会设在芜湖，①

　　②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辛亥革命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３７９页。

　　由陈独秀任会长。常恒芳鉴于安庆分部“仅有二三十人”，“人数太少，力量不够，因此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维新会，老三营（即新军第二标第三营）的人大概都参加了。”①后来常恒芳进新军干部训练班学习，又在新军中发展会员。总之，参加岳王会的“大多数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②。它的成员“在新军士兵和各种军事学堂中散发《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读物，并利用各种机会，不断鼓吹兴汉排满，新军中多数下级军佐和士兵都受了他们的影响，倾向革命”。③岳王会，虽然没有华兴会、光复会那样出名，但它有鲜明的特点。它摒弃了单枪匹马，舍命一拚的个人英雄行为，而注重了集体的力量，它所联络的对象，不是秘密会党，而是侧重在新军中发展会员，扩大自己的力量，以待时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岳王会可称得上是军界革命运动的先锋。由岳王会领导的熊成基武装起义，唤起了其他地区的革命志士，注意做新军的工作，辛亥革命时的武装起义，就是新军首先发难的。

　　革命目标是一致的，但组织是分散的，因而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统一的革命活动。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把许多小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这年８月２０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正是适应了这一历史要求。同盟会有公认①②

　　③杨士道：《熊成基安庆起义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３９９页。

　　朱蕴山：《记事诗词选》第６页。

　　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４３８页。

　　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并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同盟会成立以后，立即派遣干部到各地发展盟员，建立组织。同年秋，孙中山派吴春阳（炀谷，合肥人）到南京，建立长江流域同盟会。这时柏文蔚“首先率岳王会（南京分部）全体同志加入”①。但安庆岳王会分部仍然独立地活动了一个时期。１９０７年７月６日，光复会员徐锡麟率巡警学堂学生数十人在安庆起义，失败。这次起义并没有与岳王会取得联系，岳王会的重要成员仍然潜伏在新军中，仅常恒芳因避株连离开了安庆。

　　第三十一混成协新军，在安徽太湖县会操。１４日光绪帝载○去世，次日，慈禧太后也病故，消息传到安徽以后，岳王会认为起义时机成熟，并推熊成基为起义总指挥。１９日，熊成基率新军马、炮两营士兵１０００余人起义，与官兵激战三昼夜，最后也失败了。熊成基逃往日本（后潜回东北谋刺清廷亲贵载洵，被捕杀），岳王会的主要骨干范传甲、薛哲、张劲夫、葛兰瑞等英勇就义，全省牵连被害者达３００余人，岳王会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一些幸存者大多加入了同盟会。

　　在岳王会的全部活动中，有关陈独秀和芜湖岳王会总会的资料，现在见到的实在是太少了。这大概是由于陈独秀行踪不定，四方漂泊（参见下节），致使总会的活动无形中处于①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停顿状态，而且，陈独秀的德才和气质，也不善于在军界中进行活动。持枪率队，冲锋陷阵，尤非他之所长。因此根据笔者见到的有关资料，只能论定陈独秀是岳王会的产婆，但没有亲自哺育它发育成长。

　　然而综观１９０１年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到１９０５年建立岳王会为止，他的革命活动是以安庆和芜湖为主要基地而展开的。他发起的拒俄演说会，被誉为“安徽革命的第一声”，他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最开风气，此后又联络革命志士，组织岳王会，因此无论在政治思想或组织领导，把陈独秀评定为二十世纪初安徽地区的主要革命领袖，该不会是溢美之词吧！

　　就是这样一位在一个省区享有革命盛名的人物，却始终不参加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同盟会，这是什么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同盟会员有“十六字”的纲领，但当时所宣传和实行的都是以“排满”、“驱除鞑虏”相号召，而且也的确产生了很大的鼓动作用，但满族毕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对于这一点，陈独秀有较明确的认识。１９０４年９月２４日《安徽俗话报》载有他的《本国大略》一文，说“全国人种分为四族，一曰汉族，……一曰通古斯族，人数有五百万，从前住在满洲地方，现在的朝廷，就是此族。……”同年７月２７日在《亡国篇》一文中说：“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作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了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只可称做‘换朝’，不可称做‘亡国’。必定是这国让外国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权被外国占去，这才算是‘亡国’。”换朝不等于亡国，“而且亡国还不必换朝。”这一认识确比那些站在大汉族的立场上，开口称满族为“异族”，闭口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章太炎语），大肆宣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兄弟民族之间的仇恨，高明一筹。陈独秀着眼于帝国主义、封建专制（包括文化思想的专制）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而不强调满汉两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是陈独秀不加入同盟会的原因之一。

　　其次，陈独秀早在《国民日日报》社工作时，就已经对革命阵营里的某些人士表示不满。在他和苏曼殊译、著的《惨社会》里借一位老者的口说：“莫学尚海〔上海〕的那班志士，有口无心……”“尚海那地方，有许多假志士”①。又据濮清泉回忆：“陈独秀对于当时同盟会人士，除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外（他很佩服他们），他认为都是些平庸人才，不足与谋，也不足与言。”②这一说法虽不免偏颇，却反映了他对同盟会中某些人的言行是有意见的。后来，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开始之时，陈独秀撰写了《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专门论述那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他指出：“第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当时革命之唯一的口号是‘排满’。”

　　“当时党人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囿于清虐政之直觉，以清倒则万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党人居最大多数，……”“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①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

　　《曼殊全集》（２）第２０１、２０４页。

　　“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①这篇文章虽然是确的认识，但对追述和分析他之所以不加入同盟会的原因，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陈独秀待人处事，都有他的独立见解，他个性倔强、执拗，喜走极端。他不加入同盟会，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是不值得颂扬的。那时，同盟会毕竟是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的一面革命“旗帜”。

{{高傲愤世诗如其人}}
　　后便回国，到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同事中有章士钊、刘师培等。不久，苏曼殊也来皖江执教。

　　陈独秀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②陈独秀被迫于１９０７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四月间，加入亚洲和亲会。

　　亚洲和亲会是由中、印两国在东京的革命志士联合组织的团体。入会的除陈独秀外，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陶冶公等等，印度人有钵罗罕、保什、带君。会长是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即出自章氏的手笔。它的①

　　②许承尧：《民元前徽州革命党人之活动》，《五十年文献》（台湾省版）。

　　《向导周报》第８６期，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８日。

　　“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会员义务，“当以互相扶持，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①亚洲和亲会的反帝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但成员复杂，很少活动，成立了一年多就无形中解散了。

　　兄孟吉去世。陈独秀得悉后，立即赴沈阳，扶棺回乡，料理兄长的丧事。约在１９１０年２月间又来到了杭州。翌年初，在陆军小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大约就在这时，陈独秀与妻妹高君曼结婚。他俩在杭州一直居住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

　　在杭州时，他结识了刘季平（刘三，江南著名文人）和沈士远、沈尹默（沈二）兄弟和马一浮等人。那时，刘三也在陆军小学堂教书，陈独秀认识他自然是很容易的，至于他怎样认识沈二的，那倒是件耐人寻味的趣事。

　　沈尹默说：一天他和士远到刘三家饮酒。回家以后，“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也。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两人也从①汤志钧：《关于亚洲和亲会》，《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１９８０年９月。

　　此“订交”。①陈独秀第一次到沈二家里，事先又没人介绍，见面后没说上两句话，就给主人“当头一棒”，如此坦率挚诚地交友，实在是不多见的。

　　陈独秀、沈二、刘三，他们在杭州时“时常做诗，互相观摩”。陈独秀除做诗，“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篆字，始终如一”，还研究甲骨文。②１９１０年《国粹学报》第六十八、六十九号发表的《说文引申义考》一文，就是他的初步研究的成果。

　　从１９０６年到１９１１年９月，这五年间陈独秀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他的故乡安庆地区的革命运动，自熊成基起义失败后，政府当局大肆屠杀革命志士，并广为株连，致使运动趋于低落。这期间，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学问，也写了许多篇古体诗。他在写给苏曼殊的信里说：“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③他常以“香草美人”

　　自况，有时径自以屈子自喻，如“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④“坎轲复踽踽，慷慨怀汨罗。”⑤王无生称赞陈独秀的诗“思想绝高，胎息亦厚”，“气体之称，均有非时人士流所能窥者”。⑥胡适说他“对于旧文学极有根底。……诗①②③④⑤

　　⑥《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０日。

　　《述哀》（作于１９１０年），《甲寅杂志》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１５年５月１０日。

　　《本事诗》，文芷：《曼殊上人诗册》，《艺林丛录》第五编，香港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１２月。

　　《与苏曼殊书》，《曼殊全集》（４）。

　　何之瑜：《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

　　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

　　学宋，有大胆之变化，其哭兄一言（指《述哀》——引者）是一种新的创造”。①陈独秀的诗作，是研究他这一时期思想状况的重要资料。笔者对古诗素无研究，可现在也只得不顾谫陋，仅就见到的一些诗篇，略加介绍，以分析他的思想。

　　是日本著名的山水风景区）时，作诗十四首。１９１１年２月１９日《民立报》刊载了其中的八首，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一）

　　湖水深且碧，波静敛微白。

　　东注落为泷，高悬一千尺。

　　（二）

　　矫若天龙垂，倒挂玲珑石。

　　飞沫惊四筵，无语万山碧。

　　（三）

　　仰瞻接奔雷，俯视迷霾雾。

　　回首觅归途，夕阳满树红。

　　（四）

　　少女曳朱裙，掩面声凄恻。

　　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

　　①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２５６页。

　　（五）

　　列峰颦修眉，湖水漾横波。

　　时垂百丈泪，敢问意如何？

　　（六）

　　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

　　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

　　（七）

　　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

　　空谷秘幽泉，知音复几许。

　　（八）

　　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

　　画形难为声，置笔泪沾臆。

　　这八首中的第一、二两首写景。描绘瀑布的磅礴气势。

　　第四首，诗人以少女自况，仰观瀑布，深感纵有倾国倾城的姿色，也不及大自然景色的壮丽，心中郁郁寡欢，失意而不得志，暗喻过去从事的斗争都没有成功。

　　第五首，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倾注于大自然，并同它对话。

　　一座座耸立的山峰皱着眉头，湖水“流涕而横波”，那高悬千尺、“矫若天龙”的瀑布，像是流淌不尽的“百丈泪”。请问：

　　你这是为什么啊？

　　第六首，瀑布作了回答：“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这一回答表达了诗人心灵中的哀伤和怀念故友的深情。

　　第七首，诗人进一层反映他那众醉独醒的孤寂心情。

　　第八首，反映了诗人对大自然（喻指所追求的革命目标）的一片痴情。然而画形难，画声更无从着手了，而且一提起笔来，就不禁潸然泪下。

　　陈独秀借华严瀑布抒发他献身革命、壮志未酬的胸怀。这篇诗作渗透着忧伤郁闷的孤独情绪，但并不悲观绝望。“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在孤寂苦闷之中，还在继续追索。

　　１９０９年上半年，陈独秀与苏曼殊唱和作《本事诗》，一人十首。陈诗的格调也大致如上所述。如第三首：“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

　　第四首：“丹顿裴伦〔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谁。”第五首写道：“慷妆高阁鸣筝坐，羞为他人工笑颦。”第十首中的“黄鹤孤飞千里志，不须悲愤托秦筝”①等诗句，都反映了诗人的铮铮铁骨与愤慨不平的情绪，既慷慨激越，又缠绵悱恻。

　　在游山诗里，所反映的追求革命的坚强意志，压服了寂寞忧伤的情绪。如“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廓，犹自绝追攀。”“冻鸟西北来，下啄枯枝食。感尔饥寒心，四顾天地窄。……饥来啮坚冰，荒岩坐晨夕。不笑复不悲，雪①文芷：《曼殊上人诗册》，见前引书。第四、五两首曾被认作是曼殊的诗，现据《诗册》曼殊手迹。

　　上数人迹。炎威灭千春，忍令肤寸磔。”①他不甘寂寞，甘冒“炎威”而“追攀”，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诗人虽然在杭州闭户读书，但胸怀大志，念念不忘革命大业。他抱怨“旷世无伯乐，骐骝为驽骀”，不禁有“忧伤”、“彷徨”

　　之感。他回顾当初从日本留学回到故乡的情景：“归来夸邻里，朱楼列倚筵”（那时轰轰烈烈发动拒俄运动，主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此后又组织岳王会），而“今日横波目，昔特〔时〕流泪泉”（这些斗争都没有成功）。第十七首全文：

　　“女娃为精卫，衔石填东海。东海水未堙，女娃心已改。夸父走虞渊，白日终相待。奈何金石心，坐视生吝悔。”诗人借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神话故事，作自我砥砺。全诗结尾四句：

　　“八表同阴霾，虚白自盈室。十日丽芜皋，光明冀来日。”世界虽阴暗，而我的心是贞洁明亮的，让强烈的阳光照射那阴暗潮湿的沼泽地，驱走黑暗，迎接光明的来临，诗人展望未来是满怀信心的。

　　当陈独秀在回顾他的革命历程，怀念他的战友时，写下了《存殁六绝句》。他讴歌赵伯先“仗剑远游五岭外”，吴樾胸怀炸弹，“碎身直蹈虎狼秦”，赞扬郑赞丞“一腔都是血”，①

　　②《感怀二十首》（庚戌），载《丙辰》第三期，１９１７年５月。近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３期，将全诗转载，王训昭同志笺释，对研究陈独秀的诗作，大有裨益。

　　《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０日。

　　熊子政“垂死爱谭兵”。①对于陈独秀在１９０９年前后的诗作，王无生说：“日益精进，……皆忧时感世之作，说者谓有陈伯玉［子昂］、阮嗣宗［籍］之遗。②这一评论是相当精当的。陈独秀的诗有的流传很广，如《存殁六绝句》，章士钊在五十年代见到周恩来时，“偶及旧事”，周恩来对《六绝句》“犹能朗诵不误”③。

　　诗如其人。陈独秀的诗篇，其基调是孤傲与忧时愤世。这反映了他的傲骨和对革命的一片痴情；而其中孤独和跋徨的情绪，则是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没有找到革命的依靠力量之前所共有的一种迷茫心情。陈独秀的诗作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

　　陈独秀擅长写旧体诗，到１９２１年他忽然不作诗了，很多人都感到奇怪，有人问李大钊。李大钊说：“仲甫生平为诗，意境本高，今乃‘大匠旁观，缩手袖间’，窥其用意，盖欲专心致志于革命实践，遂不免蚁视雕虫小技耳。”“仲甫闻此言，亦不置辩。”④至于到了晚年，他又写作了许多旧体诗，那是另有原因，也另当别论了。

{{任皖督秘书长险遭枪决}}
　　①②③④罗章龙：《亢斋汗漫游诗话》，《新湘评论》，１９７９年第１１—１２期。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２９６页。

　　《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月５日。

　　《存殁六绝句》（写于１９１０年），《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９日。

　　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一枪，各省纷纷响应。到１１月下旬，全国有１４个省和最大城市上海宣布独立。１９１２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庄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杭州革命党人奋起响应，陈独秀写了篇革命檄文，由陆军小学堂队长“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①。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６日，浙江军政府成立。

　　持下，也宣布“独立”，并自任都督。革命党人反对朱家宝搞假独立，于１１日召开军、学各界代表会议，自行宣布独立，推同盟会会员王天培为都督，吴阳春为经略使。不数日，王被朱赶走。安徽一时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后吴阳春借江西黄焕章部赶走了朱家宝，但黄部军纪败坏，洗劫皖省藩库，抢掠典当。这年安徽恰遭水灾，许多州县死亡枕藉，惨不忍睹。

　　天灾人祸把安徽的形势搞得一混乱。

　　１２月１２日，安徽临时议会开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２１日，孙抵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并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据当时在都督府任科长的张啸岑（掌管文书和收发）回忆：孙毓筠是少爷出身，任都督后，不大理政事，他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就万事大吉。在都督府里问事最多的是陈独秀。他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躁，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①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辛亥革命》（七）；周亚卫：《光复会见闻杂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坚持己见。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①根据现有的文字资料，陈独秀为安徽人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１９１２年初他同卢含章、李光炯等来到上海，“邀集［安徽］旅沪军、学、绅、商各界与华洋义赈会接洽，切商募捐、借款两项办法”，以救济安徽各州县灾民。安徽旅沪同乡会还成立了“全皖工赈办事处”，选举陈独秀等１４人担任议董，聚集资金，抢修沿江大堤。②任），他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③后聘马其昶（通伯）任校长，自任教务主任。④直到１９１３年的上半年，因学生闹事被赶出学校。

　　陈独秀在安徽都督府任职期间（包括后来柏文蔚任都督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弊，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主要是因为这场革命的不彻底性，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的政体，但没有唤起广大的工农民众，也没有触动社会的经济制度。陈独秀的那些改革意见，不过是反映了他主观的良好愿望而已。

　　武昌起义，各省宣布独立以后，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矛盾，地方实力派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错综复杂，安徽省也不例外。１９１２年６月间，陈独秀到达浦口，“以安徽形势①②③

　　④沈寂：《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陈独秀评论选编》（上）。

　　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

　　《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５日。

　　沈寂：《访张啸岑谈话记录》，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３、１４日。

　　复杂，孙毓筠无法维持”，劝柏文蔚“速回安徽”。同月下旬，柏文蔚返皖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任命陈仲甫为都督府秘书长，徐子俊为参谋长，机要秘书王曙笙，高级参谋徐惟一。一切施政方针皆由四人代为规划，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①柏文蔚任都督后，安徽的一些进步人士或开明士绅，有的做了省议员，有的出任校长或局长。就在这时，汪孟邹由芜湖来到了安庆，他的朋友们跟他说：你应该出来“做点事”，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但去宣城最好。有的说“不如拿一个税局”。这些朋友们说话的口气，确有点弹冠相庆的味道。只有陈独秀瞪着眼对汪孟邹说：

　　“做什么！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回去，你还是回到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我来和烈武说，要他帮点忙”，凑些股子，“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②陈独秀预见到大局即将发生变化，要汪孟邹到上海去开爿书店，这是很有眼光的。１９１３年春，由汪孟邹任经理，亚东图书馆在上海成立。后来，亚东在上海印刷出版了许多新书，是“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迫于形势，通电赞成共和，欺骗革命党人，于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①

　　②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２０页。又见汪孟邹：《亚东简史》，《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７月。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３期。国务院总理赵秉钧的批文，陈独秀的职务是总务处秘书（《民立报》，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８日）。

　　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国民党人宋教仁力主内阁制，以限制袁总统的权力。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事发后，孙中山当即决定兴兵讨袁。柏文蔚离皖赴沪，与孙中山共商大计，临行之前，“委参谋长徐惟一代行军事，秘书陈仲行［甫］代行民事”。①因安徽省靠近北方，孙中山要柏文蔚在江西、广东两省宣布独立以后，即举兵讨伐袁世凯。

　　袁世凯先发制人，在免去江西李烈钧和广东胡汉民两都督以后，于６月３０日免去柏文蔚，委任孙多森接任皖督。这时陈独秀坚决拒绝与孙多森共事，在孙未上任之前，即“呈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径去。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所谓“旧病复发，迫不及待”，是指封建专制势力的复辟，“不可一日与居之义。”②７月中旬，陈独秀到达上海。

　　任皖督，并于１７日宣布独立，兴兵讨袁。陈独秀也由上海返回安庆，再任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的部下龚振鹏驻军芜湖，“残杀无度”，且将讨袁计划密告袁氏大将段祺瑞。陈独秀等到芜湖时，因当面“痛斥其非”，“均被绳绑，拟即枪决。”③他临危不惧，怡然自处，“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④后幸有张永正旅长以兵力相救，才免遭毒手。⑤①②③④

　　⑤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高语罕：《参加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重庆《大公报》，１９４２年６月４日。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民立报》，１９１３年７月８日。

　　《民立报》，１９１３年４月１３日。

　　任皖督兼民政长。１０月２１日，倪嗣冲发出通告，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名单有２０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旋即逃往上海。军警抓不到陈独秀，延年、乔年也逃至乡间躲避，最后抓走了他的侄子永年，抄了他的家，抢走了衍庶多年收藏的字画。①这是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被抄家。当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第二次抄封了他的家。１９３８年，日本人占领安庆后，他家就彻底衰败了。

　　陈独秀逃到上海以后，“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

　　“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②陈独秀本想以写作卖文为生，“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③而今，卖文也无以为生。他“急欲学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写信给在日本的章士钊，问他“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④１９１４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他编辑的《英文教科书》和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前者销路不好，后者是学术专著的冷门货，这两部书所换得的①②③

　　④《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杂志》第１卷２期，１９１４年６月独秀山民：《〈双枰记〉叙》，《甲寅杂志》第１卷４期，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０日。

　　《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杂志》第１卷２期，１９１４年６月张君等：《访问陈遐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４辑，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稿费并不能使他摆脱“生机断绝”的困境。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社工作时，生活也是相当困难的，不过那时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满怀信心，期待着推翻清王朝以后的光明来临，而现在取代清王朝封建专制的却是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袁世凯独裁。革命一时处于低潮，因而生活的压迫就显得更加沉重与难熬。

{{奇文受诘问民主第一}}
　　后一次去日本。他到日本后，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①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不久，亡命东京的一些革命党人李根源、熊克武、邹鲁、章士钊等人，都不愿意加入孙中山新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他们于８月间另组一团体欧事研究会，陈独秀也加入其中。欧事研究会没有进行什么活动，倒是《甲寅杂志》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甲寅杂志》是个政论性的刊物，１９１４年５月创刊于东京，主编是章士钊，发行人是王无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钊外，有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和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陈独秀以文会友，也就在这时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文化运①傅斯年：《陈独秀案》，《独立评论》第２４号。

　　动的著名人士。《甲寅杂志》在东京出了四号，自第五号起，该刊的“印刷、发行两事”，都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代理。①《甲寅杂志》提倡共和、反对专制的政论文章，曾轰动一时，流传甚广。后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称赞它“多输入政治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原理，且说理精辟”②，是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一个最有影响的民主刊物。

　　“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独秀”的名字即从此见诸于刊物。这篇文章全文约四千余字，结构严谨，文笔洗练，观点鲜明。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指出“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

　　然后，他分别对爱国心和自觉心作了阐述，并指出中国人与欧美人对待国家的两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国人把国家看作“与社稷齐观”，爱国与“忠君同义”。而人民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已，并“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欧美人看待国家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把国家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这才是立国的精神。所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①

　　②《新青年》第２卷２号，《通讯》。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２８、２９页。适以误国。”①

　　所谓自觉心，除了懂得立国的目的，还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在当前世界政局中所处的“情势”。“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者”，如现在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日本人，他们的爱国心“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这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如朝鲜人、中国人等“皆是也”。

　　现在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本身却法日废、吏日贪、兵日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政纪至此，夫复何言。”即使换一批官吏上台执政，“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诚，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依然是敌视异己，耀兵残民，漠视法治，紊乱财政，奋私无已，“殆更有甚焉。”总之，“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

　　陈独秀对政府及其官吏进行了一番鞭挞之后，又进而论证“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更为严重的是“民无建国之力”。

　　“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

　　有人说：“恶国家胜于无国家。”陈独秀却认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

　　谓予不信，试看中国的大地上，“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

　　①以上引文见《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以下凡引文未注出处者，也均见此文。

　　因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

　　“亡国为奴，何事可怖。”这并非是没有爱国心，而实在是国家“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

　　读者对以上的引文不会觉着太长，而抱怨笔者占了较大的篇幅吧！要知道这是一篇有争议的文章，不得不将陈独秀的观点逐个地作一简要的介绍。

　　陈文发表以后，章士钊说：“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①可见文章引的反响是何等的强烈！

　　李大钊针对《爱国心与自觉心》专门写了篇《厌世心与自觉心》的文章，说他有一位朋友初读陈独秀的文章时，认为“伤感过甚”，等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看到许多专制残民的事实以后，又说“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李大钊说：“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致使他的朋友“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②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是相当委婉而温和的。陈独秀论证爱国心与自觉心，最后得出如此的结论：亡国“无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中国人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下当亡国奴，也比在当时中国做一个国民好，这显然是伤害了民族感情，理应受到“诘问叱责”。①

　　②《甲寅杂志》第１卷８号。

　　《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１卷８号，１９１５年８月１０日。

　　然而“诘问叱责”并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的怒骂，也无助于了解陈独秀为什么竟然“敢为是论”。

　　十年前陈独秀在主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他满怀爱国热忱，向人民大声疾呼，列强要“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号召大家赶快“振作起来”，保家卫国，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现在时隔十年，他的思想好似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竟然发表了亡国“无所惜”的意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难道陈独秀真的愿意当亡国奴吗？

　　十年前，初出茅庐的陈独秀，他的思想基调是救亡图存，反帝爱国。那时民主主义在他的思想里尚处于发轫时期，他所作的一些粗浅的民主、科学的宣传，都是着眼于救亡，为救亡而服务的。现在民主主义成为他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他把民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判断一切是非和决定取舍的惟一准绳，即使对国家存亡的大事，也毫不例外地用这一准绳去衡量，并决定对它的态度。人民所以要建立国家，既然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利，那么当国家不仅不能保护民权，反而残害民权时，这个国家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呢，陈独秀认为民权高于一切，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这就是《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主导思想。

　　陈独秀用民主观洞察了袁世凯政府的专制与腐败，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害人民，鞭辟入里，疾恶如仇。他不像李大钊那样还希这个政府“及早觉悟其复古之非，弃民之失，……回复民意机关。”①他看透了恨透了袁氏政府，对它不抱任何的幻想。

　　十年前，陈独秀在论述中国衰败的原因时，曾着重指出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因此他反复宣传“国亡家破四字相连”。②现在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民众普遍地缺乏民主觉悟，没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智能。这见解是非常宝贵的，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看到了中国人民严重地受到封建意识的束缚。且不说陈独秀本人在安徽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即使具有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唤起工农大众的觉悟。辛亥革命时还有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团体同盟会，现在也瓦解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参加者寥寥无几，影响甚微。无可否认，中国民众还没有觉醒，尤其缺乏民主觉悟。这是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独秀认为国家对外不能御侮，对内残害人民，而人民又没有建国的能力，于是发出了“时日曷丧，与汝偕亡”的愤激的哀叹。又因为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便得出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的结论。陈独秀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并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原则，而最后却得出了挫伤民族感情的结论。如果说前者是真知灼见，那么后者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宣传民主，反对专制的不乏其人，就①

　　②《亡国篇》，《安徽俗话报》第１７、１９期，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７日、１２月７日。

　　《国民之薪胆》，《国耻纪念录》，１９１５年６月。

　　以为《甲寅杂志》的撰稿人来说罢，陈独秀的好朋友章士钊就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派政论家。他认为“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维持社会之秩序”，以使“人权自由之理与公安利国之道，互相调融而无罅漏”。①他既讲人权自由，又讲公安利国，好似比陈独秀的思想论点要全面些，其实不然。

　　的目的，都在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四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受有同样权利为限制”。可见正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而这种限制依然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陈独秀之所以认为人民建立国家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而不强调“公安利国”，在他看来这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章士钊为什么要画蛇添足呢？他说：“人为一国之民，不能自立于国家之外，祖宗丘墓之乡，饮食歌哭之地，尚曰不爱，岂复人情。国之难，即己难也。”②这是说国难当头，人民的自由权利应当从属于救亡这一大前提，救亡第一，民权第二。他在《时局痛言》一文中，还极力主张“使国家中利害感情希望意见不同之点，得其调和，各方面优秀分子，戳①

　　②《爱国储金》，《甲寅杂志》第１卷８号。

　　章士钊：《自觉》，《甲寅杂志》第１卷３号。

　　力并进，不酿鸡鹜蚌鹬之势，以隳和平进步之基。”①这里所谓的“调和”，无非指各不同政见、利益的社会集团之间相互的妥协与让步，其中当然也包含人民权利的让步与牺牲。事实也正是如此，这种调和主张实施的结果，总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他们借口国难当头，振振有词，越发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章士钊的民主观显然带有较大的妥协性，不及陈独秀的坚决和彻底。

　　当谈到对待恶国家的态度和应采取的对策时，章士钊认为可以按照卢梭的学说，先“解散”不可爱的国家，使人人“恢复其自由”，“重谋”建国之道。“前已解散之国家，不爱可也，今复建设之国家，不爱不可也。”②但是，国家是由一整套的统治机构所组成的，并非卢梭在《民约论》里所说的是由人民自愿订立契约而组成的，人民如有解散国家的能力，也就有治理恶国家的权力。解散国家之说，是一种天真而又迂腐的见解。

　　张东荪认为改善中国的状况，扑灭官僚政治的方法，“第一在使人民自治”，通过自治“引起人民之兴味，养成参政之能力，唤醒自身之觉悟。”然后在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上自邦之组织，下至具体之政事，皆得人民之力以左右之。”③这个意见也是空泛不切实际的，因为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人民没有自治的能力。章、张二人对民众缺乏民主觉悟的①②

　　③《行政与政治》，《甲寅杂志》第１卷８号。

　　《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１卷８号，１９１５年８月１０日。

　　《甲寅杂志》第１卷５号。

　　严重性的认识，也不及陈独秀认识的深刻与痛切。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

　　宣传“主权在民”，其目的不外是证明当被统治者的生命、财产、自由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侵犯时，就有权进行革命，推翻封建君主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实现所谓“天赋”的人权。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虽然继续宣传民主，反对专制，极力探索革命道路，而最后竟得出了“亡国自在所不免”的结论，把希望寄托于“海外之师”的恩赐；或幻想解散国家；或以改良主义的办法建立联邦制，这些说法虽然不同，却都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如果说陈独秀的愤激情绪是软弱性的曲折的反映，那么章士钊的迂腐的书生气便是直接的表现。这些意见自然是无助于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前进，但却无意中证明了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单就这一点而言，陈独秀的愤慨之言似乎是有意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必须指出他是以一种迷惘悲伤的情绪，从反面证明这一点的。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可谓瑕瑜互见。愤时疾世与悲怆迷惘的情绪，无条件地倡导资产阶级民主和对它的美化，积极的基调与消极的结论，掺糅在一起。关于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一时分辨不清，那么只要我们沿着中国民主革命前进的方向，去考察他的实际表现，便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使人们深切地感到作者为追求民主而激烈跳动的脉搏，民主至上，而人民又缺乏民主觉悟，这种强烈的追求与深切的认识，使人们不禁意识到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青年》杂志，已在母腹中蠕动，当它一经诞生之后，一个光彩夺目的思想巨人便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远一点，便会发现由于陈独秀与章士钊两人民主观的差异，终于使这一对老朋友在二十年代一度分手了。章士钊做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陈独秀荣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第四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
　　一场革命过后，尤其是不彻底的革命，接踵而来的总有一股反动逆流。民国初年出现的尊孔复古的思潮正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

　　１９１２年１０月由陈焕章、张勋等发起的孔教会成立于上海，不久在全国许多城市设立分会。它的宗旨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①１９１３年２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为孔教会作序，大肆宣扬尊孔，说什么“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①《孔教本杂志》第１卷１号“丛录”栏。

　　也。”今欲存中国，非赖孔教不可。①他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祭祀孔子必须行跪拜礼，谁若是行鞠躬礼，谁就是“媚师欧美”，“中国人不敬天，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②同年１０月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其中第十九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本”。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尊孔祭孔令，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③尊孔复古的思潮为帝制复辟鸣锣开道。袁世凯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加快复辟的步伐，于１９１５年５月２５日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草约。④８月１０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是“民智低下之国”，实行共和制“断无善果”。２３日，以杨度、孙毓筠为正副会长的筹安会成立，公开鼓吹帝制。各省的袁氏爪牙纷纷递交“请愿书”，要求变更国体。１２月１２日，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明年为“洪宪”元年，复辟封建君主制。

　　但是，在一场革命失败之后，也总会出现一批新的革命志士，他们吸取革命失败的教训，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把革命引向一个崭新的阶段。①②③

　　④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问题，其中规定：“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等等。

　　《政府公报》，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以孔教为国教配天仪》，《不忍杂志》第３册，１９１３年４月。

　　《孔教会序二》，《不忍杂志》第１册，１９１３年２月。

　　正当封建复古思潮泛滥、袁氏步步登极之时，陈独秀和易白沙从日本回国，于１９１５年６月中旬到达上海。陈独秀住在法租界嵩出路吉谊里二十一号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团聚一起。２０日，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①陈独秀很早就想办个杂志，让亚东图书馆负责印刷和发行。他跟汪孟邹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陈独秀胸有成竹，信心十足。袁氏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虽使陈独秀受到很大的刺激，但他认为现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不过是一块招牌而已，现在袁世凯连这块招牌也不要了。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②“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③这就是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他苦苦地沉思、求索所得出的结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经费困难，从５月间起又承担了《甲寅杂志》的印行，无力接受陈独秀所提出的任务。于是汪孟邹介绍同业老农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开办的群益书社承担。７月５日，陈独秀与群类书社商定，每月出一本，编辑和稿费２００元。这个即将问世的杂志就是著名的《新青年》。①②

　　③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传记文学》第３０卷５号。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二）。

　　汪孟邹日记。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有《上海青年》（周报），他们写信给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１９１６年３月３日，陈子寿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从这年９月１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①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他满怀激情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但怎样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敦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呢？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标准。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３１、３２页。

　　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即人的“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的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宇宙大法，“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我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同白种人相比，其“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退守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

　　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欧洲社会制度，凡政治、教育、文学技术，“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而我国“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想，有假定而无实证……”。

　　陈独秀在阐明六项标准之后，着重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它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盲从迷信、愚昧无知，简言之曰蒙昧。所谓人权，即民主，它的对立面是封建专制。

　　《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惟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敬告青年》一文采用了欧洲与中国、西方人与东方人相对比的写法，处处赞扬近世欧洲文明，特别是法兰西文明。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还刊有陈独秀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说近代有三大文明，“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这“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显然，陈独秀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源渊于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文明，尤其把握住最具有革命精神的法兰西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文明。至于三大文明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欧洲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而言，陈独秀这时还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

　　在《新青年》创刊之前，中国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已经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改良派，便提出兴办实业，实行西方国家的上下议院的代议制，但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纲常名教，却采取了无保留的维护态度。稍后，康有为接受了自由、平等的民权思想，但也认为儒家学说中有许多东西是与西学相吻合的，是可以用于改革的，于是他打着孔子的旗号，利用儒家的思想资料，进行“托古改制”。

　　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没有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进行广泛的宣传。现在陈独秀宣传科学民主一方面是继承先进人物未完成的事业，对辛亥革命进行必不可缺少的政治思想补课，同时把向西方学习，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推进到一个空前深入广泛的新阶段。陈独秀自觉地把纲常教义与科学民主尖锐地对立起来，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其一。即使常常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也被陈独秀深刻地揭批“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而与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①他以科学、民主作武器，“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猛击纲常名教，“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②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具有①

　　②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１卷第１号。（本章以下引文凡出自《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仅注篇名、卷、号和年月日。如文中已指出作者姓名及出版年月日，则一概省略。）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第６卷２号，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５日。

　　前所未有的坚决地彻底地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新青年》创刊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它好象不关心现实政治问题似的。在它发刊之前夕，有人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对筹安会讨论国体变更的问题，“著论警告国人，勿为宵小所误”。陈在回信里对筹安会冷嘲热讽，异常辛辣。但说“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①这是说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的主要原因，是国人普遍地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陈独秀正是总结了这个教训，把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作为《新青年》的首要职责，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陈独秀独具慧眼，对中国社会病症观察之深刻，超越了他的同辈。

　　《新青年》是在近代中国几代人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诞生的，科学与民主的宣传是对过去新学传播的批判地继承与发展，是对辛亥革命一次必不可缺少的政治思想的补课。陈独秀把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及其斗争，推进到一崭新阶段，一个坚决、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新阶段。

　　《新青年》是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号约１００页，六号为一卷。初编辑部设在上海，１９１７年随陈独秀迁到北京。从第一卷第一号（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至第三卷第六号（１９１７年日）起，改为同人刊物，陈独秀仍负主要责任。从第七卷第①《通信》，１卷１号．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

　　一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起，又由陈独秀主撰。此后不久，陈独秀南下返沪，编辑部又迁回上海。１９２０年８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至１９２２年７月１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１９２３年《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是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

　　《新青年》从创刊至休刊，其间有七个年头。这七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

　　毛泽东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①“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象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②①

　　②《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４１８、２６０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１２５页，１９７９年版。

　　傅彬然说：“《新青年》的文章，一开始就吸引着我们，可是在初期，对批判儒家学说和传统的人伦道德那么厉害，在感情上多少还有些接受不了。但是不久以后，完全接受了。”①

　　北京女子高师学生程俊英、罗静轩说：《新青年》等“这些刊物，成为我级必不可少的读物。有的同学把《新青年》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我级文风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词藻，空疏无物之古文了”。②恽代英等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新声》”（半月刊）③。

　　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总之，那时《新青年》是青年的导师，为青年传播福音。即使有些不同意《新青年》观点的青年，他们出于好奇，也要看看。《新青年》风行一时，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新青年》哺育了一代青年，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而名垂青史。①②

　　③《通信》，６卷３号。

　　《五四哺育了我》，《文汇报》，１９５９年５月４日。

　　《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７４４页。

{{唤起国民独立人格破除儒家奴隶道德}}
　　革中国人思想的命，这是个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这场革命从哪里开始，宣传科学民主应当首先破除什么思想，是什么思想长期地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捆绑着人们的手足，这是陈独秀在主撰《新青年》时所面临的首要课题。

　　《新青年》创刊以后并没有立时产生多大的反响。但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教义以后，才引起舆论界的关注。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孔子，它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礼，泛指统治阶级规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系统地提出三纲学说，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封建制度。中国人无论贫富贵贱莫不受到三纲教义的毒害。

　　不破不立。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在提倡科学民主的同时，首先集中力量对三纲教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发动了一场思想斗争的攻坚战。

　　１９１６年１月１５日，《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发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一文，揭露“儒者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忠、孝、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①因此，为争取独立的人格，就必须废除奴隶道德。

　　１９１６年２月１５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上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文中指出：国民政治觉悟的第一步，是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第二步觉悟，是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代替“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第三步，国民政治能否实现，“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否则，不出于国民的自觉、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即使有所谓共和立宪，也是“伪共和也，伪立宪也”。国民如要“自觉某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

　　“三纲教义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礼教都是拥护“别尊卑明贵贱”的制度。而“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陈独秀说如果对这一点没有觉悟的话，那么前面所说的三步觉悟，都“非彻底之觉悟”。陈独秀“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之最后觉悟”。②总之，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如“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大气，腐秽蚀人”。③①②

　　③《答吴又陵》，２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

　　《一九一六年》，１卷５号，１９１６年１月１５日。

　　陈独秀之所以把伦理觉悟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同建立民主制度与反对封建复辟直接地联系起来。他认为袁世凯废除共和复辟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非根本之罪恶”。而那种“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思想”的儒家学说，才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①把儒家的三纲思想，看作是复辟帝制的“根本恶因”，这个观点未必是深邃卓识之见，但陈独秀抓住了封建思想的要害，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他准确地指出三纲思想与共和制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一，“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②“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③这在当时无疑具有发聋振聩，石破天惊的巨大影响。

　　陈独秀批判儒家思想，是同反对封建复古逆流的斗争相结合而进行的。１９１６年９月２０日，康有为在《时报》上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说什么“万国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忍与生番野人等乎？”康有为极力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跪拜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

　　对于这篇文章，陈独秀立即写了《驳康有为致总理书》，揭露①②

　　③《旧思想与国体问题》，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

　　《答佩剑青年》，《独秀文存》卷三，１９１７年３月１日。

　　《袁世凯复后》，２卷４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指出“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硬说孔教是宗教，是“凿孔栽须”。“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①尊孔正是为了复辟。

　　当时有人反对“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的论点，并责难陈独秀：你所说的孔教是“指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号为孔教孔道诸会所依傍之孔教”，还是“指真正孔子之教”，并说孔教本来是好的，只是被后儒所败坏了，“至于唐宋之交，孔子之真训，遂无几微存于世矣”！②陈独秀首先反问对方，汉唐以来诸儒为什么“不依傍道法杨墨”，为什么“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他的学说呢？随后列举大量证据，证明“今之尊孔者，多丑诋宋儒”，其实把“孔门伦理道德”传之后世的正是宋儒。③孔孟儒学与后世儒学陈陈相因，万不可借丑诋宋儒而颂扬孔孟。

