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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鸟》
一、二〇〇四年九月
伊拉克尼尼微省塔法市
战争企图在春天杀死我们。天气转暖，伊拉克尼尼微平原上逐渐变得绿草如茵。我们在城镇外围低矮的山坡上巡逻：怀着坚定的信念翻山越岭，在茂密的草丛择路而行；像拓荒者那样，顶着狂风艰难跋涉。我们睡觉时，战争匍匐祈祷，身上的一千根肋骨贴着地面；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向前推进时，战争在暗处瞪着白眼，虎视眈眈；我们进食时，战争忍饥斋戒。它交配，产崽，在烽火中繁衍。
接着，战争又企图在夏天杀死我们。炎热把平原上的所有色彩蒸发殆尽，烈日炙烤着我们的肌肤。战争派遣它的爪牙在一栋栋白色房屋的阴暗处设下埋伏。它把世上的一切都笼罩在白色的阴影之下，那情形，就像我们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面纱。战争每天都企图杀死我们，但始终没有得逞。不过，这并非我们命大，只是一时侥幸而已。战争迟早会得到所能得到的一切。它有的是耐心，而且肆无忌惮，残酷无情，也不管你是受人喜爱还是令人厌恶。那个夏天，战争曾来到我的梦中，告诉了我它唯一的目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知道，战争迟早会得逞的。
到九月，战争已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并在坑坑洼洼的街道上留下无数尸体。这些尸体，有的被扔进胡同，有的堆在城外的山坳里，全都面部肿胀而发青，毫无生气。战争竭尽所能，企图杀光我们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及孩子。但它只杀了不到一千名像我和默夫这样的士兵。随着秋天来临，“一千”这个数字对我们仍具有某种意义。默夫和我说定了，我们不想成为第一千名被杀的士兵。要是在那之后死的话，死了也就死了，但那个数字还是留给别人当里程碑吧。
九月到来时，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任何变化。但现在回想起来，日后永远改变我一生的所有事情，正是从那时开始出现的。那天，塔法市天亮得似乎比平时稍晚一些。晨曦一如往常，在黑暗中勾勒出屋顶的边沿和弯曲的街道，并倾洒在白色和黄褐色的房屋上——那些房屋由灰砖砌成，盖着波纹形的铁皮或混凝土屋顶。一望无际的天空层云密布，有如一片墓穴。远处，从我们整年巡逻的山坡吹来一阵微风。这股微风吹过城中那两座高耸的宣礼塔，穿藏书网过一条条胡同，惹得胡同里的绿色雨篷随之摇曳。接着，它又拂过城外光秃秃的泥土地，“撞”到稀稀落落的房屋上，消散了。我们的军队端着步枪，就在那些房屋里布防。我们排的位置在其中一处屋顶上。黎明前的晨曦中，排里的几个人只是几条灰色的影子。我记得那时还是夏末，一个星期天，我们在等待命令。
四天来，我们贴着沙子，缩着身子，一直趴在那处屋顶上。前几天的激战留下了大量弹壳，在我们身下铺了一地，一不小心就会打滑。刷成白色的矮墙下，我们把身子扭成奇怪的形状，挤在一起。与此同时，我们靠安非他命保持清醒，终日提心吊胆。
我撑起胸膛，让目光微微高过矮墙，扫视我们监控的几英亩大的世界。锡绿色的望远镜里，泥土地的那头横亘着一片连绵起伏的矮房子。我们所处的位置和塔法市其他部分之间隔着一片空地。由于连日激战，那片空地上横七竖八地散落着许多尸体。那些尸体横在沙尘里，残缺、破碎、扭曲，白色的衣服被血液染成了黑色。刺柏和稀疏的草丛间，几具尸体冒着烟。清冽的晨风中弥漫着碳、机油和尸体混九九藏书 、机枪轰鸣和直升机垂直俯冲的声音。听到这些声音，我们才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战争中。
“我以前就住在这里。”马利克告诉我。
他英语说得非常好，虽然带有喉音，但并不难听。我的阿拉伯语说得很糟糕，所以经常叫他帮忙纠正：“苏克伦”（谢谢）、“阿福万”（不用谢）、“丘姆比拉”（炸弹）……他会帮我，但最后总会打断我：“我的朋友，我得说英语，我要练习。”战前，马利克是名大学生，读的是文学专业。大学关门后，就来给我们当翻译了。他天天脸上蒙着长至脖子的面罩，下身穿一条破旧的卡其布便裤，外面穿一件褪了色但看着好像刚熨过的长袍。马利克从不解下面罩。我和默夫曾问他为什么不解下面罩，他用食指沿着面罩的下摆比划了一圈，回答：“要是发现我在帮你们，他们会杀了我的，他们会杀了我全家的。”
自我们上了屋顶，默夫一直在对面帮中尉和斯特林架设机枪。这时，他猫着腰，压低身子，小步跑了过来。看着默夫移动的身影，我发现荒凉的沙漠让他感到很不自在；发现不知为何，衬着远处连绵起伏的低矮山坡，河滩上那些干枯的荒草显得更加荒凉了。
“嘿，默夫，”我说，“马利克以前就住在这里。”
默夫迅速弯下腰，挨着墙坐下，问：“哪里？”
马利克站起来，指向一片房屋。那些房屋排列得非常整齐，构成一个近似长方形的狭长区域，看着有点奇怪。那片房屋就位于空地的对面，从那里到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负责的区域。距塔法市边缘稍微再远点的地方有片果园。城市周围，一些油桶和几堆垃圾烧了起来，并且转眼工夫，就莫名其妙变成了熊熊大火。我和默夫没有站起来，但能看到马利克指的地方。
“以前，阿尔谢里菲太太总在这块地上种风信子。”马利克说着，像集会时台上的领导那样，大张开双臂，比划了一下。
默夫伸手拉了拉马利克的长袍袖子，说：“小心点，大个子，别暴露了。”
“她是个非常古怪的老寡妇。”马利克双手叉着腰，目光因为疲惫而显得呆滞。“这里的女人都嫉妒她种出那么好看的花，”马利克大笑着继续说，“她们说她用了妖法。”他停了一会儿，把双手放到我和默夫倚靠的土墙上。“那些花全都在去年秋天的战火中烧毁了。今年，她不种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
我努力想象当地人的生活，但怎么也想不出来，尽管我们曾在马利克所说的街道上巡逻，在低矮的土屋里喝过茶，我还握过住在土屋里的那些老头和老太太布满青筋的手。“好啦，哥们儿，”我说，“再不蹲下来，你就要吃子弹了。”
“可惜你们没有看到那些风信子。”马利克说。
就在这时，突然枪声大作。从对面那些房屋所有的阴暗处喷出无数道火舌，而看不见的子弹更是多得多。那些子弹呼啸着冲我们飞来，最后砰砰砰地打进泥砖和混凝土里。我和默夫没有注意到马利克被击中，但我们的军服都溅上了他的血。接到停止射击的命令后，我们从矮墙上俯视下面，看到马利克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尘里，周围是一大摊血迹。
“他不算吧？”默夫问。
“我觉得不算。”
“现在的数字是多少？”
“九百六十八？九百七十？得回去查一下报纸才能确定。”
对于自己的冷漠，我那时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因为当时，死人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此刻，我正在蓝岭，身处搭在清澈小溪之上的小屋里，温暖而安全。反思自己二十一岁那年的心境和行为，我只能对自己说，我当时必须那样想、那样做。我得活下去，而为了活下去，我就得擦亮眼睛，密切注意真正需要注意的。我们只会注意罕见的事物，但当时，死亡是司空见惯的，罕见的是刻有你名字的子弹和特意为你埋下的简易炸弹。只有这些，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那以后，我很少想起马利克。他只是我人生中的匆匆过客。虽然当时，我还无法确切地表述出来，但一直以来，我被灌输的思想是：战争是巨大的融合器，在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方面，世上再没有什么能比得过战争。放屁！说战争是巨大的“唯我论者”制造机还差不多：你今天打算怎么救我的命？死也许是一种方法。要是你死了的话，我就有更大的机会活下去。真相是，你什么也不是，只是无数军服中的一套和茫茫沙尘中的一个数字。说不清为什么，我们当时觉得那些数字是一种符号，代表我们是无足轻重的。我们误以为要是一直做个普通人，我们就不会死。所以，在越来越长的死亡名单上看到死者的半身照时，我们总觉得他们是特别的。（报纸的死亡名单上，死去的士兵都有一个数字，说明他们是第几个死的，而那些数字的旁边则整齐地排列着他们的照片，显示出这是场有序的战争。）我们的脑中偶尔会闪过一个念头：对于死去的那些人来说，来到伊拉克的很久以前，他们的名字就已经上了死亡名单；一拍了半身照，给了编号，分配了驻地，他们就已经死了。中士伊齐基尔·瓦斯克斯，二十一岁，来自得克萨斯州拉雷多市，七百四十八号，在伊拉克巴古拜市遭到轻武器袭击，不幸身亡——看到这条信息，我们确信那人其实早已是“行尸走肉”，在得克萨斯州南部游荡了多年。我们觉得在从美国来伊拉克的C-141运输机上，他就已经死了；要是飞越巴格达的途中，那架C-141运输机出现了颠簸和偏航，他完全用不着惊慌。根本没什么好怕的，命中注定的那天到来之前，他想死都死不了。对下面这个人来说，也是一样：医务兵米丽亚姆·杰克逊，十九岁，来自新泽西州特伦顿市，九百十四号，在伊拉克萨马拉市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遭到迫击炮袭击，不治身亡。对此，我们感到很庆幸——不是庆幸她死了，而是庆幸我们没死。她是去营房背后晒刚洗的军服时被迫击炮击中的。真希望在那之前，她一直过得很开心，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做了很多事。
当然，我们错了，最大的错误是想当然。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荒唐：当时，我们以为只要别人死了，我们就能活下去；某个特定的时间只会死一个人，那人死了，我们就不用死了。我们不知道死亡名单是无限的，还以为死亡人数不会超过一千。我们从没想过，自己也可能是“行尸走肉”。受当时那种想法的影响，我过去一直觉得，做或不做某个决定，可能导致自己的名字会或不会被列入死亡名单。
现在，我知道其实并非那么回事。根本没有刻着我或默夫名字的子弹，也没有特意为我们制作的炸弹。任何一颗子弹或炸弹都有可能杀死我们，就像杀死其他人一样。我们不是命中注定可以逃过一劫的。现在，我已不再想下面的事了：要是当时，脑袋稍微向左或向右偏上几英寸，我就被子弹击中了；要是当时，行军速度每小时快了三英里或慢了三英里，我们就踩上简易炸弹了。事实上，我从未被子弹击中，也没有踩上简易炸弹。我并没有死。可是，默夫死了。虽然当时并未在场，但我坚信，捅死默夫的那些肮脏的刀子上肯定写着“致相关人士”几个字。不管活着还是死了，我们都只是普通人，彻头彻尾的普通人。不过，我情愿相信：那时，我还有一点同情心；要是之前有机会见到那些风信子，我可能就注意到它们了。
马利克的尸体就横在房屋墙脚处，扭曲而破碎，但我一点也不感到震惊。默夫递给我一根烟，我们再次趴下来。不过，马利克的话令我想起了一个女人，怎么也忘不了——那女人曾用缺了口的小杯子招待我们喝过茶。那段记忆仿佛遥远得难以企及，埋在沙尘里，等着有人用刷子刷去沙尘，好让它重见天日。我记得那女人红着脸冲我们微笑，非常漂亮，尽管她已经一大把年纪了，腆着大肚子，只剩下几颗黄牙，皮肤有如夏天干裂的土块。
也许，本来就该有一片风信子，而不是像我们攻占那栋房屋时那样，也不是像马利克死后的四天里那样。马利克死后的四天里，随风摇曳的青草被烈日晒干，被大火烧没了。集市上身穿白袍、熙熙攘攘的人群不见了。有些人倒毙在城中的各个院子和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剩下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健全的、伤残的——或走，或坐慢悠悠的大篷车，或开黄白相间的老爷车，或坐骡车，或两三个一块赶路，纷纷出城逃难。整个塔法市就剩下了这些毫无生气的生命。我们实施宵禁的夜晚，他们低着头，经过我们的大门、路障和炮台，逃向九月干旱的山区。夜色中，他们好像一条斑驳的彩带，渐行渐远。
底下的房间里，无线电“嗞嗞”作响。中尉正在轻声向上级汇报情况。“是，长官，”他说，“明白，长官。”我肯定，中尉的报告会逐级上报，最后，某地某间温暖、干爽、安全的屋里，某人会听到：十八名士兵整夜都在监控塔法市的各条胡同和街道；一块沙尘飞扬的空地上躺着多少多少敌人的尸体。
无线电的蜂鸣声消失，连接屋顶的楼梯上响起中尉蹑手蹑脚的皮靴声。这时，城市的上空和沙漠中那些山坡的上空，天就快亮了。夜里模糊而朦胧的城市露出了大致的轮廓，有如一个奇形怪状的庞然大物，耸现在我们面前。我望向西方。视线中出现了褐绿两色。随着太阳慢慢升起，那些土墙、低矮的房屋和蜂巢似的院子逐渐褪去了灰色。稍微偏南的地方，那片整齐的果树林中正燃着几堆大火，略显稀疏的枝叶间升起一股浓烟。那些果树还很小，比人高不了多少，来自山谷的风吹得它们垂下了枝头。
上了屋顶后，中尉弯下腰，使上身与地面平行，啪嗒啪嗒地来到墙边，然后背靠着墙坐下，示意我们围到他身边。
“好啦，弟兄们，听着。”
我和默夫抵着对方的身体，互相靠着。斯特林朝中尉稍微挪了挪，然后瞪着眼睛，扫视了一圈其他人。我盯着说话的中尉，看到他的眼睛很浑浊。继续往下说之前，中尉重重地短叹一声，用两个指头挠了挠脸上那片好像褪了色的山莓的疹子。那些疹子从他浓密的眉毛下一直延伸到左脸上，形成椭圆形的一小片，看着似乎连眼窝周围都有了。
中尉天生就是冷淡的人。我连他是哪里人都不知道。他有点矜持，但不能简单地说他不和善或孤傲。他只是显得很神秘，或者说，有点不可捉摸。此外，他还老是叹气。“我们要在这里一直待到中午，”中尉说，“三排将向我们西北面的那些胡同推进，好把躲在里面的敌人赶出来。希望那些敌人会吓得屁滚尿流，顾不上对我们开枪，直到我们……”说到这里，他把手从脸上拿下，开始隔着防弹衣，在军服的胸袋里摸找香烟。我递了一根给他。“谢谢，巴特尔，”中尉道了声谢，转向南边，望着燃烧的果园，问，“那些火烧多久了？”
“好像是昨晚开始烧的。”默夫回答。
“好，你和巴特尔密切注意那些火。”
这时，刚才被风吹弯的烟柱已经变直了，衬着远方的天空，宛如一条软绵绵的黑线。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中尉边问，边心不在焉地望向身后——他的视线微微高于屋顶的矮墙，“我他妈的什么记性啊！”他嘟哝道。
一班的一名技术兵说：“嘿，没事，中尉，不用说了，我们已经明白了。”
斯特林打断那人的话：“闭上你他妈的臭嘴。要不要说，中尉自己知道！”
我现在才意识到，斯特林似乎完全懂得该怎么维护上级的威严。他不在乎我们恨他，他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他冲我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而洁白的牙齿，上面映着清晨的太阳。“长官，你刚才说，希望那些敌人会吓得顾不上开枪，直到……”中尉正要接着往下说，斯特林抢着说，“直到我们干光那帮狗日的！”
中尉点点头，然后猫着腰，小步跑下屋顶。我们匍匐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待命。城里燃起了大火，但隔着无数的墙壁和胡同，看不清火源在哪儿。塔法市到处都在燃烧，黑色的浓烟汇成一股，形成长长的螺旋形烟柱，直冲云霄。
我们身后的东方，太阳升得越来越高。阳光温暖了我的衣领，烘烤着薄军服上凝结成条的盐块，并逐渐“裹住”我们的脖子和胳膊。我转过头，直直地望向太阳。虽然不得不闭上眼睛，但我仍能看见太阳的轮廓——黑暗中，一个白色的洞。最后，我转回头，重新面向西方，睁开眼睛。
一片布满沙尘的房屋中耸现出两座宣礼塔，活像一对举起的胳膊。城中弥漫着大火产生的烟雾，那两座宣礼塔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那天早晨，它们在静静地“蛰伏”，没有传出任何声响，也没有传出阿訇召唤信徒祷告的歌声。过去四天，弃城而逃的难民络绎不绝，排成的队伍有如一条长龙，但到那天早晨，路上已经见不着多少人了。只有几个老人，弓着背，拄着雪松木拐杖，在尸体横陈的空地和果园之间的那条路上蹒跚而行。两条瘦骨嶙峋的狗在那几个老人周围蹦蹦跳跳，不停地咬咬他们的后脚跟。挨了拐杖的打之后，那两条狗会暂时跑开，但接着马上又会“故技重演”。
就在这时，迫击炮弹又来了。我们周围顿时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虽然这种情况已是家常便饭，但全排的人仍一脸迷茫，大张着嘴，紧紧地抓着步枪，面面相觑。那是个晴朗的清晨，战争似乎集中了所有力量，只对着我们这块地方大施淫威。我记得自己当时的感觉就像，在乍暖还寒的春日跳进了冰冷的河水里，浑身湿透，惊慌失措，大口喘气，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拼命往前游。
“趴下！”
我们下意识地摆出训练过的保护姿势：趴在地上，十指相扣抱住后脑，同时张大嘴巴，使耳膜两侧的气压保持平衡。
过了一会儿，爆炸声越来越小了。但直到最后一下回声彻底消失，我才抬起头。
我小心翼翼地望向墙外。与此同时，周围响起一片叫喊声：“警报解除！”“我没事！”
“巴特尔？！”默夫吼道。
“我没事，我没事。”我边喃喃地回答，边喘着粗气，俯视墙外。底下的空地布满了弹坑，那些破碎的死尸变得更加支离破碎，还有几棵刺柏被炸得连根拔起。斯特林跑到楼梯口，冲下面的中尉大喊：“你没事吧，长官！”接着，他又跑过来，边挨个拍打屋顶上我们这些人的头盔，边吼：“准备还击，你们这帮狗日的！”
我恨斯特林，恨他那么残忍，那么蛮横。但相比之下，我更恨他又是那么必不可少；恨自己需要他催促才能狠下心杀人，哪怕是在你死我亡的关键时刻；恨自己像个懦夫，需要他对着我的耳朵大喊：“干死那帮狗日的！”在斯特林的催促下，我会逐渐克服心中的恐惧，开始还击。看到他也在朝敌人射击，又笑又叫的，把满腔的愤怒和仇恨全都发泄在那块几英亩大的空地上，我就会不由地心生敬佩。我恨自己会产生这种感情。
接着，敌人在各扇窗户现身。他们从拜毯后面冲出来，朝我们疯狂射击。无数子弹嗖嗖嗖地飞过来。我们低下头，听到那些子弹砰砰砰地打进混凝土和泥砖里。刹那间，土屑四溅。与此同时，敌人在遍地垃圾的胡同里穿梭逃窜，跑过一处处燃烧的油桶和塑料品。燃烧的塑料碎屑活像一簇簇蓟花，纷纷扬扬，散落在被踩得光滑的鹅卵石上。
那天，斯特林吼了很久，我才扣动扳机。我的耳朵早就快被刚才的爆炸声震聋了，所以朝眼前的空地打出第一发子弹时，我只隐约听到砰的一声闷响。子弹击中的地方立刻激起一小团尘雾，周围还有许多同样的尘雾。
数百发子弹打在地面、树木和房屋上，一时间，眼前尘土飞扬。沙尘中，一辆破旧的车变形并坍塌。房屋之间、黄白相间的汽车背后以及屋顶上不时冒出人影。那些人一露面，就会立刻被一团团尘雾包围。
一处院子的矮墙背后跑出来一个人。那人抱着武器，看了看四周，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我的第一反应是想冲他大喊：“你没死，哥们儿，快跑！”但与此同时，我又想到那样做会显得很奇怪。没过多久，排里的其他人也看到了他。
