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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宴》
姊妹们
我们庄以富裕著称。不少遥远的村庄向往着来看上一眼这“青砖到顶”的村庄。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
首先，是我们的农田，人们称作“湖”的那片土地。因它处于我们村庄的南边，所以人们叫它“南湖”。从这个称呼就可想见它们是在低洼处，并且很辽阔。在一片低洼处上做庄稼，是有着文明的背景，那就是水利。说到这个，就要扩大些范围来看了。
在我们庄所属的县境内，有着无数条坝子。在我们进城的十里路上，要翻过多少条坝子啊，人们所叫“反子”的，过坝子叫做过反子。还有，我们县境内，有许多叫做“圩”的地名，也表明着低洼处围田防水的情形。并且，在《辞海》中，关于“圩”，还提到了《史记·孔子世家》的出典，其中说孔子“生而首上圩顶”，以此作证，这“圩”也作“凹”解，随后又举出司马贞《索隐》：“圩顶，言顶上也。故孔子顶如反圩。反圩者，若屋顶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这不，“反”和“圩”都有了，正好描述了我们县农田的景象。从这也能看出我们庄人语言的源远流长。
就这样，我们庄的南湖，被一道又一道反围护着，抵挡淮河汛期的泛滥。那么，当天上下水的时候，这湖地不就成了一个大聚水盆了吗？不要紧，我们还有沟呢！在南湖里，我们有一条大沟，将水引到更低处，大约是通往淮河的下游吧。再退一步，大沟的水涨满了，不幸淹了庄稼，我们还有一条退路，就是荞麦。
在我们的南湖里，一年种两季庄稼，一季小麦，一季黄豆。小麦的生长期通常风调雨顺，是一年中的好时候。秋天播种下地，地里睡一冬，开春绿了地，接着就是“麦子扬花，虼蚤动把抓”。然后西南风一吹，人们便开始磨刀的磨刀，整场的整场。在此期间，淮河与天气都是平静的，怕虽怕那几日连阴雨，吊着心过来，就好了。黄豆的季节则正摊着一年里的坏时候。七月八月，汛期一到，多是下雨的天，淹一天不要紧，淹两天也不要紧，七天八天，黄豆就全泡了汤。这时候，荞麦登场了。
荞麦它生长期短，春天秋天都能种，特别适合于间种和套种。这时候，它就来救穷人的命了。等荞麦开了花，雪白的一片，庄稼人受委屈的心，便得到安慰，开始计划着播小麦的事了。
我们庄的小麦是和豌豆种混播的。所以，麦子黄了的时候，豌豆就鼓了荚。看麦子的人和采猪草的小孩，喜欢摘那嫩豌豆吃，也有煮熟了吃的，那要等豆荚稍老一些，这日?９９ｌｉb.子不长，因为割麦的季节眼看到了。所以，我们庄收下的麦子里，掺着些豌豆，推出面来，那面是绿茵茵的，就因为豌豆的缘故。
再来说说我们庄劳动的情景。此情此景证明了我们庄劳动传统的悠久，那就是，我们将劳动这一生存手段审美化，使它同时也成为一种精神的活动。听过大叔们赶牛的号子吗？他们一亮开嗓子，歌就出了喉。那号子听起来自由自在，其实有着章法。否则怎么解释正漫无边际时忽然一个弯子拐回来，戛然而止，或者正高无止境时又低回慢转下来。并且，仔细听去，它是分着起承转合的句式。因为每一次起句都使人抱着期待，兴奋而不安地等着下一句，也就是说有着旋律的趋动性。而当下一句来临的时候，则会觉着正中下怀，正是要等的那一句，这说明它还是有逻辑的，并且切合主题。犁地、耙地、压场、赶车，凡是牛出力的时候，就有这号子在，牛听迷了，人也听迷了。
这是号子的情形，还有放大刀的情形。我们庄割麦用的不是镰刀，而是一种长柄的大刀。在托尔斯泰著名的《安娜·卡列尼娜》里，描写列文割草，用的就是类似的大刀，使用的方法也是相同的。那就是双手平端，刀把抵在肋下，一步一步挥动着前进，腰、背、臂的协调尤为重要。这个巧合暗示了什么呢？是不是暗示了淮河流域畜牧业的历史，或者我们庄曾经与北方骑马民族有过交道？放大刀一律是男劳力出马。除了手持大刀以外，他们还须一个装备，就是一领披风。均是漂白的玻璃纱，三尺的口面，五尺一幅，系在赤裸的肩背上。说是抵挡酷热的阳光，其实更是一种装饰。想想看，骄阳当头，麦浪中间，一字排开一行壮汉，挥着大刀，白披肩随风飘扬，是什么情景。
在收麦子和割黄豆的时节，还有一幅图画，就是燎麦子和燎黄豆。在收割的间歇，人们把麦穗搓散了，掺在麦穰子里，然后划一根火柴，将麦穰子点着，呼的一蓬火，麦子的焦香扑鼻而来。那半生不熟的麦粒儿，咬在嘴里，筋筋的，外面焦，里面却是一包浆。燎豆子就更简单了。只须捡来豆棵子，松松地架一堆，划一根火柴，豆秸和豆荚一燎而尽，埋在灰里的豆粒儿，也是外焦里生，咬起来费点劲。从美学角度来说，燎豆子更为入画，尤其是在下午第二歇的时候。太阳偏西了，成了夕阳，那光带些姜黄色，老熟而宁静。秋天的天又高爽，空气几乎是透明的，几片薄云在夕照里变着颜色。割净的黄豆地里东一片西一片地躺着割倒的深色的豆棵。陡然升起一股烟，因为无风，而笔直地上升，在明净的空气中显得特别清晰，甚至，那飞舞在烟周围的细小的灰烬都历历在目。真像是一幅油画。
我们的庄子，显然是经历了许多年头，遭遇了无数次旱和涝的灾害，不晓得多少次毁坏和建设，最终成了现在这固若金汤的样子。离开三五里地，远远就看见我们庄，参差错落地坐落在高高的台子上，树不多，所以那青砖到顶的房屋便一眼可以看见。
我们庄是坐北朝南，由西向东几排高台。台子下是村道，也叫“街”，还有几条南北的通道，人称巷道，而向南直通南湖的则是大路。在庄子的最南面，面向南湖里，是牛房和场。这是我们庄的公共场所，也是政治中心。开会、记工、商量事，都在这里。有过路的，或者要饭的，也是留宿在这里。腊月下雪的天气里，地里没有活，女人在家，男人便到牛房里拉呱。牛的粪味汗味，夹着烟味，真是又暖和又呛人，很有劲道。那留宿的挤在喂牛人的床上，恰巧又是个拉弦子的，就能在我们庄吃住上几天，直到雪停了，才离开去，重新上了路。牛房前的场，收过麦以后就犁开了大半，种上秫秫。大秫秫就是玉米，小秫秫则是高粱。大小秫秫收下了，就要重新整场，等着割豆子了。我们庄人丁兴旺，地就显得不够用了，必须这么着精打细算，一物几用。
为什么说是固若金汤，主要是指我们庄的台子垒得又高又结实。多少回，水漫了街，家前家后全成了河，可我们的台子纹丝不动。这也得益于我们的土质。这土质极少沙土成分，黏性很强，下雨的时候，村道上特别泥泞，走着走着，脚下便是两大个泥坨子，道理就是这。这样的土质垒起的台子，就特别结实，大水非但泡不散它，反而把它冲击得更严实了。我们的台子是那么高大、挺直、宽长、齐整，人口众多，房屋密密匝匝，有一股鼎盛的气象。
旱的日子我们也不怕，庄里有三口井，东头一口，西头一口，庄子中间一口。西头的井是甜水井，煮稀饭容易烂，和发面面好发，洗衣服最下灰，喝起来特别可口。另两口就一般了。除了井，还有几口大塘，淘粮食、洗菜、喂牛、洗衣服都是在那里。所以我们庄基本上做到了旱涝不怕，安居乐业。在好天气里，收工回庄以后，家家锅屋里升起了炊烟，村道上很悠闲地走着几个担水的，水桶在绳系上哐啷哐啷响着，再有一个中学毕业生横着一管竹笛吹着歌曲，真称得上欣欣向荣。
我们庄的文明还体现在积累的观念上。这庄子的富裕是一根草一粒麦地攒起来的。小孩子会走路就下地采猪草，妇女们走东走西身后都拖个草耙子，耙来一片树叶也塞进锅底下，老人则背个粪箕子，见粪就拾。所以我们庄无论是南湖里的大路，还是庄上的街和巷，都干干净净，少见有一根麦穰子或者一颗屎蛋子，猪草也割得干干净净。也是人多的缘故。下雨下雪不干活的时候，我们庄只吃两顿饭，睡到晌午才起床，天不黑又上了床。
我们庄还掌握有贮藏粮草和各类食物的技能，比如说红芋吧。秋天，红芋一起出来，家家便在门前挖一眼窖，红芋在窖里过一冬，裂了口，流出了浆，俗话叫“发了汗”，便是吃的时候了。大的，切片、晒干、磨面；小的，煮在稀饭里。这是粮食中最难保存的一种，其余，像小麦、黄豆、秫秫，就好办一些。关键是在晒粮食。哪一种日头，哪一种风向，哪一种气温，是适合晒粮食的，我们在心里有一本谱。
草的贮存则在于堆放的技巧。麦穰、豆秸、秫秸，各有各的堆法，原则是，吹不散，淋不透，泡不烂。堆得要结实，又要透气，要封闭，还要通风。同时又要便于拿取，不能抱走一抱，就散了架，而是要坚持到最后一抱。
庄上还盛行着做腌菜的特殊方法。豆子、蒜苗、蒜瓣、萝卜、菜帮、菜梗，什么都能腌，各有各的腌法。凡是吃过这些腌菜，都会感到惊讶，无论经过多长的时间，不计冬夏，这些菜都依然能保持着新鲜，清脆可口。
这一切都证明着我们庄具有饱年不忘饥年的从长计议的思想，储备着历史的经验，是一个成熟的村庄。
和一切文明发展须付出自然代价的例子相同，我们庄对生态的消耗也是够可以的，这从我们庄缺少树一点上便可看见。我们庄的高台大屋显示出宏伟气概的同时，它的自然风光也遭受了损失。我们庄的风景是没什么看头的。田地、村庄都整修得很整齐，离自然的原初越来越远。没有太多的树是个最大的遗憾。南湖大沟边倒有两行榆树，夏天时也还称得上绿意葱茏，就这么一条风景线，似乎于事无补。平心而论，我们庄看上去除富裕而外，终究是有些沉闷的。也是存在决定意识，我们庄的人决不属浪漫派的，他们的美学观念也是文明理性的一种。不是出自天然本性，而是经过培养和社会教育的。要说明这一点的例子举不胜举。
我们庄所公认的美丽女子，是一个年轻媳妇，都叫她小马。我来到我们庄很久也没有看见过她，只到处听见“小马”这名字。她说我们庄的一句话，真叫人伤透了心。她说，我们庄没有一个漂亮的姊妹。所有的姊妹都受了打击。打击不在于这句话本身，而在于美丽的小马说的一定是真理。美丽使她获得评判的99ｌｉｂ? 权威性。她的丈夫是公社水利站的技工，拿工资的，足够买她的口粮，她就很少下地，人们难得见她一面。
事前，我把小马想象成一个高粱花美人，就是那类健康、结实，大眉大眼，浓油重彩，合乎劳作的人们的人生愿望。我以为我们庄所欣赏推崇的一定是这样的美人。到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其实是用我们城里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乡里人的观念代替了他们。他们对美的要求并不是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纯朴，“纯朴”的观念其实来自我们对乡里人的偏见。是小马教育了我。
后来我终于见到了小马。那是在大队召集一些不下地的妇女开会的时候。姊妹们从窗户外头指给我看，那就是小马。
小马正低头纳一双鞋底，我看见她乌黑的发顶。是齐耳的短发，在顶上挑了一道圆箍，用夹子夹起一边。这倒没什么，是她的一双袜子首先叫我觉得不同凡响。这是一个雨后阴天，一条村道上的泥泞翻江倒海的。她穿了一双灰色的长筒线袜，套在长裤外，直束到膝盖下。脚穿一双普通的搭襻布鞋。这双长筒袜的穿法直到二十年以后，才成为城市街头的流行。而其时其地，小马已经首先发明，并且穿着得那么自然、妥帖、美观，没有一点怪诞和滑稽。然后我看见了她的脸。这是一张细腻而清秀的脸。纤巧的鹅蛋脸形，五官精致和谐。后来，她站起来，从姊妹们的目光下走出去，我看见了她匀称灵巧的身形和姿态。她不是强壮，可也决不是孱弱，在她的举止之间有一股生动的灵气。说实在，她像一个学生，只有她熟练而快捷地在村道上一滑一滑踩着泥走路的姿势，会使人想到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乡里妞。她从容不迫的眼光我至今不忘。
我们庄所认为美的基本条件是匀称，人们所说“实称”，决不喜欢胖或者瘦。这匀称的观念使得人们善于综合地看问题，决不会简单地服从某一个局部。大家所推崇的小马就是一个典型。她的一切都是在一个黄金分割点上，没有一点是突出的，甚至还有些平淡，可放在一起，却焕发了异常的光彩。因此，她的美丽就是温和含蓄的，有着余地似的，不是要满溢出来，膨胀开来的趋向，而是往里深入，不断有新感受。而她的匀称含蓄则又是到了夺目的地步，是不容人忽视的。小马确是能够证明我们庄对美的认识水平的。
倘若说，小马的美还是在有形的物质范畴里，那么我再可以举出例子，来表明我们庄对无形的精神范畴的美的领悟。
庄上有个大哥，也对我们庄作过一个评价。他说：我们庄最出色的有两个姊妹，同样一段布，在人家身上是这样，在她俩身上却是那样了。这就是刘平子和小瑛子。这评价也是有见地的。这两个姊妹其实长得都很平常，甚至还有着不容小视的缺点。然而，是她们的气质决定了她们超凡出众。她们俩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敏感”的气质。刘平子和小瑛子是我们庄上最有个性的姊妹，心气很高，思想大胆，有创造力。刘平子有一回给自己做了件斜襟瘦腰的褂子。当她穿着这件村气的褂子，横端着木盆，去塘边洗衣服时，多少姊妹的眼睛，忽地变暗淡了。她的态度是岸然的，好像在说，这样村气的衣服，我就能穿。小瑛子读过几年书，在个性追求方面，比刘平子更自觉。她是会和说好的未来的女婿在县城的分洪闸下约会的，遇见同庄的人问，就说，这是我的朋友。她们俩都有些独立不羁。她们比其他姊妹们对生活更具有热情。这些性质给予她们特殊的风度。人们有时说不好她们，就说她们“洋乎”。这也是一种有含义的定语，它包含了现代、新潮、脱俗等等的概念。
我们庄的这位大哥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城里读过书，还跟过几年泗州戏班子，是我们庄著名的号子能手。压场的时候，他赶着头盘磙子，在前头一拉开嗓门，后头一溜牛和驴，便都乖乖地踩着拍点。磙子轱辘轱辘转，豆棵和麦秸咔嚓地响，都是为他作伴奏。他的媳妇也是属于“洋乎”一类的，长相虽一般，却有几分学生气。所以大哥是有发言权的，在某种程度上，他领导了我们庄的审美观念，使我们庄对美的认识知识分子化了。美丽的小马是这种认识的化身，刘平子和小瑛子也是。
还有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姊妹要出嫁了，其时我正在上海，听到消息就去买了一块衬衣料，准备回去送她。我买的是一段府绸，灰绿色的朝阳格。这段布料遭到我母亲的激烈批评，她一定要我去布店重买一块，认为这样素淡的颜色作为结婚礼是不合适的。照她的意思，乡下人所爱，不是大红就是大绿，为要说服我，她还请来三楼的一个阿婆，她是被认为最懂布料和礼节一类事情的。她也站在我妈妈一边。这两个人真是吵得我耳朵疼。而我到底坚持了下来，没有让步。这段布料很博得了我这姊妹的欢喜。当时她并没说什么，嫁过之后再回门的那日，我们又在一道玩，她低头缝一件新衣服，缝着缝着忽然抬起头，说：你送我的那段布，我要用来做一件小袖子的褂子。“小袖子”，是指衬衫袖口的“克复”。我们庄姊妹所穿的衬衣一般不上“克复”，袖子是笼统到底的。这种“小袖子”的衬衣，往往是标志着城里人的身份，也就是“洋乎”的特征之一。听见她这样来安排我送她的布料，我明白我是做对了。
这些，是不是能说明我们庄理性化的审美观念？像我们庄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繁衍昌盛的大庄子，思想接受了长久的教化，他们在文明的道路上走出很远。他们早就摆脱了粗鲁，骨子里都有些诗书之风的。在我们庄上，听不到那些原始旷野的小调和村话，相反，倒是流传着带有文人风格的故事，深受人们欢迎。像大哥一类的知识分子，便是这些故事的传播者。
大哥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秀才，要进京赶考，心里不安，夜里就做了一个梦。梦中的情景十分怪诞，不知主凶还是主吉。于是，一早就起身赶去岳母家，因为岳母是个出色的圆梦家。到了岳母家，她老人家却出门去了，正沮丧万般时，走来了小姨子。小姨子说，这些年我一直跟母亲学圆梦，也已经学得个八九不离十了，完全可以试一试。因此，秀才便一五一十地将梦境告诉了她。第一个梦是墙头跑马；第二个梦是大太阳头打伞；第三个梦是树上吊棺材；第四个梦，是秀才同小姨子睡觉。然后小姨子就一一圆来。第一个梦是：有去路无回路；第二个梦是：多此一举；第三个梦是：死无葬身之地；第四个梦是：痴心妄想！秀才一听顿感绝望，万念俱灰地就往回走。不料，岳母回来了，问他为何这般苦恼。他将缘由说了，岳母道，你小姨子刚学几天，远不到家，我来替你圆一遍。第一个梦是一趟成功；第二个梦是万无一失；第三个梦，一品高官；第四个梦——大哥说到此，忽发现听众里有不少姊妹在，便戛然而止道，说完了！站起身扬长而去。
这个没头没脑的故事里，第四个梦是最具有民间性的，可就是这一点没说完，留下了个大悬念。
我们庄称这样说故事作“讲古”。大哥就是个善于讲古的人。“讲古”这个说法也体现了正统的观念，表示追溯历史的意思，尽管到后来，所讲的事情并不一定发生在古代。除了“讲古”，我们庄还有一项人们热衷的娱乐，就是听弦子。弦子唱的是泗州戏，曲调相当单调，只有四句头，颠来倒去地唱，多是唱的些朝野故事、纲常道理。在我下乡的那年头，也就是七十年代初，老戏都被禁止了，一些旧时的草台班也都逐渐取消，县剧团改成了歌舞团，偶尔演一两出新编的现代泗州小戏。我们庄便只能在缅怀中享受着泗州戏的美妙。
有一回，冬季宣传队活动，我将庄上一个劳模董大妈的事迹写成唱词，请来大哥演唱。唱时，场上里三圈外三圈地挤满了人。弦子一响，大哥板子一打，头一句就得了个满堂彩。人们陡然兴奋起来，亮着眼睛，紧盯着大哥。大哥也会卖关子，这起首一句高亢得不得了，久久也不下来，真是激动人心。可是两段一唱，人们的情绪就低落下来。这些无根无基的新词使得他们兴味索然，人们开始抽板凳退场。大哥是什么样的人尖，一看这阵势，也不管唱完没唱完，赶紧就收起结尾，板子一打，又完了。所以，如果没有那些老戏文，光是这四句头调子，任你有多好的嗓门，也是吸引不住人。
就这样，我们庄的娱乐，也是在于人常道理方面的说教。那些新歌新曲，因没有渊源，又没有世故，因此便说服不了他们，无法取得信赖和赏识。这也使得我们庄的风气过于整肃，不免显得乏味和枯燥了。但是，我们庄的魅力是在于智慧，他们深谙世道人心，且藏而不露，很会守拙，真有些大智若愚的意思。
只要了解我们庄的语言方式就可体验到深刻与广泛的涵养。有一些字和词是姊妹们决不能说，也决不能当着姊妹们说的。例如，“干”。姊妹们决不可说“干活”，而只说“做活”。再比如，“揍”，还有“高兴”也是禁语。倘若在姊妹跟前说了这些字，便是极大的冒犯，会引起纠纷。原因到底何在，至今也很模糊。隐约觉得这些字，尤其是“干”和“揍”，是与性的侵犯有关，好比那个最通俗的字，“操”。但“高兴”的犯忌在哪里，就不懂了。在我们庄，便会发现现代汉语的字典是太有限了，有多少字典以外的字词及意义在这里通行。我们庄的语言状况真是太复杂了。还有一个“杀”字，也是犯忌之首，那是连男人与男人之间也不可胡说的，是表示着极度轻蔑和侮辱的。我亲眼看见两个男人，其中一个还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就为了这个字打起来了。
由此，我们庄一旦要骂起人来，便是曲折的了。比如，不是骂“婊子养的”，而是骂“婊孙”；不是骂“龟儿子”，而是“龟孙”。隔了一代，便温和了些似的。还有，倘若要占姊妹家便宜，指东道西地说一声“乖乖”，也是有快意的。这“乖乖”两字是有着亲狎和占有的含义，带些明清唱本的风格。做姊妹的也是要提防这个词的。“无聊”也是个大贬词，关系到男女风化方面，不可轻易乱说，说人无聊就等于说人不规矩。这个现代形容词怎么会演化出这么一个含义也叫人费解。我们庄语言上的禁忌反映出道德的规范，也体现了我们庄在语言方面的精深程度。
如同喜欢听“古”和“弦子”一样，我们庄还很乐于领会语言的趣味。一些说话机智的人，在我们庄享有盛誉，人们给他们起着含有嘲讽和钦羡的绰号，比如有一个“常有理”，有一个“点子”，还有一个“铁嘴”。“常有理”在哪里做活，哪里的活就要耽误。比如锄地，说的人扎了锄子说，听的人扎了锄子听，都把锄地这回事给忘了。为这，生产队还扣了“常有理”的工分。“铁嘴”是个姊妹，她身为未出阁的姑娘，却敢于迎战那些最大胆放肆的男人，非但伤不了自己，还能四处出击。在我们庄这样颇受钳制的语言环境，就好像一个语言的雷区之中，能这样自如进退，且立于不败之地，不仅是深得要领，还必须有超人的才华。很多人都愿意同她说话，是为较量，也为领教，败下阵来也心甘情愿。前面所举大哥讲的那个“古”，其实也是语言的游戏。
语言上的规矩是这样，做人行事上也有着不成文的立法。这些讲究初看觉得没道理，细想过后，却发现其间的深明洞察。比如，我们庄从来不把闺女嫁在本庄，甚至邻近的村庄。曾经有过一个迎春，和本庄的青年小牛相好，遭到大人们的强烈反对。理由只有一条，小牛是本庄人。作为男方的小牛家倒不在乎，当后来迎春被其父母打急了，一气之下跑进小牛家时，小牛妈在众目睽睽之下，兴兴冲冲地去街上买被面、瓷盆，张罗着办喜事。迎春家可是窘得连门都不敢出。不久以后，这桩婚事的弊端便显示了出来。先是传出小牛揍迎春的消息，接着，迎春就叫小牛追打到村道上来了，再接着，迎春被小牛撵回了娘家。这娘家的门，你说是开好，还是不开好？小牛家是没什么，迎春家却伤了面子。其实，媳妇被男人拖着头发家前家后打，哪天都有，可人家媳妇的娘家远啊，招不来耻笑。迎春怀孕也使迎春家难堪，为了回避这事实，他们甚至不到一个塘边洗衣服。这事实是不是有些意味着闺女在自家鼻子底下受人欺负了？这规矩里的道理是有些叫人感动的地方。它极力维护着一个家庭的尊严脸面，既是有着可怜，又有着做人的威风。
礼节也是严明的。
喜事要请，丧事则奔。就是说，结婚酒，要请了才能去喝，丧宴，却要主动前往，丧家是不请的。这规矩也是极通人情，有着做人的识相与同情。邻家院里的枣熟了，偷吃是要挨骂，可在集上遇到那家来卖枣，死活也要塞给一捧，不要也得要。情和理是分开来说的，不可混为一谈。友邻之间，不往来不可以，往来太热络也觉不必要。我们庄有个蚌埠下放青年，叫小任，离开之后一个劲给房东写信，往返两趟，第三趟房东便在信中写，你在城里很忙，要照顾父母，又要工作，你的心情我们都知道，就不必太破费邮票钱了。这才煞住了小任的热情。
我们庄就是这样严肃，古板，守规矩。必须细心地去了解，才可了解到这一切之下的深刻的人性。这人性为了合理的生存，不断地进行着修正，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却是真心向善的。它不是富有诗情的，可在它的沉闷之中包含着理性。
能使人们真心感受到我们庄的人性的，莫过于我们的姊妹们了。由于她们的青春和纯洁，她们是我们庄人性的最自由和最美丽的表达。她们给风光枯乏的我们庄增添了一股妩媚的生气，无论是她们的悲哀还是快乐，甘心牺牲还是追求幸福。由于她们最终都要离开我们庄，到陌生的村庄做媳妇去，她们就将短暂的花一般的少女时代留在了我们庄。这是我们庄的光辉，它照耀了我们庄平淡严谨的岁月。而我们庄也以悉心的关爱护卫着她们，这同样是以严格和规矩来表达的。她们的羞怯、自爱、克己、友爱，真是我们庄人性的最好方面。当一个小丫头忽然间黑了头发，红了脸颊，长成了个真正的大姊妹的时候，她眼睛里几乎是闪烁着庄严的光芒，一个最好的时刻拉开了帷幕。
开春的时候，即使是沉闷如我们庄，也有了一派脉脉的情味。大沟的水涨满了，榆树长叶了，湖里的麦子青了，太阳也明媚了。大自然的力量总是无所不至、无所不及，它总是世界的第一主宰。
我们庄，称没出阁的姑娘为姊妹。
姊妹们往往以“侠”为小名，比如“根侠子”“兰侠子”。有时候，并不仅仅作为小名，孙家的姊妹就叫做孙侠子，刘家的则为刘侠子。这个“侠”字里没有一点有关女性人称的解释，我猜想它实是来自“伢”。这个字在某些苏北地区被叫做“侠”的音。关于我们庄的语言情况方才已经说了不少，许多发音找不到字和来源。我宁可以为是“霞”，可所有会写字的姊妹都认定是“侠”。姊妹们的年龄通常是从十七岁到二十一岁，之前还是孩子，称不上姊妹，之后，便是婆婆家的人了。这日子是短暂的，因是短暂，人们似乎便容忍她们可以任性一下。做父母的让她多扯一件褂子，多做一双鞋，由着她烧水洗头洗澡。媳妇们也得听她们几句厉害话，受她们抢白，有时被欺负急了，就会说一句，过年你婆家要了你，让你小姑子急你！听了这话，便像叫人抓了短处，矮了几分，再要争辩也争辩不过了。也有哭着回家的。
做姊妹的日子就是这么宝贵，都有些纵情肆意的。姊妹们总是成群打伙地出工，回家，走在去南湖的大路上，老远就听见她们的笑声。旁人走过她们的身边，都怀着些敬畏似的，留着一点儿距离，生怕惹着她们，或者被她们惹着。在地头上，她们也总是扎一堆，很神圣地坐着。在她们近处说什么都得留着神，不敢吐犯忌的字。尤其是那些已经说好婆家的姊妹，更须要小心翼翼的。荒年出门要饭，说好婆家的姊妹是断断不让去的，尽管我们庄并不鄙夷要饭的生涯，可到底是谈不上什么光彩的。全家人再是破衣烂衫，收过秋后还是要给姊妹扯新衣。姊妹们就是受着这样的呵护，一步一步走近出阁的那天。
出阁的那天，我们庄决不称出阁的姊妹为“新娘子”，这称呼视作对姊妹及全家的轻慢。此规矩带着些凄婉的意思，似乎是，它要把姊妹的纯洁和童贞挽留到最后一刻，有些“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而一旦等到我们庄娶媳妇时，那气氛便热闹喜庆多了，满庄都是“新娘子”“新娘子”的大喝小吆，大有得意之感。
在这悉心悉意的呵护之下，我们庄的姊妹便培养了温良和善的性情，她们看人看事都看到好的一面，再以好的一面去对待。她们柔和地看待她们艰辛的生存环境，在这种艰辛的磨压中，产生了天性最好的果实——同情心。她们称得上是仁厚的，而且善解人意，总是给人面子。她们自然也有些小心眼儿，闹些小脾气，可大局总是照顾的。说起来都是小事，可从小事也能看出道理。
收过秋，听说我要回上海，老父亲带着闺女来找我，说，孩子苦了一年，请小王垫上钱到上海捎件东西，然后让那姊妹自己说，要什么。姊妹红着脸，按捺着满心欢喜，看着天，又垂下眼睛看着地，停了好半天，脸上的红渐渐褪了，重又平静下来，回答说，不要什么。她是知道家里的难处，四个哥哥都结婚分家过了，只剩下她和又老又病的父母，年年透支。她那老父亲说是让我垫钱，什么时候能还却是不知道的。任她父亲和我怎么问她，她总是说不要什么。最后，老人叹息着带她又转了回去。
下雪天，大队宣传队排练节目，每到中午，住东边的小瑛子懒得回家吃饭，我就从我带饭的孙侠子家捎馍给她吃。一次两次没话，第三次孙侠子妈就不高兴了，说，她这么老不回家吃也不是长法，家家的粮都紧得很，要熬到收麦子呢！她这一说，我便难办了，因小瑛子还在等着我的馍吃。全家人吃好饭散开，孙侠子却偷偷塞了块馍给我，她看着我的目光有些怜悯的意思，是晓得我下不来台了，与我解围。我知道她向来对小瑛子不怎么的，小瑛子读过中学，自视很高，对姊妹们总有几分居高临下。我也知道我与小瑛子接近，她内心也是不快的，有着几分忌意。可她依然体谅我的处境，让我对小瑛子有了交代。
冬季的时候，粮食最吃紧。从秋到春，整半年地里不长东西，只能坐吃。挖沟的日子，孙侠子说，做这个活，有小麦面馍和芋头稀饭就行。而此时，家家吃的是返销粮配给的芋干面和豆饼。这些日子，人们在一起谈的就是吃，吃什么和怎么吃。大志子新说了婆家，那男孩子又瘦又矮，家里是老大，底下有一嘟噜弟妹，可却是个富户。大志子悄悄告诉我，就这时候，他们家还有三袋面呢！家家商议着出门要饭的事。公社下来文，不让要饭，在家搞生产自救。人们就偷偷地走，雪地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
这是我们庄最消沉的时候，黯然神伤。天又多是阴天，刮着大风。人们把脚插在毛窝里取暖，拖着毛窝在村道上慢慢地走，见有谁家开了门便攀上台子去串门。家家都起得晚，有时能睡一天，一天的烟囱不冒烟，就这样，人们见面还是问：吃过了吗？
那一年冬季，我等招工直等到绝望，大雪已经遮盖了道路。孙侠子和大志子两个，替我扛着行李送我进城搭船。她们脚上只穿着单鞋，却为我在前边蹚路。尤其是坝子上的二里地，是她们牵着我的手走过的。最后她们把我送到了城边上，看得见分洪闸了，我们分了手。这时候大雪纷飞，满天阴霾，她们头上肩上都盖了雪，鞋也湿了，可是她们脸上并没有愁苦的神色，反是因为送我离开而感到欣慰和欢喜。我头也不回地向分洪闸走去，将这个饥馑、寒冷、寂寞的冬季抛在了身后，也将姊妹们抛在了身后，留下她们，耐心地等待开春的日子。
她们平静和沉着的目光，足以应对各种好和不好的日子。她们心里怀着热情，还有诚恳，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她们的青春，虽然是平凡的岁月，却也没有一点荒废的。她们的青春给我们这个略显沉闷的村庄，带来了活泼的生机。
孙侠子家应允她做一件蒙袄褂子，她为这褂子盘算了多么久啊！她也是个有个性的姊妹，不甘从俗。于是她要选择一块独一无二的花布。这话说时容易做时难。集上和城里的布店，花色极其有限，统共不过三五种。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姊妹，穿着的大体都差不离，要想独树一帜几乎不可能。最后，孙侠子选择了一种通常做夏天衬衣的薄削的人造棉，白底黑花。由于这布料棉软的质地，蒙在袄上就显得有些拖沓，袖子也好像长短不一，时时会抻出一截，再要挽上去。它显然是不适于做蒙袄的褂子，还不够暖和。但它确实与众不同，在大冷的天气里，这样素淡的白底黑花，给人以清冽寒冷的印象，十分触目。它的触目还含有着一股全力以赴的耿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小瑛子也做过一件别出心裁的大衣，是用毛蓝布做面，效果并不成功，毛蓝布显得太艳，有些乡气，也不如卡其布挺括，怎么看都不舒服，可是却达到了独特的目的。她们的不甚协调的衣服，给我们庄增添了色彩，使它稍稍缓和了整肃的表情，变得年轻和个性了一些。
姊妹们还会用麦秸编戒指，刘平子最是能手。她应当说是有虚荣心的姊妹，生性略有些轻浮，心眼也活络。这样的姊妹最是招人议论的。她的头脑比较复杂，也似乎天生就懂一点男人的心思。她是稍稍违背了我们庄的宗旨，旁门左道了些的，可她身上却有着一股妩媚的力量，活泼泼的特别吸引人。她的嘴甜得像蜜罐子，你可以说她虚假，可你也可以说她艺术。你听她是怎么恭维我的：把你的小辫借给我，把你的毛乎眼借给我，把你的高鼻梁借给我，我到街上拍张相片就还你！她用麦秸替自己十个手指都编上戒指，两个手腕也编了手镯，太阳明晃晃一照，披金挂银的意思。她扛锄子，就把小手绢系在锄柄上，显得格外的俏。到了地里，小手绢便系到了手脖上，也很俏。她裁衣服总是特地裁出腰，裤腿裁得齐脚脖，瘦瘦的，显出小腿肚。她的鞋样也不一般，比别人的都秀气。她又是引人侧目，又是招人。这样的出格也是需要勇气的。
宗明子是中学毕业生，她的父亲是公社主任，母亲是我们庄的妇女主任。这一切决定了她与我们庄姊妹不一路。她的气质、思想、生活习惯，以及未来的命运，似乎都更接近于城市的知识青年。比如，她十八岁也没有说婆家，人们却以为自然，并不前去游说。而事实上，她不久也就由大队推荐，上了大学。可是，再怎么不同，某时某刻，她还是流露出我们庄姊妹的情感本质，使你发现，她终究是姊妹们中的一个。比如那次小猪的不幸事故。
那时，她在大队合作医疗工作。有一次，家里一头小猪得了病，她就取了支青霉素回来给小猪打。这小猪是这一窝里她最喜欢的，特别能吃食，特别肯上膘。一有人来买小猪，她就在事前将这一头撵进房间，插上门，不让人挑走。特别细心地侍弄它。然而，这一支青霉素一针推下，小猪却一命呜呼，再也唤不回了。不用多说，肯定是青霉素过敏，明白也晚了，事情已经发生。宗明子她一个转身回到屋里，抓了条毛巾就掩住了脸。就是这情景叫我觉得宗明子再有特权，也是我们庄的姊妹。
因为她有着特权，还因为她受过教育，见过世面，她的性格便更加自由和放任，敢于表现。可以说，她将姊妹们的特性，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鲜明强烈。一些压抑着的东西被她大胆地推到眼前。最夺目的景象是在她曾祖母的丧事上。由于她父亲的关系，来奔老太太丧的特别多，从早到晚，村道上不断有干部模样骑着自行车的人来到，或者携着花圈，或者带着挽幛，人们所叫帐子的，其实就是一幅幅的布料。在当夜搭起的丧棚底下，转眼间挂起无数幅帐子，层层叠叠，桃红柳绿的，一改丧事的阴惨之气。我很惊异地看见，宗明子有一日饶有兴趣地站在丧棚下欣赏帐子，同时划算着她准备要下哪几幅帐子，做些什么式样的衣服。这景象有些不妥的地方，却还有些可爱的地方。它既是天真的，又含着些哲学似的，我们庄的达观就在这里。
姊妹们最希望有人称她们大名。她们再不识字，自己的大名却都会写。这名字于她们几乎没什么用处，都叫她们小名，甚至不知道她们的正式名字。等到了婆家，那里的人们暂时会以姓来称她们，比如我们庄叫“小马”一样。过了一年，有了孩子，就是“某某他妈”了。那个大名有什么意义呢？照我们这些城市来的人看，她们的大名难免是俗套的，而小名却颇具特色。比如“小勉子”“小坠子”“小辫子”，有着民俗的色彩，所以热衷于叫她们小名。这就使她们失望和不满，她们寄希望于我们这些外来人，使用她们的大名，好像要改写历史似的。在她们眼里，她们的大名是代表着一个更广大更庄严的社会，是在她们所生活的村庄以外的。
姊妹们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那个只有两条交错街道的县城，对于她们几乎称得上伟大。商店里的女营业员，是她们认为天仙般的人物，她们啧叹地说，女营业员为什么会这样好看？听她们描述县城，可真是一个繁华闹市。街边卖水的，瓶子里装着绿色的水、粉红色的水；集上卖鲜果的，筐头里是青的瓜、血紫的杏；大油锅沸着，黄灿灿一锅麻花子、油果子；凉粉雪白雪白的，添上醋、蒜、辣子、香油，喝了还想喝。肉店里的肉，案上案下，挂得满满的。百货店就更不用说了，衣帽、鞋袜、布料、毛线、锅、碗、瓢、勺，最有趣的是毛娃娃乘的手推车，什么脑子给动出来的！打铁铺的铁锤敲打声叮当响，窑厂的大烟囱呼隆地冒烟，酒厂的酒糟铺得满街。多么富庶热闹的地方啊！还有靠码头的轮船。
她们没有乘过轮船，轮船对她们也是个了不得的东西。她们隔着街，听到蚌埠开来的船鸣了汽笛。
她们见都没见过火车。
外面的世界对于她们遥不可及。庄东头有个哑巴，据说是当年跑反，也就是逃日本兵，跟大人跑散了，流落在了庄上。她们说９９lｉb.，哑巴是从上海来的。外面的世界就更神秘了。
她们羡慕她们当兵的兄弟，可以去到那么远的地方：金华、云南、天津，甚至有一个到过越南。援越兵回来说，越南的姊妹比中国姊妹普遍漂亮得多，这也很神秘。
事实上，她们大多只能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但这种宿命并不能消除她们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她们特别热心了解她们也许永远不能企及的地方。有外来的人，到我们庄，她们就跑去看。因为羞涩，她们并不说话，甚至也不抬眼，只埋头于她们手上的活计。可耳朵都是竖起的，一个字漏不过去。她们既羡慕外来的人，又怜惜他们，因他们离家远走他乡。离家的人在她们眼里是可怜的人，就像我们，还有她们在外当兵的兄弟。凡是外乡人，在我们庄都会受到厚待。姊妹们对我就是这样。所以，她们虽然走不远，可其实最了解世界的大和茫然。也因此，她们对信件就怀了一种崇拜感，乡邮员来到总会引起关注。谁家有信来，转眼间信上的内容就传遍了。她们特别喜欢听读信，是谁的信无关紧要，这些词句走过许多路途，就使她们觉得不平常。
那年我为招工，东跑西颠，差点儿把命豁出去。招工截止前最后一天，我从公社跑到县城，再从县城跑到公社，最终也没得到任何结果。时值下班，公社的人都跑完了，只剩一个干事，也并不管招工和知青的事，我绝望地哭了起来。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望了望窗外的收割净的黄豆地，没有安慰我，也没有教育我，他只说，庄子里，有很多姊妹在生活和劳动。这话里有什么伤了我，也打动了我，我哭得更伤心了。我一边哭一边回我们庄，心里有一股悲悯的感觉，非常哀恸。
我们庄是我从不回首的村庄，我对它谈不上一点喜欢。它远离都市，又远非自然，它世故的表情隔离着我的心。像它这样走过漫长历史的村庄，于人于事都有着深思熟虑，内外分明，利弊也分明。它决称不上淳厚质朴，它甚至对我这一个孤独的外乡人，要紧关头也使了心计。可是我挑不出姊妹们一点错处，我真是挑不出姊妹们一点错处。任何时候，哪怕我咬着牙，赌咒发誓地要离开我们庄的当儿，一想起她们，心就陡地酸楚起来，她们一点都不能叫人生怨，她们是多么多么地叫人心疼。
因为没有钱买肥皂，她们用草木灰滤了水洗头发，耐心地捋着头发，将它捋得又黑又滑。她们将自己锁在屋里，缝着贴身的内衣，决不能让人看见。她们把秫秸撕去皮，嚼里头的芯子，吸吮甜水儿……
老婆婆家是每个姊妹的大事情，带有前途的性质，却也是姊妹们最奈何不得的事情。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大志子。
这一日，她的表嫂，我们庄的一个媳妇，把她叫到家后，与她说，娘家庄上有个男孩不错，家里也不错，问她愿意不愿意。大志子一听就不高兴了，说道，表嫂，你怎么了，这事你该和我大我妈去说，怎么来和我说呢？她的话叫我想起《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她母亲薛姨妈向她征求与宝玉定亲的意见，她也说，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两个人的话如出一辙，商量过似的。薛宝钗是书上读来的道理，大志子呢？是我们庄做下的规矩。她的脾性也很温柔，对自己的婚事充耳不闻，任她大和妈，还有表嫂的一手安排。后来，这门亲还真说成了，开春的日子，家里还有三口袋粮食的，说的就是他。
从大志子的话里可看出姊妹们在老婆婆家事情上的处境，她们别说发言，连听的份都没有。倒不是她们软弱，而是她们尊贵，守着女儿家的身份。可是，你知道，她们心里想什么吗？
孙侠子早就说下了老婆婆家，她大她妈是我们庄最有计算最会安排的大人之一。她们家的日子也过得好，有稠有稀，有忙有闲。我在她家带饭，吃上头没受一些委屈。她大是我们庄最懂农活的之一，虽然不是大姓，也不是干部，但是凭他活计上的能耐，可说是进入了我们庄的决策阶层，属智囊团性质的。南湖里，春天的麦子，秋天的黄豆，还有夏天涝时的水，都是要他前去观察形势的。他背着手，走向南湖的时候，我们庄就有些敛声屏息的。他就是说话结巴，可也不要紧，孙侠子妈会说呀！孙侠子妈是我们庄所形容为“神”的那类妇女，说起话来，绘声绘色，特别生动有趣，说话还会占道理。有一回，孙侠子小兄弟在外头惹人家小学里的学生，被撵着逃回家，他妈一步出去，对着那大孩子说，你是学生，他是社员，你同他一样吗？说得人家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跑了。就为了她会说，男人们聊天时，她也参加，还跟着吸烟袋。她嘴唇薄薄的，嗓音嘎嘎的，笑起来也是嘎嘎的。
他们家的日子过得最好，什么事情都有步骤，一步步地来。给孙侠子说老婆婆家也是不早不晚，正是时候。那个青年我见过，真是很不错，个头高高，肩膀宽宽，窄长脸，高鼻梁，还非常老实。这天上午，他突然地来到孙侠子家，等孙侠子中午收工回去，他已经把要说的事全说过了。下午时，地里就都知道，孙侠子老婆婆家要接人了。他家九岁的妹妹得伤寒病死了，死时还不够落土，只能用凉席卷了扔冈上，让野狗吃，他妈早也哭晚也哭，想过闺女就想媳妇，所以就要孙侠子过门了。
后来，孙侠子告诉我，这天晌午，她大出去看地，他妈在锅屋烧锅，她在堂屋搓衣服，他就同她说话了。说些什么呢？都是些大白话，值不得一记。可对孙侠子来说，这破题第一遭的说话却不那么简单，她没有对旁的姊妹说，只告诉了我，因为像我这一个城里人，在她看来是能够理解这一些的。
还有就是，孙侠子妈对接人这一点没有松口，说要等孙侠子大兄弟当兵回来，才能谈这个事。其实也是托辞，为的让老婆婆家多跑几趟腿，媳妇来之不易才晓得珍惜。过门那一天，当嫁的姊妹都要哭，也是这个道理。当然，也有说这哭是哭嫁妆的。
嫁妆是姊妹们最后一趟向家里要东西，最后几身娘家衣，也是姊妹们不能过问，却系着她们在婆婆家的尊卑荣辱，也决定了未来家庭的财富基础。哭的也是，这嫁妆一挑上路，名声就出去了。
嫁妆通常有小三件、小五件、大五件几等。小三件是基本不可少的：一个大床，一个案板，一个箱子；小五件再添一个条凳、一个三屉桌；大五件则是三屉桌加个柜子。在这一切之上，还有大七件的。可我在我们庄的那个年头，大五件都难得看到，更别说大七件，最常见的是小三件，小五件就已经挣足了面子。小三件其实是一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三样东西，睡觉，吃饭，装东西，都有了。这些家具全都油成大红色。那种红颜料，油的时候又亮又鲜，特别的抢眼。干了之后就暗了，有些像旧的，还有些糙，颜色不很纯。看着不由心里灰灰的，高兴不起来似的。箱子里的衣服通常是十件，十件里棉的算两件，一里加一面，其中必要有一件灯芯绒，我们庄叫灯草绒的，还有够织一件毛衣的斤半毛线。这就是我们庄嫁妆的情况，算得上是一笔财富。可是，从此后，就得靠自己了。照姊妹们的话说，十年里，别想向老婆婆要衣服。所以，说是哭嫁妆，其实是哭将来的日子。
将来的日子，想想也发怵的，陌生的村庄，陌生的人，陌生的家，连自己也是陌生的，从此后的几十年，都得过在那个陌生里。庄上的媳妇们都是过来人，都是样子，有哪个是叫人羡慕的。可是不嫁行吗？二十岁说不上老婆婆家，脸上不好露出来，心里的事就难说了。娘家终不是自己的家，说上了婆家才算吃上了定心丸。要从这角度说，哭嫁的悲苦又有些佯装的意思。我们庄就娶过一个不哭的媳妇，就是小瑛子她嫂子。她哥哥是大队小学的民办老师，会吹笛子。前边说的，小瑛子穿的标新立异的毛蓝大衣，他们兄妹一人一件。娶他媳妇那一日，天刚下过雨，一地的泥，怕脏了新娘子的新鞋，是新郎背着进屋的。伏在她男人背上，她便笑了。这一笑，几乎是石破天惊的意思，大家都傻了眼，不知所措了。可这媳妇实在漂亮，比小马又是另一种，黑红的瓜子脸、长睫毛、红嘴唇，于是大家都原谅了她的出格。
不过，也有真哭，真不愿嫁的，那就是薛宝钗式的大志子。那一日，我不在庄，在上海，买灰绿朝阳格布料，就是送的她。大志子怎么都不肯出门，直挨到天傍黑。她把一庄媳妇姊妹的眼泪都哭下来了，庄上到处呜呜咽咽的，走哪里听哪里哭。后来，就从大志子老婆婆家庄上传来话，说大志子犯了病，什么病？精神病。做着针线，就会一伸胳膊，哈哈笑一声，然后再接着做针线。为什么犯病？因为大志子特别烦那孩子，就是她女婿。她不能看他，一看就烦。他家吃饭，大志子挨个给盛稀饭，盛过最末一个，头一个盛的碗又空了，再从头轮一遍，怎么也盛不到自己碗里。等大志子回门，我注意看她，见她并没有一伸胳膊，哈哈笑一声。她脸色还平静，身上穿了新衣服，本来就是闷性子，不爱说话。要非说有什么改变不可，就是如今她说话不看人，看着手里的针线活，一句一句地说。我始终没同她对上眼睛，更不知她心里头的事了。她是我在我们庄的时间里，与我同出同进的姊妹之一，她经常温和地劝诫我许多道理，待我宛如姐姐。我总觉得她说出来的不及她心里头的一百分之一，什么都藏在肚里，后来，连眼光都不流露了。虽然从未见到，可是一要想起人们说的，她一伸胳膊，哈哈笑一声的情景，心就不由得一痛，那景象好像就在眼前。
我们庄，至我离开还未说好婆家的有一个，就是前头说过的铁嘴。
铁嘴还有个弟弟，叫广平子。姐弟俩都是我们庄上最俊俏的人材，可铁嘴没说上婆家，广平子没说上媳妇，原因是，他们家的成分是富农。他们早死了大，跟了寡母生活。他们的母亲也是高身个，瓜子脸、黑眼睛、头发光滑地梳向脑后，紧紧地窝个纂。这女人话不多，却有见识，两个儿女调教得很出色。广平子读书一直读到初中毕业，铁嘴呢，练了一身好活计。男人能做什么，铁嘴也能做什么。前边说过的放大刀，方圆几百里，就一个女的行，铁嘴。远远望过去，一排白披风中间，那个花褂子，就是她。她步子和男劳力们一样大，刀扶得一样平，割下的麦子，一样刷刷地倒地，留下贴了地的麦茬。这样俊俏、能干又会说的姊妹，全是让成分耽误了。那年头，这样的事情多的是。我们庄有个大队委，在不怎么讲成分的时节娶了个富农家的女儿，到了这时节，入党入不进，提干提不上，天天在屋里打媳妇，要离婚。
早几年，确实不太在意成分的事，广平子也神气过。十二三岁时，在小学校的宣传队里，就有女同学想和他好。这女同学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庄姊妹中的尖子，小瑛子。一个下雨的天，广平子把棉袄借给小瑛子披。雨过天晴，小瑛子去还棉袄时，对他说，咱俩长大了，在一起过日子好不好？这时的广平子，一是小，二是傲慢，没把这话放心上。岁月荏苒，转眼到这年头，都长大成了人，广平子却说不上媳妇了。一年冬天，男劳力在庄东北处挖大沟，歇歇时，广平子去庄东头找水喝，找到小瑛子家。只小瑛子一个人在，不知怎么，又说起了往事。小瑛子已是有婆家的人了，对广平子却还是有着些眷恋。她说，那阵子，你家成分高，我们攀不上。广平子能说什么呢？谁让他错过历史的契机，抱头而归罢了。
这是广平子的罗曼史。铁嘴没读过书，一日一日在地头上过，安安静静地守着本分，年纪越来越往二十上靠。庄上热心的人也帮着说过几回，却都没说成，广平子也一样。男孩子到底好些，脸皮厚，嘴头子上可以过过瘾，也不怕玩笑。姊妹就只有自己心里知道，她不能跟人说，人也不能跟她说，再是没归宿，行动上也不能露半点浮躁。
井沿上的小勉，心气最高。她的女婿不是一般人，是个军官，隔年又提了营级。是我们庄姊妹里，拔了尖的亲事。那男孩子是邻庄人，初中毕业就当兵走了。等他提营级的消息传开，人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回想着他当年的轶事。采猪草时怎么怎么，担水时怎么怎么，上街卖枣时再怎么怎么。可是，没等那欢喜劲过去，坏消息又来了，那孩子要退婚。
这年，小勉子已过了二十，等他等了几年，结果却是退婚，怎么也说不过去啊！一天，收工之后，天傍晚了，小勉跟了她妈，还有那说媒的大娘，一同去邻庄了。她们一行三人走在高高的反上，落日的余晖映着她们的身影，在高大的天穹底下，她们的身影显得茫然而忧郁。
之后不久，小勉就开始学认字了，课本是《毛主席语录》，是那年头人手一册的书籍。这就是小勉子和其他姊妹不同的地方，她对自己的命运最有主动性，抱着积极进取的态度。并且，也敢冲破禁忌，比如当嫁的年龄不嫁，再比如，在男方要求退婚时毅然上门去。她的勇敢和刘平子、小瑛子的勇敢不同，后者是在一些小事情上，穿件别人不敢穿的衣服，说句别人不会说的话，那是叫作出格。而小勉子，则是在关系到自身前途的大事上，这就需要主见还有决心了。
小勉的家，在源远流长的我们庄，是单门独户的外来人。他们住在我们庄台子底下的井沿，两间土坯屋。这样的家庭，是没什么老本可吃，日子的好和坏，全凭自己的争取。所以，他们的家虽然贫困，没家底，可却有一股奋发向上的气氛。小屋收拾得特别干净，孩子身上的补丁整整齐齐，长得也都健康端正，大人是克勤克俭的好社员，小孩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渐渐地，他们在我们庄，也取得了不容小视的地位。比如，学大寨工作组驻我们庄工作，派去给工作组做饭的，就是小勉她妈；家在我们庄的公社主任，争取来十几个招农村工的名额，其中一个也给了小勉她兄弟；再有，小勉她能说到这样一门好亲事，和她家的好名声不无关系。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特别懂得掌握自己命运，肯付代价，也最少偏见，思想开放，头脑聪敏。
小勉的聪敏和小瑛子、刘平子也不同，她更深刻，也更理性。在表面上，她与姊妹们没什么不同，并不标新立异，也不作惊人之举，她本分、安定、稳重、老实，愿望却要高出一截。这是因为她比人长几岁年纪，也因为环境所致，还因为天性的优异。她没有读过书，可是比许多学生看事情看得清，有判断力，有主意，遇事不慌。尽管她从不言语，可我觉得她内心里，对那提营级的青年，是有一定把握的。这把握其实很不简单，因为事情很明白，显见得是力量悬殊的对比。她能够沉着应战，是需有强大健全的心智作实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她的努力和争取，全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比较起来，刘平子和小瑛子就要浮浅一些，也更感性一些，但她们同样是热情和积极，并且全力以赴。但在事情的终局，她们究竟没有跳出我们庄姊妹的窠臼，与小勉子有天壤之别，由于她们是格外奔放和活跃的一类姊妹，婚后的生活于她们也许更加困难。她们那种生气勃勃的样子，不论怎么说，都是具有着极大的美感，令人难以忘怀。
这一年，小辫子也有了老婆婆家。
小辫子从小死了大和妈，和小妹妹跟了哥嫂过。日子过得很艰难，他哥哥一个整劳力，养活两个妹妹，两个孩子。大冬天，他家的床上，铺的还都是凉席子。小辫子从来没穿过新衣服，补丁摞补丁。她妹妹更别提了，穿着哥嫂的旧衣服，直拖到腿弯。人家姊妹都做针线，小辫子没甚针线可做，还是背着个粪箕子采草，再加个子小，看上去更是个孩子。可她照旧一天一天显了出来，红红的脸颊，黑黑的头发，要紧时有几下刀子嘴，小心眼儿还特别多。有一日，孙侠子妈说，她要给小辫子找个好女婿。这女婿是谁呢？是她表姐妹的孩子，孙侠子该叫姨弟的，是个学生，还在读书。孙侠子妈说做就做，不过几天，这男孩就跟了他姐姐来走亲戚了。
这姐弟俩一看便知道是人才。姐姐说话做事很不同一般，大方、老练，像是见过世面的。一问果然是妇女干部，经常去县、地区开会学习。弟弟却嫩得多了，身个细细的，像棵小杨树苗，脸颊格外白净俊秀，斯文极了。吃饭的时候，孙侠子的妹妹兰侠子，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丫头，突然间伸手抚摸了一下那男孩的手背，惊叹说，我姨哥的手多么细糯啊！
大家都说，小辫子交了好运，从小受苦的孩子，现在有了个好女婿。他哥请男孩到家吃饭，先把人领过去安顿好，转身到孙侠子家借钱买烟酒，孙侠子妈说小孩子家的，不必当客待，她哥哥却不依，怎么也劝不住。是看重这门亲也是怕人说他做哥哥的，慢待妹妹的大事情。就是这顿饭上，为了和面，小辫子和她嫂子怄了气。当下里，小辫子就跑到孙侠子家，说，非要她和，非要她和，和得稀巴烂的，手都拔不出来。因为和的是荞麦面，荞麦面特别黏，要和不好，和面的黄盆打了，手还粘在面团里。老婆婆要是拐，头一顿的饭，就让新媳妇做荞麦面的，看她巧不巧，还带有降伏的意思。小辫子为这事气了好几天，似乎怪她嫂子耽误了她的事。后来，为了纳鞋底，又和孙侠子怄气，她要给未来的女婿做双鞋，也是让老婆婆家看看她的针线活。孙侠子是看小辫子没妈，从没人教过她针线活，好心要替她剪鞋样子，小辫子不让。孙侠子是个直心眼，嘴又快，就说小辫子的鞋样不行，非要替她剪。一来二去，两人都不高兴了。后来，这类事情还发生过多次，小辫子对孙侠子一家就有了芥蒂，甚至怀疑孙侠子妈对她老婆婆家说了她的不是。这是小辫子心眼多的地方，也是说媒的热心人最容易替自己惹下麻烦的地方。她们夹在两家中间，所有的矛盾是非都要由她们来担责任，特别容易遭两方面的猜忌，猜她相互说了不妥当的话。如不是非常热心爱管闲事的人，决不肯做这事的。孙侠子妈大约是早料到这结果，所以倒不怪罪小辫子。也是因为她性格好，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再说，小辫子这样没大没妈的孩子，不懂事又不能怪她。
这样，小辫子独自做这双鞋了。为表示她自己也行，她还故意同孙侠子反着来。孙侠子说左，她偏来个右。这双鞋做得确实很难恭维，因为用针不匀，用力也不匀，鞋底就拧着，针脚歪歪扭扭的。可她做得那么认真，还很神秘，用块布包着，躲着人。做活歇歇时，就一个人跑到背静处，一针—针做。还有一次，我看见她坐在半腰深的麦地里，一针一针地纳。那麦梢头在她乌黑的发顶拂来拂去，那双鞋底在她的手里显得那么大，握也握不住似的。她就好像小孩子玩过家家，可那认真劲却感动了你，叫你不敢有一点含糊。
这鞋做到最后关头，孙侠子妈终于出来过问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小辫子，也关系到她这媒人的荣誉。她要替小辫子上鞋，并且不由分说。小辫子乖乖地交出了鞋底和鞋帮，然后站在一旁，看着孙侠子妈一锥一针地上，一边说着教导的话。从头至尾，小辫子都嘟着嘴，可也无奈，终究事关重大，不可过于任性逞强。小辫子再是人小脾气大，这点明智也还是有的。
再接着，孙侠子就带着小辫子去她姨弟家走亲戚了。两人穿扮整齐，担着东西，带着新做的鞋，一前一后走着，彼此都忘了之间的芥蒂，欢欢喜喜的样子。两个都是有了着落的姊妹，前景虽然是个模糊，可到底是看不出一点不好。所以，希望是美好的。这时候，她们是庄上最快活的人，不像那些还没长成人的小丫头，什么都没定下；也不像那些媳妇们，什么都定下了。就在这将定未定之间，她们的心是安的，又是活跃的，希望是未到手的，所以又是未失去的。日头升起了，她俩也上了反，高高地在蓝天白云之下，地里干活的人，都用手罩着凉篷，看她们一眼，流露出羡慕的神情。
这次上门，她老婆婆家就送了一笔可观的礼物：一段灯草绒的衣料，一段线呢的衣料，再加一斤半毛线。紧接着，小辫子就开始织毛线，变得针线活不离身了。
我们庄，转眼就传遍了小辫子的新收获，人人都去看小辫子的衣料毛线。这些东西放在她家土屋的光凉席上，可真是“蓬荜生辉”啊！小辫子骄傲之余，却又对孙侠子生出了不满，因她的大肆宣扬明显带着居功炫耀的目的，好像她们家成了小辫子的救世主。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并没有任何恶意。像小辫子这样在哥嫂家长大的孤儿，难免是性格敏感，并且带着些乖戾的。却也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未来，是怀着多么紧张的、小心翼翼的心情，生怕有什么闪失，造成终身悔恨。她没有小勉子那样的头脑，可她有小心眼。虽然她猜忌心重，却并不妨碍她待人情重。那年我回上海，她从过年的猪肉里专为我留下一刀，等我回来，天天到庄口大路头上望我。可我那时的心思早不在我们庄，一心想着离开，直到开春三月，还在家中“赋闲”，于是，一块肉便生生地坏了。这一块肉在别人家没什么，可是在小辫子家，就不知道要与嫂子吵多少嘴，又哄过小侄儿多少回，才留得下来。等我终于回到我们庄，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告诉，小辫子留给我的肉坏了。
姊妹们有了婆家，前景就有了些可望的东西。这些可望的东西尽管大多差不离，多少人多少代都是如此，可到了每个人面前，心里都会生出些不同的企盼。这些企盼要论起来其实也是差不离，可就因为每人只有一次，每人也只有一份，就都像第一次那样新鲜和令人激动。当那些媳妇们在地头上说着各自过日子的杂事，低头听着的姊妹们，个个心里想的都是，自己将来的日子准保和她们的不一样。怎样的呢？不知道，能拿来作参考的，也就是这些“准保不一样”的媳妇。所以，她们还是有兴趣，媳妇们的议论，一句句都进了耳朵。
那是另一个世界，只要她们还是姊妹，便无法企足。那里面有什么呢？在媳妇们若无其事的表面之下是什么样的生活呢？这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媳妇们，在姊妹的眼里，终有些神秘莫测、咫尺天涯的感觉，尤其是那些最年轻的媳妇。因为她们不会拿自己的母亲作对照，母亲的生活对她们太过熟悉，因此也太过平凡了，并且，母亲总是属于另一类人的。而年纪轻轻就嫁来我们庄的媳妇们，却不同了。要说年纪差不多，可人家却过了一个反，这个反的前面，究竟是什么光景啊！
最年轻的，莫过于社会子的新媳妇。社会子与小辫子一般大，他媳妇又小了两岁。