　　虽立遭失败，却再次证实“提倡孔教必掊共和，……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陈独秀还指出张勋复辟虽然失败了，但遍布中国的“孔教会”、“尊孔会”，都是“复辟党”。④反孔批儒与反复辟斗争相结合，就更显出这场思想斗争的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①②③

　　④《复辟与尊孔》，３卷６号，１９１７年８月１日。

　　《答常乃翱》，２卷４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通信》，２卷４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当时，还有一些人反对陈独秀的论点，认为数千年来的孔教是“吾国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可改良而不可废弃”。①有人说孔子曾经是个“积极建设派，与老、杨之消极破坏者不同”。现在的尊孔派不过是些少数的迂儒，他们“未必有蓄意淆乱是非之心”。陈独秀对于这些糊涂观念以进化论作思想武器，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孔教实行于今天是否“有益”，而不是说孔子学说从来就“毫无价值”

　　可言。“尊孔者多不明此理”，往往称道“孔教过去之成绩”，②似乎过去有成绩的东西也适用于今天，其实不然。“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伦，又焉能外？”

　　孔子“所提倡之道德”，垂示之礼教，主张之政治，都是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政治，“所营心注目，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人民之幸福无与焉”③。道德，“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合于今之世也”。④对于封建时代的道德，今天如有人仍“恋恋不舍”，是“奴隶性未除，不敢以国民自居”的懦弱表现。陈独秀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他所持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进化论，同时也含有朴素的阶级观点。

　　在１９１６年和１９１７年，参加由陈独秀发难的批判儒家伦理道德观，为争取个性解放而斗争的，有李大钊、易白沙和①②③

　　④《答淮山逸民》，３卷１号，１９１７年３月１日。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２卷４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答常乃惠》，３卷２号，１９１７年４月１日。

　　《通信》，３卷１号，１９１７年３月１日。

　　吴虞等人。

　　李大钊以孔子与宪法的关系为题，针对复古思潮展开了批判。他说：“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须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自由的敌人，“惟皇帝与圣人而已”，“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坏孔子之束制”。而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九条竟然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是对言论、出版和信仰自由的限制。①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②

　　吴虞，早在１９１１年写有《辛亥杂诗九十六首》，批判旧礼教。由陈独秀发表于《甲寅杂志》第七号。１９１６年底，吴虞在四川成都看到了《新青年》上刊载的陈独秀和易白沙写的《孔子平议》等批孔文章以后，写信给陈独秀说：“尚有”

　　多篇非儒非老庄的文章，但“成都报纸，不甚敢登载”。陈独秀立即回信给他，说：“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③１９１７年２月１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综合分析了《四书》、《孝经》、《礼记》以及宋儒语录等书，抓住儒家的“孝弟”与封建家族制的关系，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吴虞论证儒家是以“孝”立教的。“孝为百行之本”。

　　“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①②

　　③《通信》，２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

　　《孔子与宪法》，《甲寅》日刊，１９１７年１月３０日。

　　《宪法与思想自由》，《宪法公言》第７期，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０日。

　　孝，是维系封建大家族的灵魂。人在家既然能尽孝道，那他做官以后，也就不会“犯上”，“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是“忠”的基础，“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吴虞非儒的言词甚为激烈，胡适称誉他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①为批判旧礼教立下了汗马功劳。

　　破除宗法制度的家族本位主义，立个人本位主义，是《新青年》创刊后两年多时间里所大力反对与提倡的。

{{发动文学革命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中国古典文学渊源流长，硕果累累，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封建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是文学的正宗，并为少数上等人所专有，至于为“下等人”所喜闻乐见的白话文学，象戏曲、小说和俚歌等，则被视为旁门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到本世纪初，一些先进分子创办了白话报，如１９０４年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但当时他们都是把白话报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是为了改革文学。事隔十年，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便把改革文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他认为“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②因此，正当批判儒家三纲教义的斗争方兴未艾之际，便与胡适等发起文学

　　①②《答张护兰》，《新青年》第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

　　《吴虞文录·序》。

　　革命，以白话文为传播科学民主的工具，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新青年》从第一卷第一号起，即连载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第二号登载了用白话文翻译的王德尔的《意中人》。

　　第三、四号刊登陈独秀撰写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简要地

　　介绍了欧洲文艺思想发展史：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由古典主义（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ｉｓｍ）一变而为理想主义（Ｒａ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到十九世纪之末，“再变而为写实主义（Ｒｅａｌｉｓｍ），更进而为自然主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推崇左拉是“自然主义的魁杰”，易卜生的剧作重在“刻画个人自由意志”，托尔斯泰的著作“尊人道，恶强权，批评今世文明”，明确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主，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数之恶风”。

　　这时，另一位关心中国文学改革事业的是胡适。胡适生于１８９１年，较陈独秀少１２岁，是安徽绩溪人，汪孟邹的小同乡。１９１０年，胡适到美国留学，进康奈尔大学农科，不久改文学科。１９１５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他在这年９月１７日赠友人梅光迪诗里写道：“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褂，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①这时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往来，便成了好朋友，１９１５①胡适：《留学日记》（三）第７８４页。

　　年１０月６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向他约稿。１２月１３日，再次写信给胡适，重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１９１６年２月３日，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①六月间，胡适与友人任鸿隽、杨杏佛等谈改良文学问题时，明确提出“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②“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③这些真知灼见使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赢得了显赫的地位。

　　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甚佩，甚佩”，请他在“功课之暇”为《新青年》多译像《决斗》（载《新青年》第二卷一号）那样的短篇名著，“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④这时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但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了。

　　陈独秀的信，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五曰须讲究文法结构，此①②③

　　④《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３页。

　　《留学日记》（四）第９５６页。

　　《留学日记》（四）第９３９、９４０页。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８４５页。

　　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这八条意见不啻是文学革命的信号，但胡适觉着自己的意见“或有过激之处”。

　　陈独秀在复信中说：对八事除五，八两项外，“无不合十赞叹”。但又觉着这些主张立意不高，态度也不够坚决，因此在１０月５日写信给胡适，明确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①胡适接信以后，对“八事”略加修改和阐述，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发表于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胡适的《刍议》与他给陈独秀的信相比，在用词和行文上都较温和谦虚，他“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因此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②但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基本精神。《刍议》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胡适明确地指出了“吾国言文之背驰”的弊端，主张“言文合一”，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陈独秀紧接着于同年２月１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①

　　②《胡适自传》，《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１６０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５页。

　　一、“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政治界、宗

　　教界、伦理界以及文学艺术“莫不有革命”。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大半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文学。陈独秀是从革命着眼，为了进行政治思想革命而提出文学革命的。

　　二、伦理道德的革命已经兴起，文学革命之“酝酿已非

　　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简要地分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颂扬“元明剧本，明

　　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但被明朝的前七子后七子和桐城派的归、方、刘、姚等此十八妖魔①“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四、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发出了响亮的战斗号召，

　　“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①明中叶以后的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最著名；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前后七子都是文学的拟古主义者。归有光，虽反对拟古，但推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传统。方苞、刘大狄、姚鼐都是清中叶著名的散文流派的代表。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文学革命论》一文，旗帜鲜明，气势磅礴，作者无愧是一位老革命党。他把文学革命作为“开发文明”、解放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同政治革命密切结合起来。《文学革命论》的发表，下达了向封建文学进攻的号令。当时立即响应和投入战斗的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钱玄同斥责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①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积极支持这场革命。陈独秀美誉胡适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那么文学革命主将无疑是陈独秀本人。

　　胡适在大洋的彼岸美国读了《文学革命论》以后，立即写信给陈独秀，说：他那些文学改良的“刍议”，不过是他个人的“私意”，目的在引起人们的“讨论，征集意见”。“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②胡适有点胆怯了。

　　陈独秀回信说：“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③

　　一面说“自由讨论”是学术发达之原则，一面又说“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这似乎是矛盾的，很有点专横霸道的作风，其实不然。在接受“白话文为文学正宗”的前提之①②

　　③《通信》，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

　　《通信》，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

　　《通信》，３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７月１日。

　　下，对文学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在《新青年》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则没有资格参加平等的讨论。

　　陈独秀这个人，只要是他认准了的大事，就挚着不放，奋进搏击，一干到底，从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对于陈独秀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胡适在五年以后，回忆起文学革命发难时的情景时，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他的“态度太和平了，若照着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①这个评论是非常公允的。

　　正当陈独秀积极发动文学革命的时候，蔡元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１９１７年１月，陈独秀进京就职，居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９号（今２０号），这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间会客。

　　同年７月，胡适回国。９月１０日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１１月，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此外，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还有钱玄同、沈尹默等，以及后来的刘半农、①《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二）第１９６—１９８页。

　　鲁迅等等。１９１８年１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据沈尹默回忆：“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①鲁迅回忆：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②编委聚会的地点，常常是箭杆胡同９号，于是陈独秀的寓所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新青年》编委会是一个相当强壮的阵营。他们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自由由义者，为了提倡科学与民主团结在一起，在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的保护下，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大显身手。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新青年》的影响迅速地扩大了。《新青年》创刊时不过发行一千份，到１９１７年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③。据当时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的回忆：他的同学原来知道这个刊物的人“非常少”，自１９１７年初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以后，“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①②

　　③《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

　　《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６页。

　　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６１辑。《新青年》第６卷１号登载有本卷“分期编辑表”，从第１号至第６号，分别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编辑。又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７页，《新青年》编辑为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至于他本人，他说“我一直没有参加过”编辑会，只是个‘客员”。

　　“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①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古文家林纾②的不满。１９１７年２月８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反对白话文，说“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至于为什么古文不当废除，林纾说“吾识其理，乃不能谋其所以然”。胡适嘲笑他，古文大家林先生对古文之不宜废，尚“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③林纾受了一番奚落之后，虽然没有立时发表什么言论，但耿耿于怀，伺机反扑。

　　过了一年《新青年》同人仍不见有什么动静，“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他们为了传播文学改革的主张，引起社会的注意，演了一出双簧戏，即由钱玄同扮作反对派角色，化名“王敬轩”写作《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大放厥词；然后由刘半农撰文，针对“王敬轩”的文章逐点进行批驳。④这时有位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看到上述两篇文章以后，写信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陈独秀回答说：

　　对于妄人“闭眼胡说，则惟有痛骂之一法”。你对于“毫无学①②③

　　④《刘半农答王敬轩先生》，４卷３号，１９１８年３月１５日。

　　《通信》，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

　　林纾（１８５２—１９２４），福建闽县人，字琴南，号畏庐，光绪举人。曾任教京师大学堂，思想顽固，以清朝遗老自居。是著名翻译家，可他不懂任何一种外国文字。翻译时，先由别人逐句口译原著，他记录，而后用古文整理出来，他先后翻译欧美等国小说１７０余种，以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最有名，对文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３９、４０页。

　　理毫无常识之妄言”，滥用讨论学理之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①双簧戏的做法，不免有些幼稚，《新青年》的朋友也有不赞成的。

　　但这种做法反映了《新青年》同人求战之心切与战必胜的信心，而且他们都是从旧营里走出来的，对林纾一伙人仇视白话文的心理状态和反对白话文的论点，是一清二楚的。“王敬轩”这个人固然是虚构的，但那些反对白话文的言论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王敬轩”式的人物。双簧戏仍然有它的文学革命的现实意义。

　　文学革命兴起之后，一时讨论到许多问题，有旧诗、旧戏的改革，注音符号和国语的统一，标点符号，汉文由直排改为横排，汉文是否当废和推广世界语以及对外文的统一译音等等问题。但首要问题是以新鲜活泼、言文一致的白话文，代替僵尸般的言文背驰的文言文，即以平民文学代替封建文学，将封建贵族从他们世袭的文学领地上驱赶出去。

　　陈独秀认为推行白话文，“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创造国语文典；再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②胡适认为提倡新文学的“惟一宗旨”是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真正国语”。“白话能产生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生出没有价值的文学”，但是“用死了①

　　②《通信》，３卷２号，１９１７年４月１日。

　　《通信》，４卷６号，１９１８年６月１５日。

　　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①这些见解使新文学运动有了更具体明确的目标。

　　新文学的思想内容是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主义，它的表现形式是言文一致的白话。内容和形式的问题都解决了。因此，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这正如陈独秀所说“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胡适所指出的死文学“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替他们的位置。”有了活文学，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②为了适应这一要求，《新青年》从１９１８年１月四卷一号起，大部分的文章都改用白话，从第二号开始陆续刊登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写的白话诗。这些作品有助于破旧立新，开创新风，但称不上是上乘之作。真正创作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鲁迅。

　　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绵延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我翻阅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也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己吃。”“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①

　　②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４卷４号，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５日。

　　《通信》，４卷４号，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５日。

　　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鲁迅警告那些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狂人日记》是应时代精神的召唤而诞生的，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此后，鲁迅在《新青年》陆陆续续发表了许多作品，到１９２１年共发表了五十多篇，其中有小说、随感录、政论文、新诗和译文等。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

　　旧文学与旧道德、旧思想相依为命。新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相辅相成。反对旧道德，提倡个性自由，为新文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文学一旦兴起之后，便把思想解放运动推向广大的知识青年。陈独秀以写作政论文发动了这场思想革命运动，鲁迅以文学作品呐喊助威，将这场运动发扬光大。

　　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来的呢？

　　当《新青年》创刊之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公余时研究古碑。他说那时“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①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但在《新青年》的启示与鼓舞之下，鲁迅呐喊了。

　　“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②独秀已经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蜕变为托派首领，但鲁迅仍①

　　②《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６页。

　　指后来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

　　念念不忘的是《新青年》的编辑“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①

　　又说我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②鲁迅所说的“革命的前驱者”是谁呢？过去人们常说是李大钊。诚然，李大钊是其中的一位，但无可讳言，陈独秀是其中主要的一位。

　　陈独秀对鲁迅是很敬重的，说他“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很盼望”他“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对鲁迅作品的出版，也抱热情支持的态度，通过他和群益书社的关系重印鲁迅的《域外小说集》，还建议鲁迅把发表在《新青年》和《新潮》上的作品，“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③可见陈独秀对鲁迅小说的推崇。

　　历史每当急剧前进的时期，常常呈现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光采夺目的景象。他们相知有素，相得益彰。各有其不可抹煞的贡献，随意地拔高一个，贬低或甚而抹掉另一个，都是违背史实的。①②

　　③陈独秀给周启明的三封信，《历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３４８页。

　　《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３９３页。

{{廓清愚昧推倒偶像}}
　　科学与民主相辅而行。愚昧与专制相依为命。科学是愚昧的对头；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宣传科学与民主，就必须廓清愚昧，破除封建迷信，打倒一切偶像。

　　中国民间的偶像，可算是天上的、地下的无处不有，有活着的，有死去的，有由贵重的金石材料精制而成的，也有是由烂泥巴堆起来的，物物都可以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

　　人们的现实生活愈是灾难丛生，人们就愈是匍伏在偶像的脚下，向它三跪九叩，顶礼膜拜，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幻境。即使当人们挣扎于死亡线上，不得不站起来拚死一搏之时，也往往是打着偶像的旗号，好象它真有力量能解救人们似的。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封建迷信活动随着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一起泛滥开来。民国初年的上海，阴风飕飕，妖气袭人。道士巫婆纷纷设坛扶乩，装神作鬼。文化界的一些败类有鬼论者将乩书汇集成册，名曰《灵书丛志》，并进而成立“灵学会”，大肆散播妖言鬼话，蛊惑人心。例如，“圣贤仙人”临坛题诗，竟然能使周末诸子作七言绝诗（七言诗，起于汉末民间歌谣，到唐代大发展，才有七言绝句——笔者）。

　　武松和黄兴同时临坛；“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孟子能书大草（草书在东汉以后——笔者）等等。这些荒诞不经的鬼话，并非是为了向人们提供笑料的，有鬼论者正二八经地认定“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运遂促”，要借神仙鬼怪之力以拯救众生。

　　国家将亡，必兴妖孽。陈独秀等从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５日《新青年》四卷五号起，奋笔疾书，向有鬼论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陈大齐撰写了《辟〈灵学〉》，以心理学、生物学证明“扶乩者所得之文，确是扶乩者所作”。他们若不是有意作伪的“奸民”，就是无意作伪的“愚民”。他们“喜为古人的奴隶，以做奴隶为荣，而以脱离古人绊羁为耻”。因而假冒神鬼之名或借古人的招牌“以自欺欺人”，这是奴隶的劣根性。

　　陈独秀写了《有鬼论质疑》，全文七百余字。向有鬼论者接连提出了六个质问。陈独秀说：“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而你们却说鬼“非感觉所及，非科学所能解释”，那末你们又怎能看见鬼，并闻其声？还说鬼亦“有衣食男女之事”呢？“若谓鬼属灵界，与物界殊途，不可以物界之观念推测鬼之有无”，那么你们见到的鬼为什么竟有“国籍语言习俗衣冠之各别”？“人若有鬼，一切生物皆应有鬼”，为什么你们“只见人鬼，不见犬马之鬼耶”？如果照你们所说“鬼果形质俱备，惟非普通人所能见，则今人之于鬼，犹古人之于微生物，……其物质之存在与活动，可以科学解释之当然无疑”。那么“物灵二元说，尚有立足之余地乎”？①陈独秀坚持唯物论的一元论，反对物灵二元论，他的质问犹如连珠炮一般射向有鬼论者。

　　钱玄同着重揭露乩文中关于音韵学方面的荒唐错误，向青年呼吁，“青年呵！如果你还想在二十世纪做一个人，你还①４卷５号，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５日。

　　想中国在二十世纪算一个国，你自己承认你有脑筋，你自己还想研究学问，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①易白沙在《诸子无鬼论》一文中指出：“吾国鬼神，盛于帝王”。君权神授，因而君权高于一切，统治一切。从历史上看，凡鬼神之势猖獗泛滥之时，也就是国家命运告终之时，“自三代以至清季，一部二十五史，莫不如是”。自古以来，“但有以笃信鬼神亡国者，未闻可以救亡者也”。②当时有个叫易乙玄的人，自称“平日主有鬼论甚力”，他读了上面的文章以后，写了篇《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大发鬼论，说什么人居显界，鬼居幽界，“鬼死为人，人死为鬼”。对于这种谬论，陈独秀及时作了反驳。刘叔雅写作了《难易乙玄君》一文，说“所谓幽界，不知究在何处”，如果在宇宙之中，为何不能见到；如在宇宙之外，你是怎么知道的。就按你所说的“鬼死为人，人死为鬼”的逻辑推理罢，现在“显界人口日增，即幽界人口日减，长此不已，有鬼亦终无鬼”了。③

　　易乙玄的文章，最可恶的是玩弄哲学的名词，打着科学的幌子，散发鬼话妖气。针对这一点，鲁迅给予辛辣的揭露和驳斥，他说：“现在一般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①②

　　③５卷２号，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５日。

　　《随感录》（八、九），４卷５号，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５日。

　　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想出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扯，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鲁迅又说：

　　“据我看来，要救活‘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却只有鬼话的对头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①易乙玄的文章不过在鬼脸上涂了几笔油彩，因而更显得其妖形怪状，至于乩书那更是巫师们七歪八扭地画在沙盘上的粗糙的鬼话。只有宗教的教义才是经过精加工而制作成的有体系的神学。但正如陈独秀所指的，“宗教不离神鬼”，“凡言宗教必言神”。②

　　他基于这一正确的认识，将同有鬼论者的争论，进一步发展为反宗教的斗争。他在《新青年》的《通信》和《随感录》栏里，发表了许多精辟的非宗教的言论。

　　陈独秀指出“宇宙间物质的生存与活动以外，世人多信有神灵为之主宰”，他们认为宇宙人生的秘密，非科学所能解释，“决疑释忧，厥惟宗教”，因而把神的意旨奉为不可抗拒的最高意旨。

　　甘愿作他的奴隶。其实凡信仰宗教的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而“自欺”与“自解”正是愚昧的表现，迷信的结果。陈独秀认为“真能决疑，厥惟科学”。“盖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二曰人为法”。自然法是普遍的、永久的；①

　　②陈独秀答俞颂华，３卷１号，１９１７年３月１日。

　　唐俟（即鲁迅）：《随感录》（三十三），５卷４号，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人为法是部分的、一时的。礼拜耶和华、臣殉君、妻殉夫，诸如此类的宗教道德法律，都是“人为之法，皆只行之一国土一时期，决非普遍永久必然者”。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前进，“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这才是人类“最大最终之目的”。①

　　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一种偶像。世上“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维妙维肖的描绘了偶像的丑态：“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不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明明是个废物，却受人尊重。阿弥陀佛、耶和华上帝、玉皇大帝及其他一切神仙鬼怪，都是无用的废物，骗人的偶像。陈独秀“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破除迷信，推倒一切偶像，“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

　　宗教，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歪曲的虚幻的反映。神，是人创造的。上天的偶像是现实世界里的偶像的影子。因此，破坏偶像，必须从破坏人世间的偶像着手。

　　陈独秀首先指明“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人们迷信他“是天的儿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其实“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一旦亡了国，象清朝皇帝溥仪、象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现在“好象一座泥塑木雕①《再论孔教问题》，２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

　　的偶像抛在粪缸里”。但是这等偶像一天不破坏，就作恶一天。

　　陈独秀从君主论述到中国“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女子的节孝牌坊”等等也都是偶像，他把破除迷信，推倒偶像与反对儒家的三纲教义结合起来，大声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①通常一般人所说的偶像，无非指神仙鬼怪、帝王君权，现在陈独秀认为凡是“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这显然是把偶像的范围延伸扩大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独秀是一个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并具有英勇过人的胆识。

{{改革北大文科开辟自由园地}}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立于１８９８年（光绪二十四年）。辛亥革命后，模仿西洋教育制度，于１９１２年３月改名为北京大学，但换汤不换药，依然是个旧式学校。学校行政由封建官吏所把持，教师大半是出身于举人或进士的老学究，满脑子的封建思想。英文教授辜鸿铭拖着辫子上课，乱发议论，说什么“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人们不怕法律，怕“王法”。②学生多数是仕宦子弟，有的带着听差上学，到上课时听差进房屈膝打扦，说“请大人上课”。

　　①②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２９４页。

　　这些学生吃喝玩乐，上学不过是想混个资格。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方是八大胡同，而逛八大胡同最多的是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京师大学堂）的人，可见校风是非常腐败的。

　　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到校视事。蔡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他一同治理北大。

　　这时，陈独秀恰在北京。他是为了募集资金，使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合并为公司（后未实现），共同发展文化出版事业，于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２６日与汪孟邹同车赴京的，２８日到达，下榻西河沿中西旅馆六十四号房间。①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在１９０５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陈“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当蔡元培与汤尔和“商及文科学长人选”事，汤“推荐陈独秀”，并将十余本《新青年》交与蔡。蔡校长“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陈”任文科学长（月薪３００元），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②

　　那时，陈独秀白天四出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他①

　　②蔡元培：《独秀文存·序》，１９３３年４月；又见《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３１卷１期，１９３４年１月１日。

　　汪孟邹日记。

　　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①如果论资排辈的话，一位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另一位是个秀才。蔡校长礼贤下士之风度诚然令人敬佩，但无疑是独具慧眼，相中了这位《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说：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②陈才答应回沪稍稍整理即来京。

　　陈独秀离沪上任时，邻人岳相如（曾是岳王会会员）“为其钱行”。席间陈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③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于当月进京就职，三个月后高君曼等也来到了北京。

　　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

　　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态度是鲜明的，驳斥是有力的。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①②

　　③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选辑》，１９３０年第１辑。

　　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１６６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３６页。

　　他视为畏友。熟习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辞，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①

　　“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是姣姣者。

　　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②

　　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各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③所谓“兼容并包”，固然也为那些学有专长的旧派人物，如辜鸿铭等保留了他们在北大既有的地盘，但主要是为新派人物开辟阵地，提供讲坛，传布他们的新学说的。这个方针对新派人物显然是很有利的。蔡元培的治校方针是“教授治校”，有关校务大事，由校评议会讨论决定。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①②

　　③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１日。

　　汪东林：《访粱漱溟答录》（一），《人物》，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１９８３年８月。

　　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学长、主任教员等自行互选组成，任期一年。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６日，陈独秀被选为评议员，此外他还曾担任北大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编辑等职。蔡元培维护新派人物，新派人物施展他们的才干，支持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

　　陈独秀上任以后，有职有权，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蔡元培对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①陈独秀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当他一旦决定任文科学长，就写信给胡适，劝他“早日回国”，来北大讲授哲学或文学。②于是一时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

　　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是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③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在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的变化。在《新青年》创刊以后不久，陈独秀曾发表过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④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１９１８年９月２０日，他在北大开学①②③

　　④《答胡子承》，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第５５、５６期，１９３７年１２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６页。

　　罗章龙：《椿园载记》第２４页。

　　式上演说，指出现在大学生的求学目的“可以分为三类：

　　（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用；（三）得毕业证书”。抱第三种目的人“必不多”；第二种目的，“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为了研究学理，他提出了三项办法：（一）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译成中文的名著又很少；（二）废讲义，因讲义“不足以尽学理”，教员抱着讲义上课是一种懒惰的表现。（三）多采购参考书。由教员指定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①这三项具体办法，都贯穿着他的基本教育思想，即自动的，启发的，反对被动的，灌输式的教育。

　　陈独秀除了抓教育方针以外，他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来只有四门（系），即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现增设德语、法语、俄语三门。并在哲学门、中文门和英文门分别设立研究所。根据学生的外语程度，调整班次，并开设新班。期末考试后，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再作调整。

　　（二）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北大各学门的课程表本来都订得很死，自选修课增多后，课程表活了。学生各有各的功课表，对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有利。教师怎么讲，可以唱对台戏。学生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他系的课。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所①《北京大学日刊》第２０９号，１９１８年９月２１日。

　　以当时北大有三种学生，一是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二是未经入学考试的旁听生；三是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偷听生”。

　　（三）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先后发布了数十份《文科学长白》，针对学生纪律松弛的现象，明确规定学生因病、因事不到校者，须有证明，否则按旷课论。本科、预科各班学生上课均不得迟到。选修课一经选定之后，不得任意更改及旷课。已选定的第二外国语，亦不得中途改易。旁听他门他年级功课的，事先务须审慎，倘报名之后，听讲中辍者一经查出，除追回听课证外，并剥夺其以后请求旁所之权利。规定学生升级、留级、毕业，都以学习成绩为准，经学长亲自审阅，上报学校，而后发给文凭。

　　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①这说明规定的那些纪律并非一纸空文，是严格执行的。

　　（四）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陈独秀以学长名义通知文科各教员：“文科各门拟各设阅览室”，要教员“将所授课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②陈独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９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三种：①

　　②《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２５日。

　　许德珩：《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①这些戒律无疑是为了增进个人的道德修养，改变腐败不堪的校风。陈独秀性格豪放，私生后也比较放荡，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种事在当时不足为奇，但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独秀为约束自己，加入了进德会，作甲种会员。并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

　　蔡元培、陈独秀等对北大的改革，自始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这就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的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他们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又十分强调纪律。民主主义者并非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任何纪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者。北大的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这对他们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而为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园丁辛勤耕耘，幼苗茁壮成长。

　　在这个园地里兼容并包着多种思想派别，就其政治思想的分野而言，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派；有貌似更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有１９１８年冬由李大钊组织的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科学与民主的思潮毕竟是当时这个园地里的主流。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一旦冲开了长期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他们便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家大事。

　　①蔡元培：《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９日。

　　为反对中日协定，破天荒地举行游行请愿。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下，北大学生邓康（中夏）、黄日葵、许德珩、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光嶷等，于这年十月十三日成立《国民》杂志社，并聘请李大钊为顾问。同时，当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组织“新潮社”，遇到经济困难时，陈独秀跟他们说：“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于是“新潮社”也于１２月３日宣告成立。

　　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北大的改革、《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北大学生社团的创立都为新文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１９１９年《新潮》月刊和《国民》杂志的创刊，更使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国民》反帝旗帜鲜明。《新潮》的宗旨“是想把中学生在封建主义顽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来”，“对象是小青年”，而《新青年》的对象则“偏重于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①《新潮》发行数量大，影响广，时人美誉它是《新青年》的卫星。

　　１９１９年３月，邓康在北大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时加入的有３９人，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②他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作讲演，向平民进行启蒙教育。伟大的五四运动之所以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难，正因为北大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①

　　②《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１３６页。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４页。

{{创办《每周评论》奋战顽固派}}
　　《新青年》的宗旨重在输入学理，不在批评时政。但自创刊以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洪宪帝制覆灭，皖系军阀上台，１９１６年７月张勋复辟失败，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建立，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订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等等的大事件，无不从正面或反面促使先进分子关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

　　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说“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其实“这些话却都说错了”。国民对政治问题“怎么该装聋作哑”？国人应当“速醒”，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要有“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否则“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陈独秀从提倡科学民主，发展到直接干预时政，这是一大进步。可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

　　因此，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于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文科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①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外，还有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编辑所设在沙滩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发行所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七十九号。②

　　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十二个专栏。陈独秀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时，常署名“只眼”，李大钊署名“常”、“守常”、“明明”、“冥冥”

　　等，胡适、高一涵（涵庐）、王光祈（若愚）等也常为《每周评论》撰稿。《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的刊物，它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

　　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５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该刊创办三年以来所进行的宣传作了总结，并从根本上反击顽固派的进攻。陈独秀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①

　　②高承元遗稿：《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五年宣传民主革命之报刊》，《广东文史资料》第２４辑。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５页。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Ｄｅｍｏｅｒａｃｙ）

　　和赛因斯（Ｓｃｉｅｎｃｅ）两位先生，才犯下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大义凛然，表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无畏气概和坚贞不渝的决心。

　　《每周评论》的创刊和《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发表，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引起了封建主义的卫道者极大的恐慌。古文学家林纾终于按捺不住，跳了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于是同顽固派短兵相接便成了《每周评论》创刊以后的第一个战役。

　　生》，小说中的人物荆生来京游玩，下榻陶然亭之西厢，有铜简一具，重十八斤；另有人物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也来陶然亭游览聚会。田其美抨击孔子；狄莫主张白话；……忽然跳出来一个“伟丈夫”荆生，痛骂三人“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伟丈夫笑骂一番之后，说我今天所以不杀你们，是“留尔以俟鬼诛”。在小说的结尾处，林纾不禁感叹，“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种哀叹反映了守旧派的虚弱本质，他们除了漫骂外，拿不出任何像样的论据，因而一开始就力图依靠恶势力压迫新派人物。那位伟丈夫荆生是谁，时人大都认为是指皖系军阀的干将徐树铮。与此同时，京中盛传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大。陈独秀立即揭露：“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①３月４日，上海《申报》报道：北大教员陈独秀、胡适等四人被驱逐出校，闻与出版物有关。６日又报道：北大自蔡元培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新潮》杂志，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而加以攻击”，被旧派人物视“若蛇蝎”。传教育部训令北大将陈、胡、钱三氏辞退。这两条消息除“驱逐”和“辞退”是一时的谣言外，都是事实。但一经《申报》登载，“大家都信以为真”，于是，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

　　３月９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全文转载《荆生》，同时转载了李大钊发表于《晨报》的《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文①《旧党的罪恶》，《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２日。

　　中严正指出，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不敢光明磊落的站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陈独秀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汇集了京沪五家大报的评论。上海《时事新报》：“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

　　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中华新报》：“陈独秀等创文学革命论，那般老腐败怕威信扫地，饭碗打破，遂拚为轨道外之反对。”《民国日报》：“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遑，作同声之应，以相发辉光大。……不图发轫方始，主其事者之数人，竟为恶政治势力所摈。”北京《晨报》虽然知道所谓“驱逐”是谣言，但仍然指出顽旧者“疾视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故造此流言”。《国民公报》：“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过抑之潜势力，……孔孟之言，何以不许人有是否其间？昔日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更有趣的是一位中学教师以批改中学生作文的笔法，逐段指出古文大家的大作《荆生》，其“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实在是“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学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①可见在这场思想激战中，林纾一出场犹如过①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６日。

　　街老鼠，人人喊打。

　　而林纾于３月１８日致蔡元培公开信，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而北大则“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

　　又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买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还说他虽年垂七十，“尚抱残守缺，至死不易甚操”。

　　林纾的顽固不化，于此可见一斑。

　　蔡元培回信说北大教员并没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至于教员在校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新青年》也不过“偶有对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北大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蔡元培在回信里反唇相讥，你林纾“曾译有《茶花女》、《迦茵传》、《红礁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学校无涉，亦何必强以责任归之于学校耶”？①蔡元培既不愿放弃思想自由之原则，也不愿使北大卷入这场斗争，他希望划一条校内校外的界限，区别学校当局与教员在校外言论的责任，因此一再为学校辩解开脱，试图将大事化小。对于这种温和的态度，有人批评说蔡先生“智勇足为大多数人的景仰，而观其此信，尚不敢为真理大义创释放思想之论”，因而感到遗①

　　②志拯：《思想革命中之北京大学》，《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７日。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言报》，１９１９年４月１日。憾。②

　　林纾却不管你什么校外校内，将“覆孔孟、铲伦常”之罪责，首先归咎于蔡元培。他在３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小说《妖梦》。小说里的第一位人物元绪公是白话学堂的校长（影射蔡元培，元绪即乌龟，是骂人的话），另有田恒为教务长（影射陈独秀）、秦二世（即胡亥，影射胡适）。田、秦二位提倡白话，元绪赞同，最后来了一位奴怪把三人统统吞噬了。林纾对新派人物真可谓恨之入骨。

　　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参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取缔《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否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①。

　　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他于４月１３日、２７日出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编辑、刊登了《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其中汇集了京、沪、浙、川四个省市１４家大报发表的有关这场斗争的２７篇文章，共约２．６万余字，其内容：

　　（一）“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四大信条，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我们必须尽力“与之奋战苦斗”。“新旧两派不能相容，不妨以笔舌相战，以待识者之为公判，今乃欲借政治势力，以压服反对之学派”，其“荒谬绝伦，莫此为甚”。

　　（二）旧伦理和文言文不适应时势的需要。“所谓固有文①《申报》，１９１９年４月１日。

　　化，无非是孔孟的伦理学说”，而伦理学“随着人生的观念，变动不居。……今日何日，岂容闭门独尊，故步自封乎”？有文章向青年指出“这是新旧思想开始的决斗，以后的事还多着呢。……青年的脑筋要冷静，要明晰，要远大，要新鲜，不要被那般守旧派的人迷惑住”。

　　（三）林纾学风恶劣，“为感情所驱，自陷而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鬼鬼祟祟，狐假虎威”，“于自身人格上，贻世人莫大之羞”。北京《国民公报》上一文的作者虽然不承认学说、思潮有新旧之别，但也认为林纾的“信中绝无一句讨论学问的话，都是成见，都是意气”，应该“好好的开导他”。

　　（四）赞扬和砥砺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派人物，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凡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学术，终不免有忤逆世俗之虞”，“今幸有陈先生辈宁牺牲权利不肯牺牲主义之主张，新学界之士风，当为一振。尤望陈先生……始终勿为威武所屈，而为吾国一洗此虚伪欺诈之积习也”。若先生不幸而被辞退，为主义而牺牲的“真诚纯洁的精神，已彰然流露”。“新学派之声势，必由此而益张然”。驱逐先生，犹如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之《新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愿提倡革新诸君，自觉其责任之重，知旧势力之大，力与奋斗，百折不挠……真理所在，生死以之。……

　　最后之胜利，必属于革新之诸君矣！”①①以上引文，均见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３、２７日《每周评论》的《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

　　这１４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自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检阅。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透过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

　　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

　　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第六卷二号发表《编辑部启事》，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编辑部同人这种文责自负的精神并不足以减轻北大所受到的压力，以及北大教职员的忧虑，何况北大里的顽固派，他们早就想把陈独秀驱逐出去了。

　　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长，设一教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４月８日实施了，推举马寅初任教务长。①为封建恶势力的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下台了。蔡元培解释说，陈独秀虽不当文科学长，但还是北大的人员，这是属于北大内部机构的变动。这样解释无论是对蔡元培或陈独秀都要体面些。

　　①《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０日。

{{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解放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冲出了封建主义的牢笼，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只有这样的新青年才能勇敢地走向街头、广场，举行游行示威，火烧卖国贼的住宅赵家楼，点燃起五四运动的革命烈火。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些满脑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男女知识青年，不过是摇头晃脑地哼哼几句古文，写些佶屈聱牙的之乎者也罢了。新文化运动直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一批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坚分子，伦理的觉悟转化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动力，白话文成为爱国运动广泛开展的宣传工具。

　　四十年代时，毛泽东赞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主要是指的陈独秀对青年群众的政治思想的领导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强行把战败国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与日本，拒不归还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战争的一方是协约国（英、法、俄）；另一方是同盟国（德、奥、意）。大战发生不久，日本即于同年８月１５日对德宣战，乘机占领胶济全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１９１５年５月２５日，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１９１７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意、俄四国取得了秘密的谅解，四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权。同年８月１４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并借参战之名向日本借款，成立了参战军，扩充一己之实力。参战军虽然没有参加对德战争，但有１０万华工被派赴欧洲战场，为协约国军队运输弹药给养和修筑工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各国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一场恶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

　　陈独秀当时并不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英、法等国，反抗君主制的德国是正义的，他站在英、法一边极力主张中国参战，说“国际今日之抗德，犹如吾国前日之讨袁”，正义在英、法一方，中国加入对德战团后，将来“有列席和议之权，其时发言效力，固必极微，但也较由他国代吾人发言有利”。①陈独秀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但他不认识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不了解自由资本主义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早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英、法的民主制与德国的君主制，不过是政体形式的不同，其阶级实质都是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对外实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抢占和掠夺殖民地。当时，陈独秀还不明白这些道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推理，因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世界大战结束，北京各校于１４日至１６日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中国是协约国的一员，现在协约国战胜了，那末德国在战前占据的青岛及其他特权，自然应归还中国，人们正是怀着这样的喜悦心情庆祝胜利的。陈独秀也不例外，他认为这次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①《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３卷２号，１９１７年４月１日。

　　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①根据这样的认识和推理，他主张“我们东洋各国列席〔巴黎和会〕的委员，应该联合一气，首先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当作东洋各国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②

　　陈独秀对外存在严重的幻想；而对内，他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勇敢地提出了“除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的主张。“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永无清宁之日，“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③陈独秀一旦涉足于政治斗争，便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军阀，把希望寄托于人民的觉悟和群众的政治运动。

　　２月２０日，国内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召开。④巴黎和会自始为英、法、美、意、日五强所把持，这引①②③

　　④国内南北和平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废止中日军事协定，解散参战军，取消参战借款等项要求。北方将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且大肆扩充。五四运动爆发后，唐趁反段祺瑞空气正浓，于和会上提出绝对不承认日本有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等要求。至此，和会破裂。

　　《除三害》，《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９日。

　　《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０日。

　　《〈每周评论》发刊词》，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起了陈独秀的怀疑与不满，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配权力吗？”“过激派（指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工人、军队的起义——引者）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德皇未败以前，反对战争始终不屈的，只有李普克尼希一派，从前附和德皇的人，如今却逼迫李普克尼希，而且加害他的生命，又试问公理何在？”①陈独秀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信仰，开始发生了动摇。一个多月前，他称赞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和平意见，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②现在认识到十四条“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嘲笑威尔逊是威大炮。③至于他本人所设想的什么“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案，自然是丢进了废纸篓里。

　　对外的幻想破灭了。国内的问题怎样解决。陈独秀在《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一文中指出：国内的政治问题，或者是“根本解决”，或者是用“和平方法，调解目前的政局”，但不论用哪种方法，“督军制若不废除，无论中央或地方，无论南北都是武人世界，一切政治法律，无非是些空谈”。④他揭露皖系军阀控制的国防军，“就是参战军的改名，参战军想受日①②③

　　④《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９日。

　　《隧感录》，《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９日。

　　《〈每周评论〉发刊词》，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隧感录》，《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９日。

　　本兵器兵费的接济，便不得不受中日军事协定的约束”。①日本是假对德宣战之名，“打算握大陆的兵权”；皖系首领段祺瑞是借中日军事协定，“打算做国中的霸主，……所苦的就是我们四万万被卖的人民”。②此后不久，陈独秀尖锐地揭露，所谓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南北分立”说，其实质是“分裂”、“割据”，他断然指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铲除南北军阀”。③中国要求得真正的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④陈独秀的这些意见都发表在“五四”前夕的《每周评论》上，而新旧思潮之激战也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这证明陈独秀从１９１８年底至１９１９年４月，他一方面批判封建顽固派，继续传布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同时也积极地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即依靠人民的力量，铲除军阀势力，根本解决国内问题。民主与科学的传播通过《每周评论》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使陈独秀愈来愈赢得青年的信仰和爱戴。他的言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①②③