那人的周围顿时扬起一片沙尘。他左顾右盼，不知该往哪边跑。我真想叫大家停止射击，并质问他们：“我们还是人吗？”就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不是大人，而是小孩，被人救了；那人可能非常害怕，但我也很害怕，无暇顾及他的感受。我震惊地发现，自己正在朝他射击，而且根本停不下来，直到确定他死了。好在是大家一块把他打死的，无法确定到底谁才是打死他的那个人。想到这里，我感到稍微好过了一点。
但我心知肚明，是自己先打中那人的。中弹后，那人在墙背后应声倒下去。接着，有人也给了他一枪。子弹穿透他的胸膛，然后反弹出去，打碎了窗上挂着的一盆盆栽。再接着，那人又挨了一枪，然后以别扭的?９9lｉb.姿势——双膝跪地，身子却后仰——倒在血泊中，一边的脸颊几乎被打没了。
尸体横陈的空地和果园之间的那条路上，一辆破车朝我们开了过来。车子的后窗往外鼓着两块大白布。斯特林向屋顶对面的机枪跑了过去。我用望远镜观察那辆车，发现开车的是个老头，后座上坐着个老太太。
斯特林狂笑道：“来吧，狗日的！”
他看不见那两个老人。得冲他大喊，我想，告诉他车里坐的是老人，放他们过去。
但没等我来得及开口，子弹就已经打到那辆车周围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激起一片沙尘。有些子弹穿透薄薄的钢板。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透过望远镜看着那辆车。车里的老太太闭着眼睛，手指拨弄着一串灰白色的珠子。
我不由地屏住了呼吸。
那辆车在路中间停了下来，但斯特林仍未停止射击。子弹从车子的这边射入，又从那边穿出。车身上留下无数枪眼，从枪眼透进车内的光束里飘浮着烟雾和沙尘。车门开了，老太太从车上跌落下来。她手脚并用，挣扎着朝路边爬去，汩汩流出的鲜血染红周围的沙土。接着，她不动了。
“天哪，那婊子死了。”默夫说。这句话里没有任何悲伤、哀痛、喜悦或同情的意思。他说这话，不是要表达什么看法，只是因为感到吃惊，就像睡了很长时间的午觉，醒来后，迷迷糊糊地发现世界还是原来的那个世界，一点也没变。鉴于我们都记不清那天到底是星期几，默夫本可以说“今天是星期天”。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句话同样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会恍然大悟：啊，原来今天是星期天。但他却说出了真相。要知道，那个真相跟那天是不是星期天并没有太大关系，而且由于很长时间没睡觉了，我们对那个真相根本没有太大感觉。
斯特林在机枪旁的墙背后坐了下来。我和默夫听着令人紧张的枪声逐渐变得零零星星，最后消失了。斯特林招手示意我们过去，并从裤子的大口袋拿出一块干了的马德拉蛋糕，掰成三份。“拿着，”他说，“吃。”
烟雾升起来，接着开始逐渐消散。我看着老太太的身体在路边汩汩流血。沙尘无精打采地随风飘扬，接着开始微微打转。枪声再次响起。有个小女孩从一栋房屋背后走出来，朝路边的老太太奔去。那女孩一头红褐色的卷发，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无袖连衣裙。从其他位置射出的子弹在她身边激起团团尘雾，远远望去，仿佛朵朵枯萎的花。
我和默夫望向斯特林。他挥手示意我们离开，说：“去告诉那些混蛋，那只是个孩子。”
小女孩立刻躲回房屋背后，接着重新出现了。这回，她拖着脚，一步一挪的，走得非常慢。到了路边，她咬着牙，扭曲着脸，用没有受伤的那条胳膊使劲拽老太太的尸体，但怎么也拽不动。接着，她绕着尸体走了几圈，在沙地上留下一道道血印。她们经过的地方——从熊熊燃烧的车子那里穿过风信子环绕的院子，直到老太太躺着的地方——全都被血液染成了红色。最后，小女孩守在老太太的尸体旁，摇摇晃晃的，动着嘴唇，可能在唱什么沙漠挽歌吧，但我听不见。
泥砖和干瘦的男女尸体燃烧后产生了大量灰烬，落得到处都是。烟雾中耸立着那两座灰色的宣礼塔，天空仍像下雪天那样灰蒙蒙的。沙尘逐渐落地，远远望去，好像整座城市正在慢慢升起。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至少是暂时完成了。正值九月，有些树却落叶了。来自南面山坡的风和阳光中，树叶纷纷扬扬，从斑痕累累的细枝不断掉下，树叶上的沙尘随之飘落。我努力想数清迫击炮弹和炸弹到底震落了多少树叶，可怎么也数不清。
我看着默夫、斯特林和排里其他在屋顶的人。中尉走过来，拍拍每个人的胳膊，并像对待受惊的马群那样，柔声抚慰我们。当时，我们可能瞪着泪眼，龇牙咧嘴，有如一群愤怒的马。“干得好”、“危险过去了”、“我们都会没事的”——中尉说。很难相信，我们会没事；很难相信，我们刚才表现得很好。不过现在，我想起有人曾对我说过：事实就是事实，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无线电再次响了起来。过不了多久，中尉就会向我们传达下一个行动命令。届时，我们可能会累得筋疲力尽，但还是得执行任务，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也许，我们曾经可以选择，走一条不同的人生之路，但那时，我们的命运已经确定了，尽管我们不知道将来到底会怎样。没等我们知道，天就要黑了。我和默夫活了下来。
此刻，我绞尽脑汁，努力回忆自己当时是否曾注意到任何蛛丝马迹，默夫身上是否笼罩着阴影，自己是否早就该知道他即将被杀。我的记忆中，在那处屋顶的那些天里，他已经是半个鬼魂了。但当时，我没有、也无法看出这一点。没人能看出来。现在回想起来，我庆幸自己当时毫不知情，因为在塔法的那个九月早上，我们感到很开心。我们终于可以暂时松口气了。阳光明媚，我们睡着了。
二、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美国新泽西州迪克斯堡市
只需看一下开头，乡村邮递员拉登娜·墨菲太太就能发现，她收到的信不是出自儿子之手。事实上，她儿子并不经常给她写信，所以给她写那封信时，我猜想她可能没有多少可以比较的参照物。她儿子人生的头十七年，最远不过离开她几英里：五英里左右——丹尼尔所处的位置和她最远的送信点之间的直线距离；算上矿井深度，七英里——从布鲁菲尔德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丹尼尔曾在西普山矿工作过三个月，经常半夜下矿井。同年秋天，丹尼尔去了本宁堡——当时，那里是他到过的离家最远的地方。在本宁堡，丹尼尔偶尔会在熄灯前信手给母亲写封短信，讲讲他对红土的看法和在佐治亚州星空下睡觉的乐趣。时间允许的话，他还会在信中做一些保证，好让母亲放心，就像我和他当时那个年纪的人经常向家人做保证那样——我们的保证既是对家人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丹尼尔剩下的人生是跟我一块度过的。从在新泽西州，列队时他出现在我身边的那天算起，总共十个月左右。我还记得遇见他那天，地上的积雪没过了我们的靴子，所以向左转、向右转的时候，我们脚下只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从那天到他死去，总共十个月左右。十个月的时间看似很短，但我此后的整个人生将永远摆脱不了那段时间的阴影。现在，那些日子有如无休止的争吵，令我终日心绪不宁。
过去，我一直认为：人得先变老，然后才会死。直到现在，我仍觉得自己过去的这个想法存在一定道理，因为认识丹尼尔·墨菲的那十个月里，他的确变老了。可能是想让事情显得合乎情理吧，我曾拿起铅笔，以一个死去男孩的名义，给那男孩的母亲写了封信。当时，我认识那男孩的日子不算短了，知道他不会用“妈”这个字称呼母亲。我知道很多东西，真的。我知道丹尼尔家所在的山区，每年十一月就会下雪——这是真的，有时十月就开始下了。但后来，我才知道他母亲是在纷飞的大雪中看那封信的。那天，他母亲把信放在副驾驶座上，然后开着右侧驾驶的吉普车，顺着之字形的山路绕来绕去，艰难地回家。头天晚上下了整整一夜的雪，他母亲的吉普车在白色的积雪上留下两条清晰的车辙。他们家的小屋位于一片正在“冬眠”的苹果树中——丹尼尔经常说起那片苹果树。驶上家门前那条长长的石子路后，他母亲不停地转头，瞥一眼旁边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身为一名乡村老邮递员，看到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他母亲当时肯定感到非常奇怪，总觉得自己看花了眼。刹车后，那辆一九八四年产的旧吉普车在雪地里继续滑行了几英尺。没等车子停稳，他母亲就用双手捧起信。那一刻，她感到既惊喜又害怕。
过去有段时间，要是你问我，是否认为下雪具有什么特殊意义，我可能会回答是的。默夫走进我生命的那天下着雪，他母亲看到我写的信的那天也下着雪。我可能会觉得这并非巧合，而是具有某种意义。当时，我可能并不相信自己的这个想法，但肯定愿意相信它。我们都乐于相信一再听到那句话：雪是种特别的东西。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没有两片是完全相同的，永远如此。我曾在自己的小屋里，透过窗户，观察下雪的情景：片片雪花仿佛鸽子中枪后掉下的羽毛，纷纷扬扬，慢慢飘落。在我眼里，那些雪花全都一模一样。
我现在知道，写那封信是件可怕的事。我不知道的是，跟自己做的其他所有可怕的事相比，这件事到底有多么可怕。有段时间，我曾不再相信，世上存在什么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秩序只是观察到的偶然现象。现在，我已接受了下面的想法：生命的某些部分是重复的，在不同的两个日子发生同样的一件事，并不意味着出现了所谓的奇迹。我真正能肯定的只有，不管自己活多久，也不管是怎么活的，天平的两端永远都不会达到平衡——人生是不公平的。默夫必将活到十八岁，也必将死去，而我则将带着永远不可能兑现的诺言，抱憾终身。
我从未打算许下所许的那个诺言，但那天发生了一件事。还记得那天，默夫原地转身，穿过队列的缺口处，站到我们班的队伍中，我的身边，然后抬起头。他在微笑。阳光流淌在那些小雪堆上，耀眼的光芒刺得他微微眯起眼睛。他的眼睛是蓝色的。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仍记得以下这个画面：他背着手，摆着稍息的姿势，转过头来对我说话。瞧他在我记忆里的样子，好像想说什么要紧话似的——不管说什么，都将比我此后听到的所有话都要重要。但其实，默夫当时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而且只是轻轻地招呼了一声“嗨”。他个子才到我肩膀藏书网，所以听到那个声音时，我们的新班长斯特林中士并没有看见他，还以为是我在说话。斯特林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眼，厉声喝道：“稍息的时候，闭上你他妈的臭嘴，巴特尔！”后面的事就不用说了。总之，那天发生了一件事：我遇到了默夫。队列解散了。营房的背阴处很冷。
“巴特尔，墨菲，你们俩给我滚过来。”斯特林中士喊道。
斯特林是在调动命令下达后派到我们连的。他参加过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的海湾战争，到过伊拉克，还得过勋章，所以即使军衔比他高的，都对他另眼相看。不过，我们敬重他，并不只是因为他到过伊拉克，还是因为他严厉但公平，而且认识越久，就越觉得他能力出众。斯特林跟军中其他士兵和军官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别人更“专业”。在银装素裹的硬木林进行野外演习时，他的整个上半身跟手中的步枪融为一体，脚下则时而原地转身，时而果断地迈步前进。一走到林中空地，他就会单膝跪下，不慌不忙地摘掉头盔，露出剪得很短的金发，同时边用蓝色的眼睛扫视林边的灌木丛，边侧耳倾听。每当那时，我就会盯着他，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我们整个排的人都会等着他做出决定。在他指出一个方向，让我们前进时，我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不管他怎么走，我们都放心跟着他。
我和默夫走到斯特林面前，摆出稍息的姿势站定。“你，小鬼，”斯特林说，“我要你什么都听巴特尔的，明白吗？”
默夫看着我，没有回答。我使了个眼色，让他赶紧回答，但他没有反应。于是，斯特林对着默夫的脑袋抽了一巴掌，把后者的头盔打落在地。十二月的寒风卷起地上的积雪，在头盔附近飞舞。
“是，中士。”我替默夫回答，然后拉着后者，朝我们营的营房门口走去。营房门口的雨篷下，二排的几个人正聚在一块抽烟。斯特林在我们身后喊道：“你们两个家伙真得上点心。这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走到营房门口，转过身，看见斯特林双手叉腰，仰着脑袋，闭着眼睛。天色越来越暗，但他仍待在原地，没有动，似在等待夜幕完全降临。
我和默夫走上营房三楼，走进我住的八人间宿舍。我关上宿舍的门。其他人都出去参加晚上的活动了，营房里只剩下我们。“你分到铺位和柜子了？”我问。
“嗯，”默夫回答，“在走廊的那头。”
“去换到我旁边来。”
默夫慢吞吞地出去了。我边等他回来，边琢磨待会该对他说些什么。我已经在部队待了两三年。对我来说，部队差不多是逃避人生的好地方。当兵这几年，我一直小心行事，上头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没人向我提出过太大的期望，我也从未要求过什么回报。此外，我从没怎么担心过上战场的事，但现在真的要上战场了，我却还在努力寻找与此相关的、对于未来的紧迫感。我记得当时，进行新兵训练期间，其他人全都担心得要命，我却有种解脱的快感，因为我觉得，自己以后再也不用做什么决定了。这好像是自由了，但即使在那时，这种表面的自由仍让我心里难安。最后，我才知道，自由并不意味着不用担责任。
默夫抱着沉重的装备，踉踉跄跄地回来了。他有些地方长得很像斯特林，比如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但跟斯特林相比，他显得普通很多：斯特林身材修长、匀称，默夫不是——他不胖，只是相形之下，显得矮墩墩的；斯特林的下巴简直就像教科书上的几何图形，默夫的五官却微微有点歪，尽管不太容易看出来；斯特林不苟言笑，默夫正好相反。也许，我看到的只是无处不在的现实吧：有些人优秀，有些人普通。斯特林属于前者，尽管有时，我看到这一现实令他自己大为光火。斯特林刚来我们连时，上尉向我们介绍说：“斯特林中士肯定会登上他妈的征兵海报，弟兄们。记住我的话。”队列解散后，我经过他们俩身边，听到斯特林对上尉说：“我永远不会叫人那么做的，长官，永远不会。”说完，他从上尉身边走开。向我们介绍过程中，上尉还说过，斯特林得了许多勋章——上尉说这话时，嫉妒之情溢于言表。但我发现，斯特林的军服上并未佩戴任何勋章。战争同样需要普通人。
我们把默夫的装备放进柜子，然后面对面，分别坐到两张下铺上。头顶的荧光灯照得宿舍非常明亮。透过没有窗帘的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黑夜、雪花、几点路灯和对面几栋营房的红砖。“你家在哪？”我问。
“弗吉尼亚州西南部，”默夫说，“你家呢？”
“里士满郊外一个屁大点的小镇。”
听到我的回答，默夫露出了失望的神情。“见鬼，”他说，“想不到你也是弗吉尼亚人。”
这话让我很生气。“是啊，”我不无得意地说，“我们算是老乡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不想对他负责——我对自己都不想负责，何况别人。但默夫是弗吉尼亚人，这并非他的错。我开始铺开自己的装备。“你在老家那种偏僻的地方干过什么，默夫？”我开始用钢丝刷刷装备上所有的金属部件——细小的纽扣和系带的搭扣，清除因为趴在雪地里进行沙漠作战训练而出现的锈迹。就在默夫开始回答时，一个想法掠过我心头：这种问题，要是有人当真的话，那就怪了。但等我回过头去看时，默夫已经数着那只小小的右手的手指，说起了自己做过的各种事情。不过，还没数到食指，他就停下了。“没了，差不多就这几件事，不多。”
我根本没在听默夫说话。看得出来，他感到很尴尬。只见他微微垂着脑袋，从柜子里拿出装备，学我的样子刷了起来。我们各刷各的，谁也没有说话。宿舍里只听得到钢丝刷刷在绿色尼龙和小金属部件上的沙沙声。我完全能够理解默夫的心情。生在穷乡僻壤，几件事就能把你这个人描述清楚，几个习惯就能填满你的人生，你肯定会有一种特别的羞耻感。卑微的我们，渴望拥有比沙尘弥漫的土路和微不足道的梦想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在这里，生活不需要苦心经营，别人会告诉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刷完装备后，我们平静而安心地睡觉了。
日子一天天流逝，我们离坐船出发的日期越来越近。上头对出发的具体日期仍然秘而不宣，但我们能感觉到，那个日期正在一步步逼近。战争近在眼前，而我们就像一群待婚的新郎。我们在雪地里训练；在早晨离开营房，去教室听人介绍不知名字的城镇，了解那里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统计数据，因为我们将为那些城镇战斗。每次离开教室时，天已经黑了，太阳好像突然掉下来了似的，沉没在带刺铁丝网西面的某个地方。
在新泽西的最后一周，斯特林来宿舍看我和默夫。当时，我们正在收拾装备，准备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起来，尽管我们知道以后根本用不着。此前，上头通知说，我们很快就会搞一次活动，以便出发之前，家人能最后来探望我们一次。剩下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最后一次打靶了，这是斯特林通过逐级递报，向上头建议的。看到斯特林进门，我和默夫懒洋洋地站起来，准备摆出稍息的姿势。他一摆手，示意我们不用那么做。
“坐下，兄弟们。”斯特林说。
我和默夫在我的铺位上坐下来，斯特林则揉着太阳穴，坐到我们对面的铺位上。
“你们俩多大了？”
“十八，”默夫立即回答，“我的生日是在上星期。”他笑着补充道。
我感到很奇怪，默夫竟然从没跟我说过生日的事。我又感到有点惊讶，他的年纪竟然这么小。我那年二十一，此前从未觉得十八岁是个多么小的年纪，直到默夫大声说出那个数字。我看了看坐在身边的默夫。除了下巴有颗痘，他脸上其他的地方很光滑。而且我发现，他从未刮过胡须。荧光灯下，他耳朵下方的脸颊上，柔软的绒毛泛着白色的光泽。我听到自己说了声“二十一”。此刻，回想当时的情景，我能感觉到自己那会儿是多么年轻。我能感觉到自己那布满伤痕以前的身体。摸着自己的脸，我能记起眼睛下方的皮肤曾是多么光滑，接着又是怎么破裂，再接着又是怎么愈合，变得有如龟裂的河床。“二十一。”我当时说。那会儿，我正年轻。不过，站在而立之年的门槛上回首过去，我能亲眼看到，当时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情况：仅仅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人。我当时的身体里是有生命，但那生命就像盆底的水，在几乎是空的盆子里不停地晃荡。