社会子原先跟着他那个寡母过日子，好好的，什么事都不操心。做了吃，吃了做，拿着妇女的工分，放大刀还轮不到他，是属于往湖里送饭送水的那一类工。可那一年，他母亲死了，家里只剩下社会子自己。出殡的一日，社会子挑着白幡，砸了黄盆，领着棺材走向家后的坟地，人们都哭了，想这孩子可怎么过呢！那两间小土坯屋，矮得快趴到地底下了，晚上黑了灯，社会子就一个人睡在里面。给他说个媳妇吧，有老人提议，有媳妇就有了家。并且，赶早不赶晚，社会子实在太孤了。然后，小勉子妈就说来了她的远房外甥女，小勉子的姨妹。
那小媳妇，比小辫子还小，也是胖乎乎的脸，不哭也不笑，低着头进了屋。第二日一早，人们走过社会子家，见早早地敞了门，新娘子在喂猪，社会子捧着碗蹲在门前喝稀饭。见人就欠起身子，筷头子敲敲碗沿，招呼说，来吃不？社会子一下子成大人了，第二年收麦子，也让媳妇给剪了块白纱布，系在肩上，胳肢窝夹着大刀，参加了收麦的行列。
从小跟奶奶长大的百岁子，也娶媳妇了。百岁子是个俊俏的男孩，唇红齿白的，可以上台演花旦，人也随和，大人孩子都与他合得来。收了工，就见他飞跑着在村道上担水，西井里挑来的好水，倒进一家家的水缸，有力气没处使似的。他那媳妇小郭，长得特别白净，嫩生生的，眼睛不大，眼仁却又黑又亮，一头头发又密又长，编两条大粗辫子。这一对倒是有些金童玉女的意思。初来的媳妇，都是看不出脾性的，总见她们低了头做活，不是做地里的，就是做家里的，看不出她们是喜是悲。身上的新衣服表明是她们的好日子，再过过，旧衣裳就要拿出来换了。随着做媳妇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小郭的脸不知怎么就黄了。再过过，肚子把衣前襟顶了起来，脸颊上有了褐斑。等孩子生下地，人也就变泼辣了，什么话都敢说，敢在地头上撩起衣衫喂奶，还敢把男人揿在地上解他裤带。这就活脱脱成了一个媳妇，姊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做媳妇其实意味着正式承担起生活的重负，从此，就要侍奉公婆，抚养儿女，不再是独自一身轻。有多少操心的事啊！以前，最多为做不上新衣服发愁，生气，现在呢？这就排不上号了。男人的衣服鞋子，孩子的衣服鞋子，都是排在自己前头的。还有点灯的油、和面的碱、腌菜的盐，也是排在前头的。所以，你不要怪媳妇们爱计较，还有些贪小，那全是叫生活逼的。她不计较谁计较，总不能叫做男人的计较，男人是要给面子的，这也是媳妇的责任。
我住过的人家，总是与那家的媳妇处不好，早先的时候，在人家堂屋里搁张床，用秫秫秸拦一道墙，留个走路的空就算完了。有时进城过几日，回来就见毯子没了，是那媳妇拿去给孩子围脚了。虽然我从没撞见过，但我敢肯定，她时常跑进我屋里来视察我的东西。否则，她对我的要求，不会带有如此明显的针对性。到了后来，那道秫秸墙被他家拆了去烧锅，我的住处便成为敞开式的了，过来过去更加方便。这媳妇人很爽快，可也有着小狡猾。经常的，我晒在院子里的东西，衣服啦，肥皂粉啦，她先替我收起来，却不吭气，看我找不找。我要不找，她就当我是忘了，再不提起。而我住在人家里，本来就受拘束，又碍着面子，大多是不声张，暗自吃进。她也是掌握了我这种心理，变被动为主动。
就是这样，她还对我有诸多不满意，到处说我坏话，主要是说我小。“小”就是小气、吝啬的意思。原因有这么两点。一是有一年我从上海回我们庄，送给姊妹们一人一条手绢，她就不高兴了，说送了这么多人，却不送她闺女，还是住她家里的。她闺女那年才四岁，本也没有纳入我赠送的范围。二是秋后我回家时，我名下的棉花他们代我领了，当我后来向她要时她给是给了，却满脸不高兴，说我一个上海人还要这么点棉花。这些话都是小辫子搬给我听的，凡是姊妹们，大多对媳妇们看不上眼。
我对她日益增进的反感，终因一件事情的发生，有了改变。
这一天，上午从城里回来。在城里邮局领了家中寄来的钱，一张五块、一张一块的钞票。放下书包到邻队的知青处转一圈，中午回来便发现那一张一块的没有了。怔了半天，想想还是认为自己记错了。因为到此为止，确实没有发生过少钱的事情。钱到底不同于物，具有不同的性质，似乎重大得多，所以根本不敢往别处想。下午照例出工做活。收工时，扛着锄子，沿着地边，一溜往家里走。那媳妇走在我后面，走着走着，忽然伸手在我背上使劲抠了一下，然后说，小王少了一块。我心里一动，回过头去问她说什么。她就又在我背上挖了一下，说，小王少了一块。她的眼睛直望着我，神情有些闪烁，却又是大胆的。后来，我把她的话想了多遍，明白她是向我打招呼。她毕竟内心不安，所做这些，对她并不轻松，如不是万般无奈，必不会做到这一步。为她想想，这个媳妇也当得不容易，拖了两个孩子，丈夫身体不硬朗，却是个孝子，不肯分开过，婆婆是个厉害人，再加一个在县中读书的小姑子。既要撑持家，又要上下左右夹档里做人，能为自己顾忌什么呢？
你看到那庄里头走着的，邋邋遢遢，风风火火，嘴里不干不净的媳妇们，千万不要嫌弃她们，全都是叫日子改变的。她们拖着大小三四个孩子，都有些像母狼给小狼争食，那一张张小嘴都是无底洞。她们简直恨不得长出七八双手，一双手做队里的活，一双手浇园里的菜，一双手烧锅，一双手喂猪，再一双手给孩子补衣服。
有一个住顶西头的媳妇找到我。她不是我们队的，平时也不来往。我与她家所有的关系就是曾经与她男人一同在批判队，周游公社。我是批判队员，她男人是批判对象。她男人是当时抓革命促生产运动里找到的典型。事情的起因其实是一桩民事纠纷。他的妹妹与妹夫怄气，上吊自杀了，他非说是妹夫下的毒手，不让落葬，将他妹妹的棺材封在房里整整一年，工作队去启封时，发现房里还贴有一张毛主席像便成了反革命罪。我们在一起相处半月有余，开始还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可架不住朝夕相处的，渐渐就打成了一片。其时也发现他实在不是坏人，只不过有些偏执，还有些愚昧，但人倒是相当厚道热诚。所以，到了后来，也是习惯成自然，彼此都成了演员，演的角色不同罢了。大约就因为这点关系，他媳妇来找我了。
她求我替她孩子织两件线衣。那线是手套拆成再染上红绿色，也不知拆了有多少双手套。我说我不会，她说你会，把线往我怀里一送，拔腿就跑，就像怕我追上去还她。无奈，我只得织起来。那两个孩子我没见过，针又不合适，线是这样的线。我一边犯着难，一边奇怪她怎么想起求我这个。其实很简单，在她们眼里，我是庄上第一个大闲人，吃饱饭没事干的，不求我求谁？
好歹把这堆线织成两件线衣，一件红，一件绿，全是那种没染透，色又不正，泛黄的颜色。送去了给她，她特地割了肉请我吃了顿。她男人是回民，不吃猪肉，是她借了锅烧给我一个人吃。过后，就有人看见她那两个孩子穿了我织的线衣，领口和跨肩都用针别着，或者用线揪起着，免得挂脱下来。那两个孩子就穿了这样的线衣，背着粪箕子采草，将我的名声带到四面八方。
除了生活的逼使，还有男人们的驱策，也是她们所以变得粗鲁和不自爱的原因。是男人，亲手拆除了她们的藩篱，将她们投身于粗野的男人的社会。听见她们狂野的笑声和放肆的说话，你不知道她们是得意呢，还是自暴自弃。一个媳妇就像是半个男人，她们完全忘了做姊妹的时候。这就能看出读过书的到底不一样。前边说的擅长讲古和喊号子的大哥，他的媳妇就与众不同，小马也与众不同。前者是有文化，后者因为天生丽质，晓得自己的价值。还因为这两人的男人也与众不同，晓得尊重妇女。这就使得她俩在媳妇们中间，鹤立鸡群似的。别人也拿另眼看待，公婆则格外顾忌着一点。
我们庄，几乎人人都打媳妇，连秀气的女孩子样的百岁子，都打过他的媳妇小郭，不打不成人似的。有人还特特打到街上来，是有意耍威风。有个愣头青，用菜刀把媳妇的手都劈裂了。经男人打过的媳妇，脸皮不厚也要厚，是露过丑的了，就须豁出去做人才行。说起来也是可怜，你看她们鲁莽的表面下，其实都是脆弱的心。谁不是从姊妹过来的呢？做姊妹的时候是多么尊贵，男人们在跟前说话都得提着心，多少字是不敢吐音的。
有一个媳妇是和男人对着干的，并且还提出离婚。这个才过门半年的新媳妇，人们都没记熟她的脸呢！我只记得她高高的身个，脑后扎两个刷把辫，一有空就到妇女主任家门口站着，也不多言语，就说要离婚。她男人也是个愣头青，媳妇要走，也不觉可惜，还和人嬉笑打闹。这么样在妇女主任门前站了有月余，事情终有了结果，那媳妇如愿以偿。我以为她是读过书的，才能自主命运，主任却说，读过什么书？你没看见，刚才捧着张离婚证明像捧了天书，还是捧反的。这种媳妇是有些各色的，不好弄，是我们庄离婚的头一个。也是凭着个人的天性，有的人就能跳出窠臼，活出新的样子。
可是，除了特殊的本能以外，姊妹们还能有什么依凭的新方式？我们庄的景色一成不变，庄稼也是一成不变。她们等着榆树长叶，捋了榆钱去换现钱，买些头绳、鞋面什么的。她们再等着蝉脱壳，拾了蝉蜕也去换钱，买些纽扣、滚边什么的。这一成不变的光景限制着她们的眼光和想象。像小勉子、小马，还有那离婚的媳妇，都是得天独厚的才情，千里挑一。
那一日，我回庄办调转手续，路上遇到回娘家的刘平子。她已经做了人家的媳妇，女婿也是经她千挑百挑地挑下，是个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刘平子在县城烫了头发，鸡窝似的顶在头上，反显出了她的黄皮肤和三角眼。以前，我没觉出这些，反觉得她的眼睛很妩媚。她气愤地对我咒骂我们庄，不知是哪些人，说她的闲话，传到了她老婆婆家。她穿的里三层外三层的新衣，笔直的料子裤，反落了俗套，不如做姊妹时那么独具一格。她还没做几天媳妇就已经变得啰嗦，而且刻薄。原先那个活泼迷人的刘平子已经不复存在。
就好像麦子一茬一茬地生长，姊妹们也是一茬一茬地长成，麦子熟了，就是姊妹们做了媳妇儿。然后，又一茬麦子绿了。虽然麦子和麦子都一样，可每一茬都是新麦。
孙侠子的妹妹兰侠子，长着一双溜溜黑的大眼睛，睫毛又密又长，嘴宽宽的。一日正端着碗吃饭，她大娘忽然说，冲这丫头一对大辫子，我要给她说个好女婿。她呸一声转脸就进了屋。人们都大笑，笑她这么个小毛丫头也知道害臊。兰侠子比孙侠子小四岁，才十四，上头有个已成年的姐姐，她基本没机会穿新衣服。都是拾姐姐穿剩的衣服。她又没长成个姊妹，怎么对付都可以。一日，兰侠子忽想到此，伤起心来，一顿饭都在哭泣。她抽噎道，前年她娘说收了豆子给她做件里外三新的新棉袄，结果棉袄是做成了，却是给了姐姐。说下一年，再做她的。到了下一年，又没做，就这么一年一年地糊弄她。她抽抽噎噎地哭个不停，一家人谁也不当真，谁让她还不是个姊妹，毛毛糙糙的，成天背个粪箕子采草，又不算个正经劳力，挣不来几分工。这么哭了几大场，为了打发她，她娘就说，这么着，收黄豆时，你好好地拾豆，拾来的豆子，卖了，给自己做个新棉袄。
于是，到了收黄豆的季节。
拾豆子也是有规矩的，要等生产队割完了，收上场了，不要了，等着开犁了，才能去拾。那年豆子又长得不好，七月里一场水，淹是没淹完，可却像生了瘟，稀稀拉拉，豆荚瘪瘪的，收的时候就收得仔细，所遗无几。兰侠子就在这收净的豆茬地里，低着头，弯着腰，细细地搜寻。这一大片褐色的豆茬地里，有一个小小姊妹垂着黑辫子，拾豆子，要为自己挣一件新棉袄。她扒拉着豆茬子，刨着土，看见一个豆荚子就欣喜万分。拾累了，她就坐在地头上，一个个地剥着豆荚子，将黄豆粒儿蓄在一起，用手绢包成一包，藏在粪箕子的猪草底下。脸上不由流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好像看见她的新棉袄在向她招手。
在小一茬的姊妹，总是不起眼。上面没姐姐还好，要有个姐姐，被压着，就好像老也走不到姊妹这一步似的。刘平子洗衣服，捶衣棒掉塘里了，一声令下，她妹妹就得扑通跳下水，游着将棒槌捞回来，递上岸。小辫子骂她妹妹，骂什么呢？妹妹尿急了，在南湖找不到背静处，结果撒在裤子上了。小辫子说，你害什么臊呀！蹲下来尿就是了，谁会笑话你！兰侠子哭她的新棉袄时，孙侠子的表情好像是：看，她也想穿新棉袄！总之，在家里，姐姐就是小姐，妹妹呢，是丫环；戏台上，姐姐是唱青衣的，妹妹则是小旦。到哪都是个陪衬。
可是，也不知怎么的，这些小丫头片子不知不觉地起眼了。个头虽还差一截，眉眼却都鲜明起来，脸上也有了光。有外庄人经过，会掉过头多看几眼，想想这是谁家的小姊妹。大志子有一日就说，雪明子比我强了！雪明子是她大妹妹，也是穿她的剩衣服。大志子说这话的表情很有些感慨，雪明子出挑了的时候，她也到了该嫁的当儿了。
当日落时分，燎黄豆的烟升上橙黄的天空，那邻近一块先收的地里，兰侠子大辫子上的红头绳一点一点碰着地，遗落的黄豆荚子，一荚一荚拾起来的时候，姊妹们就开始盘算着压在箱里的新衣服。大和妈割了肉，打了酒，请来了木匠和漆匠，开始给她们打嫁妆。娶亲的日子就到了眼前。
看没看见过？南湖的路上，走来个人。近了，见是个小媳妇，挎着小包袱，穿一身新衣服，迎着地里投来的眼光，低着头加快脚赶路。远远的，还有个人跟着，故意四下乱看，表示与前头那个无关。这就是闺女，闺女婿头一次回门。太阳已经到了中天，回家的路只走了一半，身上头上都蒙了一层土。看着看着，便上了反，走下去，看不见了。
一稿：1995年11月23日
二稿：1995年12月18日
忧伤的年代
当我站在黑洞洞的电影放映厅入口，裹在紫红色的丝绒帘幕里，听见了那女人的压抑着的抽泣声。有一点光从我卷起的丝绒帘幕后面透过来，我正好能看见那哭泣的女人的侧影，她坐在最后一排靠门口的座位上，手里握着一个手电筒，这女人是领票员。这情景没有使我害怕，也没有惊讶，我甚至没有想，她为什么哭泣，我只是不自禁地，也啜泣起来。我的忧伤就在这一刹那，好像拔开了一个瓶塞，喷然而出，涌上心间。
这个电影院的名字叫“国泰”，在我们所居住的街道的西边。在东边也有一个电影院，叫做“淮海电影院”。这两个电影院虽然只相距两条横马路，情形却大不相同，它们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阶层的市民生活。国泰电影院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是一家专放外国原版片的电影院。在那时，它就有冷气设施。它有着华丽的门厅，大理石铺地，悬挂着电影明星的装了镜框的大照片。走过门厅，上两级台阶，便是用红丝绒穿在金属立架顶的铜球里拦起的检票口。检票口内还有一个厅，是栗色的打蜡地板，四周有皮沙发。日光照不太进来，就有些幽暗，但就是这种幽暗的情调，使它显得高贵。来早的人们坐在沙发上，等待着放映厅内亮起灯光，然后拉开紫红丝绒的帘幕，可以进场了。在这里，人们总是静静的，敛着声息。而淮海电影院就要嘈杂多了，它的门厅很浅，检票口离马路一步之遥，看电影时可听见马路上的汽车声和人声。门厅里也悬挂了明星的照片，可那照片似有些过时的。没有冷气，盛暑时就在检票处放一筐纸扇，检了票拾一把进去，出来时再扔回筐里。纸扇是用颜色俗艳的电影广告裱糊在竹片上，大都已残破不全。一场电影从头至尾，都伴随着纸扇划动空气的沙沙声，就像蚕吃桑叶的声音。每个星期天，这里都放映早早场的儿童场电影，大都是战斗的故事，到了电影结尾时，我军向敌人发动总攻，全场便响起了和着音乐节拍的鼓掌声，整齐划一，好像有人在指挥。国泰电影院的票价要比淮海电影院高一倍左右，像儿童场这样的廉价场次，“国泰”是没有的，它显然是比较豪华，而“淮海”则是平民化的。
那时候，我们十岁出头，父母们在忙着“四清”运动，有的下工厂，有的下农村。下农村的一周甚至两周才能回来一次，工厂呢，大都是离我们这市中心遥远的城市边缘，大杨浦什么的，路上须换几部汽车。所以天不亮就走，天黑了才进家门。而我们也都到了能够自个儿去看电影的年龄。我们将零用钱用来买电影票，父母为了弥补无法经常陪伴我们的缺憾，给了我们较为丰厚的零用钱。我们都有一个钱包，是用玻璃丝编结的，里面珍贵地收藏着几张角票和一些分币。没事时，我们便整理和清点这些角票和分币。对于我们的经济状况来说，到“国泰”看电影是有些奢侈了，比较合适的是“淮海”早早场的学生场电影，可是我们不愿意和那些小毛孩子同流合污，那和着音乐节拍的整齐掌声特别叫我们害羞和讨厌，它有碍我们的矜持。而去“国泰”看电影，则使我们感觉良好。我们宁可多花些代价，去国泰电影院。
我们前一日买好了票，这一日早早地就来到“国泰”，检了票，在空荡荡的内厅里游逛，将打蜡地板当作溜冰场，溜来溜去。有时是单个儿溜，有时则一人蹲在地上，另一人拉着他的手，滑过地面。我们做这些时，总是小心翼翼地蹑着手脚，压抑着笑声，以免引起电影院职员的呵斥和驱逐，我们认为他们是有这个权力的，虽然他们看上去完全不关心我们在干什么。就这样，当我滑行到放映厅入口处，撞到那厚实柔软的紫红色丝绒帘幕上，丝绒的毛茸茸的光滑使我忍不住地将它裹在身上，然后将自己卷起来，卷起来，黑洞洞的观众席便展开一个角，于是，我听见了那个女人的抽泣声。
许多事情都是在这之前发生的。发生的时候，它们似乎并不是不幸的，它们只是叫我们着急、惊慌、扫兴，可却不是不幸。当时我们只顾着应付眼前的处境，无暇考虑是幸还是不幸。不幸的感觉被压抑着，在不自觉中一点一点地积蓄起来，然后遇到触发的契机，便一涌而出。这时候回想起来，不说别处，单是在这电影院里，就发生过不少不幸的事件。
就是在这光线幽暗的内厅，从里朝外看去，阳光烁烁下的马路，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国泰电影院正是在一个街角上，一面是繁华的大马路，一面是高尚的林荫道，两条马路相交而成城市的时尚的画面。它使我们向往，但也胆怯，意识到那里是有着一些危险的，而电影院内厅却要安全多了，它的华丽的幽暗有一种蔽身的效果。我们手里捏着电影票，脚步匆匆走过马路，到了这里，就放松下来。检票员撕去半截票，等于发放了通行证。放映厅还暗着灯，电影开场早着呢，我们就在这里尽情地玩耍吧！由于空旷无人，我们轻轻的说话声都激起了回声，我们耳语般地交谈着，交换着对照片上的明星的看法。我们在打蜡地板上滑行着追逐，以暗影作掩蔽捉迷藏。然后，人就渐渐多了起来，玩起来虽然不那么自由了，可却热闹了，有些回到人间的意思。因为临近开映，内厅里亮起了灯光，这也叫人温暖。挤在人堆里，我们很安心。方才自个儿玩耍的情形，显得有些寂寞了。然而，这一次，就在临进场的时候，我们的电影票找不着了。那撕去半截的电影票是捏在手心里的，可不知什么时候却松了手，玩起来总难免忘形。我和姐姐脸色都变得煞白，我们先是不相信似的上上下下使劲掏口袋，期望它是躲在哪个口袋角里，然后则满地地找寻。我们在树林般的腿之间摸摸索索，手摸得漆黑。还是一无所得。人们都渐渐进场了，我们就留在内厅里悄声商量着。我主张去向领票员坦陈实情，看他们怎么说。姐姐不同意，说这样一定不会让我们进场看电影。我以为不进场回家也是一个办法，否则还能怎样？姐姐比我年长几岁，更有胆略，看电影的要求也更强烈。她说反正我们已经进了检票口，进放映厅不会再次检票，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票，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能记得我们的座位号码。这实在是一个冒险的计划，万一半途查票，万一有人捡了我们的票前来看电影？这场电影我真的不要看了，这时候回家真是个解脱。可姐姐不由分说，她说她想起了我们的座位，拉着我就进了场。
我们在姐姐说的座位上坐下，每一个人看我们的目光好像都存着怀疑。人渐渐坐满了观众席，焦虑等待的事情却一直没有发生，那就是，有人拿了票过来，说，这是我们的位子，你们的呢？没有，没有人来。灯却暗了，银幕亮了起来，电影放映了。这一场电影从头至尾，如坐针毡，令人不解的是，这部电影每个细节竟都记忆犹新。没有一场电影是看得这样滴水不漏的了。我们克制着恐惧不安的心情，强使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到电影上，这实在很艰巨。电影的名字叫《自有后来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原型。电影里的场景多是在夜晚、火车站、工棚，还有监狱和刑场，气氛阴沉。这气氛被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扩张得更加浓郁。故事到了悲情之处，我们都哭得分外伤心。这场电影真实地引起我们的悲恸之情，谈不上是享受，而是经历浩劫。直到走出电影院，还不能自已。正午的阳光照得睁不开眼，眼睛是红肿的，脸上布着泪痕。虽然结果不错，安然无恙，我们显然是坐对了座位，姐姐的判断和记忆力都属上乘，可是事实上，这次过失对我们造成了伤痛。这伤痛是以对这部电影记忆清晰来体现的。
遗失电影票到此还没有完，后来又发生过一次，也是在同一个电影院，事情的结局却要悲惨得多。要说，我们也实在缺乏吸取教训的经验，居然会在同一个地点犯下同一个错误。这个电影院的幽暗内厅就好像是一个上演悲剧的舞台，布景华丽。
下一次夜场的电影，我和邻家的同龄男孩一起去看电影。我们的父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是单位里发的电影票，他一张，我一张。这一天我过得很不顺心，和姐姐吵架，和保姆吵架，没有母亲来打圆场，事情就没有公平的了断。这时候，我总是感到不公平，由于不公平而生的委屈使我闷闷不乐。没有人安慰，只有靠自己给自己打气。晚上这一场电影无疑是一个契机，可扭转这一日的局面。电影是个纪录片，名字就没什么吸引力，我便自己给它增添一些令人鼓舞的内容。我和邻家的男孩早早就出了门，我还带了一整只豆沙月饼，是母亲早晨出门前分配给我的下午的点心，我一直留到了晚上。我一边吃月饼一边走去电影院，加强着这趟出行的快乐。街上匆匆行路的人，大都是在往家赶，是吃晚饭的时候。想到人家都将围坐在晚饭桌边，而自己则走在街上，不觉心生凄凉。天光还很明亮，却是暮色的光明，晚上单独出门，总有一些大胆的反常的色彩。我不知不觉吃完了一整只月饼，心情却没有明显的改善。邻家的男孩对单独出门要比我有经验，他熟悉这段路上的每一个商店和每个弄口，时常伫步，进去逛一圈，看看商品，或者进弄内小便池小便。他甚至还提议走过电影院，到更远的街上走一走。出了门，我举目无亲，就只有听他的。我们没有目的，却步履急促，远兜远绕再回到电影院前时，路灯亮了，使得本来还亮着的暮色沉暗下来。街上多了一些人，是吃过晚饭的人们，出来度他们的夜晚。人们的生活是多么正常而对头啊，而我们的，却总有那么一点不对头。路旁的商店也亮了橱窗，呈现出繁华的夜市景象。有些市声浮起，不夜城拉开了帷幕。我们走进电影院的门厅，厅里站了些人，或在票房等退票，或在欣赏电影海报和明星照片。街上的繁闹漫进了电影院，使这里变得有些嘈杂。
来到了这里，心头的阴霾稍稍驱散了一点，略感轻松。电影院里的嘈杂，有一种暖意。由于时间不早了，内厅已亮了灯，有些灯火通明的意思。放映厅也开始放人，从帘幕后透出观众席里的灯光。人们或进场，或在内厅流连。可是我却丢了电影票。我的电影票，不知什么时候，又丢了。邻家的男孩是个处事老练的孩子，他带我去和检票员商量。为证明我确实有票，他拿出他的票，还有单位寄票来的油印信函。并且这一回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座位号码，就和男孩的挨着。因为有了前次丢票的经历，我认定记住自己的座位很有用处。男孩说，假如我的座位又来了新人，我就退出。检票员是个挺面善的妇女，她耐心听完我们的陈述和建议，说，我可以在这里等着，等到电影开场时，那座位还没有人来，我便可以进场。这样，邻家男孩就进场到他的座位上，而我，则站在检票口等着。男孩不时从场内出来报告，那位子还没人来。我站在检票口，紫红色的丝绒缎穿过金属立架顶上黄灿灿的铜球，连起来，在每两个立架之间，它优雅地垂成一个弧度，看上去华丽极了，也冷漠极了。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角度看过内厅。棕色的地板蜡，在灯光下柔和地反光，有淡淡的人影，交错移动。人们不断拥入放映厅，川流不息。原来这里的气氛也是很熙攘的，几乎是甚嚣尘上。然后，高潮过去了，人都进了场，只有几个迟来者，零零落落地来到，进场。内厅渐渐冷清，灯光照在空荡荡的打蜡地板上，显得有些寥落。看电影的心思已经很淡，站在检票口，我感到极其窘迫，看不看电影我都无所谓，只是等待事情的结局，否则这一天就完不了似的。事情怎么结束，我也无所谓，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什么也扭转不了局面了。男孩终于带来了最后的消息，那座位上来了人，一个流气的中年人。男孩甚至上前问他，哪里来的票，中年人竟也回答了他，说是买的退票。事到如今，向来沉着的邻家男孩，也不禁惊慌失措起来。检票员同情地对我说，这就没办法了。她的同情也叫我窘迫。我和邻家男孩在检票口分了手，彼此都有些可怜。我一个人走下检票口的台阶，走出门厅，走到夜幕降临的街上，感到自己非常的狼狈。这狼狈的感觉压在心头，沉甸甸的，它遮盖了这一天下来所有的不顺遂，又将这一天的不顺遂推上了一个高潮，最终完成了这倒霉的一天。
很多年以后，我们早已经搬家，离开了这个地区，有一次我又来到这个电影院。电影院的内厅一角开辟了一个餐厅，供应得克萨斯州牛排。和所有的电影院一样，由于电影市场的不景气，它必须扩大经营范围。我在餐座上坐下，要了一份得克萨斯州牛排。已经过了午餐时间，餐座上只我一个顾客，只这一角亮着灯，其他地方都暗着。两个小姐站在吧台里，轻轻私语，但在这寂静的空荡荡的厅里，声音却非常清晰，连说话的声气都一丝不漏地传进耳朵。餐座是在内厅的最深处，望出去，门厅外阳光下的马路显得十分幽远，那里的声息到了门厅里便偃止了，漫不进来了。因此，看起来就像是一幅无声的银幕。而内厅的中央则黑着，就像一个演出结束后的舞台，演员都退场了，布景在黑暗里沉默着，可是只需要一束追光，它便活了过来，戏剧又将开头，继续。可是追光没有亮起。倒是在黑暗和沉寂中，窸窸窣窣地上演着一些情节。
就在我吃得克萨>斯州牛排的当口，厅的中央悄悄地摆起了一张长桌，然后聚拢了一些人，有瓜子糖果倾倒在桌面上的沙拉声，还有茶杯搁在桌面上的磕碰声，椅子从地面上拖拉过去的响声，人们说笑的声音。人们正常的音量的说话，反倒是有些虚飘，好像在空寂中挥发了，传进耳朵的所剩无几。所以内厅并不因为这群人的加入而热闹起来，他们甚至是使这里显得寂寥了。切切磋磋的声响过去了，有一个声音独自响起，在做一段郑重的发言。原来，这是在欢送两位老职工退休。发言说，这两位老职工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现在到了光荣退休的年纪了。我望过去，看不见那两个今日的主角，但猜测是在桌子边上最沉默的一角，那里机械地传来嗑瓜子的噼啪声，而相比之下，别的方向，声音是活跃轻松的。他们应当是在我独自去看电影时候的放映员、检票员，或者领票员。在我那个忧伤年代里，他们正是壮年，是电影院的主人，沉着、镇静，充满力量，对一个处在忧伤的成长阶段的小孩子视若无睹。就在这一刻，舞台上的追光亮起了，我好像看见了那孩子，初出家门，在这里茫茫然地滑行。这里是她在喧哗世界中找到的蔽身之处，这里的暗和光都是用来保护她的。成长是忧伤的，稚嫩的身体一点点地失去保护，所有的接触都是粗暴的。要通过多少日子，她才能触摸到粗暴的深处的那一点暖意。这暖意也并不是来自什么爱之类的情感，而是从你我他的生活的艰辛里，迸发出来的人之常情。可是，在最初的时候，什么都还谈不上，只有粗暴的感觉，尖锐地损伤着心灵。
一切又都处在无意识中，不知道什么是忧伤，不知道这就是忧伤。直到我卷在紫红丝绒门帘里，听见了放映厅里，女领票员的哭泣声，所有的郁闷才有了命名，我才睁眼看见自己的处境。就像先前说过的，我的忧伤拔开了瓶塞，喷涌而出。我已经忧伤了多么久了，可我一无所知。
我总是敏锐地感觉到不公平。这是由于所处的被动位置。我没有能力决定某些事情，权力在大人手里，他们仅只是随心所欲，便决定了我的快乐和不快乐。而且，在这个成长的时期里，使人满意的机会似乎非常少，被我们严格地挑剔着，它往往是相对存在的，在比较之下才能体现出快乐的意义。这里含有着一种竞争的内容，而我总是敏感到自己处于竞争的弱势，预先就为失败的结果而愤怒起来，事后又为这丧失要伤心许久。于是，这不公平的感觉便布满在这一时期里，成了阴影，遮住了少年时代的光明。
事情总是围绕着电影发生。开头却是一场舞剧，是母亲单位里发的票，仅只一张。当然，隔壁男孩的父亲也得到了一张。这票子是在舞剧开场前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发下来的。是夏天的傍晚，姐姐和母亲带着弟弟在弄堂散步，我一个人在家，什么都不知道。只看见姐姐忽然冲进门来，拉开抽屉换好衣服，又冲出门去。我听见她招呼邻家男孩的声音，还有男孩蹦跳着响应的声音。事情的发生猝不及防，等我追出门去，只看见他们快乐的背影，在弄堂转弯处，倏忽消失了。我转而追问妈妈，他们去了哪里。妈妈支吾了半天，实在被逼不过，道出了真相，他们是去看舞剧《椰林怒火》。我顿时大怒，深感不平。这一回，我气得非常厉害，很多天不能平静，不和任何人说话，生着闷气。有时气得过不去了，忍不住自己找着理由解脱。有一个很好的解脱的理由，那就是母亲的允诺。她说下一次有票，一定让我去。当我被生气折磨不过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个允诺。起初，连这个允诺也安慰不了我，因为我总是顽固地抓住已经丧失的不放，而丧失的是无法挽回的。这有些不讲理，还有些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可我就是不能不这样。我的思路非常狭隘，我过于尖锐地感觉到丧失的不可挽回，然后陷入悲愤不可自拔。然而，生气是那么可怕，生活变得很难熬，四周一切都愁云惨惨，暗淡无光，天性又是渴望快乐，不得已的，只能妥协。我最终接受了这个允诺，使自己渐渐平息下来。
我敢说，母亲一定是忘记了这个允诺。因为有一些时间过去了，实现允诺的机会却没有来临。倒不是说母亲单位再没有发票看电影和演出，而是发两张票是无法体现这允诺的。两张票，正好我与姐姐同去，她还是比我多看一场。甚至有一次真的发了一张票，可是邻家男孩正好生病，他的妹妹很幼小，不可能离开大人去电影院，所以把票给了我们。姐姐依然比我多看一场。我们依然扯不平。可是这些票来票往却使人们忘了还欠着我一场，只有我记着。事情已经不止是看一场电影或者演出，而是要消除我的不平。我的身心都急需要这次实现允诺来摆平，否则，这将形成严重的创伤。没有人明白这些，人们以为事情都过去了，已经解决了，一切都将从头来过。时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临的。
这一次，事情有着足够的准备时间，不像上一次，要看谁下手快，而我凡事总是比年长我三岁又生性机敏的姐姐，要慢上一拍。这一次，一星期前就收到了电影票。然而，无济于事，时间带来的是不安和焦虑。由于这是一场招待会性质的电影，在放映电影之前，还要演出几出小歌舞。其中有一出是舞蹈《洗衣歌》，由少年宫舞蹈队演出。姐姐班上有两个女生是少年宫舞蹈队的队员，平时腰里系着黑色的宽腰带，夏天人家穿裙子，她们则穿人造棉的练功裤般的长裤。所有的少女都特别崇尚舞蹈，可能是出于一种表现欲，表现她们刚刚觉醒的女性意识。这两个女生是姐姐崇拜的人，她们练功，排练，演出的细节，都使姐姐羡慕不已。所以，早在这张票决定给谁之前，姐姐已经和她的同学说好，这天一定要去看她们的《洗衣歌》。虽然，一切都是背着我进行，可姐姐向妈妈下的工夫，是可以想见的。票子依然是她的，还是她和邻家男孩去。由于时间充分，母亲回绝我的理由也很充足。她说我还小，她不能放心我与邻家男孩，两个同龄的孩子出去，因为这一回的电影院是远在南京路上的“大光明”。事情悲惨的就在，尽管有时间作改变，却一点也改变不了。我眼睁睁地看着，看电影这一天来到，不公平的事情再一次发生。
星期天的早上，姐姐和邻家男孩欢天喜地地出了门，我的生气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气，它使我非常的压抑。我又开始不和任何人说话，同时则感到深深的孤独。谁都不知道在我顽强的沉默底下，身心遭受着怎样的折磨。有时真是受不了，就问自己，是怎么会到这一步的？于是，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又在脑海里走一遍。事情重新上演一遍，心中的气恼就再添一成。这又是母亲早出晚归的日子，我的抑郁没有人注意到，谁能在意一个小孩子的心情呢？我抑郁地上学下学，在弄口看车水马龙的街道，直看到暮色沉暗，华灯初上。倒并不是说，绝对没有快乐的时候，同学们之间发生有趣的好玩的事情。和姐姐或者邻家男孩一同玩耍，我就努力地笑，以使自己从抑郁中脱身。可是笑过了，闹过了，抑郁还是如故。没有办法，我救不了自己。前面所说的，和邻家男孩一同去“国泰”看电影，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姐姐很大度地将这张单独的电影票让给了我，倒不是她还记得对我的不公平，以此作补偿，而是她对纪录片没有兴趣。谁对纪录片有兴趣呢？可是没有它就什么也没有了。即便是获得了补偿，我也高兴不起来。就像前边说的，我努力振作自己，收效甚微不说，还遗失了电影票，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的抑郁终于引起了母亲的注意。在这么长久的抑郁之后，我的再一次陈述事实使她无法置若罔闻。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有什么办法来补救呢？她问我。母亲的恳切之中，或多或少地带有着成年人的狡黠，实际上是推卸了他们对事情应负的责任。她就这样问我，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有什么办法来补救呢？我回答不出，流着眼泪。这个问题还碰着了我的痛处，事情的不可挽回使我痛心疾首。这是个悲惨的痛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无可挽回地失去。失去了就再不会有了，没有补救的办法。母亲的问题真是问到节骨眼上了，她把事情最痛心的要害提纲挈领地拎了出来，但这也确是我此时此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只能和母亲合作，几乎没有思考的，我提出要看一部电影。这个要求没有遭到反对，母亲一口答应，给了我超过一张电影票的钱，甚至没有规定我去哪一家电影院。本是带有挑战的意味，不料却立即被接受，事情解决得太过容易，反使我不满足，情绪并没得到缓解。我没有兴致走到更远的电影院，而是去了最近的淮海电影院。那里正放映故事片《生命的火花》，是由小说《军队的女儿》改编，而我刚刚买了一本《军队的女儿》，十分入迷。应该说运气不错，并且一切顺利。我及时地买到了票，临进场也没丢失电影票，电影且相当令人感动，整场电影，我都抽噎不止。走出电影院，是下午三点半光景，太阳正好。因是星期天，这条全市著名的商业街分外热闹，人头熙攘。我终于平静下来，不公平的感觉不再咬噬着我的心，抑郁也不再那么沉重压迫我。我只是感到十分孤独，经过的一切就好像砌起了一座高墙，将我和人群隔离开来。街上摩肩接踵的人群，与我相隔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太阳也是两个太阳。我们互相从彼此的影子上踩过，仅此而已。由于我没有认识与表达的能力，许多感受都处在无法交流的封闭状态，这就是我孤独的原因。
这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阶段，身心里某一部分因得了特殊的养料，在疯长。而另一部分则因养料不足，几乎处于停滞。这种养料不均衡的状态即便是在短时间内结束，但造成的不均衡的长势，却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茁壮的部分以强大的吸收力掠夺着养分，瘦弱的部分则不因为养料匮乏而衰退生长的欲望，甚至由于受到压抑，它们具有着更大的动力。就这样，你争我夺，争先恐后，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什么都是不协调的，难看而且痛苦，由于盲目而深感绝望。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的多余。这多余的感觉是由里及外延伸的。自己的手脚首先是多余的，不知往哪里安置才妥帖，这已经足够使人变得笨拙了。然后是自己的嘴是多余的，特别想表达得出色些，叫人注意，发生好感，结果出来的不是废话就是蠢话，或是招来不屑，或是招来嘲笑。挺好的话，一出口就变了，就失了分寸，有的重了，有的轻了。最终是，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在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有时一群人站在那里，满心渴望参加进去，于是便向那里靠拢。可刚刚接近却发现人们都停了说话，看着自己，似乎是受到了侵扰和妨碍。无论是多么蹑着手脚，脸上笑开一朵花，甚至于有些谄媚的，结果还是一个，人们停了说话，并不转身，却用眼睛乜斜着你。自尊心和自信心便在这一刻，被击得个落花流水。为避免这样的窘境，便去找那些更小的孩子玩。和他们在一起是可以称王称霸。慑于年长和强力，他们一律唯唯诺诺，还很讨好，可就因为此，却再一次发现自己的多余。他们是好好的一伙，眼光里全是默契。他们以示弱的姿态排斥了外来的侵入者。在这个时期里，年龄的分界是极其细微的，大一岁小一岁都隔着鸿沟，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就特别难找到同伴。内部生长的不平衡给我们带来的是外部关系的不和谐，这使我们的处境相当困难。尤其是我们并不知道这只是阶段性的，这个困难的处境就变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一切都放大了。
这时候，我的外貌变得很厉害。我的脸拉长了。原先那种儿童可爱的圆脸形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儿童的娇嫩肌肤也消失了。脸色很黄而且粗糙。再要等上许多日子，少女的光润的瓷白肤色才会降临，随之而来的，还有少女的匀称结实的体格。而现在，却形销骨立，颜色暗淡。我的眼睛开始近视，看远处便习惯地眯缝起眼睛，鼻梁上堆起皱纹，额上也全是抬头纹，看上去就有些歪鼻斜眼的。我的牙齿参差不齐。气管炎使得我长时期张口呼吸，导致口腔狭小变形，新长的牙又明显大于乳牙，便前凸后凹。有一个时期，我不得不整天戴着牙齿矫形器，引来人们好奇的询问。于是我便与母亲讨价还价，今天戴，明天不戴，最终不了了之。我的发型也很糟糕。从小就是姐姐梳长辫，而我剪短发，这曾经使我像个日本娃娃。而这时头发变硬变多，七支八楞，很难修理伏帖。像我们这样年龄的孩子，处在可爱儿童和美丽少女之间，似乎也很难引起理发师的兴趣。有几次，我的头发剪得完全像人们俗话说的“马桶盖”。而我却不能自作主张留辫子，因为梳什么样的头发都是母亲决定的，虽然头发长在我们的头上。母亲的权威是不用怀疑的。我的胳膊和腿又细又长，每一件衣服的袖子都远远地缩在手腕以上，胳膊肘以下。裤腿则吊在脚踝上一二寸的地方。那时还没发明化纤织物，棉布的缩水简直是雪上加霜。而且我的横和竖大大不成比例，够长的衣裤在我身上就成了大布袋。我的身高已经不能穿童装，成年的女装于我要多不合适就有多不合适。最好的办法是量体裁衣，去裁缝铺做。可没等衣服做好，我又变了尺寸，不是这里长，就是那里长。好像我总是处在不安的变化之中，身体内的生长激素分外活跃和兴奋，不停地改变它们的作品。我时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愣，在我的眼里，自己的形象是不确切，不肯定的。我甚至怀疑人家眼睛里的我和事实上的我，是否同一种形象。我对自己充满了犹疑。
最坏的是我的表情，总是动个不停，却显得十分呆滞。这就是紧张。事实上，我无意识中，一直在模仿着别人的表情。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着这样尖锐不调和的生长时期。许多孩子顺利地度过。他们协调系统特别完善，这使他们镇定自若。他们目光稳定，谈吐自如，而且表情生动。他们往往是我羡慕和学习的榜样，我不由自主地模仿他们的一招一式。其实那都是皮毛，实质是自我调节的功能，学是学不来的。这是一种类似遗传基因的素质，潜移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这种孩子的各方面发展都呈平均水平，这是协调的保证。他们的智能一般是中等，可这决不妨碍他们在成年之后获得良好的社会成绩。而那一类有着折磨的生长过程的孩子，面临的危险则要大得多。他们的不平衡生长往往是因为暗藏着某一种特质，这种特质的活跃，打破了均衡的态势。它就像人体中某一种特别有生机的细胞，迅速地分裂繁殖，变质为异常细胞，前途不知是凶是吉。我模仿着那些幸运孩子的可爱的神情。在我眼中，他们都是天之骄子，无论动静都是美的。这种美来自松弛和心底安宁。他们还特别善于表现自己的个性，有一种天然的驾轻就熟。因此，他们就变得形象鲜明。而我却是模糊的。就像我不能确信自己的长相一样，我也不能确信我的个性。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种人，具有什么样的性格，这使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觉得我是“我”，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这时候，我认识了隔壁弄堂里的一个女孩。这个结交也得益于其时的“四清”运动，父母早出晚归，或者一周一回，根本顾不了我们的社交。我们才有可能去搭识邻弄的孩子。这是一条嘈杂的弄堂，居住的大抵是低薪水、多人口的小职员家庭。房子是进深而阔大的旧式楼房，有着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房间，住户甚多，于是就成了典型的“七十二家房客”。他们与我们的弄堂之间，本来隔着一堵墙，但是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拆除了，为了取那墙里的钢筋炼铁。从此，这两条弄堂就打通了。那条弄堂的孩子，就像放羊般地放养着，而我们弄堂，孩子少，管得严，因此胆小如鼠，我们总是龟缩在背静的后弄里，悄悄地玩耍。这样，我们的宽阔的前弄堂，便拱手出让，被他们占领了。他们分为男孩和女孩两拨，男孩的游戏是踢球和打架，女孩的游戏却很新颖，是体操和舞蹈。她们吸引了我们的好奇和妒忌。有一个阶段，每到下午放学以后，她们便来了，而我们则站在阳台上，看着她们在底下的弄堂里蹦跳。她们的头是个面容秀丽的女孩，就是她带领了游戏。她是区少年体育学校体操队的成员，同时还是学校舞蹈队队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另一所小学，一座民办小学。我们弄堂的孩子，都有办法不去那家小学，而去现在的重点小学。我们的小学没有舞蹈队，却有着全市著名的合唱队，用假声唱四部合唱。可就像前面说过的，这个时期，我们都向往舞蹈。
这个女孩打动了我们的心，她身体矫健敏捷，姿态活泼美丽，而且很会说话。她极善表达，她的声音沙哑却不失润泽，口齿清晰。当她向你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真是有声有色，引人入胜。我们都对她着了迷。当然，最初时，这着迷是以仇视来表达的。后来，我们不打不成交，她成了我们的座上客。她对我们挺巴结的，这多少平衡了我们的心理。就这样，我们不再掩饰对她的着迷。而她也竭尽才能，做出最好的表现，回报我们。她跳舞给我们看，讲各种趣闻给我们听。她的学校生活显然比我们的丰富多了，她的阅历也比我们丰富多了，相比之下，我们真是白上学了。她的阅历大部分是和老师顶嘴，很有戏剧性。在她的讲述中，活脱出一个生动的形象：直爽，大胆，泼辣，且又妩媚。她实在是了不起，竟能和老师这样针锋相对，并且，结局都不错，不仅获得和解，也没使老师对她反感。听起来，她的老师相当民主。这种经历十分令我们羡慕，她的个性也令我们羡慕。不知怎么，好事都落到她身上了。其时，我们学她走路，学她说话，学她表情。我们的学习都是一是一、二是二的，不会举一反三。她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由于使劲太过，难免有些夸张和造作，可也顾不了许多了，我们多么急于变成和她一样的人。
这种渴望由于程度热烈，渐渐成为了一种幻觉。我们在想象中真的成了那样出风头的角色。比较起来，姐姐由于年长几岁，还保持着清醒。当我忘乎所以，特别引人注意地，以那女孩的方式说出一个词或者一句话的时候，姐姐便颇有含义地看我一眼。这一眼是心照不宣的，令我感到难堪，顿时面红耳赤。可我已经陷进去了，这样的提醒无济于事，更大的难堪还在后头等着我呢！
我开始向人讲述我在学校里的故事。我甚至不懂得旧瓶装新酒，我的故事也是同老师顶撞。受顶撞的老师是一位教算术的男老师，他的教学在区里也排得上号，是学校的尖子。他衣着颇为讲究，头发梳得光滑，皮鞋擦得锃亮，呢料西裤的裤缝笔直的。他挺有风度的，态度矜持。他说话的声音是那种嘹亮的男高音，在脑门那里发出共鸣，美中不足的是，讲课讲到忘形，声音提到高处，猝不及防地，会破，发出尖锐的啸音。这种小小的失常放在别的老师身上算不上什么事，可他的行止是那么一丝不苟，无可挑剔，称得上完美，这点瑕疵就不容忽视了，它甚至成了个大洋相。小孩子是很喜欢看洋相的，越是他们以为不可触犯的人，越是热衷看他的洋相，这很刺激。所以，每逢此时，课堂里便一阵骚动，四处是压抑着的笑声。尽管他不动声色，一点没有停顿地把课讲到底，可依然透露出一点狼狈相。就是这个老师，成为我故事里的人物。他总是被我顶撞得无言以对，所有的口舌之战都是以他败下阵为结局。在这种虚构的胜利中，隐藏的是我对他特别的在意。像这样拔尖的老师，往往会对学生形成严重的挑战，他们以对抗的表现掩盖着内心的佩服、崇拜，还有羡嫉。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老师，在教学中相当能广采博纳。有一回，他同我们讲解某种类型的题目，我举手提出又一种解题的方式，是他没有想到的，备课大纲上也没有。他沉思了一会，说你可以这样解。于是，我便以我的方式完成了作业。第二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让我解释这种方式的思路。我磕磕巴巴地讲着，他则不时从旁提示我，帮助我完善思路。终于等我讲完，他当着我面在我的作业本上画上一个五角星，说，很好。照理说，我与他可以有相当好的师生关系，可是不，我们关系紧张。至少在我这方面是这样，这就是我方才说的原因，我面临挑战。
他也是邻家男孩的算术老师。有一回，男孩对我说，这个老师在课堂上进行戒骄戒躁的教育，以我们班上一位女生的活生生的例子作教训，男孩听下来，觉得他所说的这个女生特别像我。真的，就是你，他肯定地说。在这个老师的描述中，这个女生虽然学习不错，可是却很骄傲，所以她永远得不到一百分，当然，她也不会是八十分，因她学习还是不错的，她就总是九十七、九十八甚至九十九，可就是不到一百分，永远功亏一篑。我听了顿时气得满脸通红，我被他形容得如此糟糕，而且倒霉，不幸的是我又无从反击。他并没有当面说过我什么，于是，我也只能在背后做小动作。
我的小动作很拙劣，带有人身攻击的意思。我对班上同学说，他的发型是“包头”。所谓“包头”，也叫“火箭式”，是将头发留长，涂有发蜡，用电吹风从额前高高翻卷上去，梳往脑后，直至颈下，要说“包”，就是“包”在这里，带着庸俗的资产阶级气味。我还将他名字中的一个字略改了笔画，再读起来，就是一个可笑的绰号。这两桩事一无遗漏地被好事者报告了老师。就是有那么多讨他欢心的人。于是，有一天，我又被叫到了办公室。这一回，可不比那一回。要说，这是面对面的时刻，要反击就看这时候了，可我却畏怯地哭着，无法说出一句囫囵话来，时机就这样贻误了。老师是真的生气了，他非常恼火，他甚至站起来，转过身，要我看他的头发，说：“哪里包？哪里包？”他又用手指敲着备课本上的他的名字说：“这是家中老人起的名字，老人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有封建思想也是正常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老师那时还很年轻，也很天真。再有，那“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政治空气已经充斥着火药味，我的出于个人恩怨的中伤，弄不好会断送他的前途。而我一点没有窥破他的虚弱，反被他的发急样子吓得要死。
这是一次非常屈辱的对峙，我完全没有还击的能力，尽是挨训。事后我有一百句一千句有力的回答，可已经无济于事，等于马后炮。比起我的失败，那隔壁弄堂里的女孩更显得战绩辉煌。她怎么能如此节节胜利，毫无损伤？而我再羡慕她，也只能在想象中扮演她的角色，经历她的经历，我没有她的魄力。这就是我向人讲述的学校故事的来由。应当说，开始时，只不过略略夸张了一点，还没有大出格。可是我不由自主地被自己的讲述激动起来，我渐入佳境，我越说越多。别看我说的那么多，究其底全是鹦鹉学舌，将那女孩的一套直接搬了过来。我被自己的想象迷了心窍，我甚至不以为那只是想象，而是真实。起先人们还有些怀疑，可到底是经不起我这样汹涌澎湃地说，便也认了，只是流露出缺乏兴趣的样子。因为在那女孩的讲述之后，再有什么样的与老师顶撞的故事，都有重复之感，没有新意。他们都企图转移话题，可我不让，坚持说我的。我的态度是那么凶狠，他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听下去。
然后，难堪来临了。学校开家长会，父亲在农村，母亲早出晚归，这事就交给了我姐姐。让大孩子管理小孩子其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过于热衷权力，免不了会滥施滥用。我们这些小孩子便在他们的权力欲之下，被任意地摆布着命运。这实在是相当危险的。
姐姐去开我的家长会了。她只不过是个初中二年级生，自以为是个大人，在家长会上，不甘心只做个听众，而要与我的班主任谈谈我的情况。她以为她很有责任与我的老师合作，共同来教育我。她向老师反映情况，但事实只是为了揭我的底，同时引起老师的注意。她说我每天在家就很得意地说，如何与老师大吵大闹，不以为错，反以为荣。班主任对这个情况果然重视起来，她认真地说，倒没有听说过这事，她必须去调查一下。姐姐从家长会上回到家，劈脸就说，你们班主任说你在学校并没有与老师吵架的事情。她这一下可说是击中了我的要害，我顿时哑口无言，满脸通红。姐姐脸上便露出得意的神色。我猜想，她从来就没相信过我那些逞英雄的故事，只是没机会戳穿我罢了。以后的事情都很难堪。第二天去学校，班主任就找我谈话了，问我事情的究竟。我说不出一句话，班主任困惑又奇怪的眼光使我无地自容。她说，她已经去调查过了，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回答不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能解释。那遭我编派的老师这次倒没有找我谈话，只是有一次，轮到我值日，去他那里领取全班的算术作业本，他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句，以后不要瞎讲了噢。
这是一段乱七八糟的时间，千头万绪的，什么都说不清。就是说不清。在乱七八糟的情形之下，其实藏着简单的原因。它藏得非常深而隐蔽，要等待许多时日，才可说清。但在这时，它就像河底湍急的暗流，制造出危险的翻船事故。我们看不见它的流向，做不到顺流而下，相反，我们常常顶着上，或者横着来，结果就是失败。生命的欲求此时特别蓬勃，理性却未觉醒，于是，便在黑暗中摸索生长的方向。情形是杂芜的。我们身处混乱之中，是相当伤痛的。而我们竟盲目到连自己的伤痛都不知道，也顾不上，照样地跌摸滚爬，然后，创口自己渐渐愈合，结痂，留下了疤痕。等我们长大之后，才看见它。痛感间杂在种种莫名的感觉里，使我们不能突出地辨别出它来。这也好，免去了痛苦，这阵子，我们已经够难的了。
我们看不清自己的处境。这处境有时候要借助别人的帮助，来进行认识。别人的某时某地的情形，如镜子一般照出了我们的。就像我在电影院放映厅门口，裹在紫红丝绒门帘里，看见了那妇女在哭泣的时刻。这很偶然，但总会有那样的时刻。还有一次，是母亲被分配到一个新单位参加“四清”工作，临去前夕，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来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周围都是陌生人，心中很是害怕。母亲将这个梦讲给我听，我不由黯然神伤了许久，感到非常悲哀。这个梦在某个方面触动了我，锁在朦胧中的抑郁世界似乎初露端倪，是不幸的端倪。原来是这样一无所助的，我们处在冷漠之中。其实早就是这样，而我们一无所知。沉睡的理性好像突然向我们眨了眨眼，再重又入睡，可就着这点倏忽即逝的微光，我们也看见了身体周围的一圈，我们孤零零的。其实这就是独立的最初状态，我们赤裸裸的，没有一点披挂和掩饰，任何时刻都会遭到袭击。
独立是极其孤独的。我们好像一下子与人群失去了联系，所有交流此时都中断了，这有些像幽闭症的处境。我们用闭关自守来抗拒危险，恐惧一触即发，犹如惊弓之鸟。弄口有一个街心花园，沿着马路。每天放了学后，我总是一个人来到这里，坐在铁栏杆上，看着街景。直到暮色降临，华灯初上。在暮色里，我感到很安全，它掩蔽了我，并且隔离了我与周围行人。路灯亮起的一刹那也很温暖，天光未灭，它们就显得有些微弱，黄黄的，一点不刺激人。街上行人都模糊了身影，我也模糊了身影。此时，我好像获得了自由，身心都很解放。我放松了身体，任它在铁栏杆上扭曲成古怪的姿势。这姿势令我舒适。我的情绪也缓和下来。由于没了压迫，它反而变得很柔软，有一点点伤感，但温温和和的，一点不伤心。这一刻真的很享受，所有的焦虑都平息了。
这时候，我们的有限的户外活动都在后弄里进行。和所有的后弄一样，它很阴沉。阳光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照到这里，多半已是相当微弱了。所以它还很潮湿。就像前面说过的，我们弄堂与隔壁弄堂之间的墙拆除了，这样，后弄就正对着隔壁弄堂的一面山墙。山墙已有了年头，墙壁剥落了，裸露出暗红的砖，有一些背阴的爬墙植物。和所有的山墙一样，它的顶部呈三角形，在那尖顶下面，有一扇永远关着的木窗。木头框子都朽了，是黑色的。窗玻璃积着成年的灰垢，也是黑的。山墙下是一块空地，没有铺水泥，是裸露的泥土，既不长东西，也没有人来。这小小的一块空地，却将荒凉之气扩散开来，蔓延进我们的后弄。那扇木窗里有一些动静，是一种沉闷的空洞的声响，寂静中，突然地嗵嗵嗵一阵。倘若这时我们正走过空地，要拐进我们的后弄，就会惊得魂飞魄散，拔脚就跑。其实，那是一扇楼梯口的窗户，是腐朽松动的楼梯上的脚步声。