　　④《随感录》，《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７日。

　　《为什么要南北分立》，《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３日。

　　《国防军问题》，《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３日。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日本怂恿北洋政府和它一起出兵干涉俄国革命，并以“共同防敌”为借口，于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６、１９日，和日本先后签订了中日陆军、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规定在战争期间日军可以进驻中国境内；中国应派军声援；两国互相供给军器及军需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段祺瑞任国防军督办。

　　“五四”时陈独秀“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

　　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①这个小组对五四运动的发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巴黎和会，完全是帝国主义各国分赃的会议，英、法等国代表不顾中国代表一再的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与日本，这使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挫伤，青年知识分子尤其义愤填膺，怒火中烧。１９１９年５月２日，北大学生二千余人举行集会抗议。３日，北京各界纷纷集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对策。４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号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指出国内的南北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这篇短文充分证明了陈独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局的幻想，即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完全破灭了。而幻想产生于对西方资产阶级民①罗章龙：《椿园载记》第２６、２７页。

　　主制的迷信，因此幻想的破灭必将促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进行再认识，迫使他回答为什么他所崇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一味地侵略中国。也就在这个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陈独秀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爱国运动。

　　问题，举行示威。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汇合，旗上大书“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青年学生一马当先，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迅速波及到全国２０多个省市的大小城市，单是山东一省，先后便有３０多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投入斗争。６月３、４两日，北洋政府滥捕学生多达八百余人。５日起，上海实现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约六、七万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军。运动的中心从此由北京移到了上海。

　　从５月４日到６月上旬，《每周评论》用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第二十一号（５月１１日）、二十二号（１８日）、二十三号（２６日）三期“山东问题”特号，详细报道５月４日学生游行时悲愤激昂的情绪——“不复青岛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系统地介绍了青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报道巴黎和会上青岛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揭发日本代表在和会上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及时向全国人民指出现在和约已成，惟一希望是我国代表拒绝签字，从而掀起拒签和约的斗争。报道北京学生被捕及遭受迫害的情况，和北京各界对学生的支援。

　　《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还增刊四版，刊出《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指出公众的示威运动是国民“应有的权利”，“是合乎正义的”，不受“反乎人道正义”的法律制裁。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彼卖国之贼、残民之官、及奸淫焚掠暴戾恣睢之武人，皆享有自由违法之权”，为何独对学生执法如山！“五四”期间的《每周评论》的确起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的鼓动作用。

　　从５另４日至６月８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了７篇文章和３３篇《随感录》。在《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一文中，说曹、陆、章①固然有罪恶，但“根本罪恶还不在曹、陆、章诸人”。“拿军事协定和济（南）顺（德）、高（密）徐（州）的合同，去换军械军费杀南方的百姓”，并不是日本用兵力胁迫的，“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的垫款，都不过因为区区日金２０００万，便把重要兵权和山东权利轻轻送与日本，这是什么勾当”？“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

　　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他们斩尽杀绝，说他们不应该干①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在袁世凯或段祺瑞的授意下，多次参与同日本订立秘密协定，向日本借款，出卖国家主权。在五四运动时，三人同被斥为卖国贼。

　　涉政治，把他们送交法庭讯办”。①造成对日外交失败的根本罪恶的人到底是谁？不言而喻，陈独秀把群众对曹、陆、章的痛恨情绪引向了掌握中央大权的北洋军阀政府，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

　　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开篇第一句话：

　　“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因此，我们要实行民族自卫主义。“若因民族自卫，就是起了黑暗的无人道的战争，我们都不反对。”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害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

　　袖手旁观”。若还“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这种人简直“是下等无血动物”。②这篇文章不仅有很大的鼓动性，而且主张用暴力实行民族自卫。

　　陈独秀以暴力进行民族自卫的思想，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文里更明确了。他指明所谓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公理是不能够自己发挥，是要靠强力拥护的”。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用强力把他们打倒的。中日两国的军阀都是两国平民的敌人。“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中国政治问题“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①

　　②《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８日。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１日。

　　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①陈独秀从误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觉悟到“现在还是强盗世界”，并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甚而不惜兴起民族自卫战；从幻想用和平调解的方法进行废督裁兵，进而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民征服政府”，可见在“五四”

　　前后短短的几个月里，他的政治思想较创办《新青年》时，有了明显的发展与进步。对外，以“强力拥护公理”，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平民征服政府”，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显然是后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雏形。

　　这时，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当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开始怀疑和不满的时候，他对解决国内问题的政治主张，却更加坚定地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他所反对的目标从批判儒家学说上升到封建的中央政权机关，并力图依靠平民去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这个奇特而又似乎矛盾的现象，正是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末，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思想特点。他愈是真诚地追求民主自由，就愈是怀疑西方的民主制度。怀疑，将促使他们去寻找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而在人类政治思想发展的阶梯上，与激进民主主义最接近的是社会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另①《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６日。

　　列专节论述，这里且按下不表，继续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

　　上海实现三罢斗争以后，有许多城市的工人、市民积极响应，这使北洋政府受到了很大的压力。６月１０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被迫下令，准曹、陆、章三人“辞职”。２８日，协约国对德和约签字，和约中规定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一概让与日本，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五四运动，就其狭义的政治斗争而言，至此即告一段落。

　　而新文化运动却借政治斗争的浩大声势，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席卷全国大中城市，甚至波及到一些城镇，无数的知识青年通过政治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就以白话报刊来说罢，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是青年“欢喜无量”的“明灯”。①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５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②它对五四运动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和指导作用。因此，北洋政府对它恨之入骨，终于在１９１９年８月３０日，《每周评论》出版第三十七号时，把它查封了。

　　但是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它在文化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无论怎样也封锁不住的。在五四运动中，白话文为传播新思想，进行群众性的政治宣传，大显神效。白话小报、白话传单风行各地，有人估计１９１９年“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③“全国各埠，大约有五种报纸，①②

　　③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

　　吴虞日记，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郑遂平致记者信，《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３０日。

　　仿《每周》的体裁”。①长沙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这两个周刊形式上、精神上，都是同《每周评论》和上海的《星期评论》最接近的”。②一年之后，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③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到１９２０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教材。新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而五四运动把新文化普及到全国城市里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朝着一个更高的崭新阶段节节向前发展。

{{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与营救}}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于５月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④６月３日，北京学生团又上街演说，军警狂捕学生１７０余人，监禁在北大法科的讲堂里，其中大部分是北大学生。４日，又有７００多学生被捕，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拘留所。

　　①②③④《陈独秀案之大疑团》，《民国日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３日。

　　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

　　胡适：《介绍新出版物》，《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８月２４日。

　　季陶：《可怜的“他”》，《星期评论》第１４号，１９１９年９月。

　　这么多的学生被捕，自然会引起陈独秀的关切。６月８日，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全文如下：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篇文章虽不满１００字，但富有哲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陈独秀敢说敢做，他领导了五四运动，而群众运动也推动着他奋勇前进。他认识到五四运动与过去的爱国运动不同，它“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①在群众运动的鼓舞之下，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象一位普通的战士一样，他“直接行动”起来了。

　　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在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时，已深夜一点多钟。两位印刷工人“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①《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１日。净净”。①

　　《北京市民宣言》（１９１９年６月９日）只有一页的篇幅，上半部为汉文，下半部为英文，全文如下：

　　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１）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２）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３）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４）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５）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②《北京市民宣言》可以看作是陈独秀的“平民征服政府”

　　的纲领。它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里的免除曹、陆、章三人的职①

　　②《宣言》原件藏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又见《民国日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４日。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务，以及第五条，都是当时舆论界的普遍要求，引人注目的是第三、四两条。这两条是专门针对皖系军阀的暴力机关的。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这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段芝贵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

　　这三个人都操有重兵，是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宣言》要求罢他们的官，驱逐他们出京，取消反动的暴力机关，将京师警察厅直辖的保安队（有步队六、马队一）“改由市民组织”，以维持北京的治安，这对皖系军阀等于釜底抽薪，推倒他所执掌的中央政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高昂的战斗激情。

　　《宣言》印好以后，陈独秀亲自去散发了。据高一涵回忆：

　　他和陈独秀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宣言》“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６月１１日下午，陈独秀约高一涵、王星拱（北大理科教员）、程演生（北大预科教授）、邓初（内务部佥事）４人，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晚餐。餐后，陈独秀、邓初和高一涵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王星拱和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陈独秀等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和高一涵“两人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①①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不料，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来到新世界因“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

　　当晚１０时，当陈独秀散发传单时，立即被拘捕。①夜十二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入，陈的眷属从梦中惊起，当即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②校时，我请假回安庆，于前几日来京。“路过上海时，经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交给我这传单一千四、五百张，叫我到北京散布。本月十一日上午十〔点〕钟，我将这传单送到北京学生联合会四、五百张，交给不知姓名高等师范学生收讫”。晚九、十点钟，“我到新世界散布传单，已散去数十张，……”③如此这般地编造了一套供词。除了不得不示承认散发《宣言》外，其他如请假回安庆、上海友人徐姓及不知姓名的高师学生等，全是欺骗警署的无头案。

　　陈独秀被捕队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④

　　１３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也相继报道。１５日，上海《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①②③

　　④罗章龙：《红楼感旧录》，《团结报》，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５日。

　　《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陈独秀被捕》，《晨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３日。

　　《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１７日，《申报》登载《北京之文字狱》一文，指出这次学潮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而今逮捕陈独秀，“乃又扬煽其波，激之使动，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使舆论界大为震惊，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予开释。综合当时报刊及档案的有关资料，可分作以下几个方面介绍。

　　一、学界：有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大全国

　　校友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积极进行营救活动。北京学联于１５日致函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说：“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动全国举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纷纷。”①函中措词以鼓动性的口气，对当局施加压力，并致上海通电：“除设法援救，并希国人注意”。②二、教育界：有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

　　学专门学校等９个单位４０人，和民国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私立毓英中学等７个学校２９人，分别于１６日、２０日联名呈警察总监，准予保释陈独秀。这６９人中有名教授、中学教员；有许多新派人物，但也有旧派人物，如刘师培等。呈文中说：陈独秀“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①

　　②《晨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７日。

　　《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７页。

　　书生爱国之愚悃……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交保省释。其措词和语气都较学界缓和许多。

　　三、安徽各界：陈独秀是安徽人，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

　　湘也是安徽人。于是旅京皖人（安徽同乡会）和旅沪皖人（安徽协会）通过同乡关系，纷纷为营救陈独秀奔走说项。其中有陈独秀的好友，有与陈素不相识的人，也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他们认为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①总之一面贬责陈独秀，一面说情，要吴炳湘看在同乡的情分上，给予开释。

　　此外，还有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中华工业协会、江苏省教育会、社会名流章士钊、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也都致电政府当局，要求释放陈独秀。

　　孙中山对陈独秀被捕非常关心。他在上海一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②北洋政府逮捕陈独秀，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参与营救①

　　②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１９８３年第８期。

　　《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８、９、１３页。

　　活动的有各阶层的人士，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学术观点，但绝大多数人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而通过营救活动宣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李达说：“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拚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①依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②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全文转载了《北京市民宣言》，报道了京沪等地的营救活动，并恰如其分地对当时的陈独秀作出了评价：陈君“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③的确，逮捕与营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使陈独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辉了。

　　陈具结：“前因为人散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①②

　　③《湘江评论》创刊号，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

　　辛白：《怀念陈独秀》，《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３日。

　　鹤（即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４日。

　　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问学，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①这段文字，除了最后一句话“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有特定的含义外，其余一概是文字游戏。政府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办，“照豫戒法办理”，只得于当日下午４时将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被关押了９８天，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胃肠受病”。②获释也未得到完全的自由，每月都有警官来“视察”，并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说什么“行为安详，闭户读书”，“拜客数次，行动尚知检束”，③等因奉此，上报了事。其实，陈独秀在获释后的两周，便出席了北大学生的慰问、欢迎会，表示对北大师生的谢意。１０月１２日，参加《国民杂志》社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称赞该社同学为五四运动“出力独多”，指出“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为与党派同日而语”。④可见陈独秀并没有完全受豫戒令的约束。

　　为欢迎陈独秀出狱，《新青年》六卷六号发表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和沈尹默写作的白话诗。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三首诗中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①②③

　　④《国民》第２卷１期。

　　《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１３页。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６页。

　　《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１２页。

　　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九十八天的铁窗生活，使陈独秀磨炼得更加刚健了。第五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飞跃起步}}
　　１９１９年和１９２１年，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特别急速，科学民主的启蒙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便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在欧洲，从文艺复兴提倡人文主义开始，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经过了整整四百年的漫长岁月，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这一缓慢的思想演变过程，却缩短为一代人的思想历程，陈独秀由改良派、民主派，发展为共产派。

　　形成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原因，就其思想方面来说，一是科学与民主的传播虽然没能普及到广大的农村，但使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冲破了三纲五常的束缚，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二是巴黎和会以及战后协约国的全部政策，都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虚伪性，打破了落后国家的民主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幻想，因此，一些原来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先进分子不得不重新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三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从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而言，形成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以及日本、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了。１９１３年，全国产业工人有五六十万人，到１９１９年前后增至１４８．９万人。②而且经过“六三”罢工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和历史前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③而把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结合起来的这一伟大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肩上，他们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同时，迅速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创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陈独秀不再关心民主问题，他以主要精力从事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在全国范围内不久革命战争就压倒了科学民主的①②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６７页。

　　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１卷第１册第８８、１１２页。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启蒙。

　　然而，历史老人是决不会忘记它那未完成的民主启蒙任务的。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如果说是对辛亥革命的补课，那么有朝一日还必将对新文化运动作补课的补课，不过那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在更高级的阶段上进行补课，民主的广泛性必将大大超过资产阶级民主。有趣的是在四十年代初，陈独秀临终之前鉴于苏联肃反扩大化，他再次提出民主问题，并痛斥苏联社会制度严重缺乏民主的弊病。他的某些论点是否确切，这里不作评论，但不妨把他的呼声看作为对民主补课的信号，尽管对当时正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是一个过早发出的信号。

　　历史对二十年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思想的发展，作了独特的创造性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安排，因此，本章将着重介绍和论述陈独秀在“五四”后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创立中国共产党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中国，第一个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李大钊。他在１９１８年的下半年，即十月革命还不到一周年、距五四运动爆发还有半年的时间，就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

　　李大钊认识到造成世界大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国家的界限“不能涵容”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资本家政府想靠着大战”向外扩张、侵略，“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立一世界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次资本家政府的战争”。①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先进人物不间断地向西方学习，但不懂得为什么“先生”老是欺侮“学生”。现在李大钊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看清了“先生”的真面目。

　　李大钊认为这次战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这是“列宁、马客士的功业”。布尔什维克是奉“马客士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所主张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

　　“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并组织劳工联合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俄国的革命“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凯歌声。……试看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

　　当人们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当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顶礼膜拜，幻想经过巴黎和会实现人类平等主义的时候，李大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欢呼声，真可谓空谷足音，惊世骇俗。

　　此后，紧接着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主办的《每周评论》。自１９１９年１月至“五四”，这个刊物发①

　　②《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新青年》第５卷５号，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５卷５号，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实际出版时间为１９１９年１月）。

　　表了大量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报道。

　　一、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报道战后德国、匈牙利

　　等国无产阶级革命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形势。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说：这次世界大战，好比是一场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①《国际的革命》一文简要地介绍了社会党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各国劳农界的势力》一文报道了俄国劳农政府的组织、匈牙利政府中的劳农势力、巴伐利亚劳动政府的宣言等等②。

　　二、摘译发表《共产党宣言》，介绍科学社会主义。１９１９

　　年４月６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十六号，在“名著”一栏里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纲领中的一段。“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地位，……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编者在这篇译文的前面加了一段按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代的文书”。《每周评论》第十五号上摘译登载了倍倍尔的著作《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十八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这些译文和论述，文①

　　②《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０日。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１月５日。

　　笔虽欠流畅，但表述了原著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并初步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流派的假社会主义的区别。

　　三、报道劳农生活状况。《每周评论》特辟《国内劳动状

　　况》专栏。先后报道了北京男女佣工、河南修武煤矿、北京理发店、人力车夫、唐山煤厂、山东东平县佃户等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

　　《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这固然同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努力有关，但这时李大钊所起的作用，无疑大于陈独秀。到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论文标志着李大钊成长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较李大钊晚了半年多，但他紧紧地跟上来了，而且当他一旦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地位和显赫的声望，他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又超过了李大钊。

　　“五四”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说：

　　“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①的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能与划时代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只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陈独秀曾经崇拜的法兰西文明，及①《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０日。

　　法国的民主制度，正是经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现在他如此地尊崇社会主义革命，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明确地提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与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所谓“立宪政治与政党”，就是陈独秀曾经迷信过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及其政党。现在他不但不再迷信，而且认为都要成为过去的事了。他过去站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呼吁个性解放，现在却关注劳苦人民的生计问题，并把它看作“二十世纪臂头第一个大问题”，①这反映了陈独秀的立足点在开始转移，他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分手了。

　　６月１１日，陈独秀被捕了。此后，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在１９１７年７月回国时，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而《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报”，因此他在该报上“做的文字总不过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当他接办《每周评论》以后，“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他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②于是，《每周评论》改变了它原有的政治方向。①

　　②胡适：《我的自述》，《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８日。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６月８日。

　　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编辑成《杜威讲演录》专号，大肆散布实验主义。①并在７月２０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

　　“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不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还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很明显，胡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

　　《再论问题与主义》，同胡适展开了论战。李大钊首先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因此就需要“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工具，“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还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李大钊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经过群众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

　　①实验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流行的一种很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它片面地强调主观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反对社会革命，主张点点滴滴的改良。实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的老师杜威。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所以参加这次争论的人数很少，也说不上谁胜谁负。

　　这时陈独秀身陷囹圄，自然是没法参加这场论战的。这次争论说明了《新青年》同人面对五四时期各种外来的新思潮，可谓是见仁见智，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胡适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由他撰写的《实验主义》作为该号的带头文章。而李大钊编的第五号，则大部分内容是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原来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出现了裂痕。

　　陈独秀出狱以后，《新青年》开会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

　　据周作人１０月５日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①这则日记没有写明有哪些人参加，“议”的什么“事”，但无疑和同人之间所抱主义之不同有关，否则为什么由几个人轮流编辑的《新青年》又改为由陈独秀“一人编辑”呢？又为什么陈独秀在七卷一号上发表《本志宣言》呢？而且《宣言》一开头便说：

　　“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

　　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

　　在“五四”以前，《新青年》虽不曾发表它的“具体的主张”，但那时同人之间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有差异也不过是主张的缓急不同罢了。现在发表《宣言》试图统一大家①《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７页。

　　的主张，足见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宣言》也未必是经过大家讨论而一致同意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则是确定无疑的。

　　《宣言》明显地含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它攻击“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笔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主张“新时代新社会”不仅是“自由的平等的”，而且应当是“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并进而指明新社会的“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显然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期求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宣言》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言外之意，陈独秀有朝一日他将独树一帜，创立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综观《宣言》的全文，它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向共产主义者过渡时期的作品，也是《新青年》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的作品。《新青年》的发展以及它的性质的变化，基本上是与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同步前进的。这时，思想转变虽没有实现，但已经开始了。

　　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时候，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呈现一种中间性状态。它既保留有旧的因素，同时也孕育着否定旧因素的新因素。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２日，陈独秀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就正是他由资产阶级民主观向无产阶级民主观转变过程中的一篇典型作品。这是一篇专门论述民治（即民主）问题的文章。他说民治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应包含“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是狭隘的，对无产阶级而言，所谓自由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平等归结为在资产阶级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最重要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现在陈独秀想冲破资产阶级的这一狭窄的框框，把人权引入“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并首先着眼于政治的基础——社会经济。他不满意代议制，他认为“‘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他设想“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

　　在阶级社会里，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个不同的“民意”，是永远不能统一的。宪法，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或是双方势均力敌时的权力的法的表现，用宪法“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恰恰表现了陈独秀这时的阶级观点是相当模糊的。他认为在“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里，为实现民治而努力。还说：“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社会天天在作恶。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陈独秀说：

　　“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用，……”①思想观点的摇摆、模糊，心情的惆怅，这都是在立场转变之时，所不可避免的。

　　但时过不久，陈独秀就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发言了。１２月１日出版的《晨报》发表了他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说：

　　“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他们“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劳动界诸君呀！

　　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代表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利益。在谈到工商界时，他不再认为店东店员、老板伙计的地位相差不远，可以联合在同一个组织里了，而是明确地指出“商会是店东资本家把持的机关，和店员伙计们没有利害关系，各店铺掌柜以下的伙计是要另外组织一个商业联合会”。他同时还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相“接近，请他们帮助”劳动者联合起来；号召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友”。民主主义者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必须扬弃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确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观，陈独秀跨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向高级的思想阶梯跃进。

　　①《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７卷１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

{{微服离京演讲社会改造}}
　　里拨款１００万元，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他们迭次函邀陈独秀来沪，共商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于１月２９日到达上海①。

　　这时，武昌文华大学毕业生邀请胡适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并作学术讲演。胡适因在京陪同杜威讲演，并任翻译，就“转荐陈独秀前往”武昌参加毕业典礼②。文华大学电请陈独秀，表示欢迎。因此，陈独秀抵沪不久，即于２月２日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于４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当晚陈独秀留宿文华大学，备受款待，并结识了该校校工郑凯卿（中共发起组成立之后，郑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陈独秀的风采言论，早为武汉人士所仰慕，现得知他来鄂的消息，一时邀请他讲演的人络绎不绝。据当地报纸记载：

　　陈独秀于５日下午３时出席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演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６日上午９时，在文华大学第四讲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７日上午９时，应汉口青年会的邀请，在①

　　②《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１９５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３１日。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听众除青年学生外，还有省议员等。演讲完毕后，同议员刘俊夫等五人交谈教育意见。陈独秀主张“吾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实行强迫教育之计划”。①８日下午２时，堤口下段保安会举行欢迎大会，到会数百人。陈独秀演说，希望武汉市民，（一）能为外交后盾；（二）能谋工商业之发达。②会后，又参加保安会举行的小型座谈会，陈独秀主张武汉市实行自治。散会后，应武昌学界周煦春等人宴请于普海楼，席间陈独秀畅谈文字改革，主张中国文字实行“注音字母”。③陈独秀在武汉短短的四天，席不暇暖，抓紧时间，宣传新思想。《国民新报》美誉陈独秀的言论“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所欢迎”。④但“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⑤于８日晚乘车北上返京。

　　陈独秀的演说最使政府当局恼火的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这篇讲演词里，陈独秀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苦、有产的安享；（三）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①②③④

　　⑤《汉口新闻》，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

　　《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

　　《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３日。

　　《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

　　《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２日。

　　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在讲到信仰问题时，他提出两点：“（一）平等的信仰；（二）劳动的信仰。人人应该受教育，应该常劳动，心理上总有平等的劳动与劳动的革命。”在讲到用什么根本的办法去改造社会时，他说现在还不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心理上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①

　　陈独秀主张消灭私有制，这表明他的思想较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时，又前进了一步。但主张废除私有制的，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主张废除私有财产的。而这时的陈独秀恰恰辨别不清这两种主义的本质区别。

　　他既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赏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这两部著作都“是我们持论底榜样”。②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其要点。北洋政府看到了这些消息，才知道他已经离开北京。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在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高一涵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京”。

　　这时，“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

　　因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①

　　②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１、１２日。

　　《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７日。

　　象生意人。……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①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火车以后，才回出京。②“后来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③生病五、六日。⑤后寄居亚东图书馆。他原来打算去广州筹办①②③④

　　⑤汪原放：《亚东六十年》。

　　日报》载陈于１９日到达上海。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回忆，细节虽有出入，但都认为是李大钊护送的。（见《胡适哲学思想研究资料选》（下）第１９５、１９６页；马叙伦：《石屋余沈》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高一涵说陈独秀到天津后，是乘船南下的。现据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陈独秀到沪后，患感冒住院，汪孟邹前往探望。陈独秀说是李先生把他送上火车，他再回北京的。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回忆，细节虽有出入，但都认为是李大钊护送的。（见《胡适哲学思想研究资料选》（下）第１９５、１９６页；马叙伦：《石屋余沈》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西南大学的，并“抱有无穷的希望”。他认为“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①因此，他坚决不同意汪精卫、章士钊、吴稚晖等将西南大学设立于上海的方案，尤其反对设在租界。军政府政务会议鉴于广东政局不稳，决定将校址设在上海，章士钊即电“陈不必去粤”。陈表示“极不满意”，②认为“不信赖中国政府”，难道就“必求依赖外人”吗！如此，“则全国大小学校，非尽迁入租界不可”。“寄生外人肘下，精神为莫大痛苦”，又从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布局来看，黄河流域有北京大学等校，长江流域有复旦大学等校，“惟珠江流域，完全缺乏，为国家教育配置，必在广州设一大学，以启发珠江文化”。③后来，西南大学终因经费无着落，未及筹办便成泡影。

　　２月２７日，陈独秀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工读互助团是在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思潮影响之下发起的。首先成立于北京，参加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工作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的生活必需品及教育费、医药费等由团体供给。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１７人曾联合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陈捐洋３０元。现在又积极支持上海工读互助团，说团员的工作种类可有印刷装订、种菜等等，读书可到复旦大①②

　　③陈独秀：《关于西南大学的谈话》，《太平洋》杂志第２卷６期。

　　《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３月５日。

　　《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３日。

　　学旁听，或请人教授法文。①全国各大城市青年一时都纷纷成立工读互助团，但不久就都失败了。

　　２９日，江苏省教育会请陈独秀演讲教育问题，到会约计千余人，是近几次讲演会最盛大的一次。陈独秀演讲时，侧重指出教育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两大弊病。主观主义，是教师只知道以“自己做本位”，“不管学生能不能领受，一味照他的意思灌进去。应当以学生为本位，对教材的选择、教学的方法，“做教师的应该从学生的个性里得到种种的经验”。

　　形式主义的毛病，是“只重外面好看”，不讲内容。“最可笑的是工业学校，没有工场；农业学校，没有农场。”教育部定要把全国的学校统一起来，中国这么大，风俗人情各处不同，怎能统一呢？“要教育发达，先应该废除教育部。”②４月２１日，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一是人民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③陈独秀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青年团体或教育机关邀他发表演说。但不久随着他的思想转变，他的演讲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由知识青年转向了劳苦工人。

　　大约在这年的４月间，陈独秀迁居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２号（今南昌路１００弄２号）。这幢房子是柏文蔚让给他的，柏氏迁至新渔阳里居住。老渔阳里２号是老式石库门房①②

　　③《时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２日。

　　《时报》，１９２０年３月３日。

　　《申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９日。

　　子（因大门用三根长石条搭成而得此名），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进大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四只、椅子数把，壁间挂大理石嵌屏四幅。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后、中三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即陈独秀的卧室兼书房，室内陈设有写字台、转椅、大钢床、皮沙发、茶几、缝衣机等。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楼，后有晒台。全部建筑面积约１４０多平方米。①这里就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②

{{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列}}
　　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是他这时前进的一个主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学说。二十年代初，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没有不关心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陈独秀也不例外。他在１９２０年１月就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一文，针对当时出版界许多刊物性质相同的情况，劝说“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象‘店员①

　　②现在这幢房子列为上海市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这是完全应该的。可惜的是楼下住有居民，楼上被某单位所占据，因而迄今不能对外开放。

　　室内陈设系根据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的回忆。

　　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①他还明确地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各个方面，“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②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他宣传的是民主主义，他的教育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并强调伦理觉悟是“最后觉悟的最后觉悟”；现在他宣传社会主义，自觉地把教育对象扩大到工人群众，认为最高的觉悟是阶级觉悟。陈独秀把他刚刚学到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哪怕是他的理解是相当肤浅，也要马上传授给工人。

　　给工人办刊物，首先需要了解工人，调查当时上海的一些工会团体。陈独秀从北京一到上海，便开始对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调查。③１９２０年３月，他“决计”将５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六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并向周作人写信约稿。④《新青年》七卷五号还发表了《本志特别预告》：“每年五月一日，是一八八六年美国芝加哥大会议决八小时底运动胜利纪念日，后来每逢此日，欧①②③

　　④致周启明（即周作人）信，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１日，《历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９页。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７卷５号，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

　　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１、１２日。

　　美各国劳动界，常有盛大的纪念活动。本志……决定发行《劳动节纪念号》。”陈独秀除直接写信向友人约稿，还写信给高君宇，请他“托在太原的朋友调查那边底劳动状况”。①他对产业最集中的上海的劳动状况“特别注意，有托朋友调查的，有登报征求又派人亲自调查的”，“在调查的时候，承许多劳动者指导和帮助”，也有工人自己写作投稿的。②陈独秀主编的《劳动节纪念号》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相结合的产物。

　　《劳动节纪念号》内容丰富新颖，共约４００页，相当原来《新青年》一期的两倍多。③有孙中山、蔡元培等１６人的题字，其中有９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劳苦工人，如怡和纱厂绒毯间工人武毓源：“不劳动者人类之公敌也。”植树工人刘朗山：“黜逐强权劳动自治”。先施大菜间王澄波：“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张玉堂：“惟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

　　怡和纱厂工人周传勋：“不自食其力者社会之绝物也。”刘光典：“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赃物”等。除工人题字外，还刊登了３３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工人的题字和照片刊登在举国闻名的大型刊物《新青年》上越发显得光彩夺目。①②

　　③《新青年》每号售价二角，每卷六号合订本售价一元。第七卷第六号篇幅扩大一倍，且有照片、图表，群益书社老板未征得陈独秀同意提价至五角出售。陈独秀很不满意，双方发生争执。汪孟邹试图从中调解，无效，陈独秀拍桌大骂。（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新青年》从八卷一号起，由新青年社发行，与群益书社脱离关系。

　　《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７卷６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

　　《山西劳动状况》，《新青年》第７卷６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

　　《劳动节纪念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介绍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及欧美工人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史，希望中国工人“认定今年‘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另有美国、英国、日本劳动运动的介绍，还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对国内劳动状况调查的文章，约占本号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有香港工人罢工、巴黎华工以及南京、唐山、山西、江苏、江都、长沙、芜湖、无锡、北京、上海、天津和皖豫鄂浙冶铁工人等省市劳动状况的调查，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如《上海劳动状况》一文，按照机器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服务行业４大类、４７个业别，分别介绍了工人人数，工作时间，工资数，工人家庭生活，工人受资本家、工头的剥削和掠夺，工人的来源和帮会组织以及受黑势力的压迫，工人的文化程度及严重缺乏教育等状况。《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陈独秀的两篇文章《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总之《新青年》七卷六号是当时知识分子了解工人、宣传工人的一部好教材。

　　《劳动节纪念号》还全文刊登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明白宣布废除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各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废除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原是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发出的，由于中国军阀政府的封锁和交通阻隔，迟至１９２０年三、四月间才发表在国内刊物。《劳动节纪念号》除登载宣言的全文外，还刊登了各界１５个团体和８家报刊热烈欢呼苏俄对华宣言的言论。上海《星期评论》说：过去“我国一般人民，听到俄国二字，就联想到‘过激’，……

　　不是惊骇，就是痛恨”。此外，“还有一种‘轻视’的人，以为劳农政府，无非胡闹一下，决无存立的地位。……以上这三种见解，不但无知识的人民如此，就是自居知识阶级的人民，也往往不免。但是从此番沪京两方面对于劳农通告的意见看来，可见一部分人民，已经由反对而趋于赞同了”。①《劳动节纪念号》既宣传了工人，也宣传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对外政策，只有社会主义的苏俄才真正能平等地对待中国，援助中国人民。这年，上海《星期评论》、北京《晨报》等也都编辑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从此有更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工人运动。

　　陈独秀编辑、出版《劳动节纪念号》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大的表现。蔡和森曾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也是有的。一直到１９２１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题，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②蔡和森的这一评论，除把１９２０年误为１９２１年外，基本上是符合陈独秀的思想状况的。

　　陈独秀在编辑《劳动节纪念号》的同时，还积极地参加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４月２日，他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③５月１６①②

　　③《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３日。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７页。

　　《新青年》第７卷６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

　　日，出席中华工业协会各业代表与各部干事联席会议，被推举为教育主任，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并自愿担任义务教授。①１８日，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７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筹备“五一”节。陈独秀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用各工会名义发起，并由各工会推出三人为筹备代表，分任进行”，然后演说劳工要旨：注重各业分会之组织，并须急谋工人本身之利益，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会上推举陈独秀等为筹备世界劳动节大会顾问。②２６日，筹备会议议决于５月１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休工一天。２８日，工界发表宣言：“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唤起中国工人觉悟”，以“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增进中国工人的知识，表现中国工人的人格”。③“五一”节庆祝大会，初有５０００工人前来参加，因体育场为军警霸占，被迫四次改换开会地点，最后在靶子场后面的荒地上举行大会，庄严地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当晚，７团体发表宣言，抗议军阀的压迫，并致函答谢苏俄政府对华宣言。上海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以及所提出的口号和发布的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五一”这一天，广州、北京、①②

　　③《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９日。

　　《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０日。

　　《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５月１９日。

　　漳州等地工人也纷纷举行纪念活动，使中国在“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这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

　　那潮头上拥著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①

　　陈独秀在参加上述工会团体的活动时，很快就发觉这些工会是由“小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②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上海的工会多是些假大空的团体。假，这些团体大都为资本家、工头或政客所把持；大，团体招牌大，名实不副；空，没有工人群众的基础。除了药业友谊联合会是店员自发的组织以外，都不是真正的工人团体。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前后，陈独秀立即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现将有关这方面的活动分别介绍如下：

　　《劳动界》（周刊），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５日创刊，１９２１年１月刊由陈独秀和李汉俊两君发起”，“宗旨在改良劳动界的境遇。

　　……希望劳动界诸君对于投稿及推销两事，大家出力帮忙，好叫本报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③主要撰稿人有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署名震瀛）等。每期内容有演说、国内外劳动界、调查、时①②

　　③《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７日；及该日该报第一版广告《劳动界出版告白》。

　　《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劳动界》第１５册，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红色的新年》，《星期评论新年号》第３１号。

　　事、读者投稿等栏目。

　　《伙友》周刊１０月１０日创刊，新青年社发行，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①“主编系闻名之社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人。②宗旨是“（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③后来由于工商友谊会利用《伙友》宣扬劳资合作，新青年社即不再代为发行。工商友谊会扬言“同陈某绝交”。④至１１月中旬，《伙友》第六期出版以后，便和上海发起组完全脱离了关系。

　　２０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综合这些文章的内容，他着重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宣传。

　　（一）宣传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们是社会的“台柱子”，“因为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存在”。⑤工人每日工作长达十二小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一天的工资却只有二、三角钱，生活非常痛苦，社会地位十分卑贱，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人世间是何等的不平等呵！

　　（二）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工①②③④

　　⑤《劳动者的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演说》，《新青年》第７卷《通讯》，《伙友》第９册。

　　陈独秀：《〈伙友〉发刊词》，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日。

　　《本社特别启事》，《劳动界》第７册，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６日。

　　人为什么苦？工人创造的财富哪儿去了？陈独秀对这个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了通俗的解释。他说：工值“是工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二角。三角二角以外的剩余工价，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值抢去了，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①（三）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世界劳动者的觉悟可分作两步：“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资，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是要求做工的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这第二步要求，虽然“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②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四）批判资产阶级言论。有人认为“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教育，则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

　　陈独秀针对这一错误言论进行了多次的批评。他说：“减时增资是工人应得权利”。③“况且十二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①②

　　③《答知耻》，《新青年》第８卷２号，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日。

　　《劳动者的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演说》，《新青年》第７卷《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中《我的意见》，《新青年》第７卷６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题便绝对没有办法”。①

　　（五）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陈独秀明确指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

　　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②陈独秀等人所创办的工人刊物或给工人写的文章，说的都是工人的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欢迎。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从前受资本家的压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我们祝“《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③可见创办工人刊物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和良好开端。

　　工人有了初步的觉悟以后，便要求组织起来，成立工会。

　　这年的秋天，上海小组指派李启汉开办工人半日学校（次年渔阳里六号召开发起会，各厂代表８０人到会。会议主席李中①②

　　③《劳动界》第５册，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２日。

　　《真的工人团体》，《劳动界》第２册，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２日。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中《我的意见》，《新青年》第７卷６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

　　报告发起会的宗旨是“谋会员之利益，除会员之痛苦”，组织真正的工会。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人到会，被接纳为名誉会员。陈独秀被推举为工会经募处主任，在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指出矿工、铁道工、机器工工会，是现在世界上三个“很有势力”的团体，如能“彻底联络”，那末“社会上的一切物件，都要受他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①会议讨论了机器工会的章程，并由李中和陈独秀起草。１１月在会上再次指出工人团体，须完全由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②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从此，上海工人才有了真正的工人自己的团体。１２月间，上海小组又领导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

　　当上海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共产党小组的成员，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都在积极地从事于工人工作，其中尤以北京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创办的《劳动音》周刊和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与上海的《劳动界》南北呼应，最有影响。１９２０年，是中国工人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一年，在这转变的进程中，陈独秀虽然没有像邓中夏、李启汉那样亲身深入工厂，广泛地接触工人，但以他在思想界享有的崇高声望，所发挥的巨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却是他人所不及的。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各地党组织首先致力于工人工作，到１９２２年便兴起了第一次工运高潮，这其中有陈独秀的贡献，是勿容置疑的。

　　①《申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②《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演说》，《劳动界》第９册，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

{{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组，在好几个大城市里先后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参加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大半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发轫于中国近代工商业最发达、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上海，李大钊筹划于中国的首都北京。两位巨人一南一北相约筹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其根基在于中国社会有它的物质基础、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其整体而言，近代工业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在全国总人口数中也仅占很小的比例，但毕竟代表了中国社会的新的生产力。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只是当时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派，但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全部文化思想的科学结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创建新中国。

　　１９２０年２月中旬，当李大钊第二次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之时，两人曾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①。当时虽然没能作详细的讨论，但两人心心相印，决心要建立中国共产党。

　　①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４、２５日。

　　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先进分子的自觉的要求与行动，而共产国际所给予的协助，又大大地加快了建党的进程。

　　同年３月，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和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人，早年赴俄做工，并参加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维经斯基一行于４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

　　同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①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以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研究系的报纸《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上述的一些成员，还有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经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据陈望道回忆：那时“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在５月间便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负责人是陈独秀，会员有沈雁冰、李①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７日），《“一大”前后》（二）第２２０页。

　　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①上海和北京两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无形中都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当时一度以社会主义相标榜的戴季陶和张东荪也参加过几次活动，但不久便退出了。

　　陈独秀在开始建党时，首先同李大钊接洽，他写信给张申府谈建党的事，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张：“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②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明确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③７月１９日，再举行筹备会，“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④８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８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维经斯基化名）都来参加”。开会地点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二号。上海发起组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①②③

　　④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三）第１５６页。

　　施复亮（即施存统，于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０日赴东京）：《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同上书，第３５、３６页。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２２０、２２１页。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７日），《“一大”

　　前后》（二）第２０页。

　　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①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②从此，南陈北李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约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同时，远在异乡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在热烈地讨论中国改造的根本道路问题，蔡和森在八、九月间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明确地提出：

　　“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党是“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之神经中枢”③。毛泽东回信给蔡和森，说你的“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转告蔡关于建党之事，“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④①②③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１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２７、２８页，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９８、１０４页。

　　《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第２页。

　　陈独秀为加快建党的步伐，他函约王乐平①在济南组织（王本人未加入组织，向陈推荐了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几位青年组党）；陈公博在广州组织；张申府在法国组织②；施存统在日本组织；毛泽东③在长沙组织；派刘伯垂（在沪时由陈独秀介绍入党）回武汉组织。“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④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⑤

　　１９２１年初，除担负临时中央任务的上海发起组外，有北京（１９２０年１０月）、武汉（１９２０年秋）、长沙（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广州（１９２１年初）和济南（１９２１年初）等五个支部相①②③④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１页。

　　《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第２页。

　　毛泽东：“我第二次（１９２０年５月）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斯诺：《西行漫记》第１３２、１３３页，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

　　国与赵世炎联系，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建党（《张申府谈话记录》，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７日）。