我和默夫困惑地望着斯特林。斯特林骂了一声“妈的”。我知道，他肯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好了，听着，”他说，“你们俩是我的人了。”
“是，中士。”我和默夫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的作战区域刚刚下来了。那个地方他妈的非常危险。你们俩得保证照我说的去做。”
“好，那是肯定的，中士。”
“别给我含糊其辞，二等兵。不要说‘那是肯定的’。直接告诉我，你们会照我说的去做，不——管——在——什——么——时——候。”斯特林边右手握拳，击打左手手掌，边一字一顿地说。
“我们会照你说的去做，我们保证。”我说。
斯特林深吸一口气，笑了。他的肩膀也微微放松了下来。
“对了，那个地方是哪儿，中士？”默夫问。
“塔法，在伊拉克北部，接近叙利亚。那里有大量的穆斯林武装分子。有时候，打得他妈的非常激烈。这些话，我本来不应该现在告诉你们的，但是我需要你们明白一些事情。”因为头顶上方就是铺位，斯特林只能低头垂肩地坐着。这使他的身子微微前倾，隔着擦得光亮的白色地砖，探向我和默夫。
我和默夫你看我，我看你，等着斯特林继续说下去。
“有人会死，”斯特林不带任何感情地说，“这是根据数据得出的结论。”说完，他站起来，离开了我们的宿舍。
我不知怎么就睡着了，但睡得并不好。我不时醒来，望向窗外，看着冰霜在窗玻璃上逐渐凝结。天亮前几个小时，默夫叫过我一次，问我们是否会没事。我继续望着窗外，尽管窗玻璃上已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冰的那面亮着盏昏黄的路灯，朦朦胧胧的。宿舍里冷飕飕的，我用粗糙的羊毛毯子裹紧自己的身体。“嗯，默夫，我们会没事的。”我回答，但并不相信自己的话。
天还没亮，我们就吃力地爬上连里的几辆“两吨半”军用卡车，前往靶场。头一天还在下雪，过了一夜，却下起了雨。我们用力拉扯兜帽，尽可能地盖住头盔。冰冷的雨点砰砰砰地打在我们身上，然后顺着军服的后背滚落，每一滴都似乎马上就要结冰了。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
到了靶场，我们在灰白色的雪地里围成几圈，聆听安全指示。我感到很困，怎么也集中不起注意力。晨雾中，靶场长官们厉声训斥的声音此起彼伏，有如未经训练的合唱团在合唱。雨点打在枯叶上，光秃秃的树枝隐隐闪着亮光。靶场的士兵在弹药库里给枪上弹夹，金属碰撞声不断传来，并在冬天稀薄的空气中回荡不止。弹药库破旧不堪，外墙的白漆剥落了不少，令我不禁想起小时候、上学途中必经的那座乡村教堂。弹药库里传出的噪音非常陌生，听得我耳朵嗡嗡直响。到最后，靶场长官们说的话，我连一个字也听不见了。这时，斯特林和默夫已排进了上场打靶的队伍里。斯特林瞪了我一眼，用臂弯夹着步枪，指着手表说：“等着，二等兵。”
此前，斯特林一直尽心尽力地指导我们如何射击。我和默夫都得到了参军以来最高的合格分数。斯特林对我们的表现感到非常满意，显得很高兴。“要是四十分里面没有得四十分，那只能怪打枪的人。”他说。接着，我们三个人去了射击线下面的小山坡。斯特林不顾积雪，支着胳膊肘，半躺在地上，我和默夫则放松地坐在他脚边。“我看你们俩可能会没事的。”我和默夫沉醉于斯特林对我们的肯定，没有马上搭话。太阳仍高高地挂在靶场尽头的护堤上方。过了一会儿，默夫开始说话了。
“那边怎么样，中士？”默夫羞怯地问。他盘腿坐在雪地里，步枪搁在腿上，像抱布娃娃那样抱着。
斯特林一直在丢石子玩——从地上捡起石子，丢进我的倒放的“凯夫拉”头盔。听到默夫问，他笑着说：“天哪，这个问题还真他妈的不好回答。”
默夫的目光从斯特林身上移开了。
斯特林一本正经地说：“他们不会自己跳出来，等着你们射击。记住基本要领，你们就能临危不乱。刚开始很难，但其实非常简单。每个人都能做到。找个稳固的位置，瞄准，调节呼吸，最后扣动扳机。有些人事后会感到很难面对，但在当时，大多数人都不会考虑那么多。”
“想象不出来，”我说，“谁知道我们会成为有些人还是大多数人呢。”
斯特林顿了一下，说：“最好他妈的想象一下。”然后，他再次笑了起来，继续说：“你们得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找到性格中残忍的那一面。”
射击线上传来噼里啪啦的枪声，吓得附近的鸟群纷纷振翅逃走。鸟群栖身的树枝随之扬起，抖落许多积雪。太阳虽小，但明亮。刚才的大雨变成了淅淅沥沥的毛毛细雨。
“我们要怎样审视自己呢？”我问。
斯特林装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但看得出来，因为我和默夫打靶的表现还不错，他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像平时那么严厉。“别担心，我会帮你们的。”说完，他似乎感觉到自己流露出太多的温情，于是调整一下姿势。这时，我的“凯夫拉”头盔已盛满了石子。
“妈的。”默夫说。
“我们得刻苦训练，训练，训练，再训练。”斯特林说着，往后一倒，让脑袋挨着地面，并把双脚跷到我的“凯夫拉”头盔上。
默夫刚要开口，我把手放到他肩上，抢着说：“是，我们明白了，中士。”
斯特林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的后背全湿了，但他毫不在意。“都是他们的主意，”他说，“记住这一点。每次都是他们的主意。他们应该杀了自己，而不是我们。”
我不确定这个“他们”究竟指的是谁。
默夫看着地上，说：“那……那我们要怎么做啊？”
“别这么担心，姑娘们。你们俩只要抓着尾巴就行了。一切都会没事的。”
“尾巴？”我问。
“对，”斯特林回答，“让我来操那条狗。”
枪声消失了。最后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爬上军用卡车返回，心里憧憬着随后的活动和跟家人见面的情景。回营地的路上，我琢磨着斯特林刚才说的话。我不知道他疯没疯，但相信他很勇敢——现在，我终于知道他到底有多么勇敢。斯特林的勇敢很狭隘，却非常纯粹。那是本能的自我牺牲，没有什么理论依据，也无任何道理。仅仅是因为觉得，绞刑架的绞索更适合套住自己的脖子，他就会替别人受刑。
接着，我们举行了庆祝。基地体育馆里拉起了横幅，摆开了折叠桌。我们列队站着，家人则在一旁看着。营长发表了真诚而热情洋溢的、关于职责的讲话，随军牧师则用幽默的方式讲述了“我们的上帝和救世主基督耶稣”的悲伤故事。吃的东西有汉堡和薯条。大家都很开心。
我弄了盘食物给我母亲，并坐到她对面。不远处的人群中，母亲们靠在儿子们的肩上，父亲们则双手叉腰，面带微笑。我母亲哭个不停。她很少化妆，那天却破了例，所以眼窝周围留下了条条泪痕。在基地停车场，坐在我家那辆破旧的金色“克莱斯勒”里时，母亲肯定用手腕擦过眼泪，因为她手腕上被涂得脏兮兮的。
“我叫你不要参军的，约翰。”母亲说。
我咬了咬牙。那时，我仍然很叛逆。我从十二岁就开始叛逆了，发展到最后，对什么都感到厌烦，于是打电话叫辆出租车，离家出走了。在那之前，从未有出租车光临我家门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妈。”
母亲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嗯，我知道，”她说，“对不起。我们说点开心的吧。”我的两只手都放在桌上，她含泪笑着拍了拍我的手背。
我们说了些开心的话。我感到放松了不少。打靶的头天晚上，我很晚才睡，无精打采地呆坐着，设想未来的种种可能。我一会儿肯定自己会死，一会儿肯定自己不会死，一会儿又肯定自己会受伤，最后对什么都无法肯定了。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竭力克制着，不让自己站起来，在冰冷的地砖上来回踱步，不让自己望向窗户，在雪或灯光中寻找什么预兆。整个晚上，我始终无法肯定未来到底会怎样。但对自己惧怕什么，我却非常肯定：我惧怕自己会死，母亲得白发人送黑发人，埋葬她以为至死都非常生气、死不瞑目的儿子：我惧怕母亲会揭开国旗，看着我的尸体缓缓没入弗吉尼亚褐色的泥土里：我惧怕母亲会听到别人为我鸣枪致哀，并因此想起我摔门而出的声音——我那年十八岁，她当时正在后院摘篱笆上的忍冬。
我走到体育馆外面，打算抽根烟，顺便送母亲离开。我亲了亲母亲的脸颊，并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亲得那么用力。“你得把烟戒掉。”母亲说。
“知道了，妈，我会戒掉的。”说完，我用靴子底踩灭了点上的“樱桃”。母亲抱住了我。我闻着她头发和身上香水的味道，恍如回到了家中。“放心吧，一到那儿，我就给您写信。”
母亲一步一步地离开我身边，并向我挥手告别，然后转过身，朝停车的地方走去。我记得自己当时目送她离去，看着我家的那辆车转了个弯，驶出停车场，驶经操场，接着又转了个弯，驶向基地大门处的岗亭，车后的尾灯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我又点了根烟。
那时，除了默夫的母亲和其他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家属基本上走光了。我看见默夫拉着他母亲，在体育馆里到处走来走去。每经过一小群人，默夫就放慢脚步，飞快地看一眼，然后继续往前走。直到看见他转向我，对他母亲动了动嘴唇，我才意识到，他们原来是在找我。于是，我离开椅子，站起来，等着他们从举行庆祝活动的篮球场的那头走过来。
介绍认识后，拉登娜·墨菲太太紧紧地拥抱了我。她个子很小，脸上能看出风吹日晒的痕迹，但比我母亲年轻。抱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笑容满面地望着我，露出两排因为抽烟而微微发黄的牙齿，但胳膊仍缠在我腰上。她把没有光泽的金发盘成了一个圆发髻，下身穿着牛仔裤，上身穿着蓝色工作衫，工作衫的纽扣都是扣好的。
“还剩下五分钟，各位！”一个军士喊道。
默夫的母亲放开我，激动地说：“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丹尼尔经常跟我说起你的事。我感觉，自己好像早就认识你了。”
“是啊，太太，我也一样。”
“听说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了？”
我望向她身后的默夫，后者抱歉地耸了耸肩。“是啊，太太，”我回答，“我们是一个宿舍的，经常在一块。”
“对了，我跟你说，要是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会给你们寄的。你们会收到比任何人都要多的包裹。”
“那我先谢谢您了，墨菲太太。”
这时，斯特林喊默夫过去，帮另一个二等兵打扫篮球场三分线周围红、白、蓝三色混杂的彩纸纸屑。
“你会照顾他的，对吗？”默夫的母亲问。
“呃，会的，太太。”
“丹尼尔在部队的表现好吗？”
“嗯，太太，他的表现非常好。”我怎么知道啊，太太？我真想这么对她说。我几乎不了解那个家伙。别再问我问题了，别问了。我不想担责任，我也担不了任何责任。
“约翰，请向我保证，你一定会照顾他的。”
“没问题。”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她心里肯定在想，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可以回家安心睡大觉了。
“他不会有事的，对吗？请你保证，一定会把他活着带回家。”
“我保证，”我说，“我保证一定会把他活着带回家。”从体育馆回到营房后，我发现斯特林正坐在前门门廊上。我停下来，打算抽根烟。“今天晚上还凑合，是吧，中士？”
斯特林站起来，开始来回踱步。“我听见，你在跟二等兵默夫的老妈说话。”
“嗯，是啊，我跟她说了几句。”
“你不应该那么做的，二等兵。”
“什么？”
斯特林停下脚步，双手叉腰，说：“拜托，保证？真的？你他妈的是谁啊，向她做那些保证？”
我的火一下就上来了。“我只是想让她觉得好过些，中士，”我反驳道，“有什么大不了的。”
话音刚落，斯特林立即把我撂倒在地，对着我的脸连打两拳，一拳打在眼睛下方，一拳正打在嘴上。我感觉斯特林的指节重重地抵着我的嘴唇，接着感觉自己的门牙深深地刺进上唇，腥热的血液随之流进了嘴里。我的嘴唇立刻肿了。打第一拳时，斯特林右手的戒指划破了我的脸。这时，血液汇成一股，顺着脸颊淌过我的眼角，流到雪地里。斯特林叉着腿，跨站在我的身体上方，边俯视我，边在寒冷的空气里甩着手，以减轻疼痛。“尽管去举报，我他妈的根本不在乎！”
我躺在雪地里，辨认天上的星座。营房的各扇窗户透着灯光，旁边小路上还有两排路灯，但有些星星并未因此而显得晦暗不明。我能看见猎户座和大犬座。熄灯后，我又看见了另外一些星星。我看到的，是那些星星在至少一百万年前排列的位置，我很想知道它们现在是怎么排列的。在雪地里躺了一会儿后，我爬起来，吃力地走上楼梯，回到宿舍。默夫还没睡，但也没有开灯。我脱下军服，扔进柜子，然后钻进硬邦邦的被子里。
“今天晚上挺有意思的。”默夫说。我没有搭话，稍后听到他在铺位上转了个身。“你没事吧？”
“嗯，没事。”我望向窗外。营房之间整齐地种着几排常青树。我透过树梢，望向夜空。我知道自己看到的星星中，至少有一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看一个谎言，但我并不介意。这个世界让我们全都变成了撒谎的骗子。
三、二〇〇五年三月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凯撒斯劳滕镇
离开塔法没多久，我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而且非常强烈。最初产生那种感觉，是在空军基地通往凯撒斯劳滕镇的公路上。出租车窗外闪过的一棵棵树，模糊得就像一团团银灰色的影子，但我能清楚地看见，绿色的萌芽正从残冬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这让我想起了那场战争，尽管离开战场才一周的时间。当时，潜意识里，离开战场越远，我越容易想起那场战争。现在想想，我觉得自己的记忆就跟别的东西一样，也会不断“生长”。寂静的出租车里，看着窗外掠过的那些小树，我不禁想起了那场战争和一年到头都是秋季的沙漠。在塔法，每一天都极不平静，而且沙尘遮蔽一切，所以就连正在开花的风信子，我也只是听人说过，从未亲眼见过。
当时，我本以为四季分明的温带地区可能会舒服一点，其实不然。德国三月湿冷的空气令我感到很不适应。中尉吩咐虽然第二天才走，但那天，我们得在基地待着，不能出去放松。不过，我还是决定出去放松一下，因为那是我应得的。
我走了大约半英里，才走出安全门，又走了一英里，才看到左边出现了一排房屋。天空比从飞机上看到的要阴暗些，空气里弥漫着薄雾。从飞机上看到的太阳又红又大，但这时，太阳躲到了仿佛浅煤灰色素描图案的云朵背后。那排房屋的色彩超出了我的想象：墙体刷成浓重的奶油色和黄色，周围镶着一圈淡雅的边饰。我朝凯撒斯劳滕镇走去，路上不时经过灯光柔和的咖啡馆和独自赶路的行人。咖啡馆飘出的强烈气味，令人有种温馨的家的感觉。行人拉着雨衣的领子，紧紧裹住脖子，边走边用目光打量我。他们无一例外，跟我全都不是同路的。
那天，顺着成排高大而整齐的松树和桦树，独自在雨中行走，我感到非常惬意。见到镇上的居民后，我又开始产生某种平静的感觉。当时，我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感觉，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其实是一种默默无言 7684." >的平静的感觉。我跟镇上的居民迎面相遇，我们的目光短暂交汇。我的靴子跟触地的声音，因为脚下的鹅卵石或胡同两边的墙壁而显得尤为响亮。接着，我们的目光便会彼此分开，重新望向各自脚下的路。那些居民会根据晒成亚麻色的皮肤，看出我是美国人，并心想：没必要说话，那人听不懂的。我则会在心里说：谢谢你们不说话，我感到很累，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这样，我跟那些居民彼此擦肩而过，无一例外。想到这种孤独是有理由的——纯粹是因为语言不通造成的，我胸骨后面的某个地方感到释然了。但由于另一个不同的原因，我的孤独感还会持续一小会儿。
我走到一个环形路口。边上停着两辆未熄火的待客出租车。我敲了敲第一辆车驾驶座那侧的窗玻璃。车里的司机是个大眼睛、小嘴巴、嘴唇薄得几乎没有的男人。他坐直身子，摇下车窗，微微探出头。我双手插在牛仔裤的前袋里，凑上去，轻声说：“去凯撒斯劳滕镇。”那一刻，我跟司机离得非常近，几乎就要挨着了。他说了句什么话，但我听不懂。“不要说话。”我用仅知的一点德语说。司机叹了口气，笑着朝后座挥了挥手。我上了车。
正是在那段短短的路程中，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一路上，车里寂静无声，我和司机没有寒暄，车上的收音机也未打开。我头倚车窗，看着自己呼出的水汽在玻璃上逐渐凝结，于是伸出手指，在布满水汽的玻璃上画了几段弯弯扭扭的线条——一条边接一条边，最后画出了一个四方形，看着好像车窗上还有扇小窗。望向路边的那些树时，我突然身子一紧，不由地开始冒冷汗。我清楚自己的处境：正在德国的一条公路上，开了小差，等着飞回美国。但我的身体不清楚，只知道：正在一条公路上，在路边，又一天。我的双手不自觉地摆出了握枪的姿势。我在心里告诉双手，这里没有步枪，但它们不听。我不停地冒冷汗，心脏怦怦直跳。
我当时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除了心悸和微微的麻木，我记不起自己当时还有什么其他感觉。我感到很累，但路边那些模糊的、银灰色的树透着勃勃生机，而且一棵接一棵，连绵不绝，给了我些许安慰。我真想跳下车，去摸一摸那些树的树皮——它们一定很光滑。天仍奇怪地、断断续续地下着雨。我真想走进雨中，任雨滴落到晒黑的脖子和手上。
我和司机一路无言，我的双手不时颤抖。最后，司机在一条大路边放下我。那天下午阴沉沉的，灰蒙蒙的房屋上方只露着半个太阳。街上亮着几盏路灯，洒下微弱的灯光。付了车钱后，我开始朝镇郊走去。眼前的道路，时而阴暗，时而能看见从云层透射下来的阳光和毫无作用的路灯灯光。等走到托尔纳街尽头时，阴影和亮光的分布变得很有规律了。我也走得更有节奏了，暂时忘记了所有的烦恼。斯特林和另外几个人可能也会溜出来，到酒吧玩乐。我希望不会遇见他们。这不仅是因为我开了小差，还是因为一想到斯特林，苦涩的胆汁就会涌上来，灼烧我的喉头。
走着，走着，我的右边出现了一座很大的主教座堂。街上冷飕飕的，所以我躲进了教堂。里面光线暗淡，就跟外面一样阴暗。我在门厅找了本用英德双语介绍教堂历史的手册，然后尽量展开，遮住自己，并快速坐到耳堂最后面的一排长椅上。一群学生正在参观教堂。虽然导游说的是德语，但我还是借助手中的册子，努力去理解她的解说。9９liｂ?