我们这排房子的后门对着一座高墙，高墙和房子之间的那条窄道，就是后弄。墙那边是一个辽阔的大院子，是党校的校园。那里原来是著名的震旦女子大学，一九四九年以后，震旦女子大学没有了，就由一所重点中学和这所党校分割了校舍与园地。后弄的高墙那边，正是属于党校的那部分地面。即使一分为二了，那园子依然很大。震旦女子大学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所以，从楼上的后窗，可看见那建筑顶上，有一个小小的方形的拱廊，拱廊里有一座石雕的立像，一母携着一子，就是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也许是因为雕刻粗糙，它在我们远远的视线里，显得模模糊糊。但是，在那种空气澄澈的夜晚，它们的立在空廓夜幕前的静静身影，则变得边缘清晰。它们有一种寂寞的安详，令人感动。我们有时在后弄里打羽毛球，羽毛球很容易就飞过墙，从墙的那边落了下去，无影无踪。我们曾经壮胆去寻找我们的羽毛球，那就需要走出弄堂，走过一段马路，再走进另一条弄堂，那另一条弄堂的底处，才是党校的大门。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这地理位置，我们的后弄与党校的园子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好容易说通了党校的门卫，踏进党校的园子，却茫然起来，简直不知道该往哪里举步。我们在党校的园子里兜着圈子，寻找着那座高墙，高墙下的羽毛球。墙下长着杂树和杂草，相当茂盛，就像一个小树林子。夕阳低低地斜照过来，树叶和草丛毛茸茸的，我们的羽毛球就停在那里。我们撒开脚步向它奔去，杂草在脚底柔软地倒伏了。这时，我们看见了高墙外的我们的房子。它变得面目陌生，高墙也面目陌生。它们看上去陈旧而且灰暗。隔壁中学的下课铃声响起了，在这隔成两半的大园子里游荡，余音拖得很长。
这就是我们的后弄。它阴沉，寂寞。可就是它，成了我们小孩子的乐园。我们跳绳，踢毽子，造房子。形形色色的游戏磨损了它的地面，使它布满裂痕，并且高低不平。我们吃下的瓜皮果壳还会堵塞阴沟，害得污水外溢。所以，它就变得破烂和肮脏。我们就是喜欢在这里玩，前弄其实宽敞明亮，阳光普照，可是它靠近马路，生人较多，不如后弄来得隐蔽和安全。看，我们就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我们龟缩在弄底，高墙的投影笼罩着我们。我们一律面色苍白，四肢细弱，并且神经过敏。我们像惊弓之鸟一样，老是自己吓自己。几乎不需要什么理由的，我们就吓得个半死。我们的惊恐不是造作、装腔、人来疯，全是实打实的。我们常常在后弄的转弯口，突然飞奔起来，压抑着尖叫，直奔进家门，心像擂鼓一样在跳。后弄的沉郁已经濡染了我们的心，它对我们的迫害是很深刻的。可它就像我们的躯壳，收藏着我们的灵魂，像宝宝一样揣在怀里，摇啊摇的。
不知道这是在成长的一个什么节骨眼上，我们变得如此脆弱，胆战心惊。有一阵子，我们特别惧怕对窗的灯光。那一排窗距离我们很远，是在我们房子的前面，隔着另一所中学的大操场。我们用一条纱巾蒙着头，透过纱巾，那灯光就变得很诡秘。它的光涣散开来，光的纤维飘荡游动。奇怪的事情在于，那一排窗不知为什么，只是这一扇亮着灯，其余都暗着，这使我们更有理由惊惧了。一到晚上，我们将这条纱巾传来传去，去接受那灯光给予的惊吓，然后在惴惴不安中入睡，让噩梦来侵扰睡眠。我们在这神秘灯光的惊悚之中，沉溺了一段时间，它给了我们足够的刺激。对，问题就在这里，惊悚给我们刺激，它似乎是我们生长的需要。这是一种不甚健康的需要，体内某一种腺素在活跃着、亢奋着、要求着这种不正常的养料。夜幕中那一排黑洞洞的窗户里，按时亮起的一扇，向我们传送着一些晦暗不明的气息。楼房的暗影，还有楼房与楼房间的空地，都怀着沉郁的晦涩的表情。它浸淫了我们。这时，我们怀着寻密探幽的心情，我们放学不从大马路上回家，而是在窄巷长弄里穿行。似乎，所有的弄堂都有着蹊径别路，它们四通八达，将弄堂和弄堂结成一张网。真是有想不到的发现，忽然就走到一条背静的夹弄，有时候则是相反，一条背弄神秘地消失了，怎么也找不到了。这就好像一团乱麻的一个线头，来无影，去无踪。即便是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形，它们依然保持有各自清晰的、不容混淆的面目，这面目来自它们各不相同的生活。那全都是离群索居的。我们也是离群索居。
这一条夹弄得自姐姐的发现，她吊了我们几天胃口，然后在我们强烈的向往之下，带我们前往。这条夹弄其实算不上夹弄，它只是两座相连的楼房之间的一道狭缝，缝中是一条干涸的阳沟。我们只能分开脚，跨过阳沟，踩住沟的边缘，一步一步挪过去。墙就蹭着我们的肩，从这头走到那头，已经不成人样。身上是墙上的灰，脸上头上蒙着蛛网和小飞虫。阳沟散发出昏晦的气味，决不是臭，甚至连难闻都算不上，但却令人黯然。它给了我们一种晦涩的乐趣。我们来来回回地从狭缝中挤身而过，头顶上是一线天，我们就好像身居黑暗的蝙蝠。
这些晦暗不明的嫌恶的快感不知道暗示着什么，和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的哪一部分有着关联，我们的好奇心变得十分怪诞，这是一个心理阴暗的时期。就好像白昼和黑夜交替，我们进入了黑暗。在日头高照的街道上，我们这几个小人儿就好像阳光里的阴影，勤勉地挪着脚步，走到哪里，阴影就到哪里，所有背弄里的、墙角壁缝里的阴沉，都贯注进我们的身心，积蓄起来，驱散了光明。当这种阴沉达到某种程度，而我们的身心又处在一种极度薄弱的状态，它就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那情形几乎是惨烈的。我们经受着怎样的折磨啊！生长的尖锐的激素咬噬着我们，痛楚是无可名状的、不确定的、不明所以的。寻找突破口，也是盲目的。
在这阴郁的背景上，凸现而起的是我们所居住其中的后弄。那后弄的拐弯一角，是我们的惊怵之地。那空地，空地上方的木窗，木窗里的楼梯声响，在我们心头布满了无尽的荒凉。天黑以后，从那里经过，是一件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幸的事情。然而，怕什么就来什么，无论怎样躲避，厄运还是降临。
这时候，少先队的组织很健全，工作很积极。尤其我们学校，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是一位优秀辅导员。她年纪轻轻，梳两条垂腰的辫子，眼睛黑黑的，令人敬畏。逢有少先队的节日，她便在颈上系一条红领巾，看上去很庄严。她富有想象力，且充满活力。她能够想出许多点子，活跃我们的学校生活，以及课余生活。我们的学校就在方才我说的街心花园前的那一排民居之中，街心花园也是我们的校院。我们的富有生气的活动吸引了居民和路人。谁能想到，在这灿烂的花园背后，有着那样阴沉的夹弄。我们学校有一个电视室，倘若有好节目，便会给各中队发电视票。电视票不多，每个中队只四张，各小队一张。中队以班级为单位。和所有的学校一样，我们学校已经少先队建制了。这一张电视票发到小队，要进行讨论和推举。讨论是严肃认真的，花时很长，难免会有不快发生，但最终还是意见一致，口服心服。这带有一定的奖励优秀的用意，是一种荣誉。这种荣誉终于轮到我了。这晚的电视是电影《小足球队》，我早已看过，并且还看过电影的前身，话剧《小足球队》。可是事情就是这样，不止是电视，而是荣誉。我兴奋了一阵，紧接着便愁上心头。看完电视，我如何走进后弄，最终回家呢？学校和家只有一条弄堂的路程，可是却隔着后弄。这问题梗在心里，使我心事重重。然而，我不能不去，也不能让给别的同学，事情太不一般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去看电视。
去的时候，天已经暗了。后弄里还有一两个人进出，后门碰响着。面对后弄的厨房也都亮着灯。我匆匆走过后弄，说不上有什么高兴，相反还有些凄然。人家都回家，而我，却走出家门。家人对我的夜晚出门都不以为意，没有人挽留我，叫我不要去，我只得去了。学校也暗着灯。白天喧哗的学校，这时变成了一座空房子，脚踏在楼板上，会激起了回声。只有电视室亮着灯，传出些声响，却显得更冷清了。不过，明亮的电视室毕竟叫人安心。老师们彼此打趣着，不像平日里那样严肃，而是有些随便。同学们则都拘谨着，互相不说一句话。情形似很反常，这时的学校，和平时的，竟判若两样。倘若是在白天，我们就会感到新鲜了，可是夜晚似乎对所有的孩子都有着压迫。此时，我们的兴致都有些低沉，还有些不安。小孩子天黑是不能出门的，出门的经历大多不那么愉快。后来，电视打开了，电影《小足球队》开映了。电视室里关了灯，街上的灯却映到了窗户上。霓虹灯变幻着，有些光怪陆离。人们都被《小足球队》吸引着，只有我，心不在焉。电影一开场，我就开始为回家..担心。
我先把在场的同学扫视一遍，看看有哪个可与我哪怕同一段路。就是说，倘若是住在隔壁那条弄堂里的也好，我也许可以厚着脸皮要求他送我一段。至少有那一段同行，趁着一股子劲，我也可以冲进后弄，推开后门。可是，没有隔壁弄堂的同学。没有人与我同路。然后，我便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是走后弄，还是走前弄？前弄虽然略微可怕得好一些，可是，前门却不像后门，总是开着。它从里面拴上，与房间又隔了一个小院子。通小院子的门到了晚上，就锁上了。所以，走前弄就必须叫门，然后等着开门。最后才能进入安全的家。后门呢，就比较简单。走过后弄，直接就可奔进家门。可是后弄是多么阴森啊！我禁不住地打着寒战。走过后弄回家，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前弄呢？要是家人听不见我的叫门声？即便听见了，我又需要在那里呆多久？一个人呆在黑暗的弄堂里，也是不可能的。在我反反复复的权衡比较之下，这两条弄堂被一遍遍寻根究底的掂量，不断地增添着阴森的程度。恐怖攫住了我的心，我渐渐失去判断力。一直到电视结束，走出电视室，我都还不知道走哪条弄堂回家。
这时候，即便是对于大人，也是个较晚的时刻了。街上的人不多了，街心花园里黑而寂静。我们这些看电视的小孩子，分散在花园里，一下子不见了踪影。我走进了大弄堂，街灯离我越来越远，我很快就不再看见自己的身影，眼前是一团黑。由于眼睛近视，这黑夜就更深了。我脚步越来越快，有一项决定也迅速地成熟，那就是走前弄回家。我转进了前弄。一进前弄，我便控制不住了，奔跑起来。此时，后弄的阴森黑暗如同洪水般从身后汹涌而来，前面则是前弄里的空旷的黑暗。我惊恐地失声大叫，叫妈妈开门。我凄厉的叫声震惊了整条弄堂，所有的窗户，都在这一瞬间亮了。
幸而，肌体是健康的，而且，还是纯洁的。这些都给予了承受和抵抗的力量，平衡的机制最终将发生作用。尖锐的冲突达至濒临极限的时分，剧烈的疼痛便要求着和解。这不止是妥协和软弱，还是服从生长的需要。越是尖锐的冲突，和解的要求就越是强烈，和解的过程也越是艰巨。冲突之后达到和解，身心都将焕发和平的光辉。这是一种深刻的安宁，经历了残酷的斗争之后，终于获得。这一个过程其实极其正常，而且向上。它是在我们生命的初期，儿童的年代，身心还没有受到疾病与遭际的侵害，健康和纯洁都无损伤，一切处在自然之中。因此才能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去走向和解。
我们家的院子就只巴掌大，却是我的广袤的田野。就像我去绍兴鲁迅先生故居，看见那著名的百草园，我极其惊异百草园竟是这么逼仄，而且乏味，与鲁迅先生笔下的描写相去甚远。成年以后，我们再不会像儿童时那样，善于播种和收获快乐。就这样，我们家的小院子，成了我的大自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石榴，是保姆和姐姐有一天从菜场买回来的。另一棵是园林局统一来栽种的法国梧桐。隔壁院子显然要比我们院子繁荣得多，单是依着我们这边院墙，就种了红白两棵夹竹桃和一棵枇杷树。到了春天，沉甸甸的花枝便垂到我们院子里来，还有，青枇杷也撒了我们院子一地。同时，夹竹桃的有毒的香气也在院子上方弥漫开来。我们这边就萧条多了。我们的石榴树总也长不高，而且瘦弱，花朵稀稀拉拉，然而，却很醒目，是发亮的金红色。有一阵子，它甚至生了奇怪的虫病。虫是褐色的，长条形，表面有着细细的节，颜色与形状都与枝条一模一样。它紧紧地贴附在枝条上，很难发现。我耐心地用筷子一条一条地剥离，忍着恶心。我竟然一条不剩地将它们全部剥离了。但这还不是转机，事情的转机出自我的一次农科实验。我从《十万个为什么》上面读到，在果树的根部截去一周树皮，可使养料更有效地供到枝叶部分，促进开花结果。于是，我便在石榴树的根部截去一圈圈的树皮。不想，来年春天，石榴开了满满一树花，好像挂了一树的金红小灯笼。可它还是长不高，也长不大，并且不结果。那一棵梧桐树，却飞快地长着。几乎没有人注意地，它长到了院子的上空。我甚至不记得它的树干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从来没有照管过它，它在我们院子里，就像一个侵入者。大约七八年以后，已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一场台风，将它刮倒，带起了一半的根。母亲叫上我，合力把它拔起，从墙上推了出去。母亲悄声对我说，自从来了这棵树，我们家就过得不好，这是一棵不吉祥的树。我虽然没这么总结过，可我从来和这树不亲近，视它于无睹。可能它对于一个小院子来说，太高了，它的树冠超出了视线，但它的树干我也没有注意过。
除了石榴树，我还在院子里栽种过玉米、向日葵、蓖麻和葱。我种的全是油粮作物以及蔬菜，比如葱。因为那都是比较容易得来的种子。我特别细心地照料它们，大大超过它们需要的程度。可是，一切都违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原则，我几乎颗粒无收。而从来没有养育过的车前子，却长得非常茂盛。在种植以外，我还热衷于架设藩篱。我用竹片编成篱笆，围住我的不得收获的庄稼，又用砖块砌成花围边。我甚至于企图在院子里挖一口井。这项工程持续了好多天，最终被大人阻止，重新填平。这院子里埋藏着我的秘密。比如我蓄意砸碎的一个玻璃镇纸。玻璃镇纸里的小鸟始终困惑着我，我问所有的人，所有人都回答我，那是一整块彩色玻璃。而我坚信那里有一只完整的玻璃鸟，我必须把它取出来，不这样就不得安宁。结果自然是失望，除了一摊彩色的碎玻璃，还有就是闯了祸的恐惧。我将碎玻璃埋在院子墙脚下，以为这就没事了。我在院子里掘了一眼行军灶，像电影里的那样，然后烧火点炊，结果当然也是不成。即便是在这忧伤的年代，我的抑郁也没有濡染过这个小院子，它总是温暖我。脚下是柔软的泥土，还有茂盛的车前子，头顶是人家院子的夹竹桃和青枇杷。这是个美妙的小世界。是我的庇身所。
这时候，这城市还有许多柔软的泥土，它们零散在各处，倘若聚集起来，对一个城市来说，还是可观的。这些泥土还有着足够的养分，它们滋养了一些树木和花草，与此相依并存的，是一些昆虫。它们形貌不同，益害也不同，可这就是生态平衡。在各种昆虫中，有一种名叫“洋辣子”的，我们叫它做刺毛虫。它一般歇栖在柳树和梧桐树上，夏季时繁殖最盛。到了那时，它们身上的茸毛便随风而去，满天地飞扬。这茸毛细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可事实上它不是茸毛，而是极尖锐的刺。它一旦落到皮肤上，立即就鼓起了红包。先是痒，一抓挠，却剧烈地灼痛起来。夏天，人们裸着的腿脚手臂上，谁没有刺毛虫造成的红包？又疼又痒，弄得人手忙脚乱，无所适从。惟一的办法是用肥皂水洗，以期肥皂水能将毛刺从皮肤里滑出去，可结果也很难说。被刺毛虫刺上，可真是夏天里不幸的事情。现在，这城市里再也没有刺毛虫了，没有刺毛虫的危险威胁我们，刺毛虫成为历史的遗恨了。
这一年的夏天，所有的不顺遂似乎都发生过了，人已经处在消极的状态，有一种心灰意懒，对什么都提不起劲。生气、惊怵、抑郁都消融在夏季的慵懒之中，还有经历磨折的疲惫之中。事情该告一段落了，可是，就是结束不了。不知身心内的哪一部分起着抗拒，不让事情就这么了了，似乎还期待着一个有力的结尾。结尾部分空白着。这骚动不安的时期，需要一个特别有力的结尾，否则，就结不了。还有一些燃料没有消耗，一些冲突没有平衡。在慵懒与疲惫之下，有一些惧怕和等待压抑着，不知所以的、盲目的。其实那将来未来的，是一个打击，带有彻底的消灭的性质，它将把一切都推入过去，一无遗漏，永不返回。后来的岁月将重新砌起一个年代，完全不同的内容。
事情的起因极其简单，没有引起一点注意。刺毛虫的毛刺落在了我的晾晒在院子里的内裤上，内裤是翻过来晒的。它刺伤了小孩子难以启齿的部位，我无法同人诉说，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恐和痛楚又一次袭来，却和以前的全不一样。它是贴近而且具体的。每时每刻，无法回避。开始时还能忍受，心想一觉醒来，就能过去。可是事态却在发展，一天比一天严重。红包被擦破了，并且感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人能帮得了忙，我还得强颜欢笑，装作没事一样，和大家一起玩啊，闹啊！痛处和恐惧与日俱增。我自己一个人，趁人们午睡的时候，悄悄地去到药房买消炎药片。药房就在那家平民化电影院的隔壁，中午时分，街上少有行人，蝉在响亮地鸣叫，阳光从梧桐树叶里洒下，闪闪烁烁的，叫人睁不开眼。柏油马路在汽车轮胎下软软地起伏。我赤脚穿一双凉鞋，齐膝的花格子裙里的折磨，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走进药房说要买消炎片。心下紧张地盘算着，假如别人问我是什么地方发炎，我将怎么回答。不过那店员什么都没问，卖给我的是“强的松”。这样小小的、白色的药片，不敢指望它能解决我的痛苦。我的痛苦是那么巨大，任何措施都无济于事。可不指望它又指望谁呢？
人们香甜地午睡着，我吞下了“强的松”，这不敢指望的指望。我还是指望睡眠来拯救我，我不能放弃幻想：事情也许会在睡眠之中缓解好转。可这时候，睡眠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了。一半是刺痒和灼痛，一半是恐惧和忧虑。我在凉席上辗转反侧，默默地吞着眼泪，等着睡眠和“强的松”发生效应。而所有的磨折，在夜深人静时则变得分外尖锐，生病已经够苦了，又是生这样糟糕的见不得人的病。我一心以为这是见不得人的病。炎症和焦虑使我开始发起低烧，并且迅速消瘦，可是谁也没有注意，我依然要应付人们，应付得滴水不漏。
小孩子是相当能受罪的。他们的承受力和柔韧度简直无法限量。倘若没有这样的能耐，他们如何接纳他们的敏锐的感受？他们娇嫩的身心能感觉到疼痛的最深刻、最细微。倘若没有力量承受后果，他们怎么行？所以，他们既是娇嫩的，又是坚强的。孩子的坚强，意义要更重大一些。成人的坚强有一半是麻木，是身心打上了坚硬的茧子，隔离了体验。
事情似乎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我依然顽强地捱了下来，一天又一天。直到了有一天晚上，母亲很晚回来，看我还醒着，问我怎么了。就在这一瞬间，我软弱了下来。我的意志崩溃了。多日来，以极大的毅力维系着的自尊自强，全崩溃下来。我泪流成河，从家里哭到医院里。在治疗台上清洗创口时，我大哭大叫，不让医生护士近身。这样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觉得天都塌了下来。这正是最羞于自己身体变化的时候，连自己都不敢正视自己的身体。而就在这一刻，帷幕拉开了。七八个医生围着我，按住我的手脚。门口还挤着看热闹的病人，住院的日子是无聊的，难得来这么一场好戏。人们都在笑着，对我的痛苦抱着轻松好玩的态度。在我的哭叫挣扎中，有一位头发花白的医生挤进来，对我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我告诉你，我的女儿在新疆……我一时上理解不了她的女儿在新疆和我有什么关系，可她严肃谴责的神情却震住了我，我不由止住了哭声。接下来，事情就变得简单了。那就是，清创，消毒，敷药，然后住进医院。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只是一次受伤和感染，需要的是治疗。
我住进了医院，换上肥大的病员服。由于我受伤的部位，我是在妇产科就医。在我这样的年龄，出现于妇产科病房，是十分招眼，并且惹人非议的。时常有人好奇地到我们病房门口来看我，然后窃窃私语。而我其时就像儿歌里唱的那样：我们都是木头人。我已经成了个木头人，不会说话不会动。我躺在床上，不理睬任何人。我不梳头，不洗澡，一切都等下午妈妈来探视的时候，替我完成。我的头发长了，母亲把它们扎成两个结结实实的牛角。先用玻璃丝在根上扎牢，再编几股辫子，最后扎住辫梢。因为扎得过紧，我的眼梢都吊了起来，瘦尖的下巴更成了个锥子。心里觉得这样的牛角辫不是我的年龄合适梳的，可这时什么也不在乎了，随妈妈怎么处置。我吃饭，只吃一两，人们就向妈妈告状，妈妈便嘱我一定要吃二两。于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要了二两稀饭，满满的一大盆，又一次招来非议，再向妈妈告状，说我竟然吃二两稀饭。妈妈不得不详细嘱我，二两是指干饭，稀饭则只要一两。我这才调整了饭量。
我将自己严严地封闭起来，与外界隔绝了往来。妇产科病房是个嘈杂的病房，人来人往很多，新鲜事也很多，可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引不起我一点兴趣。我终日躺在床上，脸朝着天花板，看着太阳光如何从天花板上走过去。心中无喜也无悲，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只在每天上午，大约九点钟左右，有一个小护士来叫我去坐盆半个小时。那护士个子小小的，端着一大盆消毒液，脚步很利索地走过我的病房，并不停脚，只是侧过头脆脆地叫我一声，再继续向洗手间走去。她总是把我的名字叫错一个字，我也能听懂。等我从床上爬起，走到洗手间时，她已不见了身影，坐盆架上搁着那盆热腾腾的紫红色的消毒液，边上搭着一方干净的纱布。我就坐在消毒盆上继续发愣，时间一点不留痕迹地过去，我一点不操心计算时间，只等着那小护士脆脆地再喊我一声，便起身走回病房。有一天，我已经走到我的病房门口，忽听身后有人喊“喂”。走廊里没有别人，这一声“喂”又分明是冲着我背后。我惊奇地回过身去，想是谁老熟人一样地叫我。与我相邻的病房门口，站了一个女孩，梳着两条垂肩的短辫，她指着我说，本来是我最小，现在是你最小，是最小的病人。我愣着，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她已经闪身进去，不见了。
这天傍晚，吃过晚饭，我走到了阳台上。我们的病房在七层楼，可看到城市很远的地方，无遮无挡的天空显得很辽阔而且贴近。那时候，这城市还没有现在这样多的高楼，空气也比较清澈。太阳下去了，天空铺满了晚霞。楼下街道上已经有了黄黄的灯光，在树丛里隐现。我又看见了早上喊我的女孩子，她也在阳台上，但与我隔着围栏。她在阳台上拉手风琴。我方才想起，每天傍晚时分的手风琴声，原来是她在拉呀！她眼睛看着远处，一点没有注意我。我就趴水泥围栏上，静静地听着，直到夜幕降临，笼罩了我和她的身影。这时，病房里开了灯，所有窗户都亮着，最后的探视者也都走了。病房里很安静，整个城市都很安静。风是凉爽的，一阵阵吹来，将白昼的暑气一扫而光。那女孩已经回了病房，琴声止了，而我却还在阳台上，心里有一丝喜悦生起，是安宁的喜悦。我在阳台上一直呆到同病房的大人来叫我进去睡觉。由于妈妈的嘱托，这里人人都觉得有责任管我。
第二天傍晚，我早早来到阳台上，等着那女孩出现。果然她来了，拖着椅子，挎着手风琴，朝我一笑。我还来不及回她一笑，她已经转过头，坐下，拉开了手风琴。她随着手风琴放声唱了起来，歌声和着琴声，在天空下散得很开。晚霞渐渐在头顶铺开，一直到极远的天边。晚霞下的绿树和红瓦顶，看上去很美。街心里有小小的玩具般的汽车爬行着，也是美丽的。在渐渐暗下去的天光里，她拉手风琴的轮廓是美丽的。她的发辫因刚洗了头散开着，披在肩上。唱歌的嘴一开一合着，手风琴的风箱也一开一合着。手在键盘上移动。歌声和琴声都消融了，消融在这一片黄昏美景之中。
我开始渴望与她搭话。我生出了一些虚荣心，心想，倘若我能与她做朋友，该是多么骄傲的事情。每天傍晚，我总是早早地在阳台上等她，寻与她说话的机会。而她在与我招呼的最初的热情过去之后，就对我熟视无睹了。我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她美，她成熟，她会拉手风琴，还会唱歌。我呢？难看，丑陋，没长熟，头发梳得那么怪，而且乏味无趣，她凭什么要对我有兴趣？由于我巴结得很紧，她后来还与我说了几句话。她告诉我她是音乐学院附中的钢琴系学生，也是受外伤来住院治疗。她的外伤是这样发生的。有一天她正骑着一辆男式的有前梁的自行车，忽然身后有同学喊她，猛地一下车，撞到了前梁。她受伤的情形光明磊落，来龙去脉清楚分明，立即便被人们接受认可。而当人们来询问我时，我却无法这样明朗地叙说，所以就总是沉默。人们就再进一步问，是骑自行车的缘故吗？自行车的妇科外伤已为大家确认无疑，除此以外，似乎再想不出有其他受伤的原委。我摇摇头，人们便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走了开去。我知道我在人们眼中，已成了个不光彩的角色，可我不在乎。在经历了那么些之后，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我还是不说话，可内心却活跃了许多。我躺在床上除了看太阳光外，我还悄悄地照镜子。这是一面小小的、可以藏在手心里的镜子，背面是歌片，边缘包了一条红色的塑料胶皮。是姐姐留给我的。她到医院里来看我，就给我留下了它。其余，就是大吃我的水果和零食。我看着她吃，心里很少有地一点不生气，还为自己的慷慨生出喜悦。白天我就用这面小镜子审视自己。它只能照见我的局部，一只眼睛，一个鼻子，几绺散发，脸上的某一部分皮肤。这些局部都显得那么陌生，好像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是谁呢？在此同时，我开始注意房间里的动静。
我们的病房，有五张床位。三张是并排抵东墙而放，另两张是沿西墙头尾相接地一顺放。我就在西墙顶头靠窗的一张，阳台的门就在我的床头柜旁边。在门那边正对着我的病床上，是一个川沙乡下的农妇，有许多农人模样的男女，川流不息地来探望她，说着难懂的川沙话。她的病不重，眼看就要出院，却总是愁眉不展，时常叹息。忽有一天，她绽开了笑容。下午她的女儿来看她，也是笑容满面，前来探视的亲友则都向她道贺。她不善言语，只是笑着，几乎合不拢嘴。原来她的病因检查出来，是血吸虫引起，而凡属血吸虫病范围，都可由当地政府担负医疗费用。这才明白，这多日来，她愁的是这个。现在好了，问题解决了，病也治好了，她欢欢喜喜地出了院。出院那一天，亲朋好友来了一大帮，用各种手法溜了进来，前呼后拥地将她接走了。她的病床空了不到半天，就来了新病人。这是个年轻妇女，长得很文静，梳两条长辫，戴一副白边眼镜。她是一个人住进病房的，却显得熟门熟路。安置好自己的东西，在床沿铺一块白布，然后坐下来吃荔枝。她铺一张纸在膝上，放荔枝的壳与核子。她一颗接一颗地吃，吃了一会儿，就起身检查身下的白布。只这一会儿工夫，白布上已染上了血迹。她一直在流血。可是她很镇定，毫不慌乱地再又换上一块白布，坐下来，继续吃荔枝。
当我开始注意我周围的情形时，东墙下那另两张床上，各有一个做剖腹产的孕妇。在我看来，她们的年龄都过于大了，似乎不该只是婴儿的母亲。她们从手术室出来，就一直闭眼睡着，床前有人日夜守候，主要是她们的丈夫。在我看来，也是大得可怕的年龄。其中有一个是白白胖胖，戴眼镜的。有一天午睡时，我看见他悄悄地、狼吞虎咽着产妇的西瓜。他大约是想把旧的西瓜消灭掉，好让产妇吃新鲜的西瓜，可情景看起来总有点滑稽。我不由偷偷地笑了。这是入院以来我第一次笑。这两个产妇生的都是女儿。护士长说，两个女儿都长得特别像妈妈。护士长还对其中一个说，她的子宫非常难看，这我就不懂了，子宫还有什么好看和难看？好看和难看又意味着什么？而这两个产妇无论护士长说什么，都无动于衷，却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似乎是，反正已经过来了，别的什么都不要紧了。她们和她们的丈夫看上去都很疲倦，可是轻松。这境遇可能与我有些相似，所以我便领会至深。
邻病房的音乐学院附中的女孩，这时候已经彻底不理睬我了。她生性活泼，喜欢串病房。可是即便串到我们病房来，她也并不搭理我。甚至看都不看我，好像没我这个人。她手风琴不离身，在各病房里拉琴唱歌，也在我们病房拉琴唱歌。可她就是不理睬我。我一点不在乎，一如既往地喜欢看见她，听见她的声音。我，崇拜她。
我的外伤其实很简单，经过简单的敷药与消炎，便立即好了起来。疼痛和羞耻都是在入院第一天消除的。那清洗创口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最终有力地解决了我的折磨，一些新的类似于快乐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滋长着。我的身心进入安宁。这是真正的、和平的安宁。出院那一天，我和妈妈下了公共汽车，走过弄堂口的街心花园。我发现，我的肩膀已经和妈妈的一般高了，而我却还扎着那样可笑的牛犄角似的小辫，在地面上投下奇怪的影子。
阳光明媚，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忽然沉陷进了阴晦的暗影里。
一稿：1997年12月9日二稿：1997年12月25日
隐居的时代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随时随地可能遇见意想不到的人，这真的很有趣。这使得我们的经历，变得非同寻常起来，变得富有传奇色彩。在我们所插队的淮北乡村，有着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这样漫长的历史其实却只是由一些固定的人物演义下来的。这就好比毛泽东同志描写的愚公移山：“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就这样，一直繁衍到了今天。这样的以家族为组织单位的乡村，就是一座坚实的堡垒。当你听到村里的狗忽然之间一同狂吠起来，不用问，一定是村道上走过一个外乡人。外乡人头也不抬地，匆匆走出村子，走远了，狗才渐渐安静下来。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铜墙铁壁的堡垒中，会有奇遇发生。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在这沉闷的乡村里，竟然隐藏着那样的人和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乡村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异，看上去是同样的自然，好像他们早就加入了乡村的历史。乡村的生活就有着这样强大的洇染力，它可将任何强烈的色彩洇染。很多尖锐的情节，在这里都变得温和了。它看似十分单调，其实却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它的洇染力就来自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足以使一切突兀的事情变得平淡和日常。就这样，我在我插队的大刘庄，遇见了黄医师。
那已经是我来到大刘庄数天以后。我住在公社的一名副书记家中，他的妻子是这个大队的妇女主任。家中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年龄与我相仿，最小的尚在吃奶。除了我，还有一名县城插队知青，也住在他家。主任家住三间两进青砖茅顶大屋，这在我们村庄，算得上首富。后三间是主任夫妇的房间，他们带着最小的吃奶的孩子睡那里。前三间，东边一间锅屋，西边一间住孩子，以及我们两个知青，中间迎门的是堂屋。这天，晚饭的时候，县城的知青收工就回家了，几个小些的孩子早早吃过去玩了，只有主任，主任的大女儿，还有我，坐在堂屋里的案板前吃饭。是收麦的前夕，天已经很长了，太阳虽然下去多时，天光还很明亮。此时的光线非常接近早晨，太阳都是在地平线以下，光是均匀地平铺着，景物倒比强光下的更为清晰。黄医师就在此时，从村道走上了我们的台子。
主任家的房子，坐落在我们庄最主要的村道边上，高高的台子上。白日里，各家的门都是敞开着，迎门坐在案板前，村道上的情景便尽收眼底。主任首先向着村道招呼：黄医师，吃过了吗？接着，主任的大女儿，县中学的毕业生，应声起身，让出一个板凳，转身又去盛一碗稀饭。这时，才见黄医师在了门口。他大约有五十岁，也许没有，在我们那个年龄里，总是容易把人看老的。他脸色较黄，似乎有些浮肿。他穿着洗旧的蓝卡其人民装，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他走进门来，在板凳上坐下，回答着主任有没有吃过的问题。尽管一再说吃过了，吃过了，可主任母女执意要他喝一碗稀饭。他也没有太推辞，就端起了碗。他的脸相有些木，甚至还有些俗，可是态度却十分温和文雅，这就使他显得不一样起来。他说话动作都比较迟缓，这迟缓不仅是出于慢性子，似乎还出于一种忧郁的性格。他问我多大年龄，住上海哪个区，来这里习惯不习惯。由于我正处在极度的不适应和想家之中，时刻心事重重，所以我也看出他心事重重。我看出他不快乐，不轻松，百无聊赖，而且非常寂寞。虽然，他在这里出现一点没有令我惊奇，可我还是一眼看出他是来自外边的世界。
主任问他晚上做的什么饭，他笑着说烧一点米饭。他的笑容里有着自嘲和无奈，就是这自嘲和无奈，说明了他的骄傲。他的态度表明，“烧一点米饭”不是他该干的事情，多少有一些无聊和滑稽。他只稍稍坐了一会儿，喝完那碗稀饭，然后拿着主任塞给他的一大块麦面饼，告辞了。这时节，只有主任家还有麦面饼。他说有了这块麦面饼，明天早上就能不烧锅了。他慢慢地走下台子，天色略有些暗，却还不十分暗，他的背影依然很清晰。他有些背驼，不知是生来如此，还是境遇所致。他的步态与庄里人绝然不同，是较为笔直的步子，双膝并得较拢，脚跟比脚掌先落地半步。这种步态，要遇到下雨天，可够他受的了。庄里人走路都有些岔开腿，箩筐似的，其实并不箩筐，脚跟与脚掌是同时落地的，这样，立足就稳。在泥泞的地里，可像撑船似的左一划右一划，乡里人叫做“岔泥”，从泥里越过去的意思。黄医师的步子，却是“岔”不开泥的。他背着手，手里掂着那块宝贵的麦面饼，而一点不知这饼的宝贵。饼是发面的，碱性不大不小，真够香的，围着锅贴一圈，锅一圆汽，灶里就停了火，等锅略凉些，才揭锅。这饼就是在这略一等里，陡地发起来，像胖娃娃的脸。然后一只手摁着饼，另一只手就拿锅铲铲饼，一铲便离锅。饼面上还留着摁饼的手指头的螺纹或者簸箕纹。黄医师是蚌埠下放的医师，同他一起下放我们庄的，还有张医师、于医师。我们庄的农民都称他们为“医师”，而不是“医生”或者“大夫”。
“医师”这种称谓显得十分专业化，十分严格。表明了我们在对他们的郑重其事的态度。这支蚌埠医疗队住在我们庄东头，大队部的院子里，四间正属分为两部分，住张医师一家和于医师一家。他们都是合家下放。而黄医师则是单身一人，住东边一间侧屋。西边的两间侧屋就是医院的诊室，药房。可黄医师通常是不去那里的，他在自己的小屋里看病，这带有些私家诊所的意思。
黄医师是名医，专治五官科。他所在的蚌埠的那个医院，过去以他而得名。现在，他到了我们庄，我们庄也因此而得名了。许多病人从老远的地方，坐车坐船再加步行，走过一个庄子打听一个庄子：大刘庄在哪？他们就这么终于来到大刘庄，走进黄医师的小屋，向他求诊。黄医师的小屋很小，只一间，顺山墙放一张床，就差不多满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张宽大的床，床上铺了特别洁白的床单。他就在床沿上侧身坐着，一只手撑着床，另一只手放在架起来的膝上。病人呢，坐在床前的椅子上，述说着病状。这样子一点不正规，倒是很家常。黄医师听得也并不专注，提问很随意，有时候还会岔开话去，和小屋里别的客人说些不相干的事。这情景说是看病，不如说是诉苦。诉说的人是不经意的，听的人也不怎么在意。来的人大都是口讷的农民，三言两语便无话可说，吃苦对他们又是常事，于是就止了下来。黄医师并不急着打发他们，似乎有他们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抑郁，就常常是彼此都沉默着。在这静默里，他们互相像是很了解的，双方都不感有什么压力，就这么可坐半天。凡是想到这来求医的农民，都是病症严重的，而几经车马周折，来到偏僻的乡间找黄医师的，也都是病症严重的。所以，几乎无一例外的，需要手术。而我们庄没有手术室，医疗队也没有麻醉师、手术护士，手术是不可能做的。最后，黄医师总是说：要到蚌埠做手术。农民往往对手术望而生畏，一听要到蚌埠手术，就更知其不可为了。他们大都是天命论者，心里早已服了病，而到底是看过了黄医师，虽然还是被病苦着，却都心满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从合肥、淮北、芜湖，甚至就是蚌埠找来的城里人，则是决心下定，对手术也抱科学的态度。这时候，黄医师就会和他们约定到蚌埠的时间。这往往是黄医师回家探亲的日子。
黄医师回蚌埠探亲很频繁，并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个恋家的人。我们庄无论干部还是社员，从来没有指责过黄医师的不遵守纪律。农村本来就是散漫的，缺乏纪律的观念，何况人们都同情黄医师的境遇。一个人在此地，不会挑水，不会烧锅，也不会洗衣。人们看见黄医师在塘里将一件衬衣越洗越脏，塘水则越来越浑。他不会将衣服铺在水面上，而是让衣服一径沉下去，搅起塘泥。这是女人的本事，黄医师不会这个，理所当然。他又是干大事情的，去塘里洗衣，实在凄惶得很。人们说，让他在蚌埠多住几日吧！人们又传说，费医师的妻子没有工作，专在家里伺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个，都是儿子，黄医师特别想要个女儿，可是没有。曾经有人开玩笑提议，让黄医师认我做干女儿。黄医师只是笑，并不应声。他显然无意于接受任何干亲。他是一个把家团得很紧的人，性格也比较封闭，这就已经比其他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刘庄的同事，又都各是一个家庭，更显得他孤家寡人。你看着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难熬。傍晚的时候，就是在前面说过的那种均匀清澈的天光里，黄医师就在村道上散步，有从湖里割猪草回来的孩子，就对大人说：看见黄医师了。
大队开会，通常总是要等天黑到底了，才能正式开场。大队会计凑着油灯的一豆光亮，读着文件或者报纸。农人们在黑影地里打盹，抽烟。劣等烟叶燃烧出呛人的气体，那种很难消化的粗粮在体内发酵而成的气体，也足够呛人的。但很奇怪的，这一切都不顶难闻。因是草木的本质，再是发酵腐烂也是清洁的干燥的气味，有着一种单纯的性质。时间其实并不太晚，可乡间的没有照明的夜晚总是特别的黑，又特别的静。鸡和狗都安歇了，就觉得夜已经很深了。在这满房间的黑影里，有一具影子高高地矗立着，那就是黄医师。他搬来他房间里的那把椅子，虽然只是把普通的椅子，可周围的农民大都是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小马扎上，连蹲在板凳上的几个，也比黄医师要矮上一截。因此，这把椅子就显得格外突出，很不协调。黄医师高高地坐在椅上，双手笼在袖子里，这倒和农民的习惯相合，可坐姿却不是农民的。他架着腿，笼着的手搁在膝上，很安详。这时候他显得比较惬意，也比较放松。听着会计用乡音一字一句地读官样文章，四周鼻息声起伏，有一种昏沉的安宁。谁会知道在这座黑暗的乡村里，有一个黄医师呢？
与黄医师一起下放我们庄的，医疗队里另两名医师，张医师和于医师，她们的形象、气质，以及精神面貌都要比黄医师现代。也就是说，她们比较具有“六二六”精神。她们经常身背药箱出诊。她们背着那种上面画着红十字的白漆药箱，走过村道，来到老乡家中，坐在当门的马扎上，嘘寒问暖。尤其是张医师，因为长着一张明朗的脸庞，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庄里顶有学问的王大爷说过，张医师的相好，好在大气。她体格匀称，结实，穿衣服很利索。她喜欢把裤腿卷起，赤脚穿一双球鞋，露出白皙饱满的小腿肚。她背着药箱，就有点像舞台上的人物，药箱则是道具。那时候，她大约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各方面都显示出是个幸运的福气的女人。她的丈夫老梁原是蚌埠政府机关的干部，如今在公社知青办任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在县城上小学和中学。他们虽然离开了城市，来到这个偏远、贫瘠、组织散漫的乡村，可却依然保持着原先的严格规律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对有保障的社会地位。他们家庭和睦，老梁是个尽职和体贴的丈夫，对孩子要求颇严，与干部群众关系都很融洽。孩子们呢，都挺乖，学习努力，品德优良，少叫人操心。总之，这是一个理性的家庭，处处可给人作楷模。它很为张医师挣脸面的，人们对张医师的好感有一多半是对她的家庭。在庄里人眼里，张医师的家特别像个家。我们庄，对美好的家庭是怀着尊敬和崇尚的。妹妹和媳妇们都挺羡慕张医师的，她们传颂着，天好的时候，在院子里搭一个凳子，张医师洗头，老梁提一壶热水，替她冲头发上的肥皂沫。这情景很亲热，甚至带了些私密的性质，可在这对夫妻做来，却一点不肉麻，连我们这个保守的村庄都能接受，并且大加赞扬。
于医师的家庭就大不同了。这是一个倒霉的家庭，正应了俗话：“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于医师一家下放我们庄，性质与张医师、黄医师都不同。他们下放带有罪贬的成分。于医师的丈夫是一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开除了公职，下到生产队里劳动改造，和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他的工分评不高，工分值本来就低，到分红时，总是透支，只得用于医师的工资去买口粮。他家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又都能吃，所以，于医师家的经济就要比医疗队的其他同事差几个等级。老大是个女孩，名叫卡佳。这个异国色彩的名字，据说是当时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名社会主义劳动勋章的获得者。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父母是在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卡佳是个缺心眼的孩子，一点不懂事，不能体会父母的处境，也不能体会自己的处境，总是乱说话，给大人生事。几个弟弟也都调皮捣蛋，不懂得相让，姐弟间纷争不断，都是要于医师来调停的。于医师的丈夫，则表情阴沉。衣服是灰的，脸色是灰的，神气也是灰的。他一点不肯打起精神，表现出改造的积极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况，反是一任消极颓唐到底，显得特别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着他的顽固与抵抗。是他，使我认识到有一类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性格决定的。他们并不是对某一种现实不满，而是对一切存在不满，他们对人生抱着暗淡的心情。同时他们又缺乏忍耐和自谦，往往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须将这心情发泄出来。他们表现得与一切意见激烈相左，什么都不会合他们意。倘若不是成为右派，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于医师的丈夫，就属于右派中的这类人。农民们很难对他抱有好感，觉得他懒惰，傲慢，不体恤妻儿。他时常借病不出工，让于医师为他去请假。即使出工，他也不大肯出力。休息的时候，一个人背对着大伙儿坐着吸烟。队里有个年轻人，读过高中，会吹笛子，人很聪明，但因是单门独姓，所以地位很低，属于那种有志向且不得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有时候他会主动搭理于医师的丈夫，可能是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理，还有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向往心理。他挤坐在右派的身边，向他要烟吸。这个套近乎的举动却遭到右派的极度厌恶，他给是给了，回到家里则大发牢骚。卡佳的一张嘴又是张漏嘴，到处说：某某人最讨厌，老向我爸爸要烟。农民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他们对人的评价是出于处世做人的原因，其中也不排除有一点审美的因素。他们怎么也不能喜欢一个破衣烂衫，成天挂着脸，对劳动和生活都没有热情的人。他们看见他就觉得扫兴。队里的干部在所有这些理由之外，又加上了阶级阵线的理由，自然更不待见他。在例行的四类分子训话中，常常要把他单独拎出来训斥。老实说，他在我们庄还没遭到太坏的对待，有一大半是看在于医师的面上。人们对于医师是同情的。
人们看着这个鸡飞狗跳的家，说，于医师就好像是这个家的箍，要没有她，这个家就散了。事情就是这样，在这个家里，人人都缺乏自律，只有于医师，撑持着，保护着生活正常进行。其实，于医师完全可以不下放，而让她的丈夫自己一个人去农村，可是她却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了。这行动颇有些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事实上，一点不像涅克拉索夫的长诗那样浪漫，所有的艰苦都是卑琐的、烦心的，叫人沮丧，损害着人的尊严。于医师戴眼镜，头发齐齐地梳向耳后，显得比较苍老。红十字的药箱背在她身上，更具有应用的意义，不那么戏剧化。她和农人说话，也更为家常。她显然是个贤妻良母，可惜命不好。她对人很和气，但并没有屈就的意思。她表现得很开朗，可也不是强颜欢笑。她看起来是平静的、从容的。要知道她是隐忍着那么多不顺遂的。庄里那些婶子大娘的，都特别和她拉得来，背地里就说，于医师不容易。有一次，上面又下达什么指令，对于医师的右派丈夫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场上牛房里进行的，从庄东头来开会的人说，于医师家早早就闭了门，熄了灯，屋里一点声息也没有。这时方能体会到于医师的苦、这一家的苦。平时，这苦都被过日子的杂碎掩盖了。
这两个家庭，以及黄医师，虽然来自同一个城市蚌埠，住在一个高台子上，但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他们相互间很客气，但决不多话，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相濡以沫之感。相反，隐隐的，似乎还都怀着戒备之心。他们彼此间远远不如各自和农民的关系轻松和亲密，但亲密和亲密的性质则有所不同。张医师和老梁对农民是最热情的，农民们对他们也最尊敬，而且器重。他们对谁家的造访，会被视作一种光荣，引起人们的羡慕。在农民们的眼睛里，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却没有架子。当他们从村道上走过，农民们从自家敞开的堂屋门里，走到台子边，招呼道：张医师，来吃！老梁，来吃！他们则招着手应道：吃过了，吃吧！他们招手的姿势是城里人、而且是城里的干部特有的，高高地扬起，有幅度地挥动着。农民是做不来这动作的，他们只是用手里的筷子向前点了点，作为回答。老梁每天早上骑一架自行车，往公社去上班，沿途也是这样向农民们招手，农民们就拄着锄把目送他远去。他们家三个孩子在县城住读，每周回家一次。三姐弟手牵手走进庄里，目不斜视，快快挪动脚步，就这样走进在东头高台上的家中，再也不露面了。有一次，他们回家正逢下雨，我们庄是出名的黏土地，一下雨，地就烂得要命，能把脚粘去一层皮。我有事去大队部，看见他家的一个男孩，在门槛上刮胶鞋底的泥，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这段路可叫他们走惨了。
于医师家的孩子则截然不同，由于生计，也由于家教，他们缺乏管束显然不是一日两日的了，他们几乎终日和我们庄的孩子搅在一起。一起下湖割猪草，一起在生产队干些小碎活，挣几个工分，也一起打架、捣蛋。一群泥猴似的孩子，背着比人高的草箕子，从湖里回庄，其中就有于医师的孩子。卡佳呢，是家里的大小姐，脾气大，和小姊妹相处时也不知道有所约束，毫不掩饰对乡间人和事的鄙夷。姊妹们听了自然不愿意，当面没什么，背地里却没少说她。只是知道她是没心眼的，没坏肠子，所以倒也不挤对她，还是同她一处玩。就像方才说的，于医师和农民的关系，其实是真正融洽的，他们会和于医师说些家务事，过日子的难处，养儿育女的难处，等等的。他们有时候大声地喝唬于医师的孩子，有时候则把于医师的孩子扯过来，往手里塞块馍馍头。
庄人们对黄医师的心情是最动人的，他们既把他当作一个有大本事的人，很敬重他，同时却又十分心疼他。谈起他的口气，总是流露出怜惜。他孤身一人住在我们庄，生活能力又特别差，这都使他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这个大孩子虽然过得很狼狈，却很乖。同样是抑郁的性格，黄医师的抑郁却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不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是阴沉的、紧张的，甚至带着一种暴戾。队干部在训话时，常常会被他的眼光激怒，变得失去控制。这时，就会用锄把子，在他腿上不轻不重地敲一下：看什么看，剜你的眼！黄医师的抑郁却是甜美的。当他凝视着见了底的水缸，或者掉到井底的水桶，他的眼光柔弱得叫人心都一颤。他一个人在村道上趑趄，夕阳染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显得又凄凉又美丽。他既不是张医师那样向庄人们招手，学着庄人们的口气说：吃过了吗？吃了。他也不是于医师那样，坐在农人家的马扎上，拉着庄稼呱。他也从来不背药箱。可就是他的这种落落寡合，格格不入，使农民喜欢上了他。他们并不是把他当庄稼人，却也不是当他外人，敬而远之，他们承认他是另一种人，一个异数，然后便接受了他。
当我从青春的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纭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他们对张医师和于医师有着足够的尊重，对后者，还有足够的同情。但都不是喜欢。张医师的热情爽朗里，是有着政治社会赋予的特权，她是另一种异数，这种异数是与人性无关，是在人性以外的，她激不起农民的自然性的反应。于医师却是与农民有共鸣的，她是农民们最易了解的那类人，同情就是由此而来。但由于太相似了，她也同张医师一样，无法走进农民们的审美领域。而黄医师既是在共同的人性之中，又是独立之外，自成一体。有了黄医师在，我们庄就此有了一种甜美的格调。他们对黄医师，是称得上爱的。
在那种物质贫乏的日子里，人们的精神需求便生长起来，对美的感觉神经，格外发达，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欲望。他们喜欢听好听的声音，看好看的景象，感受优美的情趣。下雪的日子里，人们就特别的兴奋。雪是大自然赐给贫瘠的我们庄的厚礼，这个黄泥巴垒成的乡村，此时变得粉妆玉琢。看上去，真是洁白得晃眼。孩子们，相约着到湖里看庄稼的窝棚去套麻雀。每逢下雪，麻雀们便都栖宿到无人的窝棚避寒。孩子们带着大人的打鱼的网，穿着毛窝窝，一种麦穰编结的，里面填上干草的大头鞋，特别暖和。他们叉开了脚，在雪里趟着——地上就留下一串毛窝窝的印。麦子都在雪底下冬眠，大沟边的树，也罩了雪，晶莹剔透地立了一行。那远处的窝棚变成了个雪宫，本来是烂趴下的，现在被雪又砌住了，立了起来。孩子们奋力拔着毛窝窝，比赛谁走得快，雪纷扬了起来，像一阵白烟。孩子们的笑声听起来比平时旷远，而且隔着，蒙了一层透明的膜。又绵又厚的雪是吃音的。于是，就好像在做梦似的，有些恍然。他们终于到了窝棚跟前，雪已经封了门。他们将网抖开，张在破柴门上，然后吆喝着顶开了门。他们一下子闭上了眼睛，急等着震耳欲聋的、哗啦啦的麻雀扑翅声，可是没有。他们惊诧地睁开眼，没看见有麻雀，却见网里裹着一个老头，挣扎着，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孩子们咋呼一声，抛下网就跑，毛窝窝在雪地上划出了犁沟。谁能想到，这老不死的看青的，这时候还赖在窝棚里。进晌午的时候，老头回庄了，提着渔网挨门挨户问是谁家的。
这是冬季雪天里的快乐，到了春天，就是等待南归的燕子飞来梁下，旧年的窝在等着它们。谁家的燕子来了，大人小孩都出门去报信。谁家没燕子来，可不好，会被人戳脊梁骨，说是坏心眼的人。燕子是善鸟儿，就和善心人来。夏天，瓜地里的瓜熟了，夜半偷瓜是一大乐事。裤褂叫露水漉得透湿，冰凉地贴在身上。下露水也是一桩奇事，看不见，也听不见，可转眼间，天地都水淋淋的。到了早晨，太阳出来，收露水了，原先平铺着的，这时收拢起来，收成一滴水珠子，顶在草尖上。然后，刷的一下，全干了。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是最具有装饰感的。大秫秫，串起来了；红辣子，串起来了；大白蒜，也串起来了；深褐色，富于骨节感的豆秸，在屋前垛起来了；青秫秸秆，也在屋前搭成了篱笆。即便是像我们庄这样没有色彩的村子，此时也变得嫣然起来。
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它其实暗合着我们庄的心意。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璞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黄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这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所以，我们庄这支蚌埠医疗队的队长是张医师，灵魂实际上是黄医师。有了黄医师，这支医疗队于我们庄才具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它不仅仅是“六二六”，送医下乡的意义，而是有了近于美学上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实用性的，功能性的，它的价值是潜在的，隐性的，甚至是虚无的，那就是，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乡村的气质。