　　王乐平，五四时期济南地区著名进步人士，办有“齐鲁学社”，与陈独秀过往甚密。

　　继成立。此后不久，北方数省和内蒙地区的党组织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之下，也纷纷建立起来。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为了迅速地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在上海地区大力开拓革命事业。其中除创办工人刊物，组织工会，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上节已作介绍外，现再个别介绍其他几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外国语学社

　　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地，多年来一直为各地进步青年所向往。他们有的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逼迫离校；有的因反抗封建家庭旧礼教的束缚而出走；有的为寻找真理，追求理想，都纷纷来到了上海找陈独秀等，请求指引与帮助。例如，罗亦农（湖南湘潭人）因受《新青年》的影响，十七岁时“穿了件蓝布大褂，夹了一把雨伞，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他到上海后，就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①上海发起组为了指引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于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２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地点设在渔阳里六号。

　　陈独秀指派上海发起组中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青年团的书记。

　　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由于上海发起组建立了青年团，各地党支部都把建团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到１９２１年底，北京、长沙、武昌、天津、广州等城市都建立起团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发展党员。

　　①李文宜（罗亦农妻）：《忆罗亦农同志》，《人民日报》，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３日。

　　上海发起组为了选送优秀青年到俄国学习，培养革命干部，在１９２０年９月开办了党的第一所学校——外国语学社（校址设在渔阳里六号），以公开办学的名义掩护革命工作。学校的负责人是杨明斋，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分别教授日文、法文、英文。有时陈独秀也来校讲课。学生的来源是由陈独秀等及外埠党员同志直接或间接地介绍来的，学生最多时有五六十人。他们是青年团发展的主要对象。到劲光、刘少奇、任弼时、何今亮（汪寿华）、柯怪君（柯庆施）、蒋光慈、陈为人等等。同年４月间，有二三十名团员赴俄国深造。他们学满回国后都为发展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的成长为中国第一代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二、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陈独秀在筹建共产党时，深感缺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文译本。因此，在１９２０年初，他就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①同年８月，陈望道“费了平生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出，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出版。②９月，李汉俊翻译了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１１月，出版新青年丛书第一种，即李季译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这些著作，对于当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起了极大的作用。毛泽东就曾经说过这样一①

　　②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觉悟》，１９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胡治熙：《缅怀恽师》，《回忆恽代英》第１７１页。

　　段话：“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①三、创办《共产党月刊》

　　《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发起组在中国树立起的第一面共产党大旗。它创刊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由李达主编。共出了六期。它的主要撰稿人都是上海发起组的成员。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写的《短言》，也就是该刊的发刊词，它明确宣称：“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这篇《短言》，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一篇“颇不愧旗帜鲜明”的宣言②。《共产党月刊》对提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认清党的性质与任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四、《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全面介绍苏俄现状

　　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即大力介绍苏俄社会制度，广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就必须有宣传机关和宣传阵地。当时一个现成的而且卓有声望的宣传阵地是《新青年》月刊，它①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１５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１３１页。

　　在国内４３个省市有９４个代派处①。《新青年》是陈独秀创办和主编的，因而《新青年》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格调，也必将随着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而转变。《新青年》与陈独秀是同步前进的，越来越富有强大的生命力。从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新青年》出版第八卷第一号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②总发行所设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二百七十九号，编辑部仍设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二号。把思想界的泰斗《新青年》改办为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这是陈独秀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也只有他才能做出这一贡献。

　　《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以后，便同一直负责发行《新青年》的群益书社脱离了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在上一节介绍《劳动节纪念号》时，曾指出由于该号篇幅扩大，群益书社提高出售价而引起决裂的，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并非是主要的原因。平心而论，群益加价，情有可原。陈独秀坚决与群益脱离关系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独立门户，另辟蹊径，创立新青年社，既发行《新青年》，又发行“新青年丛书”。上海发起组决计不惜工本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迟早是要摆脱群益书社的束缚的。

　　《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以后，它的同人或主要撰稿人也进行了一次大换班。发起组成员的著、译作品，从八①

　　②《新青年》８卷１号底页《本志特别启事》。

　　据《新青年》９卷１号《代派处一览表》。

　　卷一号至六号愈来愈占显要地位，原撰稿人胡适等人的作品退居次要地位。第八卷《新青年》特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先后刊登了３３篇文章，全面地介绍苏俄的社会制度、经济政策、农业制度、婚姻制度、平民教育、儿童教育和职工运动等各方面的情况，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了解到受过十月革命洗礼的俄国现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在当时“是带有旗帜的作用”的。①它澄清人们对苏俄的误解和谣传，揭露了诬蔑社会主义革命的无耻谰言。

　　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旗帜鲜明，具有无畏的真理信念和勇气，但并不妄自尊大，对其他各派思想学说都抱以自由讨论的平等态度。因此从八卷一号至六号，仍然陆续发表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并信心百倍地同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展开了大规模的论战。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
　　进一步地传播和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受到了两方面的阻挠和反对，一是来自右面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力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一是来自左面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极力宣扬不要任何纪律约束的绝对自由，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对于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奋起反击，展开了两场激烈的斗争。两次争论的中心，一是中国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二是中国是创立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还是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党。这两次论战，其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久、影响之深广，都大大超过了１９１９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那次争论几乎是在李大钊与胡适之间一对一地进行的。而在这两场争论中，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以及北京和旅法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几乎是一起投入了战斗。

　　①《陈望道先生谈话记录》，《复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８期。

　　邀请来到了中国，他先后到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讲演。当他到湖南讲演时，有张东荪、杨端六等人陪同前往。１１月６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吹捧罗素对中国提出的主张。张东荪说：我这次旅行“虽未深入内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滋味”。救中国如果“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①张文的矛头显然是指向社会主义的。这篇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发表以后，立即遭到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人反驳。

　　陈独秀写信给罗素，说：中国要发展教育及工业，“这是①《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８卷４号第１页。

　　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的主张：‘中国第一宣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①

　　这封迫使罗素表态的公开信，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罗素名声大，号称当代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又有政治资本，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判刑坐牢，还极力提倡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②当时中国知识界并不了解他的底细。《新青年》第八卷二号三号还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他的事迹。而罗素对陈独秀的信却始终不予答复，这无形中向舆论界揭露了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罗素的本意。张东荪借罗素的声望力主开发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东荪等人的文章和陈望道等人的反驳以及陈独秀与张东荪来往的信件，共１３篇，冠之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总标题，一起发表出来，以便广泛地进行辩论，明辨大是大非。真理愈辩愈明，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批判地继承中诞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也必定①

　　②基尔特（Ｇｕｉｌｄ），即行会，同业组合或协社的意思。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８卷４号第８页。

　　经历一系列的斗争，才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开出科学之鲜花，结出革命之硕果。

　　争论开始以后，张东荪于１２月１５日在《改造》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次年２月１５日，梁启超在《改造》第六号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这两篇长文是当时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代表作，他们两人的基本观点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劳资协作，反对社会主义，否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性。

　　他们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开发实业。

　　而“开发实业方法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世界上没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现在没有谭论社会主义的资格”，中国“缺少真正的劳动者”，①共产党“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因而“决不会发生”劳农革命，“而伪劳农革命恐怕难免”。“伪劳农革命发生不过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②梁启超也认为“今日为改造中国社会计”，不是防止资本主义的发生，而是“借资本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③这些都是最明显不过的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①②

　　③《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现在与将来》。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８卷４号第９、１６、１１页。

　　然而，张东荪在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之时，却为自己的言论涂上了一层社会主义的油彩，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他自称“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信之甚笃”。开发实业“止（只）有协社可行，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但又说“社会主义不妨迟迟”，“不患他不实现，而只患他实现得太早”。①那末应当怎样“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呢，张东荪说现在可做的事是发展文化事业，资本家办学校，办保险事业，废除工头制，实行分红制，把每年红利分给工人，贮蓄于银行，②如此等等。梁启超也认为提倡各种协社（组合）从事互助生产，“此法最中正无弊”。因此应当使资本家“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对于劳动者之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予，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③这些花言巧语道出了二十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心理矛盾状态，一方面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感到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是不可遏止的，因此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

　　针对以上的观点，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纷纷撰文，同张、梁展开辩论。他们的文章大都发表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杂志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青年》八卷四号上《独①②

　　③《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现在与将来》。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８卷４号第１０、１４、８页。

　　秀复东荪先生底信》，九卷一号上李达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九卷三号的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等。现将陈独秀的观点归纳如下：一、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贫乏。中国是需

　　要开发实业，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开发。“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外国资本势力破坏了中国的手工业，造成物价昂贵，使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失业，中国“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必然的状况”。资本主义只能使“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因此，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

　　二、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保全中国独立。中国劳

　　动者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因而不能作阶级斗争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但说中国“缺乏真正劳动者，……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这却是“任意颠倒”

　　事实。陈独秀质问张东荪：“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中国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①①《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新青年》第８卷４号。

　　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人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快

　　要崩溃了，所以才讲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不配讲社会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的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拿国民性的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①李达批评说：“若因为行社会主义运动才提倡资本主义以制造劳动阶级”，就犹如为了提倡妇女放足，“故意为伊缠足，使伊得着有被解放的资格，然后再替伊解放”。②

　　陈独秀进一步阐述，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古代的“简单的均富论”，而“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前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分配方面废除剩余价值，消灭剥削，“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代表生产者的利益；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代表消费者的权利。他们认为这种理想“在各派社会主义中算是最圆满最稳当的了”，其实是一种“调和的理想”。“他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①

　　②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９卷１号，１９２１年５月１日。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９卷３号，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原载《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９日。

　　者底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贸易之类是也。”①

　　总之，我们和张、梁等先生的分歧是，“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

　　现在中国处于内外交困之际，“若不取急进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②是社会革命呢？还是社会改良呢？我们主张革命，你们主张改良。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分歧所在。

　　参加这场争论，对张、梁等人进行批评的，除了上述的几位党员，还有李大钊、李汉俊以及旅法的蔡和森和旅日的施存统等。他们所阐明的观点，虽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都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社会革命，反对社会改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就必须首先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进行革命。这次争论的最大成果，就是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真理。

　　在这场争论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发起组成员，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但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具体的革命方略和步骤。他们忽视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忽视了在半封建半殖民①

　　②《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

　　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性，及其较封建主义生产方法的进步作用；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统统看作是革命的对象，不理解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积极性；他们把一切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破产的农民，统统看作是无产者，并与近代的产业工人一视同仁，无形中夸大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①因此，主张“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②也就是说中国马上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论断显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现状，也影响到这次辩论未能深入细致地进行。然而所有这些毕竟是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前进中难以避免的，也是不难克服的弱点。

{{批判无政府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
　　中共发起组的成员在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争论还未结束的时候，便开始了另一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斗争。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它有许多流派，但都主张无政府、无国家，反对剥削，废除私有制，个人绝对自由。这种思潮早在本世纪之初即传入中国。中国是蔡和森给独秀的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９卷４号，个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很容易接受这种思想。到一十年代，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许多小团体，出版了不少刊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１９１６年４月民声社出版的《民声》，１９１７年实社出版的《自由录》。实社是北京大学学生所组织的，《自由录》的主要撰稿人黄凌霜、区声白等也都是北大的学生。

　　①②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都是自由结合成的，不仅没有统一的领导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而且领导和纪律正是他们所反对的。因此，这些小团体忽生忽灭，时合时散。到“五四”前夕，１９１９年１月，有４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即民声社、实社、群社和平社合并成为进化社，出版《进化月刊》，极力散布无政府主义。

　　五四时期，国外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仅以社会主义的流派而言，就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甚至连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也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令人眼花缭乱，一时分辨不清究竟哪一家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的，才能真正拯救中国。而且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之前，无政府主义的流传已相当广泛，且就其反对封建专制而言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于是有不少的先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便开始攻击马克思学说。黄凌霜于１９１９年５月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诬蔑苏俄无产阶级专政“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强有力的，将享最高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而无政府共产党的主张是“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社会，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等等，……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根本不需要实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的最伟大的贡献，他曾经说他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成之为科学的关键所在。

　　然而，黄凌霜的文章发表以后，并没有立时受到反驳，因为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正处在对各家社会主义流派的学习和鉴别时期，一时还分辨不清真假社会主义。而且，象李大钊、陈独秀也不免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１９２０年１月，陈独秀还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相提并论，一律尊奉为“持论底榜样”。③因此，在北京等地成立共产党小组时，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进来一些①②

　　③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１、１２日。

　　马克思：《歌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

　　无政府主义分子。

　　但时隔不久，中共上海发起组便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在《新青年》、《共产党》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陈独秀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就是当时一篇观点鲜明，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战斗论文。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指出国家的阶级实质。古代的市民国家，中世纪的封建诸侯国家，以及“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

　　陈独秀指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批驳无政府主义者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陈独秀说：“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无政府主义者抹煞强权的阶级性，“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

　　决不是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者“倒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还批判了修正主义。“他们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这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都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劳农专政的学说。“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陈独秀在文章的结尾郑重宣称：“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谈政治》一文观点十分鲜明，标志着陈独秀已经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个叫郑宗贤的写信给他，提出了他的反对意见。陈独秀将郑的来信和他的答书一并刊登在《新青年》八卷三号上。陈独秀说：无政府党绝对不要国家政治、法律的主张，是抹煞资本阶级和非资本阶级的国家的区别，“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我对于劳农专政，“只承认他们在现今及最近的将来这一时代里可以做扫荡不劳动的资产阶级底工具，并不是把他们当作个主义来信仰”。

　　你说社会革命成功以后，资产阶级便被消灭了，没有复辟的能力了，其实不然。“要晓得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底可能，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我要请先生注意的，乃是这过渡时代决非很短的期间！”陈独秀的答书，阐述了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以及从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长期性。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陈独秀到达广州。次年１月１９日他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纵论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等等。他认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际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当他演讲到无政府主义时，着重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所宣扬的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是行不通的，“完全不适用”的。“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服多数，也不许多数压服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么可以人人同意，岂不糟极了么？

　　……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能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政治上立即废除国家法律，在经济上的绝对自由的联合，“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向这条路走，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是何苦呢？”①

　　广州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泛滥的地区。陈独秀的这篇演说词在《广东群报》发表以后，区声白极力为无政府主义辩护，于１月２２日致书陈独秀。２７日，陈独秀复书区声白。

　　如此往返一问一答有三次之多，书信共六件，都发表在《广东群报》。后来，陈独秀将这六封书信编入《新青年》九卷四号，总标题为《讨论无政府主义》。

　　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区声白宣扬“绝对自由”，陈独秀主张民主集中制。区声白说：“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出，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陈独秀反驳说：假定“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该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

　　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

　　在社会革命未成功以前，总是资本制度支配人们的生活，“除非自杀”是没有办法可以退出的。

　　陈独秀还从正面加以解释和批评。“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而且“为社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①《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９日；又见《新青年》９卷３号，１９２１年７月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顽固派”。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

　　陈独秀在给区声白的第三封信里指出，你是信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同意权及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行动，一面又反对强力反对以多数压服少数”，这种“无政府主义已百孔千疮的露出破绽来了”。

　　在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中，中共发起组成员奋笔疾书，投入战斗。《共产党月刊》从第一号到第五号发表的《短言》，李达写的《社会主义的商榷》、《无政府主义的解剖》和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发表的《自由与秩序》、蔡和森在法国为《新青年》撰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都是说理比较通俗，批判比较深刻而有较大影响的论文。

　　这次争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同上次争论一样是不可避免和不可缺少的。同张东荪等人论战的主题之一，是中国需要不需要和能不能创立共产党，而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则更深入一层，是建立什么样性质的政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还是建立一个人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党。经过这次争论，使更多的先进分子明确地认识到共产党的性质和它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建设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进而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次争论使许多进步青年清除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而那些坚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的人，例如北京共产党发起组里的黄凌霜等六人只得退出组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创立之时，就注意到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广东共产党发起组的建立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陈独秀即函约谭平山、陈公博（均为北大学生）在广州建党。谭等为了发展党，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间创办《广东群报》，宣传新思想，介绍社会主义学说。

　　同年９月间有两位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到广州，黄凌霜将两位俄国人“引荐”给无政府主义者。俄国人初到广州人地两生，“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总共九个人，除了两位俄国人外，梁冰弦、黄尊生（鹃声）、刘石心等七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①不久，俄国人在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并在经费上接济无政府主义者，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３日出版《劳动者》周刊，宣传反对剥削和无政府主义的一些观点。这时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较融洽的”。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底，陈独秀来到广州以后，“情况起了变化”，他要建立真正的共产党，明确提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希望争取这批年轻人，说“如果你们合作就加入共产党，不再讲无政府主义了”。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①《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２３页。

　　的观点，①主张反对一切强权，一时双方“进行论争，相当剧烈”，②“独秀与广东无政府党势同仇敌，……互相攻击”。③区声白给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写信，说“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屡与吾党为敌”。④于是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商议如何联合或攻击陈独秀的办法”。⑤陈独秀明白地告诉这些年轻人，“要放弃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才能加入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所以没有加入共产党”。此后，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两位俄国人也不再与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了，“《劳动者》因缺乏经费”，⑥只好于１９２１年１月停刊了。

　　支部，党员除陈独秀外，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成立支部时，陈独秀还特地指出，不能让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情况也不给他们知道”。⑦广东支部的成立，充分地证明了不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不在思想上同他们决裂，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共产党。①②③④⑤⑥

　　⑦谭天度：《关于广东党组织成立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劳动者》第１４６、１４３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６６８页，１９８０年版。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一○二二（二）２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６６８页，１９８０年版。

　　《郑佩刚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１８１页。

　　沙东迅：《一访刘石心先生的记录》，《劳动者》第１４２、１４３页，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新青年》编辑部分化陈胡争论延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政治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得最明显的是“五四”前期新文化统一战线的核心——《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

　　“五四”前期新文化统一战线包括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及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不久，《新青年》编辑部的两位主要成员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争论虽然规模狭小、时间短暂，但已暴露出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李大钊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胡适主张实验主义，对社会进行点点滴滴的改良。从此，《新青年》编辑部发生了裂痕，一个无法弥缝的裂痕。

　　秀一人主编，该号发表了《本志宣言》，“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于世。但是，《宣言》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陈独秀思想，并不能代表当时“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况且在《宣言》发表之后，也正是陈独秀思想突飞猛进之时。发表《宣言》之目的，是为了求得社员思想的一致，但这个期望在《宣言》发表之时就落空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是无法避免的。

　　就以《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发表的文字来论述吧！紧排在《本志宣言》之后，是胡适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什么是新思潮？胡适说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那末马克思主义总该算是一种“学理”吧！照理应在“输入”之列。可胡适说：“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外，决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考的习惯”。

　　胡适所蔑视的《赢余价值论》，不言而喻指的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学说。而他所攻击的《全民政治论》却正是陈独秀在《本志宣言》里所主张的“真的民主政治”，即经过“民众运动社会改造”，“把政权分配到全体人民，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这就是说要把有产者的政治改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必定要经过“民众运动”形成一场社会的大变革。

　　胡适却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他所说的“改造”、“解放”、“进化”，都“是一点一滴的”进行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解决”。①也在七卷一号上，还登载有陈独秀写的一篇《随感录：过激派与世界和平》，文中指出“现在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

　　布尔什维克，都说它“扰乱世界和平”。而“痛恨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的各强国，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的土地权利，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呢？“反对李普克内希所创斯巴达苦司党（他们的①以上关于陈独秀的引文，见《本志宣言》，７卷１号；关于胡适的引文见该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主张，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相同，都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动政府）的德国政府，又在那里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这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呢？陈独秀说：“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

　　陈独秀和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是并肩奋斗的战友，是誉满全国的人物，可现在他俩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所发表的言论，其间之思想差异是何等地明显呵！两位曾经并肩战斗的盟友，现在思想深处默默地发生了裂痕。

　　在“五四”前期，《新青年》并没有要求它的撰稿人要有“公同意见”，但那时他们的目标和步调大体上是一致的，共同提倡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新文化。现在他们一起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是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或是社会改良的道路；是信奉马克思主义，或实验主义，或其他什么“新”主义，历史将迫使他们每一个人作出抉择，并将公平地对他们作出检验和评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大踏步地前进；死抱着实验主义的人在原地踏步不前，甚至向后倒退。但是，《新青年》编辑部作为一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尽管成员之间的思想裂痕在默默地扩大与加深，还暂时地保持着表面的统一。因此，七卷一号至五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至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就编辑成了一个兼容并包、百家杂陈、汇集了各种思潮的刊物。这一奇特的现象固然反映了各个撰稿人的不同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了主编陈独秀正处于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他也需要在比较、鉴别中学习，而后决定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当时百家中的一家，它朝气蓬勃，富有无限的生命力。到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六号，即《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占领了《新青年》这块在舆论界享有最高声望的阵地，《新青年》和它的主编正式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愈来愈多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它撰稿，这在《新青年》编辑部北京同人里引起强烈的反响。

　　陈独秀觉察到这种反响的强烈。因此，当他编完《劳动节纪念号》时，于４月２６日写信给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十二位在京的主要撰稿人，提出《新青年》“以后拟如何办法”，“是否继续出版”的问题。如果继续出版的话，关于“编辑人的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北京同人是怎样答复这封信的，笔者迄今未见到这封复信，只得略而不论。至于陈独秀的本意，无疑是继续出版，并由他“在沪担任”主编。因为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建，需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时，他怎舍得轻易地放弃这块阵地呢。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新青年》从八卷一号（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积极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批判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念及往日的盟友，他自然要征求北京同人的意见。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前后，陈独秀又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之、高一涵、周豫才、周启明等九位同人，说他“日内即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①１６日夜，陈独秀即将登轮赴粤之时，又写信给胡适之、高一涵，重申“《新青年》编辑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发行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这是封打招呼的信，编辑和发行工作的人选均已确定，在这个既定的安排之下，可“稍改内容”。不过，陈独秀还是希望联络北京同人，请他们“多做文章”的。

　　陈独秀没有把《新青年》托给北京的同人，例如他往日的盟友胡适，而交给了一位与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陈望道君，这使北京的一些同人感到不满，其中尤以胡适为甚。于是在《新青年》同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新青年》的性质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新青年》应该不应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胡适回信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胡适很明白，只要《新青年》掌握在上海同人的手里，他就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政治方向。因此他提出了三条办法：

　　“１．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杂志。”从此，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分庭抗礼。

　　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９０、１１５页。

　　“２．若《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这是要中共主要发起人陈独秀退回到《新青年》创刊时的立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第三条办法，是陶孟和提出的，“暂时停办”。

　　据胡适说，他这封回信惹得陈独秀“动了一点感情”，对“宣言不谈政治”，“太生气”；说另办一个杂志“是反对他个人”，“此事与《新青年》无关”。①对于“停办”的意见，陈独秀写信给陶孟和，表示要同他“决绝”。②陈独秀这个人喜怒形于色，当他发火的时候，也往往是他说话走火的时候。他没有理由反对胡适另办一个杂志，但他那反对“不谈政治”的异常坚决的态度，使胡适在北京同人面前一面表白“我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一面又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Ｓｏｖｉｅｔ＆Ｒｕｓｓｉａ的汉译本”。胡适所不满的，正是上海同人所悉心向往的。

　　当胡适再次与北京同人商讨办法时，他首先声明原拟的第三条办法“停办”，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也取消；“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只要能掌握编辑大权，情愿做些小让步。让步争得了一些人的同情，但北京同人依然是议论纷纷，甚感棘手。

　　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抚五都赞成胡适的办法。陶、王二人还说“如实不行则停刊，万不可分裂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①

　　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１９页。

　　以上引文，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李大钊“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刊比分裂还不好”。

　　周作人、周树人认为“《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①

　　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至于《新青年》“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这与我们“不相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办〕”②，“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③

　　的确，谁也阻止不住陈独秀和他的新战友继续办《新青年》。《新青年》本是陈独秀一人创办的；他到那里，《新青年》编辑部就跟到那里，他被捕入狱，《新青年》停刊五个月；即使轮流编辑时，他也少不了要多负点责任。现今正当《新青年》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以崭新的革命风貌出现于舆论界，他当然不肯将编辑大权交给虽曾同他共同战斗过，而今道不相同的旧友。《新青年》编辑部终于不可避免地分裂了。

　　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不仅发生在《新青年》编辑部，同时也发生在其他社团，其中尤以“少年中国学会”里的争论与分裂最为激烈和明显。所有这种争论和分化现象，归根结①②

　　③《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２２页。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条道路的分歧，即中国走社会革命的道路，或是走名为改良主义而实为资本主义的道路。

　　《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分化，表现在陈独秀与胡适之间最明显，一个成长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荣任中共中央书记；另一个依然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仇敌，而是应当批评与联合的对象，因此陈独秀与胡适两人之间的友谊并未因政治思想的分裂而致断绝，仍然时密时疏地维持着。

　　界当局逮捕，胡适都参与了营救活动。陈独秀为张申府找职业，为蔡和森的书稿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事，曾多次致函胡适，请他帮忙解决，他们的友谊还是相当亲密的。

　　然而，由于两人的世界观不同、政治主张的分歧，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公开的激烈的争论。１９２２年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大肆宣扬所谓“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于是陈、胡之间立即爆发了一场争论，陈独秀批评联省自治，是借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

　　１９２３年，陈独秀和胡适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又发生了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朋友一道前进，然而他们各有各的哲学观，谁也不肯向对方靠拢一步。陈独秀认为“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胡适认为“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陈独秀指出“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为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

　　“照适之的意见，只须具体的说明科学的人生观，不必去力争科学可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像这样缩短战线，只立不破的辩论法，不是纵敌，便是收兵”。陈独秀不愧是胡适的诤友，他希望“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胡适说：“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①平等的争论，尽管是尖锐的激烈的，但并不伤害感情，这是他们的友谊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两人的思想差距越拉越远。陈独秀总希望拉着老朋友一道前进，可胡适不领情，有时且反唇相讥，责怪陈独秀的思想言论前后矛盾。这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胡适于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２日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的《努力的问题》一文，说：“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

　　……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即陈独秀——引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这等于是指着鼻子骂陈独秀。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确曾骂过义和拳，但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也随之纠正了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态度。胡适所厌恶的，正是他的老朋友的进步，而且破口大骂为“讼棍”，这不能不说有失学者的风度。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陈独秀这次默不作声，没有以牙还牙。

　　以上所列举的是一些公开的见诸文字的争论，即使私下①《科学与人生观·序》，及胡适与陈独秀答辩。

　　谈话，两人也总免不了争吵。１９２５年冬，胡适住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医治痔疮。陈独秀“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的坐了好一会，……也去了”。

　　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①不用说，这“重新挑起”的争论，同样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争论，似乎既是他们友谊的表现形式，又是维护友谊的纽带。

　　到了三十年代，情况两样了。一个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达五年之久，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走出了监狱的铁门，没多久便蛰居于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山村，行动不自由，也好像是被人们遗忘了。他在贫病交迫之中，苦中取乐，啃那枯燥无味的文字学，蹒蹒跚跚地走向他一生旅途的终点。另一个是踌躇满志，高昂阔步地进入政界，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的大使。这时期，两位“五四”时的盟友，两位不同命运的人，虽偶有书信往来，也不过是藕断丝连罢了。

　　①汪原放：《胡适和〈胡适文存〉》（油印稿）。

{{主管广东教育立志革新}}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很时髦的东西。当时占据闽南漳州地区的粤军司令陈炯明就曾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度与苏俄政府有所联系。１９２０年并于１０月２９日攻克广州。１１月１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于２８日由沪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

　　当陈炯明还在闽南时，为邀集国内教育家筹建西南大学，曾在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７日电北洋政府，要求“切实保护陈君（独秀）赴沪，以便借重筹议”。①后西南大学未建成，陈炯明即聘陈独秀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今省教育厅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应聘去广州。李大钊认为“领导广东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

　　（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

　　（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②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的希望，认为广东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很想借此机会在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工作。于是向陈炯明提出了应聘的三项条件：“（一）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１２７页。

　　《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九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①陈独秀不务虚名，既要教育的行政大权，又要财权，想在教育改革方面施展他的抱负，干出一番事业来。１２月１１日，陈炯明电促陈独秀来粤，“并保证决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②陈独秀决定受聘，临行之前，安排上海方面的工作，由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

　　振英等。船行经香港，停泊于码头，时有三位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慕名“到船上会见陈，并携带《真善美》刊物给陈看。他看了以后倍加赞许，鼓励三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这三位青年都成长为香港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党组织的发起人。③１２月２５日，陈独秀抵达广州，④下榻大东酒店。不久即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门口贴着一张字条，上书“看云楼”三字。这是陈独秀为自己的住所起的雅号。所谓“云”，许是借南海蓝天的白云喻指政治风云的变幻吧！

　　在广州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主要是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创办的《广东群报》，他们都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①②③

　　④《申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７日。

　　梁复然：《广东党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广东特约通讯》，《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生，也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师生关系相当密切，这为陈独秀在广东的活动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陈独秀初到广州时，“看云搂”云集各界人士，纷纷邀请他发表演说。他把演说看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方式，几乎是有求必应，单是１９２１年１月间，大型演说就有七次之多。

　　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２０日，在省教育会演讲《教育与社会》。２２日上午，在省立第一中学讲《中学生之将来》。同日下午，在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演讲《工业学校与劳动运动》。２３日，在女师演讲《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２９日，在省女界联合会演讲《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这些演说词都及时发表在《广东群报》上，其中重要的转载于《新青年》。自１９２１年１月至７月，陈独秀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杂志上共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教育改革的方针。关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以及建立广东党组织的情况，已有专节介绍，现侧重介绍他的教育思想和在教育改革方面以及与当地顽固派斗争的情况。

　　陈独秀很重视教育工作，他早在１９０４年就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关于儿童教育的文章，认为教育儿童“也要像栽培草木一样，不可压制拘苦了他，要叫他心中时常快乐，自己晓得学好。这样便和草木得了春风时雨一般，自然生机日发”。①十年之后，当他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时候，形成了以个①三爱：《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安徽俗话报》第１４期，１９０４年性解放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崇拜近代西洋教育的方针：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想象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中国教育恰恰违反了这三条，因此，“必须取法西洋”。①

　　“五四”以后，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不在教材的新与旧，而在于方法新和精神新。

　　“就是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研究他的时候，要是方法不新，还是白说的”。什么是新方法新精神呢？他除了再次提出启发式的教育外，又新提出了两条：教育要趋重社会和讲究实际应用。②

　　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又发生了明显的进步。１９２１年１月２日，他在广东高师演讲《新教育是什么？》，次日《广东群报》刊登了这篇演说词，后来《新青年》八卷六号予以转载。这篇演说词最能代表他这时的教育主张。

　　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既不在教育形式之不同，也不在教材之新旧。“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这是形式上的不同。但“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是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的”。

　　“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新教育是习科学，……也不过是教材上的分别，不能当作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若是用研①

　　②《新教育的精神》，《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

　　《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３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７月１日。

　　究科学底方法研究经史子集”，便不能说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这种教材的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呢？因此，必须另外找出区别新旧教育的分界限。

　　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的分界限是，旧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它“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新旧教育思想的不同，反映了对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即社会力量大，还是个人力量大。陈独秀说：“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如果教育只是为了给社会增添一两个好人，这并不能使社会变好；除去一两个恶人，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不恶。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底表现。前二者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底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其实都是妄想”。单纯依靠教育是不能改革社会制度的。因此，“改革教育底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也就是说改革教育的着眼点及其目的都在改革社会。

　　根据这一基本观点，陈独秀指出了旧教育与社会分离的弊病，“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脱节。

　　这种弊病表现在受教育者身上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二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过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并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相应地设立学校及科目；三是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旧教育是贵族的神秘的，“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教育，仍然不脱离贵族的神秘的习惯”。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

　　在教授方法上，旧教育是教训式的，“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新教育是启发式的，“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要虚心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的反映”。我国古代教授法也并非全是教训式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至于现代欧美各国的教育“还是教训式的居多”。①从以上这个简单的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出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是随着他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的发展变化同步前进的。

　　当他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礼教的时候，他把教育看作是追求个性解放的手段，并一味地崇拜西洋教育制度。从“五四”起，他开始注重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而真正把握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在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反对“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提倡“教育是客观的，①以上引文均见《新教育是什么？》一文。

　　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并对西洋教育制度作了一定的批判，进而提出教育为改革社会而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为此，就必须打破贵族式的教育，“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教育权。这就是陈独秀在刚任职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对教育提出的改革意见。这些意见在当时毫无疑义是新颖而又深刻的。陈独秀也只有在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之后，才能回答新教育是什么这一问题。

　　陈独秀在广东从事教育工作有半年多的时间，他一到广州，还没有安顿下来，便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三大纲领：（一）

　　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其普及。

　　（二）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剧场、戏院、音乐、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陈独秀认为永久的教育根基，是在未成年教育，而目前非注意成年教育不可，尤以社会教育为最要注意，使在短时间改变一般人民的思想和知识程度，同时努力普及工业教育。①又说：“刷新教育，必先搜罗人才，大学所在即人才所在，故须先行建设大学”，一为招集人才，以谋教育之发达；一为容纳过剩的中级毕业生。他决定以广东高等师范校址筹办广东大学。②

　　陈独秀为加强对全省教育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广东全①

　　②《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

　　《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省教育委员会为全省教育最高行政机关。委员会由政务委员和事务委员组成。政务委员八人，由省长委任四人，由全省大学校长、学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四人。委员长由全体委员互选产生，总揽全会事务。省长任命的委员，倘经委员会多数认为不适当时，得请省长改任。为发展教育事业，陈独秀还制定了教育经费年度核算表。总计费用为３５７万元（不含县办教育事业），其中学校经费为２１５万元，社会教育费９０万元，特别费（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筑费）５２万元。①这个预算表不久就为孙中山总裁和陈炯明省长所批准。②１９２１年戴传贤、许永清被委任为政务委员。教育委员会举行会议，议决筹设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等社会教育机关。③陈独秀虽然雄心勃勃，多方筹划，但由于种种限制，他对广东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在经费核算表里最显眼的是宣讲员养成所有３０万元的经费，而一个省立中学的预算费才３万元，一个专科学校也只有１０万元。为什么宣讲员养成所会有这么多的经费，它是个什么性质的学校。陈独秀说创办宣讲员养成所的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所长由陈公博担任，教员有谭平山、谭植棠、①②

　　③《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３日。

　　《晨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７日。

　　谭天度等人，“学员是从社会青年中招考来的，分甲乙两级。

　　甲级一年毕业，乙级半年毕业。甲乙两级都有学员五六十人。

　　……教授的课程有政治、历史、地理、语文、社会教育和逻辑学等”。养成所出来的学生后来有不少成为广东党、团的骨干分子。

　　开办工人夜校陈独秀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先试验办机器工人夜校。一时参加夜校的有１００多人。①２月１０日，广州理发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受邀到会演说，在谈到工人学习问题时，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②到２月下旬，理发工会会员猛增至千余人，并自行开办夜校。２６日，夜校举行开学典礼时，陈独秀到会祝贺。

　　首创中学男女同校陈独秀委派袁振英任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前身）校长。袁实行男女同校，遭到汪精卫及守旧派的反对。陈独秀指示袁振英与汪论争。③３月２３日，省教育委员会议决开放女校。

　　此外，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培养中小学国文教师①②

　　③《袁振英的回忆》（１９６４年２—５月），《“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１６８页。

　　陈独秀：《在理发工会演说辞》，《劳动与妇女》第１期，１９２１年２月１３日。

　　谭天度：《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广东文史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２４辑。

　　陈独秀办事果断激进，雷厉风行，在进行上述各项工作之同时，着手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还创刊了《劳动与妇女》周刊，努力宣传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

　　陈独秀在广州的言论和活动，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支持的，自然也有反对的。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陈独秀来广州之前，“一般稍有思想的青年”对他信仰和盼望的心情是“何等深切！何等热烈！不意他到了广东，而反动大起”，竟有省议会的一些议员、教育界的学棍、政客、资本家、孔教徒、守旧派、基督徒及无政府党八种人反对陈独秀。①３月中，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旧派教职员集会反对该校由国立改为省立。高师改为省立本是省长陈炯明决定的。他认为“广东现为自立时期”，“所有省中各学校当然受其管辖”。但旧派教职员独“集矢”于陈独秀一人。他们呈文省长：若任令陈独秀“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②以此挑动学生反对陈独秀。一些省议员公然提出驱逐陈独秀出广东一案，诬指他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尤其恶劣的是有人捏造谣言，说陈独秀演说“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③无政府党也深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不相容”，也主张赶①②

　　③《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２１日。

　　《晨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２４日。

　　钊君：《从无政府主义的眼光批评反对陈独秀者》，《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快把陈独秀驱逐出广东。①旅沪粤人广肇所通电攻击广东教育事业的革新。总之，从封建顽固派到极左派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发起了反陈独秀运动，一时闹得广州乌烟瘴气，以致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也“正正经经”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②诙谐幽默的回答，含着讽刺挖苦的意味。可那些蠢伯们听后莫名其妙地“呵呵大笑”。从这件小事也可看出当时攻击陈独秀的谣言是何等的猖獗！

　　对于这些诬蔑不实之词，陈独秀感到“又好气，又好笑”，起初采取不予置理的态度，认为“稍有常识的人，必不相信”。③３月８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借“广州归客谈”之口，整篇地披载上述的那些谣言，于是《广东群报》不得不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揭露。１８日，陈独秀也在该报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２５日上海《民国日报》转载此文，说：“我在广州各校的演说，众耳共听；各处的演说辞，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无该报所谓禽兽学说，……

　　用不着我辩证的。”“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底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至①②

　　③《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２０日。

　　《实庵自传》。

　　钊君：《从无政府主义的眼光批评反对陈独秀者》。

　　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者，和姬妾众多的大腹贾以外，没有人肯主张罢！”①后来，陈独秀又在《民国日报》上连续三天登载《启事》，说“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儆邪僻，决不取以前置之不理态度”。②公开地揭露、坚决地驳斥和京沪穗三地大报的声讨，彻底粉碎了无耻之徒所散布的无耻的谣言。

　　在教育工作方面，使陈独秀感到最棘手的是权限和经费问题，这两条在来粤之前原是约定好了的，但侵犯教育行政权的事仍时有发生。五月中旬，廉州中学校长辞职。钦廉善后处擅自委任由某人接任，且竟然得到了省署的同意。这使“陈独秀恼怒异常，……力驳省署办理之非”。③关于筹办大学预科及第一师范，虽然已开出预算，择定地点，但经费“未能按期照发，诸事难以搁置”，陈独秀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若留恋不去，拥此虚名，不独无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④同时，上海方面，李汉俊等人于５月间派包惠僧来广州，要他回沪主持党的工作。７月间，中共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他为中央书记。于是陈独秀决定回上①②③

　　④《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５月１６日。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５月１７日。

　　《陈独秀启事》，《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２—２４日。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８日。

　　陈独秀离开广州以后，由他倡议并开办的宣讲员养成所、机器工人夜校等都相继停顿。但半年多来，他毕竟在广州播下了革命种子，因此当１９２２年４月他为筹备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再来广州时，那时的广州已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工人运动}}
　　马林到达上海之后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俄国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同李达商议，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①国际代表的到来，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陈独秀在广州接李达信以后，表示他不能去上海，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他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去出席会议。②陈独秀虽然不能参加会议，但很关心建党的事。早在这年的２月间，他曾经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李汉俊看后“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①

　　②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大”前后》（二）第３８６页。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１０页。

　　要党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①现在他接到李达的信后，又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陈公博带到上海。这四点意见是：“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②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发展和教育党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注重组织纪律和争取群众、夺取政权的意思。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达、李汉俊、王烬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博１３人，代表全国５０多名党员。此外还有国际代表马林等也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指工人运动的组织而言），三人组成中央局。③《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经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没收机器，……归社会公有”。

　　《纲领》的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①②

　　③李达：《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３日）》（存上海文管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１３６页。

　　《“一大”前后》（二）第９页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①中国共产党这时虽然人数很少，但它是遵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象一棵新生的幼苗，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必将成长为一株枝叶茂密的参天大树，盛开革命之花，满结胜利之果。

　　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为什么大会选他做中央书记呢？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陈独秀之所以被选为书记，是由于他在“五四”前期宣传科学与民主所赢得的信誉和声望。其实，与其说是“五四”前期的声望，不如说是他在“五四”后期的声望。“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那时有声望的人物，不只陈独秀一人，胡适也是个声名显赫的人物。再说，如果仅就民主革命而言，有谁的声望能超过孙中山先生呢！代表们选举书记显然不是以民主革命的尺度去衡量和挑选的，而是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去衡量和选举的。从“五四”前期宣传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新文化，转化到“五四”后期宣传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推动和体现这一转变、并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批判假社会主义，并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任党的发起组的书记，现在代表们要选举中央书记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可谓非陈莫属。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陈独秀应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沪任书记。于是又派包惠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