教堂很古老，两边各有一排高高的窗户。耳房和中殿里，阳光从红蓝相间的彩色玻璃窗透射进来。太阳已经西移，透射进来的阳光未能照到大理石地面上，而是在那些高高的拱顶和刻有图案的柱头处交汇，看着仿佛是由左右两块拼接而成的。那群孩子的脚步有点乱。光线里飘浮着他们踢起的灰尘。
教堂那头，一位神父正在圣坛后面，为某个仪式做准备工作。我看着他收起各处的香烛，整齐地放到身后的小桌上。
这时，导游让学生们停下，并指了指她自己的嘴巴、耳朵和眼睛。看她那样子，好像依次亲吻了自己的声音、听觉和视觉。导游、那群孩子和我全都静悄悄的。似乎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寂静，神父注意到了我们。接着，那群孩子顺着墙壁动了起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咯咯笑着互相打闹，另一些人则对着圣人的画像“哇”、“啊”地惊呼。那群孩子边走边看，而我边看着手册里一位位圣人的名字，边努力想象自己是其中一个年幼的孩子，正在听人介绍那些圣人的事迹。
教堂墙上挂着塞巴斯蒂安的画像。英俊的他，胸口挂着几支箭，伤处流出的血液，看着就像滴落之后凝固的蜡烛油——那些蜡烛油硬得能把人永远挂在教堂墙上，垂死一千年。墙上又有圣女德兰的画像。她因为火焰炙烤伤口而呻吟，看着就像女人达到高潮时的样子。还有圣约翰·维亚奈的画像。正直的他，曾是拿破仑麾下的士兵，后来逃离军队，做了牧师，每天聆听二十小时的告解。他死后，心脏简单地放在小玻璃盒里，单独供奉于罗马。那颗心脏一直完好无损，没有腐烂，只是不会跳动。
阴冷的教堂里，那群孩子再次“哇”地惊呼起来。一团白雾随之升起，隐约遮住了教堂那头的圣坛和从彩色玻璃窗透射进来的、暗淡而呈粉红色的阳光。接着，白雾消散了。在这之前，随着一个细小的声音，也曾升起过一小股雾气，但不一会儿就在我们头顶上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群孩子的鞋后跟啪嗒啪嗒地落在大理石地面上。我抬起头，望向头顶上方的拱顶、圣人画像和四处蔓延的金丝饰线——那些金丝饰线乱得就像没人打理的常春藤。我看到了一句话：你见到的所有金子都是真正的金子。我把那句话出声地念了一遍，然后低头继续去看手册，却发现上面已没有其他内容了。那句话就是整本手册的结束语。
我埋头看手册的过程中，神父从圣坛后面走了过来。折起手册后，我猛抬头，冷不防发现他就站在身边。神父个子很小，戴着金丝眼镜，正低头看着我，闭着嘴微笑——可能是表示同情的微笑，也可能是出于屈尊俯就心理的微笑。“这里不能抽烟。”他说。
“什么？噢，妈的，对不起。”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点了根烟。教堂里光线暗淡，红彤彤的烟头显得格外扎眼。我对着自己的靴子掐灭烟头，并把香烟放进口袋。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我会去教堂，那位神父肯定感到很奇怪。“不，我只是随便转转。我今天休息。”我撒谎道。
神父指着我手上的册子，问：“这座教堂的历史很有意思吧？”
“是，是啊，”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很有意思。”
神父伸出手，说：“我是贝尔纳德神父。”
“巴特尔，二等兵巴特尔。”
神父在我所坐那排长椅的尽头坐下来，轻声笑着，理了理腿上的裤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一名二等兵。”
我愣了一下，然后说：“噢，没错。”
“我能跟你说句实话吗？”
“当然可以。”
“你看上去，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
“麻烦？”
“嗯，你好像有心事。”
“我不知道，我觉得自己没事。”
“我有经验。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谈谈。”
“谈什么？”我问。
“由你决定，谈什么都行。”
我发现自己一直在不停地扳左手的手指，把指节弄得噼啪作响。“我不知道，神父。天主教方面的事，我真的一点也不了解。我不是天主教徒。”
神父笑着说：“是不是天主教徒，没有关系。我曾经许过一个承诺，任何人都可以告诉我他不想对别人说的事。”
我从前面那排长椅的一根杠上抠下一块油漆。“我想那是好事。我是说，您做的是好事。”
“有句老话，你可以听听。”
“怎么说的？”
“秘密越多，病得越重。”
“任何事都有一句对应的古话，对吗？”
“是的。”神父说着，再次笑了起来。
我想了一会儿，问：“您的意思是说，呃，我应该做一次告解？”
“那个，不是，不是……就是……随便谈谈。”
“我刚犯了一个错误。”
“谁都会犯错的。”神父说。
“不，”我说，“不是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导游和那群孩子早已排成一队，离开了教堂。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衬着暗淡的灯光和烛光，天花板下方的窗户有如一个个黑洞。
我坐在长椅上，身子靠着椅背。神父坐在长椅的尽头，跟我相隔不远。烛光摇曳，教堂里阴冷而潮湿。我感到很奇怪，自己竟会来到这里，同时又有种身处异国他乡的陌生感，强烈得令人难以承受。我真想冲出教堂，但并未那么做。
我和神父都默不作声，气氛非常尴尬。“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得回去了。谢谢您，神父。要是不赶紧回去的话，我会受罚的。”说完，我转过身，举步走出耳堂，朝教堂正门处的大木门走去。除了我的脚步声，周围一片寂静。就在这时，神父在我身后喊道：“你想让我为你祈祷吗？”
我边想着神父的话，边打量四周。那是座漂亮的教堂，我很久没见过如此美丽的地方了。但这是种令人悲哀的美，一如所有为掩盖其存在的险恶目的而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从口袋拿出刚才看的手册。那座教堂的所有历史都写在上面了，三页纸记录了整整一千年——某个可怜的笨蛋不得不从芜杂的历史中选出值得记录的事件，然后又不得不用简洁的语言写出来，以备任何可能想知道教堂历史的人翻阅。随着日子一天天流逝，我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越来越迷茫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的。我的历史本来应该很清楚的：这件事发生了，我在这里，接着那件事发生了……所有这一切，最终不可避免地造就了现在的我。我本可以在教堂外面的街上抓一把泥土，在圣坛上收集一点滴落的蜡烛油，从摆动的香炉里抓一些香灰。我本可以把自己的历史好好梳理一番，找到某条最基本的线索，以说明自己在“这个地方”或“那个时间”做了什么。但上述那些事，我一件也没做。不过当时，我对任何事都不再感到确定了，所以就算手里抓着泥土、蜡烛油或香灰，也毫无用处，只会弄脏自己的手。站在教堂里，我突然领悟到：所记住的、所说的和事情的真相之间，存在天壤之别。我觉得，自己永远也弄不清到底哪个是哪个。
“不用了，先生，不用了。”我感谢神父的好意，但一如所有的好意，那份好意似乎带有强迫的性质，因而毫无意义。
“那你的朋友呢？”
“我以前有个朋友，你可以为我的朋友祈祷。”
“他叫什么？”神父问。
“丹尼尔·墨菲，我的战友。他在塔法被杀了。他死得……”我望向墙上的那些圣人画像，说，“他是怎么死的，并不重要。”整座教堂一片漆黑，只有那些蜡烛和几盏昏暗的电灯散发出几个球状的光圈。
我仿佛看见默夫的尸体正顺着底格里斯河，漂向那个弯头，漂过葬着约拿的那座小丘的倒影。默夫的两只眼睛变成了杯状小漩涡，河里的鱼也早已开始啃噬他的肌肤。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准确无误地回想起对默夫的记忆，因为所有的记忆都具有意义，因为其他人永远不会知道他当时出了什么事，甚至连我也不知道。但直到现在，我仍无法准确无误地回想起对他的记忆。我努力过，但没有用。我又试图忘却那些记忆，但那些记忆反而变得更加清晰，更让我不得安宁。我寝食难安，但那又怎么样呢？是我罪有应得。
“那我应该祈祷什么？”神父问。
我再次想起了斯特林。“操他们，”我低声骂了一句，然后转过身，对神父说，“谢谢您，神父。您想祈祷什么就祈祷什么吧，只要您觉得不是浪费时间就行。”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在鹅卵石铺成的街上往前走。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肯定有人看到了我。我自己也觉得好像听到了一些倒抽气的声音，但始终没有抬头。我没有勇气抬头。我是完全孤独的。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最后在镇郊附近看见了一片柔和的灯光。那是从一栋房子的红色窗帘透射出来的。那些微开的窗里还传出一阵阵歌声和女人的声音。我并非专门去找那个地方的，但记得在塔法时，有个侦察兵给过我那里的地址。当时，他把地址写在从烟盒撕下来的盒盖上，并说：“那是他妈的，有史以来，滋润鸡巴最爽的地方。他妈的爽得不得了。”也许潜意识中，我本来就打算去那里的吧。我很想干点什么不一样的事，但不想他妈的滋润自己的鸡巴。我点上一根烟，在那栋房子前站了几分钟。天仍下着毛毛细雨，我就快浑身湿透了。连烟头都淋湿了，一不小心就会熄灭。我得用力啜吸，才能保证烟头不灭。
听里面传出的声音，进去的话，可能会玩得很高兴的。但那时，我已经开始对人群感到紧张了。要是默夫在这里就好了，我想。但默夫并不在那里。他永远不可能在那里的。只有我一个人。
也许，要是发生在塔法的事稍微有点不同，默夫当时可能就在那里了。但我们的愿望无法左右事情的发生。虽然出于自古以来的本能，我努力想琢磨出一个复杂的解释，以消除心中的极度困惑，但事实就是那么简单。
那个道理还是默夫告诉我的。当时，我们站在满地尸体前面——阳光下，残缺而发白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望去就像水上漂着的一根根浮木。“不是不能做的，那就是必须要做的。”默夫当时嘀咕道，声音几乎细不可闻。那句话，他不是特意要说给谁听。那个时候，他沉默寡言，很少说话，所以只要他一开口，我就会仔细听。自那天以后，我老是想起默夫说的那句话，但怎么也琢磨不透到底是什么意思。直到来到凯撒斯劳滕镇，站在那栋透出灯光的房子前，我才突然明白了。世人总是这样，我想，非要走弯路，其实真相就摆在眼前，非常明了：未来是不确定，根本没有命运，也没有人会伸出布满青筋的手帮助我们，我们只能看着事情一件件地发生。但仅仅知道这点并不够，我努力想让这个道理具有某种意义，就像多年前，那些人可能在德国做的那样：从各种奇怪的现象中寻找某个模式；用炭灰和浆果汁当颜料，涂抹自己的脸——那些浆果是在春天从冰雪融化的山谷中摘的；站在盖着杂草或树叶的尸体旁，等着男女老少的尸体被点燃——那些尸体上面都压着石头，以防火焰和燃烧时产生的热气、噪音使他们从“沉睡”中突然惊醒。
就在我胡思乱想时，房子的门开了。一个男人走出来，并拉低帽檐，遮住自己的脸。看见我时，那人又竖起了外套的领子。这样一来，他整个人看上去，只剩下一个裹着布料、匆匆赶路的人影。门没有关上，透过门缝，我能看见里面的情况：几个女人笑着走来走去；一些男人坐在破旧的座位上，搓着手，等那几个女人端上酒水，坐到他们的腿上；女人过来后，那些男人就会身子后仰，张开双臂，搂抱她们。房子里传出吵闹的铜管乐，我循声走了进去。
对面的墙壁那里搭着个临时小吧台。我坐到其中一张高脚凳上。刚坐下，凳子的皮面子就裂开了，掉下来几大块。吧台后面的女孩对我说了什么，但我听不懂。里面很吵。女孩上下打量着我.。我坐在那里，没有回答。女孩的头发是红色的，很细。虽然屋里烟雾缭绕，但还是能看出，她的头发泛着光泽。那头红发垂至肩膀，不是很直，看着不像天然的直发，而是烫直的。看到这里，我脑中浮现了一个画面：那女孩在走路，头上一绺绺光滑的卷发一甩一甩的。女孩皮肤很白，脸上长有雀斑，右眼下面有块深紫色的淤青。
“有威士忌吗？”我问，但立刻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我的声音听着既低微又胆怯，在烟雾缭绕、音乐吵闹的屋里几乎细不可闻。不过，女孩似乎还是听到了，走过去拿摆在酒柜最上面一格的酒。我摇摇头，指着下面，说：“下面的。”她给我倒了一杯。我痛饮一口，直到酒精温暖了喉咙、开始灼烧肠胃，才放下杯子。女孩连一下也没对我笑。我看着她在屋里转来转去，挨个碰一下那些商人和毛头小子的胳膊，而那些商人和毛头小子则搂着其他的女孩，边喝酒，边等着她去碰他们的胳膊。我猜，也许是因为眼睛受伤或其他什么缘故，那女孩今晚可能不用陪客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吧台就我一个客人。不给我加酒的时候，那女孩就靠在墙上，白皙的双臂抱于平坦的胸前。她不怎么看我，就算偶尔瞧我一眼，等我回以目光时，她也会立刻转移视线。那双眼睛是蓝色的，布满血丝。几杯酒下肚后，我开始跟她搭讪，问：“你没事吧？”我说话开始变得不利索了。
女孩没有回答。我跟她唯一的交流就是，我每喝完一杯，她会举起酒瓶，皱皱眉头，意思是问要不要加酒。
突然，从楼梯的墙壁传来一阵碰撞声。有个人一会儿倒向楼梯的这边墙壁，一会儿又倒向楼梯的那边墙壁，跌跌撞撞地冲下楼来。那人竟是斯特林中士。但见到他，我并不怎么惊讶。部队里，听说过这个地方的人，不可能只有我一个。斯特林光着膀子，嘴角带着血丝，左手提着瓶透明的不知什么酒。天花板上吊着几盏没有灯罩的电灯，不停地晃来晃去，洒下一片清寒的黄光。斯特林手上的酒瓶，在这黄光和满屋子的烟雾中闪闪发亮。看见我后，他龇牙咧嘴地吼了一声“二等兵巴特尔”，把我吓得差点跌下凳子。听得出来，楼上还有几个人。我看到斯特林先是愣了一会儿，接着，醉眼迷离的脸上闪过了认出我来的神情。我暗暗祈祷，他会转过身，回楼上去，但又知道自己的祈祷从不灵验。斯特林走下楼梯，然后猛地拉过一张凳子，贴着我坐下，并死死地搂住我的肩膀。他呼吸沉重而急促，胸口的文身不停地上下起伏，但仍在咧嘴大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与此同时，他大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眼珠紫得有如干了的薰衣草花枝。
斯特林还在楼梯上时，招待我的女孩就已经退离了吧台，以躲开他。这时，斯特林放开我，突然扑向吧台后面。“今天晚上不接客了？”他口齿不清地对那女孩说，“嗯？婊子？不接客了？”说着，斯特林用空着的那只手一把抓住对方的脸，开始死命揉捏，女孩则努力想挣脱他的手。女孩两边的脸被斯特林的手指抓得通红，并深深地陷进上下两排牙齿之间。泪水从掉了一些的睫毛膏上流了下来，但女孩仍绷着瘦削的下巴，紧闭嘴唇，竭力挺直身子。
“斯特林中士，”我结结巴巴地说，“过来一起喝一杯吧。”我看得出，斯特林听到了我的话——他耳朵后面的肌肉动了动，后脑勺两侧没有头发的皮肤也微微皱了皱。但他仍未松手。于是，我深吸一口气，把周围浑浊的空气用力吸进肺里，然后喊道：“过来，傻逼！过来喝一杯！”
松手前，斯特林猛推了那女孩一把。女孩的脑袋随之砰的一声，重重地撞到吧台后面的墙上，把墙上的灰泥都撞裂了一点。女孩开始绕着吧台逃跑，但斯特林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肘。接着，斯特林边使劲掐女孩的胳膊肘，逼得她不得不伸直胳膊，边嘟囔道：“给我回来。”女孩终于忍不住，轻声哭了起来。她脸上的那片红指印，看着好像小丑脸上画的苦笑。沾上睫毛膏的泪水，在她眼睛下面留下了两道黑色的污痕。斯特林坐到我身边，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背，然后抓住我的脖颈，吼道：“这里他妈的真是人间仙境啊，二等兵！”
此时，其他人早已走光了：有些客人跟那些女孩上楼了，其他客人因担心跟一帮喝醉的美国兵在一起会惹上事，悻悻地走了。吧台后面的时钟显示，那会儿已快凌晨两点。
“这里才是真正自由的地方啊，英雄，”斯特林大笑道，“啊，我爱这里！”
我身上开始散发出威士忌温暖而辛辣的酒味。斯特林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点了根烟。昏黄的灯光下，香烟的烟雾升起来，飘浮在我们头顶上方。那女孩背靠着墙壁滑下去，蹲到地上。
“嘿，你还记得在食堂，看到那个女穆斯林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时，他的表情吗？”
“谁的表情啊？”我问。
“默夫啊。你不会忘了吧，哥儿们。默夫的表情啊。”
“记不太清了，中士。那一天太晦气了。”
“该死。那个穆斯林直接被炸没了，二等兵。‘嘭’，没了，”斯特林用两条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继续说，‘嘭’，没了。”
“是啊。”
“他的表情实在太滑稽了。”
“我记不起来了。”
“我还以为，你跟那些脑残天才一样，能记住所有事情呢。”
我想让斯特林就此打住，说：“你喝多了，中士。”
“是的，但是你现在看到坏人的下场了吗？”
“看到了，嗯，确实看到了。”
“我是这里的头儿。”
我紧张地笑着说：“我知道。”
“当我是头儿的时候，事情就不会出现任何差错。当我任由别人说服我做那些蠢事……我们他妈的就遭到了隔离。”
我努力想转移话题，问：“你怎么突然想起默夫来了？”
“操他妈的默夫。”
我没有说话。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除此以外，我们什么也没得到。”
斯特林喝醉了。我以前从未见过他当时的那副样子：濒于崩溃，闷闷不乐，还带着点说不出来的伤感。他给人的感觉就像，他是个什么东西，摇摇欲坠的，马上就要从另一个东西上脱落了。我不知道另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也不想待在旁边，等着他掉下来，砸到我身上。
斯特林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口，又戳了戳自己的胸口。“我们知道。我和你。就像我们结婚了。记住这一点。你他妈的已经是我的人了，二等兵巴特尔。有他妈的《统一军法典》，我想什么时候弄死你，就什么时候弄死你。你明白吗？”说着，斯特林握起拳头，把拇指举到我面前，故意用拳头使劲抵我的脸，然后又把拳头倒过来，像碾死虫子那样，用拇指死命碾压涂着黑漆的吧台台面。“弄死你就跟弄死一只臭虫一样简单。你永远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还开小差？那真是太他妈的简单了，二等兵。”
我马上就能解脱了。三年服役期结束了，回到美国后，我就可以退伍了。“你不会那么做的，”我说，但对此并没有多大把握，斯特林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也可以举报你的。当时你是头儿，还记得吗？”
“哼，”斯特林哼了一声，说，“没人会关心默夫是怎么死的。”说到“夫”字时，他开始哈哈大笑，呼出的气喷到了我的嘴唇上。斯特林说话时，眼里微微闪着光芒，眼睛的颜色看着似乎变淡了。“其他人，哥们儿，谁也不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要是想知道的话，他们会知道的，对吧？狗屁‘阵亡’了，发块狗屁勋章，再给他老妈编个狗屁故事，这样的人不止他一个吧？”说完，斯特林对着酒瓶喝了起来，边喝边慢慢仰起脖子，直到酒瓶完全翻倒过来。我看着他喉结一动一动的，把瓶里剩下的酒一口气全都灌了下去。喝完后，斯特林把酒瓶砸向了女孩头顶上方的墙壁。酒瓶很厚，没有碎，只发出砰的一声重响，从墙上掉了下来。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啊，”我说，“告诉他们的话，我们就可以解脱了。”
斯特林再次大笑起来，说：“你又变成脑残天才了，二等兵。”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在楼上，躺在两块床垫叠成的床上——千真万确。墙上的壁纸已经泛黄、发白，而且剥落了不少。过道那头传来阵阵流水声。通过打开的门，我能从脏兮兮的镜子里看见昨晚的那个女孩——过了几秒钟，我才认出她。过了一会儿，那女孩身穿脏兮兮的粉红色浴袍，从洗手间出来了。她胸口、胳膊和白皙的长腿上全是雀斑。
“他走了吗？”我问。
女孩把一块湿毛巾搭到我的额头上。我感到很难受。“嗯。”她回答。
“你会说英语。”
“当然。”
我听不出女孩的口音。她两条胳膊上有注射毒品后留下的针眼——她并不是好人。我也不是。此时，女孩眼睛下面的淤青颜色更深了，变成了深黑色。“对不起，”我躺回床上，说，“我本该阻止他的。”
“你尽力了。”
“你能不能……”我开口道，但不知道到底想让她为我做什么。