在我插队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庄从来没有发生过戏剧性的“六二六”事件。在农村贫困的、温饱难以维系的生活里，其实是含有着健康的性质，这是以简朴为基础的。吃的是五谷杂粮，烧的是草木秸穰，庄稼人的肠胃是很清洁的，他们的呼吸也是清洁的。夏季的污热中滋生的病菌毒害，在冬季的寒冷中死亡了，秋季收净的土地在春季又长出新的庄稼。春夏秋冬有序地交替，恪守各自的职责，自给自足着。这是合理的生存环境。就在这无可指责的生态中，人们也生出了前边所说的天命观。我庄有一句话，叫做“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病”。所以，他们对任何病痛，都抱着忍耐与服从的态度，他们不会为此大惊小怪，他们也很少求医问诊的习惯。在许多种病痛中，他们感到最受折磨最无奈何的，恐怕就是牙疼。也有一句话，叫做“牙疼不是病，疼起来不要命”。于是，止痛片就成了神药，治疗疟疾的奎宁片也是神药。疟疾是又一种使他们不知所措的病痛，似乎每个人都躲不掉，能够药到病除无疑是奇迹。医疗队其实清闲得很，他们在我们庄真有些窝工。而到了真正应该找医生的时候，农民们又往往忽视了，结果酿成大祸。有个媳妇割猪草时，镰刀砍破了小腿，自己用火柴盒上有红磷的纸皮盖了伤口止血。这种止血的方法应当是产生于工业社会的近代，不知缘于何种道理，有无科学依据。奇怪的是，它确实能止住血，百试不爽。就这样，血止住了，伤口也封口了，甚至都没有化脓感染。可是到了第七天上，却突然发烧抽搐，医生到场已经来不及挽回。其实这就是破伤风，只要当时注射一剂破伤风预防针，就没事了。可是庄稼人谁会为了手脚拉开一道口子去找医生呢？我们庄称这是七日疯，指的是受伤到七日头上发作致死。可见死于这病的并不少见，他们依然没有想到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它果然又没能够避免。庄里人传说，那媳妇出事之前，夜里上茅房，见家门口坐着个黄狼子。黄狼子就是黄鼠狼，被视为不祥物，预示着灾祸。出殡这天，天下着雨，一地泥泞。媳妇很年轻，大孩子刚会走，小的还吃奶，是她男人扶着孩子的手摔的黄盆，父子两人在泥里一步一滑，滚了一身泥。男人哭得极惨，头上系着白麻，打一杆幡，几乎是爬着的，将一口薄皮棺材送上了路。
生活照原样进行着，倒是一些无关的小事，似乎包含了某种意义。那是我到我们庄经历的第一个麦收之后，我们庄来了一个游方郎中。乡村里的游方郎中，其实并不是像武侠小说中的那样，随风漂流。他们走村串乡还是凭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们所到的村庄，都有着或亲或疏的亲友，决不是书中的游侠那样从天而降。比如，这一个郎中，来我们庄就是投奔他的一个远亲。这个远亲从来没见过他的面，连他的名字也叫不上来，只是很笼统地随孩子称他表舅，但依然打酒割肉地接待了他，并且承担起宣传的义务。这天晚上，他家里就聚了不少庄里人，看他施展医术。他是一个扎针的郎中，这时节正是一个扎针的时代。我下乡时，专带了一副金针。其时，与贫下中农结合的途径有一，就是为老乡们扎针。那时候，现代医学的迷信已经破得差不多了，几乎人人可以无师自通做一名赤脚医生，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可包治百病。与此同时，又诞生了金针的神话，它无所不至。不是有一部电影就叫《无影灯下颂银针》吗？我这副金针，当时的价格是一元五角，是最昂贵的一套针。它从缝衣针长短，直到筷子长短。亮闪闪的，针头上则是金黄的铜色，依次排列在一个考究的塑料封套里，还配有一本人体穴位简图。这晚，我就带着这副从未拆过封的金针，去到那一位来了远亲的老乡家里，准备向他的远亲学习扎针。
去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凉床上躺了个老头，探着上半身趴着，背上立了几根针。那郎中坐在床沿，面前案板上点着油灯，灯下排开一个布包，包袱皮上是几根黑乎乎的针。我的针一放上桌，人们的眼睛不由一亮，连昏暗的油灯都发出光来。这些针闪着真正的银光，而且那么纤长、细挺、均匀、光滑。他的针呢？黑、脏、粗、锈，还不直，连底下的包袱皮都是油腻腻的很腌臜。一个大爷看着我的针，忽然“嘿”地笑了一声，说：小王还藏着这宝贝哪！它可真像是宝贝。在这土坯屋里，熠熠生辉。那郎中用脏兮兮的手拆开了封套，捻出一根针，又用他的黑棉球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然后果断地插入身后那老头的腰上。这时，我向他提出一系列的扎针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一句，而是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不知说些什么。那老头趴在凉床上，差不多睡着了，对金针没什么反应似的。屋里人也都把他给忘了，很热烈地说着些无关的事情。显然，人们聚到这里来，并不完全出于对游方郎中的兴趣，除了老头，谁也没打算要他来治病，只是凑个热闹，找个由头坐到一起聊天。平常的日子，谁也不会允许点灯点到这时候的。这就是乡村的夜生活。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对游方郎中加以注意，还赶不上对我的金针的注意。他们随他在老头身上糊弄着，那老头则已经老得千锤百炼似的。游方郎中显然是受了大大的冷落，这冷落是出于一种见识，但因为有涵养，也就不计较、不点破了。应当公允地说一句，游方郎中里确实有着奇人，可不是所有的游方郎中，甚至不是大多数。绝大部分的，是借了神人的名，混口饭吃。又有不少的一部分，还招摇撞骗。游方郎中的神人，就是在这些垫底的大多数之上的一个两个，他们的英名笼罩了全体人员。这郎中分明感觉到了人们的冷漠，他们从周游的经历中得来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村庄不可久留。他们毕竟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再是亲戚也不兴白吃白住，这也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或者说行规。此时，他对身后的老头也失了兴趣，他的注意力全在了我的金针上，他爱不释手。于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十分坦然地从我的针里，抽出最长的几根，包括老头腰上的那根，放进了他的布包里。这种偷窃的行径是如此大胆地在眼前进行，几乎使人以为是正常的事情。就这样，一眨眼工夫，我的闪亮的宝贝就进了他的腰包的三分之一。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了我们庄，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我们庄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村庄，它虽然是天命论的，但却并不愚昧。它对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颇有分辨力。不要以为它是麻木的，它只是不露，而到了某一个时机里，它会以一种空前的强烈程度爆发出来。
蚌埠医疗队里还有一个成员，叫马医师。他也属于我们庄的医疗队，但是被留在公社医院里帮忙。据说有时也到我们庄来看病，我却好像从没见过他。后来听人描绘，说他是黑黑的、矮矮的、瘦巴巴的，我就好像是见过他的。他有心脏病，有一天，正和病人问诊，突然滚到桌肚里，死了。他的葬礼就在公社所在地举行，农人们从四邻八乡赶来，许多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他们老远地打着幡旗，号哭着走过泛青的麦地，向马医师走来，老人们哭倒在地。公社里从来没有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农民，人们说至少也有几千人，号哭声掩盖了领导的悼词。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阵。
我很难相信，我的古板的，世故的，老到的，深藏不露的乡人们，会有如此激情的表达，可事情确实如此。马医师决不是医疗队里最优秀的一个，也不是与农人们接触最多的一个，他的家人们也留在了蚌埠，这使他不得不往来于城乡之间。但马医师是一个代表，代表着一种与乡间传统的知识，性格，生活方式全然不一样的存在，而这存在的深处，再深处，且与乡间的古老的道德相符，所以受到乡人们真心实意的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里，青年们普遍热衷于以文学来表达思想和心情，这大约是有着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时的青年大都是苦闷的，前途茫然，这茫然倒不是如“五四”的那样，徘徊式的，无从选择与决定，而是没有选择，一切都难由己决定，束手无措的；二是因为文学是个人的自由的方式，无所作为的青年们能够做的，恐怕就是私底下，用一支笔在一张纸上书写什么，由于是纯粹私人性质的写作，因此却是政权难以干预到的。所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和文学沾上一点边。书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行为。青年们互相传阅着一些名著，同时传抄着一些著名的诗句和篇章。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旧俄时期的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亭》 href='337/im'>《父与子》；托尔斯泰的 href='7430/im'>《安娜·卡列尼娜》 href='351/im'>《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陀思妥耶夫斯基 href='2095/im'>《罪与罚》《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我们从中吸取的是一种悲哀的情调，这种悲哀的情调于我们是很好的抚慰。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地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我们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我们只能到虚构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里，生活反倒变得真实了。我们读着这些来处不明的，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沉浸在那虚拟的故事里，再将那故事拆成砖瓦，拿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在我们这个县城中，热爱文学的插队知青不知有多少，像播种一样分散在各个生产队里，彼此缺乏联系，要等待一个契机来临，才可将这些文友集合起来。这需要时间，还需要某种转变，才能形成这个契机。其实，机会并不是没有，有时候，会有很好的时机来临，却因为某种缘故，终未达成默契。因为，这种阅读和写作都是私人性质的，带有“地下”的色彩，还带有隐私的色彩，所以必须在默契之下才可走到一起来。而这默契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一定的心理准备，由一定的心理准备积累起来的信任与了解。它还需要灵感。这时候，信任会一触即发，就好像触及了某一个灵敏的穴位，一下子通了。
插队之后不久，我便参加了县委主办的学哲学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总共十来个人，由各公社选拔上来，可说是知青里的精英。除了我，他们都是下乡一年以上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方面，已经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并且，一无二致的，还显示出了思想和文字上的水准。这样，才可能被选拔来参加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学习班。而我，所以能来这里，是因为县里有一位受父母委托照顾我的副县长，我称为“伯伯”的。他一是知道我喜欢读书，二是想让我在这麦收时节，好吃好住地偷几日懒。我们十几个人从早到晚在一起讨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结合各自在农村的生活，颠来倒去地证明毛泽东关于“实践”和“矛盾”的观点，为这些观点提供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实例，其中不乏一些相当私人性的经验。可是我们最终也没有超出范围。就是说，我们始终围绕着《实践论》和《矛盾论》，围绕着毛泽东的理论。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宿舍里聊天，我们聊的也还是这些内容，我们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为这样的氛围深受感动。那几天过得真不赖，我们五个女生住一间清洁凉爽的房间，床上挂着白色的蚊帐。一日三餐都是净米白面，有鱼有肉，另外还有补助。我们吃饱了就坐在一处谈《实践论》和《矛盾论》，一点没有想到可以夹带些私货，说些别的。来的这些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高中生，文章的文采也不错，可通篇都是从“两论”里延伸出来的观点。我们朝夕共处七天，却彼此隔膜，谁也不了解谁，谁对谁也没有深刻的印象，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事情才显示出一点不同寻常。倒不是说，事情就此有了什么变化，事实上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但是，此人的出场，至少说明了，这次学习班里，确实潜伏着契机的成因。
学习行将结束，是最后一天，还是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带领学习的老师突然间安排了一次发言，这次发言明显地带有辅导与讲课的意义，发言者就是学习班的一名成员。所以到这时候才特别地让他发言，是因为老师从大家交上去的总结文章里，发现了他的不同凡响。这是个上海男知青，平时并不引人注目，事实上，有许多时候，他不和大家在一起，而是单独行动。大家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这次额外安排的发言，使大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人们疑惑的等待中，他开讲了。几乎就在他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大家都改变了表情。这真是语惊四座啊！他的态度很沉着、很平静，并没有炫耀和唬人，可他的用语、措辞、解释和证明的方式，全是不同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复述他的话，我甚至是不理解他的思想的。可他那种光芒四射的言辞，留给我的印象至今还很鲜明。他说得实在是很漂亮，在他的照耀底下，我们终于显出了平庸。他依然是在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可他的华丽的证明形态却赋予了这思想一种个人化的面目。他的话不长，很简洁地结束了。没有人可以和他讨论、对话。大家都沉默着。这颇像是一次身手不凡的表演，表演结束，观众沉浸在惊愕与震动之中，久久回不过神来，甚至连鼓掌都忘了。
他那样具有修辞性地解释《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仿佛是一种暗示，暗示了我们的学习本可以有另一种方式，一种文学的方式。可是事情已经无法从头来起，我们的学习班到了末期。此人最后还出现过一次，就是学习班临解散前组织看电影。他来看电影，是穿了一双夹趾拖鞋，手里持一把大蒲扇。这样子有些名士风度，并且电影还没有放映，他就走了，似乎对看电影并没有兴趣，只不过来点个卯。他一走，剩下的我们也都有些没劲。他的走，表示了一种轻蔑，对看电影这项活动的不以为然。于是，大家也觉得无聊起来。他显然是学习班里的一个异数，他独往独来，独自地思想。而他的独特，又与我们心底暗存的一种渴望呼应着，可惜契机只向我们露了一点点苗头，然后，倏忽而去。
时过两年，我又与他见了面。这时我们已在县城农机厂形成了一个圈子。在我们省首批知青招工中，县农机厂进了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我姐姐。从此，我就经常进城，进城就到农机厂落脚。而那几个农机厂的上海知青，也都各自有尚在生产队插队的同学，也是隔三岔五地来叨扰。我们两三个人挤一个铺，实在挤不下，就到县城里别的单位找上海知青搭铺。吃饭呢，就用脸盆打一大下子，大家围着盆吃。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第三、第四个年头，大家都有些疲沓。招工呢，则将众人的心打散了。绷起的一股劲都泄下了，人也就放松了、坦然了，没什么顾忌，开始任性，倒流露出了真实的性情。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开始交谈文学，还有哲学。这样的交谈是以阅读为前提的，它又反过来刺激了阅读。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与阅读的热情成反比的，是阅读资料的匮乏。我们将每一本幸运到手的书读得个烂熟，我们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就使我们的阅读涉及面很广。其中，文学是基础，阅读的兴趣往往是从文学出发，由文学推动的。因为文学是阅读中最浅显、最具普及性的。哲学则是高一级的，它将我们从文学的兴趣中提升了。我们不管懂还是不懂，真有兴趣还是不那么有兴趣，都大谈特谈哲学。那些高深莫测的概念在我们的三寸舌上，翻来翻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此时说的哲学已不再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而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们说，黑格尔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体系。重要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个名词，体系部分是含糊的、混乱的、莫名所以的。但是不要紧，这阻止不了我们一夜一夜地谈下去。就是在这当口，我们中间的一个，带来了那个哲学奇才。
他的模样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也是我当时根本没注意他的样子，他的思想震慑住了我。倒是他还记得我。再说一句，此时，我在县城里也小有名气，并且就是在文学方面。甚至地区报纸《拂晓报》都曾起意要我。这名气从何而来，似乎很难说清，并没有具体的事实，比如说，写作有某篇文章，我也很不善言辞。这多半是因为我的作家母亲的名声，小半则是因为我在县城知青圈子里露面的频繁。这有点类似现在以媒介露面的频率疏密，来决定是否为名人，以及哪一级别的名人。不管怎么藏书网说，我在知青中小有名气。所以他就对我说：我们见过面，是在两年前的学哲学学习班上。记忆突然闪亮了，我记起了他，我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人啊！他肯定地说：我就是。于是，两年前埋下的契机的种子，这时候开花了。
在那时期里，对文学的了解不仅限于文学爱好者，有一些其实并不专门对文学有兴趣的青年，也具备了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学文科学生的，对文学的知识。这好像是一个思想的前提，凡有头脑的、勤于思考的人，都必须要有文学的武装。假如没有文学，所有的思想就失去了组织的形式，成了一盘散沙。好像思想没了语言，没了依附于存在的实体，最后不得不流失了。而那个时期里，青年大多是勤于思考的。当你无法去自由地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只能自由地去想。这时候，思想既是虚无的，又是实际的，因为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内容。那时候，谁不在使劲地想啊，想的。这是我们的娱乐。它使得我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变得有趣味了，可以容忍了。就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最狭隘和严格的时代，却恰恰是青年们思想最活跃的时代。我们整天想着一些最无用的事情：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个人的存在是否合理，等等。就是这些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思考，充实了我们空洞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至少有了一种痛苦的意义。文学使得我们的思想变得可以叙述，它为它们找到了命名。所以，那时期里，凡是苦闷的青年，就是文学青年，文学青年则是苦闷的青年。文学修饰了我们的荒凉的青春。就这样，许多思想的交流我们都是从文学的交流开始的。
在乡村和乡村之间，流传着一些破烂的书本，它们传着传着就不见了踪迹，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又会有新的书本加入流传的行列。有多少重要的思想，或者说辉煌的思想，隐藏在我们这最不起眼的小土坯房里，在油灯熏黑了的土墙之间徘徊、游荡。有时候，我们三五个人约好了，去一个偏远的生产队，向那里的知青借书，胳膊下则夹着用来交换的书。我们夹着书走过土路，那情景竟没有引起农人们丝毫的注意。在他们的传统的眼光里，夹着一本书就跟扛着一杆锄，同样的天经地义，自然而然。要知道，那不是普通的农人，那是有着上千年的耕读历史的农人。
我们大大咧咧地将书夹在腋下，有一些碎页便飘落下来，有时候，一本书就是这样，越传越薄，直至没有。往往不巧的是，我们从早上走到中午，终于走到那个偏远的、没有交通工具的生产队，找到那名知青，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可是他却说，书已经借走，借去了另一个更远的生产队。没有通信工具，所有的消息都是隔夜消息。我们只能凭着两条腿，跟踪追击。还有时候，我们走那样远的路，忍着饥渴，是为了见一见某个人，和此人谈谈。因为听说他读过许多书，很有见解。在那么长距离的跋涉之后，结果总有些令人失望。或者那人外出不在，或者人倒在，可却言语平淡，水平不怎么样。我们将许多时间消耗在这种不果的奔波上，收获甚微。可是，这就是我们的文学活动。在文学的资源相当匮乏的情景之下，我们的精神却分外积极地活跃着。
就因此，当第一批招工上去的知青在县城里落下脚后，他们的所在之处，很快就成了我们碰头、交流、互通消息的地点。一些书本也汇集到此。于是，也就渐渐产生出一些知名人士。我姐姐所在的农机厂，是这个坐落在淮河沿岸的县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单位。在这时期内，分配来几名工科大学生。大学生的白净的、斯文的、架着琇琅架眼镜的面孔，出现在既荒凉又破烂的工厂里，这情景是有些伤感的。大学生们自然是不得意的，不顺遂的、苦闷的、抑郁的。环境是粗鲁的，还是落后的，阔大的车间里，寥落地安着三两部车床，车着一些简单粗陋的农机铁件，一个四级工便尽可以胜任。大学生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宿舍里度过。他们还不像知青，因为一无所有，甘于一味消沉和颓唐。多长的几岁年纪和多受的几年教育也加深了他们的修养，他们是稍加自律的。他们在自己的宿舍里看书睡觉，在自制的煤油炉上烹调家乡口味的菜肴，然后在灯下小酌。他们彼此间难免有些门户之见，多少揣着防备之心，交往相当谨慎。是这帮招工上来的知青，将他们从各自的小天地里解放了出来。知青们给农机厂带来了活跃的气氛。他们是没什么顾忌的，也没什么成见。他们从大城市上海来，带来了大城市的风气。他们又都是知识青年，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他们同样还都很苦闷，对境遇不满。他们很快就与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并且，各自都还带着一大串知青同学的关系，使得农机厂一下子拥塞了成群的知青。
农机厂是我插队后阶段的根据地，我一周或者两周就要进城一次，到农机厂的姐姐处落脚。任何时候，农机厂的宿舍里都有着进城落脚的知青。白天，姐姐他们去上班，我们便在宿舍里聊天。聊到他们下班，再一起上街、下馆子、看电影或者散步。县城里有一处分洪闸，是这个县城最为壮观的景物。它是解放初期治淮工程的产物，一座巨大的水泥建筑，顶上刻着三面红旗，闸下过着大河，万舸争流。此处是淮、浍、淙、潼、沱五条河的交汇之处，所以叫做五河。当淮河泛滥时，这道闸能起着分流截洪的关键作用。有一年，为了保蚌埠，分洪闸的闸门，拉到了最高位，致使五河全面受淹。这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站在此处，我们方能体会到这个偏僻县城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还有和时代的联系。而其他时候，我们却有着世外桃源的感觉。我们在县城仅有的两条街上徜徉，不时遇到另一伙知青，也徜徉街心。天渐渐黑了，就那几盏街灯孤魂似的。路两边的房屋都暗了灯，店铺打烊了，民舍都闭了门。只有我们这些知青，高声大气地走过去，唱着旧时的歌曲，朗读着名章名句。这座孤寂的小城，却也并不因此变得喧闹起来。
这真是一个孤寂的小城。很多年过去以后，它都没有改变它的孤寂的面目。我们大多离它而去，但也有少数，留下了，参加了它的孤寂的命运。农机厂有个大学生，上海人，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六八届生。就是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已经读到了三年级。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中间，可算是高学资的了。..他显然是个勤奋的学生，热爱自己的机械专业。即便在这个颇为初级的农机厂，他也积极地参与工艺改革，创造发明。他是一个稳重的人，性情宽厚，有兄长风度。人们便在他的姓之前，冠以“大”字，称他“大虞”。大虞他长着一副欧化的脸形，狭脸，高鼻，深目，薄唇，头发微卷，戴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照理说，他这样的长相应当深得女性的青睐，遗憾的是他身量矮小，这使他在个人问题上屡遭挫败。而他又极爱容貌美丽的女孩，总是将目光流连在县城里那几个出挑的女孩身上，不免更贻误了时机。我以为他并不是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自视太高，不自量力，而是天生喜爱美好的东西。他喜爱的女孩不仅形象妩媚，性情也都纯真，甚是美好。实是很有审美的眼光。他对他所爱的女孩终是持尊重的态度，甚至是崇拜的态度。我想，大约这也是他所以挫败的原因之一，这使他表现得无所作为。女孩子往往喜欢男性积极进取，甚至粗暴些也无妨，这可以证明她对他的吸引力。而大虞却温文尔雅，欣赏多于行动。但恋爱上的挫败并没有使大虞有所失态，他依然宽仁待人，心情平和。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可惜这种优质缺乏个性的光彩，它显得平淡无奇。理性的魅力是埋藏很深的魅力，而美丽的姑娘大都头脑简单。这种资质不容易觉察，但它却能给人以感染。我想，这就是大虞特别有人缘的道理吧。人们有了困难，总是向他求助。即便是那些被他喜欢并且追求的女孩，拒绝了他之后也不因此与他拉开距离，以避嫌疑。她们依然能坦然地与他相处，心理上并无负担。就是这样，他从来不给人施加压力，他总是温和、谦让，而没有人会因此轻视他，不把他当回事。哪怕他在恋爱上有了这些败迹，也依然不影响他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这是一种健全的人格，可惜在这一个封闭的县城里，机会有限，难有知遇。大虞最后是和县城里另一家工厂的女大学生结婚的。也是上海人，学工出身，六八届毕业。这也是大虞理性的表现，即便不能找到审美理想中的对象，那么就尊重实际，找合乎现实条件的伴侣。大虞的妻子是瘦小的，貌不惊人，身体孱弱，她一直在暗中喜欢大虞。他们在农机厂里，大虞的单身宿舍结了婚，然后大虞妻子就怀了孕。在一个大雪封门的晚上，大虞妻子提前临盆了。大虞踩着半尺高的雪去找医生，医院关着门，他又找到医生的家，医生家也关着门。于是，大虞只得回到宿舍，自己给妻子接生。孩子生下了，是个女孩，像一只猫，不会哭，一息尚存。大虞将孩子裹在棉袄里，抱在怀里，在屋里来回踱了一宿，想把孩子暖过来，哄过来。
可是，天亮时分，孩子还是死了，死在这个雪封的寂静的时刻。这就是大虞的遭遇。
其时，农机厂的知青们一个一个地都走得差不多了，关于知青后来有着许多补偿性的政策。另有一些像大虞这样分配来的大学生，也都自找门路，走得差不多了。农机厂里只剩下大虞一个上海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结果把孩子生在了这个荒凉的地方。知青们走了之后，这里可真是冷清啊！
我们在的时候，可说是黄金时代。大虞是我们的兄长，他将他的房间提供给我们的男生住，为我们打饭打菜，请我们看电影。当我们之间有了龃龉的时候，充当斡旋调解。而当我们闹起小心眼，对他心生芥蒂的时候，他则作浑然不觉，等待我们脾气过去，回复常态，再一如既往。那阵子，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在农机厂拥来拥去，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吃饭?时则挤在最前面，一买一大堆，以致后来的人都没了菜。人们都对我们侧目而视，背地里闲话也很多。可我们不管这些，老实说，我们压根儿没把这破厂放在眼里，也没把这破县城放在眼里。我们我行我素。在农机厂的知青里，有一个来自上海复旦附中。这是一个市级重点中学，地处上海东北角，学生都是住读。因是高等学府附属，深受学术风气熏陶，学生们与普通中学生气质很不一样，学养很厚的样子。这个复旦附中生是个比较母性的女生，很会照应人，集体户的男生得她照顾已成习惯，就很依恋地往农机厂跑着。有的还正式在她这里养病，吃住得十分安心。这些青年都热衷于政治和哲学，到了农村便积极进行社会调查，然后起草《中国农村现状之分析》，我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认识，就是得自他们的传播。他们的话听来半懂不懂，但这些艰涩的名词和概念，却非常有魅力。在它的字面后头隐藏的，是一种与它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更接近文学，这是一个审美范畴内的东西。它的性质到了我们中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些概念完全不再是哲学的了，它成了一个艺术的符号。它们与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语言、句式，那么不同，和现实相去甚远。这些从外来的概念生硬翻译而成的名词，在我们这里，散发出唯美的光辉。它的不同寻常的字和字的组合，由此生发的字形、音节，在我们的实用性语系之外，建立了另一套系统。它交流的是一些不明所以、模棱两可的思想。这思想，或许称不上是思想，它只是一种茫无所措、游离失所的思索的片断。它们很像是一种思考的不成形的胚胎，在寻找自己的躯壳。又像是相反，是一些躯壳，在寻找思考的实质。这是一种虚无的游戏，我们使用着空洞的美文，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能衔接得如此严密、紧凑，并且连篇累牍。这一切都带有极强的虚构的意味，也就是文学的意味。说这是一个文学的时期，还是指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包含有我们的行为都带有着虚拟的情节的含义。那不是一个实用的年头，真实的世界非常狭小，我们只能享用虚构的生活。
前面说过，阅读已经满足不了我们，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那首流传甚广的南京知青写作的《知青之歌》。其实，这首歌只是那个时期的写作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许多写作都自生自灭，随着时间自行消失了。这些写作所以没有昭示于众，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原因，因这些写作表现的是个人的情感，显然违背社会总体原则；另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自谦的心情，我们深以为是大胆造次，非常害羞，只拿此当作游戏，自己写，自己看。所以，这时的写作倒是纯粹的私人化写作，没有一点功用的目的。我们的写作深受我们的阅读影响，具体地说，就是受旧俄文学的影响。只要举一个作品为例，便可看出这点。那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写作的作品，渐渐地传开了。有时候，我们写了东西，也在私底下传看、讨论、学习。这是一篇小说，写的是一名知青，在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在粮站认识了一个压面条的老人。由于她常常去那里买机压面，便与老人熟识起来。老人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文雅的气质，谈吐间流露出他颇有来历。他单独一人住一间小土坯屋，在倾斜的河岸。他的屋里有着许多书籍，古今中外，以苏俄的小说为多。知青和老人渐渐成了忘年交，时常上门借书。就这样，她慢慢地知道了老人的身世。原来他是一个右派，被放逐到偏僻的小城。他的妻子早已离他而去，剩他孤身一人，患着晚期的结核病。有一次，知青回家过年，再来小城时，粮站里压面条的却换了个年轻人。她又寻到老人的小屋，见小屋锁着门，门前河岸上，却多了一座坟墓。这样的故事遍布旧俄时期的小说情节之中，情景气氛也是西伯利亚式的，但却与我们所处的现实契合得很自然。人物以及人物的邂逅关系贴近着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说真的，这篇小说很能反映我们那个时代，那个隐居的时代。我们可在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中，突然发现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这种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可是它却给原先纯粹的历史和社会掺进了沙子，改变了它的稳定的性质，有一些根子一样的东西就动摇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自己就是那种沙子，那个时代的隐居者。
我们穿行在县城的石子路上，县城的表情似要比乡间冷漠。它们不太关心我们，视我们于无睹，我们和它两不相干。乡间却是柔软的，它要温情得多，时常感动着我们的心。可是在乡间的柔软底下，其实是有一股韧劲，它的柔软是因为它的质地特别纯，颗粒细腻，彼此间挤压很紧。它们是更为绵密的结构。而县城则是有杂质的，它的成分比较粗粝，组织比较松散，事实上，它远不如乡间来得坚实。在它的漠不关心的底处，是兼容并蓄的空子。对于外来的因素，柔软的乡间是有足够的消化力，将其演变为可以吸收的成分，当然在这演变的过程，它自身的性质也在潜移默化。而县城则要粗略一些，它的胃口比较大，它容纳那些不完全对脾性的东西，不消化也不要紧。这就是它杂的缘故。因为它杂，它就没有乡间那种一贯如一的风范。那种一贯如一的风范是内外和谐、首尾相应、气韵通顺的景象，它有着完整的自给自足的循环系统。而县城别看它外表生硬，实质是要软弱些的，但也还行，虽有些疏松破碎，但足以支撑到底。隐居者们便嵌进了这些历史长壁的裂痕里面，他们孱弱的生存结成了裂痕里的藤蔓植物。
在我们的文学生涯里，还出现过一些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是我们生涯里的过客。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位复旦大学六六届生，究竟是在县城里的哪个单位。他为什么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他肯定就是在这个县城的某个地方，是那四十人一批的上海大学生之一。他们在同一天里从蚌埠乘船来，登上码头，然后分散在县城的各个单位。可是他又明明只露面过这么一次，从此无影无踪。他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他是那类旧式的上海人，中山装像西装一样整齐伏帖地穿在身上，袖口里露出雪白的衬衫袖子，毛料的裤缝笔直，微尖的皮鞋擦得锃亮。他也是戴琇琅架眼镜，但和大虞不同。他的眼镜更像是一种装饰，镜架也是老派的精致。他身左身右伴着我们这些邋遢的知青，走在县城的石子路上，怎么看也不像。人多少是要受环境影响的，来到这里的上海人，即便像大虞那样严格自守的，也不免要有些妥协和迁就。比如，大虞就经常穿一双高抵膝下的胶皮防水靴，是有些戏剧化，但也是内地式的戏剧，与上海的风气相去甚远。而这一位，却决不。他的步态、身姿、说话、微笑，一丝不苟，没有一点走样。我不记得他是否说过普通话，想来这是不得不说的，要不，他怎么生活呢？而他的上海话则使我印象深刻，那是最最标准的上海话。如我们这一辈的上海人，有许多字词，都不会发音了。这时候的上海话，已吸收了相当多的北京语的字词，尤其是务虚方面的。当要表达思想、感情、观点、概念时，我们不得不以北京话来代替。而他不，他坚持用纯粹的上海话来进行，并且贯彻到底。而且，他将上海话说得那么温文尔雅，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开埠不到一百年的上海是个粗鲁的地方，上海话难免是有些俚俗气，还有些江湖气。可他，改变了这种语言的面目。这种上海人，大都集中在上海的西区，世家出身，西学教育，再加欧风陶冶。但也可能只是普通职员家庭出身，是耳濡目染、精心学习的结果。这就是海派，是十里洋场的上海的正传。现在，他来到了这个县城，来到我们中间。
他所以找到我们农机厂来，是事出有因。农机厂的这伙人，在县城里相当出名。在我们的周围，渐渐围拢了一些别的单位的知青和大学生，就像我们的外围。其中有窑厂的、手管局的、中学的、小学的，还有文工团的。他找我们，就为了与县城文工团的上海知青接上头，因为他要介绍一个上海待业青年来投考文工团。他就是这样来到了我们农机厂。不知是为了与我们笼络关系，还是真对我们有好感，那几天，他与我们混得很熟。他先是听我们谈，接着就加入了讨论。他一旦发言，我们便全噤了声。我们显然不是同他一个量级的，在他面前，我们都成了小学生，只有听的份，没有说的份。过后回想，其实他是很技巧的。他巧妙地把谈话引开，引入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正是他的强项，而我们都是弱智。这是个什么领域呢？就是杂闻博见。他谈三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五十年代的苏联戏剧，还有上海的文坛旧事。他不瘟不火，不紧不慢地说着这些，在我们听来都像是海外传奇。我们是连提问的准备都没有的，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而他却渐渐地惜字如金，越说越少，在博得我们的崇拜之后，他就不再说什么了。其时，他的沉默都是有含义的，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思考。他坐在农机厂宿舍的床沿，用我们的搪瓷盆吃着农机厂的饭菜。可他从容镇静，仪态一点不打折扣，上海的风范也不打折扣。这真是一个奇迹，可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
他也带来了那个从上海来考文工团的待业青年，到我们这里做客。事前，他已经与我们谈了这女生的身世。这女生是因身体原因而被划入“待分配”一档的。“待分配”就是免去下乡，留在上海，暂缓分配的意思，是上海的毕业生求之不得的。可这女生却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她母亲早逝，同继母一起生活，继母自然是嫌弃她的，所以她就希望能早有工作，自食其力。她自小就有艺术天赋，尤其表现在戏剧方面，无奈出身是资产阶级，几次报考文艺团体都落榜。这一回，她降低标准，决定到县一级的文工团试试运气。她报考的是导演这一行。听起来就像是个灰姑娘的故事，我们都很向往和她会面。可她的形象却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她老练、大方，还有些傲慢。她长得也很一般，两边耳畔各长有一个绿豆大的肉疙瘩，看上去就不怎么面善。可是，崇拜遮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将她尊为上宾，卑微得不敢向她提问，也是她说什么，我们听什么。那天上午她已经去过文工团的考场，她说她做了一个“小品”。我们甚至不敢问一问“小品”是什么。看得出她对我们没什么兴趣，主要与她的朋友，那位上海人谈话。他们互相都很懂得的，说着戏剧上的典故术语，我们完全插不进嘴去。下午她就搭长途车离开了县城，考文工团的事情并无下文，而那上海人从此也不再露面。印象中，他的退场也是彬彬有礼的，微笑着，微弯腰，点着头，退下了。
想起来，那四十个上海大学生登上码头，似乎平静得有些奇怪。这四十个年轻男女，携带着样式摩登的行李，那可不比我们知青，都是凭上山下乡证明购买的式样单一简陋的箱笼。他们是要色彩丰富的，带着各自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的背景。并且，他们已经是有了职业的人，拿着一份不菲的薪俸。是那时代的有产者。他们下了码头，走过坡岸，集中在县委招待所里。他们闹嚷嚷的上海话，讥讽着这个县城里的所有一切。他们照着上海人的习惯，在县城的街道上漫步，竟也没有更多地惊动这个封闭已久的县城。他们一两日以后就纷纷离开了招待所，去了各自的工作单位。这样就更难见其踪迹了。你想象不到，这个结构简单、人口不多、建筑单调乏味的县城，竟有着这样多而隐秘的空间，四十名大学生一下子销声匿迹，生活照常进行。可是，改变还是发生了，它是在最不相干的地方发生。什么地方？就是物价。
鱼和虾的价格上升了，最令人注目的是螃蟹。县城人从来不吃螃蟹，而上海人视为珍物。于是从一斤五分，逐步一角，二角，最终五角。上海大学生雄壮的购买力和古怪的食欲，重新调整了县城的物价和经济。火油的销售也大大提高。上海人精巧的火油炉抵得上整个单位食堂的工作量，他们可在上面做出正宗的法国菜、铁排鸡、葡国鸡、红烩大虾、奶油蛤蜊。这些奇异的香味飘荡在县城的犄角旮旯里，混进了几百年不变的柴米烟火气中。
要是你见过河边拉水的车，你就会伤感。它是那样古老的营生。生了水锈的铁皮桶盛满了淮河水，在平车上晃荡。拉车人弯下了腰，车轱辘碾过河滩的碎石子，上了堤坝。水从桶口悠了出来，在车下延出长长的水迹。远远望过去，这里那里都是拉水的车。县城的地下水矿物质太高，俗话说就是水硬，洗衣服不下灰，烧饭米不烂，吃在嘴里，发咸发涩。因此，日常生计就靠了淮河水。县城没有自来水，有句儿歌是：五河五条河，吃水要人驮。本地话，“河”是念成“活”，这样就押了韵。这种营生啊！是这县城的活化石，给这县城的历史打上了印记。那码头上叮叮当当的下锚和起锚的声音，敲着历史的铜墙铁壁，激起悠然的回声。码头上走来走去的水手，穿着齐膝的胶皮防水靴，大虞穿的就是这种。码头下的石柱子，长着绿森森的苔藓，还有寄生的贝类。这县城有着它自己的气味，就是酒糟的气味。这也是活化石。大路是不必说了，各条巷道里，都铺着金黄色的酒糟，空气里充满了酸甜的、热烘烘的发酵味。这气味也有年头了，否则怎么能发出这样浓厚的、强烈的酵气，酸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你还没摸着头脑，就一下子被这老八股的糟味罩住了。这样，你就算进了城，进了这个荒凉的繁荣县城，开始了你的隐居的时代。
五河县中有许多怪人，这些怪人的集中，使得这个县城中学有了才情。因要容纳这许多特异的性格与经历，它不得不开放了思想，于是就变得自由了。不要以为在那个政治生活一体化的时代是谈不上自由的，即便谈自由，也是可笑的、将就的。其实，那种大一统的社会，往往是疏漏的，在一些小小的局部与细部，大有缝隙所在，那里面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当世界上只通行着一种意志的时候，空间其实是辽阔的，这里那里，会遍生出种种意愿。当然，它们是暗藏的，暗藏在那个大意志的主宰的背阴处。它们不是书写历史的，它们书写的只是些随风而逝的私人生活。可它们真的很活跃，不怕人不信，事情就是这样。五河县中就是证明。
五河县中的校舍是很大的，几乎比得上上海的一所大专。因都是阔大的平房，每一排房屋之间的间距也都宽阔，看上去平展展的，甚是开阔。前边是教学区，后边是教师住宅院，中间是学生宿舍。县中一半以上是乡间镇上的学生，他们大多住校。镇上的学生用粮票及钱领饭票，乡里的，则从家里带细粮来交到灶上，换取饭票。在我们乡间，供一个孩子读县中，须将全家全年的细粮集中起来，还要欠些。所以学生们大都有个干粮袋，装着豆面、秫面、芋干面的馍，充实口粮。尽管是这样艰难，乡间也还是积极供孩子上学，能上县中是一件荣耀的大事。这是有着上千年耕读传统的乡间，在路上，遇姊妹尊称“大姐”，男孩子的尊称是“学生”。也因此，这里尊师成风，真的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五河县中的怪僻性格，也是在此纵容下，才得以发展的。这有些魏晋风的，时代也有些像，却是尊师重教的民情，熏出来的名士风气。现在想来也有些吃惊，这些生活在偏僻庄落里的孩子，何以能面对了这些怪脾性，不惊不怪，从容处之。其实，骨子里都是有教化的，性情深厚，一点不轻浮，特别有肚量。在校舍间，规规矩矩走着的都是学生，那疯疯癫癫、歪歪斜斜的，却是先生。在礼仪和做人上，学生是老师的老师。
五河县中的老师，来路很杂。倘若到人事科去看档案，就会发现每一个的历史都很复杂，来到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罪贬的性质。而他们之间，却有着默契，从不互问来历。他们都是独往独来的，自己在自己的屋里，头上各有一片天，各有各的社交圈子，互相也不参与。时间长了，难免会露一些端倪，也不要紧，谁也不干谁的事，依然我行我素。所以，五河县中表面看上去散得很，见面如同路人，但内里其实团得很紧，有着牢不可破的一致性，有些滴水不漏的。它和农机厂的自由不同。农机厂的自由是无产阶级式的，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的意思，带着点破坏性，风格比较粗鲁。这里却是有着些家底，带着些享乐主义，难免是沾点颓废的边，但还是被人生抓得很牢，不愿放弃。这两种都含有些尖锐的东西，前种宣泄得比较厉害，因此便所剩无几，反而调和了。后种表现得很温和，比较节制，结果是在继续培养和生长。这也是因为后种的尖锐要更加深刻，源远流长。也许是这两种之间掩藏着我们所不觉察的前后继承的关系吧，我们农机厂的圈子渐渐倾向、转移到五河县中，知青的桥梁作用也为上海来的大学生所代替。
我们这两个地方开始走动起来，并且热情渐高。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一名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六七届毕业生，这学校和这专业都令我们瞠目结舌。在我们这些乱世少年心目中，那是不复回返的光荣与梦想。时代已经荒芜到头了，再不能有什么耀眼的辉煌。他在我们眼里，是前朝遗民，带着盛世的余晖。而且，他不止是一名新闻系的学生，他还是一名反动学生。他所以分配到这个贫瘠的县城，就是因为他的反动学生的身份。这就更加不同寻常了。在这种偏僻的所在，许多概念都会变得模糊和隔离。“反动”这两个字就是这样，它非但不使我们提高警惕，反使我们激动起来。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抽去了具体的性质，剩下的只是一些审美性的含义。比如“受难”，比如“受罚”，还比如“叛逆”“叛道”。好了，这足够刺激我们的好奇和虚荣了。我们缠住了他，一有机会就到他的房间，守着他，眼巴巴地望着他，等待他吐出骇世惊人之语。可是，一切竟很平淡，他说的尽是一些你我他都知道的内容。而且，他一点不比我们更激进，也不比我们更有热情。他甚至有些市侩的习气：吝啬，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他是较为敦实的矮个子，梳偏分头，脸部的轮廓不是不鲜明，而是有些多肉，就变得浑圆了。他说话有时会带出几句切口，明眼人就可看出他是生活在上海这城市，大墙背后的夹弄里的小市民堆里。他还有些不良的生活习性，比如他一身上下笔挺，皮鞋锃亮，可是与人合住的宿舍却可以不扫地、不铺床、不洗碗。这不是落拓，而是邋遢和懒惰。尽管我们承认，这些都不要紧，都是他的个性和特质，可是这些特质说实在是有点叫人倒胃口。然而这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地认识他，我们其实并不十分知道，我们遇到的，究竟是谁。
后来，我们回上海探亲，与人谈起了他，那人几乎是惊呼了起来，说道，原来他在你们那里！就好像是我们将他藏匿了起来。那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驱、红卫兵的一员，所有的革命的起落跌宕在他胸中都有一本账。那人告诉我们，当年在文化广场召开过他的专场批斗大会，斗大的字写了一条街的围墙，写着，打倒反动学生某某某。某某某就是他的名字。这名字可是振聋发聩的。那人怀恋地谈起他的政治主张和理论原则，以及他所组织的盛大的行动。革命真的是狂欢节，而他是狂欢节的首领，坐在众人拥戴的宝座上。那人遥想过当年，便急于倾听他目前的情况，还有，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很惭愧我们一点也说不上来什么。他的表现极一般，没有什么是值得加以描绘和渲染的。这完全可能是我们缺乏洞察力的缘故，我们没有觉察，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什么样的历史性的人和事。不过，还有的是时间，我们还可以继续和他在一起，这是历史赐予的良机。那人失望过后，又继续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他的道听途说。他出身于一个工人世家，可尽管如此，也没有减轻对他的处罚。他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就销声匿迹，却原来是到了我们那里。那人又一次这样说道。甚至，就连他的家人都没能幸免受他株连。他的弟弟，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说来也奇怪，这个三代工人的家庭里，尽出高材生，孩子们大都学业出众。他的弟弟本已经参军入伍，连军装都穿上了，编进了新兵连，却因他哥哥事发，脱下了军装，去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插队落户。