　　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原是为了推进广东革命事业而南来的，现在他当然不会不顾党的工作而久留广州。８月１７日，他致函陈炯明，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说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又批其辞呈云：该委员贞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毋庸议云。”①从这件电文看，这时陈炯明是真心实意挽留的。陈独秀辞职不获准，只得借词医治胃病请假离粤。行。②

　　在从广州回上海的船上，包惠僧问陈独秀“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又说：“做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③这段话所表述的思想与“一大”通过的《纲领》是相一致的，都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中国革命的直接任务。因此，党史学界有同志把这种言论称作为“一次革命论”，这一论断似是而非，并不确切。当时一些共产党员深感旧民主革命的道路①②

　　③《“一大”前后》（二）第３８７、３８８页。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０日。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３日。

　　是走不通的，他们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当时的学习是相当困难的，翻译成中文的经典著作，少得屈指可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刻，不全面，不过是初步地学习了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特点——改造世界的实践性，使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可对本国的国情缺乏深入分析，认识不深刻，更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其理论准备是不充分的，也不可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什么“论”。因此，与其说是什么“一次革命论”，勿宁说是当时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向往之热烈与改造中国心情之急切。

　　２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职业了，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如果说他有职业的话，那就是以革命为职业了。二十年代脱离生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只给３０元或４０元的生活费，这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开销的。他虽然经常给党刊写文章，可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那时，商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他“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致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元，……”①陈独秀担任商务名誉编辑的时间估计是不会很久的，因为至今没有发现陈独①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新文学史料》第４辑。

　　秀在二十年代曾为商务编辑或写过什么作品，商务是不会白白地给他每月３００元的，而且他后来的经济生活也常常发生困难。他的经济主要来源于１９２２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

　　亚东图书馆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他没钱用了就来到亚东，但又“从不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素，汪孟邹每当“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要问他一句：‘拿一点钱吧？’他点点头，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再去了”。这些钱当然是从《独秀文存》版费里支出的。每逢到这种情况，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都与陈独秀相识）总不免要议论一番：“他家里有钱哩！他不管怎么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①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因此，谈了几次都谈不拢。有一次马林的翻译张太雷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①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

　　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①这里且不说中共不要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否正确和能否行得通的问题，而须着重指出的是陈独秀一上任他的老毛病作风生硬粗暴便暴露出来了。他平时和同志们辩论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过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②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③这个批评不免失之偏颇，但作风粗暴伤害同志的自尊心，这对于一位书记来说，确是一大缺点。

　　陈独秀初到上海时，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三人，别无工作人员。三人聚会常在陈的卧室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三期至第七期止）”④。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十五种共产主义读物。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工作的时候，１０月４日下午２时许，有三位“白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不一会儿来了两部①②③

　　④《“一大”前后》（二）第１４页。

　　《“一大”前后》（二）第５４页。

　　《“一大”前后》（二）第１６页。

　　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汽车”，把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５人，都被法租界当局捕去，《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到捕房后，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

　　不久褚辅成和邵力子去陈家访问时也立时被捕。褚辅成到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这一下陈独秀的身分暴露了。等捕房查清褚、邵两人身份后，即被释放。其余五人关入牢房。

　　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等４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被捕时，４人确是在打牌——笔者），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法庭将高释放，其他４人仍回监。在牢里陈独秀对包说：

　　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

　　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将陈保释出去，但得随传随到。五天后，包等也被保释。为了营救陈独秀，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

　　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１００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出狱以后，他们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五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才顺利结案的。“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陈独秀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现在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①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１１月间，陈独秀签发《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至明年７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２０００名；“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２０种以上。“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青年及妇女运动，各区也应“切实注意”。②中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

　　在上述各项工作中最主要的是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８月中旬，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主任是张国焘，干事有李启汉、李震瀛等人。不久又设立了五个分部，即北京分部（包括天津、唐山地区，负责人是邓培、罗章龙）、武汉分部（负责人是包惠僧、林育南）、湖南分部（包括江西安源，负责人是毛泽东）、广州分部（负责人谭平山、冯菊坡等）和山东分部（负责人王烬美）。中共将它的主力投入了工人运动。各分部的负责人和一些党员创办了工人刊物，启发工人觉悟；或深入工人区，开办工人补习学校，联络和教育工人；或按产业组织工会，发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

　　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第２页（李达对被捕时间误为１９２２年１月）。

　　动罢工斗争，并在斗争中各地工会互相支援，增进工人阶级的团结。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地由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阶级。

　　陈独秀这时很重视工人运动。蔡和森、李立三于１９２１年底从法国回到上海，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后来又派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当陇海铁路罢工取得胜利以后，陈独秀写信给罗章龙，说“陇海罢工捷报先传，……这是我党初显神手的重大事件。已派大汉（即李震瀛）等北来，盼兄放手做去，勿稍停步，如有需要，当尽力所及，作君后盾。”①据不完全的统计，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２２年５月，陈独秀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１０多篇专门论述工人运动的文章，其中尤以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发表在《先驱》第七号的《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最为重要。这篇文章一开头便说“现在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都已经使我们……觉得非从事劳动运动不可了”，做劳动运动的人应该知道下面的七件事：

　　（一）“现在所谓劳动运动，乃专指工厂劳动、矿山劳动及交通劳动（为主的铁路、轮船）而言，因为只有这三种劳动是资本制度产生的，是有近代意义的，是可以做无产阶级之中坚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无产阶级倘失了这中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陈独秀把近代产业工人与一般的个体劳动者区分开来，并充分估计到产业工人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①罗章龙：《椿园载记》第１６８页。

　　（二）“在无论何国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总靠有许多劳动者以外的热心人从事劳动运动，然后劳动运动才能发生、旺盛起来。”这是明确地指出革命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是靠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的。

　　（三）劳动组织系统有三种：“（１）党派的组织，不分劳动者所属的职业或产业，但依党派的政见而结合”，这“最适合于阶级斗争，但在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极难成立”。（２）职业的或产业的组织。（３）地方的组织。这两种“都比较容易实现”。但仅仅一个地方的产业工会，不可象招牌工会那样“冒全省全国总工会名义”，且尤须注意“一个地方的联合会，必须是团体的联合”，即工会与工会之间的联合，而不是象招牌工会那样是少数政客、工头之间的私人苟合。

　　（四）“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但是在这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便不得不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的战略。”劳动者“对于别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以争取劳动者的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自由，“万万不可空唱高调”。

　　（五）对于其他党派的态度。劳动者“反对”基督教会及反革命的顽固党，“对于一切非革命的政党，都不可和他们接近，……对于非革命的社会党（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劳动者也不应该亲近，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主张劳动者的权利，而实际上是延长资本制度生命的。安那其派（即无政府党）

　　……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及强制执行，如何能组织强大的团体去干革命的事业呢？劳动者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

　　（六）“八小时工作制度及星期日休息，是劳动运动中重要事件之一，此目的不达，一切教育问题、卫生问题、集会问题都无从谈起。”

　　（七）“罢工自然是劳动者对付资本家的惟一武器，但实行罢工时，必审度资本家企业状况及劳动市场底供求状况。”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指明了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及其最终目的，阐明了工人阶级对各党派所应该采取的不同的态度，以及当前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对工人切身利害的关系等问题。《告做劳动运动的人》是当时对工人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篇纲领性的文献。

　　此外，陈独秀还结合工运斗争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撰写了许多篇战斗性的短文。当劳动组合书记部等五大真正的工会团体与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五大招牌工会试图联合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时，陈独秀发表文章“欢迎他不称总工会而称代表团，可见他们很觉悟总工会的名义不便假冒”。①当招牌工会拒不联合而发生决裂以后，上海各工业代表团便成为中共直接领导的工人团体。这时陈独秀指出决裂可“促起真正工人对于非工人组织之觉悟，更是一桩大大的幸事”。②并进而揭露招牌工会“是虚张声势”，不仅在“外省没有支部，就是在上海的会员也并没有几个真正工人”。那个①

　　②只眼：《再次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５日。

　　只眼：《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７日。

　　“号称全国总工会的只有会长一名，会员一名。人家称他做‘一个把总一个兵的工会’”。他们“现在乘着劳工神圣的潮流，想假借工会的名义来追随绅士们打电报出风头，……花钱不多，便可得着全国工会会长的头衔”①。当香港海员罢工爆发以后，受到长辛店、武汉等地工人的声援，陈独秀指出这“是中国劳动阶级觉悟的第一声”，而招牌工会不敢支持海员罢工，“便没有出头说话的资格了”。②陈独秀针对香港海员的雇主大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指出劳动界除阶级觉悟外，“还应该加上民族的感情”，劝告宁波水手万万不可“贪小利”而被招雇，“破坏同行而又同胞的广东水手团体”。③这些文章对当时工运的发动都起了宣传与鼓动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与领导之下，中国工运逐步趋向高涨。１９２１年１０月，上海一地的罢工次数比上月多三分之一，而且没有一处罢工不取得胜利的。④为了进一步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共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为此，陈独秀于１９２２年４月下旬第二次来到了广州。５月１日至５日，召开全国劳动大会。１日，各地代表与广州工人举行五一节庆祝大会，陈独秀即席演说《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会后举行有１０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劳动大会最成功的是通过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①②③

　　④《劳动周刊》第１１号，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９日。

　　只眼：《宁波水手》，《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０日。

　　只眼：《答上海工界》，《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

　　只眼：《工人与军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８日。

　　为全国通讯机关，这等于是公认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运的唯一领导机关。

　　大会，陈独秀在会上演讲《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马克思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①

　　两个大会促进了中国工运的第一次高涨。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２２年全国罢工有１００次，罢工人数２１万人，这年有“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的美称。②陈独秀在两个大会结束以后，由陈公博陪同到惠州访问陈炯明。这时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已被免去了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陈独秀原想去调解孙、陈之间的矛盾的，但见陈炯明“室内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架满了军用电话”，觉得事不可为，“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③很快就返回上海了。

　　①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
　　②德敏：《中国职工运动三十年大事纪要（一）》第７４页。
　　③《广东群报》，１９２２年５月２３日。

第六章　国共两党合作初期{{起草“二大”宣言批判“联省自治”}}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既然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的任务，因此在《决议》里也相应地规定中共“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①。据陈公博说，在“一大”通过的宣言里，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不值”。《纲领》、《决议》和宣言三者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对于宣言是否要发表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直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才提出一折冲方案，将来这篇宣言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②书记陈独秀决定不发出这个宣言。因为在他看来南北两个政府毕竟是有区别的，而且他本人当时正在南方政府管辖的广东省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①《“一大”前后》（二）第４２１页。
　　②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

　　中共对其他政党，特别是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如果立即干社会主义革命，那末南北政府自然都在反对之列，如果是干民主革命，那就应当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这是“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答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起了促进作用。

　　意、比、荷、葡、中九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确定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问题。为了对抗这次会议，共产国际于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１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的代表。大会贯彻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国共两党的代表，先后问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列宁的提问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及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２月２日，大会闭幕以后，代表们陆续回国。张国焘回到上海以后，向中共中央汇报，说明了大会确定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而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是勾结在一起的，并指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等。①在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人便在《共产党月刊》、《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这次会议的阴谋。陈独秀于１９２１年９月１日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发表《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一文，批评有些人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免除外患千载一时的机会，列强至少美国必然主张正义人道，帮助中国抵抗日本”，这简直是“与虎谋皮”了。他认为这次会议如果列强“互相妥协了，则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不但没有解放的希望，被压迫的程度将比以前更甚，尤其是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到列强分管或共管的命运”。会议讨论的所谓远东问题，不过“是讨论列强间尤其美日间如何均分及防护在远东的利益”，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的呵”！中国人民长期地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具有光荣的反帝斗争传统，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本质，因此，当张国焘汇报以后，中共中央“欣然接纳”了国际的意见，②并积极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

　　这年的４月间，北方两大军阀集团——直系与奉系爆发了战争。战争的结果，直系获胜，控制了中央政权；奉系虽战败，但实力仍在，率部开拔出关，而且无时不伺机入关，企图夺取中央大权，中国政局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形势，政界、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０９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１９８、２０７—２０９页。

　　军界以及文化教育界的人士都纷纷提出解决国是的主张。执掌中央权力的直系军阀的头领吴佩孚初则扬言废督裁兵，继而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战败的奉系军阀头领张作霖以及其他盘据一省地盘的军阀，主张联省自治；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胡适等一批大学教授和社会名流，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并于１９２２年５月７日创刊《努力周报》，极力宣扬联省自治。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一些共产党员推举陈独秀起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陈独秀拟定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通过了”。发布于一个月后，即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推举陈独秀、蔡和森等组成宣言起草委员会，蔡推陈执笔。陈独秀拟出初稿后，先交委员会讨论修改，再提交大会讨论通过。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丰富和发展了它对于时局的主张。《宣言》首先追述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宰割史，然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现状；指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揭露军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工具；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３２、２３６页。

　　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①为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二大”通过了民主联合战线等决议案。“二大”选举陈独秀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二大”宣言，对当时舆论界流行的几种错误的政治言论，都做了批评，尤其批评了联省自治论。二十年代初鼓吹联省自治的有三种人，一是盘踞一省或数省的地方军阀，如湖南的赵恒惕、浙江的卢永祥、东三省的张作霖等。他们吹嘘自治的目的，无非是借自治之美名，行军阀割据之实，以对抗执掌中央权力大军阀的“武力统一”。第二种人是官僚缙绅，他们虽然大都有一官半职，但并无实权。他们嚷嚷着要自治是为了捞取地方上的实权，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如果单凭这两种人——手持凶器的悍将武夫和发表一些半文不白的自治通电的官僚政客，联省自治论是不会有多大市场的。联省自治论之所以能形成为一股政治思潮，主要是由于第三种人的提倡。他们是些自由职业者，有大学名教授、新闻工作者、著作家等等。他们的动机和目的与前两种人不同，是出于善良的改良愿望，但观点是错误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认为造成军阀混战，时局动乱的原因是有权的不守法，是由于“大倡统一集权之说，……

　　卒愈集而愈弱，愈统而愈分”。②因此，解决国是，应当强调法，反对集权，主张分权，实行自治。胡适认为“只有‘省①

　　②储国珍：《省宪问题》，《东方杂志》１９卷２２号，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７７—７８页。

　　自治’可以执行‘分权与民’和‘发展县自治’的政策。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割据局面。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现今的时局。只有公开的会议可以代替那终究必失败的武力统一”。①由于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的鼓吹，联省自治论一时甚嚣尘上，简直成了医治中国社会病症的灵丹圣药。

　　解决国是，拯救中国，是实行联省自治的主张，还是宣传和普及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动员人民群众进行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显然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能对此视若等闲。于是环绕着联省自治论又展开了一场争论。参加争论的一方是陈独秀和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另一方主要是由胡适代表的以《努力周报》为阵地的一些改良派。

　　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重申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并又一次指出“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非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不过联省其名，联督割据之实”，这“与其说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他“主张解决现在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合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这些批判和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它揭露了联省自治论的实质，贯彻①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９月３日。

　　了“二大”的决议，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奋斗的方向。

　　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发表以后一个多月，《努力周报》的主编胡适“又收到了陈独秀这篇文章”。胡适临时“把别的文章抽出一篇，补入此文”，发表于９月３日的《努力周报》上。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之所以一稿两投，其原因不外《努力周报》是鼓吹联省自治论的重要阵地。胡适把别人的文章“抽出”，特将陈文“补入”，其目的是为了乘机表明他对陈独秀“反对联邦制的议论，是不能赞同的”。①一个是主动地送批评上门；另一个是有意树立一个攻击的靶子。从此，关于联省自治问题的争论趋向高潮。

　　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胡适说：“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大原因”是“集权政治”，“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的政治组织”。军阀权限之所以大，“是因为地方没权”。因此，“制裁军阀与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胡适把中国社会的病根看作是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和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问题，因此，医治病症也应当从此入手。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他则只字不提。

　　１３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期，发表陈独秀的文章《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点名批判胡适等人。陈独秀说：现在中国“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①胡适发表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时，所加的《按语》，《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９月３日。

　　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属品，省议会是他们的留声机，法律舆论都随着他们的枪柄俯仰转移”，“中央政府的权力，比世界上任何联邦政府的权力还小。”照联省自治论者的办法，“不知道政府的权力还要分散到什么程度”，而且其结果必将是“上不能集权于政府，下不能分权于人民，徒使军阀横梗其间，统一与民权两受其害”。陈独秀质问胡适，“先生称许湖南广东已行自治的省”，难道你不认为这种自治“关外胡帅（指张作霖——引者）也会采用”吗？你以为“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军阀听了要大笑不已”。“拿联省自治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症”。陈胡两人的论点可算是针锋相对的了。

　　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普及与推行。

　　这个纲领虽然还需要在今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充实和完善，但它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例如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定、对革命对象的确定、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倡议和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反动军阀的统治等等，无疑义的是真知灼见，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也是区别于旧民主革命的主要分界限，而这些恰恰是胡适所不同意的。

　　共产党主张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胡适却企图在保存旧制度的基础上作些修补和改良。他说：“假使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在政治方面，一、马上召集联省会议，议决裁兵、财政、国宪的制定和各省自治的进行计划等等；二、“公开的调解奉、直的私斗，消除那逼人而来的大战祸”。①胡博士想一旦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即可凭三寸不烂之舌，使那些军阀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共产党主张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必须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而胡适却根本不承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认为“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我们现在尽可不必去做怕国际侵略的恶梦”。并诬蔑中共“二大”宣言提出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各自支持不同派系军阀的观点是“海外奇闻”。②

　　共产党认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必须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阵线。而曾经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却“反对本党与国民党合作政策”，并仍然在《广东群报》上“为陈炯明宣传”，因此中共中央开除他出党。③尤有甚者，是胡适竟然颠倒是非把陈炯明的武装叛乱称作“是一种革命”。④陈独秀批评胡适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并指出“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⑤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①②③④

　　⑤《革命与反革命》，《向导周报》第１６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８日。

　　《这一周》，《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７月２３日。

　　《向导周报》，第１６５期，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８日。

　　《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日。

　　第２０期，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７日。胡适很珍重这篇文章，他在该报第２０、２１、２２期上都要求读者注意“这个计划里最大胆的是主张由政府公开调解直奉私斗。”该文收入《胡适文存》（二集）时，改题为《一个平庸的计划——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

　　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胡适历来是反对谈什么主义的（唯实验主义例外）。他“不相信政治上有什么包医百病的良药”，①因而也“不相信根本改造的话，只相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他讥笑共产党“希望用大革命来统一，也是画饼不能充饥”②。

　　这次争论的实质性的分歧，仍然是以社会革命的手段彻底改造中国，还是在保存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点滴改良的问题。可见对联省自治的争论是１９１９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继续和深化，反映了自“五四”以来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从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运用它来观察中国社会的现状，提出中国革命的纲领；另一部分人却继续向右转化，从开始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到抵制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如果说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斗争，那末这次争论的双方都努力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付之于实践。

　　的确，也只有实践才能对争论的双方作出最有权威的裁判。

　　当联省自治论的呼声高涨之时，吴佩孚复电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８月，直系诸将领田中玉、孙传芳、肖耀南、陆洪涛在吴的授意之下纷纷发表通电，咒骂联省自治论是“邪说奸谋，天人共愤”。③他们所“共愤”的对象主要是赵恒惕和卢永祥，但也间接地向那些热衷于联省自治的知识分子当①②

　　③《吴佩孚应付联省自治之策略》，《晨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９日。

　　《这一周》，《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８日。

　　《我们还主张召集省议会》，《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头泼了一瓢冷水，要他们清醒清醒。胡适一时还不肯罢休，直到１９２３年曹锟贿选总统之后，他才以无可奈何的心情说：

　　“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努力周报》也就此停刊了。①

　　胡适谈政治的结果，不过是碰壁而已。而倡导革命的陈独秀，他的遭遇可不像胡适那样轻松。１９２２年８月９日，上海法租界当局又把陈独秀逮捕了。据陈独秀说这次被捕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敌人的造谣中伤，“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于是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②

　　陈独秀被捕事件，使进步团体“极为愤慨”。１４日，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１０个革新团体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法国人的横暴。蔡元培、李石曾亦联名致电法领事，并面访法公使，要求释放陈独秀。十个革新团体宣言指出：“陈独秀是一个改造中国的先驱，一个为解放中国劳苦群众奋斗的革命家，……我们一定要起来救护呀！这不仅是救护陈独秀个人，这是救护垂危的改革运动，这是解放我们自己必要的奋斗！”宣言还号召群众在各城市举行示威运动。③①②

　　③《晨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５日。

　　《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向导周报》第９８期，１９２５年１月７日。

　　《一年的回顾》，《努力周报》，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这么多的进步团体把营救陈独秀的活动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这不仅说明陈独秀在当时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说明革命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日下午５时许，陈独秀出狱。①两年来，陈独秀接连两次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他这次出狱以后没多久，便隐蔽起来。

{{服从国际决议加入国民党}}
　　南方。他先后到达汉口、长沙、广州、桂林等地，沿途参加了一些进步青年的集会。在桂林停留了９天，同孙中山会谈三次，然后又经广州等地于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９日回到了上海。马林根据他对国民党的考察，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前提出发，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这个建议受到了中共的抵制。在马林回到上海不过是一个星期，即４月６日，陈独秀便写信给吴廷康（维经斯基的化名），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信的全文如下：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①《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９日。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①

　　这六条反对理由，第一条是带有纲领的，当中国共产党人尚未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任务的时候，国共“两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确有根本性的差异。第二条批评国民党联合一派军阀以倒另一派军阀的军事投机政策，是中肯的。第三条的批评意见有失偏颇。第四条预见到广东政局将发生变化。第五条不符合实际。第六条表达了当时共产党员的普遍意见，都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

　　马林的建议被中共拒绝以后，他于４月２４日离沪返莫斯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１５页。

　　科。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中共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后，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大会作出《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明确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内外两层压迫之下……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共同的敌人”。怎样联合民主派（主要指国民党）呢？《决议案》规定“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能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中央准备“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①很清楚，这时中共所主张的联合是国共两党平行的外部联合，而不是采取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联合形式，《决议案》反对后一种联合形式，认为这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尽管如此，中共从“一大”时抱排斥国民党的态度，现在转变为积极联合的态度，这是一大进步，促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共要为实现它的民主革命纲领而奋斗。

　　两党的联合以及联合所采取的形式，都得两厢情愿才行。

　　对中共主张的国共两党的外部联合，“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３８、３９页。

　　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①但是孙中山的意见对中共并没有什么约束力，对两党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合作，并不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共“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因此，从“二大”开始，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便正式成为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共产国际是个高度集中的组织，二十一条中的第十七条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部都必须执行。……”第二十一条规定：

　　“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这一条也适用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代表”。②共产国际对加入的各国共产党拥有最高的权力，中共既然是它的一个支部，当然要无例外地受国际纪律的约束。因此，共产国际必将对中国革命（自然也包括陈独秀本人）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首要表现是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所下达的指令性的意见。

　　告，他在报告里写道：上海虽然是中国工业最集中的城市，但没有他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领袖们由于纷纷出国留学，“学生组织已失其意义”；“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３９、４４、４５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漠不关心”。因此，他认为“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政治领导”。马林对中国革命运动及其发展抱着“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去南方进行考察的，他完全不了解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共的成立已推动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马林在报告里叙述了他在中国南方考察的情况，认为国民党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和工人四类成员组成的，是个多阶级联盟的政党，“起领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社会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可能”的。马林的考察，完全忽视了国民党里还有官僚和军阀这一重要事实。国民党固然是个成员复杂的松散团体，但它毕竟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工人在国民党里并不占任何的重要地位。马林过高地评价了国民党在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有１．２万名海员加入国民党，“在广州组织起来的工人约有五万人，这并不夸大”，可见“国民党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其实并非如此。一个外国人，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数天之内了解到广州的真实情况呢！马林的说法恰恰是夸大的。

　　马林在过高地评价国民党的同时，对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却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指斥共产党人“不和罢工工人联系”，“对中国政治生活说来没有价值”。①而且直到①《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１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说得确切些，勉强缀合得太早了”。“简直不能把它称为一个政党”。①这些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马林根据他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即中共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②马林的意见在得到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意以后（时列宁正患病），共产国际执委会于１８日作出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所有的工作必须在菲力浦（斯内夫利特）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８月国际执委会给驻中国代表作出指示：“共产党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③共产国际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民主联合战线。

　　不久，马林携带着国际的指示又来到了上海，这时中共“二大”刚刚闭幕。马林为了贯彻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共中央①②

　　③《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１１３、６６、６５页。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１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马林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信》（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０日），《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卷》第３０６６号；《马林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信》（１９２３年５月），《斯内夫利特卷》第３０６０号。转引〔荷兰〕托尼·塞奇：《亨克·斯内夫利特与第一次联合战线的起源》（英文本）。

　　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于是８月２９日、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并“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多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等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治”。①会上，陈独秀“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马林回答说：

　　“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说对共产国际的决定也“只能有条件的服从，……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②的确，打手模，向某个人宣誓，这种行为与共产党员的称号太不相容了。会议采纳了这一意见，但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接受了国际的意见，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这大概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他所不愿意——至少是当时不愿意做的事。一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人被降服了。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西湖会议之前不久，广东政局发生激变。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６日，陈炯明叛变，所部４０００余人围攻总统府，轰击孙中山的住所。孙中山逃离广州，于８月１４日安抵上海。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曾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此役“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①正当孙中山处于孤立困境之时，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去拜访孙中山，谈两党合作之事，向孙中山伸出革命友谊之手。孙中山“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数天后，李大钊、陈独秀等“由张继介绍，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②

　　进党务的意见，陈独秀、马林等均应邀参加会议。６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９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

　　当这项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陈独秀便离沪进京，然后与刘仁静（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一起赴苏俄，于１１月８日到达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拉狄克发言，斥责中国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列宁，就象他们从前研究孔夫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４８页。

　　《致国民党书》，《孙中山选集》。

　　子一样”。①拉狄克的发言表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评价。诚然中共这时还是个小团体，但它一成立便十分注意工人运动。

　　拉狄克的指责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在莫斯科时，接见了由法来俄的萧三。当陈独秀了解到“在法国的同志学习和生活困难很大”，便写信给赵世炎等人，“提出让留法的同志分批调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旅法问志收到陈的信以后，“研究确定派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十二人第一批赴俄。”②共产国际“四大”闭幕以后，陈独秀与瞿秋白一起回国。海。③

　　１月１２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全面地表述了它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观点。《决议》认为：“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而中国工人阶级却“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适宜的”。但是，中共“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决议》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①②

　　③这两个日期均根据《汪孟邹日记》（未刊稿）。

　　萧三：《陈延年、陈乔年在法国》，《安徽文史资料》第１９辑。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①国际的决议与马林的报告在基本观点上可谓一脉相承，同出一辙。他们都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这是非常明显的；同时要中共加入国民党，从内部“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与苏俄联合反对美、日帝国主义，使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同苏俄的外交政策直接挂钩，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无论是马林的报告，或国际的决议都只字不提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这决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过分地抬高国民党、贬低共产党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将对中共及其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陈独秀还没回到上海的时候，１月２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党务会议，任命陈独秀等２１人为国民党参议。②也就在这个时候，广东政局又发生了变化，滇军、桂军击败了陈炯明部（退入惠州），２月２１日，孙中山到达广州，宣布设立大本营，续行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职权。陈独秀为筹备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于３月２６日来到了广州。③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广州。４月１０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６月１日，陈独秀启印视事。同年①②

　　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９４页。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１册“组党”第３１２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９３、９４页。

　　底，孙中山裁撤宣传委员会，陈即卸任。①孙中山对陈独秀屡次委与重任，这当然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表现，不过真正促成两党合作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所通过的决议。

　　中共“三大”于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２０日在广州举行。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二大”以来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里谈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说：中央和国际代表曾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国际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这段发言足以证明陈独秀经过西湖会议，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到中共“三大”召开之时，他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了。他在报告里当批评别的同志时，也作了自我批评，说他“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另外他很容易激动”。②这是个一般化的自我检讨。对时局发生的什么变化，“看法不清楚”，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都是笼而统之一笔带过，不过这很可能是陈独秀有生以来所作的第一次自我批评，这说明自建党以后，陈独秀也在注意自我改造，党的纪律对他不能不有所约束，因此他的老朋友汪孟邹也说陈独秀变好了，不再象从前那样常发脾气、使牛性子了。但完全改好也难，否①

　　②《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共“三大”

　　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全国政协《文史通讯》，１９８１年第２期第３１页。

　　则为什么后来在中共“五大”上又为自己的暴躁性子作检讨呢？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关于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到会代表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批评了张国焘等怀疑同国共合作的“左”的观点，也不同意由马林提出，并得到陈独秀等人赞同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①大会决定接受共产国际于本年１月１２日通过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民主统一战线。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并“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大会《宣言》还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②大会推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１１６、１２８页。

　　①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２日）。

{{以批评促进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从１９２２年６月到１９２３年底，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陈独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题发表了许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是分析他为什么从反对加入国民党，一变而为同意马林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重要依据。

　　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当月，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号召中国劳苦群众“都应该加入”民主主义的斗争，“集合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①在这段引文里值得注意的是期望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这个政党显然不是指的已经组织起来并具有多年历史的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但在西湖会议之后的一个月，即９月２０日，他在《国民党是什么》一文中，对其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强调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把它看作“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②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并非是他的独到之见，而是对马林观点的重复。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８日，也就①

　　②《向导周报》第２期。

　　《东方杂志》第１９卷１５号。

　　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中共加入国民党决议之后的三个月，陈独秀在《怎么打倒军阀》一文里，呼吁必须“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各部分的民主力量统一结合到谁哪里去呢？陈独秀明确地指出“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①

　　为什么各派民主力量要集中到国民党那里去呢？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及《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中作出了回答。在前一篇文章里，他首先粗略地叙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各个阶段，即由游牧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认为各民族的历史，虽然“进化之迟速大相悬殊，而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中国社会的现状，正处在由封建宗法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资本主义虽然“很可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们主观的愤恨鄙厌心理，终于敌不过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他认为中国既然需要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末这场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并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虽然“也明明知道”民主革命①《向导周报》第２１期。

　　的成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①为什么各派民主势力不能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这一边，使它在民主革命中居于统率地位呢？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回答说：“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

　　资产阶级虽然亦幼稚，但它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②

　　陈独秀的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了他接受了马林和国际决议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既然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应当由资产阶级来统率，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了，那时无产阶级再来统率它的革命大军吧！如果说他当初曾经抵制马林的加入国民党的主张，那么现在他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主张，而且引申了他们的观点，明白地说出了马林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并赋与这些观点以“理论”色彩。这就是陈独秀从反对加入国民党，转变到赞同由国民党统率革命的所谓理论依据。

　　产生这种理论的主观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中共的创立，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的传播，到中共诞生，不过是短短的两年时间。在①

　　②《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日。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２２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５日。

　　这短暂的两年之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自己眼前的直接的任务，发展到初步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怎样进行民主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与十八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较，有什么特点和特殊的规律，这无论是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或国际共运的领导人都是没有现成答案的新课题。但国际共运的领导人毕竟见多识广，因此很容易受到国际及其代表的思想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积极因素；也有消极的、甚至是错误的，不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关于后一种情况，只要把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书面报告、国际对国共合作的决议，同陈独秀的文章对照起来阅读，便可一目了然，陈独秀积极地宣传了国际的观点。

　　（二）陈独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断言中国社会必定要经历资本主义的阶段，这是一种机械的，或者说是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书生之见。他不懂得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胜任民主革命的领导使命；也不懂得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虽然弱小，如与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联盟，就能够逐步地掌握革命领导权。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是肤浅的，没有深刻地揭示各阶级的本质及其相互间的内在联系。

　　（三）陈独秀本来是重视工人运动的，尤其注重铁路工人的力量。但当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遭到直系军阀的血腥屠杀之后，帝国主义者、官僚、军阀、资本家一起向工人进攻，全国工运除广东、湖南外都趋于低潮。陈独秀忽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正是工运低潮的消极的反映。

　　总之，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并非是他个人所独有的，而是在中共内部相当普遍存在的，否则中共“三大”宣言里就不会直截了当地写道国民党“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了。

　　对于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邓中夏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５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论工人运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发表《我们的力量》，两次不指名地对他提出了批评：“不幸京汉路失败以来，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摇头，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和毅力了。”邓中夏“大声直呼：‘我所敬佩的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希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更为可贵的是邓中夏明确地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当论说到资产阶级时，邓中复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不能将革命“贯彻到底”。至于说“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①这个观点无形中又偏到与陈独秀相反的另一端了。怎样认识和把握半封建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正确地对待这个阶级，这得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上述的陈独秀的言论，国内党史学界有不少同志称①邓中夏：《我们的力量》，《中国工人》第２期，１９２４年１１月。

　　之为“二次革命论”，并把他那两篇文章看作为“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基础，这个论断可以说是查有实据的。但是若从国民革命的全过程去考察陈独秀的言行，便不难发现这时的“二次革命论”还是一种不定型的理论，并没有一以贯之于国民革命全过程的始终，或者说尚处萌芽状态，至于今后如何发育，还得审慎地观察、分析而后作出判断。这个看法并非是笔者的首创之见，早在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会议上蔡和森就提出来了，并同瞿秋白发生过争辩。蔡和森说：在“三大”上“独秀、马林等在理论上也实在犯了些原则上的错误。

　　不过这也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秋白认为从那时就是有系统的继续下来了，这是我不同意的”。①蔡和森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正因为陈独秀这时的错误“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因而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陈独秀既有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错误，也有积极地争取领导权的主张和行动，对国民革命时期不同阶段的陈独秀的言行，应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如果认定从“三大”开始，陈独秀便是个“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者，那就岂不是说党组织的代表偏要推举这位机会主义者连任了五届中共中央书记，这是无法理解的。试图拿一种固定的思想框框——“二次革命论”，去套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必然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对陈独秀的评价不仅仅是陈独秀个人的问题，他是国民革命时期的①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２日。

　　共产党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功过是非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组织状况。人们常说党在二十年代还处于幼年时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党的幼年性决不是一个空泛的无实际内容的套话，而是渗透在党的机体的各个部分，而且主要地表现于它的领导层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

　　陈独秀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由于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和国民党的一些知名人士交往密切，因而他对国民党的认识比一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要实际得多。他在积极地宣传统一的国民运动，号召所有民主主义者集中于国民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努力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他批评国民党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未认清目前最反动的敌人是谁”；①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只看见武力不看见群众，……

　　这可以说是中国领袖人物轻视民众的一个共同缺点”；②国民运动若是忘记“最勇敢急进的先锋”——劳动阶级，“必然是软弱没有力量”的；③揭露国民党里的种种邪说和谬论，例如有人“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以为不宜同时树起两个敌人”；④有人主张联合奉系、皖系和西南军阀“三派共讨直系”，陈独秀认为这等于是军阀之间的“新战争，除了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阻碍工商业发展外，别无丝毫民主革命①②③

　　④《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六大”以前》第１３７页，１９５１年版。

　　《怎么打倒军阀》，《向导周报》第２１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８日。

　　《评蔡校长宣言》，《向导周报》第１７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２４日。

　　《革命与反革命》，《向导周报》第１６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８日。

　　的意义”；①至于那些在暗幕中干“孙（中山）曹（锟）携手”勾当的人，那真是要国民党“自杀了”！②陈独秀针对这些错误的言论和主张，明确地指出“现在有两条对立的战线：

　　一是国民战线，一是军阀战线”，国民党“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车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③陈独秀的这些批评，以及不指名的对孙中山的批评，都是适时的、中肯的，对宣传国民革命，和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广州，孙中山聘任他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委开会，如果孙中山缺席，会议由鲍主持，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的同意。鲍氏掌握了苏俄援助国民党的军火物资的分配大权。当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以后，也是在鲍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的。鲍的权势炙手可热，他对于国民革命的实际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位国际代表。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８日，鲍罗廷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共产党员代表会议上演说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任务时，说：“我们努力使国民党真正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首领，①②

　　③《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３１、３２期，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孙中山于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１日到达广州后，曾发表演说，和平统一，化兵为工，“先裁兵，后统一”。２２日发表谈话：为了促进统一，除“以西南之团结为必要”外，同时与“张（作霖）、段（祺瑞）之三角联盟，现进行亦甚顺利”。吴佩孚若不从，“当用联盟之力讨伐之”（《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５日）。

　　《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向导周报》第３１、３２期，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３１、３２期，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

　　切实地发展它，赋予他斗争的意义和口号，促进它达到最终目的。国民党作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应该掌握政权。”①初来乍到的鲍罗廷，他关于革命领导权的观点竟与马林、陈独秀的一模一样，这自然是由于倡导和支持这一观点的是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

　　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再次来到上海，接替马林（９月回莫斯科）的工作。

　　１１月２４、２５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作出关于《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同志们一并加入”；在没有组织的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至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１）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２）我们预〔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勉强行之；……”②１２月２５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委员长的名义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并由中共地方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望切将党内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８５页。

　　外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与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通告》还指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①从上面这两份文件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改组，以及在改组过程中的领导权问题都持以积极争取的态度。

　　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鲍罗廷等。鲍罗廷在发言时指出国民党的纲领是首先同中央代表一起制定的，而且这个纲领已提交国民党讨论。陈独秀发言时扼要说明了去年１１月底举行的三届第一次全会所做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和国民党改组的决议，并着重指明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作为国民党内的秘密支部，……虽然要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但做法要自然，……会议在讨论到陈独秀是否作为国民党中央候选人的问题时，鲍罗廷发言，认为这种做法未免太早，对工作没有好处。陈独秀说他实际上无法在负责上海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会议的工作，同意鲍的意见，不当国民党中央的候选人。会议全体出席者都同意这个意见。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与支持之下，于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３０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２００人，其中共产党员２３人。代表产生的办法，有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由孙中山直接指派的；有由共产党提名经孙中山同意的；有的是由各省党员推举的。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安徽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

　　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纲，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４１名，其中共产党员１０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政治联盟，从此国共两党合作，中国革命才逐步高涨起来。

{{回击右派的进攻维护党的独立性}}
　　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为国民党增添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国民党中央或地方组织中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以公开的国民党员的身份积极地开创各项革命事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关任职的有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国民党中央派赴各省市建立党组织的负责人，也大多是共产党员，如湖南夏曦、直隶于方舟、山西韩麟书、湖北刘芬、江苏张曙时、浙江沈定一、热河韩麟符等。在国民党的三大执行部里也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要职，在汉口执行部（辖湖北、湖南、陕西三省）任职的有林祖涵、李能郅（李立三）、许白昊、刘伯垂、项德隆（项英）、林育南等；在上海执行部（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任职的有毛泽东、罗章龙、恽代英、沈泽民、邓中夏、王荷坡、向警予等；在北京执行部（辖华北和内蒙）任职的有李大钊、蔡和森、于树德、张昆弟、何孟雄、王烬美等。从这个很不完全的名单，也可以看出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共产党以它的主要力量从事于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到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北、山东、河南、察哈尔、绥远、内蒙、江西、江苏等十一个省区成立了省、区党部；在广州、北京、汉口、哈尔滨成立了四个特别市党部，全国国民党党员猛增到４０万人。与此同时，到１９２５年底共产党员也发展到１万人。

　　当国共两党积极建立和发展组织的同时，也大力恢复和开展工农群众运动。１９２４年５月１日，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初步地统一了广州的工人组织。７月１５日，沙面华工为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举行罢工，并得到其他地区工人的声援。从此，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转机。同年５月５日，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开学。７月３日，以共产党员为主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国共两党合作使中国革命迅速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是一场斗争的胜利。国民党改组时，曾经淘汰了一些公开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右派分子，但还有一些人，他们虽持有同样的反对态度，因一时慑于时代的潮流，留在国民党里，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斗争手段。到国民党“一大”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便公然叫嚷要排斥共产党了。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的前夕，邓泽如等１１名国民党党员联名写信给孙中山，说：本党改组，党章党纲等草案，“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共产党的反帝反军阀的主张，是“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指奉系等军阀——笔者）之协助”，“使我党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孙中山对于来信中所提的各点，或作解释，或批评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①并于１９２４年３月２日发表《通告党员解释本党改组容共意见书》，指出容共可以使“吾党之新机，于是乎生”，斥责反对容共的人，“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②孙中山无愧是一位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可是邓泽如一帮人并未放弃他们反对国共合作的立场。