女孩打断我：“你是认真的？”说着，她脸上流露出非常伤心的表情，下嘴唇也开始微微哆嗦，并扇了我一巴掌。
“不，我不是指那个。”我说。不过在心里，我确实有点想那样做，想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哪怕只有两分钟。但我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恶心。我想起了告诉自己地址的那个人。他很可能那么做了，也很可能已经死了。我想象那人的身体向内塌陷，身上的肌肉烂光了，嘴唇干裂了，最后整个人只剩下头骨，上面积着一层薄薄的沙尘。我把女孩的双手推到我的肩膀上方，然后抓着她的手，来回摩挲我脑袋两侧剪得极短的头发茬。过了一会儿，我弯腰抓过床边金属做的旧垃圾桶，对着吐了起来。女孩跪在床脚，帮我拍背。我坐了起来。
“你的脸色非常难看。”她说。
卧室窗外传来一阵奇怪的鸟鸣声，几只椋鸟飞掠而过。那几只椋鸟是转着圈往前飞的——要不然，我看到的就是一大群椋鸟。昏暗的路灯中，那些椋鸟时隐时现，朝某处屋顶或某棵树飞去。某个地方，有棵树肯定提出了请求，想让那些椋鸟停满自己的树枝，并且至少待到冬去春来，它吐叶开花。我们俩就那样发了一会儿呆。最后，我放开女孩的纤腰，看着她问：“其他人都走了？”
女孩点了点头。
“我回楼下去睡会儿，要是可以的话。”
“可以。”
我仍醉得厉害，脑袋晕乎乎的，但还是走到吧台后面，找到一瓶威士忌，然后坐在地上，看着窗外，喝完瓶里剩下的酒。太阳已经升起了，挂在街对面的小水渠上方。累极了的我，望着那条水渠，呆呆地想水渠里的水是冷还是不冷。
我睁开眼睛。天色正在变亮，路灯还亮着。我感到嘴巴发苦，接着打量四周，想弄清自己在哪。我感到太阳穴突突直跳，双手冰冷麻木，随后发现自己正趴在水渠边，双手浸在水里。清澈的水面一平如镜，只有我悬荡的双手惹起些许涟漪。我从水里抽出手，坐起来，开始使劲搓手，以恢复知觉。天哪，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我想。那栋房子就在街对面，门廊上站着些女人。那些女人一动不动，望去就像几根年代久远的雕像柱，弯曲变形，斑斑驳驳，每一根都和另外的这根或那根靠在一起。我站起身，转向她们。她们仍然没动，好像几名蹩脚的演员在摆静态造型。
“那个女孩在哪？”我喊道。
那些女人还是那样站着，没动。过了一会儿，她们转过身，一个接一个地进了屋。那栋房子里很安静，或者说，给人的感觉好像很安静。我一直盯着那栋房子，最后终于反应过来，那会儿是早上，天就快亮了。
我回到基地。看到我，中尉很生气，但他没有大吼大叫，只是说了句：“去把脸和手洗干净，巴特尔。”我照做并换了套干净的军服，然后往肩上搭了件野战夹克，在航站楼的长椅上睡着了。那时，只有几个宪兵和军官还醒着。
有人轻轻推了推我的肩膀，接着又重重地摇了摇。我醒了，并翻了个身。斯特林中士低声对我说：“我帮你掩饰过去了。”
“谢谢，中士。”我迷迷糊糊地说。
“别以为我们之间没事了，二等兵。”说完，斯特林走了。外面一片漆黑，天又开始下雨了。我就要回家了，我想，就要解脱了。
四、二〇〇四年九月
伊拉克尼尼微省塔法市
白天，我们轮流担任警戒工作：睡两小时，然后端着步枪打一小时瞌睡。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敌人；因为实在太累了，甚至没有产生从眼角瞟到敌人影子的幻觉。我们只看到对面的城市——模模糊糊的，望去就像由许多白色和褐色的小块拼凑而成的。蓝色的天空宛如丝带，飘在城市上方。
我醒过来，准备接班。太阳已经西沉，正坠入果园那头干枯的河谷里。曲折的河谷一路延伸至远处的山坡那，最后消失了。听到远处传来轻微的噼啪声，我和默夫才注意到果园里的火已经熄灭了，只剩下余火未尽的木块还在冒烟。房屋的影子拖得很长，遮蔽了一切，所以我们并未注意到天色正在变暗。接着，天就黑了。
我们放松了警惕。中尉不怎么管我们，所以我们松懈了，把背包和步枪靠在倾斜的土墙边。土墙外面就是最近几个晚上，我们一直在跟敌人激战的空地。中尉有个小无线电，还有顶绿色蚊帐，挂在一扇打开的窗户和一株烧得半焦的山楂树之间。我们等着他吩咐点什么>，但他似乎睡着了，双脚跷在简易桌上。我们没去打扰他。
吃过东西后，从营部来了个信差——戴着厚厚的眼镜，军服一尘不染。他边冲我们微笑，边小心翼翼地猫着腰，借着土墙和树木的掩护，把信件送到我们手里。信差低声叫到默夫的名字后，默夫向信差道了声谢，并抬头冲对方笑了笑，然后迫不及待地从信封取出信，看了起来。信差递给我一个小包裹。就在这时，斯特林中士从一堆锯断的梨木后面站了起来。斯特林用作掩体的那堆梨木，肯定是早已消失的某家人码下的，以备在寒冷的冬夜生火取暖——每年冬天，扎格罗斯山麓的尼尼微平原上非常寒冷，偶尔还会下雪。
斯特林把信差叫到身边，厉声问：“二等兵，我的信呢？”
“好像没有你的信。”
“叫我中士。”斯特林嘟囔道。
“什么？”
“好啦，斯特林，别为难这小鬼了。”中尉说。那会儿，中尉已经醒了，正在通过无线电跟谁说话。听到斯特林的话，他停下来打圆场。当时，除了中尉对着无线电说话的声音，周围一片寂静。信差默默地走进越来越暗的暮色中，开始原路返回。看他远去的样子，就像浮在一大片沙尘上飘走的。
默夫从自己的头盔里拿出一张照片，然后用这张照片比着，一行一行地往下看信。他每一行都看很久，好像老人们看某个朋友的讣告那样——边看该朋友一生所做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边想自己以前怎么不知道那些事。天色太暗了，从我坐的地方看不清默夫手里的照片。印象中，他似乎从未给我看过那张照片。我感到非常惊讶，跟他在一起那么久了，以前竟然从没见过。默夫把背靠到墙上。微风中，山楂树低垂的枝条不时从他身上拂过。太阳完全西沉了，城市背后的最后一抹晚霞彻底消失了。
“是好消息吗？”我问。
“反正是消息。”默夫回答。
“发生什么事了？”
“我女朋友要去读大学了，说她觉得最好……嗯，剩下的就不用说了吧。”
无线电仍在“嗞嗞”蜂鸣。中尉的声音突然盖过了我和默夫的窃窃私语：“他们都是好样的。他们会做好准备的，上校。”
“乔迪抢了你的女朋友？”我问。
“我不知道，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你没事吧？”
“嗯，无所谓。”
“真的？”
默夫没有回答。我想起了自己的家，想起了我家位于里士满郊外的房子，想起了在屋后池塘周围的短叶松和橡树上飞来飞去的蝉。这会儿，家里应该正是早上吧。想着， 60f3." >想着，千疮百孔的阵地跟家之间的距离突然消失了——且不说家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我仿佛看到了我家屋后的那个池塘，并笑着记起了每年十一月底的情形：弗吉尼亚温暖的秋风吹黄了池塘周围的树木，掉落的松叶在池塘边积了厚厚一层，望去就像谁丢在那里的几块地毯。我记得自己顺着屋后变形的台阶拾级而下。天还没亮，太阳懒洋洋地躲在我家周围山顶上的树梢背后，迟迟不肯露脸。天边那些微弱的黄色的光，好像是从某个看不见的、更高的世界散发出来的。孩提时，我老是想象那个世界长着大片大片修剪整齐的青草和蓟花，并想象那些青草和蓟花会发出微弱的光，直到太阳再次升起。我记得一大清早，母亲就已经坐在门廊看书了。可能是因为天色太暗了，她似乎没有看到我从她身边经过。我蹑手蹑脚地走在满地橙色和黄色的落叶上，脚下发出好听的沙沙声。报名参军后，我整个晚上没有回家。我记得，自己就是在那个时候告诉母亲参军的事的。我哥修的栅栏有道门，我记得自己打算从那道门偷偷溜进后院。就在这时，母亲轻声唤了我的名字，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周围的牛蛙高唱着最后的悲歌，所以过了一分钟，我才反应过来，母亲在叫我。池塘最那藏书网边的角落里，肥沃的褐色土壤上长着一片柳树和梾树，树下的水湾里总是聚集着许多水鸟。一阵微风吹过，那些鸟纷纷振翅，四散而飞。鸟的翼尖擦过水面，惹起层层涟漪，宛如拨动的琴弦。屋里透出的灯光和星星洒下的清辉仿佛也随之破碎了——那些星星稀稀疏疏的，望着就像谁在天上撒了几把盐。但我并不在那里，上述一切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我记得自己朝黑乎乎的树阴下走去。孩子一有什么事，做母亲的似乎总能感觉出来，我母亲也不例外。她说：“天哪，约翰，你做什么了？”我回答自己参军了。她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不久，我就离开了家。至于那天以后的日子，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过的。回到现实中：我坐在塔法一块空地周围的墙下，不知道该怎么安慰马上就要死去的朋友。那个朋友说的没错，确实无所谓。
沉默了一会儿，默夫说：“这一切真他妈的让人搞不懂！”说完，他把信折起来，放在腿上，然后仰起头，面朝天空。他好像天真的小男孩，对着矗立于沙尘之上的山楂树，透过稀疏的树梢，凝视我们头顶上方的夜空。漆黑的夜空宛如巨大的黑色面纱，天边寥寥数星就是那面纱的针脚。他女朋友可能也正坐在地上，仰望天空吧。默夫似乎想望穿头顶的面纱，看到他女朋友的身影。不错，这确实非常幼稚，就像小男孩的行为，但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那时都还是男孩。坐在山楂树下，为失恋而悲伤，但既不愤怒，也不怨恨，尽管几个小时前刚杀了一晚上的人——即使现在，想起默夫当时的样子，我也有点喜欢他。他就那样，坐在黑暗中。我们像两个孩子那样说着话，像照模糊的镜子那样望着对方。我深深地记着默夫当时的样子。接着，他就失踪了，彻底向战争屈服了，被那些人从宣礼塔扔下了窗——也许被扔下窗时，在饱受摧残的身体里，他的那颗心脏尚在跳动吧。
我伸出手，示意默夫把照片递给我看看。那是默夫和他女朋友的合照，是用宝丽来相机拍的。照片里，他们俩面朝山下，站在一座海岛陡峭的山路上。海岛上树木成林：枫树、山毛榉、木兰树、白蜡树、郁金香树。阳光从树梢透射下来，照得所有的花都显得娇翠欲滴。默夫的女朋友身穿蓝色的平纹布连衣裙。那条裙子有点穿薄了，隔着布料，微微能看出她身体的曲线。她头发是棕色的，略显稀疏；颧骨很高，红扑扑的脸蛋上搭着几绺散发；嘴巴闭着，没有笑；眼睛是灰色的，看着很和善；一只手放在眼睛下面，看着像是正要去拨开脸上的散发。
默夫站在他女朋友的旁边，双手插在蓝色牛仔裤的口袋里。他女朋友的另一只手搂着他的腰。照片里的默夫显得富有生气。那副表情，除了在那张照片里，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我一直对自己说，那副表情说明，默夫早已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但事实上，他不可能知道。照片里，默夫在阳光下眯着眼，似笑非笑，给人一种有什么东西转瞬即逝的感觉，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转瞬即逝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在照片里，什么是永恒的呢？我不知道那女孩是否还会去那个海岛，站在当初拍照的地方。要是去了的话，她会像照片里那样伸出手，回味当初搂着默夫的感觉吗？
“谁拍的啊？”
默夫蹲着，弄了一撮鼻烟，塞进下嘴唇里。周围一点风也没有，刺鼻的香味在空气里弥漫开来。“前年夏天，我妈拍的。那个时候，我们俩好像快要十七岁了。玛丽是个好女孩。不怪她，是我配不上她。”
斯特林一直在听我和默夫说话。这时，他从山楂树另一面的阴影里大步跑了过来。“我要宰了那婊子，”他打断默夫的话，“你刚才说的不是真心话，对吧，二等兵？”
“我想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中士。”
斯特林双手往腰上一叉，似在等着默夫继续说下去。当时的情形看起来，好像默夫刚才说的那句话被串成了一串，挂在高处；斯特林够不着，所以就赖在那里不走，等着默夫再说一遍。但默夫没有理他，我也一样。我们俩只是半靠在墙上，看着斯特林。我们的身后，战火中唯一“幸存”的那盏路灯开始亮了。灯光下出现了遍地尸体和被迫击炮炸得千疮百孔的地面。路灯一闪一闪的，斯特林也跟着忽隐忽现。最后，路灯黑了一会儿，斯特林离开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希望默夫当时不接受那个事实——不能照斯特林说的那样做，但也不要接受。当时，我并不认为默夫本该相信他女朋友会回心转意，但我希望日后回想起此事时，我能说：是啊，你当时也没有放弃，你渴望活下去；你的被杀完全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我当时没有察觉到你准备放弃了。
默夫看着我，耸了耸肩。我把照片递还给他。他摘下自己的头盔，放在两腿间的泥土地上，然后从头盔内衬下的拉链袋拿出伤亡人员信息卡，叠在照片上面，借着忽明忽暗的路灯灯光看了起来。我也跟着瞧了瞧。
默夫已在信息卡最上面的几个格子里填写了要求填写的信息：姓名（墨菲，丹尼尔）、社会保险号码、军衔及所属部队。接下去是其他各种各样的信息，需要时，可以用墨水在对应的空格里快速打叉。有一组空格对应的三个选项是：战斗中死亡、战斗中失踪、战斗中负伤（轻伤或重伤）。另一组空格对应的三个选项是：被俘、被扣、伤重死亡。此外，还有两组选“是”或“否”的空格，分别对应“尸体找回”和“尸体确认”。除了这些空格外，卡上还有填写证明人评论和指挥官或医务人员签名的地方。默夫已在“尸体找回”对应的“是”下面的空格里打了叉。“以防万一。”发现我在看，他这样说道。我们俩的卡上都已签了名。
默夫把信息卡连同照片折起来，塞回头盔内衬底下。我割开高中同学寄来的包裹，从中拿出一瓶“金标”威士忌，然后边轻轻地晃了晃酒瓶，边说：“瞧我收到了什么。”默夫笑着把头盔放到一边，顺着墙壁朝我挪了挪。我把酒瓶递给他，他摆了摆手。
“我认为您有这个资格，先生。”
我们俩都大笑起来。我对着酒瓶大灌一口。刺鼻的酒精顺着喉咙，流进了胃里。因为边喝边笑，我喷了一点酒出来，于是用手背擦了擦嘴。默夫接过酒瓶，也大喝了一口。那一刻，我们完全忘了自己是在战场上——就是两个坐在树下喝酒的普通人，朋友俩。我们靠着墙，拼命憋着，不让自己笑出声，以免被人发现。默夫憋得浑身乱颤，带动身上的防具砰砰作响，手雷也因为互相碰撞而发出细微的叮当声。最后，他身上所有的装备全都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停止发笑：板起脸，不停地念叨“好啦，好啦，不笑了”，直到恢复平静。把酒瓶递还给我时，他惊呼了一声，说：“快看那边。”
默夫指着城市周围那些低矮的山坡。远处突然出现了许多小火堆。那些火堆连同城里稀疏的灯光，远远望去，仿佛划过夜空的流星雨。“太美了。”我喃喃道。我不确定是否有人听到了我的话，但看见有些人也指向了黑暗中。
我和默夫就那样发了一会儿呆。夜越来越凉，火焰燃烧的气味有如一阵清新的春风，拂过九月的大地。酒瓶继续递来递去，我开始感到有点醉了。我们下巴枕在胳膊上，胳膊架在泥砖砌成的矮墙上，看着出逃的市民们生起一个又一个小火堆。那些火堆斑斑点点，逐渐布满各个方向的山坡。
“城里的人肯定全都逃到山上去了。”默夫说。这话让我想起了四天前或开车、或坐车、或走、或跑，排成长龙，纷纷逃离塔法的人群。我想象那些人正耐心地等着我们和我们的敌人离开他们的城市。我想象等到交战结束，他们就会回来，打扫屋顶的弹壳；会提着一桶桶水，冲洗门口干了的紫褐色血迹。黑暗中，沙漠和低矮的山坡上火光摇曳，并隐隐传来阵阵恸哭声。
那声音几乎细不可闻，但直到现在，我偶尔似乎还能听见。声音真是奇怪的东西，气味也是。现在，每天日落后，我会在小屋背后的空地生起一堆火。没过一会儿，烟雾就会在松林间弥漫开来。从附近溪谷吹来的风拂过溪床，于是，我听到了那声音。当时，我并不确定那声音是否真的是围坐在篝火边的女人们发出来的，她们是否真的在为死去的亲人痛哭流涕，但我确实听到了那声音——即使从现在来看，我当时似乎也不能不听。那天夜里，我摘下头盔，把步枪放在头盔上面，然后侧耳倾听——确实有哭声。我瞥了默夫一眼，他也会意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透着伤感。中尉放下无线电，捧着脑袋坐在椅子上，同时用指头挠着脸上那片奇怪的疹子。我们全都望着黑暗中的那些篝火，静静地听了一会儿。我感到胸口不由地一紧。那奇怪的恸哭声，借着从果园吹来的风传到我们耳边，听着既平常又不可思议。后来，远处有两盏灯开始变亮了。接着，又有两盏变亮了。再接着，又有两盏变亮了。中尉走到每个人身边，说：“上校要见你们，做好准备。”
我们把步枪架到墙上，紧握步枪的前托，并掐灭香烟，屏气凝神，做好战斗准备。四周一片寂静，鸦雀无声。我们像漫画人物那样虚张声势，同时，说话的声音短促而低沉。
那六盏灯排成了一条直线，我们开始听到马达的突突声。最后，灯光消失了，一阵沙尘从房子前面的路边向我们卷来。中尉沿着我们的防线转来转去，对我们轻声训道：“都精神点，别放松！”
两名年轻的中士从房子拐角处疾走过来，分站到墙的两头。接着，上校99liｂ?出现了：矮个子，红头发，走路的姿势昂首挺胸，后面跟着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中尉和上校交谈了几句，接着，他们俩都转向了我们。“今天晚上怎么样，小伙子们？”上校问。黑暗中，他的脸上堆起了灿烂的笑容。
“很好。”斯特林没有底气地回答。
像是为证实斯特林的话，上校看着大家的眼睛，缓缓扫视了一遍我们，直到所有人都回答了：“是的，长官，我们今天晚上很好。”
虽然路灯的灯光忽明忽暗，但仍能清楚地看出上校的军装非常挺括。他走近时，我们能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浆洗衣服用的淀粉浆的味道。这时，上校开始抱着胳膊讲话，同时，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一刻，我有点好奇，不知道哪副面孔才是他的真实面目。接着，上校掏出一张纸，照着念了起来。念到中途，他略微停了停，问那名记者：“你们在拍了吗？”
“继续，就当我们不在这里。”
上校清了清嗓子，从衣服口袋掏出眼镜，架到鼻梁上。这时，其中一名中士跑过来，用小手电筒照着上校手里的那张纸。“小伙子们，”上校开口道，“为了正义，你们即将被委以重任，浴血奋战。”他边说边来回踱步，在纤细的沙尘上留下一串整齐的靴子印。因为每一步都精准无误地落在最初留下的脚印里，所以那串靴子印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打手电筒的中士也在旁边跟着一块踱步。“我知道用不着告诉你们，你们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上校动员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强了，声音也因此变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力。那声音有如一根木棍，连续猛击，敲平了我大脑中疲惫的沟沟回回，让我顿时清醒不少。“这里是先知约拿的安息之地。他曾恳求上帝赐予这片土地正义，”上校继续说，“我们就是那正义。听着，我希望自己能告诉你们，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平安回来，但我无法那么告诉你们。你们中的有些人将不会跟我们一起回来。”当时，这话感动了我，但现在，我记忆最深刻的却是上校说话时的那副神情：高高在上，为自己的口才自鸣得意，无视我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要是不幸牺牲了，请放心，我们会立刻用飞机把你们的尸体送往多佛。而且，你们的家人将会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耀。要是那些杂种想打仗，那我们就奉陪到底。”说到这里，上校顿了一下，突然露出无比伤感的神情。“我不能跟你们一块去，”他遗憾地解释道，“但是我会一直在指挥部关注你们。就让我们送那些杂种下地狱吧！”
大家跟着中尉鼓起了掌。我们曾得到命令，要求遵守纪律，不准喧哗，不准发出亮光，但看到摄制组并听了上校的讲话（对巴顿将军蹩脚的模仿）后，我们早就把那个命令抛到九霄云外了。看得出来，上校很失望。我打量了一眼排里其他的人：默夫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斯特林单腿跪在山楂树底下，听得很认真。我闭起眼睛，远处那些篝火的火光在我眼皮背后摇曳不止。
上校手掌朝上，伸出胳膊，对中尉做了个手势，说：“中尉，剩下的，你跟他们说吧。”