就这样，我们带着新的认识和崇敬再回到他身边。可是情形依旧，没有变化，没有新的升华发生。由于日渐稔熟，他益发显得平常，以至庸俗。他和他的同屋常生龃龉，都是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通常是发生于女人间的。比如，将吃剩的鸡骨鱼刺扫到同屋的床下，用了同屋打来的开水，湿衣服挂在了对方的箱子上，蚊香燃着了人家的床单，等等。这些事倘若在关系好的时候，至多只能算是恶作剧，大可忽略不计。可当关系有了裂缝，彼此生出成见了，性质便不同了，就变得比较严重了。平心而论，他虽是历史的风云人物，可在日常生活中，实在乏善可陈。他有一种上海人称作“精刮”的作派，就是出不敷入。只占便宜，不肯吃亏。其实呢，亏都不是大亏，便宜也就是小便宜，算大账是划不来的，但小账上确实有盈利。眼光是短浅的。这就叫“精刮”，大大有损于他的形象。所谓“风云人物”毕竟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具体的是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学校奉上级旨意，将有政治问题的人集中起来，脱产办班，学习改造，历史的严峻性才又回来了一些。人们重又恢复了对他的热忱，从中体验到激昂的感情，连他的同屋也放下芥蒂，对他说，你全力以赴去对付学习班，你的营养问题由我负责。从此，杀鸡宰羊，日烹夜调。然而，学习班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严酷。学校显见得是走过场的，念念文件，训训话，每个人谈谈思想，仅此而已。气氛相当宽松。回到宿舍，又有美味给养，大饱口福。这样过了几天，形势就淡了下来，提供营养的那一位积极性也感受挫，便懈怠了，他倒反有些不满。那一位想，又不是我该你的，情形竟比先前更紧张了一些。好在，学习班也到头了，各回各的班里继续上课，一切恢复原状，总算没有酿成新的事端。
他的同屋也是那一日登上县城码头的，四十个中的一个，是师范学院体育系七〇届毕业生。学历、专业、经历的传奇性，都比不上他，但这一个却具有着个性的色彩。他是上海街头真正称得上时髦的人物，是骨子里头的时髦。他的发型是板刷式的，平平地推过去。他总是赤脚穿一双夹趾拖鞋，这个装束和那个“哲学奇才”相同，但效果有所区别。“哲学奇才”是名士派的，这一个则是嬉皮风的。他的裤腿一高一低地挽着，脖子上挂着一把吉他，是西班牙式弹奏法，然后，很讽刺地弹奏《东方红》，将其时的国歌弹得很是颓废。他出身在一个私产者家庭，一九四九年以后家道中落，从原先的花园洋房迁入嘈杂长弄里的一幢弄堂房子。每天放学回家，他从后门走进潮湿阴暗的底层客堂，后阴沟涨溢的污水气味一直漫进房间。母亲在二楼卧室开着无线电，唱的是京剧。成年后，他一听到京剧，就感受到一股没落的气息。他是在新政权的阴影中生长起来的一类人，心底是压抑的，对社会也是游离在外的，抱着漠然的态度。他虽然没有成为“反动学生”，其实是比那一位更具阶级异己的性质。那一位是处在政治社会的中心，成为对立面仅仅是历史的误会。这一个则是真正的边缘人，他所以没有沉沦到底，那是出于享乐的天性。他爱玩，游泳，唱歌，船模，排球，等等。他对生活还是有兴趣的，在这个沉闷的县城里，他都因地制宜地找到了快乐，那就是钓鱼。他扛着鱼竿去钓鱼的样子，真是很迷人。他对生活的认识是感性和具体的，注重细节，这使得他对政权的不满，不会概括归纳为抽象的理论，从而招致危险。这种不满，在他竟然表现得很有人情，那就是，他对所有的失意的人施以强烈的同情和关怀，尽管有一些失意并不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他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容忍了他那位同屋的恶习，而终于相安无事。在五河县中，受他庇护的，还有一个老教师。老教师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官，现在学校教数学。他至今保持着黄埔军校严格规范的操行传统，衣着特别整齐，从不见他敞领捋袖的。在最炎热的夏天，他走进课堂也是穿着中山装外套，领下的衣扣，扣得严严的。他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绝对一丝不苟，有一个字说错了，也要纠正重来。他早年丧偶，自后没有再娶。天好时，他将被褥箱笼搬出门外，支一张凉床晒霉气。在他的箱子里，有一个绣花绷，显然是他亡妻的遗物。体育系七〇届生看了，很受感动，便暗下决心，要负起保护他的责任。他年老体衰，但独居一室。五河县中校舍很大，宿舍间距较远，又是在县城边缘，靠近农田。体育系生想搬过去，与他同住。可老黄埔生独处惯了，并不欢迎有人进驻。体育系生很能理解，以为这是一种高尚的习性，不像他那位复旦的同屋，全是低级习性，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他人。可是他又不放心老黄埔生一人独住一室，考虑良久，就交给他一个叫操的哨子，嘱他若遇到紧急情况，就吹这哨子，他将闻声赶到。老黄埔生也受了感动，他对这上海小伙子生出些喜欢，可长期的单身生活，已经使他很难与人深交。倒不是有什么防范心，而是不习惯。但体育系生则以为已经足够了解他，并且也取得了他的了解，不是有句话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吗？有一天晚上，他提着酒，端着新烧的菜，到老黄埔生屋里，两人开怀畅饮。喝到深处，老黄埔生红了脸，眼睛里也有了水光，有些倾心相告的意思，结果还是什么也不说。不过，对这样的晚宴，他终究表示出了兴趣。这样，他们这一老一少，就成了莫逆之交。虽然，彼此相知甚少。即便是喝酒喝出了眼泪的这一刹那，心和心还是隔得很远的。
老黄埔生像影子一样生活在这县城中学里，他严己律行，留给人们的依然是单薄的印象。他倒是颇有些相似前面说过的，我们中间的一个，所写作的“小说”，那个压面条的老人。只是后半截与知青深交的情节不像，那是来自我们年轻和温馨的想象。我们良善地期望去打开一扇扇紧闭的心扉，好安慰寂寞的心。我们并不知道，真正的孤独是不留一线缝隙的，他们将孤独坚持到底，永远居住在黑暗的影地里，这就叫隐居。在这个偏僻的县城里，居住着多少影子，我们知道的只是万分之一。它们隐入隐居地的夜晚之间，当太阳出来，天地大明，就已改换了声色。那小说里所写的，最后留下的坟墓，更是天真的文艺气、教条的浪漫主义。事实上，什么坟墓也没有，隐居是不留纪念碑的。
年轻的体育系生后来有了恋人。时间进入了一个阶段，县城里的外地青年突然开始了恋爱。就是这么些人头，际遇都是有限的。倘有一对发生变故，就可能推翻全局，打散所有的组合。这样的调整甚是波动，要大大地乱上一阵才可达到新的平衡。这些外来者的恋爱使县城的空气活跃起来，城外的田野小径上，留下了年轻而开放的恋人们的身影。这情景是带有戏剧性的，人们像看电影似的看着，怀着嘲讽和羡慕。在所有的恋爱画面中，体育系生和他的女友，无疑是出众的一幅。他的女友就是农机厂那一拨里的，压面条老人的小说就是出自她手。他们各自都拥有着追求者，但当他们真正结对的时候，各自的追求者便都识时务地退出了，不再作徒劳努力。他俩走在城郊的田地里，照县城人的话，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就此，也可看出，人们对他们的恋爱抱着的审美的态度。这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欣赏的，也是爱护的。没有人想要去破坏它。至多是，有调皮的好奇的孩子，要去撩拨一下。这有些类似现在的追星，就是说，看看电影上的人物，真相究竟如何。有一回，学校英语老师生病，教务处让体育系生去代课。这堂课是教名词，体育系生教得很生动，不仅讲了大纲上的那些，还增添了许多别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胜。告诉道，这在英语里怎么说，那在英语里又怎么说，课堂气氛也相当活泼。忽然，有一学生举手提问，某某某，英语应当怎么说？这某某某，就是农机厂的，他的女友。这问题提得相当俏皮，而且大胆，具有挑衅性。体育系生愣了有那么几秒钟，然后大步上前，揪住那学生的衣领，怒斥道，你这个流氓学生，滚出去！说着，就把他拎了出来，推到门外。这一幕发生得那么突兀，还那么出格，可是没关系，课继续上下去，并没有受什么影响。事后也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人来告他体罚学生。这地方就是这样尊师重道。
在他的班级里，有一个特殊的学生。这个学生要比其他孩子年长几岁，已接近青年，加上他身材高大，体格成熟，看起来又要比实际年龄年长。他是一名中央高级干部的孩子，在上层派系斗争中，被贬罚，全家下放到此乡间。两个姐姐按知青下放政策在农村劳动，他则到县城中学继续求学。其实他已过了读中学的年龄，这年大约是十八足岁吧。他也不时常来校学习，而是四处游荡，并没有什么目的地，走到哪算哪。有一回，在轮船上遇我和姐姐去蚌埠办事，他便也随我们去到蚌埠，在我们蚌埠的朋友家住下。这实在相当冒昧，好在他有着许多中央上层的内幕新闻，又很会聊，吸引了人家的兴趣，也就接纳了他。他很有些没落的世家子弟的习气，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心里还是瞧不起人家的。虽然是一无所有，却也什么都不在他眼里，对什么都没有敬畏之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就是凭着这样的赖皮式的信心，四处游荡。当他认识了体育系生在农机厂的那位女友后，就开始接二连三地上门，坐在人家的宿舍里，吃饭时也不走。他说小是个大男孩，说大也可算是个青年了，个子又大，在宿舍里一占就占去一大块，十分惹眼，不免会引起非议。终于，在一堂体育课上，体育系生在全场列队前面，将他训斥了一通。体育系生斥道，你搞搞清楚，你是多大的一点人，轮得上你吗？等等。他再是高干的孩子，再是纨绔，终究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年，处在男孩和男人之间的年龄，特别渴望长成一个真正的男人，因此不免会因自己的不成熟而自卑。体育系生的话无疑是指到了他的痛处，他红了脸，梗着脖子，却说不出一句话。体育系生还不放过他，又将他搡了一把，警告道，再看见你去农机厂，决不饶你！从此，他便从农机厂绝迹，进而从县城绝迹，也不再上学了。
这样的师生对峙的场面，在五河县中也没引起什么轰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很多怪人怪事在这里上演，这只是其中的一幕。这里不仅师承了严肃端正的儒风，也师承了放荡不羁的老庄，有着这些准备，什么样的乖戾都可容忍了。但这乖戾，是必以知识作前提的。那个时代确实扼杀知识，许多文化的传统被灭绝掉了，成了文化的荒漠时期。可是，在我们县城这样的地理的夹缝里，倒正好相反，被排斥逐杀的文化和知识，退居到了这里，比平时更加聚集起来，变得突出和鲜明。要说，正是这种夹缝样的地方，才是藏精蓄锐的地方。它们有着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是这种固定不变，保护了我们人类积攒了很多时间的优良的素质和训练，使其不至流失，得以传继。你要是走过淮河，乘着轮渡，轮渡扯着呜呜咽咽的汽笛，缓慢地行驶着，那缓缓退去的两岸，和两岸间的笛声，就有些像这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拉水车在河滩上，淋淋沥沥的车辙，也有些像。
在五河县中后排的家属院里，还住着一个右派。他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生，在上学期间戴上了右派帽子，被下放到安徽劳动。在农场里结识了安徽省医学院的女大学生，女大学生义无反顾地跟定了他，毕业分配放弃了留省城合肥的机会，跟着结束劳动的右派的他，来到了这个县城。右派在学校里教英语，右派妻子在县医院当大夫。这位妻子出身于诗书礼仪之家，从小生长在合肥。自从跟上了右派，便学会了一身市井泼妇的本领。当人家欺负右派时，她便挺身而出，可堵着门骂半天，骂得人不敢出门。其实人家欺负右派，倒不只因为他是右派的缘故，他本是一个软弱的人，命运又不济，不免就畏畏缩缩的，凡事都退让在先，别人自然就要进了。现在知道他老婆厉害，就不敢再冒犯，两头算扯平了。但这也并没使她就此恢复闺秀和知识分子的清高作派，?生活依然是艰难的。她接受的不仅是一个右派，还是一个处在贫困线上的家庭。右派是上海人中“江北人”的那一类，生活在棚户区中，干着这城市里最苦最累最下贱的营生。他们大约是三代人才供出一个大学生，不想折戟在右派这回事情上。但他并不能够因此推卸掉作为长子长孙的养家的重任，他每月的工资，要供应祖父祖母生活、弟妹读书，还有多病的母亲的药钱。于是，右派的妻子不得不锱铢必较，为一分钱，和菜贩肉摊争得不可开交。她的一儿一女也像乡里孩子一样，上学时带着一个搂草的竹耙，一路走一路耙，将路上的碎枝末秸，搂回家烧锅。有人笑话孩子，她就又冲到人家里去骂，骂得人不敢吱声。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使她丧失乐观的天性，她依然笑口常开，快快乐乐地打发着艰难的时日。她很有幽默感，即便是叙述自家的窘境，也是带着快乐的风趣的口吻。贫困也没有妨碍她赤诚待人，她依然很好客，总是拿出最好的待客。贫困其实是比政治上的落难更压榨人，使人丧失自尊。而她将外表磨得粗糙了，就像是有了保护层，她始终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完善，不受侵蚀。只有贫困生活养成的极端节俭的习性，伴随了她，直到境遇彻底改善以后。这就不免要出很多洋相，她自嘲地说给人听，一边说一边笑，直笑出了眼泪。
改革开放之后，右派摘了帽子，得到改正。他的一九四九年跑去台湾的老兵叔父，也联络到了他们。然后，这一年的夏季，就到沪探亲。这年的夏天，上海特别炎热，好像掉进了火炉。他们一家特意赶来上海看望从未见面的叔父，叔父请他们在他住宿的宾馆里吃饭，接着他们就要回请。宾馆这一顿并没有给右派妻子留下什么好印象，只觉得繁琐的杯盘碗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她说，正吃得好好的，忽然却要换碟子。殷勤的服务也使她不安，小姐蜡烛似的戳在身后看着，吃饭怎么吃得下去？不菲的价格更令她触目心惊，深感造孽。于是，她决心回请的这一顿，在自己家中进行。她从前三天就开始置办酒席，买了三只鸡、一条猪腿、一木盆鱼。那时，家中也还没有冰箱，东西有一大半变质了。到了那一日，天气热得可怕，叔父与他的同伴，乘着出租车，百折千回地在陋巷深处，找到了他们家，然后走进火烤似的水泥屋顶的平房，坐在条凳上，面前一大片热气腾腾的鸡鸭鱼肉，几乎摆到桌沿上来，倒是一点不掺水的，实实在在。可炎热败坏了人的胃口，又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流汗流得几乎虚脱，最终也没能动了三五筷，便打道回府，匆匆结束了这餐宴席。
后来，他们全家离开了五河县城，溯流而上，到了长江边上的芜湖城，在那里一所大专院校供职，此后杳无音讯。以上说的那些人后来大都离开了这个偏僻的县城，去到各大城市，可是他们依然带着隐居的影地，走哪，带哪。他们的历史明暗相间，隔成一段一段的，他们全都默默无闻。
在我后来居住过的苏北城市徐州，根据传闻，我们在夜晚穿街走巷，来到一座大杂院的背后。那里有一扇朝北的窗户，糊着旧报纸。由于大杂院坐落在台基上，那扇窗就离地面很远。大青石的墙壁陡立着，墙面很光滑，没有可攀附的，好让我们爬上去，接近那窗口。我们只能伏在窗下，耳朵贴在墙缝，等待着。人们说，夜深的时候，窗户里会有留声机的声音，放的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们去了几次，也没有听见过一回。我们就贴着那堵高墙，守至夜半。窗户里非常寂静，耳边只有风声。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听过贝多芬的音乐，也不知何为《第五交响曲》，可我们就那样虔诚地等待着。我们完全相信，在这条莫名的巷子里，有可能潜伏着莱茵河畔的那位巨人。
一稿：1998年6月2日二稿：1998年6月22日
人人之间
一
脚踏车叮铃叮铃地在弄堂里穿进穿出。这是一条两头通的弄堂，所以便被人当作一条马路来用了。弄堂里面是正正气气的新式里弄房子，弄堂口却是一片自家搭的矮屋，没有煤气，噼里啪啦地在生煤炉，烟雾腾腾。他坐在一只冒着黑烟的炉子前吃生煎馒头。是这样的吃法——先把皮吃掉。留下肉馅。几团肉馅集中在偌大的碗底里，小得可怜。然后他一口一个地吃肉馅。
“前世没有吃过肉吗？”爷爷骂道。爷爷在吃一大碗泡饭。
他呱哒呱哒地嚼着肉馅。
“这小人吃东西像猪吃食，呱哒呱哒。”对过阿婆说。
她在生煤炉，一把破扇子扇出一蓬一蓬的黑烟。
“我没有少给他肉吃，是饿死鬼投胎啊！赤佬！”爷爷实在气不过，扬起筷子在他后脑勺上“啪”地敲了一记。
他一缩脖子，“呱哒呱哒”嚼得更响了。
“操他的。生煎馒头的肉馅越做越小了，眼屎大的一点点。”爷爷从孙子的大碗里挟起一个肉馅，又狠狠地丢下。
一个女人骑着辆小轮盘脚踏车从弄堂里穿出来，冲过了烟雾。他对着她的背影，“噗”地吐了一口唾沫，正好射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他有这样的本事，吐唾沫吐得很远，而且很准。
肉馅飞快地消失了。他站起身，把书包顶在头上，跑了。跑得太快，一脚踏在对门阿婆脚上，阿婆急叫起来：“死小鬼，眼睛瞎掉了！”
爷爷跟着骂：“赤佬，你作死！”
他老早跑得看不见了。他的学堂，就在这条马路的转弯角上，近得很。下课十分钟，他常常奔回来，捏团冷饭吃吃。
他头上顶着书包，嘴巴里“突突突”地一股劲儿往前冲。踩掉一个人的鞋子，撞倒一个小人，自己绊了一跤，爬起来，揉揉膝盖再往前跑。跑进学校大门，被两个同学拦住了，向他讨手绢检查。他摸出一块绢头，墨墨黑，倒是叠得方方正正。两个值日生犹豫了一下，还是让他进去了，这确实是块绢头，说它不是绢头是不对的。
突破封锁线，继续往前冲。“噔”的一下，又撞着了谁。那人踉跄了几步，没倒下。旁边一片叫喊声：
“王强新撞张老师，王强新撞老师！”
他站住了脚。
张老师惊魂未定地回过头，看看他，笑笑说：“不要紧，不要紧，他不是存心的。”
听了这句话，便像得着了赦令，他又往前跑了。
“王强新要讲‘对不起’！快点讲‘对不起’！”身后一片叫声。
张老师立立定，扶了扶眼镜，又整理了一下手里的簿子，然后再继续走他的路。
“张老师早！”两个女同学向他问候。
“早，早。”他回答得终有些惶惑。
“张老师早！”
“早，早！”
他一路点着头到了办公室。铃响了，院子里一片大乱，脚步沓沓沓的，然后便静了。他轻轻吐了一口气，从包里拿出个粮店里买来的没有包装的面包，倒杯开水吃起来。他的课在第二堂。
“吃早饭啊！”同事问。
“哎，哎！”他赶紧咽下一口面包，回答。
“这么艰苦？”另一个同事问。
“哎，哎！”面包来不及咽下，回答得模模糊糊。
“早上还是吃泡饭适意啊！”又一个同事说。
“哎，哎。”他干脆不吃了，把那另外半个用纸头包起来，放回包里去。
太阳照耀着平整整的操场。体育老师用白粉划线，场地上的白线和他运动服上的白线在阳光下闪烁着。一只麻雀一跳一跳地走。哪个教室里传来孩子们齐声念书的声音，拖腔拖调，念得烂熟。
二
铃响了。喧声大作。从每个教室里涌出来，汇合在操场上，然后一起涌出校门。
他捧着簿子和粉笔盒回到办公室，四（4）班班主任陶老师已在训斥王强新：
“你站在这里，好好想想今天在课堂上的行为。”然后便拿了碗筷上食堂了。留下王强新在办公桌前，一会儿用左脚站站，一会儿用右脚站站。搔着痒，背过手从衣服下面伸上去搔，举起手从衣领上伸下去搔。一时间作出千姿百态。
张老师拉开抽屉拿了碗，从王强新身边走过去，只听他肚子里“咕噜噜”地一阵响。张老师站住了脚，低头问：
“肚皮饿吗？”
王强新不响，只朝他笑笑。
“上课又吵了？”
他笑而不语，羞愧似的低下了头。
“你不能不吵吗？”
他为难似的依然笑，动来动去，动个不停。
张老师走回去，从包里拿出那半个面包递给王强新。
王强新看看面包，不敢接，但又终于接了。接过来便大口吃了起来，嚼得“啪哒，啪哒”响，一边警惕地东张西望。
一个老头，瘦得干了，驼背。肩膀不得已地往前去，两只胳膊则不甘心地往后跷起，那姿态颇像广播体操中的一节——全身运动。直直地走了进来。
“小赤佬又关夜学了！”
“您是王强新的家长吧。”他猜出来了。
“小赤佬又闯祸了？”
“你自己说，王强新。”他对王强新说。
“上语文课，做小动作，讲闲话。”他嗫嚅着，嘴巴上一圈面包屑，缩起头颈，等着挨打。
“操他的。”老头果然劈头给了他一巴掌。
张老师吓了一跳，拉住老头的手，不料想老头比他有劲，把他的手拖起来了，共同向孩子的脑袋上劈去。
“不行，不行，您老可不能这样对他。”
老头打了几下，出了气，然后对张老师说：“好，我打也打过了，老师放他回去吃饭吧！”
他为难起来，这实在不是他能做主的事。他后悔自己不早点走开，走个清静。
“老师，以后他要再吵，你们打好了。打死掉才好，我不怪你们。”
“哪能可以呢？还是讲道理好啊！”
“那么，我带小赤佬走了，你们老师也忙得很。”
“你们走吧。”他唯有这样说了。
老头拖着孙子走了。他拿起碗筷走出教室，在食堂门口遇到陶老师。走已经走过去了，他想想还是折回头，告诉了陶老师：
“王强新给他家长领回去了。”
“回去了？”她睁大了近视眼镜后边鼓鼓的眼睛。
“回去了。”他自觉有错地低下了头。
“你准他回去的？”
“他家长来……”
“我正有话和他家长说呢！”
“我……”
“好，好，你做好人。你唱红面孔，我也不高兴唱白面孔。以后这个人我不管了，你管好了。”陶老师气呼呼地走了。
“哎……”他实在懊恼，一跺脚走出食堂，饭也不想吃了。
王强新这会儿正在狼吞虎咽，爷爷躺在一张竹榻上晒太阳，已经迷迷糊糊了。对门阿婆在洗一脚盆衣裳，抬头正好看到他在吃饭，“呱哒呱哒”嚼得山响。
“这小人吃相这么难看噢？”她对隔壁毛妹说，毛妹坐在小矮凳上织毛线。
“这小人一只面孔也难看。耳朵这么薄，眉毛倒挂，嘴角也倒挂，像在哭。”毛妹说。
“是的呀。这小人一养出来就是哭，哭，一刻不停地哭，他娘就是被他哭死的。奇怪的是，他娘死了以后，他再不哭了。”
“他阿爷打猪猡样的打都打不哭。”
王强新吃饱了，放下碗，掀开锅盖看看，顺手挖了块锅巴在嘴里嚼嚼。
三
脚踏车叮叮铃铃，一排去，一排来。汽车嘀嘀吧吧，一路来，一路去。
张老师提了一副大饼油条，奔到车站，正?好挤进一部车子。门关上了，夹住了他的衣服后襟。
“同志，衣裳夹住了。”他说。
“上车请买票，月票请出示。”售票员在麦克风里喊的声音盖住了他的声音。他不响了，反正夹住的不是肉。
“同志，你不下车和我调一调好吗？”一个女同志挤在他面前，对他说。
他试图向前动一动，动不了，衣服夹牢了。他抱歉地说：“到了站我先下去让你。”
女同志在他的上一格踏脚，他的面孔正好对着她的一截脖子，白白的。衣领敞得很开，里面是兔羊毛衫，毛茸茸的圆领里，隐藏着一条黄灿灿的金项链。他有些心跳，转过脸去，不去看它。
车厢里忽然骚动起来，有人掉了钱包，就在车上掉的。
“谁拿了赶快掼出来，自觉点。”售票员叫，“不掼出来，就开到派出所里去了。”
“快点掼出来！快点掼出来！上班要迟到了。”大家纷纷叫着。
“大家在地板上寻寻看，有没有皮夹子掼出来。”
大家挤来挤去地看地上。
他心跳得更快了，背上微微出了一身薄汗，面色苍白。他努力地微笑起来，这微笑不合时宜得很。女同志看了他一眼，心头一紧，脖子上汗淋淋的。
“好了，好了，寻到了。”有人叫起来，弯下腰去拾，人群膨胀开来了。
“点点看，少掉什么没有？”
什么也没少掉。
他松了一口气，女同志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车门开了，他险些掉了下去。女同志下了车，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才走开。
到了学校，在校门口看见王强新，他喊住了他：
“王强新，我和你讲一句话。”
王强新站住了，又开始搔痒，从领口伸下去，又从背脊伸上来。
“你上课不能不吵吗？”他说。
他不响，含义暧昧地笑笑。
“就一定要吵吗？”
他只是笑，用力吸一下鼻子，用力用得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吸到脑子里去。
“昨天，我让你回去吃中饭，你的陶老师生我气了。”他不得不对他说了实话。
他抬起头看了看张老师，有点奇怪似的。
“假如你再这么吵，我就难做人了。”他把话统统说了出来，然后顺手似的，在他头顶囟摸了一下，走了。
走到办公室，就有人告诉他：“校长找你呢！让你马上去一下。”
“校长叫我？”他心里一紧，连包都忘了放下，旋即向校长室走去。
“哦，张老师，请坐请坐。”校长很客气。他心定了一点。
“找我有事吗？校长。”他只坐了半个屁股。
校长拉开抽屉，抽出一张很挺括的纸，交给他：“你先看看。”
这是从父亲二十年前的单位寄来的公函，白纸黑字，清清爽爽地写着，父亲一九五七年的问题得到了改正。他漠然地看着这张纸，无论如何也亲切不起来。父亲对他很陌生，早早就离开家去了盐城一个农场，死在那里了，是生的浮肿病。只听父亲的同事说过：“你爸爸和你的脾气一点不像，要是你这样的脾气就吃不了这个亏了。”还有，就是从小到大，学校里，弄堂里，进进出出，总有人点着他的背脊骨说：
“他爸爸……”
“他爸爸……”
“他爸爸……”
“祝贺你。”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忽然站起来，握住他的手。他赶紧起身，不料脚下一滑，第二下才站好，而校长已经坐下去了，“所有关于你父亲的材料，我们都将从你的档案中清理出去。希望你振作精神，努力工作，不要背包袱。”
“是啊，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说。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了，向前看嘛！”校长鼓励他。
他走出校长室，回到办公室，倒了一杯茶，坐定下来，这才发觉衬里衣服已经湿透湿透了。铃响了，“嗡”的一声，好似千军万马奔腾起来。一眨眼工夫，空空旷旷的操场上到处是人了。女生跳绳跳橡皮筋，男生奔来奔去，不晓得在忙些什么。陶老师进来了，板着面孔。他心里别的一跳，茶也喝不下去了。陶老师看也没有看他，径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登”地坐下，什么也没有说。他不敢问什么，远远地注意着她，一口一口地喝茶。不知不觉一杯茶喝完了，他站起来，走向厕所去，一眼看到王强新满头大汗地在奔，便叫住了他：
“王强新，你上课又吵了？”
“没有啊！”他吃惊地望着张老师，眉毛更显得倒挂了。
“陶老师生气了！”他压低了声音说。
“没有！上课的时候，陶老师表扬我呢！”
“怎么讲法！”他唯恐王强新把讽刺当作了表扬。
“陶老师点着我对张明讲：‘他都不吵了，你倒吵起来了。’”他急吼吼地讲，一边讲一边咽唾沫，两排牙齿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乱七八糟。看上去，满嘴都是牙。丑到这样，倒叫人心软了。
四
起晚了，一睁开眼睛，一只老式自鸣钟已经七点钟了。早饭也来不及买，跑到车站上了车。到了学校，空荡荡的没有人，一问传达室，才晓得现在只有六点半，自鸣钟足足快了一个钟头。他到办公室放好东西，突然想吃馄饨，跑到学校隔壁的光明屯，走了进去。店堂间人很多，吃的人闷头吃，等的人很无聊，免不了多看看他几眼。他不知所措了，站在门口，进也不好，退也不好。试着走动几步，想找个空位，走不自然，更觉得有人看他，赶紧退了出来。
往前走了几步，看见了大饼油条摊，排着不长不短的两支队伍，一支队伍买筹子，另一支队伍凭筹子领油条。他规规矩矩站在买筹子的队伍后面，掏出皮夹子点出钱和粮票。
“张老师！”有人叫他。
抬头一看，领油条的队伍里站着王强新，一手捏了两只筹子，一手捏了一根筷子，准备穿油条用的，已经快排到油锅跟前了。
“张老师，你快点买噢。”
张老师朝王强新微笑着点点头，虽然他晓得这不是想快就能快的。
王强新立在队伍里面，把筷子伸到嘴里，咬住筷子头，把筷子转来转去，筷子在牙齿中间格格地响。
“王强新，不要把筷子放在嘴巴里，会戳穿喉咙管的。”张老师感到有必要提醒他一下，就这么说。
王强新把筷子从嘴里拿出来，又说了一句：“张老师，你快点买噢。”
张老师前边还有三个人。
王强新排到了。他慢吞吞地把筹子交给炸油条的姑娘，并不动手去拿油条，只是注视着油条上细小的油花。
“拿呀，快拿呀！”那姑娘催他。
“太烫了。”他拖延着。
“这么长时间，老早不烫了。”后边人催他。
“我人小，怕烫！”他理直气壮地说，然后又对着张老师喊，“你快点买呀！”
“不好给人带的，不可以带。”后面人起哄了，把他挤出了队伍。老师这才明白他拖延着是为了自己。他感动地说：
“我自己排队好了，人并不多。”
“张老师，你拿一根去，我来排。”
“不，不！”
王强新把油条塞到他怀里，把衣服油了一片。他只好拿了，夹在大饼里。走了几步，回头看看，王强新重新在排队，一边在吃油条，他是这样吃法——咬住油条的头，然后再不松口，吃一点，往里拖一点。只见那油条慢慢地被拖进了他的嘴里，好像是活活吞下了一整根油条。
大课间时，办公室的门呼啦一下开了，两个女生扶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女生进来，后面跟了一群男生，少不了也夹着王强新，一直拥到陶老师办公桌跟前。原来，这伙男生把这个女生推倒了，他们自己也站不住了脚，于是统统压倒在那女生身上，女生的胳膊再也抬不起来，直叫疼。陶老师来不及问案，先把女生送到了医院。中午回来说，女生的胳膊骨折了，而且是粉碎性的。
下午放学以后，陶老师便把那一伙男生叫到办公室了解情况。其中有王强新，张老师便自觉着这案子与自己也有了一点关系，不免关心起来，远远地坐着听。
“你们为什么要去推她？”
“我们不是存心的。”
“你们为什么要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玩玩。”
“这有什么好玩？这算什么游戏？谁带头的？”陶老师厉声问。
“王欣推我的。”张明首先检举。
“朱延推我的。”王欣说。
“冯刚推我的。”朱延说。
“罗虹推我的。”冯刚说。
“孟小峰推我的。”罗虹说。
“王强新推我的。”孟小峰说。
“张明推我的。”王强新说。
正好兜了一圈。陶老师只好笑了。
“到底啥人第一个推？”就像是要搞清楚地球的第一次转动，没有任何结果。医疗费、营养费便由大家分摊了。陶老师也要负担一份，她说她是班主任，总归有责任。
“回去给你们家长讲，听见嘛！到时候，我会把收据、发票交给你们带回去，给家长看的。回去吧！”
男生们走出了办公室，立即奔跑了起来，用书包甩来甩去，互相挑逗着。
张老师跟了出去，叫住了王强新：
“你怎么又闯祸？我替你捏了一把汗。”
他笑笑，皮厚得很。
“你不能太平点吗？”
他只是笑。
“你爷爷又要打你了。”
他还是笑。
“你能付出医药费吗？”
他终于不笑了。
“要不要我帮你去和爷爷讲？”
“你去也没用，我们总归付不出的。”
“为什么？”
“昨日阿爷去向阿爸讨钞票，阿爸只给他一点点。阿爷回来骂山门。”
“你阿爸怎么可以这样？”
“是他女人凶。阿爸只好让让她，因为阿爸条件不好..。”他很冷静地说。
“你倒什么都懂噢！”张老师皱皱眉头。
“这有什么。”他矜持地笑了笑。
“要是你实在付不出，我代你付吧。”张老师说。
“真的？”他扬起了倒挂眉毛，不相信似的。
“真的。只要你以后听话，不要再闯祸了。”
“好的。”他回答得爽气，掉头就走，像是怕老师变卦。忽然又回过头说，“老师，你要吃涮羊肉吧？”
“问这个做什么？”
“我可以帮你去排队领牌子。我常常去，上午领来牌子，下午把牌子让给没领到的人，一张牌子可以赚四角钱呢！我不会要你钱的。”
“我一个人过日子，吃什么涮羊肉。”他说。
五
下班时分，王强新来了，给他爷爷拎着一只耳朵，老头的另一只手上还抓了根晾竿。王强新很快地挪着碎步，侧着脑袋，随着爷爷过来。他完全懂得越挣扎越没好结果。老头已经认得了张老师，便径直朝他走过来：
“老师，你帮我打这只赤佬。我要死了，打不动了，你帮我打。”他嚷着，吁吁地喘着。一房间的老师都停住了，关心地看着。
“什么事情啊！您老快坐下。”张老师颇有些尴尬。
“我要死了，不会动了。叫他淘把米，赤佬不肯，越追他越逃。我打死他。”他把竹竿朝他扫去，他跳了一下，跳绳似的跳过了竹竿。
“王强新，你过来。”张老师叫他，“快点向爷爷道歉，快讲‘对不起’。”
“对不起。”王强新朝前挪了一点，嗫嚅着。
“叫声‘对不起’有屁用，老师，你帮我打，打死了不要你赔命。”老头把竹竿往张老师手里塞，张老师只好捏住，横也不是，竖也不是。
“好，好，爷爷，这次他已经认错了。王强新，说：‘我错了！’”张老师声音响亮起来，渐渐觉出一点骄傲。
“我错了。”王强新蚊子一样哼道。
“您看，他认错了，态度也蛮诚恳。这次算了，要是下次再犯，我一定帮您老人家好好管教他。”他终于把一老一小送了出去，再折回头拎包。同事们说：
“张老师，王强新倒服帖你噢？”
“哪里，哪里！”他答应道。
“王强新像你的儿子似的。”
“哪里，哪里！”他嘴上谦虚，心里却有点乐。走出校门，他忽然想到，是不是应该去看看王强新的爷爷，老头在生病。于是，他在外面兜了一会儿，买了一瓶蜂王浆，然后便向王强新的弄堂走去。
王强新捧着一大碗面挤在人家门口看打架。一个姑娘嘤嘤地哭着，一边哭一边诉说着什么。他把王强新叫出来，跟他一起进了屋。
这是一间板壁搭出来的房间，借人家一面砖墙。老头也在吃面，吃一碗咸菜面。王强新的碗里，除了咸菜还有一块大排骨。
“王强新，你怎么可以不孝敬爷爷呢？爷爷对你多好啊！”他感慨地说。
“我是前世作孽，欠他的债，一生一世也还不清了。”老头吼了起来。
张老师吓了一跳，不好再开口了。
外面又吵得凶了，王强新再也坐不住，弹起来奔了出去。
“小赤佬命不好，三岁死了娘。是我领他大的。我没有钞票，总比后娘强。只怕我活不长了。”
“您老不要这么想，您老还强健得很呢！”
“眼睛一闭，一脚去了，他可就苦了。”
“也不会苦到哪里去，大家都会相帮的。”
老头斜起眼看看他，哼了一声：“我老早就开始帮他筹钞票，有了钞票就不怕了。”
“倒不是这样讲的。”
“我在上海滩混了一生一世，旧社会、新社会混了各有三十年，我总算明白了：人好比是条鱼，钞票就是水，鱼离开水，一脚去了。”
他只好默然。明知他不对，一时间找不着相对的道理，有了道理，还需要组成合适的比喻呢。
外面的吵架声平息了，王强新回来了，报告道：“小组长来了。”
“我要走了。”张老师站起来说。
“送送老师去。”
王强新跟在老师后头走了出来，对门围着一圈人。
“在吵什么呢？”
“毛妹和她阿哥吵，一天到晚吵。她阿哥嫌她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又不好怪她。”
“是不好怪她的。”张老师说。
他们一起走到马路上。
“你回去吧！”
“不要紧。”他还跟着他。
“王强新，你上课要好好的，啊？”
“噢。”
“王强新，你下课也要好好的，啊？”
“噢。”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
“张老师，你做什么不结婚？”
“嗯？”他吃惊地回头看看王强新。
“没有人给你介绍吗？”
他说不出话来，脸有些发烧。
“其实，你把毛妹讨得去好了。”
“你在说什么呀！”他大吃一惊，几乎要晕过去了。
“其实毛妹挺好的，就是没有工作。还有，屁股太大了。”
“你怎么说这种话！”他脸彻底地红了起来，红得像一只灯笼。
“怎么啦？什么地方不对啦？”他也有点吃惊，关心地看着老师。
“你小小年纪怎么管这种事？”
“我是为了你好，毛妹虽然没有工作，可是她年轻，你不会吃亏的。”
“我不要你管。”
“我也是为了毛妹好。”他说。
“毛妹也不要你管。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他们又默默地走了一段。
“王强新，你上课真的要好好的，啊？”
“bbr>噢。”
“王强新，你下课也要好好的，啊？”
“噢。”
路灯把他们的身影投在地上，一个长，一个短。
六
放学的时候，体育老师把王强新带到张老师面前，说：“你来管教管教你儿子。上课的时候吵得不得了，害得大家都没上好课。”
“王强新，你又在吵什么啊？”
王强新不响，微微笑着。
体育老师继续告状：“站队的时候，他立都立不直，歪过来，倒过去。一会会靠在同学身上，一会会扑在地上。骨头轻得很。”
“王强新，是这样吗？”张老师问。
他笑而不语。
“你看看，这小人坐没坐相，立没立相。谁讲他都不听，他还算服帖你的，张老师。”
王强新果然没有立相，一只脚长，一只脚短；一只肩胛高，一只肩胛低；扭脖歪脑，眉斜眼不正。
“王强新，立立好。”张老师厉声喝。
王强新换了换脚，依然是一脚长一脚短，一肩高一肩低，不过是掉了个方向。
“王强新，你会站吧？”张老师耐心地问。
他晃了晃脑袋，不晓得是发犟还是忸怩，意义不明。
“这小人碰到什么生理周期了，这么难弄。”体育老师说。
“立立好，王强新。”张老师有点火了。
王强新仍旧不立好，还斜起眼睛瞅了张老师，像是和张老师做什么游戏。
“王强新，立立好。”张老师真是火了。
“不立好。”他居然还这么说。
张老师一挥手，给了他一个嘴巴。
大家都一愣，体育老师赶紧拉住张老师的胳膊：“张老师，你不好打学生的。”
王强新忽然咧开嘴哭了起来：“你打人，你打人，操他的。”
张老师愣愣地看着王强新，脑子里一片空白，忽然想到“哭”字，这个字想得可真妙.99ｌｉｂ?，他实在太像“哭”了。
王强新一边哭，一边向门口走去，谁也没有拦他，目送着他走出办公室，然后才转过头看张老师。
张老师怔怔的，在想那个“哭”字。
过了一会儿，一个老头便以广播体操“全身运动”的姿态冲进了办公室，冲向张老师：
“操他的，你打我人！你老师好打学生？现在是新社会，老师又不是私塾先生，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操他的！”
全体老师都上来拦住老头，不让他一头扎在张老师怀里。张老师除了发呆、出汗，便只有点头作揖的份儿了。
“我要找你们领导去，我要找你们校长去！”老头叫嚣着。
“我跟你去。”张老师说。他终于说出话来了。
于是，两人便一起向校长室走去。据说，张老师当着校长的面向老头赔了不是。
第二天，张老师又到陶老师的四（四）班，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向王强新道歉。
第三天，张老师在全体教职员工会议上作了自我检查，并听取意见接受了批评。
第四天，张老师主动跑到校长家，要求放弃即将上调的一级工资。
第五天，据说校长把一份上报区教育局评定优秀教师的材料撤了回来。
第六天是星期天。
第七天是星期一。
第八天是星期二。
第九天，张老师从教室走到办公室，王强新迎面奔过来，一头的汗，红领巾歪到后边去了，倒像戴了一只围嘴。奔到张老师前面有三四米的地方，忽然站住了。
张老师也站住了。
王强新看看张老师。
张老师看看王强新。
一句话没有讲。
张老师折过身来走了。
王强新调过头去走了。
两人都有些仓皇。
1984年4月28日上海
阿跷传略
一
都叫他阿跷，真名实姓倒忘了。
他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好样儿的，和一切婴儿一样，红红的，皱皱的，四肢很整齐，虽是小，该五个，该一双，分明是一丝不差，哭得也洪亮。
后来得了小儿麻痹症，连日高烧，没死，活过来了，却留下了后遗症：一双腿细细弯弯的，成了外八，虽不拄拐，可走动起来，摆动的幅度却大，叫人看了，又好笑，又吃力。他自己是习惯了，走得又快又熟练，还能跑。跑起来，两臂一旦摆动，手指可以轻松地碰着小臂内侧，颇像鸭子划水，这也是小儿麻痹症给他留下的。
父母总觉得是自己的罪过，对他就抱歉起来，一味地宽容。小小的时候，他和弟弟一并犯下过错，打碎一摞碗盏，弟弟被罚跪在门后搓衣板上，而他则只轻轻地挨了一记“毛栗子”——食指或中指的第一个关节在脑袋上磕击一下，就赦免了，放他出去撒野。和邻居孩子有了争端，无论谁错谁对，一律护着，还说：“他是跷脚，他能怎么你？打你，还是踢你？连站都不稳呢！”父母叫他“跷脚”，是当作昵称来用的。他从小听惯了这样的叫法，也觉得自然而亲切，只认为自己的名字本就如此。
邻居们虽也惋惜他，先还让着几分，可是究竟忍不了太多的委屈，渐渐的便有了一些怨言。说起来也是，跷脚总不是众人之过，天下也并非唯独跷脚不幸，别人四肢虽健全，或许也还有别处的伤痛，总不能都对他一个谦让，都让他一个方便，都向他一个赎罪。渐渐的，就对他平等相待起来，逼急了也会说：“跷脚，你小心，我不饶你，跷脚！”虽是听惯的叫法，他却也能听出区别，就要翻脸，或是骂：“我操你妈的！”或是吐唾沫。人们一边躲着一边笑道：“难道叫错了？你不是叫阿跷吗？你爹你娘不都是这么叫你？”他说不出话来，只得悻悻离去。过了半日，却又没事似的走过来，笑吟吟地送给小孩一粒糖，又殷勤地叫：“阿娘，饭好了，我帮你开锅盖啊！”人们自然是谢，他则窃喜，原来他在那糖纸里包了一块肥皂，在饭锅里撒了一把粗盐。想象着阿娘急得跳脚，小孩失望得哭，他感到无上的得意和快乐。这么一得意，一快乐，不觉宽大了许多，不再计较人们对他的称谓，却越发的为非作歹。弄到后来，连父母都有些不耐，却改变不了他在家中经久习成的地位。吃饭，唯独他可以把一碗荤菜拖到跟前，凑着菜碗大嚼，无论头上挨多少下竹筷的敲击也不放碗。晚上乘凉，他早早占据藤靠椅，待到父亲用蒲扇拍蚊子那样的拍，才肯出让。
二
上小学那年，正逢“文化大革命”兴起，父母自然是有资格参加“革命”的——父母是工人不说，祖父母也是贫苦人民，是苏北逃难过来的渔民，在闸北用芦席卷起滚地龙栖身，然后才修起了这两间草房。一家七八口，便在这草房里住着，孩子就在阴冷潮湿的泥地上爬着长大。他们不革命谁革命？父亲在“革命”中，结识了一个房管局的战友。一次武斗中，掩护了那战友的撤退。事后，那战友非请父亲吃饭不可，聊表心意。实在推不过，就去了，是在一个极其高级的大饭店里，极尽天下之豪华。吃的喝的，全是叫不上名字的，上的菜，一道两道也数不清爽，杯盘碗盏锃亮，耀得眼花，一整个晚上都像在做梦似的。父亲吃过之后，心里十分不安，总觉得自己所作所为配不上这一番盛情，也想回请。可是又有点惭愧，怕薄了客人。母亲却说：“地方是破，坐是要受点屈，可是吃，我们不会亏待。再说，总也是一片心啊！”父亲这才下了决心，请了人来。
客人在潮湿阴暗的小屋里吃着酱油味儿很浓的苏北菜：狮子头，红烧蹄髈，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要给父亲弄到一间整齐的房子。他说话是算话的，第三天夜里，就送来了一把钥匙。
于是，在阿跷上小学的那一年，他们全家搬到了最最中心、最最繁华、最最“上海”的淮海中路一条新式弄堂里，一幢双开间房子底层，一间朝南的大房间。房间里，另有一门通向小花园，小花园里有一扇铁门，门闩用粗铅丝牢牢地拴住。当父母兄弟们忙着拖洗地板，安置锅碗瓢盆的时候，他便全力地对付那粗铅丝。他找不到工具，只找到半块砖头，就用砖头砸，用手拗，用牙咬，手上出了血，才把铅丝解开。而门闩已经锈住了，又花了好大的力气，弄了一手一身的黄锈，才拉开门闩，推开了门。铁门沉重地响着，推开了，外面是宽阔平整的弄堂，正对着前排房子的后门。他有些失望，无趣地拉起大门，要退进去，却看见斜对面后门口蹲了一个小孩，白胖得像用面粉揉出来似的，鲜嫩极了，他不觉微笑了一下，想去摸摸，就朝前挪动了步子，不料那孩子忽然站起来，惊叫了一声，跑进门里，后门“砰”地关上了。他目瞪口呆地站着，半晌没回过神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心里的温情也消退得无影无踪。
然后，他上了学校，有点畏惧。望着那些穿戴颇为齐整的孩子，深觉得闯入了一个不该属于自己的世界，而且不敢贸然吐口，因为怕露出了苏北口音。在原先的地方苏北话是第一语言，若是有非苏北籍的孩子，也必须学会了苏北话，才被接纳。而在这里，大家都说着悦耳的上海话。他觉得自己那么的和人两样，觉得很孤单。下了学，他总是提着书包和语录包，急急地回来。回来也是寂寞。弄堂里，门都关得严紧，很少有孩子在外面玩，偶尔会有一两个露头，也远远的，自己玩着，轻轻地说着，大人一声叫，就不见了。他扫兴得很，可是很快就振作起来。弄堂里传来剧烈的打门声，开进来一支红卫兵。门开了，红卫兵杀进去，他随着也要进，门口却有红卫兵把着。他向他们解释：“我是红五类。”没有人听他，他只得倚在墙上挖着鼻孔。里面传出呵斥声和玻璃器皿的破碎声，惹得他心痒难熬。灵机一动，他往上一跳，抓住垂下来的夹竹桃树枝。然后，双脚对着墙一阵乱刨，上了矮矮的围墙。不料却叫墙上五彩的玻璃片扎了手。“操他妈妈的！”他骂着，终于找着了他应该做的事，折了一根树枝，“啪啪”抽打着玻璃，溅起五彩缤纷的碎片。直到墙头一圈玻璃全都敲光，才丢下树枝，吐了一口长气，心里感到了充实。他骑在墙上，看着里面翻天覆地，感到无穷的快乐。
从此，他便觉得自己本来无须畏缩，无须战战兢兢。再说，上海话他已操纵得较为熟练，他开始渐渐地打入学校和弄堂的生活中去。别人玩，他就站在旁边看，并不站远，时时叫人想起他。他更显露着他所熟悉的而他们所陌生的游戏，吸引着别人。他渴望着和人们在一起，毫不量力地争取着一切和人们在一起的机会。他千方百计捉来蟋蟀给同学们玩，将父母回家来讲的车间里那些粗俗的笑话讲给同学们听，以博得好感。有一次，他居然参加了“捉人”的游戏，而他一跑动起来，周围的人便笑了，笑得蹲到了地上，连路上的行人都站住了看他。他停住了，人们还笑，他继续跑，人们更笑了。有的竟躺到了地上打起滚来。一时上，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有点窘，又有点委屈，却忍着，并且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大家都快乐地笑着，谁也没发现他眼里的泪光。
后来，军训课上，要比赛短跑，就有个调皮同学举手推荐他。轰然大笑。老师怒斥过后忍不住也笑。他便不好有别的表示，只能跟着笑。就有人窃窃私语：“他的皮很厚。”军训课以后是政治课，大家回到教室，那个同学要削铅笔，卷笔刀里却牢牢堵着一节蚯蚓，吓了一跳，扔去很远。想想又不甘心，抖着手拾起来交给老师。不料老师比他还胆怯，一甩手，扔了。扔得更加彻底，直扔到窗外。窗外是马路，人来车往，找都没处找。老师以为是那同学恶作剧，那同学又说不清缘由，只得哭了。
放学回来，他欢欣鼓舞地踢着一块石子往家走，不料却听前边一声惊叫，倒把他吓了一跳。抬眼看去，只见两条白藕似的小胖腿，努力交替着向前跑去，他不由紧追而去。那小胖腿交替得更急切了，快又快不了，一下子绊倒在地放声大哭起来。门里走出大人，抱了起来，一边抚慰，一边斥责：“你为什么吓唬小孩子？小孩子被你吓出毛病怎么办？”
他这才明白自己的威力，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使用这一手段，进行威胁，颇见成效。
三
其时，他的顽劣已使他父母越来越不耐，越来越将本是出于怜悯的一点衷心转移到其他健全的孩子身上。他总是不动声色，家里却时常发生奇怪的事情：父亲那本珍贵的《毛泽东选集》袖珍本不见了，待到翻江倒海地找遍之后，却见在枕头下边安详地躺着。母亲那把牛角梳上已经很少的齿子不知不觉地日益少去。与弟弟抢东西吃，弟弟总是抢不赢他，只有哭。哭了，父母就一起出动，追打着他。他闪电般地跑出门，跑到弄堂里，父亲停住了，他也停住，回身挑逗般地一笑，龇出颇整齐的白牙，父亲便咬牙骂道：“你个赤佬！你个阿跷！”
逐渐稔熟起来的邻居们也跟着唤他阿跷，他总是坦然，由人叫去。可是不久，弄堂的阴沟便堵塞住了，漫了一弄堂的臭水。请了房管处修下水道的工人来，掏出一大堆破布烂菜叶。人们互相埋怨着，张家怨李家不当心，李家怪王家懒惰，吵成一团。谁也没看见，不远处的门口，蹲了一个人，镇静地挖着鼻孔。他慢慢地站起身，从人群中间踱过，人们不由静住了一会儿，看着他向弄堂口踱去，然后有人轻轻地说了一声：“坏坯！”
他没有听见，径自走去，走到弄堂口，坐在街道花园里，望着人来车往的马路，见有长得好看的女孩子走过，便从地上拾起石子扔去，有时扔不准，有时则很准，那女孩便惊叫一声， 8f6c." >转着身子，四面望过来，望到他时，他正俯着头，专心地朝一只蚂蚁吐唾沫，妄图淹死它。
由于时常在弄堂口坐着，慢慢地结识了隔壁弄堂的调皮孩子，慢慢地又交上了朋友，至死不渝。一个个都跟随着他，为他的刁钻古怪而折服。那都是些比他小得多的孩子。也只有这样小的孩子，才能服从于他。不过，站在一起倒看不出他们年龄的差别，他似乎很难长大了。虽然已经读上了中学，可却仍然像个十来岁的孩子，矮而瘦弱。面色青黄。手臂脚杆，芦柴棒似的。知情人却知道，他那手臂脚杆，虽不悦目，却是十分管用。而自从有了手下的兵，他便不太劳动腿脚，光是坐着，教唆小孩子去袭击好看的女孩子和好学生模样的孩子，再就是百般地调笑一个淮海路上的精神病患者。只在关键时刻，他才亲自上阵，那便到了全剧的最高潮了。他一撒腿，双脚便不可思议地从膝盖以下分向两侧，大幅度地摇摆着，前后一二公尺不能近身，双手则碰打着小臂内侧，加强着声势。于是，敌军四下逃窜，而他们则拍手称快。为了能够时常享受这欢乐激动的场面，他的部下有时会夸大敌情，促使他上阵。他心里明明清楚，却并不推辞，因为这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满足。
慢慢的，小孩子们都长大了，高过他一个或半个脑袋，身体也很壮实。光看身体，都说他是弟弟，他们是哥哥。可是看脸，却看出了他的年纪。青黄的脸上似乎不那么平展，细看，并没有什么褶皱，可总令人觉得皱巴巴的苍老。长大了的孩子们慢慢地识破了他，不屑于与他为伍，一个两个地离开了他。各人有了各人正经的事情，见了他，有时像不认识似的，迎面而来，擦肩而过。他便在心里骂一声：“我操你妈妈的！”依然不足以解恨，就又附上一把黄沙。
四
待到中学毕业，他还脱不了一个十岁孩子的形状，拿他没奈何。
这一届毕业，虽不再是“一片红”，可是传说很多。同学们惶惶不可终日，唯有他最笃定。即使是两片红，三片红，十片红，天王老子都不留，也得留他在上海。他是注定在上海的，他注定是要将上海人做到底的。看着别人沸沸扬扬，他很得意。
他被分配进一爿街道生产组里，做绕线圈的活儿。可是，事实很快证明了他那双手不能胜任这种细致的工作，就派他专门给人送料，再把人家做好的线圈搬走，这倒比坐着绕八小时线圈不厌气。他每日就在几个工作台之间走动，认识了许多人，大多是姑娘，而且也有颇不难看的姑娘。她们都叫他阿跷，叫着倒并不刺耳，还有点喜欢被她们嗲声嗲气或者凶声凶气地叫着。不知是由于他形状像个孩子，还是由于他的残疾，姑娘们对他并不存戒心，还很亲热，不像她们对那几个电工男青年，矜持得可怕，铁板着脸，叫人不敢斗胆答上话来。她们对他却随和，老和他斗嘴，斗得高兴了，还在他肩上或是背上甚至头上拍打几下，这是很令他愉快的。
自从有了工作以后，家里对他也另眼相看了，第一次发饷，母亲就给他买了一身藏青的卡两用衫，一出门，就有人恭维：
“阿跷，时髦了嘛！抖起来了嘛！”
他只微微笑着，不作答，十分矜持。
阿跷不是没良心的人，对他好，他也对人好，晓得尽孝心。买了三毛钱猪头肉给父亲下酒，父亲居然也给他斟了半盅。有了人对饮，父亲的态度和蔼多了。
这是阿跷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了，可是幸福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
五
“四人帮”打倒了，游行游过了，鞭炮放过了，开心过了，热闹过了，接下来就要做事情了。
他及他的全家碰到的第一桩事情，便是房子的事情。这房子本是私房，原房主——一个绸布行的老板，日日上房管处去，房管处就来找他们，虽不是日日，却也只间隔三日五日。父亲去找那老战友。不料他正靠边，日夜埋头准备着“讲清楚”，自身都难保，哪还顾得其他。家里商量着，都觉得要搬出这房子，已是大势所趋，正像当年搬进来的时候一样。可是人已经住在这里，总不见得硬赶他们走。他们只有向房管处提条件，房管处答应，就搬；不答应，那就不能怪他们不搬。主意定了，心中才觉得踏实。可不免又有点憋气，总觉得“文化大革命”歇了生产又死人，闹了多日，忽又全部变回来，白闹了似的。再想想，更觉得还是穷人家倒霉，母亲便说，命里只该九升九，走遍天下不满斗。
房管处一听条件，先是瞪眼，然后说研究研究。研究过后再来讨价还价，还不了价，又回去研究；终于同意了，就该是咱们研究了，让他二日再来；又提出新的条件，再瞪眼，再研究，再讨价还价……在这无穷尽的反复中，他们在这房子里捱过了整整一年，那一年里，只想着谈判，已没了过日子的心思。
其时，插队知青纷纷开始回城，一个个昨日还黑脸黄皮的，今天却蹬起了高跟鞋，骑上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飞也似的去上班。他的优越，不知不觉消失殆尽，那套的卡两用衫早已不再时兴，有了拉链衫、青年衫、上海衫，而的卡又牢得没有一点坏的意思，自然就没有理由另换新装。
这时候，不知为什么，姑娘们对他没有远近的打趣也安慰不了他了。眼见那几个电工悄无声息地都有了女朋友，一起进一起出，一起吃午饭，一起看电影，这才觉得空落落的，少了些什么。当他们的女朋友与他开着放肆的玩笑，他们却若无其事，还跟着一起笑，没有一点醋意，这使他非常非常的不满。他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恼怒。他开始厌恶姑娘们的挑逗，要作出严肃的样子，好叫她们稍许收敛。然而，她们是不肯放过他的，千方百计地逗他：“阿跷，怎么不开心？”“阿跷，这么严肃，要入团了吗？”“阿跷，想女朋友了吗？阿姐给你介绍一个？”其实，她们并不比他年长，甚至年幼得多，可是谁都把他当作长不大的孩子。而她们只顾玩笑，忘了他确也有着七情六欲，他确实也想要一个女朋友。给逗急了，他便回嘴：
“我不要你介绍，我就是要你！”
大家便笑：“阿跷噱头好得很啊！”
连那女孩子的男朋友也跟着笑：“让给你，让给你，我是很大公无私的。”
甚至有人把他往她身上推，她就尖叫。
事实证明，这么板着面孔并不会改变什么，只叫别人奇怪，自己也有些吃力，不如豁达一些，随他去。他是想得开的，如若不是想得开，这么些年他就要过苦了。而正由于他的豁达，非但不苦，还时时有些乐趣。
这么想着，他随和起来。反被动为主动，还能捞些便宜。她们拍打他，他也轻轻地还手，手掌里就留下一些温热的回忆。闹得凶了，桌子尽头南窗下的姑娘就会轻声轻气地劝阻：“不要吵了，不要吵了，阿跷蛮可怜的。”吵闹把她的声音早淹没了，他却分明听见了，便要注意地看上一眼。多看了几眼，心里就有些奇怪地颤颤着。那姑娘长得并不好看，却十分白皙。他自己邋遢，却总是为白皙的皮肤吸引，他就对她格外地照应起来。她把线圈缠得粗糙，他就偷偷地换到隔壁的盒子里，然后大叫：“这是谁的活？就这么懒潦吗？”并且高举着展览。隔壁那姑娘就急得大叫：“我没有做过这样懒潦的活！”“不是你，又是谁？”他说着，一边偷眼瞅她。她安详地低头做着活，看都没看一眼，对他的掩护一无所觉。他便有些沮丧，垂下了胳膊。他又见她午饭吃得简单，半盒饭，上面盖了一点青菜，几片香肠，不禁有些怜惜。一天中午，趁没有人，他从裤袋里摸出一个咸鸭蛋，朝她滚过去，说：“给你吃！”不料她惊恐地让开了，身体紧贴着椅背，让那鸭蛋从她面前滚过去，滚落到地上，碎了。那胆战心惊的样子，好像面前滚过的是一颗炸弹。那嫌恶的表情，又好像看着一只肮脏的老鼠。
鸭蛋碎了，他心里居然疼痛了一下，好像也有个什么和着鸭蛋一起碎了。不过，那破碎的感觉随着破碎的声音一起消失了，留下一肚子的愤懑。“不识抬举！”他说道，例外地没有骂“操他”。
近来，他在那些从小就骂习惯的粗话里咂出了非同寻常的滋味。他不明白，自己怎能骂了这么多年却还什么都不明白；他更不明白，自己既是什么都不明白，却怎能骂了这么多年！他兴奋而战栗地想着，这些，原来是这样的啊！这新的发现使他骚乱不已，他变得十分暴躁。只为父亲说了一句：“吃饭声音像猪吃食！”他便把碗给摔了，跑了出来，走在熙熙攘攘的淮海路上，心里感到寂寞极了。他忽然觉得，身边走着的所有的人，都要比他快乐。有人走过去，又回过头来诧异地看他，有人走过来，明明诧异，却不动声色。他骂道：“操你妈的！”不觉又战栗了一下。