　　当时，陈独秀并不知道邓泽如等写信给孙中山，他认为“国民党之改造方在萌芽”，现在还说不上有什么左右派政见的不同，但将来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在政治上出现左右派之分化“也是不能免的事”。左派，“是忠诚的要①

　　②《中国国民党周刊》第１０期，该刊发表此件时，将原标题改作《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３１１、３１２页，１９４８年版。

　　贯彻国民主义，对于任何列强和军阀，终以群众的反抗为目的”而不妥协，他们“是真的国民党”。右派，“是急于自己个人地位的成功，主张在与列强或军阀妥协之下，靠少数人的武力与权谋，获得若干政权”，他们“抛弃了国民主义，实际上可以说不算是国民党了”。陈独秀批评有些人以是否信奉社会主义做为划分左右派的标准，“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加入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而加入的，不是妄想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加入的”。①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光明磊落的，他们的行为是堂堂正正的。

　　然而，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分化迅即发生了，比陈独秀所预料的要快得多。在国民党“一大”时，左右派斗争的焦点是环绕着是否采纳中共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是否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展开的，到１９２４年的下半年，斗争深化了，侧重点转移到右派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

　　继获得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５日印行）和《团刊》第七号（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１日印行）以及其他印刷品。在这些印刷品里除刊载团的一些文件外，还转载有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团的“二大”决议案及宣言中写明团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仍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的①《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向导周报》第６２期，１９２４年４月２３日。

　　指挥，本团的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共中央及各级执行委员会的指挥。团员在国民党中应赞助共产党员的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并“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国民党中央三位监察委员发觉共产党在国民党里进行党团活动，大为恼火。汪精卫、张继携带上述印刷品，当面质问陈独秀，反对党团活动，反对党内有党。陈独秀承认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里确有党团组织，但这“既不是党内有党，也不会危害国民党，……中共有国民党内党团组织，用意是指挥它的同志们遵守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积极工作；并不是要他们在国民党内争权势，闹派系和搅其他不利于国民党的事”。这个解释“并未使汪、张两位满意”。①尽管陈独秀明白地表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②但是邓泽如这批人还是放心不下，而且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国民党里对革命事业越是积极负责，他们越是忧心忡忡。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重要职务者，实非少数”，半年来中央“派出组织党务之专员，有共产〔党〕籍者实占多数”，终于迫不及待地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弹劾案摘录了《团刊》七号等所载文件的内容，并据此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是“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希即从速严①

　　②《国民党与中国革命》，《向导周报》第８０期，１９２４年８月２７日。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３３０页。重处分”。①

　　此后不久，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编辑出版了《护党特刊》、《民权旬刊》、《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三种印刷品，广为发行，极力诋毁共产党，叫嚷什么国民党“亡党”了。

　　们的回答》，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指明：你们所说的破坏国民党的铁证是指《团刊》七号登载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议决案》及《青年团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议决案》，然而就在这些决议案里充满了“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使国民党“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如果你们“是一个懂得中国文的人，能说这些决议案是破坏国民党的铁证吗”？然后，陈独秀分作六个方面：为农夫工人奋斗、建设农工力量、民族自决权、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和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中俄协定，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武器，针锋相对地逐点进行批驳。其中尤以工农问题最为紧要。因为右派之所以拚命反对共产党，也正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工农群众的利益。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你们说共产派极力介绍农人、工人与中等学生加入国民党，“以成就他们的势力”。陈独秀回答说：“共产派一向不和军阀、官僚、政客、商人接近，所以只能介绍农人、工人、学①《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３２２、３１５页。

　　生到国民党，既是介绍到国民党，试问成就了那个的势力？必须介绍军阀、官僚、政客、商人到国民党才是成就国民党的势力吗？”，“一大”宣言里不是明明写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这句话吗！你们如果还想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确有细心地把国民党大会宣言再读一遍的必要。……连党的大会宣言还不能了解、记得、奉行，那里还有什么护党的资格！”

　　你们说民生主义“是要消弭阶级斗争的”，又“主张改良”劳动者的生活，却指责我们号召劳动者奋斗是什么“别有怀抱”。你们既然谈民生主义，就应当以“一大”宣言中所解释的民生主义为准。宣言说国民党“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而你们说我们“别有怀抱”，“不知这句话是反对我们，还是反对国民党宣言”？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上必然的事，“在资产阶级未灭以前，主张消弭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安心受资产阶级压制”。你们说要用“劳资调和的改良方法”以改良劳动者的生活，“这等于希望北洋军阀一旦觉悟了将政权交给国民党”。劳资两方的利益是冲突的，“只有一方面退让，而无调和的可能”。“我们以为只有劳动者自己起来奋斗，才能改良非人的生活”。你们既然反对劳动者起来奋斗，那么主张改良，岂非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而奋斗的党，可你们说“真正的革命党，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里面，只有一个，并没有两个的”。“又主张什么主义单一，什么组织单一”。这种议论证明你们对各国革命史之无知，且不说别国，“即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又何尝单一”。

　　你们提出解决国共两党“相争的办法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派退出共产竞，或退出国民党，后者更是你们的本怀”。

　　我们明白地答复你们，“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各阶级革命分子集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的团体，这团体应该是各分子所公有，谁也不配叫谁退出”。应该退出的是那些“反革命非革命分子或违背党纲的人”！①

　　《我们的回答》一文，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初期，共产党为维护其独立性，并进而增强国共两党合作的一篇重要文献，全文近八千字，文风刚柔并济，柔中有刚，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思想武器，全面地批驳了当时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言论，但文中并未使用“右派”这个词，这可能同当时的斗争形势有关。

　　１９２４年的下半年，国共两党刚刚开始合作，许多省市的国民党组织，都得依靠共产党员去建立和发展，因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７月３日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了所谓弹劾共产党案，并作出决议：凡国民党党员的言论和行动，“以大会（按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之政纲宣言为准，……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有违反大会宣言及政纲者，均得以党之纪律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②７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关于党务宣言：“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某些党员对已①

　　②《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３２５页。

　　以上引文均见《我们的回答》，《向导周报》第８３期，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７日。

　　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产生的怀疑及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因此郑重声明：“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平日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把罪责归之于“反对派肆其挑拨”，但不曾指明谁是“反对派”；一再声明衡量党员的标准是“一大”宣言；但也不曾对违反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三位中央监察委员绳之以党纪。

　　所谓弹劾共产党一案，就此了结。但问题并未解决，斗争也不曾止息，而且贯串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始终。１９２４年下半年，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不过是一场遭遇战罢了，陈独秀虽然义正词严，极力批驳右派，但他的内心世界是相当复杂的。他对右派攻击党团活动这件事感到“极其为难”，认为“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

　　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但要国民党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事”。②这种困惑的心情将迫使陈独秀在今后与国民党右派更为复杂严峻的斗争中作出选择，是努力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还是主张退出国民党？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３３１页。
　　①《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７月２０日。

{{论工人阶级的领导指挥五卅运动}}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２０人，代表全国共产党员９９４人。

　　陈独秀主持了这次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作出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技术上组织上的欠缺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①的延迟，虽然是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况所致，但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憾”。②大会对于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评价，自然也包含了对陈独秀的评价。

　　“四大”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修改了党章，并分别对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宣传工作和组织问题等作出议决案。大会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四大”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陈独秀本来认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现在为什么他也同意国民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２７０页。

　　扩大执行委员会，指１９２４年５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

　　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①呢？

　　里就提到“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国际对这个指示并未说明任何的理由，而且同它前不久所持的观点：“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是自相矛盾的。国际指示到达中国时，“三大”已闭幕。当时陈独秀认为这不是“毫无疑问”，而是“疑问很多”。②到１９２４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旅莫支部共同讨论过一次中国革命问题，这次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彭述之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于同年８月回国，把这一精神带了回来③，并在年底写了篇文章《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彭述之说：这篇文章写成之后，“把文稿送给陈独秀，请他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东西，我的用意是，在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并欲批评我的这个问题上，引起公开的讨论”。又说“我写这篇文章是答复陈独秀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的。④彭述之的这个做法迫使陈独秀不能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表明他的观点。

　　但陈独秀也并非纯属被动的，即使当他认为资产阶级是①②③

　　④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编《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中，彭述之写的《引言》。

　　据郑超麟回忆。

　　《中共大事年表说明》第２３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２７４页。

　　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时，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他认为劳动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最勇敢最急进的先锋”，①若没有“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革命“是不能成功的”。②对于劳动阶级的革命作用的重视，使他比较容易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季刊）第四期同时发表了陈独秀写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和彭述之的《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两文。陈文论述了自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至１９２４年广州政府平定商团叛乱，这其间的历次政治运动。最后得出结论说：“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时，没有使用“领导者”这个词，而是用的“主力军”、“督战者”。如果不是死抠字眼的话，那么所谓“督战者”也就是领导者的意思。①

　　②《国民党与劳动运动》，《向导周报》第７１期，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８日。

　　《怎么打倒军阀》，《向导周报》第２１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８日。

　　量》一文中论述了工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备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资本家三层压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而“资产阶级当中，有些是帮忙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倾向革命而易于妥协者；不妥协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阶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①这些观点与１９２３年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相比较，显然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对资产阶级的论述虽不确切，但正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四大”召开之前夕，没有必要进行“公开的讨论”，“四大”就顺利地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在这两个议决案里都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这使得陈独秀他那本来就是不定型的“二次革命论”受到了一次很大的冲击。

　　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首先是个认识问题，同时也是参加国民革命的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实力对比的问题，在理论上认识到的并不等于在国民革命实践的各个领域，都能使之成为现实，资产阶级对争夺领导权寸步不让寸权必争，使这个问题变得极为严峻而又①《向导周报》第１０１期，１９２５年２月７日。

　　复杂，因此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陈独秀对领导权的思想也变得复杂化了，但在群众运动这个领域里，共产党自始就积极地实现它的领导作用。

　　由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员人数的增多，“四大”以后中共中央机构较过去健全充实得多了。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任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任工农部主任，五人组成中共中央局。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以中央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秘书处。秘书处主管行政事务，下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个部分。

　　中央组织部设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三部分。

　　一切人事的调动，均由陈独秀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任命。陈独秀的权力“也就因之扩大了，甚至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亦多由中央委派”。张国焘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①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诸实践。“四大”闭幕后不久，发源于上海的五卅运动就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展成为空前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主无故开除工人代表，致使全厂工人停工。１５日，内外棉七厂（织布厂）厂主借口十二厂工人罢工，没有原料，将工厂关闭。当工人拥进厂门要求上工时，日人惨杀工人顾正红。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上海地委作出三项决定：控告东洋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１０—１３页。

　　人打死工人；发表宣言；“要求群众团体援助，做一个群众反对东洋人的运动”。①

　　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上海日商纱厂４万工人于２月间曾举行同盟罢工。那时陈独秀就指明“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②所谓“民族的反抗”，即中国工人同外商在华企业资本家作斗争时，不仅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符合全民族的利益。因此，当顾正红惨案发生以后，马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

　　三十二号通告，向中共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指出：“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

　　５月１９日，陈独秀又签发了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指出“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景通告外，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下列二事：（一）各地应即邀当地Ｃ．Ｙ．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指国民党——笔者）各区分部校友和我①

　　②《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向导周报》，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１日。

　　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５年５月１５日。

　　们合作。（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①三十二号通告的内容侧重于在舆论上、经济上支援上海工人，而三十三号通告无论在内容或基本精神上都发展了三十二号通告。它充分证明在顾正红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天，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为此，明确地指出在发动群众时“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而应当通过揭发“日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去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这次斗争不是局部的地方事件，而应该扩大到全国；斗争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斗争。五卅运动之所以能迅速地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诚然有许多原因，陈独秀签发的两份通告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告》下达以后，各地党组织行动起来。中共上海地委立即召开宣传联席会议，准备举行露天演说，并在公祭顾正红烈士时，联合各界举行反帝示威。但是参加公祭大会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除了少数的学生外，还没有争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援，原定的示威计划只得暂时取消。不久，少数学生在租界为工人募捐，或为参加公祭大会途经租界时被捕了。

　　租界当局还决定于５月３０日审讯被捕学生，于是引起了各校学生的公愤，运动出现了扩大的势头。

　　次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等。会议决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３３４页。

　　定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并须派工人同志同去”；印行传单，“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动员和组织学生于３０日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同时反对公共租界当局提出的交易所注册、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这些提案损害中国的主权，直接的受害者是上海中小资产阶级。３０日，约有３０００学生上街演讲，他们的呼声反映了上海各界人民的共同要求。下午，英国巡捕发射排枪，疯狂屠杀学生和市民，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和上海总商会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作为领导反帝运动的公开机关；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上海总商会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但在工人、学生和死难烈士家属的呼吁、泣诉、围困之中，终于在３１日夜下达罢市令。帝国主义者的屠杀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人民掀起的三罢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从此，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革命运动如狂涛怒澜汹涌澎湃波及四面八方，席卷全国６００座城镇，有从５月１５日至３１日，是五卅运动的发轫期，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层层发动，逐步扩大的方针。它以工人阶级为主体，首先向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接着又以青年学生为中介，发动广大的市民和中小商人，然后由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联合起来，共同促使大资本家团体——上海总商会下达罢市令。这个方针是英明正确①据该日会议记录。

　　关于２８日会议，１９３５年李立三在莫斯科写的《纪念蔡和森同志》一文中说：和森同志在会上提出“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因此，他主张“在五月三十日在租界上组织反帝示威运动。……最初在中央内部如陈独秀之流都认为是‘空泛不切实际’。经过长久的辩论以后，得到了多数的通过。然而陈独秀还说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和森同志马上起来批评说：这是一种犯着近视病的观点，只看到上海多少党团员的机械估计，而没有看到目前正在酝酿着的整个的革命形势，……我们的目的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五万人，至少也是三、五千人。和森同志的预见在五卅这一天完全证实

　　了。”（《红旗飘飘》第五集）

　　这个蔡陈之争的说法，曾为许多党史学者所采用，并据此指斥陈独秀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近年来有人对此说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笔者也有同感。

　　理由如下：

　　（１）把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这在“四大”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５月１日至７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作的《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里都已有明白的表述。（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２８３、２８７、３３５、３３６页）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也力图实现这一转变。为什么现

　　在又发生了蔡陈之争，令人难以理解。

　　（２）李立三在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所作的《党史报告》里说：“党虽然决定了示威的路线，可是谁都看不清楚这就是革命高潮的起点，当时估量示威参加人数，以为至多三百人”（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一册）。

　　“谁都看不清……”，当然也包括蔡和森在内。为什么在１９３５年又说“和森同志的预见在五卅这一天完全证实了”呢？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３）据２８日会议记录，确曾讨论过上街人数，和森要求“须有各方面之明了统计”。代英说：“民校在事实上确实不能有明了统计（的）把握，以为先行二、三百人出发演讲。”（该会议记录不见陈独秀的发言）事后他还说“最初大家都以为学生一定不敢冒险到租界上来演讲，有些人相信至多只有三百人可以出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七页）。这里所谓“大家……”或“有些人……”，都是泛称、并非专指某一个人而言。即使陈独秀估计上街人数是二、三百人，也不能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何况会议是通过了发动学生于３０日上街演说的决议的。

　　（４）蔡和森在１９２７年９月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在五卅运动初期，党的上级机关尚不存在机会主义。”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的。

　　据张国焘回忆，５月３０日晚上的会议，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秀“居中指挥”。①又据郑超麟回忆，在五卅运动期间，自始至终在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只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三人。彭述之因患伤寒病于２月间住进医院，到中秋节才出院。蔡和森于“五卅”后不久便去北京疗养气喘病，１０月间返上海，旋即赴莫斯科。三位中央委员的分工：陈独秀照顾各方面，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上海总工会对外是李立三做事，对内是刘少奇做事。刘少奇把整个总工会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学生运动和国民党方面由恽代英负责，教职员工作由沈雁冰、杨贤江负责。陈独秀既然是总书记，他在总的方面自然要多负点责任的。

　　陈独秀密切注视着“五卅”期间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从１９２５年６月初至９月间运动基本结束，他在《向导周报》先后发表了１１篇有关五卅运动的文章（不含《寸铁栏》里的杂文）。当上海人民掀起的三罢斗争高潮，迅速向全国范围推进时，他在６月６日发表《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指出这次斗争的性质和任务。帝国主义者的屠杀，使我们的暴行“都一一活现于商人，学生、工人及一般市民的眼前”，人民奋起，“立脚在中国民族自由的意义上，反抗剥削践踏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一）

　　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领事；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３０页。

　　（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四）收回全国租界；（五）撤退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指出上海是这次运动的中心，但“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斗争是长期的，“我们须有普遍的持续力，不可得了一部分胜利便停止前进，即此次完全失败，亦不可因此沮丧”！①

　　当反帝斗争中出现了一些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言论时，陈独秀及时地进行了揭露与批评。他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一文里，列举出当时相当流行的五种言论，即：以惩凶赔偿了事；缩小战线专门对英；法律解决；五卅惨案是地方事件和依靠政府交涉解决，指出这五种主张都是错误的。因为“杀人之罪不仅在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英国固然是罪魁祸首，而“日、美、法、意也和英国一样”地欺压中国；“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制裁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加以剥削与凌辱”，因此这次屠杀不仅发生在上海，“青岛、汉口都同时流血”，这“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要唤起国际的同情才能够解决的”；至于依靠政府交涉解决，陈独秀说：卖国政府“专知保护外人，反以严加峻法压抑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向来是代表外国向本国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国交涉”。这些揭①《向导周报》第１１７期，１９２５年６月６日。

　　露与批判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恨心理，上升到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陈独秀还进而指明这次斗争“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争斗的方法“只有依赖国民自己的团结力”。①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香港和广州工人总罢工，以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闻名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直接促进了广东地区的革命化，７月１日广州政府改组，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是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

　　当上海总商会于６月２６日宣布开市，退出三罢斗争之后，陈独秀指出开市并不是总商会的罪恶，因为“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决非罢市可以达到目的”，总商会的罪恶”在始而离开民众团结”，拒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继而背叛民众利益（删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完全表现出在民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这时中小商人虽然“并未随着大资产阶级妥协”，②但反帝联合战线出现了第一次的阶级分化，斗争形势在上海地区开始趋向低落。

　　电，断绝了上海民族工业（主要是棉纺织业）的能源，一面向民族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一面人为地制造了大批的失业工人，与此同时，奉系军阀在上海加紧镇压反帝斗争，于是中小商人也畏缩不前，以致工商学联合会瘫痪，反帝联合战线①

　　②《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向导周报》第１２０期，１９２５年７月《向导周报》第１１８期，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０日。

　　再次发生分化。

　　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地表现了它的两面性，即既有一定的反帝斗争的积极性，又有妥协性。陈独秀曾经是很看重资产阶级的力量的，但忽视了它的后一种特性，现在他对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感到失望了，他在五卅运动初起之时，“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甚至还说中国资产阶级“在实际上，他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①对于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如果要戴什么政治帽子的话，那么戴“左倾”的帽子要比右倾合适得多。

　　反帝联合战线的两次分化，使上海工人面临着孤军奋斗的困境，部分工人产生了一种冒险情绪，“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陈独秀认为这种“浪漫的‘拚命’办法”是不对的，他主张为了避免孤立，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应该“改变”罢工的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收缩罢工。②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拟定《告工人士兵学生》书，指出反帝斗争的长期性，号召工人有①

　　②《我们如何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２６期，１９２５年《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１３６期，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１日。

　　条件地有组织地复工。①１２日，日商纱厂工人首先复工，其他各业也相继复工。

　　以上介绍了陈独秀在五卅期间的言论和主张，如果把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与同时期中共中央发布的《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等，对照起来阅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观点和主张是一致的，甚至有些词句也是相同的。陈独秀是五卅运动中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者。经过五卅运动，共产党的队伍扩大了，威望提高了，成为真正的群众革命的党。同时，各地国民党的组织也迅速地扩大了。五卅运动是一次极为广泛的反帝宣传运动，它为迎接北伐战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直接把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引向了武装斗争的高潮。

{{思想斗争的妥协组织领导上的让步}}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的坚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惊醒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戴季陶他在１９２５年７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从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组织上排斥共产党。

　　戴季陶在辛亥革命时，曾用“天仇”笔名，发表了不少反满文章，并加入了同盟会。后来与孙中山、朱执信等一起组织中华革命党，任该党杂志《民国》的编辑。１９１７年９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戴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五四时期，戴与沈玄庐等一起办《星期评论》，又与胡汉民、廖仲恺等办《建设》杂志。这两个刊物在当时都以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和研究劳工运动而闻名于舆论界。戴季陶研究劳工运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争取劳工的解放，他认为“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应当“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①他反对军阀专制，提倡民主，也另有怀抱，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②戴季陶是一个政治嗅觉相当灵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社会革命的发生。

　　起经营证券物品交易所，干买空卖空的投机勾当。国民党改组时，他主张单纯的党籍，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留共产党籍，当时由于孙中山坚持国共合作，他才不敢公开反对。１９２４年１月，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以孙中山的秘书和翻译的身份，陪同孙中山北上，自广东取道日本到达天津和北京，同段祺瑞谈判。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与世长辞。

　　此后，戴季陶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居，写文章，发表演说，恣意阉割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发挥旧三民主义的消①

　　②《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３号，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２日。

　　《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３号，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２日。

　　极因素，鼓吹中国的封建道统，并启用原名戴传贤，以示旧道统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之孔孟，孔孟传之孙总理，总理传与他。

　　在五卅运动中，戴季陶看到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他忧心忡忡，觉着再也不能“沉默敷衍含混”了，他站了出来，明确地表述他的观点：“真正的国民革命，是要真实的国民革命主义者，才可指导得来，才可以得到民众真实的信任。”因此，就非“脱离一切党派，做单纯的国民党员不可”。戴季陶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写作《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的。他在这本书里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无可如何，顺便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命的罪恶”。

　　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他口口声声地说，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什么问题都无从谈起”。就在他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绝对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主义是一个政党的基础，是它的“共信”。

　　“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采用的“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①

　　戴季陶左右开弓，既反右又反左的言论，深刻地反映了①以上引文均见《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

　　五卅时期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他们虽然有反帝反军阀的要求，但更害怕由共产党代表的猛烈增长的工农群众势力。那么出路何在呢？在戴季陶看来只有“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才能够领导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比较系统的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它的根本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地位，遏止和控制无产阶级的势力。因此，这本小册子一经出版便受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批判。

　　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这封信一开头便指出“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你现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你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我现在“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做一简单的答复。

　　共产党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异常迫切”的心情，胜过你所说的那些“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你的根本错误是借口“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这“不但抹杀阶级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到极大损失”。因为，“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否则，你们党纲上所写的拥护工农利益的话，便是“一种不兑现的支票”。

　　你认为“如果阶级争斗学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将会影响国民党组织的巩固，破坏国民党的“共信”。其实“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求民族解放，对内谋求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此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劳资调协说和仁爱说，都“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至于你对唯物史观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的。

　　“你说我们：‘只借国民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

　　‘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Ｃ．Ｐ．或Ｃ．Ｙ．的组织’”，这纯属颠倒是非。事实是“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Ｃ．Ｐ．的很少很少，比较Ｃ．Ｐ．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Ｃ．Ｐ．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试问：“究竟是国民党帮助Ｃ．Ｐ．发展，还是Ｃ．Ｐ．帮助国民党发展呢？”

　　为什么“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

　　陈独秀在信的末尾指出，你这部书必有许多人利用它“做反动宣传，……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①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某些立论也是正确的，但没有击中要害。这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缺乏认识，因而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戴季陶主张只许①③以上引文均见《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有共信，不许有别信，否则就把坚持别信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去，使国民党单纯化，使资产阶级掌握整个的革命领导权。那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可以“联合组织一个共同的最高干部，处理关于国际的问题，和对付共同敌人的问题”。①陈独秀对于戴的这种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虽然也指出“这分明是想把全党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又说“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然而在事实上，我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失之稍早”。③

　　什么“颇难实现”，什么“失之稍早”，纯属是书生的迂腐之见。陈独秀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皮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们的争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退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最重要的阵地。

　　议。这次会议除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外，主要的任务是制定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制定对国民党的政策。就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②于是戴季陶与陈独秀两人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戴季陶①

　　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上要把共产党员撵出去，陈独秀主观上是为维护党的独立性，摆脱国民党“牵制”；戴季陶是自觉地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陈独秀是自愿退出和放弃领导权的争夺。戴陈二人的出发点尽管不同，但殊途同归，结果都是使四个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变成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党。

　　陈独秀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他一直以客卿自居”，①国民党里一有风吹草动，他总不免有悔不当初之感，嚷嚷着要退出国民党。

　　陈独秀的意见受到了“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对”，使他“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②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重申“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指出戴季陶的小册子代表了右派国民党的思想，“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还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现在的职任，便是更加应当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并“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与右派斗争”。③大会决议的精神是积极的，也是符合国共两党合作以后的实际状况的。国民党这一组织形式确实为共产党联系广大群众提供了许多的便利条件。五卅运动固然是①②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４０３—４０５、４１７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中共领导的，如果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省港罢工如果没有广州政府的支持，也不会坚持那么长久。

　　但大会的决议也并非是完满无缺的。决议规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这个规定不利于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决议还试图另“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方式”，既不受束缚，又“能扩大这一联盟”。①其实，就两党合作的基本形式而言，除了党内合作，就只有党外合作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方式”呢？决议里的这些条文反映了幼年他党面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这一特殊的联盟形式，以及联盟内部左右派的分化和一再受到攻击与排斥之后，还不能得心应手地处理这种极为复杂而又奥秘的关系，大会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但也不免有些瞻前顾后、游移不决的情绪。

　　月２３日，一批老右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日停止职权，开除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西山会议派公开地从国民党分裂出去。

　　同时，国民党内又出现了以戴季陶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新右派。

　　因此，怎样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怎样对待新右派，便成了能否正确执行十月扩大会议所制定的团结左派打击右派政策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４１７、４０５页。

　　的首要问题。陈独秀在这年年底撰写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和《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两篇文章，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

　　陈独秀认为西山会议派“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而新右派“只要他们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特别反对”，可是现在“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他们“在理论上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并且在事实上他们既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但是，陈独秀过分地强调了新老右派组织上之分界限（老右派已分裂出去，新右派留在国民党里），因此，认为“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如果新右派的反动倾向“继续发展下去”，便和西山会议派一样成为反动派了，那时“‘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至于戴季陶，陈独秀说他“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那当然属“不必特别反对”之列了①。

　　陈独秀煞费苦心，要在西山会议派与新右派之间在政治上寻找一条分界限，却完全忽视了西山会议派之所以分裂出去，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而在这一根本点上，新①《国民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周报》第１３９期，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０日。

　　右派与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新右派比那些分裂出去的老右派要聪明机灵得多，他们对革命有更大的危害性。

　　他们是决不会从国民党分裂出去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他们的发祥与发迹之地，有朝一日必将下令驱逐“客卿”。

　　陈独秀把新右派作为共产党的联合对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革命形势的消极的估计。当时，北方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动荡。１１月２２日，奉军第三军团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倒戈，进军山海关，以武力逼迫张作霖下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响应郭松龄，率部进军天津；２８日，北京市民五万余人举行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广州政府，段祺瑞下野等口号。但不久，郭松龄被捕杀；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四面受敌；北京市民反段运动失败。奉军气焰复张，并与直系吴佩孚相勾结。陈独秀认为“革命低潮到来了”，要实行让步的策略，“主张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①避免西山会议派的活动，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

　　于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陈独秀“主动，并获得维经斯基的协助”，同和西山会议派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上海“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中共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除陈独秀外，还有蔡和森和张国焘。会上陈独秀首先发言，“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①《吴玉章回忆录》第１３２页。

　　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孙科等表示“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意去广东参加大会”。这些意见始终是得到维经斯基“支持”的。会后中央派张国焘到广州去，代表中央指导在国民党“二大”中的中共党团活动。

　　中共广东区委反对中央的意见，“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①他们原“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由于张国焘推行中央的意见，“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孙科、戴季陶等右派分子都当选了。在选出的６０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１４人。在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势力更大。这正如周恩来说，这次选举“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错误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②

{{“失踪”期间的二月会议三二○事件后的争论与退让}}
　　以后不久他便隐蔽起来了。大约是１９２４年，他和高君曼的感情破裂，经汪孟邹多次调解，无效。身患咯血病的妻子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去南京，陈独秀却另有新欢。高君曼说：“我到南京去，为的要省一点。……南京生活程度低，……那里知道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吗？

　　①《周恩来选集》（上）第１１９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６６－６８、８０页。

　　……〔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①高君曼对陈独秀是很不满意的。

　　陈独秀这时“心爱的人”是谁②，谁也不知道。所谓“过天上的好日子”更是无从查考。因为没人知道他住在上海的什么地方。同志们都猜想他一定有个女伴，因此每当他来中央看文件时，同志们“用话引他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

　　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身负重任的陈独秀，他的住址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一位熟识而崇敬陈独秀的八旬高龄的老人也说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陈独秀不能做青年的表率。①

　　②时隔６０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在新疆工作的两女一男的年轻人，向有关方面写信，说他们的母亲叫陈虹（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１９６９年病故），外祖母叫施芝英（１９７３年病故），外祖父是陈独秀，三人自称是陈独秀的外孙。这才知道陈独秀与高君曼分居以后，是和一位女医生施芝英同居的。他们大约在一起生活到１９２７年８月才分手。施与他人结婚，陈独秀无家可归，住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北四川路横浜桥南路安慎坊，白天在这里办公，夜晚睡在郑超麟的房间，郑在办公室临时搭一个铺。至于陈虹，经有关方面调查了解，她并非是陈独秀的生女，而是施芝英的养女，实际上是个丫头。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陈独秀从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放了出来，到了武汉，陈虹与陈独秀见面，自称是他的女儿。陈独秀当面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当时武汉的反动报刊还登载此事，并借机渲染，说陈独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上海电影制片厂有关陈虹的调查材料及郑超麟的手稿《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个爱人——施芝英》。）

　　汪孟邹日记，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３日。

　　从１９２６年１月上旬起，陈独秀便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人知道他的住址，也没有办法找他。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他报告了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他们也恐慌起来”，一天天过去，都没有消息，大家近于绝望了，猜想陈独秀被“秘密处死了”。张国焘还说：“老头子（指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他差不多要哭出来了。①在陈独秀“失踪”的时候，或者说由陈独秀的“失踪”而引起，中共中央于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４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到会的有中央委员７人，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１人，北方区和粤区代表各２人，共计１２人。这次会议是由于发生了“两个顶重要的问题”才召开的，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隔绝消息，……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二是关于北伐问题。但当会议“初开”之时，“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对于这次会议之第一项问题已减轻其严重分量”。②

　　陈独秀在“失踪”一个多月以后露面了。“他裹着一件厚大衣，缠着围巾。原来他生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说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的。同志们受了场虚惊，少不了要数落他，他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家”。③①②

　　③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爱人》。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４６、４７页。

　　以上据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爱人——施芝英》（手稿）。

　　陈独秀没有参加二月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北伐问题，作出《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认为现时局的“根本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和”。会议对中央地址的问题也作出决定，认为“中央应在何地须视什么是目前党最主要的责任；何处是革命中心”而定，“党在最近及将来政治上的第一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因此，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现时可作中央地址的地方，只有北京和广州。

　　唯广州是革命的唯一根据〔地〕，在顾及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上，较不方便。如果国民军能守住北方现有的局面，中央决在北京；否则决移广州”。但“此项意见须征独秀最后意见方始确定”。①

　　在二月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夕，联共（布）派遣的布勃诺夫使团于２月上旬来华。布勃诺夫原名依文诺夫斯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团员有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库皮亚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布什等１０余人。从他们的职务可以看出这个使团所拥有的权力超过了在华的任何一位俄国人。布勃诺夫于２月国形势的汇报，然后与加拉罕一起去包头、张家口会见冯玉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３１、３２、３３页。

　　祥。布勃诺夫在听取汇报和会见冯玉祥之后，他认为“革命阵线争取冯玉祥的工作是很值得做的”，苏联应“以更大规模继续向冯玉祥提供援助”。①地址问题时，陈独秀认为在上海“多数工人和学生是在我们一边的”，“我个人是主张把中央委员会留在上海的。第一，上海是无产阶级的地区，这里毕竟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多数；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不同意中央委员会迁出上海。②陈独秀行使了特别会议授与他的最后“确定”权，中央地址不变。

　　这里需要补充介绍的是在二月特别会议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于２月１７日至３月１５日在莫斯科举行。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工作报告中说：

　　“有４０万党员的国民党，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全中国掌权，而它却在思想上表示赞同我们，这已经是巨大的成就了。”③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府，已经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和城市民主派建立了联系，……因此，广州政府乃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先锋队，成了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④国际执委会根据联共（布）的建议，批准国民党以①②③

　　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１９１９—１９２８）第１３６页。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１９１９—１９２８）第１１７页。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３８３页。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同情党”的名义参加国际，且更有甚者是推选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然而，谁曾料到就在全会闭幕后的第５天，即３月２０日这位“名誉委员”在被誉为“典范”的广州政府所在地，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这对中共和陈独秀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谋长，此时他在党和政府里都没有重要的地位，既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政府部长。但自１９２５年下半年起，他的地位和权力迅速地膨胀起来。８月２０日，廖仲恺被刺杀后，根据鲍罗廷的建议，成立了由身兼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三要职的汪精卫、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掌握了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从此蒋介石跻身显要。８月２６日，粤军改称国民革命军，蒋任第一军军长。第一军主要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这支部队政治素质高，战斗力强。许崇智和胡汉民因涉嫌廖案，蒋介石以卫戍司令的职权监视许崇智。不久许、胡二人相继离开广州。９月２５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为东征军总司令，再次讨伐陈炯明，到年底东征胜利结束。第一军为统一广东立下了汗马功劳，蒋的威望和权势也随之猛增。蒋介石在进一步夺取权力的斗争中，首先得排除两个障碍，一个是代表工农势力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在党政军里坐第一把交椅的汪精卫。

　　蒋介石经过一番秘密的精心策划之后，大胆地行动起来了。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９日夜１２时，他调动武装部队，宣布广州紧急戒严，包围苏联顾问住宅、苏联领事馆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逮捕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中共党员），扣押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同时也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事后，蒋介石诬控中山舰“露械升火，经一昼夜”，“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①

　　蒋介石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他对准共产党猛然一击之后，就立即收缩回来。他感到现在羽毛尚未丰满，同共产党彻底决裂还为时尚早，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军火援助。于是在当天（３月２０日）的下午，许多被扣押的共产党员都恢复了自由。

　　事件发生时，鲍罗廷不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在事变之前一天刚回来，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见到沪上大报所披露的事变消息都感到莫名其妙。那时中共中央还没有自己的电台，无法同广州联系，了解事件的真相。因此也不可能对事变提出任何的处理意见。

　　而正在广州进行考察、并一时受到软禁的布勃诺夫使团却不能不表态。２２日，苏联领事馆代表与蒋介石会晤，问蒋：

　　“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蒋回答说：“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之意。”领事馆的代表随即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②不用说，当时只有布勃诺夫有权决定苏联顾问组组长季山嘉等十余名顾问立即遣返回①

　　②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２４６页。

　　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２１８页，１９８１年６月版。

　　国。

　　仓卒，处置非常，事先未及报告，……应自请从严处分”。同日，汪精卫托词“因患晕眩，请予给假治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对于蒋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①对于汪精卫准予给假（汪于５月９日离粤赴法国）。

　　２４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演说，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说如果李之龙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②但实际上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党的有２５０多名。蒋介石利用右派打击了左派，现在他回过头来“惩办”右派，迷惑左派，他免去了王柏龄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职务、陈肇英虎门司令的职务，“软禁”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等等。蒋介石居心叵测，行动敏捷，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只因为他当时的实力不足，才自动地制止了事态的恶化，但通过中山舰事件，他打开了夺取权力的大门。

　　２４日，当蒋介石在黄埔大唱革命赞歌，以骗取学生的信任时，布勃诺夫也在给苏联顾问作报告。他说这次事件“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

　　“中国将军脖子上戴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这种情况与中国军队历来的习惯是毫无共同处的”。他要“顾问们特别注意到中国军阀们的过敏的民①

　　②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２２５页。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７日。

　　族主义，外国军事专家的任何一个压力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的不满”。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以免“使破坏国民革命的危险更趋严重”。①布勃诺夫还写信给即将回广东的鲍罗廷，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正由于广东共产党的领导人听从了这一“结论性意见，统一战线终于得到保持”。②总之，中出舰事件是由于蒋介石的权力受到了约束而爆发的，为了保持统一战线，中共不能突出自己的领导地位，这就是布勃诺夫的观点。

　　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的信》里，重申联合战线的可能与必要，共产党员之所以加入国民党，其“目的就是要使国民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担负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信里一再指斥破坏联合战线的是帝国主义者和那些已被开除出国民党的右派。好象中山舰事件是这些人直接挑动的。这封公开信的内容与布勃诺夫的意见是同一个调门，也很可能是听从了那个“结论性意见”而写成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于这样的一封公开信，根本不予讨论，他们将原信附于４月２日会议记录之后，存档了事。

　　３月底，依文诺夫斯基（即布勃诺夫）使团回国路过上海时，中共中央“才从他们得悉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但还不知道详情，……所以中共中央派张国焘赴广州，查明事实真①

　　②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１２８页。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３７３、３７４页。

　　相”。①依文诺夫斯基向中共中央提供了些什么情况呢？他说：

　　事变发生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俄人住宅等“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被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事。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之举动仍未停止，随时会有事故发生，……”②

　　根据这个“第一手”的资料，陈独秀对事件开始表态了。

　　他在４月３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１４８期上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揭露国民党右派所散布的这次事件是共产党倒蒋和改建工农政府的阴谋。陈独秀说共产党不是“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③挑超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④陈独秀把“中山舰事件”的元凶尊为革命的“柱石”，而把事变的喽*獱们指控为罪魁祸首。“*弊匀皇遣豢扇鄙俚模缘苯槭傩市实胤⒊龃侨ヒ磺芯暗挠荩ǎ啡眨┑缫院螅露佬闳八到槭愕脑鹑*①②

　　③《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周报》第１４８期，１９２６年４月３日。

　　④致中（即陈独秀）：《广州事变之研究》，《向导周报》第１４８期，１９２６年４月３日。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①陈独秀紧步依文诺夫斯基的后尘，除说了一句幽默讽刺的话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外，并没有提出处理事件的意见。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据彭述之说当中共中央与依文诺夫斯基会谈时，“陈独秀问他经过这次事变，莫斯科对蒋的态度有无改变？我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否照旧？”他“避而不答，只说：‘不久的将来，莫斯科会作出决策的’”②。彭述之还说陈独秀的那些意见“正是表明在‘没有得到国际的指示时，还得继续执行过去的既定政策”。彭述之的说法即使符合事实，也不足以把陈独秀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得到莫斯科的一些指导”却“渺无音讯”。因此中共中央“必须自己制定对蒋介石的政策”。③这项政策的要点是对抗蒋介石，扩大工农武装。于是派彭述之赴广州，并组织特别委员会以执行这一政策。④

　　在彭述之到达广州的前两天，４月２９日鲍罗廷从苏联回到了广州，并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退出国民党）。鲍罗廷抵达广州后，他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如①②③

　　④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向导周报》第１４９期，１９２６年４月何处理所谓“风波已归平静”的中山舰事件，而是这次事变的继续与发展——国民党党务整理案。这个提案共八点，由蒋介石提出。它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等。党务整理案显然是限制和防范共产党的。

　　当这个提案在提交国民党中央之前，蒋介石与鲍罗廷“会商”时，鲍对蒋的“态度极为温和”，凡蒋“所提主张，都作合理解决，……达到这八点的协定”。①而当彭述之在特别委员会上报告中央对蒋的政策时，鲍“极力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很可能发生右派的反革命政变，他反对执行中央的政策，并质问彭述之“假使依照中央的决议去做，势必退出国民党，你是否主张我们立即退出国民党”？彭回答说：“我们应当立刻准备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鲍借口“征询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意见”，反对这一主张。他认为“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独裁”。“在现时的国民党里没有人象他（指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党务整理案’，并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②①