“是，长官，”中尉连清了三次嗓子，然后说，“听着，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实行百分之五十级别的警戒。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从这里出发，趁着还没消失的夜色，穿过那片开阔地。”有几个人转过头，瞥了眼我们所在的位置与塔法市之间的那块荒地。那里黑咕隆咚的，漆黑一片，但还是能看出大致的轮廓——望过去，好像一幅以黑夜为底板刻出来的蚀刻画。从塔法传来各种气味：垃圾燃烧和臭水沟的臭味、熏羔羊肉的浓香以及附近那条河的气息等等。所有这些气味中，尸体腐烂的恶臭闻着尤为刺鼻。向前推进时，可千万别踩到那些黏糊糊的尸体啊——想到这里，我的肩膀不禁哆嗦了一下。“我们要穿过那片开阔地，然后借着城边那些房屋的掩护，顺着环绕城市的马路穿过去。到达果园后，我们就沿着这条水渠散开。”中尉指着用一根淡绿色的荧光棒照亮的地图说。地图上，他所指的地方有条细线，背后是一片房屋。那条细线离果园边缘不到四十码的距离。“有问题吗？”
“然后呢？”有人问。
中尉犹豫地瞥了上校一眼，咬了咬嘴唇，回答：“他们就在那里，我们要攻进那里。”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大家似乎都在暗自估量明天早上要走的那条路线：环绕城市的马路弯弯扭扭的，在那些房屋的屋角形成许多弯头，这里有堵矮墙，那里有个倒放的废料桶，可以用作掩护；那些果树很矮，只能猫着腰，穿过曾经长满柑橘和橄榄的树枝，进入果园。果园里的果树一排排的，种得非常整齐。那天晚上，我们以为能从果园的一头望到另一头。但其实，那片果园非常大，根本望不到头——因为从未进过那片果园，我们当时尚不知道这点。两道杂草丛生的荒坡向着城市形成一个几十英亩大的山坳。山坳里有些地方平整，有些地方崎岖，但到处都种着有些年头的果树，果树上嫁接的树枝更是果树的两三倍。整个山坳就是一片果园。
上校的声音把我们的思绪拉回了眼前：“我们会在黎明前，用迫击炮对那个旮旯轰炸两个小时。我们会对那些破树狂轰滥炸，直到你们到达那里。我们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小伙子们。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这可能将是你们一辈子所做的最重要的事。”
上校冲那两名中士和那两名随军记者打了声招呼，领着他们离开矮墙，向房子前面疾步走去。远处传来车子发动的声音。我听到上校问记者镜头拍得怎么样。然后，他们就走了。
“妈的！”默夫骂了一句。
“怎么了？”
“你觉得，这真会是我们一辈子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巴特尔？”
我呼出一口气，回答：“希望不是。”
中尉坐回自己的椅子。无线电又开始“嗞嗞”蜂鸣。风似乎大了点，我们再次望向山坡上的一堆堆篝火。中尉用两个指头挠着自己脸上的那一小片疹子，显得既担心又疲惫。我老是忘记，中尉其实比我们其他人大不了几岁——大概二十三四吧，我一直没有机会问。不过跟斯特林一样，他看着要比实际年龄大，而且表现得很老练。或许，那只是我们的错觉吧，因为他干了很多我们没有干过的事：开过崭新的车子，在大学聚会上跟浪荡的女孩喝过酒——那些女孩非常开放，被朋友们随便一激，就敢跑到陌生的房间。
“我们在那片果园和这座城市来回穿了多少次了，长官？”三班有个一等兵问。
“你是说军事行动？”
“是的，长官。”
“加上这次，总共三次了。”
“全都发生在秋天？”
“嗯，感觉好像是，我们每年都在为争夺这座城市而打仗。”
我想起了祖父当年参加的战争——他们有明确的目的地和作战目标。我想起了第二天，太阳还低低地挂在平原的东边时，我们就得离开防线，向前推进。我们将回到每年都要这么打一场仗的城市。我们将以一次缓慢而血腥的秋季“游行”，宣告季节的变化。一如往年，我们将把敌人赶出城市，杀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会朝我们射击，炸断我们的四肢，逃进山里和干枯的河谷，逃回胡同和沙尘弥漫的村庄。过上一阵，他们会再次回来。于是，我们又会重新开始之前的“步骤”：向倚着路灯柱和打开的雨篷、坐在自家店前喝茶的他们挥手致意；在街上巡逻时，把糖果分给他们的孩子，尽管几年后的秋天，那些孩子就会跟我们作战……
“也许，他们是想每年都这么打一场吧。”默夫恨恨地说。
斯特林一直在山楂树另一边擦拭自己的各种武器，给武器装填弹药，并用胶带缠紧松动的部件，以免发出声响。这时，他走过来，对默夫说：“帮我检查一下，小鬼。”说完，斯特林垂着双手，跳了几下。他身上没有发出任何声响，除了靴子落在纤细的沙土地上，发出细微的噗噗声。“很好，不错。巴特尔，请过来一下。”
我朝他们走过去，边走边看着斯特林用黑色电工胶带缠住装备上亮晶晶的金属部件——不缠住的话，明天行动时，那些金属部件会突出来，把光反射进房屋窗户，从而暴露我们的行踪。默夫一动不动地站着，斯特林仔细地帮他弄紧身上的装备。斯特林的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咬着嘴唇，皱着眉头，嘴角微微下垂。弄完后，他用双手从上到下，摸了一遍默夫的全身，看着几乎像在爱抚默夫。“跳一下试试。”最后，斯特林说。
默夫朝我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微微跳离地面。他身上的装备纹丝不动，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该你了，巴特尔。”
斯特林在我身上重复了对默夫所做的那些动作，而且在此过程中，同样显得一脸关切。最后，我跳了跳——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斯特林在我头盔的一侧拍了拍。
“中士，”我问，“你觉得，我们以后每年都得在这里打一场仗吗？”
“那是他妈的肯定的，二等兵，”斯特林回答，“我参加过第一次海湾战争，我知道。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他妈的，绝对会超过一年一度的、俄亥俄州对密歇根州的足球比赛。”说完，他轻声笑了笑。我再次流露出紧张的神色。“别担心，我们明天会没事的，明白吗？只要跟着我，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我们马上就能回到前线基地。”
斯特林冲着我和默夫微笑。奇怪的路灯灯光下，他似乎变得和善了一些。“好的，中士。我们一定什么都听你的。”
清晨醒来后，我们听到无数迫击炮弹沿弧形轨迹，呼啸着飞过我们头顶，砸入那片果园。天还没亮，天空漆黑如墨。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去高原沙漠打仗前，我总会产生那种感觉，而每次产生那种感觉，我都会搜肠刮肚，寻找各种理由，以解释自己为什么心里发堵、大腿哆嗦、双手抖得拿不住东西。默夫曾描述过那种感觉，说得非常确切。有次，一名记者问我们打仗是什么感觉。那名记者身穿满是口袋的卡其布套装，戴着一百码之外就能亮瞎你眼睛的飞行员镜面眼镜。我们讨厌他像苍蝇那样在周围转来转去，但又不能违抗上头的命令，所以只得忍耐。当时，我们一群人懒洋洋地坐在基地一棵大树树阴下的泥土地上。那名记者走过来，说：“告诉我你们心里的真实想法，伙计们。我想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感觉。”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没理他，有几个人还叫他滚蛋，但默夫耐心地向他解释了一番。“就像车祸，你知道吗？就像眼看就要撞上另一辆车的那个瞬间。那种感觉真的很绝望，就像你在跟平时一样开车，突然看见迎面过来一辆车。你他妈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又知道即将发生什么：要么撞死，要么大难不死。就像那种感觉，”默夫说，“就像车祸中那一刹那的感觉。只不过，对我们来说，那种感觉会他妈的一连持续好几天。”他停了一下，接着问：“我们出去打仗的时候，你跟去亲身体验一下吧？我敢打赌，你肯定会明白的。”我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把那名记者窘得结结巴巴，说不清话，倒退着逃离了我们排所在的区域。不过，默夫对那种感觉的描述非常确切。每次产生那种感觉，我都会浑身肌肉紧绷，汗流不止，但那种感觉怎么也挥之不去，所以我只能努力不去想它。
“从现在开始，不准喧哗，不准发出亮光，弟兄们。”中尉轻声命令道。他话音刚落，第一个出去的人就立刻纵身跨过隔在我们和那块空地之间的矮墙，朝只看得出灰色轮廓的城市冲去。我庆幸自己不用马上就出去。
我们班等待出去的过程中，斯特林从自己的背包拿出一小瓶盐。我记得盐瓶商标上画着个打伞的女孩——应该是“莫顿”牌食盐。斯特林把盐瓶倒过来，抖着盐瓶，把盐撒在那棵山楂树底下。我和默夫困惑地对视一眼，然后朝斯特林走去。“唔，中士，你没事吧？”默夫问。斯特林正在对着我们头天晚上待过的地方撒盐。
“这是《士师记》中记载的，”斯特林几乎没有注意到我和默夫走到了他的身边，抬起头，隔着我们，望向黑夜尽头的地平线——太阳即将从那里升起，“你们先出去吧，兄弟们，”斯特林说，“我要把盐撒了。”于是，我和默夫出去了。斯特林远远地落在我们身后，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他边走边把盐撒到尸体上，撒进农田、胡同和似乎遮蔽了整个塔法的沙尘里。他走到哪，撒到哪，与此同时，嘴里唱着或者说嘀咕着什么。那声音很好听，很亲切，我和默夫以前从未从他嘴里听到过。虽然听不出具体的词，但我们还是开始害怕了。
“我想他是吓傻了，巴特。”默夫说。
“你要把这话告诉他吗？”我问。
迫击炮仍在狂轰滥炸。从果园里传出的爆炸声，响得有如铜鼓的定音声，每分钟都 4f1a." >会把我们震得哆嗦几次。前面燃起了一些小火，烟雾从破碎的枝叶间不断升起。天就要亮了。默夫说：“我要看看斯特林到底在干什么。”说完，他举起步枪，通过步枪上的瞄准镜观察身后。
“看到了吗？”
光芒闪耀，微弱的第一缕阳光从东边的山坡顶上射下来，逐渐照亮一个个屋顶和那些房屋正面的灰白色墙壁。我转过头，以手搭额，想看清斯特林的身影。逐渐褪去的夜色中，他的身影模模糊糊的，隐约可见。“看到了吗？”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接着又问，“他在干吗？”
远处的身影一动不动。也许，那瓶盐已全都撒在塔法郊外这段短短的路程上了。我们离果园只剩下一步之遥，但我仍害怕得双腿直哆嗦。“默夫，他在干吗？”
默夫放下步枪，闭上张开的嘴巴。“我不知道，哥们儿。他背着他妈的一具尸体，”默夫大睁着眼睛，看着我，说，“他没在笑了。”
五、二〇〇五年三月
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
大西洋上空密布的云层，有如一条又脏又乱的床单。我望着那些云，知道要是有朝一日，能进行大脑对心的控制力测试，自己的测试结果很可能惨不忍睹。人心何其微妙。不过，虽然很难确切地说出心到底是什么，但如果把我战争的开始和结束比作一个括号的话，那么至少，心肯定是这个括号的溢出之物，即逝去的生命——这逝去的生命消失在了尼尼微弥漫的沙尘里，连回忆也没有剩下；这逝去的生命尚未成熟，非常脆弱，没等追溯到记忆深处，就已经支离破碎了。我正在回家的路上。但家同样抽象得难以想象，而比想象家更难的，是忘记那最后一片弧形的沙漠——好的一部分我，化为无数沙粒中的一粒，永远留在了那里；比想象家更难的，是忘记饱经风浪侵蚀的石头彻底风化了，最后化为淤泥，沉淀在某处河口或你唯一记得的城市的某条河河底。
都说剩下的是历史，但我要说，那是放屁。剩下的只是想象，或者什么也不是——毫无疑问。因为这个世上，人们创造或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被摧毁、抹除，比如编好的绳子还能被拆成一股股的线。要是有条渡船需要这条绳子做导绳，以到达对岸，那么必须得有人想出法子，把一股股的线重新编成绳子，否则，很多人就会落入必经的河里，溺水.身亡。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我现在终于接受了：剩下的就是历史。
宽恕却截然不同，没有任何“模式”。一群年轻人耷拉着肩膀，坐在包租的飞机上。他们中间的一些座位空着。那群年轻人不知悲伤为何物，也不会想，要是上帝正在看着我们，在他眼里，呼呼大睡的我们可能就像一堆布匹，正被运往一千所空荡荡的房子，用来遮盖那些房子里的家具。
为了看一眼大海，飞机轮子离地后，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舷窗外。飞机离地的那一刻，从头等舱到普通士兵所坐的机舱后部，渐次响起一片轻声的欢呼。随着欢呼，我们不由地感到一阵激动。飞机离开地面，冲向天空，我们的激动随之变成了喜悦。坐 5728." >在大座椅上的军官和高阶士兵纷纷转过椅背，冲我们挥手、欢呼。我们也开始跟着欢呼、微笑，但好像正置身于水下似的，我们的回应很缓慢。
飞机升到了巡航高度。从德国到美国的航程并不长。只要穿越最后的障碍大西洋，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回到那块自由的土地，回到那个可以看真人秀电视节目、可以逛特价商品购物中心、会得深静脉血栓病的世界。醒来后，我发现自己头倚舷窗，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还发现握枪的手摆出了握枪的姿势。过道对面坐着三排的一名军士。看到我摆出握枪的姿势，他笑着说：“这种情况，我今天出现了两次。”那名军士的话并未让我感到释然。
我看着营里坐在飞机上的人。有多少人没在飞机上呢？默夫；二连的三名技术兵——他们是在食堂被人体炸弹炸死的；还有之前死的一些人：一个总部连的，是在前线基地被迫击炮炸死的；一个我不认识但听说过的，死于狙击手枪下。此外，还有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
幸存的人，在公务舱狭小的座椅上打呼噜，辗转反侧，还时不时地抽搐一下。衬着蓝色的座椅和身上盖的薄毯子，他们显得黑乎乎的。我望向舷窗，发现外面仍是白天，尽管几小时前，身体就已产生到了晚上的感觉。我们逆着太阳飞行，所以外面始终都是白天。云层逐渐变薄，身下出现了一望无涯的大海。海面上的波浪从峰顶落到谷底，最后全都化为白色的浪花。世上的一切对立之物就像海浪吧，最后都将融合在一起。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海面，似乎望了几个小时之久。
一群还醒着的文职人员，跟空姐玩上了瘾：不停地按呼叫按钮，逼得那些空姐一趟趟过来，俯身听候，而随着空姐的俯身，他们就能从空姐晒成咖啡色的胸部，闻到浓重的丁香和香子兰的气味。年纪大点的空姐，对此早已习惯了。她们会机械而熟练地张开肩膀，露出棕色蜡纸似的肌肤。
过了一会儿，那群文职人员可能玩厌了，机舱里变得一片寂静，只有发动机的声音在我耳畔嗡嗡作响。飞机载着我们，逐渐飞过海岸线上的沙滩、岩石和蓟花。我脑子里开始不断重复相同的念头：我想……我想……我……我……但任凭怎么努力，就是想不出自己到底要干什么。飞机不断飞向内陆，底下的大地逐渐变成了绿色。蓝色的湖泊，棕色的球场，迷宫似的、一模一样的房屋，除此以外，全是绿色，一望无际的绿色。每一寸土地上似乎都长着树。正值春天，有些树正在开花。从飞机上望下去，仿佛连那些花也是绿色的。要是可以的话，我真想从飞机上跳下去，在坠地前，好好领略一下无边无际的绿色。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不断下坠，我想赶在粉身碎骨之前，最后深吸一口绿色的空气。就在这时，我突然记起了最后的那个词——回家。我想回家。“都醒醒，我们到了。”中尉说。我望向舷窗，看见航站楼外面拉着条横幅，正在随风飘动。上面写的大意是，感谢我们的奉献，欢迎回到祖国。
终于回来了。机舱门打开了，我们跌跌撞撞地下了舷梯，走向灯火通明的航站楼。白色墙壁和白色地面上，螺旋形的霓虹灯字母不断闪烁，看得人头晕目眩。我感到一片茫然，与此同时，仿佛看见黑暗中，一个国家徐徐展现在自己面前：这个国家起于崇山峻岭，从蓝岭山脉西麓一路向西延伸，形成一片粉红色的平原，静静地躺在时间的堆积层下；我不在的这一年，有如一丛丛麒麟草和白色蒲公英，逐渐布满两条海岸线之间的广袤大地。
我们通过专门通道，列队走进航站楼，然后站在清寒的灯光中，听那些电灯嗡嗡作响。等长官们最后交代几句，我们就可以解散了。原本令人厌倦的普通生活变得令人激动，原本令人激动的军旅生活变得令人厌倦——世上的一切，令我感到深深的困惑。
中尉例行公事地训了几句：“别惹事，别喝酒，别开车。要是老妈让你觉得心烦，记住……”
我们异口同声地接道：“不要给她一颗子弹，给她一个拥抱。”自始至终，我们全都挺直身子，整齐地站着，直到军士长厉声喝道：“解散。”不过，我们并未一哄而散，而是像滴到水面的油滴那样，慢慢散开。士兵中，一些人的眼里满是困惑，有几个甚至还说：“唔，现在去做什么呢？”我的脑中也闪过同样的念头，但我紧紧地拽起拳头，直到指甲嵌进掌心，刺破皮肤。不行，他妈的绝对不能这么下去，得开始新的生活了，我想。
我经过一道道的门。门边的空座位上坐满了战友的亡魂。他们都是年富力强的小伙子，丧命于迫击炮、火箭弹、枪弹和简易炸弹的攻击：有的皮肤被烤焦——我们想把他们送上救护直升机，结果从他们身上扯下一层皮；有的手脚被炸断，仅靠一层外皮连着。他们都还年轻，有的在家乡有女朋友，有的怀揣梦想，想干一番事业。毫无疑问，他们全都错了。死人是没有梦想的。我有梦想，鲜活的梦想，但我并不因此感到庆幸。
整个航站楼，只有一家酒吧还在营业。我走进那家酒吧，坐到吧台边的凳子上。那张凳子非常新，好像那晚刚出厂似的。酒吧和机场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消过毒的。脚下的地砖一尘不染，我的身后留下一串细沙形成的足迹，似要领我回到过去。我点了杯啤酒，并把酒钱放在吧台上。松木做的吧台，漆得光滑如镜，映出我的脸，显得非常诡异。我急忙把凳子往后挪了一点。一名清洁工挥着拖把，在拖我走过的地砖。他通过一道道的门，一路朝酒吧拖来。我抓起酒杯，大喝一口，边喝边用眼瞟身后留下的那串脚印。
“嘿，师傅。”我招呼道。
清洁工比我大，但不老。听到我的招呼，他来到我身边，双臂交叉，拄着拖把柄。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您能把拖把借给我，让我拖一下那边吗？”我说着，准备站起来，去接他手中的拖把，拖掉自己留下的脚印。清洁工低头去看我指的地方。
“啊呀……那里一点也不脏，孩子，没事的。”清洁工伸出手，打算拍拍我的肩膀，但我转回吧台，抓起酒杯，把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指了指酒柜，又掏出一张钱，放到刚才那张钱上——吧台的男服务员还没把刚才的酒钱收进去。
“对不起，我只是想……”当时，我肯定醉眼迷离了，因为我没看见清洁工在动，却看见拖把头画着极短的弧线，在我所指的地方来回动了几下。接着，清洁工离开了酒吧，朝大厅走去，身后拖着土灰色的拖把布。
吧台光滑得能当镜子。因为机场奇怪的黄色灯光，就连朝向飞机跑道的那些窗户，也都能照出人来。我继续喝酒。
“回来还是出去？”服务员问。
“回来。”
“从哪里回来？”
“伊拉克。”
“还去吗？”
“不去了，但也不好说。”我回答。
“你们在那边都还好吗？”
“嗯，还好。”
“我有个非常丢人的想法。”
“什么？”
“我真希望你们不用去那边。”
我向服务员举起酒杯，说：“谢谢。”
“我们应该用核武器，把那些沙漠黑鬼炸回石器时代。”服务员边说，边开始擦拭吧台。我喝完杯里剩下的啤酒，然后又掏出五美元放到吧台上，问他再来一杯。服务员又给我倒了一杯，并且说：“把他们的整个国家都炸成玻璃渣子。”
我没有搭话。
“我听说，那里全是野蛮人。”
我抬起头，看见服务员正在冲我微笑。“是的，哥们儿，差不多就是那样。”
我的航班属于那晚的最后几班。这时，广播通知说，前往里士满的飞机正在进入登机位置。那沓钱还放在吧台上。“这是酒钱。”我说。
服务员指了指墙上。他指的地方，贴着一张十英寸长、八英寸宽的亮光纸海报和一张泛黄的剪报。海报上的是位日间肥皂剧明星，上面还有该明星的亲笔签名。剪报上的是一个男人和一辆红色的福特牌小卡车，卡车的顶盖侧板生了锈，引擎盖上摆着条大鲶鱼。海报和剪报的中间，有条用大头针固定的黄丝带。
“那是什么意思？”
“我请客，”服务员笑着说，“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不用了，我自己给。”我不想笑着向人道谢。我只是个幸存者，不想假装自己是干了什么大事的英雄。
服务员伸出手，打算跟我握手告别。我趁机拿起吧台上的钱，塞进他手里，然后转身离开了。