每天夜里，他依着想象，依着那些粗话作为字典，编造着一个一个淫秽的故事，来慰藉骚乱不安的心灵，直到深夜。白天是太喧腾了，他没清静编故事，身不由己地卷入那些说笑中去，他就变得十分猖獗，生造出许多不堪入耳的词汇，令人胆战心惊。
六
工场间的姑娘开始相继结婚，凑礼钱总少不掉他的一份：五毛钱，一块，两块，随着市场物价的增长而增长。喜糖自然也少不了他的两包，每包八粒。糖嚼在嘴里，总有一股异样的滋味，他慢慢地咀嚼着，心里慢慢地升起了一股说不明白的心情，怅然得很。
喜糖的滋味淡去不久以后，她们的腹部便日益显山露水，肚子把裤扣处的开缝裂开来，肆无忌惮地露出衬裤的神秘的花样，令他看了心惊肉跳。而她们浑然不觉，大声交流着那里面的种种动静，有时则将头凑拢一处，将声音压得极低，什么没说似的说着什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再望望那奇异而伟大的隆起的腹部，便只有肃然起敬的份了。
这样，她们倒把阿跷冷淡了许多。阿跷有了静默的机会，难免就要想一点什么。有时候也会想想自己。一旦要想自己的时候，他便发现自己是没什么可想的。喧喧腾腾的一日一日过了下来，在工作桌之间周旋着，寻着别人的开心，又被别人寻着开心。手没一刻闲着，嘴也没一刻闲着，手搬来搬去搬了这么多年，也不知究竟搬的什么零件，安在收音机上的还是电视机上的？嘴说来说去的就更不知说了些什么，又都汇集到哪里去了。往前一点，在学校里，读着几本从来没读通的书，或是坐在弄堂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和人，不知那书是读作什么用，更不知那些车和人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更往前一点，就要模糊一些了，棚户区挤挤的屋檐下，对着墙根小便，把那蟋蟀淹出来，墙根泡酥了。再往前一点，便什么也记不清了，满耳朵都是“阿跷阿跷”的喊声，或嗔或喜。他想着这些，觉着了无聊，并且升起一股凄凉的心情。他有些沉默了。
偶尔有人想起他，打趣道：“阿跷，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他便阴沉着脸骂：“我操你妈的！”这骂和那骂是很不相同的，有一股认真的恶狠狠的味道，人们便不再敢惹他，由他沉默去了。
当他沉默够了，渴望着轻松一９９ｌib?下，对着一个刚隆起腹部的姑娘说：“我看你的面孔，大约是生不出儿子来的。”不料那女工破口大骂：“我不要儿子，只要生出来脚不跷就可以了。”他很没趣，连“操他”都不好出口，找上门讨骂的。想开玩笑时，却又开不好了，似乎把那玩笑生疏了。有时候，开头还顺利，一句去一句来地进行下去了，甚至于她还打了他一下，他便回手。不料却又回重了，她尖声叫起来，拳头像雨点似的落在肩背上，那已不是玩笑了，他觉得了痛。他耐不住，重重地回击了一下，她却怔住了，瞪着他。他愤怒得几乎变形的脸吓住了她，她再不敢动手，只得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骂：“阿跷，阿跷！死不掉的跷脚！”他忽然哆嗦了一下，在这从小就听熟的称呼中听出了什么，他似乎方才发现这称呼的内容。
从此，他变得十分阴沉，暗暗地怀恨着每一个人，没有来由地怀恨着每一个人。他不再和人玩笑，连一般的话也不太说了，偶尔会冒出一两句话，也叫人不寒而栗，人家都有些惧怕他，不敢惹他，只敢压低了声音议论他。
“阿跷是怎么搞的，变得这么吓人？”
“不晓得，他变得多么吓人！”
“阿跷其实也不小了，有二十了吧！”
“二十五都不止了啊！”
他阴沉着脸从旁边走过，明明听见了，却当作没听见。不过心里倒着实想了一想，自己究竟有多少岁了？很少有人想过他是多少岁，连他自己也没认真想过，只是这么一日一日喧喧哗哗地往下过。他心里思忖着自己的年岁，捧着材料走了过去。他现在走路很注意减小幅度，尽可能保持平稳。可是很难办到，反而走得累了。他向来没觉得走路是个负担，这会儿觉着了。他去和组长讲，要求做做别的活，不用走路的活。组长很为难，她不明白他还能做什么，可又怕惹恼了他。不知为什么，她觉得，一旦惹恼了他，便会非常非常倒霉。好在这时候，有一桩事情无意中解除了她的困窘。上面下来文件，凡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中学生，全要参加初中文凭或高中文凭的统考，单位里要给时间补习功课，考不及格要扣除奖金。干脆，就让阿跷脱产补习一个月，参加第一批统考。
七
他天天坐在家里补习功课了，父母都为他叫屈：“你读不好书又不能怪你，应该怪‘四人帮’呀！”他就要讲：“你这话对我讲有什么用呀！”他这么讲，决不是因为拥护统考，他心里也是怨得很，明里暗里骂过上百个“操他”了。可是他厌烦父母的啰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连自己的父母也恨上了。他以为别的兄弟姐妹都健全，独独他脚跷，这全是父母能做主的事，全是父母的错。所以，他恨父母恨得比其他人更强烈似的。
听他这么一讲，父母就冷笑：“你考得取吧！你是读书的料吧！”他一火，把桌子掀了。
开始几天，坐在隔壁弄堂里一个汽车间里，听那个四块钱一晚上聘得来的老师讲课，呵欠连天，只想睡觉。低头看书，好比天书；抬头看黑板，画得像八卦似的。暗暗叫苦，心想奖金敲掉是铁定了，横竖没有几块钱。这么一想，反倒定下心来，不打算考了。不看书，不听讲，却陡然来了精神，呵欠不打了，也无困意了。干坐着，倒有些无聊，顺便听了一两句，倒听进去半句一句的；再听三五句，又进去了两三句。阿跷本不是糊涂人，心也灵得很，只不过从来不用心，稍稍放上一点心思，书也是读得通的。反正在家里也没事，譬如无事地看看，学学，也一课一课学下来了，读书本也不是多难的事。这样，也慢慢地有了点兴趣，到了考试这一日，他轻轻巧巧地考下来了，分数还颇不错。回到生产组里，人们看他的眼光就有点变，免不了还要打趣几句：
“看不出来嘛！阿跷还有这等本事！”
“阿跷读书这么聪敏，必定会有前途。”
“阿跷是读书人嘛！”
他不言语，只是笑笑，眼睛里少去了一些凶光。面对着这般的赞誉，他就不太好再闹情绪要求调工作了。继续在工作桌之间搬货送料，走路时尽量缩小动作不说，还极力挺直腰板，注意着风度，因此，更加地感到走路的负担。
其时，开始流行舞会，元旦、国庆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评先进、发奖，样样事情都可以借来由头开舞会。场子拉好了，录音机开响了，大家挤在边边上，围着个空空荡荡的场子，叽叽咯咯笑笑，互相往场子里推，好像场子里不是地板，而是一个水塘，给推的人都拼命挣扎，不幸推了下去的人，来不及地跑回来。然后外边的人一起挡住他，不让他回来，于是他干脆往外拖他们，以求一同下水。
他挤在里面凑热闹，专门推人家，推得很凶，很用力，把人推得踉踉跄跄。音乐放了一支又一支，就是没有人下去，却也没有人走开。他听着音乐，就兴高采烈起来。他喜欢听音乐，.９9liｂ?无论是激烈的，还是慢悠悠的。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眼看舞会快要结束了，这才有人红着脸壮着胆子，羞答答的又不大情愿地下去，彼此都好像是被对方强拉下去的。开始是一对两对，后来，三对五对，再后来，就渐渐的满了，满得要溢出来了，像小菜场一样了，挤来挤去。不过，在这里撞着了人，踩到了脚，不作兴像在小菜场上那样相骂，都要客客气气地相让才对。
大家都跳起来了，跳交谊舞不算，还要跳迪斯科，两只脚像踏水车似的。阿跷悄悄地离开了舞场，他极力小心地走着，怕碰着了别人，也怕别人注意到自己。他觉得很孤独。
跳舞风越来越盛，连上班，屁股都坐不定了，讨论着三步、四步，什么华尔兹，什么伦巴。
“我看到有两个人，这么样跳，这么样跳。”一个小姑娘做着样子给她对面的小姑娘看。
“噢，跷脚伦巴。”
“跷脚伦巴？”
“你连跷脚伦巴都不晓得啊？”这一个很惊讶，惊讶中透出了藐视。
对面那个踢踢她的脚：“轻一点，阿跷要听见了。”
“我们又不是讲他。”这个不在乎地说，仍然不放心地抬头看了看，阿跷正好站在她边上，收她做好的线圈。她有点窘，喃喃地说：“阿跷，我们不是讲你噢，你不要动气噢！”
“讲我也不要紧的。”阿跷说，倒确有几分真心。
“真的，我们真的不是存心的。”她越发惶恐，涨红了脸，连连解释。
阿跷不响，迈着八字步走了，鼻子却有些发酸，好像眼睛里要流出点什么东西来而又终于没有流出。
新近，上面又翻出花样经，要搞什么“振兴中华演讲”。区里要下面每个工场间都报一个人上来。自愿报名，结果一个人也不自愿，只好让领导点名了，一点点到了阿跷。大家都说：“蛮好蛮好，阿跷可以谈谈上次的统考。”“同意，同意，同意的人举手！”刷地，举起了一片手。“通过，通过，一致通过！”阿跷很愤怒，咬牙切齿地骂着最脏最恶毒的字眼，可是谁都没听见，一哄而散。组长劝他：“大家选你去，你就去嘛，这是很光荣的事。”
“是的呀，是很光荣的事，我是要去的，你等着我去好了！”
“明天你不要来上班了，在家里准备准备好了。”
“是的呀，我是要好好准备准备的！”
“你不要动气呀，大家是好心。”组长有点怕了。
“我晓得是好心，我是要去演讲的，我是要去‘振兴中华’的。”说完，他转身就走，迈着幅度极大的步子，两个喇叭口裤脚管，左右扫荡着路面，走了。
第二天，他真的没来上班，不过并没有准备演讲，而是在床上睡了一天，从小报上看了几篇“碎尸案”“无头案”。第三天，到了工场间，组长小心翼翼地看看他的面孔，问道：“你到底准备了没有？”
“到底准备了，准备得蛮好。”他微微笑着，组长汗毛都竖起来了。
“真的准备了？”她歇口气，又问。
“真的准备了，台上见好了。”
她越加不相信了：“你要是实在不愿意讲，我另外安排人。”
“阿姨，你不要寻开心好吧！昨天我不肯讲，你硬要我讲；今天我准备好了，你又不让我讲了。”
“谁不让你讲了？你肯讲当然最好了。”组长赶紧说，走开了。
这一天，在区文化馆大礼堂里举行演讲会，一大个会场都坐满了，９９ｌｉｂ?台上挂着紫红丝绒的大幕，灯光打下来，亮得耀眼，台前摆了一排鲜花，争红斗艳，开得正热闹。工场间的人大部分都去了，他坐在忐忑不安的组长身边。组长好言好语对他讲：“不要紧张，慢慢地讲。”
“我不会讲得快的，放心好了，阿姨。”他回答。
阿姨唯有后悔了，可是到了这一步，后悔又有什么用，只好听天由命了。
演讲会开始了，都讲得认真。演讲的人，都穿得整整齐齐，普通话讲得很标准，表情也丰富。越看下去，组长越懊恼，掉头看看阿跷，他倒镇定得很，胸有成竹，不晓得准备了一段什么样的精彩表演。
终于轮到他了。
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若无其事地迈开八字步，向前跨去。他坦荡荡地横扫着，两脚之间的距离足有一公尺宽，两只手柔软地垂荡着，随着身子大幅度地摇摆甩打着。
会场忽然肃静起来，看着他。
他稍稍有些不自在，略有忌讳，开始注意收紧一点幅度了。
全场毕静，无数双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他。
他吃力地收小步子的横宽，微微压下头，看着两只畸形的脚悄无声息地迈在绿色的塑料地毯上。那地毯变得无尽的长，一直通到看不见头的台下。并且，那地毯稍稍向下倾斜，微微的有着惯性推他，他几乎走不稳。他开始后悔不该选择了最后一排的座位，他本想是要得到足够的时间出一场洋相，给演讲会，给工场间开个大大的玩笑。可是，这路多么长啊。而且，那么静，他脑门上沁出了汗珠。
全场毕静，无数双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他。
背上出汗了，汗湿了衬衫，他慢慢地将两只畸形的手握起来，握成拳地走着。可是，这路多么的长啊，而且微微低去，他好像走在一条平缓的下坡上，只有用力把握住脚步，才不至踉跄起来。
全场毕静。
他认认真真地走着，脑子里除去走路，走路，别无其他念头。每一步都花了力气，费了心思。绿色的塑料地毯被他悄无声息地一步一步踏了过去，踏了过去，踏了过去，像一条缓缓斜下的绿色的小径。可是，这路多么的长啊！礼堂高大的穹顶笼罩着他，他感觉到这笼罩，背上有点重。
他终于走到了台下，他踏上台阶，台上幕条后面，有着很多眼睛，默默地看着他，他走上了台阶，走上了台。
灯光耀眼而炽热，他被这耀眼炽热的灯光包裹着，感到窒息。
他站在讲台前，有些气喘，他喘气。
忽然，会场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他不由哆嗦了一下，一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掌声像雷鸣，像暴风雨，经久不息，经久不息。
他怔住了，怔怔地站在台上，他不明白他怎么会站到这里来的，不明白他站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的了。
掌声经久不息，经久不息。
他被明亮的灯光罩住了，他看不见什么，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只看见罩住他的光亮在扩大，扩大，无边无际地扩大，庄严地扩大。
掌声经久不息，经久不息。
他被那耀目炽热的光亮熔化了，他不知道自己还存不存在了。
掌声停了，会场重新毕静下来，静得连呼吸都能听见，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毕静，他怔怔地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从讲台前转过身，重新走了下来。
他鼻子酸了，嘴角被什么扯动了，眼睛里，终于有什么流了出来。
眼睛里，有什么流了出来，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了下来，流进嘴里，咸咸的，他咽了下去。
阿芳的灯
人常会有阴郁的日子，犹如有时有阴天。
走在那条湿淋淋的小街上，家家门户紧闭。雨滴敲在水泥的路面上，滴滴答答响，在空寂的街上溅起回声。望着铅灰色的云层，听着四下里单调的雨声，心里涌上了一种莫名的悒郁。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这小街却也不失明媚。家家户户半启着门，老人在门前择菜，小孩在门前嬉闹。在安静的老人与活泼的孩子的身后，是他们各自的家。这一排临街的家里有着什么样的生涯？如有余暇，又有闲心，便会好奇。
有一天，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虽不是阴天，也并非无云的日子。我走过这里，无心地回头，望见一扇大敞着的门里，似乎已经是午饭以后很久的时间了，可是桌上依然杯盘狼藉，一条壮汉横在竹榻上睡得烂熟，苍蝇停在他的腮上，十分安然的样子。一个老妇人，像是壮汉的母亲，背着门在踩一架沉重的缝纫机，粗钝的机器声盖住了汉子的鼾声。满屋子都是叫不出名目的破烂东西，我甚至嗅到了一股腐臭味，于是便扭回头，走了过去。日头已成夕照，灿灿地映着梧桐的树叶，我从树叶斑驳的阴影中走了过去。
后来，我一日三回地在这条街上往来了，因我搬进了新居，上班需从这里走过。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我经过这里的时候，这街上有一个小小的水果摊，摆在临街的一扇窗下。窗和门是新漆的红褐色，窗门上有绿色玻璃钢的宽宽的雨檐，摊边坐着一个女孩，留着日本娃娃式的头发，浓浓的刘海儿罩着活泼泼的眼睛，脸形十分清秀，藏书网只是略有些苍白，可是，唇却天然的红润。她穿的也是红颜色的衣服，一朵红云似的停在黄的梨、青的苹果、黑色的荸荠旁边，静静地看一本连环画或是织一件不仅是红色的毛衣。如有人走过，她便抬起半掩在乌黑的额发后面的眼睛，如那人迟疑了脚步，她就站了起来，静静地却殷殷地期待着。很少有人会辜负这期待的。
有一次，我站住了，在她的水果摊前。她迎上来说道：“买点什么吧？”她的声音粗糙、沙哑，与她清秀俏丽的外表十分不符。我停了一会儿，她便以为我在犹豫，又说道：“今日的哈密瓜好得很，昨晚才从十六铺码头进来的，虽然贵了一些，可是划得来的。”
我没买哈密瓜，挑了几只苹果，我看见她举秤的手是一双极大的手，关节突出，掌心有些干枯，无言地流露出辛劳的日子。而她的脸却是极其的年轻，脸颊十分柔滑、白皙，眼睛明澈极了。她称好苹果，用一架极小的电子计算器算账，粗大的手指点着米粒大的键钮，数字显现了。她爽快地免了零头，帮我将苹果装进我的书包。
天黑了以后，这里的生意便忙了许多，除了女孩，还有个男人在帮忙，听他叫她阿芳。我猜想这个男人是她丈夫，可又觉得她委实太年轻，远不该有丈夫。可有一日，我忽然觉得阿芳有些异样，来回走了几趟，观察了几遍，才发现是身腰粗壮了，显然有了身孕，心里不由升起一股奇异的感觉，很惋惜似的，又很感动。再看他们一对，也觉得颇为美好。他结实健壮，而她清秀苗条，且又年纪轻轻，叫人羡慕。他干活不如阿芳利索，态度也欠机灵，可是，对人的殷切却是一样的。那一晚，他为了要我买下一些烂了一半的香蕉，在蒙蒙细雨中执著地跟出了几十步远，嘴里直反复地说：
“要没有带钱，以后再给好了。”
有一日，买荔枝时，阿芳便与我搭话了：
“见你总在这里走过，大约也住这一条街吧，几号里的？”
我告诉她住的并不是同一条街，每天必须走过是为了去上班。
她说：“我想也是。”帮我将荔枝束成把。我看见她脸上有了褐色的孕斑，嘴唇也有些黯淡，手指甲上却涂了鲜红的蔻丹，与那粗大的指节相抵触着，虽免不去俗气，却又一派天真，心里竟没有反感。又问她：
“水果是谁弄来的呢？不会是你自己吧。”
她说：“是我男人。他下班以后，或者上班以前，去十六铺。”
“那么执照是你的了？”我问。
“是的，我是待业的嘛！”她回答，脸上的孕斑似乎红了一下，我便没有多问。
有了阿芳和她的水果摊，这条街上似乎有了更多的生机，即使在阴霾满天的日子里。
深夜时分，落着小雨，我从这里走过，一条街寂静着，家家都已闭了门。我远远地看见，阿芳门前有一盏灯，她挺着肚子，坐在一把椅子上，低着头织一件毛衣。我不愿惊动她，就从街的这边走过。她的俏丽的侧影隔了一条湿淋淋的马路，慢慢地度过我的视线。
后来，水果摊收起了，大约是阿芳分娩了。这时分，这街便格外地寂寞与冷清了。无论是阴霾的日子，还是晴朗的日子。阿芳的门关起来了。关起来了的门，如同汇入大海的水滴，退进了那一长排列、面目如一的门里。我竟再也不记得哪一扇才是阿芳的门，如在它启开的时候，留心一下门楣上的号码，就好了。可是，偌大的世界上，一个小小的阿芳，又算得上什么？几个来回以后，便也淡忘了，习惯了这没有水果摊的小街。这里不过是我的一条过路，路的两头才是我的生计。而我于这街，也只是过客，那同样的门里不同样的生计于我是隔膜而无关的。
我照样天天从这里走过，将这方块水泥板拼成的路面走了个熟透。临街的窗户里挑出青青的竹竿，晾着衣服，衣角上滴下的冰凉的水珠，都与我稔熟了似的，常常俏皮地落在我的额上。还有的时候，会有五彩的肥皂泡从上面飘落，我会用手掌接过一个，它停在我的手心，好像一个梦似的照耀着我。我以为这是一个孩子的梦，后来它无声地破了，在我手心里留下一点儿滑滑的水迹，可是又有新的，更美丽的飘下，追着我来了。从冬到夏，从秋到春，有阴郁的日子，也有明朗的日子，这街于我已经熟悉得亲切而平淡了。只是有一回，临街的楼上，忽然落下一朵断了枝的紫红的月季，落在我的肩上，又落到我的脚边。这是一个十级台风过后的透明的清晨。这时，就好像得了一个消息似的，我想起了阿芳。我想，阿芳该做妈妈了，阿芳的宝宝是男还是女？阿芳大约不会再摆水果摊了吧。
然而，阿芳还是摆水果摊了。很多的同样的日子以后的一个同样的傍晚，我忽然看见了阿芳。她依然是刘海儿罩到眼睛，眸子依然明亮，她依然穿了一件红花的罩衫，依然十分的白皙，安然地守着一个姹紫嫣红的水果摊。可是，她怀里抱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有着和她一样鲜艳的嘴唇。苗条的阿芳抱了一个白胖胖的娃娃，看上去是那样惹人喜爱。她似乎并没认出我，用一般的热切的声音招呼：
“买点儿什么吧？”
我挑了一串香蕉，她将孩子放进门前一辆童车里，给我称秤。我看见她的无名指上，多了一枚粗大的赤金的戒指，发出沉甸甸的幽暗的光芒。
从此，这里又有水果摊了，又有了阿芳、阿芳的男人，还有阿芳的孩子。阿芳也渐渐地认识了我，或是说记起了我，过往都要招呼，要我买些什么，或问我昨日的瓜果甜还是不甜。我还可以自由地在那里赊账，虽然我从来不赊。
毛头渐渐地，看不出大似的大了起来；阿芳也渐渐地看不出.胖似的胖了起来，却依然苗条、俏丽，脖子上又多了一条粗重的金项链，腕上也有了一串小巧的手镯。夜晚，将电灯接出门外，灯光下阿芳织毛衣，阿芳的男人看书，阿芳的毛头在学步车里学步。摊上的水果四季变化，时常会有些稀奇因而便昂贵的水果，比如芒果，皇后般地躺在众多的平凡的果子中间。
这一幅朴素而和谐的图画，常常使我感动，体验到一种扎实的人生力量与人生理想，似乎揭示了人生与生活的本源。在那些阴雨绵绵的日子里，在那些心情烦闷的而焦灼的日子里，看到阿芳，甚至只需阿芳门下的那一盏昏昏的灯，也能使人宁静许多。
一个夜间，天下着大雨，雨点落在地上，溅出一朵朵的水花。街上几乎没有行人，藏书网自行车是那样飞快地掠过，眨眼间不见了踪影。我走过这里，阿芳的门前也冷清了，却还开着门，门里点着灯。忽听有人招呼我，在雨声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转脸一看，却原来是阿芳的男人，正站在门口。他说，今日有极好极好的香瓜，不甜不要钱，或者买回吃了再付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朝他笑一笑，我便收了伞进去。毛头睡着了，盖了一条粉红色的毛巾毯，伸出头，口里还含着手指头。阿芳在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放越剧大奖赛的实况，是一台二十英寸的彩电。屋里有冰箱、双缸的洗衣机、吊扇、录音机，等等。我从筐里挑好了香瓜，付完了钱，阿芳的男人又邀我坐一坐，避过这阵大雨。
雨，确实下得太大，瓢泼似的。我没有走，却也没坐，站着与他说话。我问他：
“就你们自己住这里吗？”
他说是的，姆妈在去年去世了，本来姆妈睡阁楼。
我这才发现阁楼，占了房间的一半位置，木头的拉门很仔细地漆成奶黄色，静静地闭着。
“水果赚头还好吗？”我问道。
“没有一定的，”他说，“像去年夏天的西瓜，太多了，天又凉快，价钱一下子压了下来，蚀了有几百呢！国营商店蚀得就更多了。”他笑了一下，自我安慰似的。我觉得他虽长得粗壮，眉眼间却还有一丝文气，像读过书的样子，就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只不过是车工罢了，插队回来，顶替姆妈的。
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想起很多年以前，从这里经过，有一扇门里的邋遢而颓败的景象。那里有一个儿子，也有一个母亲。或许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一定是这里。我激动起来。阿芳随着电视里的赛手在唱“宝玉哭灵”，她是那么沉入，以至竟然没有在乎我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我看着她，心里想着，难道是她拯救了那个颓败的家？照耀了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的黯淡的生计，并且延续了母与子的宿命与光荣？
可我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不是那里。这里的所有的门，都是那样的相像，紧闭起来时，再分不出你、我、他。我极想证实，却又不敢证实。我怕我的推测会落空，就像怕自己的梦想会破灭。我很愿意这就是那个家，我一心愿意事情就是这样。于是，我决定立刻就走。雨比刚才更大、更猛，阿芳的男人极力地留我，连阿芳都回过头来说道：“坐一会儿好了。”
可我依然走了。
我逃跑似的跑出阿芳的家，阿芳的灯从门里幽幽地照了我好一程路。我没有再回头。我怕我忍不住会去发问、去证实，这是那么多余而愚蠢。我不愿这个美丽的故事落空，我要这个美丽的故事在着，与我同在。
就这样，我自己织就了一个美丽的童话，在阴郁或者阴雨的日子里，激励自己不要灰心。并且，还将这童话一字一句地写下，愿它成为这条无名的小街的一个无名的传说，在阿芳的毛头长大的日子和那以后长得无尽的日子里。
小饭店
你们从这里走过，推开这座简易房屋的小饭店的门，朝里望去，会想：人怎么能够这样生活？你们倒不是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当然，也绝对不是觉得好，你们只是失去了判断力，有些看不懂。于是，就发出这样的质问：人，怎么能够这样生活。
小饭店所在的位置是一条杂沓的弄堂。弄堂两头通马路，都是这城市的交通干衢，车辆非常繁忙，常常会从这弄堂里取道而行。行人呢，更是将这里当作马路。其实呢，它也更像是马路。它是条颇为宽阔的弄堂，从中又分出一些支弄，就像它的横街。它甚至是有着上街沿和下街沿。它所以没有成为一条马路，大约只是出于市政上的某一个疏漏，于是就一直和一侧大马路的弄堂和房屋顺序而排，占据一个号码，称为几百几十几弄。而它又不是一条著名的里弄。著名的里弄是以房屋的建筑而著称的，它则是杂沓的。原先，弄内有一些中小型工厂，一所学校，间杂着住宅，大多是些棚户，也有几幢砖木的，勉强可称为洋房的楼房。由于这样莫衷一是的组成，就更像是一条马路了。相信它曾经是冷清的，从它至今还残留着的一段高墙，便可推想出那种人迹罕至的情景。墙面上刷着石灰粉，墙外立着水泥电线杆，墙角伸出一盏铁皮灯罩的路灯。棚户的住宅虽然是拥挤的，可却伸向弄堂的腹地，那里有着错综复杂的支弄。而主弄倒是静寂的。水泥的上街沿下的鹅卵石路，十分清洁。
可现在，全乱了。棚户动迁，盖起了新工房。然后，房产商买下破产的工厂的地皮，盖起了商品房。学校也迁址了。这些楼房相继在一二十年期间盖起，并且还将继续盖下去，盖的时候，都不作前后左右的考虑，眼睛只看着自己，所以放在一起就显得格外的零乱。前进后出，高低不齐，新旧不一。再间着几块正在施工的工地，竟是一片狼藉。同时，街道为了创收，也为了解决无业人员的饭碗，便在原先上街沿的地方搭起了两排临时房屋，间成店铺，租给下岗的或待业的居民做买卖。而租赁者大都是转手租给外来人口，从中赚个差价，脱身再到别处挣省力的钱。这些外来人口，一来就是一家，小孩子起码在两个以上。两三个平方的简易房，白天是店面，晚上作床铺，烧饭，洗涤，用餐，便都到了街沿下。还是乡下人的习惯，污水往街心一泼，垃圾也往街心一泼。小孩子放羊般地放在弄堂里，车缝人堆里挤着，也不怕危险，是不知道厉害。晚报社会新闻版上，小孩子掉进窨井里，被人贩子拐跑，等等的，大都是发生在这一类的弄堂里，也多是外地人的孩子。
在小饭店所在的弄堂里，外地人经营的店大致有这么几种。一种是建筑装潢材料店，以福建人为主，不知与拐弯出去的马路上那一排福建南平人开的木材铺有无关系。这里卖的都是些水泥、黄沙、砖、油漆、胶水，还有门锁、合页、拉手、窗帘杆。这些小五金装潢材料，看上去同大商场的一无二致，可价格却奇怪地便宜十数倍不止。比如一副铰链，在装潢总汇可卖到一百多元的那种，在此只十二元便有了。倘若多买些，还可再便宜。他们很坦然地说这些是假货。但是，他们又说，那一百二百的难道又是真的吗？用起来还不是一样的，何苦去花那个冤枉钱呢？他们这样规劝顾客。他们还有一种本事，就是迅速地与弄内新楼里装修的民工搭识起来。他们之间显然有着些互惠互利的关系。一些民工固定地在某个店铺购买材料，然后向东家报账，其中的虚实只有他们知道。要遇到那些比较把细的东家，样样东西都要自己过手，他们便将预算定得很高，等东西买进来以后，他们再去退。这种交易是在半公开之下进行着，要捉却也捉不到。这些福建人都是矮小精干，皮肤黧黑，高眉凹眼，看人的眼神很机警，既能出力，又能出谋的样子。他们互相间说着艰深难懂的闽南话，语音很激烈。与外人须说普通话，顽固的乡音使他们变得有些口拙，但并不妨碍他们的表达。他们甚至比别人表达得更好一些，因这乡音里有着一股肯定的、不容置疑的语气，很起作用。这是一种。还有较多的一种营生是饭铺。
饭铺的情形就杂了些，有兰州拉面，可店主并不是兰州人，却是山东人。或者从兰州人那里学来的手艺，或者根本是另一路的拉面，只不过挂“兰州”的牌子，借个名声。除了山东人，还有安徽淮南人，江苏苏北人，浙江人。他们早上一律供应豆浆、油条、糍饭，中午晚上则是炒菜、面条，还有盒饭。这种生意倒是辛苦生意，凭的全是勤快。就看他们手不停、脚不停的，早饭铺还没收摊，已经开始拣菜、剁肉、淘米煮饭，抢先把盒饭的几荤几素摆上桌案。通常的荤菜总是卤蛋、大排、红烧肉、肉丸、油炸板鱼、青鱼块。素菜则是海带结、麻婆豆腐、豆芽，再加上些时令蔬菜。菜盛在大号搪瓷缸和铝盆里。先这么放在铺子里，紧跟着就为炒菜备料。洗肉洗菜，还有洗鱼的血水，就沿了阴沟流去，来不及下去，就漫出来，漫了半条街。菜叶、鱼鳞什么的，也粘得满地。所以，苍蝇是成群搭伙的。有隔壁店铺养的猫来找食，在桌凳底下钻来钻去，把些鱼肚肠拖来拖去，身上的虱蚤就跳来跳去。等到中午，摆盒饭的桌案就推到了街沿上，小炒的菜也码好了，排开了。这一阵要忙碌到下午两点才能结束。两点以后有一段消停的时光，店主、打工的就在店铺前坐坐、站站，看看野眼，或者互相串串铺子。这些打工妹都穿得十分鲜艳，大红大绿的化纤面料，领口和袖口处做着宽宽的繁复的荷叶边，脚上趿着塑料拖鞋。她们有的是店主的乡人，有的却也不是。从四川来的、湖北来的都有。她们脸上还留着紫外线强烈照射印下的特别深的腮红，这两片又大又深的腮红把眼睛都映得小而暗淡了。所以她们就显得有些迟钝。和这街上的几乎差不多数量的发廊里的女孩相比，她们不知要老实多少。发廊里的女孩眼波都是灵动的，看着人时有着含义。她们一般都是洗头外加按摩，她们站在客人身后，手插在头顶上一堆雪白的泡沫里，揉搓着，抓挠着，听见门口有人走过，便微侧过脸，用眼角的光冷冷地觑人，这冷里，却又挟裹着一股子热，向人招手似的。她们耳垂上的金坠子，随着她们抓挠头发的动作打着晃，金灿灿的，特别耀眼。她们戴的金首饰一律是特别黄，成色特别足的样子，显示着她们不凡的收入和身份。入夜的时分，这条街上别的店铺都黑了灯，下了卷帘门，惟独这些发廊还亮着。又都是高支光的日光灯，就更是雪亮雪亮。里面包着些欢声笑语，还有些动作。这时，这条街静得很，就显得发廊里的动静分外活跃。要不是有它们在夜间的活跃，这条街就完全像一个乡村了。而它们带来了都市的气息。它们给这条街带来了夜生活。有一些出租车或者私家车，在此时悄然驶过。是居住在这条街上新建的公寓里的居民回家，他们也是有夜生活的。车辆有时候甚至很繁忙，相对而驶的车辆明暗着车灯交车，却并不鸣笛。此时此刻，一切动静都是默契的。有一日，一间发廊里忽响起一个男人的骂声。他操着这城市的肮脏的切口，激愤地骂着，声音响彻了整条街，可是却一点没有惊动这条街的寂静，车辆照旧行驶着。
这就是这条弄堂里的几种比较主要的营生。此外，还有安徽黄山人的茶叶店，浙江宁波人的裁缝店，海门人的修鞋铺。花圈纸扎铺，电器修理铺，粮食铺，百货铺。做铁门的，配玻璃的，磨大理石的，修自行车的。等等，等等。一开张，就听裁缝店里开着收音机赶活计，电器修理调着电视频道，做铁门的焊割，大理石的电磨，真是很蒸腾的。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到了这条共同的小街，彼此相识，就作了朋友。尤其是比邻的两家，更是互相照应。他们两家或者三家，合伙接了水管，拉了电线，你争我抢地清扫店前的地面，好应付工商局、环卫局的检查。他们还互相照应铺面，一家的东家走开时，来了主顾，另一家便出面接应，谈判。他们的小孩子也结了伙伴，大的牵了小的，在这街上玩耍着。总之，他们大老远的，来到这又大又陌生的城市，没有互相帮忙，是不行的。他们免不了会受到这城市的渣滓的欺负。这些渣滓在这城市里其实是不入流的，却打着这城市的牌子，欺欺外来户，占点小便宜，逞逞威风，也算是他们的生计了。他们或是吃东西，拿东西不给钱，或是没事找事，说你这也不合标准，那也违法，敲点竹杠。乡里人大多是没见过世面的，事先已自觉有三分错，自然被唬得不轻。假如有性子直的，不服，那么就吃亏吃定。总归是人家的地盘，喊人喊得应，来上了一大帮，简直是明火执仗。所以，他们也要结帮结伙，抱成一团。一有个什么事，就呼啦啦一阵子围上。不是为了打架，而是打圆场，唱唱帮腔，拉拉偏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毕竟不敢结仇，不说别的，生意道上还讲和气生财呢！说到底，是憋屈的，可也没办法，谋生存啊。
所以这条小街上，看起来各做各的生意，实际上，也是结了帮道的，内里靠得很紧。倘若是做同一种买卖的，可不敢擅自压价，而是一并顶着，只能在质和量上做文章，要欺瞒也是说好一起欺瞒。这小街可真是一条心呀！你从头到尾走一遭，便可感觉到有一股壁垒似的空气，慢慢地升起，简直称得上森严的。你感到有一些眼睛在看你，审视地、渐渐地记住了你的面孔，并且了解了你的生活、出行，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居住在这小街上的工房，尤其是那些新建公寓里的人，无一能逃出他们的视线网络。新建公寓里的住户，由于深居简出，更成为他们视线捕捉的对象。当这些公寓的住户与他们搭话时，他们往往有些措手不及，好像来不及从这种深入的审视中抽身出来似的。他们赶紧地换上一副笑容，由于仓促而有些谄媚了。他们拿东又拿西，饶舌得很。这样的短兵相接一下子叫他们失了方寸，露出了窘相。可等来人一走开，他们立即镇定下来，眼睛里再又浮起了那种尖锐的洞察力。
除了这些店铺以外，这里还有一些走贩。早晨时摆地摊，卖些自家缝制的衬衣睡衣，从倒闭的工厂低价批来的鞋袜、针头线脑，到八九点就收摊了。再有一些推销商，或是向小饭铺推销鲜辣粉、味精、五香调料，或是向发廊推销洗发水、化妆品。他们，尤其后者一般总是穿着体面，手里提着拷克箱，箱内是样品。这些推销商一来二去的，有的在这里交上了朋友，来了就不走了，聊着山海经。他们都是些喜欢结交朋友的人，相信有朋友就有饭吃，是有些把朋友当饭吃的意思，所以不怕在朋友身上花时间。还有一个卖碗的广东人，也是这里的常客。他很古朴地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竹匾的碗碟。碗碟背面写着景德镇制的字样，想来是景德镇瓷器窑里的下脚货，因为连碗口都不圆。但价钱也极低，好歹还还价，还能再还下来一些。他几乎每天都要来一遭，在这里的饭铺吃面，担子就搁在街边上，有人来买碗，一喊两喊，就将他喊了出来。总之，这里的气象挺火爆的。
这里是民工的天堂。他们到了这里，就像到了家。这里的店家，无论是做什么的，都是他们熟悉的。当然有一些是老乡，可有一些并不是老乡。这也不要紧，他们就像是远亲似的，总是能搭上关系。他们大都是附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以及刚造好的新房里的装修工人。晚上收工了，他们便三五成群来到这里，和发廊里的女郎调笑两句，站在人家的柜台前说说话，还在小饭铺上喝酒炒菜。这也是小饭铺最兴隆的时分，二百支光的电灯开亮了，油锅哔里剥落乱响，放炮仗似的。菜在锅里翻炒着，红的绿的，颠来颠去，油汪汪地装了盆。啤酒冒着白沫，加上划酒行令的吆喝声，真有些喜气洋洋。他们啤酒喝多了，就在街沿上找个角落撒尿，一点不避人，还转着头找人说话。这条街是个乐园，也是个烂地方，谁也不把它当回事，谁也就没了羞耻心，想做什么做什么。照这城市的口头语说，就是“横倒”了。平日里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小伙子，到了这里，也都撕开了脸皮。这又不是那种思想解放式的开放，而.是有些破罐子破摔似的。从随地撒尿这事上，最能看出这一点。啤酒再喝多些，他们就要闹事了。先是用家乡话相骂，骂到后来就动手。一到这时，店主就硬把他们轰出店，赶紧地下了卷帘门。这里工地多，到处都是砖头和黄沙，他们就拿这些作武器，掷来掷去。发廊里的小姐则站在玻璃门后面观战。从头至尾都不会有人去拨打110。倘若有过路的巡警来到，只听见摩托车声，便作了鸟兽散。小街上一下子静了。
这就是这条弄堂里的景观。
小饭店，就在这条弄堂，接近一端的地方。它占据有三四间临时房屋的铺面，打通了，做成一个。所以，虽然是叫“小饭店”，其实是这条弄堂里最大的店铺了。它是油毛毡顶，再铺一层玻璃钢，一层砖的墙壁，墙上刷了石灰水。门和窗，都是从某座废弃的房子上拆下来装上的，门是那种老式的对开的板门，因为装得马虎，一点不合缝。窗也是这样的，歪歪斜斜。它的外观，特别像公路沿边，那种汽车饭店。每看到有过路的汽车，就会从门里走出一个花红柳绿的小姐，招手停车用餐的那种路边饭馆。并且还不是江南地区的，而是有些荒凉的北方。它的大白墙，破板门，窗上生了锈的铁栅栏，灰蒙蒙的窗玻璃，门前的污水的痕迹，还有门里传出的浓烈的葱姜油酱的气味，无一不似北方的粗糙，腌臜，疏阔，荒落。可它又没有北方的豪放和壮硕。它的墙那么薄削，屋顶也是薄削的，根基显然是浅的。由于南方潮湿的天气，墙根已经霉烂，黑漆漆的。它也没有北方的那种轰轰然的烟火味，而是有些腻歪的甜腥气，不知哪里藏着个死猫死老鼠的气味。总之，它的外形看上去就是落拓，没有趣味，没有劲道，没什么指望的样子。它没有一点吸引人走进去的意思。
可是，事实上，却满不是这么回事。它的生意还是可以的。它也做盒饭生意，但气派就和弄堂里的那些饭铺不同了。在它斜对过不远处的弄口，是一家外地在此开业的证券公司，那些散股的股民们，中午就过来买盒饭。临近一条弄内的胶水厂，中午也过来买盒饭。还有一个什么办事处，一个房产中介所，都在这里定盒饭。这样，它的盒饭生意就非常兴旺了。一到中午，店堂里几乎忙不过来。雇佣的几个打工妹分头去送盒饭，盒饭一摞摞地装在大塑料袋里，一袋袋地拎出去。有买盒饭的散客，老板自己就上阵接待了。老板是个有手疾的男人，一只手蜷在胸前，托着塑料的快餐盒，另一只好手掌勺舀菜，装盒。每一勺他都必得送到下巴底下，才能放进盒内。而他的嘴角，又往往衔着一支烟，烟灰长长的，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盆里的菜呢，又是不怎么清爽，肉丸子掺了过多的生粉，又加了过多的酱油，黑亮亮的。大排骨也是的，裹了一层浆似的。卷心菜的老叶子都炒进去了，腐竹又没泡开，硬硬的一段一段。黄瓜是凉拌的，青菜是清炒的，板鱼是干煎的，可是酱汁从勺子下滴了一路，把它们都染了颜色。连他们给出的找头也是染了油酱的、黏的、烂的票子。可他就是生意好呢！除了盒饭外，店堂里的十来张桌子，也坐了有六成。吃面，还有炒菜。
桌子都是白木的，也像是路边餐馆，铺了一次性的塑料薄膜，长方的，像课桌一样摆了两排。凳子是塑面铁脚的圆凳。不知是桌凳的腿的问题，还是地面的问题，桌凳都放不平，跷跷板似的跷着。地是塑料的地板，画着黑白的方格。显然是直接铺在水泥地坪上，穿着鞋都能感到脚下的凉气。这种塑料地板易脏还洗不干净，所以白的已成了灰，黑的也成了灰。油渍斑斑，烟头烫的洞也是斑斑。店堂的墙壁贴的是塑料低泡墙布，同样是易脏不易洗的。变黄了，有几处还耷下来，墙布接缝的地方则嵌进了泥灰，成了一条条的黑线。这样的环境，光线暗倒还好，看不真切。要是好太阳天，阳光明晃晃地照进门窗，只见光里的尘埃千翻万卷。地下，壁上，被照得透亮，可真是百孔千疮啊！可光线也不能全暗，全暗了，一拉开灯，灯且是日光灯，一时上，又是雪亮，污迹和疮疤就都勾勒出来，丝丝入扣。连人脸上的油腻和斑驳，都尽入眼睑，还加了一层青色。那老板脸色本来就不咋的，这下更是青面獠牙似的，太阳穴里的青筋都暴突起来了。
它的生意好，就是叫你不明白。可能是因为现在人都不讲究了，能忍得腌臜。你看对面弄口证券交易所的炒股人，虽然是散户，可有些也是西装革履，手持大哥大。可他就是不忌讳到这小饭店来买盒饭，不忌讳老板的蜷手夹一只饭盒，上方是颤巍巍的香烟灰。他走出去是个人样，进了这小饭店也就放下款了，随地吐痰，乱弹烟灰，大声咂巴嘴吃东西，呼噜噜地吸面条。西装敞了怀，倒是抬着胳膊，避免桌上的汤水沾了袖口。他也有这个本事，在这四面油来酱往的地方，一点不脏着身上的衣服，也不乱了头发。进来什么样，出去还是什么样。别看他中午在小饭店吃盒饭或者大肉面，晚上说不定就在哪个海鲜楼吃生龙虾。但他肯定还保持着悬空胳膊用箸的习惯，这是在小饭店养成的。这就是能上能下。
小饭店的老板就是这城市的居民，从“小饭店”这名字看，他似乎有些文学的修养。因这名字起得很好，大雅若俗的意思。看他的年纪，实在看不出来。看上去有四十多岁，大约是老三届的那一辈，但实际上，他很可能三十出头。因为在这样的邋遢的生活里，人是容易见老的。但谁说得准呢？这种生活有着停滞的感觉，它也可能把时间都固定住，人的年纪也固定住了。所以老板的年纪就真的不好说了。他很瘦，皮肤将颧骨、面颊，包得紧紧的，以至眼睛有些突了出来。倒是没有皱纹，就是这点叫人吃不准他的年纪。他没有皱纹，可也并没因此而变得年轻一些。他的脸猛一看，有些不干净，眼睑下，鼻凹里，腮上，额上，好像有一块块的污渍。但仔细看，却并没有。他的眉毛很疏淡，头发也不密，一绺绺的，可能是叫菜的油气熏的，总是受着潮，贴在头皮上。他的手却很白，大而扁平，并不粗糙，但有一种苦相，不是劳苦的苦，而是带些受糟蹋的性质。他大多的时间是坐在门口一张方桌旁，桌上放一个木头盒子，盖子可揭起一半，中间安着合页，里面装的是钱。他亲自管钱。前边说的那些破旧的、潮腻的找头，就是从这钱箱里拿出来的。老板一边收钱、找钱，一边呵斥着盛盒饭、端盘子的打工妹。他声气很大，却并不严厉，那些外来妹们显然也不听他，兀自拖着手脚。
小饭店里的打工妹，最大大不过二十岁，和弄堂里别处的小饭铺的打工妹一样的年纪，一样的打工挣钱，可看上去却要老到得多。她们不像通常小饭铺的女孩子那样殷切、勤劳，见你去买盒饭，便来不及地告诉你，一荤两素是几块钱，两荤一素是几块钱，两荤两素又是几块钱。当你犹疑不定选哪样菜时，还会特地向你推荐、建议。她们说着乡音很重的普通话或者上海话，脸颊上的红晕还很新鲜。她们的手因在碱水和油水中浸泡，大多皲了口子，却是健康、有劲、麻利。她们给你打好盒饭，然后盖严，扣上，套上塑料袋，最后再压上一副一次性的木筷，带了一种郑重的表情交到你手上。这是一种珍惜天物的表情，只有经历过耕作的劳动的人才会具备，这里包含着对自然赐予的尊敬。她们可能会很吝啬地少给你一些米饭，可也足够你吃的了。给你菜的时候呢，她们则露出慷慨的样子，表示不甚在乎，其实，也是有分寸的。这些荤素菜肴，盛在快餐盒里，也是郑重的表情。她们实在是很天真的。这城市，还有这弄堂，还没有把她们带坏。
小饭店的打工妹，可就不同了。她们金口难开的样子，懒得说话。见你实在问得紧了，才不耐烦地、语速极快地回答你，说的亦是乡音很重的普通话和上海话，却说得十分滑溜，有些像老北京人那种腔，其实就是“油”。所以你很难听清她在说什么，可也不敢再多问，怕碰钉子。在你犹疑地打量这些菜盆子的时候，她们则歪着头，眼睛看着上方，手里握着的勺子，一下一下敲着洋瓷盆的盆边。然后，你点了一荤一素，委实决定不了再要什么，她便迅速地合上盒盖，加上一次性筷子，送出那个玻璃橱窗上的小窗洞。忘记说一句，小饭店的盒饭是通过一道玻璃窗口卖的，饭菜搁在窗户里边的台子上，一层玻璃将你和卖盒饭的小姐隔开。对了，这些打工妹是应该称之为小姐的。这道玻璃橱窗使得盒饭和小姐都有了身价。虽然，苍蝇照旧在里面飞舞。话再说回去，你犹豫不决地要了一荤一素，就再说不出要什么了，那小姐便啪地关了盒子，收了你的钱，打发你走路。你刚要乖乖地离去，等在你身后的一名顾客却提醒你道：你还可以要一样素菜呢，因为至少是一荤两素。于是你便向那小姐交涉。这时候，这小姐突然间变得滔滔不绝，她呱呱呱一连气地说着，意思是，你自己没要，我明明告诉过你，五块钱一荤两素，六块钱两荤一素，七块钱两荤两素，你自己放弃了，我也不能硬塞给你，你少要了也不退钱的。你几乎要被她的话淹起来，只见她的嘴唇飞快地翻动，眼睛也飞快地翻动。要不是她的乡音梗着她的舌头，使她吐字有了些障碍，那么她就完全接近这城市鸟语一样的语音了。但她的作派已经很像了，像那些百货公司里势利的、吃不得亏的售货小姐。只是缺乏她们的含蓄，显得夸张和粗鲁了。还有的时候，只因你少说一句“是带走的”，而她又懒得张口问你是堂吃还是带走，她就多少有些存心地，用那种无盖的快餐盒与你打饭打菜。你说这怎么好拿啊！她也不与你调换，只是用另一只无盖的快餐盒，合上去，交到你手上。你要再与她理论，她的话就又来了。她们替你打菜也打得很少，有时少到没有道理的程度。比如你要海带结，她只给你两个，油豆腐，是三个。这却不是出于吝啬，而是捉弄人，有些玩弄权术的心理，是告诉你，我想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你能怎么样？
可它还是生意好呢，你有什么话讲？
小饭店是不经营早点的，这就使得它有了一种正规饭店的身份。它要到上午十点半光景才开门、开窗，拉开玻璃橱窗里的窗帘，但橱窗里摆的是前一天的剩菜。要等十一点，新炒的莱才端上来。可新菜是与旧菜搅和在一起，还是怎么的，就不知道了。谁也没有目睹过这个新旧菜交割的时候。老板坐在当门的方桌边，守着他的钱箱。小姐们在扫地、抹桌。这阵子，还有些清新的气象。虽然，日头已经老高了，照进店堂里，满满半间屋了，亮堂堂的。不是说过了吗？这店堂是不经照的，一照就照出了倦容。所以，那一点清新也转瞬即逝了。老板的脸青得更重了，熬夜没有睡过来的样子。小姐们呢，到底是年轻，脸色是鲜活的，喷发着热气，刚从酣睡中醒来的样子，还带着被窝的暖和干燥的气息。所以说，虽然也是熬夜了，但却睡过来了。这店堂也是熬夜的，从它零乱的桌凳，满地的烟头、果皮、瓜子壳，还有桌上的残羹剩菜，就可看出，不晓得它熬到多少点，反正早不了。否则，为什么不当晚收拾干净，而要等到第二天上午？显然是熬到熬不下去，不得已才散了的。小姐们将搓抹布的脏水泼在门前路上，也不让着路人的脚，谁泼上谁活该。你刚要发难，她一个转身，翩然而入。
中午的繁忙是从十一点半开始的，直要到午后两点左右，才渐渐消停下来。这时刻，不仅是小饭店，整条弄堂都是静的、倦怠的。发廊里难得有一个客人，小姐洗头的手也像要在泡沫里打瞌睡似的。弄堂里玩耍的小孩子，也都回到爸爸妈妈怀里去打午觉。出租车在弄堂里放着空车穿过，悄无声息，日头明晃晃地照着弄堂，这一刻弄堂甚至显得有些安宁，还有清洁。连苍蝇都偃止了飞行。有人经过，就在水泥地上，拍出清脆的脚步。小饭店的老板是坐在店堂迎门的方桌边，他的老位子上打盹。将那只残手揣在怀里，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弓着腰，睡着。虽然他只是手有残疾，可他却给人一种腿也有残疾的印象。他几乎不离开这张方桌，似乎也不单是为了守住钱箱的缘故。他总是坐在这里，看着门前的空地，以及过路的人。吃饭的时候，小姐们就在方桌上开一桌，冷盆、热炒，还有酒。他独斟独饮，可吃很长时间。当然，其间还须收钱、找钱，或者去给散客打盒饭。话说回去，等他一个盹醒来，太阳就下去了些，店堂里的光线也柔和了一些，他打着呵欠，振作了点。那只残手也伸展开来，手肘搁在桌沿上，看上去很正常。现在，不知是光线的缘故，还是午觉的缘故，他的脸色清朗了一些，眼睛里也有了一点精神。他的眼睛本来是暗晦的，你简直说不上来它属于哪一类的眼睛：大，还是小，双眼皮，还是单眼皮。就是这会儿，形状也还是模糊的。那就可能是蒙古人的那种眼睛，不是十分有形的。可现在，亮了一点，你可看见它的转移，也明快了一些。
假如你正是这时候经过小饭店，你就可看见那轻佻怪异的一幕：小姐们在替他洗脸洗脚。这是老板他最为活跃的时刻，他笑着，笑得十分天真。任那些小姐们摆弄他的脸、手和脚。小姐们，至少是两个，在帮他张罗。他和她们嘻骂着，一张嘴对付她们两张嘴，还有两双手。他的脸色越来越和悦，眉眼展得很开，你这才发现，他长了一张方脸。这倒是有些像早晨的神情，小饭店的一天，似乎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你切莫因为这老板总是一人独坐，再看小姐们与他洗脸洗脚，就以为他是单身。其实才不是呢！还是顺着这时候往下说吧。
老板洗过手脚，小饭店就又来人了。这时来的不是顾客，而是朋友。小姐们将两张长桌拼成一张方桌，便成了牌桌。来的人围了桌坐下，就开始打扑克。老板还坐在原处，远远地与他们招呼说话，声音很高。他已经完全活跃起来，嘱小姐们端茶送水。来的人都是这城市的本地人，和老板称兄道弟的。他们就是那类“好女嫁老板，好男不上班”的好男。他们操的是买空卖空的营生，还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营生。他们显得很有活路的，一点不为生计奔忙，否则他们怎么能在下午的时间来小饭店打牌呢？他们大约打的是两副扑克，因为一副扑克是不够他们这些人打的，他们至少也有五个人，或者六个人，甚至七个人。他们喝着茶水，抽着烟，很认真地出牌。这样多的人在一起玩牌，气氛却不是喧嚣的，而是很奇怪地有着一些沉闷。这是叫人说不出道理的。他们谨慎地出着牌，再又仔细地计分，除了有关牌局的话，别的并不说什么。可你却又觉得，他们都有些心不在焉，心思不是全在牌上。那是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来的。他们看在牌上的眼睛后面，似乎还有一双眼睛。
这些客人们有着同主人一样的脸色，额上，眼睑下，鼻凹处，下颌上，染着些阴影。这些阴影将他们的轮廓都模糊了，脸形是不确切的。虽然你并没有走近他们，但你却感觉到他们嘴里有着隔宿的口臭。他们握牌的手也是黏腻的，有着摸过油炸花生米的油哈气。他们熟练地洗牌、发牌、出牌，很快地打完一局，再开始下一局。打牌本来是一件悠闲的事情，可在他们，却并不。促使他们飞快地，一局跟一局打牌的，似乎也不是胜负和得分的事情。而是别的一种什么驱动力，比如说惯性。他们就是慢不下来，而且越来越快。这时，就有一股亢奋的空气，渐渐积纳起来，散播开去。事情就变得焦虑不安起来。
在他们漠然、涣散的目光里，你会陡然注意到有一束焦点。或是来自那个戴眼镜的，皮肤白皙的青年；或是半秃的，两只绿豆眼分得很开地长在平坦的鼻梁两边的那个，看多了，你也渐渐地能够辨别他们的长相。在那些一致的阴影底下，他们还是有着各自的特征。他们的目光焦点投向店堂里的某一处，是哪一处呢？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越过牌桌，停在了窗前。那是靠弄堂的一面的窗。窗栅栏下有一架藤靠椅，藤靠椅上倚着一个少妇，怀里抱着一只猫。这就是老板娘，老板的妻子。
她看上去相当年轻，丝绸睡裙领口上的精致蕾丝底下，是浑圆而小巧的肩膀。袖口也镶着蕾丝，宽宽地滑到肘部，露出一双白皙丰腴的小臂。下摆的蕾丝下呢，是结实却bbr>藏书网苗条的腿肚。脚上趿一双红带子的夹趾木屐，脚指头圆圆的，趾甲上涂着指甲油。手指上也涂着指甲油，鲜艳欲滴的。她的手也和脚一样，润泽而干净，这时正半埋在那只肥白的大猫柔软的长毛里。她耳朵上挂着金坠子，手上有金戒指，金镯子，颈上是金项链，挂了这么多的金，倒也并不显得俗气，因为饰件的样式新颖，还因为她娇嫩。她的脸颊的线条相当好看，尽管化着浓妆，也依然可看出天然的好气色和好皮肤。这样的装束终有些奇怪，穿着睡衣，却化着晚宴上的浓妆，且是在午后的时分。可这条弄堂的作风就是这样，前前后后都走着这样的睡美人。当然，小饭店的老板娘又不同些，她更美，更娇嫩，更养尊处优。从不见她动过一次扫帚和抹布，也没见过她的小孩子，只是看她躺在藤靠椅里，抱着这只大白猫。大白猫是求人阉过的，完全不思进取，懒洋洋的，这样热的暑天，人和猫窝在一处，看着都叫人流汗，可她和它都不觉得。
那目光的焦点就落在她的耳朵后边，因为她面朝着窗外的弄堂。她耳后的那一块分外动人，有一些散发落下来，西斜的阳光又正好低到她的颈项。从那里晃晃地照过去，将碎头发染成了金丝绒。那目光变得尖锐并且暴露，暴露出一些隐藏的含义。你感到老板娘对这注视其实不是不知情的，虽然她始终不回头。你再看老板，他端坐在迎门的地方，眼睛看着门外的空地，面带微笑。你发现连他都是知情的。还有店堂里闲着无事，看牌的小姐们，也是肚里有数。这些小姐们，离家没有多少日子，可已经见多识广，曾经沧海的样子了。她们满脸都是不在意，无所谓的表情，表示她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经历。她们的皮肤也已经养白得差不多了，指甲修尖了。不过要比她们的老板娘，还要加几把劲。
这时候，连那灶间里掌勺的大师傅，也到店堂里来玩了，凑在牌桌边观战。那是个清秀的小伙子，脸色白净，笑起来很恬美。他看上去顶多十八岁，可事实上，他肯定不止十八。你想从职业高中出来，就起码是十八，再加上社会上做事。不过，他出道一定还不久，否则，灶房里的油烟气怎么还没把他熏黄了？他穿着清洁的白大褂，头顶白帽子，很讲究地将帽顶掐出一道线，很挺括地立在头上。大家都喊他“弟弟”。他很腼腆地看牌，并不出声，却看得很仔细。这里的人，只有他一个，是真正关心牌局的。你想不到这样柔弱的一个人，会做出那么几大盆炒菜，还有随叫随到的小炒。不过，他是不熬夜的，做完晚上的生意就走。留他，就要付加班费。到了时间，大约是九点钟光景，他便脱了厨师的白大褂，换上自己的衣服。裹着腿的黑牛仔裤，黑T恤，再戴一副黑墨镜。虽然天已经黑了，可他还是要戴的。摘去厨师帽，露出了头发，是刺猬式的男女通行的新款式，喷了摩丝。因为帽子的保护，一点没走形，也没油烟气。脚下是黑皮鞋，尖头方跟。他手里提着大红的头盔，走出小饭店，从对面木料铺里推出他的摩托车，这是他寄存在人家店堂里的。骑上去，坐直腰，发动起来了。发动机震耳欲聋，有着一股理直气壮的声势。然后，刷地开走了。像他这样的手艺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留下这小饭店，亮着些晦暗的灯火，和晦暗的声气，匍匐在弄堂的夜晚里。
天下着细雨，是春雨，小岗上有人家要娶亲了。上午遣人到这贴邻的大刘庄来请，来请谁呢？请知识青年。小岗上是个小庄，只一个生产小队，大刘庄则有七个小队，第九个小队在大刘庄那一邻的小鲍庄，合成一个生产大队，叫大刘大队。知识青年都下放在大刘庄的生产队里，因为天下雨，没出工，坐在当门，看门外的烂地发呆。娶亲的是学校的老师，高中毕业生，年纪已经不小，有二十六了，这在乡里，早已过了婚娶的年龄。他为什么耽误下的？先是为了挑个好的，挑好了，又要“谈”一段，互相了解，所以才晚了时辰。这老师长了一张方脸膛，浓眉，大眼，方下颏，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凹槽，嘴略有点此地人说的“妈妈嘴”，但不是太典型，正好使他笑起来带了点孩子气。他家还有个妹妹，长的也是他这样的。兄妹俩虽然是跟了一个干瘦的寡母生活，但身体都健壮，血气很旺的样子，可能是随他们早逝的父亲的遗传，并且都读了书。他们的寡母很骄傲地说，大刘大队就数他家的一儿一女最俊俏。现在，儿子又要娶亲了。
知识青年总共也不多，十一个，一个县城来的又回家去了，剩下十个，正好一桌。他们和这位老师并不熟悉，因为老师是小岗上人，又不下地，偶尔在村道上遇到了，彼此都矜持地点点头，就走过去了。看上去，老师比知识青年更像是城里人。他穿得很整齐，口袋里插着钢笔，手里捧一叠课本，夏天脚上也很讲究地穿着鞋袜，冬天是一件驼绒长大衣，开着怀，手插在大衣两边的斜插袋里。只是无论冬夏，他都爱戴一顶单军帽，有檐的，戴到齐眉。这是“文化革命”前期的装束，虽然城里也还有青年戴军帽，但却是浪荡的风格。或是歪着，或是将帽顶掐出边，有些像电影里“国军”的军帽，流露出红卫兵运动进入低潮时期的颓废情绪。像他这样毕恭毕敬的戴法，却是透出了土气。还有使他像一个庄里青年的，就是吹笛子。下学以后，他横着一杆竹笛，一边吹一边在小学校前面的田间小路上信步。笛声悠扬，他的身姿也很悠闲，这就有了一种牧童唱晚的情调。小学校是在村庄背后，人称“家后”，与村庄相隔有一片农田，单独的一排五间房屋，靠着进县城的大路，显得有些寂寥。庄里绝大部分农田，又都在南边，这里多少有些人迹罕至。较常见的是大路上赶路的人，匆匆走过。或走路，或赶了驴车，驴脖下拴的铃铛，叮叮地响，清脆得很，又旷远得很。学校里还有位女老师，已经成家，五间房屋里有一间就是她的。男人又是在公社，一到星期天就走了，有时下了课也走。小学校就更显寂寥了。