　　②《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中山舰事件》第２４７页。

　　彭述之虽然认为“不能接受”党务整理案，但当同志们“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①

　　案。２５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均辞去了他们的职务。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地位扶摇直上，他身兼数要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４月１６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６月４日）、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７月６日），独揽党政军大权，形成了国民党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独裁局面。

　　１９２６年６月９日，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是针对蒋介石在５月间所作的《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员代表演辞》而写作的。蒋介石在演说时故弄玄虚，制造疑团，再三说关于这次事件的经过“我要讲也不能讲”，“太离奇太复杂了”，“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陈独秀说你这些“不忍讲的”，“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掩藏”。若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到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你有什么“不能讲”、“不忍讲的”呢？

　　你说中山舰事件“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

　　有一种倒蒋运动”。但你没有指明这一、二个人是谁，“我们当然不能冒认”。可是你的讲话“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指责共①《周恩来选集》（上）第１２３页。

　　产党同志的字句”，使人以为共产党是此次事变的阴谋者。然而，“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反革命”！“我们知道我们的党并相信我们党中个人，并没有这样反革命阴谋”。我们“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你说“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然而这“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子之意志”。

　　你又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戴季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至于说拿三民主义做招牌，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你“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①陈独秀的文风原是非常泼辣而富有战斗性的，而这封信却写得软弱无力。他好似面对着一个贼喊捉贼的人，他没有握着贼人的赃物勇敢地进行揭发和控告，而是极力地辩解自己不是贼，在辩解中又有美化贼的言论。蒋介石的两面手法确实迷惑了一些共产党人。

　　蒋介石见到了陈独秀写给他的信，说“不要噜噜苏苏，长①《向导周报》第１５７期。

　　篇大论的打起笔墨官司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我可以再声明白：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①蒋介石在大整共产党之后，反而说与共产党没关系了。其实哪里是没关系，不过是不便公开他的反共面目罢了。

　　陈独秀、蒋介石这两个人，一个是不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书生；一个是把政治生活看作“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②历史把这样两个品格极不相同的人同时推进了斗争的旋涡中心，一个在节节进攻；另一个在步步退让。

　　陈独秀之所以采取如此软弱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再次主张退出国民党。《向导周报》在发表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的同时，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这份致国民党书，如果不是出于陈独秀的手笔，至少也是经过他的同意，表达了他的观点。《书》中指出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至于两党“合作之方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不拘于形式”。当初“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故毅然决定，令本党党员得加入贵党”。现在贵党的党务整理案，“或者认为与本党合作之方式，历年以来，迭次引起党内一部分人之疑虑猜忌，……故必须先在合作方式上有几种之改变，……果若此，则与本党合作政策并无所谓根本冲突”。“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①

　　②《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第６３２页，１９３６年版。

　　《中山舰事件》第２３８页。

　　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至于今后两党合作之方式，“可各自根据其党之议决以相协商，文函会议皆可”。①总之，在陈独秀看来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本是孙先生所主张的。现在你们既然整理党务，那未可以改变党内合作为党外合作，这是国民党的事，与共产党无关，因此没有必要反对党务整理案，但党务整理案又确实是排斥共产党的，于是陈独秀又一次地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员会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只有摆脱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我们才能执行一项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②这个提案把加入国民党同党的独立性完全对立起来。到会的国际代表维经斯基（６月初再度来华）和多数人否决了这个提案，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对陈彭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现在退出国民党，“消灭这一各阶级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立领着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它，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换句话说，现在共产党还不能独立领导民主革命）所谓退出国民党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

　　这种倾向是表现最近一年来日益形成的资产阶级，要想夺取①

　　②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

　　《向导周报》第１５７期，１９２６年６月９日。

　　国民运动的指导”。①大会虽然否决了陈彭两人的联合提案，但同意将此案“送请共产国际考虑”。共产国际“不仅拒绝考虑”，而且还由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主张退出国民党的人“恰和苏联反对派……犯了同样大的错误”。②陈彭二人的提案与戴季陶主张的“单纯的国民党员”确有相近之处，但并非“是一样的”。戴季陶是为了争夺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主动地排除共产党；而陈彭二人的提案，其主观动机是为了摆脱国民党的束缚，争取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但结果却都是使国民党由一个多阶级的政治联盟变成为一个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党，而这正是戴季陶当初所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是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已经做，一时又不能全部做完的事。

　　关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问题，自始就有争论，且一直使陈独秀感到困惑。现在党务整理案明文规定了限制共产党的条款，共产党照理应当进行既坚决而又有节制的反限制斗争，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斗争艺术，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而且述得有相当的实力做后盾，但在当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会议决定中共现时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扩大和联合左派，“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这里所说的右派是指老右派，如西山会议派；中派，即新右派，指戴李陶、蒋介石等人，对他们也不过是“应付”而已，而且还指出现在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虽然“在中派指导之下”，中共“还要竭力赞助他们”，但以拥护劳动民众利益“做赞助他们的根本条件”。决议还指出中共党员“包办国民党机关，自己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的工作，……亦是错误的”。①总之是一不能退出，二不能包办，三要联合左派赞助中派，四要拥护工农利益，这就是第三次全会所制定的政策。陈独秀尊重了多数的意见，一场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方式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党务整理案得以顺利地推行，但斗争在继续深化、发展。

　　①《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又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１２０、１２１页。第七章　北伐战争时期{{论国民政府北伐主张汪蒋合作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
　　这年二月间中共举行的特别会议，对北伐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认为北伐是中共“现时最主要的职任”。陈独秀因患伤寒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当布勃诺夫到达上海与陈独秀会晤时，陈独秀“还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决定，但他“主张支持北伐，因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可是布勃诺夫“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为广州政府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三二○事件”后，国际代表了解了广州形势以后，也认为必须支持北伐，但是“也害怕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使广东广西的人民首先遭受灾难。①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７月７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１６１期发①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表述了他对北伐的意见。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这“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惟一无二的方法”。而且，北伐必须“真是革命的势力，……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何况“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了。

　　陈独秀对某些将领的北伐动机，以及在北伐中可能实施的政策，抱怀疑和批评的态度，因此他“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陈独秀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那未，在当时应当不应当进行北伐呢？陈独秀“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府之北伐还不是由革命势力膨胀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自卫”。“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广东民众的口号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①陈独秀对北伐所持的态度，较１９２６年①《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周报》。

　　陈独秀之所以对北伐抱消极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伐不符合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设想，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暴动。他早在１９２４年１０月曾主张国民党应“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到“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大民众”，而后进行“联合的大暴动”，①推翻军阀统治。

　　后来广州政府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东征与南伐，统一了广东全境，这时陈独秀虽然承认广州政府是个革命政府，但依然强调“集中民众的组织，民众取得武装”，②经过长期的努力与斗争，解除军阀的武装。因此他认为国民政府北伐“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的暴动”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以后③，才可举行。这种一宣传，二组织，三暴动的革命模式，是陈独秀对北伐持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预见到北伐战争中的隐患，那些怀有“个人权位欲”的将领们，将借北伐之名一边扩充实力，一边践踏人民的利益。但是他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防患于未然，或减少当隐患一旦成为事实之后对革命可能造成的危害。

　　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得到了张太雷的赞赏，受到了瞿秋白的批评。张太雷在《独秀的意见是对的》一文中指出，国民政府“应除去使农民怀疑的原因，政府不可因北伐而忽略人民的利益，……革命同志应当承受这①②

　　③《答张人杰》，《向导周报》第１７１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新青年季刊》第５号，１９２６年５月３０日。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向导周报》第８５期，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日。

　　样的忠告的”。①瞿秋白写作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指出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三二○事件”后，“民族资产阶级夺到了领袖权”，可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的革命化，是异常之迅速急剧，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而且北方的“反动政局决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展”。瞿秋白对北伐的态度是积极的，却对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但他指出的“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②是非常正确而又十分重要的。这篇文章“《向导周报》编者拒登”，这可能是陈独秀所为。③

　　陈独秀的文章在国民党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中派及右倾的左派领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斥责陈独秀“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之感情”，张静江请鲍罗廷“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党部则提出中央党部控告，并禁止同学购阅向报，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用武”。在中央党部开会讨论控告问题时，“李济琛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亦借此机会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的由主席张静江写一信给仲甫”，④指责陈独秀对北伐“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并说“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你却“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①②③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４７页。

　　郑超麟：《我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４２期。

　　《瞿秋白选集》编辑组：《瞿秋白选集》第２９１—２９３页，１９８５年版。

　　《人民周刊》第１８期，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２日。

　　陈独秀对张静江这样一个头面人物的来信，把它刊登在《向导周报》第１７１期的读者来信栏里，并作答复，这自然是要存心贬低他。陈独秀在答书中说：北伐军“是否含有投机权位分子，即训练最好之党军现在是怎样，你们倘不需求我详细指陈，我姑且不必多说”。至于筹款，既然出兵，那当然是“不得已”的，“然不筹之于殷商，不第之于官吏中饱，而摊派公债预征钱粮及于小商贫农，且有恢复赌捐之议，好一个不得已之办法，这都是远道传闻吗？”你说我“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尤近于臆断”。我认为“凡是尊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无形取消了”。广东、广西许多县的农民“被驻军县官蹂躏的事，你们不知道吗？中央党部中，国民政府中，都有大喊农民协会是土匪，你们不听见吗？这样怎令农民不怀疑！……”①陈独秀的答书痛快淋漓，好似把“三二○事件”以后憋着一肚皮的晦气一股脑儿地发泄了出来。

　　但是，陈独秀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批评，并不能对北伐战争的进行产生多大的影响。７月１１日，北伐军占领长沙，然后挥师北上。９月７日攻克汉口，而后东进江西，与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展开激战，并于１０月９日第三次攻克南昌。１０日占领武昌，击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北伐①《向导周报》第１７１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军进军之迅速，出乎交战双方的意料。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通告第一号》，说“在一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南侵必须北伐”，现在“乃由防御而转为进攻形势”，北伐“是为民众争自由而战，应该由民众积极的起来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一北伐，才能使北伐更具有革命意义”。①这时，陈独秀纠正了他对北伐的消极态度。但是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又远远地向前发展了。

　　北伐战争首先使两湖地区出现了革命高涨的形势。人民支援了北伐战争，战争的胜利为群众运动的迅速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两湖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是由共产党人建立起来的，现在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地方旧政权有的崩溃，有的瘫痪，新政权的建立刻不容缓。另一方面，那些怀有二心的北伐将领，虽然扩充了地盘和实力，但他们正忙于同直系军阀厮杀，他们还没有站稳脚跟，稳住自己的阵脚。蒋介石由于在“三二○事件”赶走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战斗力衰退。同时由于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部扩充至六师之众，占据了两湖，蒋唐之间开始发生了矛盾，但无论是蒋，或是唐，他们这时都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北伐战争的进展，确为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领导权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问题是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时机，和用什么政策去争取领导权。

　　面临着北伐战争引起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于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东中派政权之下，“亦可发展农民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合实际。因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农民运动；愈发展农民运动，则民众愈不满足，愈反对中派政权。”这个见解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用什么政策和策略去对付中派政权呢？

　　会议认为“不维持中派政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

　　会议经过讨论之后，感到“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现时正在北伐，一旦去蒋，影响不好，而且继蒋而起的唐生智等“亦不可靠”。他们现在虽然反蒋，“恐怕去蒋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办法进行亦多困难。……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迎汪复职，汪蒋合作。陈独秀和国际代表过分地重视上层人物的力量，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蒋介石、唐生智、汪精卫等，完全忽视了在北伐的新形势下，发动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壮大两党的组织，建立地方革命政权这一重要任务，更不要说乘机建立工农武装力量了。

　　迎汪复职的主张提出以后，蒋介石即派胡公冕来上海见陈独秀，“请Ｃ．Ｐ．勿赞成汪回，……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蒋）捣乱”。陈独秀回答说：是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赞成汪精卫回来的，“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不主张推翻党务整理案”。①总之，在陈独秀看来，“现在已非汪回不可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２４、２２５、２６１页。

　　了”，①“汪回左派将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将能建立”。②９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局作《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迎汪复职，汪蒋合作的方针。《报告》认为“革命势力分散了是不好的；但现时的军队，若果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反而更有右倾的危险。因此我们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维持中，还可以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为了保持权力的平衡，蒋介石“只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请汪回任，否则无法减少”唐生智等人对蒋的“反感”。③

　　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那末什么权力归共产党呢？陈独秀说：“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④共产党“必须立脚于在野党地位”，⑤党权、政权、军权都一概不要，这正是制定迎汪复职、汪蒋合作这一右倾错误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这个政策不仅在共产党里得到了贯彻，例如，１０月２２日湘区书记的报告里就明确地向中央表示要“彻底的取在野党的态度”，⑥中央要求江西一些担任地方行政职务的共产党①②③④⑤

　　⑥《中央政治通信》第１０号，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３日。

　　《中央复湘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６号，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７日。

　　《中央给鄂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５号，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７日。

　　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第２４０、２３９页。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２—１９２６）第１１３页。

　　《中央政治通信》第３号，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

　　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①也推行到国民党和群众团体。

　　因为迎汪复职的目的是削弱蒋介石的专权，这在当时不仅为国民党左派所拥护，也是那些出于个人权力欲的右派分子所乐于接受的。１０月中旬，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案。

　　当两种势力因利害关系而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种势力若企图使这两种力量保持均势，而不致发生尖锐的冲突，那就必须具有较强大的实力，因为只有用实力才能维持两种势力的平衡，并使其向有利于第三者方面发展。可是当时中共除了掌握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军权、政权和国民党的党权，这是迎汪复职、汪蒋分权合作，纯属为他人作嫁的政策产生的客观原因。因此当均势一旦破裂之后，为他人作嫁者往往会成为两方的牺牲品。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迎汪复职、汪蒋合作政策的产生，若就陈独秀本人的思想而言，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对资产阶级力量的错误估量，陈独秀认为现时中国

　　社会“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形成，故进步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走向Ｋ．Ｍ．Ｔ．来”。在民族革命的时代，和中共合作的“Ｋ．Ｍ．Ｔ．乃是现时中国的惟一民族党”。国民党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代表买办、地主、军阀的老右派已被开除出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与左派“均尚在形成的过程中”；新右派的力量虽“不及老右派①《罗易赴华使命》第３３页。

　　大”，但“确是反对老右派的”。①陈独秀就是这样分析资产阶级和新右派势力的，在他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既然“还未完全形成”，新右派和左派也不过是“在形成的过程中”，而且又“确是反对老右派的”，因此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似乎是压根不存在的。

　　二、不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他认

　　为现在既然“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即在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的中国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社会”。②革命成功之后，既然政权落在“现在这样的左派领袖之手”，③因此也就用不着去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了。陈独秀还惟恐资产阶级不放心，说“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④①②③

　　④《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７２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８３页。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７２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那末未来的新政权给工农什么利益呢？陈独秀回答说：在工人方面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工会自由，改良待遇等等。“至于农民政纲如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

　　这时候世界革命的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也许转入一个新时期”，但这是“较远将来的事”了。①可见陈独秀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见解，又回到了他在１９２３年４月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所表述的观点：既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由资产阶级去领导罢。至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这次他所表述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较过去更明确了，而且出现在北伐战争的高潮期，因此它的危害性也就特别明显和严重。

　　陈独秀在１９２５年９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固然需要民主政治，“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②他朦朦胧胧地观察到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与中国民主革命之间的差异，但是他没有深入地研究它们之间的质的区别，他不了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使命，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陈独秀的认识水平在当时共产党里具有相当代表性，它是党的幼年性在革命理论上的一个主要表现。共产党必须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无数的革命志士在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过程中，付出血的代价之后，党才能成熟起来。

　　①《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周报》第１２８期，１９２５年９月７日。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立于主体地位决策武装起义}}
　　上海，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这期间陈独秀除到汉口出席十二月特别会议外，他一直坐镇上海。共产党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所执行的重大政策，都是经陈独秀认可，或是由他亲自制定的。这时期上海工人斗争的得失成败、功过是非，都同他的活动密切相关，都反映了他的思想。

　　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１日，北伐军占领长沙以后，挥师湘北。这时苏、浙、皖、赣、闽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借口，迅即调兵遣将分三路援赣，并伺机进攻湖南，切断北伐军的后路。这使东南五省资产阶级、士绅以及一些社会名流顿感不安，他们惟恐战火蔓延到东南，危及他们的利益和安全。苏州、无锡等六县商会会长联合通电，要求孙传芳“休养生息”。①全苏公会赞同孙传芳“消极增防”，警告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不得越闽赣边境一步”。②苏浙公团、全浙公会要求孙传芳“保持五省安全”。③上海总商会通电，要求孙、蒋双方“解除误会，划守疆界”，如战端一开则“商家命①②③《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９、１２、１５日。

　　脉不通”。总之，他们既不同意孙传芳援赣，也不主张北伐军东进，一味地要求所谓东南五省的和平。这时只有上海总工会发表通电，反对孙传芳“援赣之军事行动”，①但孤掌难鸣，应者寥寥。中共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虽然通过了《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②但这时上海还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

　　然而，战争的形势却发展得非常迅速。９月１日，北伐军攻克汉口以后，即挥师东进，攻入江西。在福建战场上，北伐军攻克永定，孙传芳军两面受敌，他把主力部队投入了江西战场，上海的防务一时空虚。

　　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诱发了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上海国民党负责人士推翻孙传芳的统治、获取政权的欲望。

　　虞洽卿由于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推倒了他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地位（改由亲孙的傅筱庵任会长），又解散了他所依恃的南、北市保卫团，“所以虞极反孙”，“极力联络”

　　共产党，希望帮助他“取得上海政权”。③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健也“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起来动作”，答应在暴动成功后“保护工人”。④①②③

　　④《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十月十七日），《教育杂志》（区委油印刊物）。

　　中共《中央政治通信》，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１５页。

　　《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５日。

　　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书记罗亦农认为”应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建立“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①关于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根据罗亦农的讲话可概括为如下两点，一，起义“以商界为主体”，②“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如果无产阶级“急于来领导，必引起帝（国）

　　主（义）害怕，而大进攻，而大屠杀”，“资产阶级必害怕不来合作”。所以“要把这个领导权给虞洽卿”。罗亦农说，这个政策区委“及中央都已赞同”。③这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也是赞同的。二，起义成功之后，“政权给谁，……工人可不参加，我们完全让他们组织商人政府”，“我们只求得民众自由，不要奢望”。④

　　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上海阶级状况，北伐军攻入江西以后，上海资产阶级对反对孙传芳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上海工人没有武装起义的准备和经验，区委不能不采取慎审的态度，但是过分地重视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及其革命性的一面。工人阶级不拿政权，或者如陈独秀所主张的共产党处在野党地位，就能“求得民众自由”，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资产阶级对这样的政策自然是乐意接受的，虞洽卿认为①②③

　　④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０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市运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９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３日。

　　既有工人参加起义，又“以商界为主体的办法是对的”，①并表示“设法捐钱”援助工人。②但当北伐军攻打南昌受挫之后，资产阶级害怕了。这时区委又以“国民党的钮永健和吴稚晖二人为主力”策划起义。１０月１６日，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由杭州向上海进发。区委确定起义的目的是要求和平！撤退孙传芳在上海的驻兵！上海市民武装自卫！上海市政归上海市民！等等。２４日，夏超部已被孙军击败，区委误信北伐军攻克九江的传闻，乃仓卒发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时资产阶级“不干了”，号称拥有１０００人实力的钮永健，实际上不过百把人，工人纠察队也只有２００余人③，且大多赤手空拳，因此，起义在当天就失败了。

　　第一次起义的失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２５日，罗亦农在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只是要资产阶级起来，而我们只是后面跟着进行”，以后“要以自己为主体”，去“推动”资产阶级，过去当配角，今后争主角，“惟此问题须到中（央）局讨论”。１１月２日，他在全体区委会议上又指明这次起义中的“一大差误”，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没有信心，……而依赖钮、虞”。罗亦农首先提出了武装起义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基本方针。

　　陈独秀没有接受罗亦农的意见，到１１月上旬，他仍然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健（是）军事的，虞洽①②

　　③活动分子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６日。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７日。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０日。

　　卿（是）民众领袖”。

　　追击，孙传芳军也无力反攻，交战双方一时处于体战期。陈独秀指示区委“可以停止暴动宣传，要注意工会及党的内部工作”。①同时，由于奉鲁军阀张宗昌部南下援孙，使东南五省人民受到极大的震惊，于是区委积极开展市民自治运动，不仅国民党市党部、江苏省党部主张市民自治，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也发表宣言，谓“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界人民应起自卫，图谋永久和平。（一）划上海为特别市，永不驻兵，并本主权在民之义，以上海市民组织市民会议，管理上海市政；（二）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三）拒绝奉鲁军南下”。②这个宣言得到了许多团体的响应，即使迷恋东南和平的三省联合会③，其中也有不少人士转向公开地反对孙传芳。中共中央及时指示区委“要尽力拉出（三省联合会）各派分子”，与我们合作发动自治运动。④

　　２８日，上海４００余团体５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反对奉鲁南下上海市民大会”，三省联合会的主要成员都到会讲话。大会决议：要求奉鲁军撤回南下军队：一致拒绝（奉鲁的）军用票：上海划为特别市，由工商学各界组织自治政府。①②③

　　④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７日。

　　三省联合会，由全浙公会（代表人为蔡元培、褚辅成等）、新苏公会（代表人为杨千里、张君劢、黄炎培等）和全皖公会（代表人为李次山、许世英等）三团体组成。

　　《申报》，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７９、９７页。

　　会后，总工会纠察队作先导，举行示威游行。当晚，被查封的上海总工会自动启封。

　　会是领导自治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由闸北商会、商总联会、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海总工会和三省联合会六团体组成，“以实现上海特别市市民自治，谋市民利益为宗旨”。①区委在市民公会和国民党省、市党部都建立了党团组织，以加强对自治运动的领导。群众性的自治运动为第二次起义作了广泛的舆论准备。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深深的裂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策动了一连串的破坏三大政策的活动。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他在南昌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广州国民政府迁至南昌，公然反对国民政府已通告全国迁都至武昌的决定，企图挟天子令诸侯，使国民政府成为他的囊中之物。２月２１日，他在南昌行营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说，口口声声叫嚷要“制裁”共产党；驱逐鲍罗廷。并唆使他的党羽杀害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强行解散执行三大政策的南昌市党部和学联。此后在九江、安庆也发生了同类性质的事件。蒋介石还派戴季陶到日本与外务省次官密谈，日本帝国主义者奔走于南北之间，撮合蒋介石与张作霖相妥协，以致报界一时盛传“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说。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行不能不引起共产党人的戒备与批驳。

　　①《申报》，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７日。

　　演说，所谓共产党员排挤国民党员纯属诬陷不实之词，“事实恰正相反”，蒋介石“对于腐败官僚投机分子方尽量容纳”，而对“共产党员却防闲、排挤，且一再声言制裁之，这究竟出于何项动机”？①陈独秀连续发表文章，不指名地批判蒋介石“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提醒人们“留心着！

　　果有谁敢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之拉拢，而与北方军阀妥协，以葬送革命”！②蒋介石演说开口“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和‘我’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③指责蒋介石对盛传两个月之久的南北妥协共同讨赤的言论，“无一字声辩”。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虽然是较委婉和含蓄的，但关心时事的人一眼便可看出指的蒋介石。

　　在中共上海区委内部讨论时，却无所顾忌的表明了他们对蒋介石的愤恨和戒备心。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５日，区委即明确指出中外反赤联合战线的危险性。罗亦农说：“上海为财源之地，北伐军如果一来，必将勾结资产阶级，也许蒋介石到上海后，就正式攻击Ｃ．Ｐ．，而爆发直接冲突。”④区委决定发动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现在局面很紧，我们要赶快准备，①②③

　　④区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５日。

　　实：《我即党与朕即国家》，《向导周报》第１９１期，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２日。

　　实（即陈独秀）：《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向导周报》第１８８期，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６日。

　　《向导周报》第１９２期，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８日。

　　表示民众的力量”。蒋介石来到上海，“我们如无运动，他必与帝（国）主（义）妥协”。现在就要让民众知道，“蒋实为反革命”，但在“宣传时，只用口头不用文字”。①这是区委第一次讨论反蒋问题，也是第一次把工人武装起义的作用与防止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妥协联系起来。

　　方针。区委依据中央的通告于１７日发出《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应付目前国民党内右派进攻及我们对蒋的态度》，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分析了１９２７年２月间的国内斗争形势，指出“北伐军的胜利，革命势力之伸长”，迫使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变换压迫民众的手法，“不由外面进攻，而从内部破坏”。因此，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已成为目前革命中最严重问题”，政府迁移南昌之说，工农运动受摧残，“皆是右派进攻的具体事实”。我们对于右倾势力的进攻，“无论在任何方面，皆准备与之冲突，不能让步，因为让步就是革命的损失”。中央决定斗争的方针及对目前工作的意见是：“１．不可使这个争斗简单成为Ｃ．Ｐ．与Ｋ．Ｍ．Ｔ．的争斗，无论在任何斗争中都要拉出左派，与左派联合进行：２．不过所谓与左派合作，是要我们能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而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总之，我们以后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但同时又不要丢掉了左派，要领导着左派联合进行，要使这个争斗在①

　　②《“六大”以前》第７２１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１５、１１８页。

　　形式上是左派与右派的冲突，而不是简单的Ｃ．Ｐ．与Ｋ．Ｍ．反对蒋之个人独裁”，“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反动势力之中心”，但“只能在口头上宣传，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的名字”，要依据事实“用很巧妙的词句暗射蒋介石”。

　　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最重要的是第（２）点，它鲜明地指出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左派联合时，要“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共产党，也就是自觉地主动地肩负起领导革命的职责，改变“以往在Ｋ．Ｍ．Ｔ．中斗争，均是要左派顶头去干”，共产党“只在后面出主义（意），不肯直接上前”，以致“左派一退”，共产党“也跟着退”的状况。①这个指示反映了中共中央对革命领导权和同左派关系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独秀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指示如果不是他首先提出的，也必定是经过他同意的。而且在第三次起义时，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都是和这个指示的精神相吻合的。因此，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指示也反映了陈独秀对革命领导权（至少表现在上海工人斗争中）问题认识的转变，并自我批判了他过去的一些观点。例如，他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特别会议上所陈述的一些观点：共产党员包办国民党，“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留领袖隔离，于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②现在他主张共产党应当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共产党。也纠正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３８４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１９—１２２页。

　　了他在第一次起义时以商人为主体的思想，和起义后的幻想——钮永健做军事领袖，虞洽卿做民众领袖，而主张中共“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１９２７年的二、三月间，陈独秀的思想处于明显地向上发展期，在上海工人运动中抛弃了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这同即将爆发第二、三次起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区委下达第十一号通讯的同一天（２月１７日），北伐军攻打杭州，守敌望风披靡，弃城而逃。捷报传来，上海人民精神振奋，工人斗志昂扬。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自始同北伐战争的形势发展密切相关。北伐军的东进，为起义提供了条件，起义的口号之一是响应北伐军。１８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通告，号召全市工人“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并郑重声明这次罢工“全系政治性质，而非经济斗争，……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①次日，又发布罢工宣言，提出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力等１７项要求，到２２日罢工人数增至３６万余人。

　　但是，在罢工之前没有向工人广泛地宣传“夺取政权”，“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罢工以后，也没有迅速地转入武装起义，直到２１日区委才下达起义的命令，宣布成立由１１人（其中共产党员４名）组成的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以及由于准备不周等等的原因，这次起义除了闸北和南市工人纠察队同军警发生零星的战斗外，其他地区大多没有发动起来。因此中共中央和区委在２３日晚便立即决定停①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２３页。

　　止起义。

　　第二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却充分地体现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而资产阶级在罢工和起义时畏首畏尾，拒绝宣布罢市；大资本家虞洽卿甚至“不满意”把他的名字列入革命委员会公布于报端。①国民党钮永健的命令“毫无效力”：②三省联合的一些知名人士由于受到通缉早已逃之夭夭，事实证明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充当起义的主角。第二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１９２７年初的上海滩越来越显得骚动不安，山雨欲来风满楼，更大规模的斗争即将呼啸而起。

　　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仅果断地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工，同时还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充实市民公会”，积极准备第三次起义；这次会议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或特务会）。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８人组成。此外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宣传委员会。③特别委员会从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４日至３月３０日，共召开了３１次会议，及时地汇总和研究上海党务、工运、青运、工人纠察队、国民党党务、资产阶级、帮会、北伐军的进军以及军阀部队在市区的兵力部署和对敌军策反等各方面的情况，①②

　　③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０５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１０页。

　　然后制定出党的政策和方略，再去分头执行。现由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丰富的三次起义档案史料，有力地证明了特别委员会是一个十分精悍的领导班子。他们有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下午开会，晚上作出决议，第二天就能传达到活动分子中。工作千头万绪，却有条不紊。他们有着令人惊异而敬佩的工作能量和高效率。

　　特别委员会开了３１次会，陈独秀出席了３０次，他到会必发言。如果把特别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与上海区委会议、区委主席团会议、各部产总联席会议、活动分子会议等会议记录，以及区委的《每日通讯》，对照起来阅读，便不难发现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议上提出的许多意见，是得到了及时贯彻的。３月５日，特别委员会在讨论拟定起义日期时，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时亦（农）、恩（来）、松（松林，即汪寿华）、独（秀）”４人负责。①因此，如果说第一、二次起义陈独秀是作为中央总书记间接地对区委进行指

　　导的话：那末在第三次起义中，他是作为直接领导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中的一位为首的成员。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上的发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总周盟罢工、武装起义和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三者紧密结合进行

　　陈独秀在２４日的特委会上，提出“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①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８３页。

　　武装的野心”。在２６日的会议上又提出“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会议，这二层是武器与政治同有意义的。……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枪）都夺取”。“市民代表会议，要在各地方各区域都成立，成功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非常有力量的”。总同盟罢工“要决定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

　　（罢工后）工人不应回到家去，不要为罢工而罢工”。罢工时，“事先要组织广大的交通队”、侦察队、宣传队，“以便很快的行动”。①３月４日的晚上，陈独秀还关心地询问：“罢工后工人能跑到街市上去”吗？罗亦农回答说：“已宣传为暴动而罢工，不能像上次那样，罢了工都回家去。”②根据陈独秀的这些意见，经过集体讨论，会议做出决议：总同盟罢工以后，工人立即冲上街头，夺取武装，转入起义，与此同时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为建立市政权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正是根据这个纲领性的决策而举行的。

　　二、争夺市民代表会的领导权

　　秀说：“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

　　在北伐军未来前，造成很浓厚的民选空气，预先选好”，他们①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７６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来后，再“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的政府”。①市民代表会“代表人数，至少一千，工人占一半。工人名单由上总负责，学生名单学联负责”，“如果商人太多，工人要增加”。②

　　当时，上海国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先是说市民代表大会不合法。后又主张以市省党部为市省议会，不必再有市民代表大会。军政时期人民未训练，不能实行代表会议。如果要选举的话，他们主张职业团体与地方团体同样有选举资格。

　　陈独秀反对这些意见。他明确提出要同国民党“争持三点”：一、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一：二、得经过群众选举：三、选

　　举人与被选举人要发生联系。“不赞同”地方团体有选举资格，“即照中山国民会议的办法，也只限于职业团体”有选举资格。

　　如果以训政为借口，“我们因（应）指出中山以训政为手段，民权为目的”。③３月１５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大会上传达和解释了上述三点，并着重指出市民代表大会就是民众的直接政权，“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因此“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反对以地方区域为单位的选举，防止无职业的流氓、土豪劣绅当选。代表大会“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民众应该是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我们“必须做到”这三点，“不能让步与妥协”④共产党一面与国民党争论这些问题，一①②③

　　④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２７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０２、３０４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８３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２７页。

　　面积极准备选举，国民党想阻止也阻止不住了。

　　三、掌握火候，确定起义日期

　　应规定六号（礼拜日）为准备罢工期。实际上的（行）动，要临时决定”。５日晚９时，周恩来在特委会上报告，关于起义“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①这时会议集中讨论起义日期问题。第一次起义是在夏超战败、误信九江攻克的传闻时发动的；第二次起义是在总同盟罢工后的第三天才发动的，时间选择都不确当。而起义时间的选择与起义的胜负有着密切的关系。陈独秀说：起义“仍要带点机会色彩，不要太早。有二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到龙华。”因为“我们武力单薄，鲁军作兴索性蛮动一下”呢。周恩来说北伐军攻下松江或苏州“必可”发动。会议经过讨论以后，陈独秀决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起义。②根据以上三方面的作用，将陈独秀评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策者，该不会是溢美之词吧！

　　当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愈是逼近上海，共产党人也愈是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革命形势的严重性。３月１５日，罗亦农在向活动分子作报告时，说：国民党新右派“领袖蒋介石已被一切反革命势力所包围，根本丢①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８１、２８２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６５、２８１页。

　　弃了中山三大重要政策，……且将与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妥协，将使整个革命运动右倾而倒败”。如果共产党“坚决起来做民众政权的运动，能拉住民众自己的力量，与武汉的民众遥为应援，共同合作，未始不可以抵制右倾力量的发展”，防止蒋介石到来上海出现反动局面。为此，共产党“应完全取得”对罢工、暴动以及市民代表会议的领导地位，“丝毫不能退让，以为革命成功之保障”。①这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及其根本的目的。如果说在第三次起义时还不得不保留了响应北伐军这个口号，那末隐匿在这个口号之下的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武装起义，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市民政权，使蒋介石将来一踏进上海便面临着既成的革命局面，而受到抵制。

　　亦农下达第三次武装起义预备动员令。起义的总口号是罢工罢市，响应北伐军，建立上海市民革命政权，打倒一切反动派。

　　２０日晚，北伐军兵临城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午夜１２时，上海总工会主席团召集特别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决议于２１日正午１２时开始总同盟罢工。各工会因经过长久的准备和普遍的宣传，在接到命令的三小时内便实现了全市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不下８０万。各商店也同时休业。②伟大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①

　　②《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２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１９、３２２、３２３页。

　　开了，到会的有千余团体，４０００名代表，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执行委员１９名，其中共产党员９名。当日下午６时，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２８小时的巷战，占领了上海全部华界地区，赢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

　　３月２５日，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罗亦农首先讲话，说我们今天得到了自由，是我们忠实勇敢的同志和几十万工人奋斗出来的。现在全体起立静默３分钟，追悼在武装起义中死难的同志。默哀毕，由陈独秀作报告，他说：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公开的开会，这不是官府或哪个阶级给的，是我们工人“用热血换来的”。上海这个最难打下的城市，“实在是革命的（群）众与勇敢的工人打下来的”。这次斗争的胜利，证明我们党“已经能开始武装暴动了，这使我（们）的同（志）有了自信”，使我们“看清楚了无（产）阶级的力量。

　　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是赞成的，但自己是不干的”，所以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出来担任”。小资产阶级虽赞成革命，“但没有工人来领导，也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现在是胜利了，但还是争斗的开始，因（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已经由恐慌而向我们进攻了。所以（我）们要准备继续的争斗，我们要看清这个开（始）的序幕”。“在全国我们争斗的目标，（一）帝国主义，（二）军阀、右派”。

　　“我们是革命的政党，所以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①

　　陈独秀发言完了以后，由罗亦农代表区委做报告，其中谈到“独秀同志已告诉我们重要话，我们要特别注意”。他的讲话和区委的报告“以后要尽量宣传，……使所有一切……

　　群众明白”。最后由帅朝伶（吟）发言：“陈同志是我们中国革命领袖，我们应一致表示，坚决的表示拥护陈同志的报告。”

　　尹宽“提议大家坚决表示拥护领袖”。大会在众人的掌声②中结束。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的陈独秀恐不免仰首伸眉，踌躇满志，但为时不久他就变得忧郁、恼怒而踌伫不前了。

{{困惑中的思索起草《汪陈宣言》}}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消灭了盘踞上海的反动军警，推翻了军阀的反动统治，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垂手进驻上海。

　　在第三次起义之前夕，陈独秀曾说：“将来上海武力是蒋据《扩大活动分子大会记录》，但该《记录》缺会议召开的日期。据《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档案史料一书第３９４—４０３页载有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５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该书编者注“原文无第一页”，该《记录》缺第一部分。据笔者查阅三次起义档案史料，并核对两份《记录》的原文，可确定所谓“原文无第一页”缺的第一部分，就是罗亦农和陈独秀讲话的内容。

　　①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流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３页。

　　介石，民众是Ｃ．Ｐ．，革命武力与民众分离，结果，两家不利。现在我们要有很大的群众来威胁武力，使他让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扩充市民代表会议”，团结小资产阶级，拉住资产阶级；二、迅速地发展国民党党员，“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三、“尽量扩充Ｃ．Ｐ．，以后北伐军来后，就整个的加入国民党”。①这三条措施中最重要的是着眼于阶级力量对比的第一条。现在起义胜利了，新的市政府诞生了，北伐军也来了，可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却朝着与陈独秀预期的相反的方向发展。

　　共产党人早已怀着戒备心和警惕的眼光注视着统率北伐军的蒋介石，而资产阶级却把蒋介石当作能给他们带来福音的天使。因此，在第三次起义和市民代表大会的准备过程中，他们原有的一点革命热情也丧失了。当北伐军逼近上海的时候，钮永健说暴动已“无对象，……不要徒然牺牲”。民族资本家也认为北伐军就要占领上海了，犯不着再去冒偌大的风险，搞什么起义。他们左顾右盼，离他们不远的是一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站在他们身边的是已经动员起来的不怕任何牺牲的工人队伍。于是，资本家不得不敷衍应酬工人，“承认工人开办工会，并拨房子给工会”，甚至“自动”地给工人增加工资。②实际上他们并不赞成工人起义。

　　各马路商联会董“表示不需要”夺取政权。③南市总商会①②

　　③各党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５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７９、３２５、３２９页。

　　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７日。

　　作出决议，告诫“商家应守镇静态度，处此时局，任何政治行动，概不加入”。①有些商人“不敢（做）市代表”，②如果要做，也“俟党军来后做，否则恐引起误会”，③因为市民代表会议，是Ｃ．Ｐ．的”，“北伐军来时要解散的”。④有的当上了代表，觉着是共产党把他“抬举出来的”，心里既“快活”

　　又害怕，⑤不晓得将来究竟是祸还是福。因此，总罢工以后，商界宣布“休业”，而不说是罢市。罢市，是政治行动；而休业呢？巷战打起来，商店老板只好打烊，免得财产受损失。罢市和休业，这两个不同的词语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第三次起义的微妙态度。资产阶级是最讲究实惠的，你没有足够的实力，又没有具体的工商政策，他们是不会跟你走的。陈独秀想通过市民代表大会拉住资产阶级，这个办法一开始便碰壁了。

　　武装起义胜利之后，有一支２０００名武装的工人纠察队站在资产阶级身边，这使他们胆战心惊。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总商会、南市商会、闸北商会及银钱两业公会举行联席会议，棉纺业巨子荣宗敬在会上说：“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与会者一致赞成。⑥显然，在推翻军阀政权之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固有的矛盾突出了，且不说还威胁到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于是资产阶级人士对刚①②③④⑤

　　⑥《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１９２、１９３页。

　　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５日。

　　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６日。

　　各党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３日。

　　各部产总联席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日。

　　《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６日。

　　刚诞生的市政府采取了拆台的手法。２３日，第一次市政府委员会议竟然召开不成，后经总工会代表以“不上工为威胁，终算开一谈话会”。①到３月底，先后有钮永健及资产阶级代表六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职务，其中有杨杏佛这样的进步人士。他们如此迫不及待地退出市政府，无非是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公开表白自己是“清白”人家，与共产党决无瓜葛，请“党军”切勿误会。种种迹象证明，赢得了武装起义胜利的上海工人阶级犹如在五卅运动的后期那样，又一次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此时，市面流言蜂起，真真假假，不胫而走，什么市政府是Ｃ．Ｐ．的，蒋介石反对；上总被白崇禧缴械了；工人要冲入租界。上海滩阴风飕飕，寒气袭人。共产党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等问题。陈独秀提出整顿和健全工人纠察队和工会，加强对国民党党部工作，还主张通过军民联欢、输送在起义时缴获的枪械、补充士兵的办法，使当时比较左倾的薛岳部队（时驻扎闸北）能常驻上海。②但机灵的蒋介石很快就把薛部调开了。

　　２５日晚８时，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慷慨陈词：

　　中国革命如果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

　　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①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７６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７２页。