所有乘客就座后，飞行员通过机上广播说，一位国家英雄能坐他的飞机回家，他感到无比荣幸。得了吧，我心想。我还获得了四杯免费的杰克·丹尼尔兑可乐，还换了个稍微大点的座位。深夜里，飞机载着我，飞越东海岸上空没有一点星光的漆黑夜幕。与此同时，载着其他士兵的飞机也相继起飞，送他们去见高中同学和十八岁的姑娘，送他们去参加野营，送他们去小溪和池塘的岸边。那天夜里，年轻的小藏书网伙子会把那些女孩长满斑点的肩膀揽入怀中，并用手抚摸红色、金色或棕色头发下柔软的肌肤。他们会那样抱着那些女孩，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的双手会像祷祝似的合在一起，心里则下意识地祈祷：“上帝，求您再也不要让我离开这里。”接着，他们会离开熊熊燃烧的篝火和欢笑的人群，离开在野地里围成一圈的车子，经过车前灯发出的道道光柱，磕磕绊绊地走进灌木丛。他们会感到，无边的孤独有如紧握的拳头，攥住了他们的一根胸骨——那是上帝做出来的最细、最脆的一根骨头。最后，他们会在水边默默踱步，一连走上几个小时。酒意上来了，飞机上的我沉沉地睡着了。我梦到了我家门廊上的那些木板；梦到太阳早已落山，但那些木板仍留有太阳的余温；梦到凉爽的夜晚，自己躺在温暖的木板上，耳畔回荡着从水面传来的蛙叫和蝉鸣；梦到陶醉其中的自己希望不会做别的梦，永远沉浸于那片美妙的天籁之音。
吸烟区旁的混凝土地面上，粘着一团团口香糖。我坐在那儿，双手托着脸，专心地数那些口香糖，好让自己什么也不想。车子的声音越来越近，但我没有抬头。直到她的手摸到我脸上，我才回过神来。
她捧着我的脸，用力挤压，把我的脸都挤得向内凹陷。接着，她后退一步。“啊，约翰。”说完，她再次走上前来，紧紧地抱住我的腰，并用双手摩挲我的身体。抱了一会儿，她放开我，拍了拍我军服的前面，然后又开始捧着我的脸，用力挤压。她的手，比我印象中的多了些皱纹，而且从手掌这面都能看出纤细的手骨。我真的只离开了一年吗？她用力挤压我的脸，好像要证明我不是飘忽的鬼魂，好像以后再也摸不到我了。
我把她的手从我脸上拽下来，放到身前，然后把它们合在一起握着。“我没事，妈，”我说，“别这样，被人看了笑话。”
她开始哭了，但不是嚎啕大哭，只是抽泣着念叨我的名字：“啊，约翰，啊，约翰，啊，约翰……”我把她的手从我脸上拽下时，她挣脱了其中的一只手，照着我的嘴重重地扇了一巴掌。我立刻掉下了眼泪，并把脑袋埋进她的胸口——我不得不弯下身，因为她个子很矮。她抱着我，一遍遍唤着我的名字：“啊，约翰，你终于回家了。”
也不知我们到底抱了多久，最后，车子的声音、来往的行人和向我大声致敬的游客似乎全都消失了，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我的母亲。母亲的胳膊紧紧地搂着我俯下的脖子。我感觉自己好像不知怎么，又回到了与世隔绝的子宫里，安全无比。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尽管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我并不相信母亲说的那句话：约翰，你回家了。
回家的路程并不长。坐母亲那辆破旧的克莱斯勒，走州际公路，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沿途的景色既熟悉又陌生。上了横跨詹姆斯河的二战老兵纪念大桥后，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底下宽阔的河谷。太阳正在冉冉升起，阳光好像没熟的橘子的颜色。谷中弥漫的晨雾开始逐渐消散。
我想象自己正在河边——不是像几个月以后那样，在岸边低垂的核桃树和赤杨树底下游泳，而是像在伊拉克那样。我仿佛看见黄色的阳光下，自己正在河边野地里巡逻，就像那个世界发生的事转移到了这个世界的场景中。.谷中的我，边走边寻找可以隐蔽的地方。河边有条狭窄的土路，邻水那侧的一处浅坑变成了一道深深的车辙。那是车轮长时间打转后造成的，有辆卡车肯定在雨后陷进过坑里。我觉得那里是很好的隐蔽之所，自己可以趴在那里，躲避枪林弹雨，直到友军掩护我们撤退。
“你没事吧，孩子？”母亲问。河谷中一个人都没有，我当然也不在那里。母亲的声音让我吓了一跳，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这时，我们到了桥的另一头。
“没事，妈，我没事。”
我们经过了一条条公路和小路。一路上，我望着窗外，借一团团绿色的树影麻痹自己，以获得片刻安宁。最后，车子拐进我家院子里的石子路。路两旁的草坪很久没有修剪了。
“你想先做什么，孩子？”母亲兴奋地问。
“我想冲个澡，然后……我也不知道，睡觉吧。”
时值春天，将近中午，屋后的池塘一片寂静。母亲帮我把帆布包拿进屋。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我去做早餐，约翰，你最喜欢吃的早餐。”明媚的阳光透过木制百叶窗，照进我的卧室。我关上百叶窗，拉过窗帘，关掉电灯，然后拉了一下吊扇的拉绳。扇叶转动的呼呼声，立刻盖过了街上车子经过的嘈杂声和厨房里锅碗碰撞的叮当声。与此同时，我闻到了从厨房传来的油味和从草坪传来的草香，闻到了洁净的房屋和木床的味道。所有这一切——声音和气味，都只是用来填充空间的填充之物。在这个我仍称之为家的、空荡荡的地方，我的身体不由地感到一阵紧张。
卧室里又黑又冷。疲惫不堪的我，折起床罩，放到床头柜上，然后脱掉薄军服，解下皮带，挂到床头柱上。接着，我坐到床上，弯腰解开右脚的靴子带，并依次脱掉靴子和袜子。穿在左脚靴子带上的“狗牌”，在黑暗中闪着亮光。我摸了摸“狗牌”，坐直身子。
我的身体正在逐渐消失。春日下午，黑乎乎的卧室里，我似在一层层剥掉自己。最后，房间里会留下一摞叠放整齐的衣服，而我则会成为电视新闻里的另一个数字。我几乎都想得到那些新闻会怎么说：今天，又有一名士兵回家后凭空失踪了。随便他们怎么说吧。我再次弯腰，解开左脚的靴子带，把那块“狗牌”挂回脖子，和另一块叠在一起，接着依次脱掉左脚的靴子和袜子，外裤和内裤。我彻底消失在了黑暗里。我打开衣柜门，对着穿衣镜打量自己：手和脸晒成了古铜色，身体的其他部位苍白而干瘦，看着就像挂在什么地方的无头僵尸。我叹了口气，钻进冰凉的被子里。
吊扇下，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不时有车子经过我家。那些车子的声音由远及近，不断逼近，接着又由近及远，逐渐消失。树林中间，一列火车呼啸而过，听着好像朝床上的我径直冲来，眼看就要撞上了；好像我变成了特殊的磁铁，既吸引金属的声音，也吸引金属本身。我紧张得连眼皮都突突直跳。每次，直到那些声音由近及远，冲其他目标而去时，我才会长舒一口气。我忘了自己当时做了什么梦，只记得自己梦到了默夫——默夫、我和每晚都会梦到的那些鬼魂。我忘了自己当时做了什么梦，只记得最后，自己沉沉地睡着了。
六、二〇〇四年九月
伊拉克尼尼微省塔法市
我们越来越接近果园，惊飞了果园外围刚从别处飞来的一群鸟。鸟群栖息的树枝随之颤抖不已，鸟群则在红彤彤的天空盘旋，似在笨拙地打着什么旗语，说不出的诡异。我感到非常害怕，还闻到了铜和劣质酒的气味。太阳已经升起，但一片弯月仍低低地挂在另一头的地平线上。那片弯月嵌在清晨的天空中，看着好像儿童图画书上的图画。
我们趴在黏糊糊的淤泥里，顺着齐踝深的水渠排成一线。那一刻就像设计拙劣的、证明“必然性”的实验到了即将得出结论的时候：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来一次暂停，等着所有动量消失，然后计算实验产生的残渣。我当时觉得世.９9liｂ?t>界薄如纸张，那片果园就是接下来要面对的整个世界。但那都是假的，我只是害怕死亡。
果园里悄无声息。中尉不停地摆动胳膊，直到吸引所有中士和下士的注意。然后，他朝果园的方向大挥一下手，带头爬出了水渠。我们跟着爬出水渠，既不像跑又不像走地朝果园冲去。周围一片寂静，只听得到大约四十只靴子踩在沙尘上的噗噗声和大家的呼吸声。最后，我们几乎贴着松软的地面，弯腰进了树枝低垂的果园。大家的呼吸声随之变得沉重起来。
我不停地往前冲。那是因为默夫在不停地往前冲，斯特林和中尉在不停地往前冲，后面别班的人也会不停地往前冲，我生怕自己成为唯一停下的人。
迫击炮弹不断落下，把树叶、柑橘和鸟全都炸开了花，看着就像磨损的绳头。地上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到处都是炸落的树叶、柑橘和鸟。破碎的羽毛、树叶和柑橘皮混杂在一起，让人分不清到底什么是什么。阳光无力地从树梢透射下来，落在鸟血和炸烂的柑橘上，照得到处闪闪发亮，恍如波光粼粼的水面。
各班开始呈扇形队形散开。看上去，大家个个都像弯腰驼背的老头。我们小心翼翼地迈步前进，边走边用目光仔细搜寻地雷的引线或任何敌人的踪迹。没人看到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那些子弹像是凭空从遥远的果园那头飞来的。阳光从枝叶间透射下来，在地上投下一片片斑驳的树影。那一刻，我正惊奇地盯着那些树影。第一颗子弹嗖地掠过我脑边时，我还在想来到塔法后，自己从未见过如此特别的影子，只见过有棱有角的——刺眼的阳光下，密密麻麻的房屋、各种天线和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各式各样的武器投下的影子。子弹的速度极快，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嗖的一声从我脑边飞了过去。等我回过神来，其他人已开始还击了。我也开始跟着还击。刹那间，枪声大作，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见。那情形，好像有人重重地敲了一下音叉，回音不绝，把果园里所有的人都笼罩在他的“沉默誓约”之下。
我们没有看清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只看见树叶纷飞、木片乱蹦、尘土飘扬。第一轮交火造成的嗡嗡声逐渐消失后，我们又听到了子弹撕裂空气的声音、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子弹出膛的声音。每一个瞬间都面临生死考验。我感到无比惊骇，浑身发软，呆呆地立在那儿，出神地盯着每一根颤抖的细枝、每一缕从枝叶间透射下来的阳光。有人把我按倒在地。我用胳膊肘撑地，匍匐着爬到一丛枯树背后。
紧接着，几个人大声喊道：“三点钟方向，快朝三点钟方向打！”我扣动了扳机，尽管没有看到任何目标。枪口喷出的火光刺得我几乎睁不开眼。一时间，弹壳横飞，在树丛间乱蹦，反射出点点金光。那情形，仿佛无数相机正对着我们狂拍，闪光灯闪了又闪。
接着，果园里又恢复了安静。我们的队伍分裂成一个个作战小队，散布在周围。各小队队员撑着身子，趴在千疮百孔的地上，一眨不眨地睁大眼睛，用眼神互相交流。大家喘着粗气，压低声音说话，然后陆续爬起来，继续小心翼翼地迈步前进。
我们保持着队形，在一片狼藉的果园里穿梭。走了一会儿，前方传来一个声音——刚开始，听着像是人低声悲泣的声音；走近后，听着却像是小羊哀号的声音。我们被催促着加快了脚步。又走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一条浅沟那横着两具敌人的尸体——两个男孩，十六岁左右，面部和大身中了枪；沟底丢着两支步枪，互相交叠在一起。阳光从乱蓬蓬的树枝间透射下来，照在那两个男孩的尸体上。他们本是棕色的皮肤已经变得苍白。我不知道，他们的皮肤之所以会失掉颜色，到底是因为被太阳晒的，还是因为体内的血液流干了——沟底沉淀着两大摊血，这时已经凝固。
医务兵正在抢救三排的一名二等兵。那人身上的薄军服被撕开了。他肚子中了枪，眼看就要死了，牙齿正打着颤，小羊哀嚎似的呻吟着。我们想尽力帮上点忙，但被那些医务兵一把推开了。于是，我们就站在一旁，边看着医务兵努力把那人的肠子塞回体内，边轻声给他们鼓劲：“加油，大夫。”那人皮肤已变得苍白，开始浑身颤抖着说胡话。医务兵的身上沾满了他的血。我们后退几步，围成一圈。阳光透过枝叶，照在我们和那人的身上。这时，那人的嘴唇变成了黑紫色，并且不停地哆嗦；鼻涕流到了上嘴唇上；因为浑身颤抖，唾沫星子纷纷落到下巴上。接着，他就不动了。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死了。周围一片沉默，谁也没有说话。
“我觉得他有话要说。”最后，我说。
连里其他的人开始逐渐散去。二排别班的几个人退出我们围成的圈子。默夫悬着双脚，坐在一条浅沟边清洗步枪。有几个人说，他们也在等着那人开口说话。看到那人什么也没说就死了，他们露出沮丧和惊讶的神情，漫无目的地走开了。
斯特林把烟头扔在尸体旁边的地上，用脚尖踩灭。一缕轻烟飘向破碎的枝叶，最后消散了。“他们通常不会说话的，”他说，“我只听到过一次。”
一名随军摄影师拍了些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一名二等兵在水沟里清洗枪管；一个死去的男孩，尸身尚未遮掩，瞪着眼睛，冷冷地望着果园上方万里无云的蓝天。当时，我以为那名摄影师是个麻木的人，并不关心自己看到了什么。但现在回想起来，他也许并非我以为的那种人，只是没有表露出来而已。
“他说了什么？”我问。
“谁？”斯特林反问。
“那个死掉的人，他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说。我一直抓着他的手。他妈的，吓死我了，你知道吗？子弹还在不停地打过来。那里只有我一个人。不过，无所谓了，”斯特林顿了顿，继续说，“我都不认识那家伙。”说完，他抓着防弹背心的领子，闭上眼，深吸一口气，然后冲摄影师点了点头。接着，他们俩开始在断枝碎叶、破碎的柑橘、死了的尸体和活着的人之间择路前进。
“他说了什么？”我再次问道。
斯特林回过身，说：“巴特，你这是没事找事。别再想着那个死人了，去看一下你的兄弟有没有事吧。”
我转了个身，看见默夫双手搭着大腿，跪在那具尸体旁边。我本可以走过去安慰他，但并未那么做。我不想那么做，不想对他负责。我自.顾不暇——我自己也正在崩溃，还怎么能保证我们俩都安然无恙呢？
也许，我正是在那一刻违背诺言的；也许，要是我早一秒走过去安慰默夫，他很可能就不会崩溃了。我不知道。当时，他看上去很好奇，没有发狂。他摸了摸尸体，紧了紧尸体的衣领，然后把那个男孩的脑袋放到自己的腿上。
我一定要知道那人说了什么。“拜托，中士，你就告诉我吧。”斯特林看着我。我吃惊地发现，他竟然跟我一样疲惫。
“好吧，他不停地哭，”斯特林说，“他好像问了句：‘我他妈的要挂了，对吗？’我好像回答：‘嗯，有可能。’他哭得越来越厉害了，接着不哭了。我等着他再说点什么。你知道，就像他妈的电影里演的那样。”
“然后呢？”
“他说：‘嘿，哥们儿，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拉出屎。’接着，他就死了。”斯特林拍了拍手，好像表示，他说完了，这事跟自己再也没有关系了。
我感到一阵反胃和眩晕，转了个身，开始狂吐不止，直到把肚里的所有东西都吐了出来，直到嘴里流出丝丝恶心的黄色胆汁。我跪下来，用手擦去嘴上的胆汁。“到底他妈的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妈的怎么回事啊？”我想不出任何别的话，只在心里翻来覆去地这样念着，同时对着水沟吐了口唾沫，转过身，朝传来相机快门声的方向走去。
几小时后，全连会合了。预备排在外围警戒。我们的任务是睡觉休息——休息完之后，继续前进。我和默夫找了个洞，努力想让自己打会儿盹，但怎么也睡不着。
“跟你说件事，巴特。”默夫说。
“什么？”
“有次在食堂，我插队插到了那家伙的前面。”
我看了看周围，问：“哪个家伙？”
“刚死的那个。”
“噢，”我说，“没事，哥们儿，别放在心上。”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鸡巴。”
“没事的。”
“我觉得自己真他妈的变态，”默夫双手抱着头，用掌根不停地揉着眼睛，说，“死的不是我，我感到非常高兴。只有变态才会这么想，对吗？”
“不，你知道什么是变态吗？不这么想才是真的变态。”
我也有过跟默夫同样的想法：谢天谢地，中枪的不是我；躺在那里，看着所有人看着自己慢慢死去，那将是多么痛苦啊。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很愧疚，但当时，我也曾在心里对自己说：感谢上帝，死的是他，不是我；太谢谢您了，上帝。
我努力想安慰默夫，问：“死了至少九百八十个，对吧？”
“嗯，差不多吧。”他回答。
我的安慰并未奏效。这是一次小规模的交火，但同样令人厌恶。
我们继续前进。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在沙尘上踏步走着。一只像是云雀或什么的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我回过头，看见身后有串清晰的脚印，终于肯定自己一直而且正在往前走，迈出的脚步随之变得更加有力。我像受过的训练那样迈着步子，像受过的训练那样端着步枪，并因此变得越来越坚定。我翻过各种厚厚的手册和指南，但直到现在，仍发现只有那两个动作是真正有用的。
空荡荡的城里四处冒着烟。我们的现代化武器把整座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所到之处，尽是断壁残垣和炸得只剩一半的房子。和煦的微风吹过街道，吹得垃圾和沙尘在空中飞舞、打转。我们不时停下来喝口水，抽根烟，或歪着身子坐在空桌子后面的椅子上歇歇脚。集市里的商铺全都空无一人，但商铺的木门面货摊上仍摆着各种看不出是什么年代造的老古董。我们把脚跷到桌上，以免踩到尸体，冒犯亡灵。
我们在胡同里穿梭前进，碰到企图伏击我们的敌人的尸体，就把尸体从他们的武器上踢开。阳光下，一具具会传播瘟疫的僵硬尸体正在不断膨胀、腐烂。其中，许多尸体摆着各种古怪姿势，看上去，活像奇奇怪怪的几何图形：有的仰面躺在那里，背部微微拱起，有的则不可思议地扭成一团。
我们在满目疮痍的城里穿梭。坑坑洼洼的混凝土和砖石街道上，到处散落着各种破旧的、熊熊燃烧的车子。我们好像不是毁灭这座城市的罪魁祸首，而是一群游客，正在参观一座遭受战争破坏的城市。目光所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倏地闪过我眼前。接着，我们就拐弯了，而她拐向了跟我们相反的方向。我没看清她的人，只瞥到一个裹着旧长袍、瞧不出身形的人影。
我们在一处路口停下了脚步。一队耗子从碎石遍地的街上穿过，然后仗着“人多势众”，赶走了正在撕咬尸体的癞皮狗。我看着那条狗叼着一条血肉模糊的胳膊，跑进胡同，不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与此同时，我们走到了一座桥的前面。中尉举起手，示意全排停下。桥下是底格里斯河及其树木稀疏的河岸。桥中央瘫着一具男性尸体，头被割下，放在胸上，看着好像变态的俄罗斯玩偶。四周静悄悄的，只听得见潺潺的流水声。
“妈的！”中尉举着望远镜，轻声骂了句。
有人问怎么了。我看到中尉脸上流露出认出了什么东西的表情——绝对错不了。
“人体炸弹。”中尉说。所有人都愣住了。那人是谁，为什么在那里——关于这点，我们不可能知道，也很难调查清楚，因为灾难的爆发是瞬间的，由不得你慢慢去查明真相。人是现实的动物，我们只会为认识的人感到悲伤。所有在塔法死去的其他人，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风景的一部分——好像谁在那座城市撒下了一些种子，经过一场严霜，尸体就像花草那样从泥土和沙尘里冒了出来，从铺着石板的路面钻了出来，然后在冰冷的骄阳下逐渐凋零、枯萎。
漫长的沉默中，我们全都单腿跪在地上，望着那具尸体，不知所措。中尉站起来，转向我们，但没等他开口说话，我们就感到眼前一黑，仿佛太阳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紧接着，我们全都被埋在了沙尘下，而且什么也听不见。我昏昏沉沉地瘫在地上，耳朵嗡嗡直响。抬头后，我看见排里其他的人都在地上蠕动，努力想弄清到底怎么回事。斯特林身上落了一层黑色的沙尘。这时，他动了动嘴巴，伸手摸到自己的步枪，开始朝看到的东西射击。我们下方靠近河岸的胡同和我们上方的窗户里，露出许多枪口和人的手。由于脑袋嗡嗡直响，我听不见子弹飞过的声音，但能感觉到有几颗子弹撕裂空气，擦身而过。我们像在水下作战似的，朦朦胧胧的，看不清楚，也听不见任何声响。
我挪到桥边，开始朝任何移动的东西射击。到处都是芦苇和绿地的河边，有个人重重地倒在了地上。那一刻，我彻底告别了年少时嬉戏其间的那些河流。我对那些河流的记忆变成了一种奢侈的享受，毫无实际用处。它们的名字就跟尼尼微任何一条河流同样陌生：底格里斯河或切萨皮克湾，詹姆斯河或南面的拉伯河。这些河流全都属于别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是入侵者，说得再好听点，也只是游客，哪怕是在自己的家乡，哪怕是在不断淡忘的回忆中。底格里斯河或切萨皮克湾的粼粼波光开始嘲笑我的卑微。曾经，切萨皮克湾的波光有如光影的鬼把戏，总是诱使我想起天上的繁星。我一直渴望有朝一日，能再次畅游其间。但我再也不会受那些波光的引诱了。我放弃了自己的渴望，因为我肯定：置身于如此广阔的河面上，人渺小得有如一个弃物，最后绝对会溺水身亡；要是再次漂浮在那片齐脖深的水里，双脚脱离积满淤泥的河床，我可能会明白，要想弄懂这个世界，要想弄懂自己在这个世界所处的位置，就会面临淹死的危险。..