他呢，又是深居简出的，极少到大刘庄来。大庄对小庄难免有些歧视，小庄呢，也有着自己的尊严。所以，除了在小学校，他就是在家中。家是很旧的三间土坯屋，低矮而且黑暗，真不知道怎么会长出他们兄妹这样两个俊俏的青年来。他住东头一间，寡母和妹妹住西头一间，中间是堂屋，迎门墙下的条案上放了他父亲的牌位。
他的房间是很少有人进去的，却有一个常客，几乎每天吃过晚饭就来了，两人便扎进了他的房间，说话，或者奏乐。他吹笛子，客人拉二胡。这个常客也是小岗上人，比他低两级的同学，因为成分不好，富农，所以回乡来只能务农，并且，至今没说上媳妇，也过了此地的婚娶年龄。这位学友极聪敏，拉一手好二胡，而且会作曲。
因为大刘庄上知识青年里有一个是爱文学的，所以时常去请那青年写歌词，这样，就和知识青年有了往来。今天，学长娶亲，前去请知识青年赴喜宴的，就是他。
因为下雨，这学友就踩了一双大毛窝，既是防滑，也是取暖。春寒，加上雨，天阴冷得很，是那种不提防的沁骨的冷。他踩着毛窝，左一划拉，右一划拉，来到这些知识青年住的地方。他们散住在各处，有的在人家里，有的是自个儿单住。他穿了一件单衣，脸冻青了，却很欢喜，笑着说：请你们赏脸呢！他因是下地做农活，所以脸色比较粗糙，头发也蓬乱，这时淋湿了，就贴在额上。他长了一张瓦刀脸，牙有些龅突，是称不上好看的，但很奇特的，他倒不土。这可能是来自于他的开放的气质。他的眼神、说话、表情，都是镇定、从容、愉快、开朗。尤其他笑起来，嘴几乎咧到耳根，这张不好看的脸一下子显得生动起来。他的口音也和乡里人有所区别，虽然也是乡音，可又不完全是，这可能与他的措辞有关，比较文面，却不刻板，还相当风趣。他的嗓音也是一个原因，有些哑，但不是嘶哑，而是有些雄浑的，是种有内力的男声。总之，这一切合起来，甚至使他有了些魅力。他要比他的学长放松和自如，这是因为有自信，虽然无论境遇，还是个人条件，他都远不如学长。现在，学长娶亲了，他还没说着媳妇。很多次相亲，都是无功而返。
知识青年受到邀请，都有些茫然，这个老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由于受到这个邀请，分散在各个生产队，来自于不同城市的知识青年便也纠结在一处，讨论要不要去。有知识青年的房东就说：既来请了，就一定要去，并且不能空手去，要带礼金。礼金的标准是，一人两元，可带小孩。房东又与他们解释：虽然你们在城里，老师在乡下，但都是上过学、读过书的，也可称得上同学，所以他才请你们。于是，大家便决定去，房东又让在他家寄住的那个知识青年带上他家的一个男孩，一同去了。这男孩大约是五六岁，看上去还更小些，却很老练地双手插在袖筒里，穿着小毛窝的脚，稳健地岔着泥，走在穿了胶鞋、打了雨伞、歪歪倒倒的知识青年前面。一到地方，就不见了人影。只见门前有一群孩子在细雨中玩耍，都是大人带来吃酒的，想是混入其间。天很暗，又下雨，这些孩子看上去都差不多。
他们进了屋，黑洞洞的土坯屋里，依墙坐满了吃酒的人。里间屋是女眷，外间屋是男客，统是袖了手，也不怎么说话，有些拘谨，又有些严肃，耐心地等待着开席。他们这一伙人，并不分男女，挤坐在当门，看着人们忙乱。门前院子里张了油布，做一个大篷，底下放了案板，等着上客。阴着的天，被油布一衬，又有些发黄。油布有些破绽，不晓得使过多少婚丧嫁娶，有碰碎了的雨点洒下来，碰巧溅到脸上，冰凉的，就缩一缩脖子。老师的学友是指挥，在细雨中划动瘦长的四肢，佝着背，跑到东，跑到西。做新郎的老师只偶尔地露面。他的骆驼绒长大衣里面是新哔叽呢的制服，口袋上还别了一朵红绒花，军帽则换了蓝呢帽。他脸膛更红了，嘴抿着，想不笑，又做不到，嘴角就一动一动的，看上去就更孩儿相了。他出来和知识青年招呼，刚说半句话，就叫他的学友喊走了，去决定婚仪中的一个什么细节。
天阴，看不出时辰，但凭经验，已是午后。这样的雨天，乡里人家都是吃两顿，头顿吃过，现在都感到肚饥了。不时有女眷从屋里走到门前，看自家带来吃酒的孩子有没有走远，要不就喊一声，把孩子喊到身边，一起坐着，等着开席。孩子坐一会就坐不住了，趁大人不留神，再跑出去疯。那知识青年带来的房东家的男孩倒是反过来。有两次走到屋内，看带他来的那名知识青年还在不在，就又走开去玩。屋里更暗了，有人垂着头在打盹，发出了鼾声。这土坯屋里样样都是暗的，只有做了新房的，老师那间东屋的门上，新贴的一个“喜”字，红艳艳的。来吃酒的人都穿戴过了，男的大都戴着呢帽，女的呢，至少是换了衣服，头上蒙了方巾。只是脚下的一双鞋，都沾了泥。惟有当门的一伙，邋邋遢遢。知识青年大都是颓唐的，而且故意地强化他们的颓唐，表示着对命运的不满。他们穿得相当糟糕，却是带着些戏剧化的，比如其中有一个，穿一件剥了蒙袄褂子的棉袄，扣子都掉光了，就拦腰扎一根松紧带；还有一个眼镜脚断了，用一根线挂在耳朵上；一个剃了光头；另一个则几个月不理发，头发盖到了脖颈根。女生略微好些，比较要面子，不肯落拓相，可那神情却是苦闷的。她们想得比较多，年龄的逼迫也更严峻。她们平时就不大开心，此时看着别人嫁娶，难免就有一些感触。所以脸都是绷紧的，含着些抵触。他们这一伙坐在当门，给这喜宴带来一股不协调的气氛。
新娘不到，喜宴便无法开席，此时至少也是午后两点了。有一些消息传来，说是新娘的兄弟拦住了，要新郎亲自登门去接，新郎这才起身。新娘家在邻县的枣林子，这么走去，好天也须一个半小时，莫说这样的天。这是给新郎颜色呢！因为他老不娶，老不娶，却要谈，谈，谈。怎么不再谈了呢？怎么就要娶了呢？这时候，新郎那学友划船似的从门前泥地里划过来，对着当门的一群知识青年说：饿了吧，都怪新娘子！说着就哈哈笑着过去了。学长娶亲，他那样高兴，他自己娶亲呢？他什么时候才能娶亲啊！有时人们在地里做活，远远看见他和他那富农老子从高高的坝子上过去，就说他是去相亲。傍晚，消息99ｌｉb?就传开了，去相亲却没相成。他那富农老子身板比他高大，也更挺拔，脸膛也要方正，但中间那一条却是凹的，身材虽高大，却是阔扁的，一眼便知是他的老子。他的老子，看上去还不如他吃的苦多，所以就显得不老，也好看一些。穿得很齐整，态度文雅，并且有些新派，是那类见过些世面、受过新思想影响的乡绅的样子。不过，还是没儿子看上去聪明。既是新郎才起身去接人，那至少还有两个小时才可开席，别人倒没什么，反正下雨出不了工，知识青年却有些不耐烦了，脚也坐硬了。他们纷纷起身，跺着脚，跨出房门，去四处转转看看。那房东家的孩子一看带他来的大人要走，就有些急，高声叫：小，你不吃酒就走？他想，他要是走，那么自己没得人带了，也只得走了。那小说了声：还来。他才放下心，继续在孩子堆里疯。这小岗上是个小庄，平时大都没来过，或者只是走过，几大步便跨了过去。这时候看看，便觉着是个贫瘠的村庄，几乎没有青砖房子，连半截青砖的都少见。台子也修得不整齐，房屋便挤簇在一堆，在这雨雾和泥泞中，看上去都是快倒的样子。树也不多，井呢，有那么一口，井沿铺了些碎砖，不像大刘庄，全是青石板的井台。走了一圈，并没看到什么有趣的，便又踅了回来，站在院子里，看孩子玩耍，听几个老人说，如今的喜事没了吹打班，便不像喜事了。锅屋里外都是请来帮忙的女人，光是借来的碗碟就有几箩筐，肉和鱼都剁开了，粉条子泡在大木盆里发。那老师的寡母，今天要做婆婆了，头上竟也戴了一朵红绒花，拐了小脚里里外外地忙。他妹妹倒是穿得还不如平日鲜亮，脸上的表情也有些悻悻的。她一头扎在锅屋里，专事烧锅，并不出来接客。平时是很会说的嘴，今天竟锁上了，好像要给新嫂嫂来个下马威似的。
时辰已经到下半晌了，阴着的天倒开了些，北方才有了天光，但也是近晚的天光。估量着差不多了，新郎的学友便开始往树杈上挂炮。几千响的炮抖落下来，总有些散的，于是小孩子就有了事做，纷纷去抢那些散炮，然后借了老汉的烟袋，哔哔剥剥地放。本来等恹了的，这时又有了些零星的喜.９９lｉb?气。再接着，就有人跑来传话，说新娘子来了，坐着牛车，已经到了坝子下。从这话到听见牛车的木轱辘在泥里吱扭，又有大半个时辰。知识青年又进了屋，坐在当门。因等得又饥又厌，一个个木胎泥塑般的发愣。外面哗哗然的，也没兴趣去探个究竟了，只是低着头，抖着脚等饭吃。
外面闹嚷着什么呢？闹嚷着地太烂，要脏了新娘子的新鞋。新娘子脚上是一双黑平绒横搭襻儿的鞋，里头是尼龙花袜。于是就要新郎背新娘子进洞房。也是等得太久，要闹出些花样，才甘心。新娘子起先不肯，架不住众人起哄，尤其是新郎的学友，高声大气地说理，只得叫背了。一上新郎的背，新娘噗哧一声笑了，众人又是哗然。这她就再不肯抬脸了，将脸埋在男人的背上。只看见一头乌油油的短发，头顶圆圆地挑了一个箍，别了个红夹子。众人拥着背了新娘子的新郎，轰轰地进了房。
外头炮响起了。这时孩子们分成了两拨，一拨进新房被里被外地乱搜，搜出红蛋、花生、糖块，还有烟卷。另一拨则在屋外地上满下找没炸开的散炮。那跟了知识青年来的房东的男孩，看来是老于此道。他先冲进新房翻腾，翻腾出了成果，再返身出屋。此时炮正放到高潮，散炮和着碎纸，四下乱溅。于是他就有了双重的收获。
屋里屋外开始摆宴，人们抖擞起来。女眷们都出去喊自家的孩子，喊到身边跟着，准备入席。新郎的学友又进来了，对着知识青年报告：新娘子爱笑。对新娘子那一笑很欣赏，很高兴的样子。这是这一日娶亲里，画龙点睛的一笔。说过后，他又兴兴头头去忙了。喜宴终于开席了。
那房东家的男孩，早已进了屋，贴着带他来的知识青年的大腿根站着，到入席的时候，便挤挨在他的身边。凡小孩都是没座位的，小的，坐在大人的腿上，大的，便挤挨了站着。等上菜的时候，大家都沉默着，气氛略有些紧张。这时，饭菜的香气已飘了起来，一桌一桌地挨着上了。最先上来的是四喜丸子，然后是萝卜肉块，再后是鱼、豆腐、粉条、白菜，馍馍是小麦面的，男人的席上还有酒。席上的人们一阵埋头，只听一片稀里呼噜的吃喝声，有孩子东张西望，大人便朝他头上一筷子打去：龟孙子，快吃！于是孩子赶紧埋头快吃。知识青年这一桌还是排在当门，也有酒。那孩子不晓得是第几回吃酒了，一只手稳稳地捏在筷头上，直伸向最远处的肉碗，满满地夹回来，用馍馍接住，一点都不洒落，吃得又快又好。这时候，无论有多少玩的疯的，也吊不走他的一点兴趣。桌上的菜，有一小半是被他扫走的。两个女青年，因是饿了，还吃得多些，那些男的，兴头却在酒上，还猜拳。新郎特意过来敬了酒，由他学友陪着。到底和新郎有些生分，何况新郎还端着点架子，所以便客客气气地。倒是逮住了那陪来的，一阵纠缠，硬要讨他的喜酒吃，虽是他的软处，他却一点不嘴软，反过来问他们什么时候有喜酒吃，这里的喜酒就又有一层意思，还是指他们上调回城的喜事。乘着酒，彼此都有些发泄，可到底因为是吃喜酒，并不认真，所以就不伤和气，嘻嘻哈哈的。新郎的学友，伏下身，悄声又说一句：这新娘子咋样？爱笑。对她那一笑印象尤深。
新娘子在屋里，再没露面。有人去看，屋里挤了人，有娘家陪来的，也有这头陪着的，满满当当。新娘子坐最里头，又低着脸，头发挡着，看不清，就觉着她是在“吃吃”地笑。
等了近一天的喜宴不到半个时辰便结束了，每一桌都是风卷残云的局势，连一点馍渣渣都不剩，盘里碗里都是见底的。远路来的开始走了，知识青年那一桌呢？也差不多了。剩了些馍馍头，还有些残羹剩汤，酒喝干了。一个个走起路来都有些歪，说话舌头也大了。屋里点了灯，是油灯，把窗上的喜字映了出来。新郎从把新娘背进房里，就没再进过屋，怕人笑话起哄，只站在门外同人说话。见知识青年要走，又特地送到路上。那房东家的孩子，有些吃撑了，加上疯了一日，这时已经睡成一摊泥，由那知识青年背着，回家了。
一个月以后，这伙知识青年中的几个，派工到东边挖一条干沟。歇歇时，要喝水，就想起吃过喜酒的这家老师，便奔了去。这天太阳很高，明晃晃的，树又绿了，小岗上显得光亮了些。老师家那三间土坯屋前，用秫秸拦了院子。老师在小学校上课，妹妹下地了，只有那寡母..和新媳妇在家，见他们来，就招呼进屋坐，临时烧水沏茶，又捧出落花生。花生里还掺着枣子和一些碎红纸，是办喜事那日余下的。这回，这几个知识青年看清了新娘子。黑红的鸭蛋脸，眉眼特别浓，果然爱笑，笑起来又非常大方。知识青年等水烧开了，喝了茶，吃了花生，聊了天，在婆媳俩一片热忱的留饭声中，告辞了出来。
开会
县里召开三干会的通知发下来了。“三干会”的全称是“农村三级干部会”，即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规模很大，通常只是开半天，上午报到，下午开会，开完走人。吃和住都不负责，只发给每人一天的误工补助。
收到通知后，大队里就开始筹划去县城开会的事情。先是定人头。大队一级的，自然是大队书记、副书记、妇女主任、大队会计、民兵营长、团支部书记。生产队一级是生产队长、会计。此外还有两个和生产队同级的部门，一是小学校，二是知识青年。小学校就两个老师，让那负责的一个去。知识青年呢，因为在这个城郊大队，地少人多，知识青年分来的不多，又都是散在各队，并没有组成一个集体户，所以也没有户长。有人说让那个表现好会干活的去，也有的说让那个有来头的，父母与县里的什么人有关系的去，最后决定是叫那个年龄最大，性子又最木讷的跟去，让她见见世面，露露脸，好早点抽上去有着落。再要定的是必须带个做饭的去，叫谁去呢？就叫孙侠子去。孙侠子这姊妹很好，聪明肯干，而且没小心眼儿，年前说好了婆家，沫河口的，来年就要出门子了。她大也是个做庄稼的能人，她娘呢？特别神，和谁都拉得来，她兄弟在金华部队当兵，妹妹才12岁，已经在队里挣工分了，只有个小兄弟吃闲饭。这一家人会过日子，到了开春，还有两顿稀一顿稠，从来不欠账，是个正经人家。孙侠子就这么定下了。第二条要筹划在哪做饭。还是像被剧团挑走了。她长了一张刀条脸，又有些撅嘴，可一双眼睛却非常灵活。碰巧县剧团那个演李铁梅的也叫个“赵玲”，不过，人家是大名，赵玲子这是小名。可说不准其中就有着什么缘分呢！尤其是后来，她被派演那个假装铁梅，引走敌人，“隔了墙是两家，拆了墙还不就是一家”的桂兰，就更让人觉得这赵玲和那赵玲有着什么联系呢！这些人都是姊妹里的人尖，孙侠子这样的，是望尘莫及。她想都没想过要做她们那样的人，但她也渴望生活中发生一点不寻常的事情。明年她就要过门子了，在家做姊妹的日子里要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就有了纪念似的，比较值。上一年三干会，是四队的大志子跟去做饭的。大志子这姊妹也不错，厚道，从不多言多语的，从来不和人闹气，有人缘。开春时，她过门子了。再上一年的三干会，还没兴出带做饭的去，是开会的干部们自己烧的锅，是看别的大队有带做饭的，才学来的。
孙侠子最后决定的是穿那件线呢的格子褂，黑和黄两种颜色的格子，里头衬了毛线衣。是老婆婆家送的聘礼，一斤半毛线，一种鲜亮的蓝色，比天蓝要深，比宝蓝要浅，还是从蚌埠买来的，就这县城街上，根本看不到。然后她让队里的上海知识青年教着，按上海的样式起了针，接的袖子，挑的领子，最后织成了。脱了棉裤，穿了条兄弟当兵走时留下的绒裤，罩一条蓝卡其裤，也是老婆婆给的。脚下的布鞋是自己做的，是学街上卖的北京鞋滚了白布条的边，明线上的鞋帮。在这开春不久的气候里，她这一身有些单薄了，可不要紧，连她大、她娘也没说她“烧”得慌。县城百货楼里的那些女营业员，一冬都不穿棉裤，不是也没冻着。早工回来，孙侠子从灶下的温罐里倒了热水，洗了脸，把衣服换上，还在衣裳口袋里放上一块手绢和一块钱，是年前分红时，她大给她的。她没什么特意要买的东西，但上一趟县城总是要买些什么吧！
前一天，队长就把做饭的面和烧锅的秫秸送到她家了，这会儿，又将板车拉了来，停在当院。车上有一个笆斗，装着些鸡蛋和腊肉，小半瓶花生油，还有几个空瓶，装在个军用书包里，打酒用的。她把面口袋装上车，把秫秸也装上车，又调整了下位置，妥了。转身到自家园子里割了些大葱，搁在车上。这时，她大已经下地去了，她娘看见了，又没说什么。不过，等她从缸里舀了半瓢酱豆子，她娘骂她了，成天吃酱豆子，还吃不够，有好的不吃，算什么出息！她不和她娘顶嘴，管自己拿了小兄弟的搪瓷碗盛好，再找张纸盖上，放进笆斗。心里却说：要我和那些爷儿们一同上桌伸筷子吗？心里还说：稀罕！就这样，都停当了，她才吃早饭。刚要从黄盆里舀稀饭，她娘又嚷住了她：那凉了的能喝吗？在锅里哩！她还是没和她娘犟嘴，今天她的心情很好，好像一下子变得谦虚了。她揭开锅盖，见里面是炒米饭，炒得干松干松。她娘有一句名言，叫做：“稀的要喝得来，干的要撒得开”，这就是撒得开的干饭。米粒儿一粒一粒的，一点不粘，但也不是硬，而是软软的，有些糙，可是有嚼头。等孙侠子吃饱了，太阳也近午了，队长从台子上走过，喊她走了。
她迈出门去，见台子底下，干部们正走过去。大队书记和民兵营长两个，都是骑车的，这会儿也没上车，推着走。晌午前的冷清的庄子里，忽然有了一股热烈的气氛，挺叫人激动的。队长架起了车，她拉车系，车子并不重，所以不需出力，只要稳着，别让车偏了。他们下了台子，汇入进城开会的队伍。虽然都是一个庄、一个大队的，平时又都爱和姊妹开个玩笑什么的，可是今天大家见了孙侠子，态度都有些拘束，说话也不怎么随便了。孙侠子有些不自在，可又觉得这样挺好。有人过来要替她拉车系，她不让，两下坚持了一阵，还是由她拉着。大队书记和民兵营长本来是落后的，这时上了车，就从后边骑上去了。前几日下过雨，路上有着些干了的车辙印，自行车轱辘从辙上碾过去，颠得咯啷啷响。他俩就这么咯啷啷地骑远，骑远又回过头来叮嘱走快点，晌午前一定到地点。于是，大伙儿脚下又加了把劲。
这天太阳很好，好到晃眼。风虽然还有寒意，可走了这么一阵路，也不觉得冷了。孙侠子想她这一身穿对了，要是再穿棉的，这会儿非得汗流水爬。一同去开三干会的知识青年，姓李，街上人，插队不少年了，也转过不少地方了。转来转去，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大队，工分值高一些９９ｌiｂ.，生活好一些，知识青年又少一些，招工时就容易上一些。但事实上呢？她这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给谁都留不下印象，干什么也都想不起她。这么频繁地迁徙，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分东西的时候，人们说：小李才来，干不多久，少给一些；或者：小李要走，到新的队上分去吧！所以，她是犯了策略上的错误。从这点来看，这人也是不够机灵，而且有些背时，还是因为插队插久了，心里急，便乱了方寸。这回大队让她作为知识青年的头，去开三干会，就像前边说的，是出于同情的心理。
这一伙里，只有两个女的。妇女主任有吃奶孩子，不去。这两个又都是姊妹，不由就走在了一起。小李不在孙侠子队里，又刚来不久，所以她俩不熟。这会儿一起去县城，走在一起，孙侠子发现这小李的秉性太不活泼。不说话倒没什么，就是有人话稠，有人话稀，可她还不笑。不笑也没什么，就有笑脸人和绷脸人之分。可她却是个木头人，连眼珠子都不会转似的。同她走了半路，孙侠子就感到憋闷了。她找了些话说，小李也回答，可回答和不回答一个样，谈不上有什么交流。孙侠子这就想起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人心隔肚皮。”这会儿，孙侠子倒羡慕起走在前面的一伙男的，有说有笑，要是同他们走在一起多好。可她又不能撇下小李。不过，不久她的苦恼就解决了。小李自己走开了，去找大队副书记，还有大队会计说话了。这倒是出乎孙侠子意料，所以她想，兴许小李也觉得和她在一起憋闷。可她并没在这个问题上多想，孙侠子是个生性快乐的姊妹，特别爱说笑，这一大会儿已经把她拘坏了，她得放开来了。于是她一扯绳系，驾车的队长没提防，车把歪了，叫道：做啥？做啥？孙侠子笑着，不回答，一个劲儿扯了系子往前走，直扎进前头那人堆子，才稳住，回头看看队长赶不及也得赶的踉跄样子，不禁笑出了声。队长骂道：倒头孙侠子！
前面那伙人在说啥呢？这么热闹。也不定是说一件事，而是东扯扯，西拉拉。这么说着走着，不知不觉，就看到了县城南头的分洪闸。他们要去做饭的那家，就住分洪闸底下。所以，到了分洪闸跟前，他们就要跟孙侠子分手了。他们要一直朝北去，到县城北头的人民剧场报到、开会，孙侠子自己去大队会计他表舅家。大队会计详细地说了他表舅家的地形，怎么走，这时间呢，他表舅和表妗八成不在家，只老奶奶一个人带了孙子，就说是大刘庄来的，便知道了。然后，大队会计又交给孙侠子五块钱，要她买些菜，打些酒，再称二斤果子，给他表舅家的小孩，叨扰了人家嘛！再然后，他们那一大队人就往分洪闸上去了。孙侠子一个人架了车，从分洪闸旁边的一条坡道，缓缓地走到了底下。
闸底下，不少人在洗衣裳，洗净的衣裳就铺在水泥台阶上，热辣辣的太阳晒着。孙侠子按了大队会计的指示，沿了坡道，坡道又成了平道，就进了一片院落。这一片院落大都是土坯起的院墙，挤挤挨挨地拥在一堆，少有几间砖房，窝在里面也显不出来。院子和院子间的道又细又窄，还不直，曲里拐弯，还不如大刘庄的房屋巷道齐整。孙侠子在里面转得头晕，进了两处院子都错了。一处是院子里没老奶奶，只一个老头儿，那就不是；再一处有老奶奶。可听说大刘庄来的，却说她家在大刘庄没亲戚。到第三处，才算对上。这家院子比别家更要逼仄，锅屋占去少半边，剩下的多半边，鸡窝又占去少半边，从院子往屋里望去，黑洞洞的。孙侠子心想，县城人过得也忒不容易了。她停下板车，归置在锅屋外一个角落，尽可能地不碍事。然后，和那老人招呼了声，提着那一军包空瓶就上街去了。
到街上，太阳正晌午，照着水泥街面，街面上一星土也没有。有放午学的孩子走过街，背着书包，脖上系了红领巾。孙侠子望着他们就想：不知道他们的大人是什么样子的？她首先去了百货大楼，是在县城中心，两条大街交界的地方，年前起的二层楼。可孙侠子进了一层，却不知怎么上二层。铺面很大，四圈都有柜台，中间还有一圈，依然很宽敞。女营业员坐在柜台后面，傲慢地抬着脸，孙侠子几乎不敢走近她们。她很拘束地转了一圈，见也有几个人在转，看就是乡里人，却是乡里干部的模样。孙侠子想这一定也是来开三干会的。她转完一圈刚要出门，瞅见墙角旮旯里忽然转出一个人来，再仔细一看，那是一道夹墙，墙缝里是上楼的楼梯。孙侠子弄明白了从哪里上楼，可却没了上楼的兴趣，还是走了出去。
街上更静了，太阳呢，也更暖了。孙侠子穿了这一身，正好。这时，她看见从巷子里走出一头猪，“啰啰”地迈着步，走到街对面。她看着这猪，心想还没她家的喂得好呢！就又自信了一些。她在一家街面的店铺里打了酒，称了两斤糖三刀，看那油亮亮的样子，就又称了半斤，是称给她小兄弟吃的。这样，就把那一块钱破开了。把这钱破开了，她才想到自己要买的是什么。她要买一顶草帽，割麦子时戴，原先她是戴她大的，帽顶特别深，卡在头上，像个温水的温罐子。所以，她今年要买一顶自己的。不过，这时买草帽还太早，她把破开来的零钱理好了收好，离开了这家店铺。
她拿了这些东西，慢慢在街上走。有线广播很响亮地播着歌曲，一条街都能听见，可依然静得很。她一个人走在这县城街上，觉得挺孤单的，又并没看见有趣的事，就想着那些开会的人在干什么？是不是开始开会了？她拐进一条小街，街边有些菜摊，她买了辣皮，买了捆菠菜，又见有卖小曹鱼的，卖鱼的是个猫子，急着回船上去，就卖得便宜，花了四角钱，全要下了，足有二斤的光景。还剩一些钱，留着买酱油醋。这下就齐全了。她这才看见这条小街正通河沿，白亮亮的淮河横在前面。怪不得嗅着有股气味，原来是淮河的水腥气。
这时候，她的两只手也都满了，提了这么些东西，往回赶着，又有一摊子做饭的事等着她，孙侠子就不由得郑重起来。街上又有了孩子，是吃过饭去学校上下午课的，大约是出来早了些，就不急着去，而是在街上追逐打闹，有拦了她路的，她便很着急地绕过去，嘴里埋怨着，人家有事，真是的！走过百货大楼，她也没停留，而是一径地走过去，眼都不回一下，心里嘀咕着：人家有事！她的纳得很结实的布鞋底，快快地擦着水泥的街面。脚跟在硬地上一弹一弹，腰不由得直了起来。她忽然地有了一种城里女人的姿态：匆忙的，快速的，重要和自信的。
快走到分洪闸的时候，她忽然听清高音喇叭里在说什么，原来就是三干会的开会实况，县里的干部在作报告呢！这是从有线广播传送到乡里去的，她家的话匣子里，说的也是这个。这时候，她大已经歇过晌下地了，她娘就在屋里做针线，听着话匣子。这么一想，好像她和她大、她娘隔了有多么远，而她又离家了多么久似的。
闸下洗衣裳的女人都回家去了，只有那些洗出的衣裳和花床单晒在台阶上，已经半干，被风吹起，呼呼地飘着。她顺了坡道走进了那片院落，七拐八绕地又进了大队会计他表舅家的小院。老奶奶坐在当门，在案板上糊鞋靠，身旁一张网床上，睡了她的孙子。孙侠子将买来的东西归置归置，看天还早，不急着做饭，就坐到老奶奶跟前，帮她打糨子，顺布条。老奶奶见有人陪她，很高兴，将家里的事一桩桩告诉孙侠子。于是孙侠子就知道了，她儿子在窑厂做临时工，媳妇有时在船码头打杂，有时在城关饭铺打杂，还有时就在家闲着，街上工作很不好找，年前，有人给儿子在蚌埠找了个拉板车的活，可媳妇却病了，老奶奶也病了，儿子便去不了蚌埠，这事就黄了，要是去了，一天能挣一块钱呢！老奶奶非常遗憾地啧着嘴。她人老了眼睛不顶事，靠子糊得一片厚一片薄，糨子也抹得稠一片稀一片，疙疙瘩瘩的。最后还是孙侠子一个人打糨子，顺布条，再往上糊，老奶奶只是说话和递东西。很快就糊成了一张匀实的靠子。这时，日头已经偏西，该做饭了。
孙侠子合计了一下，决定这样几个下酒菜：烫菠菜、拌辣皮、煮小鱼、腊肉炒鸡蛋。稀的喝面条，干的贴饼子。真是一顿很丰盛的宴席。她合计完了，就动起手来。先要洗鱼、洗菠菜，一看缸里水浅了，便要了扁担、水桶去担水。老奶奶告诉她，机井水就在那边巷口，但不能吃，只能刷碗洗菜，吃的水要到闸下的淮河去担。她一想，干脆把要洗要淘的带到闸下去洗了淘了，再捎一担水来，不两下全了？于是就又拾掇了一个盆，端着，担了一副空桶，去了闸下。一去，果然见有一些女人在那里洗菜淘米。到底是水泥砌的沿，没有泥，水就特别清。孙侠子也学着她们，将水舀在盆里洗，洗过的水，就泼到身后水泥地坪上，地坪上湿了一大片，但都渗了进去。孙侠子这才发现县城里的生活到底有些不同，这些女人手里都拿着菜来洗，可见县城里人是时常吃现炒的菜，而乡里却是腌一大缸咸菜，一年到头吃咸菜。怪不得她大说人家上海城里，每天早上都要炒个小菜。她大一说，她娘就跟上一句：“再喝二两”，刺他一下。
等孙侠子回到老奶奶那里，老奶奶正在烧锅，是早烧了好让给她灶用。屋里又多了个小女孩，刚放学回家，门口放了一小捆树枝，是她一路拾回来的。孙侠子将水倒进缸里，便切腊肉，切辣皮，装上盘子。老奶奶烧了一锅疙瘩汤，点上香油，满锅屋都飘香。趁老奶奶不防，孙侠子摸出一个鸡蛋，在锅沿一磕，鸡蛋黄打了个滚，进去了，说：给我小表弟吃。转身就去和面、擀面。等她把面条细细地切出来，抖搂开，老奶奶那边已经和孙子孙女在喝疙瘩汤了。天黑了，屋里也不开灯，暗中只听稀里呼噜的喝汤声。老奶奶不开灯，孙侠子就不好意思开灯了。好在，锅屋是秫秸搭的，不严密，透进了些天光，还能看见些。她决定烧锅了。这才想起没带火柴，又不愿意向老奶奶要，倒不是说这一根火柴值多大的人情，而是觉着已经借人家灶做饭了，再要这要那的，烦不烦人？她用拨火棒拨拨灶里的热灰，见方才老奶奶烧剩的那团豆稞，还有些火头。她从灶前地上胡噜了几根豆稞，小心地送进去，稀稀地覆上，然后转动着那团豆稞，慢慢地，慢慢地，忽听“砰”的一声，着了。她起身去搬带来的秫秸，抽出一根，撅成几截，架着火，锅转眼就热了。她并不急着添水，而是又接着烧几截秫秸，锅底几乎烧红，她才舀一瓢水下去，只听“嗞”一声，刚下去的水已经沸了的样子，她略略再烧了会儿，放进菠菜，不一会儿就烫熟了。她用烫菠菜的滚水细细地刷了一遍锅，准备开炒了。锅是热的，叫水刷得发干，于是她先用锅铲接住一小滴油，沿着锅沿划了一圈，油滑下去，锅就润了，然后才将那小半瓶油倒进去大半。这边油进了锅，那边她方才打鸡蛋。她将鸡蛋哗哗地打起老高，就像连在筷子上似的，渐渐起了沫，她又腾出手在锅底添了几截秫秸，油大滚了。她斜了碗，一溜圈下了鸡蛋，打松的鸡蛋一着热油，“噗”地起了半锅，再下腊肉，一起翻炒。真过瘾啊！孙侠子什么时候这么痛快地大油热锅地炒过菜？过年时，下材料的菜都是她娘上灶，怕她糟蹋了东西，可她不是炒得很出色！不仅菜炒得出色，时间也扣得准，她这边刚起盆，那边，开会的人就来了，堂屋里坐得满满的。老奶奶终于开了灯，黄黄的一盏，照了人脸也苍黄着。这时，老奶奶的儿子媳妇都还没回来。大队会计自己到街坊家又借了张案板，两张案板拼起来。孙侠子不愿上桌，小李开完会就回家去了，就这样，挤挤挨挨地坐下，还是出不了胳膊的样子。
大家帮了孙侠子上菜、上酒，开喝了。孙侠子这边就开始贴饼子。她将那剩下的一瓶底油全下了锅里，刚够光了光锅，再将糊了面的小曹鱼放下锅煎，煎干了，起了些焦皮，便放下绿葱、白菜、红辣子、大椒、酱油、盐，又添了半瓢水，熬着。她娘总说的一句话，就是：千滚豆腐万滚鱼。贴饼子的面她和得比较稀软，用手掌抹在锅边一圈。这是要些技术的，须抹得匀不说，还要手底下有算计。抹得不牢饼子就掉锅底了，抹得太牢呢，饼子就死了，不好吃。这就关系到和面的技术了。这一次，孙侠子和得正好，不稀不硬，匀匀地抹一圈，然后就在锅下仔细地添火。她把秫秸烧得透透的，想能余下一些来，留给老奶奶家。
等她盛出小鱼，铲下饼子，又贴了第二锅，才见黑影地里走过一个人，脚步拖着，手里提一捆菜，很累的样子。听那人进屋和大家招呼，才知道就是这家的媳妇，大队会计他表妗，这时才下班回家。大家向她让了一回，她则推了一回，便罢了。过了一时，孙侠子见她端了个板凳，坐在院子里捧了碗喝疙瘩汤。大口大口地，像是很饿，又像是没什么滋味，吃下算了的样子。她男人还没回来。
屋里的酒喝上劲了，猜起拳来。孙侠子忙了这一阵，却不饿，她心里很牵挂老奶奶的儿子，这么晚还不回来，不过他家人好像都觉着很自然，并不着急，县城里的日子大约就是这样。她要等屋里的人喝完酒，再下面条。灶里的火，就用灰埋着，自己走到了院子门口。虽然家家有电灯，可依然很暗。分洪闸忽然离得很近，高高地矗立着，遮着这一片院落。闸上有灯，可因为高，也照不到这里。月亮也没有。她望着黑幢幢的矮屋，心里有些伤感。不过这伤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的，所以还有些甜蜜似的。黑影地里又走来一个人，这回该是老奶奶她儿子了，可却是个女的，走近了才看清，原来是小李。
这时候看见小李，她很高兴，她说小李我以为你今天不回了呢！小李说哪能啊，明天还要出工。两人一同进了院子，屋里的人酒正喝到好处，没留意小李来了，也就没邀她入席。小李对孙侠子说她已经吃过了，就跟孙侠子到锅屋坐着。孙侠子往匾里的面条上抖了一些面，再提溜了几下，怕它们粘了。这时候，孙侠子才觉出身上有些冷，忙出的一身汗，又在风里站了一时，吹凉了。她往灶里添进一些掰碎的秫秸，让火种略旺一点，又往灶下偎了偎。不知什么时候，孙侠子睡着了，这一个瞌睡也不知是一眨眼工夫，还是一大会儿。她醒来时，发现肩膀上扛了个什么，是小李。也睡着了，头倒在她肩上。她侧了脸看看小李，黑影地里看不清她的脸，看清了也白搭，反正是个木头脸。她扛着这张木头脸，心想：她奔来奔去奔命的，就是这地方和这日子啊！她有些怜惜地，一动不动，让她枕了肩膀睡，反正堂屋里还在闹酒呢！这些爷儿们，一喝上就忘了时间。那老奶奶的儿子回来了吗？
陆地上的漂流瓶
他是从银行门前的自动取款机里，得到这张百元钞票的。他一共取一千，从出票口吐出一叠十张钞票，他只约略数了数，就放进了钱包。等到几日以后，他和朋友在饭店里吃饭，付钱９９ｌｉb.买单时，他忽然发现了这张钞票。他心里很迅速地动了一动，然后将这张钱换了下来，付出另外的一张。付出另外一张的时候，他不由也向上面查看了一下，看有没有像那张钞票一样的情形，然后付了出去。以后，他就将养成这样的查看钞票的习惯。
他留下的这张钞票，在四伟人像这一面，“中国人民银行”字样?底下的一块空白里，有圆珠笔写的几个字：刘渊洁高三（一）班。字很小，但落笔很用力，字体是正正方方，一笔不苟的。算不上好，但端正，能看出写字人的认真作风。他端详着这几个字，想着这张钱曾经经过手的、这位“刘渊洁”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更像是个女生，从名字看是这样；在钱上写字以记录某件事情的做法，也像是个仔细的有心眼的女生；字体呢，只有女生，才会有这样一笔一画书写的耐心和兴趣。从“高三（一）班”的字样看，是个女生大约也不会错。在自己的零用钱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表示是自己的私人财产，这像个半大孩子的做法。她多半不是一个拥有许多零用钱的女生，说不定是她攒了许久零钱，然后才将这些零钱向她的父母换来这一张大钱。这张百元大钞被她收藏与赏玩了不短的时间，后来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用出去的呢？交学费、书费、膳费，或者和同学一起拼钱祝贺某个人的生日？还有种可能，这几个字是“刘渊洁”的老师写上去的。这也可能是个年轻的、工作不久的老师，她收来学生们的钱，为了帮助记忆，就在谁的钞票上写谁的名字。这当然是个天真的做法，却很牢靠。这字样看起来也是，是那种端正的板书的风格。收取费用一定是令这个小老师头痛的工作，特别担心钱数和人头对不上，也许不久前她刚刚出过差错，就想出了这么个多少有些笨拙的法子。后来，钱一总交上去了，再由学校后勤部门购买东西用出去，或者由财务处直接交到银行，打入学校的账户。总之是，进入流通，到了他手里。可是，会不会呢？这个“刘渊洁”其实就是老师本人，“高三（一）班”是她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她是收集一笔费用之后，在最上面的一张钞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再交到学校负责部门手中。这笔钱可能是学费、书费、膳费，也可能是为某一个人募集的善款，学生们总是最热心的募捐者。那么，“刘渊洁”就也可能是接受这笔善款的受捐助人，是一个贫困的女生，这字迹就不会是她本人写下的了。
这张钱引起他许多遐想。有许多钱经过他手里花出去，他从来不曾追究它们的来路。可是这张钱上的字样，却使他想到，所有经过他手的钞票，其实都是从各种各样的人手里经过的。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倘若是些零钱，伍拾元的，拾元的，那他或许还能接触到它们的上家，就是把这钱传到他手中的人。一个出租车司机、一个水果摊贩，还是一个饭店老板，找给他的零钱。他至少能晓得这些钱的前一站的经历，它们通过那样一些人的手，再到他的手里。可是，像这样的百元大钞，是最高面额，他只可能从银行里得到，他都无法想象上家是谁。这真是一件神秘的事情，这些钱经过了多少人的手，到了他手上，他们就像一场接力赛中的接力手似的，一棒传一棒，可是，居然，谁也不知道谁。现在，这个“刘渊洁”在钱上写下了她的名字，却使事情有了改观。货币的流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可此时，则呈现出具体的面貌。在这张钱所经过的人手中，有一个人，叫做“刘渊洁”，在某学校的高三（一）班。他渐渐地想到：这个“刘渊洁”，很可能什么也不为，就为了给这张钱留下一个记号。这样想，他便倾向于“刘渊洁”就是写这字的本人，她更可能是个聪明的爱幻想的女生，因为这行为里有一种孩子气的想象力。“刘渊洁”这个人似乎具体了一些。
他将这张钱保留了一段时间，可是上面那几个字，并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了。他也无从推断，这张钱从“刘渊洁”手中出发，直至他的手中，这中间还经历了多少人手，有过什么样的阅历。他只知道，这张钱是从银行自动取款机的出票口，到达他手中的。凡最高面值的百元大钞，都只有这一个渠道到达他手中。他又不是个买卖人，倘是个买卖人，百元大钞的来历就可能比较丰富了。而他，所有的钱都来自一张卡，由卡再从银行取款机取出，他甚至连银行职员的面都见不着，这使事情变得更加抽象。他看着这张经过“刘渊洁”手的钱，想着这张钱汇入百元大钞的洪流，从自动取款机的吐钱口吐出，忽觉得这对它是一个粗暴的遭遇。所以，他就有些不舍将它再投入流通的大潮。他已经将钞票上那几个字研究得很透了，他看出那些字是用一支油墨很饱满的圆珠笔用力写下的，笔画周围略有些洇，也可能钞票这种纸就是有些洇的，他不知道，他从来没在钞票上写过字。谁又会在钞票上写字呢？写什么不都是白写，一旦出手便石沉大海，不会有半点回音。他还想，这个“刘渊洁”的父母，可能是个信奉五行之说的老派人，因孩子五行缺水，便给她起了带两个三点水的名字，其中一个“渊”字又是“深水”的意思。并且，她的姓，刘里含了金——“立刀旁”，本就缺水，此处“金”再不生水，更加不平衡了。后面两个字都带了水，方可补上一些。这是他从这名字里琢磨出的一点意思，使得“刘渊洁”这个人稍稍又具体了一些。除此，再没有其他了。“刘渊洁”还是面目模糊。事实上，只有一件事是确定而且生动的，就是钞票上的这个名字，这真是一个活生生的记录。
后来，他在这张钞票上，也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就在“刘渊洁高三（一）班”一行字的底下。那里还有挺大一块空白呢！他发现，钞票的纸并不洇，反是不吸水。“刘渊洁”的字所以洇，很可能是因为这张钞票写上字以后，湿过水或者受过潮了。他写下了自己名字，又思忖一下，写下“上海”两个字。这时候，他第一次想到，这个“刘渊洁”很可能不是在上海，而是在上海以外的任何地方。哪里没有“高三（一）班”呢？这样，“刘渊洁”就变得更加虚缈了。可是这一行字，却清清楚楚，切切实实，就在眼前。他写上自己名字，以及“上海”两个字。再看一眼这张钞票，觉得了自己的傻气，这算是个什么游戏呢？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他把这张钱用了出去，用它买了一张盗版碟片，在他时常光顾的一家小店里面。小店的前面卖贺卡，后面则卖碟片。那小老板常常去南边进货，他的现钞的流通范围就比较广。他发现自己竟然并没有放弃这个傻气的念头，好像真的指望得到什么回应似的。他把这张大钱付给小老板，得到许多零碎的找头。小老板将他那张钱扔进抽屉里，那里有着许多百元大钞，转眼间，它就消失了踪迹。当他离开小店的时候，心里竟有点怅然，心不在焉的。小老板在后面叫了他几声，他才发现自己忘了拿碟片。他拿了碟片走开了。
现在，他就比较关心这样的百元大钞。每从自动取款机取了钱，他都会一张一张检验一遍，看钞票上有什么记号没有。他看着百元大钞从出钱口一张一张吐出来，或者是一整叠地吐出来，心里就有一种奇异的冲动。心想，有什么奇迹等着呢？当然，什么奇迹也没有发生。他做了记号的那张钱，就此隐没在茫茫钱海之中。想想也是，这个世界，有多少钱在集散、流通，所经他手的，只是沧海一粟。从概率出发，他大约也只能一生与其中一部分钞票相遇一次。除非真的像他期望的，发生奇迹。尽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可也不妨碍他怀了些期待去自动取款机拉卡，看了钱从出票口一张张飞出，然后收在手里，一张张检看。许多新的、旧的、半新不旧的钞票，从他手里经过。这些钞票一律散发出一股旧布的浆作味和人体的油汗味，尤其是那些半旧的。它们还都厚起了一些，边缘毛毛地蓬松着，显得很殷实，很有阅历，更像一张钞票。新钞票则比较薄而硬，边缘有些锋利，发散出油墨的气味。因没经过多少手，就没什么人气，也没染上尘埃，似乎还不太像一张钞票，只是一张代表了价值的证什么的。但很快地，它们也会显得丰厚起来的。过于旧的，又薄了下来，是叫太多的手给磨薄的。它们有是有阅历了，但阅历又有些让人生疑，不晓得经过了什么样的生计，什么样的人手，它们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暧昧的气味。
他有时会想，他写上名字的那张钞票到了什么地方？会不会有一天，山不转水转的，又到了那个“刘渊洁”的手中。这样，她就会在她的名字底下，看见他的名字。然后，她也许会再写上些什么，再一次放回到茫无边际的流通领域，任它漂流……可是，这实在太渺茫了。
他还是要一张张地检验百元大钞。每当看见自动取款机里吐出更多的新钞，他便生出不安：又有那么多的新成员加入了流通的大潮，几率就更变得微小了。他有时不由自主地，会伸头去看在他前边的拉卡人，从取款机里拉出的钞票。他还来不及看个明白，人家就将钱一把收走了。心里就有点遗憾，好像那张钞票真的在那里面似的。为了这百元大钞，他还上了当。在地铁口，有一个外地男人，拿了一张百元大钞，向过路人兑零钱，但人们都绕过他而走。事后他再想想，那外地男人委实可疑，地铁里其实就有人专门兑换零钱，好让人在自动售票机里投币，他为什么偏偏要向路人兑换呢？可当时，他看到百元大钞就糊涂了，立刻同意替他兑零钱。那张钱上自然什么字迹也没有，连他自己也并不相信上面会有什么字迹。他很好笑地将这张钱扯了扯，这就发现了不对，是一张假钞。真的钞票是有点“皮”的，就像布，带着些韧劲。这一张，却不是，薄削而且脆，纸质疏松。为了证实这张钞票的真伪，他还去了银行，请职员小姐检验。那小姐拈着这张钞票，最后通牒似的说：要是假的，就收走了噢！然后睁大了眼睛看着他，意思是要改变主意还来得及，假钞在社会上混，还是混得过去的。他还是让小姐验，小姐把钞票拉直，捏住一头，用力一甩，果然是假的。不由分说，收了进去。他也并不怎么懊恼，还自我解嘲地想，假如连假钞都要来参与流通，流通的量不更要扩大了吗？
由于这样仔细地查看钞票，他渐渐发现，有不少人喜欢在钞票上写字。写的不一定是名字。有一张上是“财务”两个字，有一张是一个日期，还有的列了一个算式，可能是说明一笔钱款的数额是如何得出的，或许是哪个单位出面给职工买的法人股分红了。他对钞票上的字样都怀有兴趣，看着它们，揣摩着它们的来龙去脉，设想着写下它们的是怎么样一些人。看着看着，他从这些字样上好像看出了一种期望，期望什么呢？期望着有人来和他们接头、联络。这就好像是一种暗号。他对这些写下记号的人一无所知，可他们对他，却逐渐有了一种同志样的关系。就好像他们是一些在很早很早的懵懂时期失散了的同宗兄弟们。他们像保持着自己的姓氏一样，保持了一种联络的方式，就是在钞票上写字。他看了这些字样，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然后将它们再放回去，放回到流通中去。这些有着特别含义的钞票，就继续在流通中随波逐流。
他心里其实一直没有99ｌｉｂ.放弃等待，等待“刘渊洁”的百元大钞回来。他相信，即便不是再一次经过“刘渊洁”手里，而是到了别的“兄弟”那里，它也一定会起到启迪的作用，就像当时启迪了他一样。也许也会在那上面写下代表自己的记号。总之，当这张钞票真的回到他手中时，事情一定会有所变化。当然，这样的可能从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不是说吗，人的短短的一生中，只能与某一部分钞票接触一次。但是，他已经养成了习惯，每一张经他手的百元大钞，他都要检看一下。事情是一目了然的，但他并没有多么灰心，那些写有不同记号的钞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这种行为里的孤寂之感。好像是不止他一个，还有别的干傻事的人在呢！现在，在这些纸币无知无觉的流通中，多少沾了一点人间的凉热。他能稍许感到，这些纸币上的手的触摸。于是，在它们整齐划一的面目上，就有了些不同的表情。也就是这，使他坚持着那个渺茫的信心。
许多钞票经从他手出去了，又有许多钞票到他手里。这个量，说起来也够形成一个循环了，可比较起货币发行的量，以及周转的范围，却只是循环中的一小节。他有时会羡慕大型超市的收银员、银行的职员，抑或出纳员，他们接触钞票的机会有多大啊！他们也许有可能在一生中，两次相遇同一张货币，甚至三次相遇。他们之间，也许有可能互往同一张货币两次以上，就像两个通信者，互通他们的消息。但谁知道呢？可能他们所接触的钞票，还是在那个无望的几率里面，无法突破出去。这真有些哲学的味道了：一个人不能两次涉入同一条河。
终于，有一天，他奋起行动了。他想，他不能老是等，等，等，他总应该做点什么。他在一张百元大钞，四个伟人那一面，“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底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上海”两个字。这是钞票上的一处空白，淡粉色的底，专门留着给人写字似的。“刘渊洁”就是写在这里的，他也跟着写在了这里。应当说，“刘渊洁”是他的领路人。他也选用了一种尖而细的圆珠笔，写成小而端正的字体，看上去，就好像也是一个高三的学生，一个男生。然后，他便将这张钱用了出去。
就这样，他养成了在钱上写字的癖好。写了他的名字及“上海”这地名的钞票一张一张放入流通的大循环里，转眼间没了踪影。这个流域可真是大啊！他投下了多少写有记号的钞票啊，全都席卷而去，风平浪静。
伴你同行
自从街角有了这片绿地，气氛就变了。
原先，这里是一片棚户，挤在西区的街心里。外表看不出来，走进去，吓一跳，好像是到了旧电影里，刚开埠时，无产无业的闲散劳力集聚的地方。低矮、歪斜的板壁房，碎砖垒的小天井，也能看出历史沿革。主弄的路面，铺了水泥，柴爿门上，钉着铁皮门牌，标着路名、弄名、号码。枝蔓般的支弄虽然多而且曲折，也还是有秩序的，分而注明，一支弄，二支弄，三支弄甲巷、乙巷。岔道的中央，有给水站、集粪站、公厕、烟纸店、公用电话，还有居委会。显见得，已经成熟了一套自治的系统。看起来，他们不怎么入流的，其实，他们倒是这城市的老住户了。这静安寺路还未开到这里，这里只是一片垃圾空场，他们就扎下了。看着市区一点一点向这蔓延过来，又绕过他们，最后包围了他们。他们中间不少人是这里三代以上的居民了，是这城市的老土地。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他们的口音也有些特别。当然，他们不是苏北人，苏北人的集聚地多是在市北。他们要杂一些，各自带来乡音，久而久之，就演变成另一路的沪语。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字词，他们自可心领神会。他们彼此都相熟得很，不像周围弄堂或者公寓里的藏书网住户，那样淡然处之。他们可是热络得很呢！所以，走进去，除了觉得旧，还觉得热切。尤其是夏天，天气暖和，各家的门都敞开着，穿了睡衣裤的女人，就在巷道里走来走去。饭桌都开出来了，小孩子端了碗，串桌子吃饭，男人的酒也是混着喝。烟纸店的门前，是个中心，店主把电灯开得格外亮，许多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就在这里集散传播。
等到新加坡的一个房产商买下了这片地皮，将这里的居民动迁到了郊区，然后推土机推平房屋，人们才忽然发现，这片棚户原来占地有这么大，有多少人在这里生活过啊！这片棚户从街角的口上掏进去，从两边街面房屋的后面，铺陈开来。所以，人们就不会知道，在这个栽了悬铃木，有着罗曼蒂克风的街角里面，这些二层或者三层，底下做商店，上面是住家的街面房子后面，竟然有着漫漫一片人家，几乎把这个街区的心脏掏空了。现在，那里，包括沿街的这一弯房子都夷为平地，就真有些教人吃惊了。由于经济不景气，房地产受挫，这片空地闲置了两年，堆着破烂砖瓦、木板木条、废旧管道，还有随手扔下的垃圾纸屑。起风的时候，一些特别轻和薄的白色透明塑料袋飞扬起来，好像墓地上飘扬的幡旗，带着股凄婉的意思。再后来，市政部门就下令让所有的房产商，都要将暂缓开发的空地改造成绿地，优化城市环境。于是，这里就成了一片绿地。
建筑垃圾清理走了，地全部深翻一遍。在厚积了灰尘油腻，结了饼的坚硬地面底下，竟还是柔软的深棕色的泥土。接着，平地被推成缓缓起伏的丘陵，覆盖了草皮，像高尔夫球场似的。中间铺了几条错综蜿蜒的彩色石子小路，栽种了几样花木，安了木头长椅和石桌石凳。于是，放学的孩子们来踢球了。老人们来散步、打拳、下棋。恋人们也来了，在草地上偎依着。有一个女乞丐，独占了一条长椅，铺上她那条肮脏的线毯，椅子底下塞了她的破家当：一只草篮，一个衣服卷，还有个麦当劳的大号纸杯，里面盛着一些纽扣、线团什么的。绿地的风景并没有因此显得不协调，相反，多了一种风趣，变得生动了。她要是有一天没有在这里，大家会生出疑惑，并且，谁也不会去占她那条长椅。有一个雨天，这里还来过一个外国人，在细雨中读书，想来是一个自然爱好者。汽车经过，车里的人看见，在城市灰蒙蒙的污染的空气里，浮现出一方绿洲。
事情的发生，是在春末夏初的季节。天比较长了，但还不太长。当我下班回家，走在这里，暮色已经降临了，但是那种明亮的暮色。绿地后面的房屋顶上，镶着一道淡金色的边。那多是一些老式楼房，虽说是旧了，可轮廓依然很秀媚。三角形的屋顶，坡面上立着砖砌的壁炉烟囱，在二层的地方，又突出一面披厦，披厦的平顶上是露台。窗户多是高而窄，窗户顶上有雕花，浮出来。在暮色淡薄而柔弱的光中，这些细节其实看不顶清楚。但是，这些丰富的线条却使光的明暗变得微妙起来。在这一排旧楼房中，还突兀着一两幢新楼。谢天谢地，不是火柴盒式的新式公寓楼，面上贴着亮闪闪的墙砖，窗户是一排排连起来，铝合金的窗框，看起来就像现代化工业的车间。这两幢新楼是仿古典的，假洛可可风，半圆形的阳台，罗马门柱，廊窗，带花饰的顶和檐。可是总还是憋不住透出新富的俗丽，这主要体现在那种特别鲜亮而且光洁的新型外墙涂料，它细心地将楼体包裹起来，好像上了一层釉似的。恰恰是这层“釉”暴露出建筑材料的轻、薄、劣质和廉价。可尽管如此，它们也要比新式公寓楼好得多，它们总归是有一些曲线。而且，因为新，鲜艳，它们还跳眼得很，在一圈旧楼中，是个亮点。暮色的光线，在它们的顶上，也反射得比较明亮。这，就是绿地的地平线。
月季花开了。疏朗的枝叶间，这朵，那朵，盛开着花朵。花瓣张得很开，花瓣的边缘有些残破似的，却显得灿烂。绿地上的花多为月季和迎春，迎春此时早已谢了，剩下一蓬蓬的枝条，伏在绿地的边缘和丘陵上。树呢，有几棵棕榈，几棵柳树，一小片竹子在绿地最最边上，绿地竟也有着略显荒凉的角落，那里少有人至。草长得很疯，有几处几乎要过膝，割草机刚推过，下一场小雨，又长长短短地茂盛起来。暮色时分，空气湿润，草地毛茸茸的，起着反光，绿就有了深浅，一层层地滚过去。
这时候，绿地上人比较少，人们多是在吃晚饭，或是吃过了晚饭，在忙着收拾碗碟。要过一时，才出来，到绿地上散步玩耍。女乞丐也没到呢，她的那张长椅上空着，椅腿跟前放着麦当劳的纸杯。不晓得是她自己，还是别人，往里放了一张广告的印刷品。我从我们的写字楼出来，过了红绿灯十字路口，沿了一条蜿蜒的街道向北走去，再过一个三岔路口，就拐进一条两头通的大弄堂。这条弄堂贯通了两条大马路，据说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它有着姜黄的沙粒的墙面，黑瓦的屋顶，高大的门框和窗框漆成深铁锈红。它至少是有十数排房屋，从这头到那头，每一排房屋平均分两边，中间就是主弄，前排房屋和后排房屋之间的横弄，一扇扇黑色的铁栅栏门，连起了山墙。一侧的铁门与邻弄相隔，另一侧则面街，街边上的梧桐树就在铁门外摇曳着它们茂盛的梧桐叶，将树影洒落到弄内来。这条弄堂因为宽大和两头通，实际上已成为一条通道，许多过路人从那里走过，甚至于汽车也从这里走过。这里的居民已经习惯这些过路人侵入他们的领地，他们平静和淡漠地走他们自己的路，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就当没我们这些过路人。我从弄堂的这头走到那头，朝西拐个弯，就到了那片绿地。我本可以沿了绿地边上的街道走一条直线，但我总是要从绿地中间穿过，宁可多走一些路，绿地中间，有两条小路相交，分开，又相交，穿过丘陵，热烈的棕榈树林，有一条还通到了凄婉的小竹林。说是“林”，其实至多不过十来棵树，二十几杆竹子，丘陵也只是个小土坡。可它们照样营造了气氛，甚至于还稍稍改变了气候。为了在绿地流连得再久一些，我还会走下彩色石子的路面，在草地上走一段。方才说过了，这个时间，绿地上几乎没有人，天色呢？有一点暗了。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当我将要走出草地，走上街道的水泥路面，偶尔一低头，在我脚边的草地上看见了一个光点。这个光点，就像手电筒的光那么大小，但是比手电筒的光要强得多，散发出橘红的颜色。它停在我的脚边。我转过身抬起头，寻找它的来源。光源收起了。天空很明净，有一些很细小的飞虫旋转着飞行。远处的地平线静静地伫立着，有一些窗口过早地开了灯，在暮色里显得有点昏暗，还有点黯然神伤。我回头过来，光又停在了脚边。光里面的草丛，变了颜色，不再是绿的，而是变成淡金色。我挪动了脚步，它竟也跟着来了，它的脚步是带着些跳跃。我再转过头去，还是什么也没有，暮色倒又暗了一成。绿地上的人多了些，或走或坐，那女乞丐也回来了，打开包裹，在清理她的财产。我又挪了一步，它再跟我一步。我索性不去看它，走出草地，踩上了街面。它也来到街面上，溶溶的一个圆点。我过马路，因为要留心来往的车辆。没有注意它。然后，我就到了马路的对面。马路对面是一圈围墙，围墙一直伸延到街角，再转过去。我就顺了围墙向前走，前边的街角正对着一个开阔的几岔路口，红绿灯交替闪烁，映在柏油路面，有一些交相辉映的效果。都市的夜景将要开幕了。忽然，我又看见了它。它就在围墙上，在我身边。我停下脚步，它也停住了，好像一下子没停稳，晃了晃，再又停住了。我只得走了，它还跟着，直到我转过街角。
这是激光手电的光。这种新型的激光手电，光的射程相当远，倘若没有障碍物，几乎可以一直照射下去。问题是，它究竟来自何处。
从那天以后，它天天跟着我了。好几次，我走着走着，冷不防地一转身，还是没逮住它。它敏捷极了，一下子收了回去，至多在空中留下一线淡薄的弧光。我望着绿地那一排地平线，绰约有致的房屋的轮廓，猜想是哪一个窗口里，有它。因为天气暖和，窗户全打开了，静静地看着我。我与它们隔了绿地，对视了一阵。我再接着走我的路。它又来了，脚前脚后地跟着。我用脚尖去触碰它，它跳开来。我追它，它就在草地上转着圈。一旦我反转身来，面对光源的方向，它就一下子隐去。回过身来，又来了。我追不上它，只得停下来，继续往前走。它也老实下来，继续跟着我，一跃一跃的。走过草地，走上街面，再过马路。现在，即便在车辆疾驶的马路中心，我也能注意到它了。它灵活地在车辆间穿行着，有时候，还会停在某一辆汽车的反光镜上，驶出一段路，再又回来。还有一次，它停在一个女孩子高高束起的马尾辫上，看起来，它还挺花心的。随了小女孩子一颠一颠的脚步，颠一段，再回来。它已经认我了。
它确实认我了。有时我晚了半个钟点，走到绿地，人已经比较多了。而且，天长了一些，到绿地来的人也更多了。有些不是住在附近，而是住得更远的人，也都往绿地上来乘凉、散步、玩耍、谈情说爱。这时候，简直有点拥挤了。可是它，总是能准确无误地找到我，停在我的脚边。当然，它会到人多热闹的地方去流连一下，可最后还是回到我这里。我不再费心去寻找它的源头，找也没有。那么，索性让它安心，我有意背着绿地后面的房屋，不回头，由它去。它就有些放纵了。我不去触碰它，它反来触碰我。开始，它小心向我靠拢，靠拢，再靠拢，接着，就触到了我的脚。一经触到，立即跳了开去。然后，它就连着来了，碰一下左脚，再绕过去，碰一下右脚。碰一下右脚，再碰一下左脚。它反反复复地玩着这一套把戏，也不嫌单调。我只当看不见，它..t>才渐渐地停下来。它停了一会儿，又向我靠拢过来。当它又一次触到我的脚，却没有跳开，而是沿了脚踝上来，停在我的裙摆上。随着我走路，还有风吹，裙摆一摇一荡，一摇一荡，它就乘在上面，荡着秋千。我呢，就将手掌摊开来，贴了裙子，轻轻地一舀，它就到了我的手心。红红的，亮亮的，圆圆的一点。我用手小心地托着它，走过马路，沿了马路的围墙走，走。这一段路，它一直停在我的手心，一动不动。直走到街角，一拐弯，它跳开了，回家去了。