　　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

　　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北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①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讲话，它既有高昂激越的气氛，又有隐忍的苦楚。陈独秀察觉到斗争形势的险恶，准确地指出了斗争的焦点“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并决心“要马上动作”，进行“决斗”。决斗的对手也是明确的，即蒋介石。但这是个特别难对付的对手，他不是北伐军所要打倒的对象——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而是一个要打倒旧军阀的北伐军总司令；他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一位重要成员。自从“三二○事件”以后，他既限制、排斥，又联络、利用共产党，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旧军阀，同时又压迫工农群众运动；他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望，但人们并不了解他的底细。

　　就是陈独秀对他也了解不深，“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②惟恐“失掉联合战线”。陈独秀同这样一位对手进行决斗，首先在精神上就处于被动状态了。

　　在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之后，陈独秀指出“帝国主①

　　②《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向导周报》第１９８期，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１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８９页。

　　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可见所谓决斗，其实质不过是防御而已。以一支纠察队去防御一支正规军的进攻，且不说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里还有数万名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员，谁胜谁负，未卜先知，陈独秀不会不明白的。于是他在３月２６日上午的区委会议上，一会儿提出“包围白崇禧，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这样“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企图以发动反帝运动，突出民族斗争，冲淡国内阶级矛盾。一会儿又说“最好要将反英反蒋联合一起”。①可见在决斗之前，已经是主意不定，步伐乱套了。

　　以几分疑虑的眼光审视着他的态度。蒋介石明确表示：“本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②沪上商界希望他“对于商业有维护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他回答说有关护商的“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③“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鄙人完全负责。”蒋介石确给帝国主义者、买办和资产阶级带来了福音。至于工人纠察队，蒋说“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轴的节制”，④所谓“军事当轴”舍蒋氏之外，还能是谁呢！

　　蒋介石来到上海以后，陈独秀写信给区委，说：“目前我①②③

　　④《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０、２７日。

　　上海市档案馆：《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４８页。

　　《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８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９２页。

　　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静江），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发动罢工反英的“第一先决条件要得到国民党及老蒋同意”。①可结果呢？反英罢工发动不成，而且老蒋也决不会同意反英的。

　　“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务望暂缓办公。”②这当然是封恐吓信，但是出自于手握重兵的总司令之手的恐吓信。蒋介石早已看中了东南这块宝地，他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一定要把市政府这个新生的婴儿扼杀于摇篮里。而市政府的惟一的武装支柱是工人纠察队，因此必须从这里开刀。

　　３０日，陈独秀“决定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③而这个时候的市政府委员们已是“中夜徨徨，莫知所适”，还怎能“与老蒋冲突”呢！

　　从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开始，蒋介石就像个鬼魂似的一直纠缠着共产党人，陈独秀和特委会的委员们曾设想过各种方案，以对付这个魔鬼，但觉着既不能战胜他，又不能摆脱他。陈独秀提出过反蒋问题，却没有公开地揭露蒋摧残工农运动的罪行，发动群众向他作坚决的斗争。蒋介石还拥有相①②

　　③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１日。

　　《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０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４２８页。

　　当雄厚的政治资本，他还没有完全撕开他的假面具。陈独秀害怕因公开的反蒋而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他面对着一个阴险狡黠、令人捉摸不定的对手，苦思焦虑的结果，除了工人纠察队固守自己的阵地，再也想不出良计妙策了。陈独秀智穷力竭，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于３月３１日发来了电报，指示中国共产党“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卒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①罗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怒地把他摔在地下”。②罗的“愤怒”表达了上海共产党人的义愤心情。

　　在第三次起义前后，共产党处于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地位，工人纠察队更是完全公开的。工人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数千支枪也许是可以藏起来的，可数千名纠察队员藏到哪儿呢？！

　　藏起来就能避免斗争和屠杀吗？４个月之后，武汉工人纠察队不是主动地交了枪的吗，结果又如何呢？秘密的零星的持续不断的搜捕与屠杀，未见得比公开的大规模的屠杀要仁慈宽厚些。罗亦农把收藏武器斥之为“自杀的政策”，是符合当时共产党人的认识逻辑的。

　　无巧不成书。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为各派政治势力所瞩目的人物汪精卫从法国途经苏联，于４月１日回到了上海。

　　陈独秀是主张迎汪复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的，并已得①

　　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罗易赴华使命》第５８页。

　　到国民党左派的支持。３月１０日至１７日，国民党举行了二届三次全会，通过了若干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案，并推举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原是极力反对汪精卫复职的，反对不成功，便接过迎汪的口号，欢迎他回国。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被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包围，并连日举行会谈。他们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造成不可解的纠纷。蒋介石提出两件事要汪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汪精卫是在“三二○事件”被蒋介石排挤出洋的，现孤身一人在沪，不免心有余悸，而且他也不愿在蒋的麾下进行“分共”，他的目的地是武汉，他需要了解那里的情况，因此对蒋表示等将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南京以后，“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这两件事。①

　　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②这个通电在字面上完全符合陈独秀过去的主张，党权、政权交与汪，军权交与蒋。处于困境中的陈独秀本来是希望缓和与蒋的矛盾的，现在他认为缓和的时机随着汪精卫的回国而到来了。因此，当汪精卫与陈独秀会晤时，汪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的话，向陈提出①

　　②《申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４日。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５日。

　　质问。“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联合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①据郑超麟回忆，宣言草成之后，陈独秀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稍后面一点，前面留给汪精卫签名，还说在大报上很久不见我的名字了。可见他这时的心情是兴奋和舒畅的，是很相信宣言能起作用的。《汪陈联合宣言》于５日见报。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一、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

　　民党的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这段声明表示中共是坚持国共两党合作的，在政治上是有利的。

　　二、严正指出现在“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

　　间，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等等，纯属谣言，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两党合作的阴谋。

　　三、但是，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

　　与工人纠察队”，一律看作是谣言，甚至说“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指蒋的通电——引者）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这段言论是典型的右倾麻痹思想的表现，如果主观上不是自我欺骗的话，客观上也是欺人之谈。

　　四、因此，整个《宣言》只讲合作，不讲斗争，说什么

　　两党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①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事事协商，开诚进行”，①纯粹是一厢情愿的痴想。

　　陈独秀对《宣言》里的每一句话，未必都信以为真，但这也不能减轻他对《宣言》所产生的影响应负的责任。

　　《宣言》发表的第二天，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仍然指出每当革命力量胜利的时候，“反革命的势力也愈益团结反攻”。现在上海工人或者是“更进一步求得胜利，或者不能保持他已有的胜利”。这关系到革命的全局。蒋介石在江西烧工会、捣党部的事，现在上海“正酝酿中”，我们“严取防守态度，……决不投降与退却”。可见在《宣言》发表之后区委领导并没有丧失警惕。但另一方面却把《宣言》的积极作用夸大了，认为它“打破”了许多造谣中伤的伎俩②。在区委、沪东各工会联合会、南市各工会联合会发表的拥护《联合宣言》的宣言里，一面指出革命危机，一面也夸大了《宣言》对揭露谣言的作用。③其实，综观《宣言》全文，在说到谣言时，主要是共产党作了自我的表白和解释，并没有指明谣言的背后所隐藏着的阴谋诡计。《宣言》没有起到动员人民群众的作用。

　　陈独秀是真心诚意地搞缓和，而蒋介石则一面搞假缓和，一面策划于密室，暗布杀机。于是《宣言》原有的一点积极作用也消失了，而完全成了一个可耻的历史记录。①②

　　③《新闻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４４４、４４５、４４９页。

　　《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

　　与纠察队。五天之后便指使他的党徒、走卒，用最卑劣的手段，剿杀工人纠察队，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当上海工人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要夺回他们的胜利果实时，反动派不惜血洗宝山路，疯狂地屠杀上海民众。

　　莫测。陈独秀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和谐的角色。

　　他在第一、二次起义时还保留有忽视革命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在第三次起义时，他却积极地去争取革命领导权，成为起义的主要决策者；而在起义胜利之后，他又成了一个不光彩的《宣言》的起草人了。

　　共产党在中国产业工人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也只有在这样的城市才能成功地演奏一篇武装起义胜利的乐章，把从大城市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推向高峰。

　　但产业工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毕竟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工人武装起义的凯歌不能不以英勇壮烈、哀号感人的悲调而告终。从此，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开始走入低谷。上海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这场艰苦卓绝、激烈复杂的斗争，其悲壮的结局暗示着中国革命的主要基地并不在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十里洋场，而在最广阔的穷乡僻野，这就是形成陈独秀所扮演角色之前后的种种不和谐的根本原因。

{{“五大”时的争论先扩大后深入}}
　　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中共四届中央委员也陆陆续续来到了武汉，约在１９２６年底前后，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１９２７年３月底前后，临时中央局连电陈独秀，催他来武汉。陈独秀在《汪陈宣言》发表后不久，便离沪去汉，于４月１５日左右到达汉口（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说是４月初到达的，恐记忆有误），是中共中央五个常委中最后一个到达汉口的。他住在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四民街６１号。这是临街的三层楼洋房，三棱中间住着陈独秀，左右房间分别住着彭述之夫妇和蔡和森夫妇，二楼大房间布置成会场。①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的有任作民、任秀兰和黄文容。他们三人组成了陈独秀办公室，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任办公室主任，任秀兰（任弼时的妹妹）管事务，黄文容（现名黄然）任陈独秀的秘书。

　　据黄文容回忆：陈独秀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严肃，不好接近，中等身材，身条魁武，胡子刮得光光的，黄褐色的眼珠，炯炯有神。他生活简朴，室内整洁，喜爱抽雪茄烟和在屋内踱来踱去。他记忆力特别强，他摆的东西谁也不能动，一动他就知道，问谁来过？谁动过？黄文容说跟他时间久了，还是相处得亲密的。

　　当陈独秀外出参加重要会议时，由黄文容陪同，共乘一部旧汽车，负责警卫。但黄不参加会议，等会议结束后，再陪陈一道回来。晚上，陈独秀口述一天的主要活动，由黄作记录。至于群众大会，则大多由黄去参加，了解情况，回来①《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１９—１９３１）第１２４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６年版。

　　向陈汇报。当有重要情况时，叫任作民去通知有关方面办理。①

　　陈独秀到达武汉以后，他和一批年轻的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愈来愈险恶了。如果说他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曾经陷入困境的话，那么现在他将遇到更大更多的困难。４月１８日，蒋介石悍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并下令“清党”，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达１９０余人，将陈独秀和鲍罗廷列为“首犯”。武汉方面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从此宁汉分裂，中国一时出现了北京、武汉、南京三个政权鼎足而立的局面。而武汉政府却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北有奉系军阀；东有蒋介石；南有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西有与蒋介石勾结的四川军阀杨森。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地区金融阻滞，汇兑不通，工商业衰落，物价上涨，日用品缺乏，全市失业工人到五月间增至十二万人。②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特别是湖南省的一些地区，农民已开始自动地插标分田，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土地制度。土地问题牵动着千家万户，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工农运动高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在当时难以避免的过火行动和过高要求。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冷酷而严峻的挑战。

　　它的领导者苦心焦思，议论纷纷，为制定革命决策一再地发①

　　②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８日。

　　黄然的四次回忆，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７日；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０日；１９８０年５月生争论。

　　当时，对中共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三个人，即苏俄政府代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罗易是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６日到达广州的，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１２月１６日）所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完全接受”，对当时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及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有着重大的影响。

　　《决议》指出“目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并规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即在国民政府的辖区内应最大限度的减少地租；取消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捐税；把属于反动军阀、属于同国民政府进行内战的买办、地主和土豪的寺庙与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解散地主武装，武装贫农和中农，农村一切武装力量归革命政权机关管辖等等。

　　目前“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革命性更强的联盟——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共产党应法“利用政权机关没收土地，减少捐税并给农会以实权”。但是共产党员在政府里只许“组织左派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换句话说，解决土地问题不需要共产党独自出面，打出自己的旗号，只要同左派合作，也不需要自下而上地发动农民群众，只要通过国民政府由上而下地进行就可以了。

　　《决议》在谈到国共两党关系时，不仅批评了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的”，而且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全过程，其性质和前途都要求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其中加强自己的工作”。①罗易就是根据这个决议来指导中国革命的。

　　４月２日，罗易来到了武汉。４日至２０日，他和鲍罗廷及晚到汉口的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局就当前革命形势举行会谈。会议原是瞿秋白主持的，待陈独秀到达汉口以后，他主持了１８日至２０日的会议。会议期间传来了“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形势剧变。面对新的形势，共产党对制定革命策略发生了争论。当时会上有四种意见：一、是东征讨蒋；二、南下重建广州政府（“四·一二”之后的第三天，李济深在广东进行“清党”）；三、是与国民党一起举行第二期北伐；四、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鲍罗廷认为东南帝国主义势力强大，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蒋介石可能联合张作霖，如果帝国主义再干涉，则革命无法坚持。他竭力主张同国民党一起北伐，与冯玉祥部会合，打通苏俄通道。但既然要北伐，就不可能进行土地革命。罗易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通过土地革命和巩固两湖根据地。鲍罗廷说国民党已决定北伐，我已表示同意，如果你们决定反对北伐，我就马上辞去国民党顾问职务，并电告国际这种意见是错误的。②鲍氏的态度如此之决①

　　②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会谈纪要，１９２７年４月。

　　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１９１９—绝，不惜以掼乌纱帽坚持自己的主张。会议经过争论，中共中央（自然包括陈独秀在内）同意了北伐的意见。

　　对北伐的意见基本上取得一致之后，在北伐的同时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又发生了争论。

　　关于土地问题，国民党中央于４月２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土地委员会为了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曾经连续举行会议，４月１９日至５月６日又召开了六次扩大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国民党各省区农民运动的负责人以及一些军事将领。会上就解决土地问题是政治没收，还是经济没收，没收后的土地给谁和关于保护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陈独秀出席了４月２６日举行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及进行的方法，即：“（一）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二）公布佃农保护法；（三）无土地之革命士兵退伍时必须给以土地；（四）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以上是原则。（五）（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必须命令农政部迅速执行国民党第三次全体中执会议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尤其是督促农村自治机关之实现；（六）中央农政部即须根据上列原则订定土地改良法案；（七）各省党部会同省农协依据中央农政部土地改良法案按照当地实际情形，议定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条例，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交政府土地主管机关执行之。……以上为进行方法”。陈独秀之所以明确地提出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是为了“使他们安心，若不提及，他们不安也”。

　　陈独秀发言之后，鲍罗廷接着发言，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由农政部协同湖南省党部制定以后，还应“提出省民会议”通过，才可施行。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主张在党部、省农协讨论通过便可实行，不必等省民会议便可解决”。①

　　陈、鲍二人的意见，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可略而不论。但不能不将陈独秀的意见与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决议中有关土地问题的意见作一比较。对没收土地的对象的广度，陈独秀的方案超过了国际决议中所规定的。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陈独秀所说的由国民党中央“命令农政部……”，“呈请中央党部批准”等等，不仅没有违反国际决议的“利用政权机关”的指示，而是使其具体化了。

　　４月２９日，陈独秀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１０日）做政治报告和党组织状况报告，当谈到土地问题时，他把小地主划入了小资产阶级范畴，说不没收他们的土地，“向他们让步”是为了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这个意见为“五大”所接受，并在大会《宣言》里提出“农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政权”。但陈独秀并没有把解决土地问题当作革命的紧急任务，他在报告中说：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运动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运动呢？我们以为后一种做法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依然存在，①该次会议记录。

　　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只有扩大以后再来加深，才能巩固基础。”①也就是说先扩大后深入，等到打倒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吧！

　　这个意见同斯大林的观点不谋而合。期大林在５月１３日和中出大学学生谈话时，也是主张先北伐的，至于土地革命等“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后，再“以全力开展”。②

　　“五大”剧主张扩大与深入同时进行，对土地问题的态度比陈独秀积极得多。大会作出的《武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现在革命既“需要很快的扩张”，同时“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如果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始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与民主政权之创造，那末，这正可以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第五次大会丝毫不减少扩大革命地盘与打倒张作霖的需要”，但“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这显然是批评陈独秀的，当然也不只是批评他一个人的。

　　《议决案》还明白指出现在“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这“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③①②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２—４５页。

　　《斯大林全集》第９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

　　“五大”还专门作出了《土地问题议决案》，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属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可不没收”①等等。但是，大会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想必也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由国民政府由上而下地去执行这个议决案的。这时广州政府虽已不复存在，可大会认为“四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②由此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共产党不参加广州政府还要通过它执行；现在由国共两党“共同担负”的政权，更应当解决土地问题了。

　　以上介绍了三个解决土地的方案，一个是国际执委七次会议提出的；一个是陈独秀的；一个是中共“五大”的。这三个方案除了实行的缓、急有所不同外，很难说还有什么重大的差别，即使缓或急，也都是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实行的，主动权并不在共产党的手里，因此土地问题能否解决，关键要看国民党了。

　　５月９日、１２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接连举行了两次会议，讨论土地委员会提交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４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５５页。

　　《草案》的主要内容是：没收肥田５０亩或瘠田１００亩以上的大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农民在农村取得政权；由省党部、省政府和农民协会等团体组织人民裁判委员会，严厉惩处土豪劣绅；保护革命军人的土地等等。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草案》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土地改革方案，它完全符合一个多月前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对农民宣言》的精神。

　　国民党的一些主要头领是怎样对待这个《草案》呢？他们有的花言巧语；有的经过刹那间的犹疑，便立即采取否决态度；多数是原形毕露成了叶公式的人物。谭延贻说：“没收的土地，一概归公。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孙科和徐谦都反对公布《草案》。陈友仁说：“如果实行土地分配，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辞可藉。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是不利。”汪精卫说，“不公布，只对湖南省党部通知。”孙科马上反驳说：湖南省党部得到通知后，一定要训令下级党部，“那末，不公布也变成了公布”。邓演达极力主张通过《草案》，如不能公开公布，可“秘密公布”，反动派若“一定要说‘耕者有其田’这是共产，那也没办法”。谭延贻说：“要公布就大大方方的公布，不公布就暂时保留。这样偷偷摸摸的办不好。”的确，他是明火执仗地反对解决土地问题的。邓演达又提议“只通过不发表，将意旨告诉湖南省党部”。最后会议进行表决，只有林祖涵、邓演达、吴玉章３人举手赞成通过而不公布，八人主张“暂时保留”。①所谓“暂时保留”者，乃把农民的土地要求打入档案库，束之高阁也。

　　国民党中央对《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否决，堵死了一切企图通过国民政府由上而下地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抛弃了扶助工农的政策，对国共两党的合作不啻是釜底抽薪，同时也证明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大权操纵在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手里。共产党如果不能打出自己的旗号，独立地执行它的土地政策，就甭想触动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

　　在中共“五大”前夕共产党内部争论的问题，以及对陈独秀的批评和他的态度，大多包含在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和“五大”的决议里。

　　陈独秀在“五大”上作的报告，系统地叙述了“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和党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状况。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陈独秀说：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北上时，“不了解”这次活动的意义，因此中央曾持反对态度，“中央的策略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准备退出国民党这个策略也是“不正确的”，“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关于北伐，我是“支持”的，“可是国际代表（指布勃诺夫——引者）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此“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等等。这是陈独秀自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以来，第二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公开的检讨，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没有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特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９、１２日。

　　别是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他并没有把自己意见亮出来，进行自我的分析与批评，更没有阐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对这个问题的检讨，自始至终是缺乏诚意的，或是在一定的压力之下被迫表态的。因为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的决议再次指责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的。

　　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的，轻描淡写的。

　　陈独秀在报告里对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谈了他的意见。例如对“三二○事件”，他认为当时“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没有公开地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目。……”又如在谈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他以提问的方式说：“上海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中心，但同时又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否有力量单独行动呢？还是必须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上海的先败是否由于资产阶级的参加？”

　　言外之意，是上海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单独行动，上海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吸收了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市政府才造成的。

　　此外，陈独秀的报告里还谈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

　　“目前军事力量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部队”，“大部分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应把“大多数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它的社会成分。其他，还谈到准备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的问题，①就更是泛泛而论了。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他的报告反映了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就当时革命形势的要求而论，这样的一位总书记不能说是称职的。

　　“五大”作出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五卅运动后，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以致发生了“三二○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但“党没有正确的政策”，“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因而也没有“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在北伐过程中，“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而错误地认为先扩大革命，然后再深入。党对大资产阶级的力量估量过分，对小资产阶级估量过小。“上海暴动的失败，最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而是“过于重视资产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②这些批评虽然没有点陈独秀的名，但无疑主要是针对他的。

　　据黄文容回忆，在中共“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是很苦恼的，“晚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直转到深夜一、二点钟，心情的确不安得很”。③这种苦恼的心情该不会是陈独秀一人所独有的吧！①②

　　③黄然回忆，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０、４１页。

　　《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

　　因为无论是陈独秀的报告，或是“五大”的决议都不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要求，都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独立地建立工农武装的任务，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切实的步骤，反而误认为在“四·一二政变”之后，“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①而忽视了其中握有国民党中央大权的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势力，以致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好似国共两党的合作，真象是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决议所说的那样贯串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因此，强调合作，忽视斗争，甚至当国民党中央否决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之后，也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至于对两党关系的破裂，更是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变的措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不足以形成一条正确的路线。

　　央委员。１０日，大会闭幕，在五届一次全会上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等７人，和政治局候补委员４人；选出了政治局常委，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后补入瞿秋白）组成，由陈独秀任总书记。当革命处于日益紧急的时候仍然选举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件事的本身反映了当时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而不是象某些回忆录所说是由于陈独秀在大会上接受了批评、承认了错误才选他做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若果真是个成熟的党，而不是幼年的党，就断然不会推举出一位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４页。

　　不成熟的领袖。陈独秀的苦恼情绪决非是他个人独有的，而是一批年轻的党的领导人在越来越复杂、越激烈的斗争环境中所共有的，它不过集中地由陈独秀表现出来罢了。

{{对土地问题的意见拒绝国际指示}}
　　宁汉分裂，既对立又统一。他们双方都在进行北伐，汉方沿着京汉线，宁方沿着津浦线，几乎是齐头并进，攻打奉系军阀。双方在政治上的主要分界限，是宁方边北伐边“清共”；而汉方却依然打着联共的旗号，尽管这面旗帜自从武汉国民党中央否决解决土地问题一案之后，已经无形中失去了它的光彩。

　　通电，诬蔑工农运动使“商叹于市，农怨于野”，共产党“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①并率叛军直逼武昌，企图颠覆武汉政府。当叶挺率部狙击叛军的时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的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

　　２１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所谓制裁工农越轨行动，保护公正耆绅训令：凡对侵犯“乡里公正富裕之户”的自由，“即无异反革命”。就在这个训令发表的同一天的深夜，驻扎长沙的唐生智部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二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发动武装叛乱（史称马日事变），以白袖章白符号为标记，以“土豪劣绅”为口令，分头抢掠和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①《国闻周报》第４卷２２期。

　　民协会、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了所有被监禁的土豪劣绅，在长沙等地屠杀革命志士和工农连续七天之久。

　　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决策。据蔡和森回忆：当时他和李立三“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同时发动工农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并开赴前敌助战；同时提议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这是个以工农为主力的进攻方略。但正如蔡本人所说，这些主张在当时不过是“本能的偶然的提议”，并非如“事后追论”的那样“真知著见”。因此，不可能征得多数人的同意。罗易和瞿秋白都“以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弄好关系，一切政策才有中心”。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同意这个意见。

　　这次会议，蔡和森在１９２７年９月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里，有较详细的记载，会上首先有鲍罗廷和罗易各自发表长篇演说。鲍罗廷说：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让步，继续与他们合作，现在与他们决裂，中国革命便会完全失败；因此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团体应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党中央最近公布的取缔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

　　罗易一反上次的意见，他说：蒋介石脱离革命以后，封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仍然留在武汉国民党里，并继续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他们否定土地改革的措施，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的危机。共产党应动员广大的国民党党员推翻现在的中央，这并不等于两党关系决裂或政变，而是使国民党民主化。中共中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所公布的一切反动法令。

　　鲍罗廷和罗易演说完毕之后，蔡和森说老鲍“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动过火，……教我们去拥护他们咒骂民众运动，……这样，还有什么原则。”罗易“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

　　推翻国民党中央，“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准备。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变的。”

　　瞿秋白接着发言说：“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

　　其实老鲍与鲁（罗）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①两位外国人滔滔不绝地演说，蔡和森发现了他们之间意见的根本分歧，并提出了批评，但他也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瞿秋白则从中调和，并讥笑蔡和森。这就是“马日事变”后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些什么意见，蔡和森没说。但在两年之后，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写道：他在政治局会议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所争的，……

　　实际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①以上引文均见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罗易的发言，参见《罗易赴华使命》一书《文件》第三十三。５月２４日，即根据这篇文件的日期确定的。

　　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上提议退出国民党”，会上多数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这两次政治局会议是否包括５月２４日这次会议，这无关紧要。因为陈独秀过去已经两次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现处在斗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他再次主张退出国民党，这是符合他的思想的。但正如鲍罗廷所回答陈独秀的，“莫斯科必不容许”这样做。这就是会上多数人之所以持沉默态度的主要缘故。这时国共两党合作确实难以按现状继续下去，这一点陈独秀看到了，但退出国民党以后，又该怎么办？陈独秀也没有提出什么主张，这也是会上多数人之所以沉默的原因吧！由于上述的原因，陈独秀对“马日事变”所采取的方针，就只能根据当时中共中央所实际执行的政策去判断了。

　　陪同赴湖南，一边查办许克祥，一边查办农民运动的过火。当代表团行至岳州时，许克祥来一个逮捕与就地枪决的电文，６人即逃回武汉。其实查办许克祥不过是国民党玩弄的官样文章，而鲍罗廷却把假戏真做，自然是要碰钉子的。

　　中共中央对许克祥的武装叛乱，曾经决定征调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平定叛乱。但不久又下令停止了。２６日，中共中央议决：“现在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道路，票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我们在湖南虽然“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家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①于是中共又转而依靠国民党平定叛乱。

　　６月４日，陈独秀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指出如果对许克祥的反革命的活动实行妥协的话，将“非常严重的影响”国民党的政治生命。因此，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六条建议。第一条“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②于是国民党中央是否肯承认许克祥的叛乱是反革命便成了问题的关键。

　　其实，国民党中央的态度是早已有了的。他如果不否决解决土地问题案，不发布那些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一个小小的团长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武装叛乱。即使胆大妄为，在叛乱之后也必定逃脱不了应得的惩处。然而，事变发生之后，孙科说：“湖南的事（指许克祥叛乱——引者）难道真是许克祥一个人的意思？成天的讲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湖南农民协会也要全体停止活动，不然不得了。”汪精卫说：“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反抗。”③可见在国民党领导人看来，许克祥不过是用刺刀、枪弹去执行他们的制裁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罢了，又①②

　　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３０日、６月１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１４１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２５０、２４３页。

　　何罪之有呢！中共对国民党的依靠注定要完全落空的。

　　于是土地问题留下的就仅有一项工作了，这就是中共中央不厌其烦地连续下达文件，纠正农民运动过火行为，以便维持那已经无法维持的国共两党合作。

　　无庸讳言，当时农民运动中确有一些过火的行动，是应该加以纠正的。但是，对于任何群众运动中的缺点，只有在率领他们前进的斗争中，积极地加强领导，才能克服并使群众得到锻炼和提高。领导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解决土地问题在革命全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有透彻的认识，有无畏的胆略，能和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一道前进。为了解决土地问题，固然不必主动地去撕裂国共两党的关系，但也决不能受这种关系的束缚而牺牲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党应当勇敢地高举起土地革命的大旗，为此，就必须对两党关系破裂有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积极地创造解决土地问题的条件。

　　而中共中央为了维持两党的关系不致破裂，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结果完全脱离了农民群众，站在旁观者的地位品头评足，甚至认为“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先行解决”乡村政权之后才可解决。①如此地将建立乡村政权或建立武装与解决之地问题的关系截然分开，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当时湖南有些乡村政权已在左派手里），结果是无形中把具有革命战略意义的土地问题搁置起来，到头来连过火行动也未能得到纠正，而徒然为反动派提供口实，增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１０５页。

　　长他们的气焰。马日事变后，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革命形势急剧的恶化，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切。国际执委会于６月１８日至３０日举行第八次全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便于五月底向中共发出紧急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６月１日，罗易收到了指示，其要点为：（１）“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胜利”，“必须反对过火行动，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并强调指出“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２）国民党中央的某些老领袖“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３）“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４）“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①《指示》强调了从下面自动地没收土地，并首次提出了中共建立军队的任务，这较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①《斯大林全集》第１０卷第３１、３２页。迄今不见这个《指示》的全文，现收录《斯大林全集》第１０卷的，是经过删节的。当国民党发表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中共中央秘书厅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２日发表《国民党分共政策之真相》一文。文中逐条引用《指示》的部分原文，对国民党进行揭露。引文的第一条里有这样一段内容：“对于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之让步并与之结合联盟诚为必要。故只须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动小地主及军人的土地。如果必要情形则不没收中等地主也可。”就是《斯大林全集》中所没有的。

　　的决议，确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可惜的是这个《指示》来得太晚了，丧失了建立军队的大好时机。王若飞说，关于建立军队，“三月不搞四月还可，即使五月再搞亦还有可能”。①而现在许克祥部在湖南、夏斗寅部在鄂东疯狂屠杀工农，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已到火烧眉毛的时候，来不及了”。②而且《指示》本身也包含有明显的矛盾，既要坚持与武汉国民党合作，又要改造他的中央领导机关，使其执行《指示》中的规定，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但中共也并非是无可作为的。如果它敢于揭露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集团的反动性，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深入两湖，依靠农民大众，发动土地革命，就能够团结国民党领导层里的极少数左派，和由中共建立的两湖国民党省、市党部中的多数的左派。这虽然不能扭转革命的败局，但可开创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可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竟然被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吓坏了，事事迷恋于两党合作、合法的道路。

　　一一作了说明，表示他的意见：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通常是在代表大会上确立领导成员，现在国民党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怎么能增加它的领导成员呢？如果我们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问题是如何维持呢？怎样获得武器？在我们建立军队以前，我们得进行谈判，同反动军阀打交道，我①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１３５页。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们不得不支持现在当政的这些将军，否则就不可能有建立我们自己军队的机会；至于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能够成立这种东西，领导人就只能都是共产党员。陈独秀认为国际的这个指示不是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①

　　会议经过了讨论，政治局作出对国际指示的答复，说：

　　“依照训令方针进行，唯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列席会议的俄国人樊克也认为“只好这样回答”了。②可是，国际的首席代表罗易却想入非非，他一向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③他背着中共中央和其他国际代表，在汪精卫赴郑州的头一天，即６月５日，以“开诚”相见的态度，把《指示》交给了汪精卫。后来又劝告汪：“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不然国民党左派同Ｃ．Ｐ．都完了。”汪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这几条“一条也不行！我们不能牺牲国民党”。④能说会道的罗易所干的这件蠢事，说的这些蠢话，为汪精卫实行“分共”提供了口实。但那时汪还不便立即下手，因为武汉的主力部队唐生智部还在北伐的前线豫南。

　　①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
　　②《罗易赴华使命》第２８５页。
　　③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④转引史略：《陈独秀是怎样拒绝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的？》，《中央档案丛刊》，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放弃领导权右倾错误的恶果}}
　　冯玉祥部占领了郑州。１０日，武汉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一行移樽就教来到了郑州，同冯玉祥举行会谈。当初，之所以要举行第二期北伐，由武汉出师北征，冯部末出潼关，两面夹击奉系军阀，对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说是为了同蒋介石抢夺北伐的旗帜；对中共中央来说，是为了先扩大革命而后深入；对鲍罗廷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即避开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强大势力，打通与苏俄直接相连的国际路线。因此，无论是武汉国民党或是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都十分重视郑州会议。同日，罗易发表给冯玉祥公开信，说：“共产国际授命我对你的辉煌胜利致以热烈祝贺”，现在“消灭南京反革命中心……是国民革命军面临的迫切任务。我希望在前线聚会的革命领导人妥善办法，全面协调上述任务和攻占北京的任务”。①罗易对冯玉祥抱有极大的希望。而郑州会议的结果，却是唐生智部撤回武汉，把河南的地盘全部留给了冯玉祥。

　　在郑州会议之前夕，传出冯玉祥的“共同北伐”，即宁汉双方“共同北伐”的主张。这时陈独秀“已悟前此北伐政策错误，……他知道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Ｃ．Ｐ．之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独秀、立三、秋白是主张东征的；鲁（罗）易、平山则仍主张南取广东；和森则主张解①《罗易赴华使命》第３２９页。

　　决两湖问题”。并提出湖南、湖北议案：围攻长沙，自动的没收土地，发展农军，扩大工人纠察队，推翻国民党中央，进行改组。①“此日（即６月８日②——引者）恰好国际来一电报，责斥中央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警告中央改变态度，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罗易看完国际电报表示同意两湖决议案。中央与国际代表为组织湖南暴动成立了湖南特别委员会，并派出大批军事同志前往。后来一位外国同志听说中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已不可能，鲍罗廷拒绝支付已经决定的款项，结果取消了湖南特别委员会。此后中央政治局虽还曾设想进攻，但“由多数的反对否决了”。③

　　回电的答复。中共中央对这个第二次的紧急指示必须做出回答。１５日，陈独秀根据政治局的意见致共产国际电，说：“大多数的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他们以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为借口，“反对土地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然后“加速建立”，农村自治和农民武装，为没收土地作准备。①②

　　③《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８０—８２页。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８０页有一段话：“此日恰好国际来了一个电报，……翌日鲁（罗）易提议……派五十名军事同志赴江西，……”。６月９日鲁（罗）易在《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防御还是进攻？》一文中说：“应立即派遣５０名同志到江西……”（《罗易赴华使命》第３２０页）由此可知蔡文中所说的“翌日”即６月９日，而“此日”即６月８日。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７９、８０页。

　　“否则，将立即引起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

　　“你们的指示是正确的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

　　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又说：“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可见，中共中央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他既害怕冲突、分裂，想保持两党合作的良好关系；同时又意识到“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害怕冲突和分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①然而，越是纠正过火行动，反动军官的气焰就越是嚣张。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经过了几度的争论，多次的犹豫动摇，终于一起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

　　冯部占领郑州的第二天，６月２日宁方北伐军占领了徐州。郑州会议结束之后，冯玉祥于１９日到达徐州，同蒋介石连续举行三天会议。２１日，蒋、冯联衔发出通电：“中正、玉祥与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后已”。这里“帝国主义之工具”一语的含义，如果说还不十分明确的话，那末在自称①《罗易赴华使命》第３２４、３２５页。

　　工农合种出来的冯玉祥个人通电里就说的非常清楚了。“近日武汉情形，店员胁迫店主，职工胁迫厂主，佃户胁迫地主，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绅’之标语，压迫出征军人之家庭，……

　　阴布全国恐怖之毒。他如别有用心之不良分子，掺入地方党部，擅行权威，杀人越货……”“鲍顾问已经解职，亟宜设法使鲍回国”。至于宁汉两方，虽“异地而同心，应通力合作等等。这两则通电为反动军官火上加油。２９日，何键发出反共宣言，“呈请我中央政府，我唐总司令，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庶民众痛苦可望减除”。①不久，冯玉祥也发了点路费把曾为他整军经武的共产党员“送”走了。

　　徐州会议，使“四·一二政变”以来，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局明朗化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先扩大而后深入革命的意图化为泡影；鲍罗廷的西北学说流为笑料；武汉国民党根本无力消除蒋介石所造成的分裂局面，因此他必须摔掉那面已经黯然失色的联共旗帜，步宁方后尘而“清共”；罗易干的蠢事为汪精卫“分共”提供了话柄。６月１３日，汪从郑州回到武汉，即节节进行“分共”，“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指《五月紧急指示》——引者）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共产党的活动。②这时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还幻想拉住唐生智和汪精卫，进行东征讨蒋，为此不惜作出了最大最后的让步。①

　　②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第４５６、４５７、４５９页。

　　问陈独秀：报纸上已经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了，这件事你晓得不晓得？陈独秀听了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现在的形势多严重呵！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话虽这么说，可他心里“更不舒服”，常说“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①此时的陈独秀，象一个迷途的羔羊，陷入了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

　　时提出书面决议，“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脾气，碎之于地”。瞿秋白向会议提出“甚长之书面提议，……

　　中心问题，仍然贯彻对国民党左派之让步政策”。“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②３０日，中共中央为了“推迟”③武汉国民党的叛变，通过了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④。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把一向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工农团体的领导权也拱手让给了国民党。

　　７月４日，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陈独秀强调利用各军招兵之机会，将农民输送进去，因各军政治部都有共产党员，①②③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２５５、２５６页。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９６页。

　　黄然回忆，１９３０年５月２０日。

　　这样可使农民武装化。可见这时陈独秀对迫在眉睫的“公共”，依然没有切实的应变措施。毛泽东提出农民自卫军上山的主张，认办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之基础，不保存武力，一旦发生事变，我们就没办法。陈独秀认为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招兵工作应大力去做，他的基本态度是不主张上山的，即使上山也是为了消极的躲藏。会上有人明确反对上山的；有不置可否，难以表明态度的。会议虽然未能深入地讨论上山问题，但它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开始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在这次会议后不几天，鲍罗廷提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①两

　　年以后，陈独秀说他“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②央“继续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为不受惩罚，……与以合法的根据”。并“已在公开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①

　　②《告全党同志书》。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９８页。党合作的政策”。①

　　上，手持《五月紧急指示》，逐条地宣读，并大肆渲染、歪曲、蛊惑，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会议通过了所谓“分共”决议案：在第四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之前，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队中有职务者，“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国民党党员未经许可，加入他党者，“以叛党论”等等②。

　　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对武汉国民党的叛变，莫不义愤填膺，他们当然不会“声明脱离共产党”的。汪精卫却杀气腾腾地说，共产党“既然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③到７月下旬，反动的武汉政府便以血腥的屠杀对付继续留在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员。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１００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刹时间，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百余名顾问或工作人员纷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英勇坚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大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毛泽东语）！

　　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①②

　　③汪精卫：《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

　　该日会议速记录。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１７０、１８２页。

　　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不指名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十分艰难困苦的历程中，逐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八七会议”，在中国二十年代的革命史上是一次伟大的转折，但“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的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①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是谁呢？毫无疑问，陈独秀是一个，而且他作为总书记是主要的一个，那末中共中央其他的领导者和国际的代表又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最好是引用当事人自己的话来回答。

　　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里写道：大约是６月底，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发表长篇演说，“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他所接受的前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遗产太坏了。“以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当然包括鲍本人在内——引者）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执行。”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但鲍陈二人都闭口不谈自己应负的责任，把机会主义的错误，统归于一位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上受到严厉斥责的联共（布）反对派的首领之一——季诺维也夫。

　　蔡和森还指出，国共关系十一条标志着机会主义的破产，①《周恩来选集》（上）第１７２页。

　　“但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秋白主持的决议和说明中，不过是两个月来（五次大会后）动摇、犹疑、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政策之总结罢了”。又说那时“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振，·大·家·都沉闷得很，又象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疑的”。①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里写道：蒋介石叛变后，“党内没有一致的意见”。“当时·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以上着重点都是引者打的）

　　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责任问题，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引起了讨论。瞿秋白在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

　　中共中央本身，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责任，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他说：是否由陈独秀一人负责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瞿秋白的这段话确是公允的。至于“诿过”一语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所说的，可以谅解，今天却不必再做谦谦君子了。

　　以上引文中所说的“不是……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而是“大家都……”，“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都是……”，以及①

　　②《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９７、９８、９１页。

　　陈独秀“应多负一点”等等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机会主义既然作为一条路线，那末它的形成、贯彻直至破产，不可能是个人的行为。把路线错误的过失，归咎于一个人，是英雄史观的另一种反映，同样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刚刚创立七年的党，要领导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的大国的革命，而且又是加入进另一个党里以实现革命统一战线，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一次革命就能出现成功的奇迹，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以上引文中所说的“大家”、“个个”，并非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党的幼年性有着内在的联系。

　　一个幼年党可能犯右的，也可能犯“左”的错误。在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中，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与共产国际指导之失误分不开的。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说：“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把犯过错的原因说成是“忠实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却失之偏颇。至于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无论是在广州时期或武汉时期，都“是完全正确的”，①则是文过饰非了。其实，“忠实”之谈，并不忠实；“完全”之说，也更不完全。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许多观点上是息息相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某些问题上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对他们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①《斯大林全集》第９卷第３０６页。

　　毛泽东说得好，“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