薄暮开始映出枪口吐出的火舌。我想起了“夜光虫”和“角甲藻”——上学时，学校曾组织过一次去弗吉尼亚海边的郊游，这两个词是在那次郊游中学到的。但我正在对着那人射击，无暇理会看到枪口的火舌，各人脑中会产生什么奇怪的联想，那些联想在他们的脑波中又是如何沉沉浮浮。几个画面在我脑中一闪而过：一位少女和我并排坐在码头上；暮色越来越浓；我砰砰砰地疯狂射击；那人爬着离开他的武器，最后不动了，他的血液汇成一股，流进了即将结束退潮的底格里斯河。斯特林和默夫挪过来，坐到我旁边。我们三人又取出一些弹夹，并把子弹全都打进了那人的身体。血液浸透了那人的衣服，并顺着低矮的河岸，流进河里。最后，那人身体里的血液彻底流干了。
“你们俩终于明白了，二等兵。要想回家，就得冷酷无情。”
我停止射击，然后双手抱头，步枪搁在腿上——我实在拿不动了。我望了望斯特林。他一脸平静。真不知道，他除了杀人还能干什么？不，应该问，我除了杀人还能干什么？他要把我们带去哪里？
我们重新集合，查点人数。没有伤亡，只有几个人被爆炸震破了耳膜。接着，我们回到刚才所待的地方，等候快速反应部队前来处理。桥中央，那具尸体躺过的地方湿了一片，尸体则被炸成无数碎片：有的小，有的大，有的密密麻麻散了一地，比如落到我们脚边的、皮肉跟内脏的碎屑。尸体躺过的地方附近，落着一条胳膊和几截断腿。谁也没有说话，但脑子里，大家都在想象那人临死前的情景。我们似乎看见他在那里挣扎，哀求，祈祷——呼唤真主前来解救自己。接着，他绝望了，因为那些人割断了他的喉咙。血液从他的脖子喷涌而出。最后，他窒息而死。
那人被迫变成了一件武器。那些人抓住他，杀死他，掏空他的内脏，最后往他的腹腔填入炸药。确定我们识破了那人是炸弹后，他们引爆他，9９lｉｂ.接着向我们发起了攻击。快速反应部队到达后，对我们说，得检查一下桥上是否还有残留的炸药。
斯特林大声喊道：“默夫，巴特尔！”
我和默夫用抓钩费力钩住大块的残骸，然后用力拉扯，直到确定那些残骸里没有炸药，不会造成威胁。过程如下：默夫站在一堵矮墙背后，把金属抓钩抛过矮墙，钩住大块的残骸，接着拉动绳子，直到那块残骸绷紧，然后猛地一拽，死死拉住绳子，并抬起头看我；我也照着他的步骤做上一遍。这样重复了几次后，一位军官从车上跳下来，宣布桥上安全了。
我们继续在城里穿梭。逃难的人三三两两地陆续回来了，并开始掩埋尸体。远处传来阿訇召唤信徒祷告的歌声。紫红色的残阳微微染红了整座城市。
七、二〇〇五年八月
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
整个春天，我谁也不见，从早睡到晚，睡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我不定时地醒来，听到本地学校的校车从街上驶过，接送不同年级和年龄的孩子。我听到孩子们唧唧喳喳的说话声，并通过他们说话声音的高低，推断自己醒来的时间。
短短的时间内，我的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糟糕得出人意料。我唯一的活动只有每天下午，往返两英里，去乡村小店买箱啤酒。经过我家的那条铁路，跟我家隔着一段长长的矮护堤。去买啤酒时，我不走马路，而是沿着那条铁路步行去小店。格子状的铁路上方，树阴如盖，绿色的枝叶间，阳光斑驳。积聚了整个春天的热气，有如浓雾，笼罩一切。大西洋西岸的夏天，湿热而多蚊。这种湿热跟塔法的干热截然不同——塔法的干热能立刻把人热哭，哪怕你已在高温下炙烤了几个小时。大西洋的湿热更加“美国化”——你一出去，热气就会立刻迎上来。你会热得透不过气来，简直得像在水中游泳那样，用手拨开身前的热气。
偶尔，到达那家小店时，我不会立刻走进店里，而会在树林中等待，直到某辆破旧的小卡车经过。我会等到那辆小卡车生锈的尾部拐上林边的马路，然后才借着车后扬起的灰尘的掩护，穿过马路，吱呀一声打开小店的双开门。我说不出自己那时到底是什么感觉。可能是羞愧吧。但并不确切，因为“羞愧”这个词实在太宽泛了。人人都会感到羞愧。我记得，自己坐在茂密的灌木丛下的沙尘里，唯恐被人看到自己的模样。虽然附近没几个人认识自己，但我觉得要是遇见什么人，他们肯定会凭直觉知道我干的亏心事，投来异样的目光。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比一段特殊的经历更能让人感到孤立了。至少，我当时是那么以为的。现在，我终于知道了：所有痛苦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细节。
回到家后，我的衬衫被汗水浸湿了，并且上面又凝结了道道发硬的盐渍。我把啤酒放进自己房间的壁橱，然后走到厨房，站在窗边，久久凝望池塘上方升腾的水汽。在我家那个简陋的乡村厨房，除了一串马上就干的湿脚印，我不想留下更多的痕迹，表明自己的存在。透过窗户，由近及远，我看到了街道、铁路、树林……看到了整个县域，看到了一栋栋像我家那样的房子。我家的房子坐落在一处大河谷最南端的山坡顶上，附近有片群山。每隔几年，就会有一只惊恐的黑熊从山上跑下来，游荡着钻进剩下的森林。我家又离大海很近。早期的殖民者以为，这片大海是他们溯流而上所能到达的最远端。当年，面对复杂的地质结构，他们别无选择，只得宣布：“我们迷路了，所以，这里将成为我们的家。”小时候，大孩子们总拿我寻开心，骗我说只要使劲闻，就能闻到海水的味道。我每每信以为真，结果被骗得站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超市”停车场上的灯柱和海鸥中间，独自哭泣。但我发现，他们说的是真的，尽管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捉弄我。
那一片分布着许多池塘和小溪——我家房子下方就有一个池塘和一条小溪。一条条蜿蜒的小溪，最后全都汇入了底部的詹姆斯河，望去宛如一条绳子上无数股分叉的细线。河对岸就是里士满市。有时，市里的那些玻璃建筑会映出底下的詹姆斯河、天上的云朵、市郊的钢铁厂和就快生锈的铁轨。我家的房子就坐落在河水冲刷而成的悬崖上——河水已对这片土地冲刷了千年，而且还将继续冲刷下去。悬崖下的詹姆斯河，弯曲迂回，仿佛商贩为展示货物所..拉的横幅。
回到家，所有的一切都会勾起我的回忆，而每一幕回忆又会勾出另一幕回忆。就这样，一幕短暂的回忆接着另一幕短暂的回忆，直到我彻底分不清自己身处何时，又在何地。“孩子，你能去修一下池塘边的篱笆吗？”那些逐渐变短的夏日里，母亲会这样说。于是，我会拿起锤子，抓上一把钉子，经过宽阔的院子，走到篱笆那儿，然后倚着篱笆，凝望池塘。和煦的微风吹来，水面上泛起层层涟漪，令我不由地想起过去。想起什么？什么也没想起，但又想起了一切。塔法市太阳神之门的阴影下，几只狗在湿漉漉的垃圾堆里打滚，狗吠声回荡不止。要是丑陋的乌鸦落到电线上，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会情不自禁，想起迫击炮弹的呼啸声。于是，已退伍回家的我，会做好被炸中的准备，并在心里骂道：来吧，狗日的，炸死我吧。等乌鸦飞走，我会猛然醒悟，然后望向身后，看见厨房窗上隐约映出母亲的笑脸。我会向母亲回以微笑，并挥挥手，然后抓着篱笆上松了的铁丝网，用钉子固定到原位。你想放弃，一了百了。你觉得走不下去了，就像来到了人生的悬崖边，不可能继续往前走了——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因为没地方可走。但时间不会倒流，你无法回头。所以，你想跳下悬崖，彻底放弃，却身不由己。进退两难的痛苦，无时无刻不折磨着你。这就是我当时的状态。
八月底，我离开了家。此前，我已习惯了漫无目的地闲逛，以打发一天又一天的日子。有天早晨，厨房边的一个小房间里，我在自己的单人床上醒来，但真希望自己没有醒。我有这种想法，已不是第一次了。每天晚上，我都会彻夜难眠，胡思乱想，想完记得的事，又想不记得但令自己心生愧疚的事。我闭着眼睛，红绿相间的眼皮上，环绕着关于那些不记得的事的情景，清楚而逼真。我分不清到底哪些事是真实的，哪些事是自己臆想的，但真实的也好，臆想的也罢，我不想再胡思乱想了。我想忘掉一切，想让自己的知觉，像烟雾那样随风飘散。我只想一睡不醒，尽管并未把这个消极的愿望付诸行动。当然，不想醒来跟意图自杀之间隔着条细线。虽然我发现，你可以在那条细线上走很长时间，哪怕自己并未注意，但周围的人肯定会注意到的。接着，自然而然，各种无法回答的问题就会紧随而至。
有天早晨，电话响了。母亲接了。“是卢克，孩子。”她在另一个房间喊道。那时才凌晨三点，我还在睡觉。
“跟他说，我迟点给他回电话。”
母亲走进我房间，话筒贴在胸口。“你得跟人交流，约翰。老是一个人闷着，不好。”
我从中学就认识卢克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不过即使到了现在，这句话似乎也没有任何意义——我的错，跟他无关。他的名字，令我想起了小时候人人都会发现的一件事：要是不断重复同一个字，慢慢地，你听着就像在说胡话了——你的声音好像收音机搜台时的噪音。“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跟他说。”我说。
母亲盯着我。
“我会给他回电话的，妈，我保证。”
母亲把话筒贴到耳边，转过身去。“他太困了，卢克。能让他迟点给你回电话吗……明天？好，我会跟他说的。”
“没事了吧？”我问。
“你这个孩子真是的，约翰，”母亲生气地说，“明天下午，他们要去河边。他们想见你。别人想见你。”
“噢。”
“噢，然后呢？”
“可能会去吧。”
“你可能会去？”
“嗯。”
“我真觉得你应该去。好好想想吧。”母亲挤出一丝微笑。
“真该死，妈，我他妈的一天到晚都在想事情。”
我穿上裤子，来到后门门廊，冲栏杆外吐了口痰——黄棕色的痰。与此同时，从眼皮到指尖，一阵温暖、隐隐的疼痛传遍了我的全身，连身体里面也在隐隐作痛。那一刻，我感觉全身的皮肤就像被打破的嘴唇，敏感而刺痛。我点上一根烟，走下台阶，来到屋后池塘边。夏日的空气非常稠密，眼前的一切，像生亚麻那样明亮而闪烁。我走进更远处的树林。林中有条连着池塘的小溪，陡直的溪岸露出红色的土壤。有个地方，溪水流经一片露出水面的乱石，激起许多漩涡。我看见了自己小时候常来的地方——兀立水中的一座“小岛”。那是块巨石，表面的红色土壤早已风化得荡然无存。一棵大水桦的树根缠绕着那块巨石，并扎入地下，蔓延至溪边的林中空地。弗吉尼亚中部的硬木林，树阴如盖，但还没到秋天，悬垂在这块林中空地和小溪上方的树叶就已开始慢慢变黄、枯萎。阳光从枝叶间透射下来，照得树林里斑斑驳驳。周围的一切影影绰绰，朦朦胧胧，仿佛我的面前隔了一层薄纱。
我走下陡直的溪岸，借着一棵横倒在水面的树，踉踉跄跄地朝巨石走去。水中的那些石块滑溜溜的，但石块之间的间隔，并不像记忆中的那么大。因为头天晚上喝了啤酒，我格外留神，所以走到巨石那并非太难。我边走，边用双手扶着上方的巨石，支撑身体。早上的气温已逐渐升高，但巨石底下依然清凉。扶着湿漉漉的巨石表面，我能感受到双手传来丝丝凉意。一棵桦树银灰色的树皮上，刻着某人名字的首字母JB，共有五六处，大小不一。随着桦树的生长，所刻的那些线条已经拉伸，呈现不同的形状。我爬到桦树那儿，用麻木而温暖的手指，抚摸一道道刻痕。虽然完全不记得了，而且以JB为首字母的名字并不少见，但我肯定那些字母是自己刻的，可又对此毫无印象，所以我忍不住笑了。
我坐了一会儿，直到太阳升至头顶。阳光倾泻下来，肩胛骨上汗水直流。我决定沿着铁路，走去城里。但我并非真的想去城里，而是要借此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因为我没完没了地想着默夫。我竭力让自己什么也藏书网不想，盯着靴子的鞋面，慢吞吞地回家。走到后门门廊，我抹了把额头的汗，拉开推拉门，走进屋里。往帆布包里装了点东西后，我离开了家。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到底在做什么，但有关默夫的记忆，有点像被误导的考古挖掘。我在残存的、关于他的记忆里胡乱翻找，只为否认下面的事实：除了一个洞，其他的一切早已荡然无存。我努力想改变这个事实，却无能为力。没有足够材料可以说明，消失的到底是什么。我努力想在脑中重建关于默夫的画面，但越接近成功，努力重建的画面就越变得支离破碎、模糊不清。好不容易想起某个记忆，另一个记忆似乎就永远消失了，尽管想起的和消失的记忆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这就像从背面拼图：每一块的形状都很熟悉，但图案立刻遗忘了，对着暗棕色的硬纸板背面，怎么也拼不出来。我记得有段时间，自己和默夫夜里坐在警戒塔上，看着战争一点一点地过去——那战争交织着红色、绿色和闪烁的光芒。在那期间，默夫会对我说起，有天下午，在他母亲工作的、位于山坡上的小苹果园，他们挥舞着明晃晃的小刀，割去包扎在嫁接的枝丫上的纱布。或者，他会对我说起，有一次，他父亲从矿上带回家十来只关在鸟笼里的金丝雀，然后在他家所住的山谷放飞了那些鸟，并把空鸟笼整齐地排好。他父亲很可能在想，那些鸟再也不会回来了，空出来的鸟笼可以派别的用场：刚好可以种菜，也可以摆上蜡烛，挂到树林里。没想到，那些金丝雀唧唧喳喳地飞了一会儿，又回来了，落到各自的鸟笼顶上。对此，默夫感到无比惊讶。看到那些鸟整齐而平静地降落，停止叫唤，他当时肯定在想，这个世界真是令人捉摸不透。我绞尽脑汁地回忆，直到再也想不起任何事——我很快发现，自己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再也想不起任何事了；直到默夫的身影变成一个黑乎乎、支离破碎的轮廓；直到我的朋友默夫变成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我对默夫的思念，变成了一座无法填平的坟墓，而一如所有的坟墓，这座坟墓只是野地里一块褪了色的伤疤，一件用来寄托哀思的、可怜的摆饰。
我沿着铁路，朝城里走去。这条铁路位于里士满市东北部，跟老的丹维尔铁路线大致重合。天下起了毛毛细雨。枕木渗出了木馏油，变得滑溜溜的。灰色的集料在靴子底下移动。我拖着脚，差不多一步一根枕木，慢吞吞地往前走，几乎没抬过头。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眼前豁然开朗。我这才注意到，自己已经走出树林，到了铁路桥的第一个桥拱处，底下是宽阔的詹姆斯河。太阳马上就要落到树林背后去了，平缓的詹姆斯河消失在一处弯头——由那处弯头溯流而上，便是此河位于群山中的源头。河水映着红彤彤的晚霞，橙紫两色交织，非常绚丽。我隔着栏杆，探头望向一次次修桥后留下的石头桥墩。在我之前，一批批的人漫无目的地溜达到这里，站在以前的那些桥上，肯定也会见到类似的景色，也会驻足片刻，探头俯视底下的河水，惊叹连连。他们可能也会见到自己的、随波摇曳的倒影，而看到广阔的河面上，自己的倒影只有那么一点，可能也会觉得自己真他妈的渺小。
没过多久，远处传来低沉的轰鸣。铁轨开始震动，对岸的拐弯处出现了火车灯光。太阳尚未完全西沉，拐弯处的灯光只是微微闪烁，显得很模糊，有如黎明或黄昏时分的孤星。我迅速下桥，又顺着陡峭的土坡往下走了一点，然后坐下，望着打开天窗的火车通过铁路桥。车身的窗户只是隐约可见，更不要说透过窗户，望进车厢了。所以，我不知道车厢里是否拥挤，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在火车上。也许，这列火车是从首都华盛顿过来的，因为它是由北向南，通过铁路桥的。也许，这列火车是开往南边的罗利或阿什维尔的，或者，也有可能会向西拐上一条支线，开往罗阿诺克和蓝岭。我想找个能跳上火车的地方，但终归没有找到，因为衬着天空和东边城市里的万家灯火，整列火车只是一条比暮色稍淡的黑影。
有条鹿踩出的羊肠小道，从桥头下的土坡通往底下平坦、泥泞的河岸。岸边有片肥沃的河滩，长约五十码，上面到处长着桦树和榆树。河滩过去，有许多小岛。离河岸越远，小岛数量越少、面积越小，直到最后，变成沙嘴和泥浆，分布在一道道黑乎乎的细流之间。尚未起浪的河面非常宽阔，两岸间的距离没有半英里，也有四分之一英里。河对岸的山坡上，就是矗立天际的里士满市。里士满市坐落的高地下方，分布着多条铁路。高地的这面有条运河遗迹。当年，殖民地商人为打破穿越里士满市的瀑布线的障碍，开凿了那条运河。我在水边生起一堆篝火，然后坐到桦树树枝下，感到天旋地转。夜色里，我孤零零一个人，望着对岸的城市及其所在的高地在天地间飞速旋转。
醒来后，我发现篝火早已烧尽，留下一堆炭灰。已近中午，耀眼的阳光下，我睡过的那片沙地好像一块棕色麻袋布。我用来生火的那些浮木，全都烧成了木 70ad." >炭。音乐沿着水面传来。河中心一块礁石上，平放着一台手提式大录音机。除此以外，那块礁石上还有一群年纪跟我相仿的青年男女：有的躺在毛巾上，有的大笑着纵身跃入湍急的水流。我看见了卢克，但认不出其他人。
篝火产生的烟灰和气味，似乎渗进了我的皮肤。我蹚到铁路桥底下的水里，费力清洗，但洗了足足一个小时后，仍能闻到烟熏味。我顺着土坡，重新走上铁路，然后拖着脚，开始穿越高出水面一百英尺的铁路桥。我挪到枕木跟桥身相连的桥边，一边顺着生锈的铁轨往前走，一边望着那群男女在清澈的水中嬉笑、游泳。我的一只脚不时踩偏，落到桥外，脚底下是流淌的河水。天气暖和而晴朗，城市背后的天空一片蔚蓝，万里无云。到达詹姆斯河北岸后，我继续沿着铁路，朝里士满的方向走了一会儿，然后拐上通往水边的小路。
想渡过运河，很难。虽然已过了大约两百年的漫长岁月，但仍能看出那条运河是人工开凿的，而且运河里的水有点脏。最后，我发现运河边几棵倒地的橡树挡住了去路，于是原路折回，朝詹姆斯河边的一条小路走去。我顺着小路，来到一处可以俯瞰河面的野营地。此时已是下午，野营地空无一人，但看得出，野营的人刚走没多久。几棵粗壮的榆树下搭着三个凉棚。凉棚中间围成一小块空地，空地上有个用来烧火的深坑和几截用来坐人的树桩。
我把帆布包放在地上，生起一堆火，然后脱下靴子和衣服，挂到火堆旁的一根树枝上。双脚浸在水里，大河在一旁缓缓流淌；广阔的天地间，整个人甚至还没一个小点大——我感到很高兴。一只白鹭掠过我肩头，翼尖贴着水面，飞向远处。我觉得一个物体离另一个物体那么近却不失控，是完全不可能的。但那只白鹭可不管我怎么想，微微倾斜身子，无比优雅地消失在落日的余晖中。
我所坐树桩的断面上，分布着一圈圈的年轮。这些细小的纹路，密密麻麻，看着有点像凿出来的，或白蚁蛀过留下的，整齐得令人吃惊。卢克他们还在河中嬉戏，轮着从那些宽阔的灰色礁石上跳入一小股急流中，然后顺流而下，漂出十或二十英尺远，好像在游乐场坐过山车似的。他们青春靓丽，阳光快活，看得我不由地心生嫉恨。
我似乎成了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他们是我的朋友，对吧？我为什么不直接蹚水过去找他们呢？可过去之后，说什么呢？“嘿，你好吗？”他们会问。我会回答：“我感觉浑身如蚁噬骨，糟透了，但又不能告诉任何人，因为一直以来，所有人都对我感激不尽。要是告诉别人的话，我会觉得自己不知好歹，或是在向别人暗示：自己不配得到任何人的感激，相反，所有人都应该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憎恨我。可是，每个人却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敬重我，这简直快把我逼疯了。”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或者我该说，我想死——不是要跳那座铁路桥，而是希望一睡不醒。世上没有什么，能弥补杀死妇女、哪怕旁观妇女被杀的罪恶。杀死男人也是一样——从背后朝他们射击；他们已经死了，还对他们疯狂扫射。有时，你真想杀死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好像中了什么迷药，完全失去了理智，只知道根据从小所受的教育，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弥补你正在犯下的罪恶。但就连你母亲都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因为你用枪口对准那些人，让他们永远倒下，再也起不来。是啊，那些人可能也想杀死你，所以你说：你能怎么办呢？但其实，这些全都无关紧要，因为到了最后，你本可以做成的一件好事却没有做成——你保证会让那个人活下来的，但他却死了。你亲眼目睹了不忍回忆的各种死法。有段时间，你被彻底击垮了，但他妈的，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到了最后，你发现只有动物才会令你感到难过——狗的皮囊里填满炸药、旧炮弹、恶心的内脏以及一切像金属和垃圾燃烧那样恶臭难闻的东西。现在，你到处乱走，浑身散发出那股难闻的臭味。你问：金属怎么会着火的？这些垃圾他妈的都是从哪来的？即使回到家中，你身上都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