这段日子，天天这９９lｉb?样，我一旦走到草地的中间，它就来了。一直送我走到对面街角，拐弯，跳开，两下里分手，各自回家。下雨了，它就停在我的伞上。我的伞顶上就有那么团团的一点光。雨小了，我收起伞，它滑下来，滑到脚边的湿淋淋的草地上。在雨里，它更亮了些，而草丝呢，越发的绿。四下里都是细密的雨丝，在不顶暗的天光里，像一些闪烁的绒毛。地平线上的房屋，被湿润的空气洗刷得明亮起来，比好天的时候更加显眼，轮廓清晰。天空在一种灰蓝的基调中，依次派生出一系列从属的颜色，渐渐向一种高贵的蟹青色接近，绚丽地铺陈开来。风在上面划下了透明的流线型的长线条。这一回，绿地上真的很少人了，只有我，还有几个匆匆的走过的路人。那个自然爱好者也不在。这里就全是我们的天地了。它离我稍远了些，在草地上走着狐步舞的步子，划过来，划过去。凡它走过的地方，细细的草丝，便翻卷过来，又复过去。月季花谢了，花瓣撒了一地，新的花蕾还没成熟。可是有一种无名的小白花却开着，当它无意间掠过，它们也挣一下地一摇。棕榈可是绿极了，叶子肥大，棕色的树干挺立，在丘陵顶上，散布着热带风情。我们走了上去，穿行过来。天色比平时暗得早了，而路灯也亮得早了，绿地角上的小竹林，很幽密。它比往常明亮得多，就像一盏小灯笼，在雨里跳跃着。我忍不住又回过头去，它依然敏捷地收回了。只是，空气中的湿气将它的余光留住的时间略长了一些，雨丝中，一线弧光缓缓，缓缓地收拢，消失。后面，绿地边缘的楼房，全亮着灯，照耀着空无一人的绿地。
可是，它渐渐地微弱了。夏日来临，天越来越长，我走到绿地的时候，太阳方才走到地平线，也就是那排房屋顶上。在明亮的天光里，它的光，几乎消失了。可它还是来到我的脚边，停在草地上，随我走过去，走上水泥街面。在灰白色的水泥街面上，它越发难发现了。在马路那边的围墙上，它也苍白得和白石灰墙面一样的颜色。到拐弯处，我走过来，它跳回去，那一跳，也软弱了。它显然是怕我找不到它，就更紧地跟着我，就停在我的脚背上。我也怕丢了它，小心地移动脚步。有一回，它援着我的裙边上来，又停到了裙摆上。我像过去那样，摊开手掌，贴了裙摆下去，舀起它，它在我的手心里，即刻就要融化了，是那样浅淡的一点光。我托着它走，走，忽然间，围墙里新起的高楼，那玻璃幕墙将最后一点阳光反射过来。刷地一下，击中了我的手心。它不见了。它已经微弱到了这样的程度，可它还是来。为了让我看见，就停在我的脚尖，或者甩动的手指尖上。天是那么长，六点钟的日光，还像是在午后，而不是傍晚。太阳悬在楼房的上空，光芒相当锐利。绿地上的草被太阳晒得有点黄了，月季花倒又开了一茬。有几次，我没有找见它，直到我走下草地，脚在月季花枝叶的影里，方才看见，它微弱地停在那里。我的手再托不起它了，它还没到我手心，就已经融化了。终于有一天，它无影无踪。太阳老高地几乎是悬在中央，围墙里高楼封顶，玻璃幕墙锐利地反射着阳光，光芒四射。过往的汽车，光洁的车身也反射着阳光，光就变成一种流速的形态。绿地温柔地起伏着，丘陵托起棕榈，又伏下去，延至荒凉的竹林一角。迎春花的枝条一蓬蓬地垂在绿地的边缘，月季的有节的枝子上，缀着花朵。花朵底下，藏着些昆虫。不是蟋蟀、蝈蝈、金蛉子那类著名的，而是无名的，没有来历和氏族的小虫子，它们有着化身术。
民工刘建华
第一次看见刘建华，我就注意到他那双眼睛，特别的亮，烁烁地看着你，看到你先转开眼睛，他才转开。这样的眼神，使得他原本清秀的长相，变得尖刻起来。
刘建华是我们的第二个木工，第一个木工是我们的监工老黄找来的，又叫老黄炒了。可老黄一时又找不到新的木工，于是，我们便找来了刘建华。我们将刘建华带到老黄跟前，告诉他这是我们的监工，老黄将要做的木工活一一报给他，然后让他报价。刘建华一开口报出个天价，老黄一挥手：不可能！杀下去一半。照规矩，刘建华再报一个居中的价位，这就叫讨价还价嘛。可小刘不，他依然是报原价，老黄也跟着坚持半价。我们只得出面调停，居中。刘建华一挥手，少一分不行！最后，我们商量，还是依了刘建华。一是我们急着搬家，二也是向我们介绍刘建华的朋友大力推荐，再三说这是个好木工。这样一来，等于是老黄向他让了一步。可刘建华并没有因此满足。接下来，老黄向他交代如何如何做时，每一项，他都要反着来，或者，提出难题，样样事情要对着来。我们的装修工程就在这样敌对的气氛底下拉开了帷幕。
后来，我们才明白，其实，刘建华和老黄没有仇，刘建华和我们也没有仇，只是一上来这关系就错了。刘建华和老黄，谁也不认识谁，我们却将刘建华置于老黄的领导之下，别人也许行，刘建华却不行。这使他一直忿忿然的，好像不是来做工，而是来报仇。每一样材料，他都要求最好的，倘若说：我们不讲究，他便说：要有问题我不负责。老黄先前买下又运来的地板，他却要退货，一旦表示退不掉，他就说：后果你们自己承担。听他说起来，这些材料都是天>上难有。但要托他去采买，他则说：钱我不过手的，因为说不清楚。最后，他终于同意陪我们一同去买。走在建材市场，一排排的木料店面，他视若粪土，头都不回一下，只是疾步穿行其间。忽然，他陡地停下，伸手往木料上一放，问老板：怎么说？那老板是个福建人，矮，瘦，高额，隆鼻，眼睛在眼窝里发光。这一回，就有些刀兵相接的意思了。谈价格还不算困难，刘建华并不想替我们省钱，反是想让我们出血，问题主要纠缠在送不送货这一点上。因我们是在高层，电梯里装不进长料和板子，要靠人搬上楼。这两人言语都不多，各自的乡音都有些斩钉截铁的意思。忘记说了，刘建华是江苏海门人，与上海话略有些接近，所以，他言语中就不时要露几个上海单词，显示出一种地域优势。他们主要是以气势较量，福建人最终敌不过刘建华，败下阵来，同意由他送木料上楼。后来有过几次，我们自己去和福建人交道，都没谈成，倘要送上楼，料的价必定要上去一格，我们只得考虑换一家店。回去和刘建华商量，刘建华却不许换，说上回已经讲好他包送，现在为什么不送？我们再返回去和福建人商量，自然商量不通。这样往返几次，刘建华才亲自出马。不知他有什么办法，他就能让福建人再送上楼！
这样地受刘建华折磨，真的不想再继续了，炒了他！这是我们手到棋胜的一着。老黄也三天两头在我们面前撺掇，还暗示刘建华要不走，他走。他，一个几十年工龄的上海老师傅，辞职出来做装潢，做成多少单工程，却要受一个民工的气。他一再说：小赤佬，料忒坏！可是，刘建华吃不吃这一套呢？他一直作出这样的姿态：谈得拢谈，谈不拢不谈。再有，看见刘建华干活的样子，不由得，你又被他感染了。
首先，他们的工具特别齐整。电锯，擦拭得锃亮，打枪钉的气泵有些漏气，刘建华立刻让买一部崭新的换下，锤、刨、锉、凿，均是称手牢实，干起活来当当地响。其次，是刘建华的技术。连成见极深的老黄，都不得不承认：小赤佬基本功是好的，料忒坏！“料”是指人的品质。逢到刘建华脾气好的时候，他会对我们说：我给你们打张八仙桌，不用一根钉，全用榫，要不要？第三，也是藏书网最打动我们的一点，他们干活的气氛，称得上热火朝天。在一片锯刨声中，还响着乐声。那是一架小小的单放机，立在木屑堆里，放着憨直又带些委婉的淮剧唱腔。逢到副歌式的段落，刘建华和他的兄弟们便大声应和：哦唷喂，嗬嚯哉，伊兹唷嚯哉！他们穿着旧衣服，额头上冒着汗气，眼睛里放光，使你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和骄傲。
他们能做也能吃。中午一顿，比较马虎，有时就吃菜泡饭。大约是前一日剩的肉片、香肠、烧鸡块、百叶丝、花生米、青菜，一股脑烩成一锅，暗绿色的糊糊。看是不大好看，可是却香！往大海碗里一盛，呼啦啦地下了肚。晚上一顿就要认真对待了。要买些熟食，喝些酒，荤素搭配。有一日，我们晚上过去，看见刘建华正在电炒锅里煎一条一尺长的花鲢。锅比鱼小，可他周转腾挪十分灵活，一条鱼煎得面面俱到，黄灿灿的，然后放进一把葱姜蒜，喷香扑鼻。隔三五日，还要上隔壁澡堂里泡澡。那是他们进来的头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大约十点来钟的样子，刘建华忽然打来电话，问附近哪里有澡堂，于是赶紧翻黄页，找到这个最近处的，报给他们。当时便觉得刘建华与一般民工不同，他们不那么受罪。
刘建华到上海打工已经有十年。如今，在龙华租了一间房，老婆也来了，在一间商厦做清洁工。他老婆小潘我们也见过，长得很俊俏。见她时，就穿了商厦发给的夹克式的蓝色工作服，长发在颈后束一把马尾。这样的朴素反使她显得自信，有了一种坦然的风度。倒是耳垂上一对成色很足，分量也很重的金耳环，流露出一些乡气。她也有刘建华那样沉着的眼神，与你说话时，也对直了看着你的眼睛。问她劳动和收入的情形，她一一告诉，最后说，比下岗工人强些，显得对这城市很了解的样子。这对夫妻挺般配的，在乡下，大约都可算上人尖了。听她说，乡下已经盖起了楼，bbr>三层，上上下下的家什，全是自己打，不用一根钉，全用榫。问起他们最初是如何来到上海，便牵出舅舅、叔公、伯父，一串亲戚。总之是一带二、二带三地带了出来。现在，又轮到刘建华带人了。他的兄弟、小舅子、表侄，都跟着他在做。
活做到一半的时分，旧历年也到了。起初，刘建华是说旧历年不回家的。从这点看，其实他也是看重我们这单活的。因为，大多数人不像我们这么急，不愿意让春节切断了装修，总是或者春节前做完，或者春节后开工。所以，民工在年底一般特不容易找到工程，开年之后呢，也不容易立刻找到。刘建华却及时地抓住了我们这项跨年度工程。临到小年夜，他才通告我们他要回家。我们说，当初不是说好的，不回家过年吗？他便微笑着反诘：过年能不回家吗？这是他第一次对我们笑，虽然是带着狡黠，可我们心里还是软了。想想也是，他怎么能不回家呢？年初出来，一年没有见老人，也没有见孩子，一年里不就这么一个团圆日吗？再想，不让他回，他就不回了吗？车票早二十天就订好了，倘是别人大约还可以试试，可这是谁？是刘建华！没有一件事，我们是较得过他的。不过，他说他过了初十，立马回来。我们自然也不敢全信了。
他是小年夜晚上走的，他的妻子、兄弟，等等，都先他走了，只剩他一个。说是龙华那边还有他一个舅舅，舅甥俩搭伴走。他洗了澡，换了衣服，一件深蓝和墨绿镶拼的滑雪衫，背一个大红色旅行包，走了。人去楼空的房间里，木屑都扫净了，机器擦得锃亮，锅碗瓢勺也归置整齐。壁上的架子都打齐了，散发着松木的清香。长条地板解开包装，摊开放着收干，上面撂了几件他们干活穿的旧衣服。一切有条不紊，没有一点邋遢相。心里不由感慨：倘若不提及刘建华这样的雇主关系，又弄得有些僵，那么，刘建华这样的劳动者，其实正是我们喜欢和欣赏的：勤劳，智慧，自尊，上进。可是，现在，我们不可能客观地看问题了。
正月初十这天，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去了新房子。打开门，看见摊开着的白木长条地板上，搁着刘建华的大红旅行包，人不在，想必是去泡澡了。以后的几天里，人陆续回来，新房子里又响起锯刨声，还有放音机里淮剧唱腔，以及他们兴高采烈的应和：哦唷喂，嗬嚯哉，咿兹唷嚯哉！
基本上在约定的期限内完了工，结清工钱。此时，刘建华已经寻好了下一单生意，早几天就往那里派出一两个小工，机器也搬过去了。
大约是一年以后，我们才发现刘建华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纪念。他将热水器百叶箱的门框打小了一圈，使得我们无法将热水器的铁罩拆下来，清除里边的煤烟，以示对我们的教训。
舞伴
我们女友四个，却占了三种婚姻状况，一个结婚，一个离婚，两个单身未嫁。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好，逛街，吃饭，购物，互相介绍男友，当然，那结婚的一个除外。不过，我们介绍来，介绍去，从来没有成功一对。每一次，那被介绍的男士来到我们中间，都难免心中打憷。我相信，他们从来没有弄清过，介绍认识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这样挤成一堆，虎视眈眈的，看得他头也不敢抬。但是，切莫就这样以为我们没有感情生活了，不对，我们有，还很复杂。我们的感情生活，几乎全是以婚外情为内容，其中有一个例外，两人都是未婚，可对方同时还有另一个女友，于是形成竞争的态势，甚至比婚外恋还令人焦虑，因婚外恋是彻底没了希望的。
在这种复杂的感情局面中，我们互相帮忙。对于那个有婚姻的，我们是保护她的隐私，不被她丈夫知道。我们这些没良心的，其实都很得她丈夫好处，家里保险丝坏了，买个重东西，钥匙放在房间里，房门却关上了，都是他来解决。家里没个男人到底不方便嘛！可逢到这样的事，真是对不起，我们只能选择放弃他了，因为我们是他妻子的朋友呀！而且，我们也明白，她那事成不了，只不过撒撒野。人生苦短，身在其中，又漫长得可怕，实在枯乏，暂时溜个号，再回到婚姻里去，最终，还是要安全。可当换了角色，转到我们这一头是未婚的一方，观念却变了。我们变得严肃和认真。我们坚持爱情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决不允那婚外的一方撤退回家。我们甚至策划给对方的妻子写信揭发，逼他破釜沉舟。到了处在竞争中的那一位，我们且成了骑墙派，有说爱情是至高无上的，眼里掺不得沙子，不可苟且；有说爱情是过眼烟云，一时的欢欣。但这两种对这一位都有用，前者放在形势乐观时候用，后者则在低潮时上阵。其实，所有这些，不过是充斥了我们的谈资，并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事情总是沿了本该发生的方向发生。婚外情总是害多利少，充当第三者最后也是自己伤得比别人重，二对一呢！局势并不在于竞争，而是对方本来就下不了决心。可我们的友情，却仗了这些空谈，越增越进。方才说的，逛街，吃饭，购物，都是在这些清谈的基础上进行，清谈是我们在一起的主打节目。
当然，我们都是知识女性，多是在出版、媒体、社会科学院一类机构工作。这些职业也是与清谈有关的，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从清谈到清谈。
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真的挺好，干什么都不多不少，平衡，对称，和谐。只有一桩事情不大行，那就是跳舞。逢到舞会，我们的问题就来了，那就是缺舞伴。我们所参加的舞会，往往是年节时，单位里包的场，每人发一些票，带着亲朋好友同往。平时的同事，此时都在照应带来的人，都是自己人和自己人扎在一堆，气氛就比较保守。要想在自己人以外再找到舞伴，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必须自备舞伴。我们这一伙，只那一个有婚姻的，那位丈夫虽然跳得不好，只会走步，可他已经应付不过来了。再说，老和一个人跳也实在单调，这个人还是朋友的丈夫，就更无味了。所以，我们还常常不带他来。那一个第三者，根本说服不了对方来到舞会这样的公共场合。还有一个，那男友是单身，倒是愿意来，却又要带着另一个女友同来，自然就不能找他了。当然，我们也不是缺男朋友缺到这种地步的，可到了节假，尤其是年末，各单位都在举行舞会，人就分流了。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男舞伴，一晚上从这个舞会奔到那个舞会，赶几个场子。也可能是男性不如女性热衷跳舞吧，任何舞会上，都是女多男少。寂寂坐在冷板凳上的，必是女性无疑。
其实，我们满可以不来参加舞会的，干什么不好呢？偏要来跳舞。舞曲响起来，一对一对走上场，挤挤攘攘地来往，坐都坐不住，可就必须坐着，没有人来与我们跳舞。这种寂寥是非常现实的，无法回避。可我们却心甘情愿地，在那里坐着。暗乎乎的灯光下，我们谁也看不清谁的脸，谁也帮不上谁。我们一律脸朝外，望着舞场上旋转的舞搭子，等待这一曲终了，然后下一曲开头。终了与开头当中一个小小的幕间，也许会有什么不期然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来了一个熟人，或者并不是熟人，只不过挺自来熟的人，主动过来，邀请我们跳舞。我们身子都坐僵了，很指望能活动活动手脚呢！有时候，为了消除我们的寂寥，我们就大声说话，让人家以为我们是很快活的一伙，不是没人与我们跳舞，而是根本不想跳。我们到这里来，本不是为了跳舞。可是舞曲很快压倒了我们的说笑声，我们谁也听不见谁在说什么，只是兀自动着嘴，看起来特别的夸张。等到最末一曲《一路平安》奏起，桌上的蜡烛一支一支吹灭，起身下了舞池，只剩我们这一桌上的一支蜡烛，真可称得上形影相吊。最后，场灯亮了，人们的脸，流露着倦意，倦意里面是心满意足。而我们，浑身的精力还很饱满，心里却空空荡荡。
我们私底下都在留意着舞伴，看有没有可能陪我们跳舞。我们曾经动过一个男士的脑筋。他已年过花甲，但依然风度翩翩。腰板很直，西服的后身沿了肩胛骨下去，勾出紧长的身腰。是那种人称“老克腊”的老派男人。他跳起舞来，轻轻地揽着女舞伴的腰，另一只手送出去，送不太远，正好，两人之间有一个和谐又礼貌的距离。不像有些人，将你的手当一把剑似的直伸出去，指向上方；又有些人，则将你死死拽着，好像你不是舞伴，而是救命稻草。他的指示很含蓄，又很明确，你由不得就舞起来了，我们是在某一个联谊晚会上遇见他，他是那个晚会的主持人。略略透露一下他的身份，他是一名稍稍过了时的电影明星，说是明星，其实也仅仅是演过一些配角，但我们能有什么机会遇上更加璀璨的明星呢？这场晚会是间唱间演间跳舞，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眼睛一扫，便知道谁有舞伴，而谁落单。他像主人一样，不想让任何一个宾客扫兴。于是，他就来与我们跳舞。我们每一个人都轮到一次。他真像一个王子啊！可惜已经老了，但只有他这样的年纪，又是受过旧式的教养，才会懂得照料女性，让女性在舞会上不寂寥。我们向他要了电话号码，下一次舞会便主动去邀他。电话号码是真的，显见得他并没有搪塞我们，可不巧，那晚他恰好有事，非常的抱歉。他的抱歉也是真的，我们听得出来。所以，虽然事情不成，我们也不觉着难堪。老派男人就是这样，熨帖。然而，我们其中的一人，有一次在另一个场合遇见他，在一个新电影的开幕式上，她与他招呼，他也回应，但却是将她当成了另?９９ｌiｂ.一个人。显然，他已经不记得我们了。像他这样，久经舞场的人，和多少舞伴跳过舞啊！
这一年，又到了临近春节，各单位大兴舞会的时节，我们共同去参加一个舞会。这个舞会租用的场地是在西区一个公园内。晚上，又是冬天，七时许就已黑了天。游客们早已清出公园，黑漆漆的树丛里，亮着寥寥几盏路灯。走在树影幢幢的甬道上，心中很是凄凉。这一个夜晚，不知是什么在等待我们。舞厅是在公园的深处，一个犄角里，门前的灯光略稠密了些，还用彩灯装饰了一个葡萄架，闪闪烁烁。可公园的上方是偌大的一片暗夜，这点灯光也顶不了什么事。我们四个是分头来到这里，检了票，进去。乐队已经到了，坐在正前方的舞台上调音。光滑的打蜡地板上，倒映着几片模糊的影。有几张桌子来了客人，在说话，声音在屋顶下激起一点回声。屋顶下悬着几架灯和彩球，此时都歇着。又有人在试麦克风，喂了几声，声音充满整座舞厅，旋即又消失。我们的人慢慢地来了，一个，两个，三个，第四个人也来了，不期然地，她带来一个舞伴。这是她从公园门口拾来的。她进公园时，那人正徘徊在门口，不晓得去哪里打发这个晚上。只见络绎有人在这时候进公园，便生好奇，问那里边有什么，是看戏呢，还是看录像？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多少带了些倨傲地，走进公园。可她，正好有一张余票，就给了他。他很上路地要付她钱，她当然不要，说是赠票，那人便随她走进了舞场。直到此时，他还是没明白，来这里是干什么。
他随了她坐在我们的桌子边，只顾着四下打量，眼睛不够用似的。事情突如其来，他还回不过神。看上去，他要比我们都年轻一些，大约三十岁光景。穿一件花渍斑斑、目下流行的牛仔服，中等身材，瘦，面色略有些憔悴。他显然不是我们这个圈子的人，他也意识到了，所以就很拘谨。双手合掌插在并拢的膝间，不说话，只是看。我们差不多将他忘了，随他坐着，说着我们自己的话。此时，舞曲还未响起，人却基本都到了，都在说话和笑，气氛变得喧闹。乐队试奏了几次，又停歇，似乎没协调好，或者某件乐器音不准。然后，场中央那个彩球转动了，五颜六色的光在场子里扫着，人都有些眩晕。乐曲响起来了，沙球嚓啷啷的，有人上了场，滑着舞步。现在，也该轮到我们了。
他跟我们跳舞，非常的拘谨，不是踩了脚，就是撞了别人。可是，他挺能跳，所有的舞步他都能走，还不时来上些小花头，出其不意地将我们推过去，拉过来。活动的范围又相当大，从这一个角斜线穿到那一个角。于是，到处都是我们磕磕碰碰的身影。他跳得相当认真，又因为紧张，当与他身体比较接近的时候，就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从这点看，他又是不大会跳的，他将跳舞当作一桩劳力活，而不是娱乐。他很快就跳出汗来，脱去那件油渍麻花的牛仔上衣，里面是高领的粗毛线衣，样子似乎好了些，脸色也润泽了。他看上去略微放松了，渐渐有了笑容，这件劳力活依然是给他乐趣的。
现在，我们不再闲着了，依次跟了他跳。跳一会，歇一会。我们这张桌子上，不时起了一个，坐下一个，不像以往那样沉寂。其实，我们也并不需要不停地跳，我们又不是舞蹈家。大多数时间，我们还是更热衷谈话。只是我们不想显得太没有变化，太枯乏了，偶尔地，下去跳一支舞曲，桌边的人有一点周转，就行。有了他，就好了，至少，我们不再感到难堪，人家都在跳，而我们尽是坐。跟了舞曲活动一时，尽管是在这样笨拙和鲁勇的推拉之下，也是叫人兴奋的。他很尽职，一支曲子也不落下。有一时，我们四个人想一起说个事，让他歇一轮再跳，他却停不下来，脚下踩着拍点，竟向另一张桌子走去。有一阵我们没注意他，只顾说自己的，无意一回头，见他和一个陌生的舞伴一起舞着。是?9９ｌｉｂ?一支快三步，他就拉着她不歇气地转圈，转圈，直转到晕头转向，还在转，终于转到另一对舞伴身上，两对人四散开来，才完事。
这时，我们方才觉出他的有趣，猜想他大约从事什么职业，已婚或者未婚。等到舞场休息，他坐回到我们身边，这一点，他很明理的，晓得他是我们带来，是与我们一起的。他终于坐定下来，喘息着，脸上满是微笑。这时他对周遭环境已经熟悉，便不再东张西望，眼睛沉定下来。我们问了他方才那些问题，他说他是开出租车的，不是大公司，只不过与一个朋友合开一辆桑车，日夜对倒了开，还没结婚。然后，他多少显得有些急煎煎地问我们：阿姐！他这么称呼我们，阿姐，这舞会到底是什么地方举办的？你们又是做什么的？我们就逗他：你猜呢？他的眼睛从我们几个的身上看过来，看过去，说：老师。紧接又加一句：大学里的老师。我们就笑，他也笑。乐曲又响了，他站起来，伸手向我们中间的一个：阿姐，跳舞！
他彻底放松下来，舞步也略轻盈些，他甚至能腾出空来，边跳舞边说话。他也问我们中的一个有没有结婚，但他的问法很奇怪，他是问：你的先生比你大许多吧？这问法多少流露出他对我们的一种猜测，他大约猜我们是一些被圈养着的“金丝雀”。是呀，在我们这样的年龄，能够结伴出来共度良宵的女人，会是些什么人呢？也因此可见，他与我们这些人的生活，相隔有多遥远。虽然相隔遥远，可他并不是完全看不懂，有一次，他颇有些激动地对我们中间的一个说了一句：阿姐，你们的气质很好！这句评语使我们都受了感动，因是出于如此不同生活的一个人的口中，它显得十分的真挚。
舞场又一次休息，他到其他桌子边梭行一遍，又回到我们桌上。这一回，他开始猜我们的年龄。我们告诉他一?个数字，他不信。我们让他说，他又不敢说，怕差得太远。闹了一阵，他就不肯喊我们阿姐了，怕吃亏。他与我们厮混熟了，就略有些放肆，要我们喊他阿哥，还摸出香烟请我们吸。我们不吸，他就说：阿哥的烟吸不得啊！又起身去额外地买来饮料，请客我们吃。这一次舞曲响起来时，他没忙着邀请我们跳舞，而是忙着将一听听易拉罐拉开了，推在我们跟前。等我们被推让不过，只得喝了，他才放下心来，带我们其中的一个下舞池了。
场上的气氛很欢腾，旋转的五色灯光下满是人头攒动，都看不见脚，不晓得脚下是什么舞步。只觉着灯光在摇，人头在摇，不是剧烈的摇，而是行板的节奏。于是，座上的人也跟着摇。时间就这么摇过去了，不知不觉的，舞会又到了终曲之时。
他对我们中的一个说：倘若在马路上，我喊你们，会不会理睬？我们中的一个觉出他有些黏缠，装听不见，没有回答。他又问：我要是在车里，伸出头去，喊一声阿姐——此时，他恢复了阿姐的称呼，阿姐，你能认出来吗？这一个见缠不过，便肯定地说：能！明知道是一句应付，他却也笑开了，说：真的？不要到时候说，谁啊，有没有毛病！终于，一曲终了，结束了他的缠绵。人们从舞场散开，碰碰撞撞，挤挤挨挨，向自己的座位走去，穿外套，拿包，告辞，约再见。乐声停了，取之而起一片嘈杂声。他好不容易挤到我们这里，我们已经离开原地了。他急急地对我们中的另一个说：阿姐，你们什么时候再开舞会？是不是还在这里？我们谁也无法回答他的问题，趁着乱和吵，含糊答应了几声，拥出舞厅，走入黑沉沉的公园。这一大帮子舞客的喧哗，立即被夜晚公园的静寂吞没了，转眼间星散。
我们从此再没看见过这位舞伴，我们在舞会上照例坐冷板凳，一坐就是一晚。我们总是期待着舞会上发生戏剧，可这样一个人来扮演我们戏剧里的角色，又不太行。局面就是这样。
一家之主
我走下小码头，登上船，坐稳了，老大发动马达。船一离岸，新加坡就像一个剥开的石榴，绽出璀璨的灯光。船溯新加坡河向上游行去，岸上的灯，以各种几何体形状，嵌在热带的植物丛里。这些茂密的植物在夜幕前尤显得稠密黑浓，无比幽深，于是，越发衬托出灯光的亮丽，当船从桥下过去，桥上的灯就缀在头顶，开出花来。河岸上，布了沙滩椅，坐着外国人，白种人尤多，穿着热带风情的花布短裤和T恤，坐姿也很随便，就像在自己的家里。桌上点了蜡烛，在不夜的新加坡，谈不上是亮，只是一点一点的活动的斑。有乐声和歌声从耳边吹过，马来族的琴瑟鼓点，在这华丽的夜晚里，增添了旖旎的土风。新加坡的夜晚，真是美啊！这热带的肥水充溢的土壤，一年四季光照不歇，植物永无疲倦地生长，盛开，硬是被混凝土、钢铁、玻璃、化合预制件，规范出一种固定的形状，由电力做能源，发出光来。这光就特别有物质感，特别的丰饶，汁和瓤都饱满。你真不知道新加坡河原先的样子，那河滩的泥和水，还有趴在上头的平房，太阳一当头，满目疮痍。其实，这变迁不过发生在一百年间，可是，身在其中，就不知觉。再说了，有多少人对历史是有知觉的？人在历史跟前，就像盲目的虫蚁，碌碌穿行而过。倘有机会让他们回眸，保准惊呆了眼，想不起是怎么来到这一全然不同的地场。或者还应该反过来说，历史是盲目地一味地行进，偶一回顾，看见附在它身上的这些短命的蜉蝣竟变成这种形貌，一准也要惊呆了眼。
新加坡河畔的人啊，有多少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又散布在多少个异乡？白得耀眼的白种人，衬着黑黢黢的热带植物，黑黢黢的热带植物，衬着几何流线型的、镶了灯的蕾丝的建筑物，再加上幽微的烛光，土著人的音乐，美不美？你说新加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盛着些什么？岸上的沃土繁殖着灯光，河里的肥水繁殖的是灯光的倒影。船是木头的船帮、船板，老大亦是闽南人的脸相，凹眼高颧，紧腮瘦颊，肤色黯黑，闽南话里夹着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还有华语普通话。但却是缄默的，立在船尾，手扶着舵，像一座黑塔。波光映在身上和脸上，塔就变成了铜质的雕像。他对历史有多少感受？他简直就像从古代走过来的活化石。他至少是个见证吧！他封存着那许多语言的碎片，好比封存着历史的碎片。有一阵子，灯光特别热烈，几乎要发出声响，泼洒下来，披了一身。眼睛里全是光斑，急骤地跳跃，那已经是光的余烬了。船从石榴的芯子里穿行过去，石榴子晶莹剔透。南太平洋湿润的空气，将什么都加重加浓了颜色，达到饱和度，加倍绚烂。
这一个亮壳子，镶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要从飞机上看，就不可思议，好像天外飞来的飞来峰。其实，在那里边，有着多少年的变迁，都是虫蚁和蜉蝣般的生命操纵的历史，掘啊掘的，终于在蛮荒中开垦出巴掌大的一块。这是如工蚁和工蜂般的智慧灵巧，对生存的理解和对危险的敏感，还有对美观的要求，筑成了精致的巢穴。外面的生物，如何晓得这里面包含的劳动。这劳动甚至改变了劳动者的外形与功能，然后再自行组织与分工，紧紧地锲合成一个坚固的块垒。这又要引用蜂蚁的例子，在它们细小的身躯里，竟有着如此强大的理性，就只能归于“灵”。有了“灵”的一说，便可解释那些盲目的能量，最终抵至合理。听说过“蛊”的传闻吗？南太平洋上的女子，就是用蛊来牵住游子的心，让他无论走多么远，都要回来，吃她亲手调的解药，否则，性命难保。这湿漉漉的风里，就有着“蛊”呢！热带的水土实在太丰腴了，活力跃出物质性的实体，化成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比如“蛊”，比如瘴气，比如种种灵异的传说。许多种催熟的元素，使生 7269." >物都在疯长，生命力从四面八方膨胀出去，长成怪异的形状。这几乎是不可自主的生命力，弄不好就要消噬自己。有许多物种变异的缘由，其实就是自己吞噬自己。而有时候——这“有时候”的几率可能非常之低，大大低于平均值，就这样，有时候，那格外旺盛的元气突然调整了结构，形成锐不可当的理性，就有了方向。这就是天才的诞生，比如说，李光耀。于是，蜂蚁们的劳作就变为非凡的创造。那些漫游的无边无际的灵异，集成队形，不可思议的生长力就来自于此。
好了，让我们结束这虚空中的漫游，回到实地上，进入某一个局部，也就是工蜂或者工蚁的一格巢穴。这些盲动的生命里，也充满着血肉、敏感的神经系统、富有弹性的肌腱，甚至，发达的表情肌肉。这使他们有着完整生动的形，而且，性格各异。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被那些上了岁数的脸和身体吸引目光。这些脸和身体有一种篆刻的金石感，那种刀刃使劲划下石面，崩裂飞溅的印痕，那是与外部环境直接接触所造成的形状。年轻一代，由于空调机的产生推广，阻隔了压力，所以外部就变得光滑，他们几乎一律是白和丰腴，衣着鲜亮，鞋帽整齐。你再少见那种黑瘦、表情严厉、带着些痛楚的南洋少年。这些典型的南洋少年都已长成老年，很老很老，行将就木的老年，他们已经定了型，也定了性格。人种遗传在他们还相当鲜明，来自沿海一带族群，轮廓较深的生相，与中国内地中原往北部，更大多数的蒙古人脸相大不一样。由于受热，还有受苦，他们的咬肌常是很紧，颌部也呈紧张状态，是忍耐的表情。眼睛在眉棱后面发着灼热的光，多少有些热迷糊的、类似高烧病人的光。他们到老还是瘦和黑，四肢裸在宽大松垮的短衣短裤外面，以倔强的姿势划动，脚上大多一双木屐。在年轻白亮的人群里，他们都显得孤寂，甚至乖戾。可还是他们有性格，因此不可兼容。
历史是要一长列来看的，个人在其中占的份儿，一、水
六月初到浙江绍兴的华舍镇，母亲的一位老友家养病。
初到华舍，最先遇到的是水的问题。母亲的老友住的是新造的教工楼，新工房的式样，有自来水，可是自来水却不能喝，喝的是从柯桥买来的水。据称那是从山里接来的泉水，装在大号的塑料桶里，两块钱一桶。街上见的最多的就是这种卖水的车，车上写着“矿泉水，柯桥”。还有雨水，人称天落水，也是可以吃的，于是家家屋檐底下都有着大盆或大缸，等着接雨水。河里的水是不能喝了。
轻纺工业的兴起，几乎是一夜之间，化纤布厂、印染厂遍布水乡，仅一个华舍，就有二百来家厂。晚间，走到田里，只听到四下里都是夜不停机的隆隆声。这些急速上马的小厂，排污系统想来是顾不上了。还有我们所寄住的这种新工房，抽水马桶落水管一应俱全，却不知道有无化粪池下水道的设施。倘若没有的话，那么这些生活污水不也是排入河道。路边田间的豪宅，四五层楼，顶上是琉璃瓦，壁上是马赛克，里面也是一应俱全，可也很难相信有排污的设施。不远处正有一幢楼起来，天天去看，几个农民工砌砖上顶，竟是简陋得很，没看见一点排污的准备，就这么眼看着它封顶，内外装修，成为又一幢金碧辉煌的豪宅。
到的第二天，自来水便停水，直到中午也没来水的意思，只得提着搓好的衣服下楼到水塘里去清。走了一个塘，正对着一家厂的后门，水是污黑的，并且浮着腐草和白沫，只得去下一个塘。转了不少弯，穿过一家豪门大宅，据说是一个著名企业家、全国十佳人物的家，再走过一个养老院，来到又一个水塘。水要清澈得多，已经有一些人在洗衣淘米，便也挽起裤腿下了台阶。却见水里游着针尖似的小虫，还有一些无名的絮状物，揉碎在白色的衣裙上，便是淡淡的青绿色。
孩子们上学除了带米，还要带一瓶蒸饭的水。有不舍得花钱买水的人家，就打了井吃井水，井水因地下水的污染，也是浑绿色的，挑回家再用明矾打了吃。有一日还看见有一条盛水的大船摇进老街，搭起跳板，人们排队一桶桶地挑水回家，许是一些人家合伙雇的拉水船，拉的是大河的水。水乡的人就这样为吃水忙碌着。
走到老街，沿街的水在烈日下散发着腐烂的气味，颜色是浑浊的。街面上也很脏，果皮瓜壳，菜叶纸屑，风一吹就吹到水里去了。沿着水走去，走到乡间，水也是不清，漂浮着各种垃圾，居多的是塑料袋和泡沫块，一堆堆的。从柯桥乘乌篷船去柯岩，走过鉴湖，水清了许多，可看见水底的鱼虾似的，伸手一撩，撩上来的还是塑料袋。
整日无事，就是在街上或者乡下走和看，用想象拼接着逝去的水乡图画。一个简单的问题，水乡的水是如何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生计，直到今日。
我们注意到田地间和乡村里的粪池，光天化日之下，男人们便很潇洒地坐着排便，同时聊天。起先还要避开，后来看惯了，也无所谓了，可以径直地走过去，不动声色。时间长了，便发现这粪池不可小视，它既避免了污染河道，又肥了田，是最原始的环保系统。还有一个系统也保持了良性的循环，那就是水葫芦的功能。人们在河里洗涮，污浊营养了水葫芦，水葫芦又反过来清洁了水质。鸭和鹅的作用也是这样，它们的粪便养殖着水葫芦，水里的生物、微生物则饱了它们的肚腹。大约就因为此，此地鸡的地位不高，鹅最为高贵。人称母鹅为“鹅娘”，还用它来看家护院，叫它“白狗”，以为鹅是通人性的，有俗话说“家有万贯，不能白鹅下饭”，因而是逢年过节祭祖用的。鸭子也不错，有一种贵重的食物叫“活蛋”，就是即将孵出壳的鸭蛋，每个蛋的价格等同于一只小活鸭，是待客的上品。在水乡的图画上，是少不了鸭和鹅的，它们是水乡的半个主人。鸡就无所谓了，放养在泥地草窝，一律灰头灰脑，用公公的口头语，就是“格娘养的贱胎”。
现在，水乡的自然循环系统运作不起来了，有待于新系统的建设。在去柯桥的路上，有架管道的工程在进行，说是排污的管道，那就等着它吧。
六月下旬，连日下雨，新闻说杭州西湖的水都漫出来了，齐贤的水稻被淹了多少亩，华舍的老街成了河。走在街上，须贴了墙根走，一不小心失了脚，就踩到河里去了。细蒙蒙的雨里，老街白墙黑瓦的，润泽了许多。人从桥上走过，桥洞里是脚划船的老大，收拾了卖空的菜筐子，戴了草帽，身上披的倒不是蓑衣，而是颜色鲜亮的塑料雨披，一脚一脚地摇着桨，慢慢地消失在雨帘里。
二、溇
早就知道，溇，指的是断头河。河汊，就像树叶上的叶脉，延伸向四边，到头的地方，就叫做溇。溇呢，又随了溇边居住人家的姓，叫做张溇、王溇、缪家溇、茹家溇。在华舍时，无意间读到一首民歌，说的是有个曹阿狗，一家人都很会劳作，到头来却还是个愁，其中有一段是这样：
买得个溇，上种红菱下种藕，田塍沿里下毛豆，河坎边里种杨柳，杨柳高头延扁豆，杨柳底下排葱韭。
因此又知道溇其实是有主人并且供生计的，就像田亩有主人供生计一样。所以，溇的称谓要追根溯源，必是从溇主而来。曾经走到过一个溇，溇边只一户人家，是深宅大院式的老屋，紧闭的大门口就有个小码头。溇边的树木十分茂密，水面大半被浮萍遮盖，又是才下了雨，水涨过了好几级台阶。这个溇是在河道的犄角处，背静得很，路人走不到的地方。想来这溇当是姓这门里人家的姓，也有过“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忙碌光景，如今却成了浮萍的世界。
又回了趟母亲的故乡茹家溇。
多年前曾收到过茹家溇一位乡党，茹水根的信，信中说他的父亲知道我曾外祖父的一些事情，如有意了解可前去问讯。这天下午，我们便寻踪而去。
在新街口雇了一辆三轮车，三轮车是此地最方便实惠的交通工具，议好了价钱，就上了路。从华舍往茹家溇，是对着柯桥的方向。还记得，那年头一回寻到茹家溇，再从茹家溇到柯桥，是走的水路，机帆船只一会儿就到了。照我曾外祖母的遗言，是离柯桥四里路，其实只有两里来路罢了。三轮车一路顺风，大半路程过去，近缪家溇处，路上却涨了水，竹爿搭起了浮桥。茹家溇必是要经过缪家溇的，只得下车步行。走过了浮桥，三轮车也拖了过去，再重新上车，几分钟就到了缪家溇。前头便水道交错，人家稠密，桥上桥下的，车进不去了。于是支付了车款，沿河走去。问了几个人，都说茹家溇在前边，心中回想着上一回来的情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河边都是新起的水泥楼房，两层或者三层，还有一些店铺，甚至在桥头有一家工商银行。人也比上回多，自行车扛在肩上过桥，下了桥又是一溜烟，往来闲人都驻足看我们，显见得是两个外来者。
到底走进了茹家溇，也觉得不像。溇底似乎宽阔了许多，正停着一条大船，船上是木材，忙着往岸上卸，还有年轻人跳上跳下嬉水玩，气象似比那时欢腾。不过，看那边溇底人家敞开的门里，大都是摆开地场做木器或者箍桶，不由想起方木圆木是茹家溇的传统生计的说法，才依稀觉着茹家溇是到了眼前。只不过卸木材的那家是做寿材的架势，倒是个新活计，上次来没见过。后来听茹水根说，年前将茹家溇的河床拓深，才有了今日这样壮大的水势，摇得进大船。
茹水根是管墅乡中学的教师，教数学，有两名学生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得了名次，他从一个塑料包里，很珍贵地拿出证书和奖状给我们看。他新起了楼房，背靠溇，前面围了院子，种着南瓜，绿油油的一架。两个女儿都在柯桥工作，见了其中的一个，穿了连衣裙，化了淡妆，捧来一堆易拉罐饮料让我们喝。茹水根说，他现在感到很幸福。
他的父亲已经过世，那年来寻根，为我们提供确切线索的王阿丑老人也已作古。他父亲生前和他说过我曾外祖父，虽说在杭州城里发达了，却一点也不忘故土，凡家乡有人去杭州，总是一宿两餐地招待。在贫苦的茹家溇里，相传着他成功的事迹和宽仁的美德。茹水根说茹家溇的人家不多，是从绍兴迁过来的，也没有多少代，可说是根基浅薄，这些年生活才渐好起来。望望门外的溇，想着它也当有“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光景，大约也是像歌里唱的那个曹阿狗，终年忙碌，还是不够活口，不得已便操起了方木、圆木的手艺。方木是指竹器，圆木则指箍桶。
茹水根送我们到桥头，指引了一条去柯桥的路，走没多久，就踏上了街市，人来车往，是综合市场的前边。柯桥镇越来越扩展，几乎到了茹家溇的脚跟头。正是傍晚下班的时间，从华舍到安昌的中巴都挤满了人，好容易挤上一辆，车内坐的大都是年轻的上班族，女孩们化着妆，戴着首饰，衣着鲜亮，态度傲岸，是从柯桥下班回家的。
三、桥
柯桥的桥是著名的，至今还记得那年来柯桥，站在桥头，桥下万舸争流的蒸腾气象。这一回来，印象却大变了。柯桥镇的规模大大扩展，已经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新街一条条地开拓出来，设有好几路公交车，再加上通往绍兴、杭州、萧山等地的班车，招手即停的中巴，还有出租车，一时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最触目的是高耸的星级酒店，一座又一座。仅存的一条老街，沿着一条旧河，几顶石桥，已经很不起眼了。
轻纺城的建立使柯桥成了一个化纤纺织品的贸易中心，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在此，是酒店和饭馆的主要客流，许多生意是针对他们而做的。我们在的时候，正是轻纺贸易的萧条时期，轻纺城里有一些铺面关了门，等着出让，买主却寥寥。但市面依然很热闹，人车不断，进货出货，银行邮局都是人头攒动。三轮车载着衣着摩登的女郎，进到酒店宾馆，或是去理发部洗头做美容，或是在酒席上谈生意。车上街上常常看见人伫立着，对着手提电话南腔北调地论买卖。路边的投币电话也很忙碌，大都是寻人找工作做的。
老街的店铺也已革面洗心，是新式的商店，售的也是大呼隆的商品，只是种类要比大城市少掉一半左右。仅存的一条老街也开始了拆建，头上的老房子变成了废墟。柯桥向来是繁荣的，不过原先是旧式的繁荣，现在是新式的繁荣。那些象征柯桥富庶昌盛文明历史的石桥，桥洞壁上布满了绿苔，站在里边，有阴凉的水汽扑面而来，仿佛生出一丝怀古的心情。
泊在河岸的船老大也是有古意的，老大们一连声地唤着旅游客行船的人“太平桥去哦？”“周家桥去哦？”见略有迟疑的，便追上不放，依着绍兴人的固执，一步跟一步地盯，一直到你离开老街。而你一旦再回到老街，他便又出现在身后，说着：“太平桥拍照最好的，电影《祥林嫂》就在那里拍的。”或者“周家桥是个好去处，凡拍照的都要去那里”。并且老大们之间有着不成文的规矩似的，是谁盯的客旁人一概不插手，见了那人再次出现，还会纷纷喊那老大“来了，来了！”于是，那老大再紧跟上去。曾经与一个老大没谈拢去柯岩的船价，分手离去，不料身后悄步跟上又一个，说了个较低的船价，正议着，前一个老大突然间蹿出，点着鼻子骂那后来的，话虽听不懂，可看那神情却是骂得很毒，而那后来的一句也不回，脸上挂着懦弱的笑容，退去了。
去周家桥是从柯桥出发的。谈妥了价钱，老大便领我们去他的船，看他在船舱里铺开一张新席，又在封好的炉子上坐了一壶水，说是到了地方，我们拍照，他则要烧开水喝，否则是不够力气再划回来的。一切就绪，他双脚一蹬桨，船便离了岸，在老大们含着羡忌的调笑声中，一路过去，钻过桥洞。苔藓斑驳的河岸上空，新起的高楼密密匝匝的，还有工地上的塔吊，直悬在河上头似的。船终于划出了柯桥，水面渐渐开阔，天空也开阔起来。
沿途自然是有着许多工厂，机器声盈耳，也遇到几个鸭棚，正放着鸭，鸭鸣声一片。水上船来船往，机帆船的马达此起彼落，都是运货的。也有一艘祭祖的船，船上放着八仙桌，桌上供了大红香烛，还有糕饼水果，桌下是成筐的鱼肉菜蔬饮料，坛装的黄酒，船上大都是女眷，穿红着绿的。还有一艘船是去起坟，也装着成箱的啤酒，还有香烛，站着几个棒小伙子，准备出劳力的样子。老大告诉我们，此地风俗，阴历五六月里是不可办事的，因此需抓紧了，在这四月底都办完。
渐渐的，过往的船只稀了，水面也窄了起来，耳根刷地一下静了，有些万声偃止的意思，只听摇桨声一声一声地吱嘎，还有桨下的水声。眼前忽然绿了，有枝繁叶茂的大树遮在前方，树叶遮掩下，是一道道的小石桥。周家桥到了。
石阶上站起一个小男孩，背着手看我们一点一点近前，身边坐着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在写生，这时起身让我们下船上岸，问我们从哪里来，自我介绍是从北京来，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
近午的时分，绿阴静静地罩着水面，偶有人来去，便听得见脚踩石板的清脆声。从沿河的门窗望进去，有一个理发铺子，没有生意，剃头师傅则躺在椅上看闲书。还有个裁缝铺，缝纫机歇着，做衣服的人也不知哪里去了，摊了一桌的布料。再有个门里，坐着个面容清癯的老者在读书。此一派闲适与方才柯桥的甚嚣尘上真是鲜明的对照，几乎有些回不过神来。桥头延伸出长巷，青石板的地面很清洁，有搭起凉棚的货摊，卖着些蚊香蒲扇的小物件。一个老人走来，身穿洁白的衬衫，手里拿一柄折扇，笑问我们从哪里来，回说上海，他便说：“我刚从上海回来。”慢慢地走了过去。显然，周家桥虽僻静，却不是不临世面的，是闹中取静的世界。
后来知道，从柯桥去周家桥于我们说是走了冤枉路，周家桥就在华舍这边。此后，我们还去过周家桥几次，都是步行，只半小时即到。可是，终不如这一回从柯桥方面的水路进去，那一种霍然声止的效果，如入仙境，是以后再没有过的。
安昌的桥其实是值得一提的，虽然并不著名。由于安昌镇的街市是依着一长条河而设，所以，河上的桥便是不可少了，可说是数步一桥。可惜我们去的那一日，是出霉的日子，于是，每顶桥上都搭了棉被、棉褥晒太阳，难免有些煞风景。可是，这桥却有了股居家过日子的表情，很实惠的气息。
四、镇
住华舍的时候，还去过齐贤和安昌两个镇。在过去，齐贤是个区级镇，级别要高于华舍和安昌。果然，齐贤的规模更大，规划也更整齐统一，显然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扩建起来。街道很宽，邮局很大，学校，镇政府，是那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派建筑，工农式的官样文章，气氛整肃而呆板。还有一处名胜，石佛寺，挂着省佛教协会的牌子。总之，是可看出行政重镇的遗迹。不过，现在却是有些冷清，不像新起的华舍那样喧闹，人人争先恐后似的气氛紧张。齐贤的商店、街道、菜市、邮局，都很少见人，到了中午，有放学的小学生背了书包在街上奔走，略微热闹了一些，可是贸易集市却拉了卷帘门，纷纷收摊，回家吃饭打午觉了。河岸停泊的船上也摆开了午宴，有酒有菜，或一家，或几个，围在一起，喝起了花雕。
从老街看，旧日的齐贤也是个富乡，河面宽阔，顶上跨了高大的石桥，山墙笔直的长巷，脚底是平整的青石板。屋脊高耸，黑瓦铺顶，很是殷实。齐贤的历史也是久远的，“齐贤”的名字就来源于大禹的年代，大禹受禅后，巡视天下，召集诸贤在此聚集计议国家大事。所以才叫齐贤。
安昌是个老镇，是绍兴三大旧镇之一，这三大旧镇是柯桥、鉴湖、安昌。人口要比华舍多，但因近些年华舍工业发展，外来人口多出三分之一，才显得拥挤嘈杂，而安昌则要静得多了。它地处偏僻，大约还有些守旧，因此我们在那里看到了最为朴素的面貌。和水乡所有的镇一样，安昌也是沿河设街，街上有不少茶馆，门口炉子上搁着才揭笼的肉包，蒸汽腾腾，门里黑洞洞的，定睛看去，便见有方桌条凳，坐着几个老人。还有箍桶的铺子，大大小小的桶中，数那种小小的量米升最可爱，有一种拙巧。箍好的桶再上漆，荸荠色的漆，很耐心地一层层往上刷。面店的门口支着架子，晾着几米长的细面条。有一家卖糕饼模具的铺子很有趣，里面有一架脚动的旋床，老人腰背挺直地坐在高凳上操作，看我们好奇，便做给我们看，然后歇下手，点一支烟，徐徐地吸一口，说：倘若是电动的，是车不了这样精细光滑的活计，又说：这种活，快不得，要慢慢地，才能做好。还有锡箔店、竹器店、铁器铺。沿街的铺子里有一个居多，就是书摊。繁荣的柯桥只两个报摊，新华书店是设在百货商场。华舍也只有一个出租书的摊子，同时还卖饮料杂货。只有这里书摊多，有出租也有出售。书老板安详地守着摊位，等太阳过来，就拉一个凉棚。隔河望见一座高大的房宅，门槛几乎齐膝，挂有文化站的竖牌。过桥进去，见是几进深的宅院，有一处墙破了，可钻进一个小孩藏着。外面炎日当空，里面却凉气森森。侧屋里亮着灯，走进去，是一间阅览室，室内点着灯还很暗，原来是四壁的书架遮住了天光。书架全用铁丝网着，可看见书脊却拿不到手，要请里边的值班员取书。墙上挂着借书的章程，以及办理借书证的章程。房间当中的长桌上满是报纸，不时有人进来看报，居然其中有隔天的《新民晚报》。向那值班员打听这大屋的主人是什么人物，值班员说他也不知道，要问老年人，又特别说明他不在此工作，是星期天回家，临时帮忙的。说罢就很热心地叫住一个老太，老太和蔼地问我们从哪里来，回说上海，她便指了二楼的木窗说，晚上可以在楼上寄宿，床铺席被一应俱全。我们谢绝道已在华舍住下，又问这房主是何许人。老太这又重新看一眼我们，说她以为我们就是房主的后人，因为房主就在上海，他是土改时离去的，房子就归了政府，做了文化站，如今已破败不成样了。
和齐贤、安昌不同，华舍是个新兴的乡镇。历史上，它有着“日出万丈绸”的名声，但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想来还是桑田为本，所以镇是个小镇，人口只四五万，老街的规模也有限。它的兴起是在近年，随着柯桥轻纺城的发展而发生。
去过齐贤和安昌才能领教华舍的闹。
从早就一路闹起。天不亮拖拉机就来了，运石头，运砖瓦，然后卡车来了，轰然拉开一天的帷幕。菜市场里人头攒动，鸡飞狗跳，摊位挤着摊位，都大着嗓门，奋力买卖。老街里，船也来了，一艘挨一艘，泊得满满的。桥上桥下是上班人的自行车铃响，油煎粽子的油锅沸了，油条也下锅了。剃头铺子在下门板，另一溜的发廊要略晚一些，裁缝销却开始烧熨斗了。电动马在摇，唱着怪诞的歌谣，隔壁的时装门面开张了，放起了录音机，流行歌星的声音顿时笼罩了老街。新街的邮局门口，早已经挤满了人，都是汇款寄包裹的打工族，是刚下夜班的那一拨，只等门一开，一拥而入，连插脚的空都没了。然后，学校的广播操音乐响起来，日头也高了。
午后，有一段声息略止的时间，菜市场里空了，摊主们躺在竹椅上打盹。炸粽子、油条的油锅掩了盖，炉子也封了火，只听苍蝇嗡嗡地飞行。三轮车歇在路边巴掌大的荫地里，船泊在桥下边。都在歇午呢。连云港、广东某地联合演出的摇滚歌舞海报干脱了糨糊，大半张揭起了，无精打采地一飘一飘，录音机里的流行曲也换了慢板。街后边小巷子里静静的，都掩着门，门口挂着小黑板，写着录像的片名。推推门，门后便闪出人来，警惕地端详你，可看见屋里有一角拉着帘布，有隐约的声音，正放着录像。还有落袋，在街边搭起的凉棚下，三个两个，脸色都很紧张，想来是赌输赢的。说是静，也是外面静，心里还是闹的，叫大太阳头压住了声音罢了。到了四点左右，才又慢慢地活动起来。
打工妹上菜市场了，衣着鲜亮，耳上挂着金坠子，买了菜，叫一部三轮车坐着回住处。也有男工用自行车载着相好的女工来，在熙攘的街上穿行。街边的炉子捅开了火，却是卖酒菜小吃了，打工仔三五人围了一张矮桌，喝着没冰镇的啤酒，等着炒菜。路口停着辆卡车，卖的是贱价的桃子，大半青着，人们爬上车斗自己挑，还有卖水的车，一路走一路吆喝。再晚些，黑了天，几盏路灯亮起，小吃摊就又多了些，油锅哔剥响着，油烟气和瓜果菜皮的腐烂气合在一团，空气便有些浑浊。方才说过的那租书的小杂品店，摆出了一架电视机，围着人看电视剧，也都是外地打工的，大都来自四川、江西及安徽。华舍的晚上藏书网，就是靠他们撑世面，成帮结伙地散步，聚在镇碑的台阶乘凉。更晚些时，大约八点钟的光景，华舍大酒店，一座貌似招待所的建筑里，就飘出了电子乐的舞曲，窗户上彩灯一亮一暗，有些夜夜笙歌的意思，舞会开场了。
华舍倒也不全是闹，静的地方也有的。有一日晚上特别闷热难熬，大街小巷没一处凉快，河面上的风都是湿热的。直走到老街头上，一座水泥桥，站在桥心，才感到一点凉意。桥上乘凉的老头很热切地邀请我们，说要去那里搬竹椅，他说的“那里”是指桥下的一爿工厂。他告诉我们这家丝厂已经倒闭，工人都跑光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看厂。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走下了桥，留他独自在桥上。
五、公公
母亲老友的老房子在张溇，多年前母亲在那里小住过一段，印象最深的是，后园里摘来菜放进油锅，菜的魂还没跑出呢！现在，母亲老友一家搬到了镇上的教工楼，就请了一个公公看房子。
公公也是有来头的，以前做过保甲长，又在哪个大码头学过厨子，后来就在母亲老友的学校里做校工兼厨师。每回去张溇老屋，厨房里公公的菜肴都不重样，有时是酱鹌鹑，有时是猪血，还有糟毛豆，后来公公发现了我们这种失礼的行径，一见我们来，就把菜碗收进了碗橱。
老屋已经破损得厉害，灶屋烟熏火燎成了个黑窟，地砖碎了，墙也有些酥。屋后的井枯了，水塘飘满落叶，沤出了绿肥。燕子也不来屋檐下做巢了。公公一个人住在里边，却过着风调雨顺的日子。
每天早上，公公要去喝茶。他背着一个篮，篮里放一件防天变的布衫，布衫底下是几件点心，就去喝茶了。有一回我们上午十点光景在周家桥，见桥上走下公公，这是公公喝过茶回家了。公公在前院养了一群小鸡，我们去时，已是第二群了，第一群被“格娘养的贱胎”黄鼠狼咬死了，公公这样骂黄鼠狼。天好的时候，公公就在院里的石凳上晒菜子，准备在屋后的菜院里下种。菜院虽是荒了，可还栽着公公的几架瓜豆葫芦，还有南瓜。香椿树一季季地吐芽儿，月季也年年地开花。
公公今年八十，耳朵是背了，喊他三声只听得见一声，路上遇见他，问公公去哪里，回答说：慢走，慢走。你说公公再见，却问你阿姆好？或者因为听不明白，干脆装听不见，一问三不知。
耳背归耳背，公公却是很领世面的，一点都不落伍。听他同人议论形势，口中不时吐出银行贷款，资金冻结，干部腐败一类词汇。大事小事都逃不出他的见闻，去南方打工的人，华舍黑道的头子，新起的楼，下台的书记，等等，等等，真是广闻博见。
公公的儿女都离了张溇，有在绍兴的，也有在杭州的，还有在上海的。公公哪里都不跟去，一个人在张溇。
张溇盖起了很多新屋，两层三层的都有，漂亮的屋檐底下，燕子也筑起了新巢，小燕子在巢里藏着，老燕子飞出去觅食，再一口口地喂给它的儿女。公公还住在老房子里，左邻右舍都搬走了，没了人气撑，屋子也破败了，变成几座断垣废墟，其中立着一座老屋，由公公看守着。
隔几日，母亲老友就差我们去给公公送些糕点烟酒和挂面去，并嘱我告诉公公，我是“茹阿姨”的囡。母亲住那里时，每天晚上都和公公聊天，听他说些乡邻乡事。有一日清早，大家都未起床，公公却来了，穿一身长裤长褂，对襟扣一直扣到脖颈，他送来一块火腿还有一个葫芦，是今年园子里摘下的第一个葫芦，说是给“茹阿姨的囡吃”。公公还问明了我们离去的日子，到那前一日早晨，他又来了，这回送的是鸡蛋。公公养的小母鸡的头一批蛋，蛋壳嫩嫩的，几乎看得见游动的蛋黄。
母亲老友说，公公从来不白吃人家的东西，公公是讲礼数的。
六、打工仔
新到华舍，华舍就发生一桩案子，三个打工仔杀了一个卖毛竹的老头，却只偷得一百块钱。据说这老头是从天日山来的，就想起母亲小说《百合花》里那个拖毛竹的小战士，会不会是他的族人。
案子发生后，公安局就要求各个厂家都须给外地工人办准住证。于是，我们便相帮到一家布厂给工人拍准住证上的照片。虽然化纤织品市场处在萧条，货仓里积压着成品，可工厂还是歇人不歇机地二十四小时地做，试图以薄利而多销。工人是分成两班倒的，每班十二小时。所以我们去拍照，工人们或是从织机上下来，或就是从床上爬起。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打工妹，仗着年轻，也不怕累，脸膛还都红润着。就是这样日夜倒，还有时间去华舍大酒店跳舞。
她们是分成班组，一组一组来照相的。头两个总是比较勇敢的，在小姊妹的嗤笑中就义般冲到照相机前，扑通坐下，脸和身子却都僵着，拍完就走。其余的便挤在门口，对着茶色玻璃窗梳头整装，还有一些特为去换衣服的。有一些则要求冲洗后给她们底片，好去加印寄给家人。
一组照完了走，下一组还没到，来了单独的一个。像是刚起床，云鬓松散，懒理晨妆的样子。一件白衬衫捉襟见肘地吊在身上，倒显出丰腴的体态。脸形是俏丽的那种，肤色白皙，眼风则有些飘。周围的男职工也愿意与她打趣，问她为什么不穿得漂亮一点，她往下扯扯衣襟，说，难道这不够漂亮？也是善于接口令的。待她走后便向人打听，果然是有些来路。她是四川人，刚来此地不久，之前已经有着丰富的阅历，都说像她这样的，应当去深圳海口，不知为什么要来华舍。工人中间传说她是“鸡”，却也没有确凿的根据，但听她有时沉不住气会出大话，说是华舍的白道黑道都能摆平。总之是不一般的人物，可说打工妹的精英。不久又传来她的故事，说是她不知有什么事情外出，请小同乡代班，小同乡连做两班，没顶住，叫织机挤断了一排四个手指，眼前的伤好治，可今后的生计怎么办呢？小同乡还小，不懂得担忧，她却哭了许久，哭得也很伤心，可见还是有良心的。这样的女子终是不会太平的，天生会制造故事，华舍只是她故事衔接处的间歇，很快就会过去。大多的打工妹生活都是单调的，最有色彩的情节，大约就是早晨等邮局开门，给家乡寄包裹的一刻。还有买新衣服打新耳环的一刻。有夫妻一同出来打工的，生活便略有乐趣一些，所以，提供夫妻房也是工厂竞争招工的条件之一。虽然各家工厂都有安定工人的举措，可是工人的流动还是相当频繁。时常是，几天里有几十个工人相继辞工，但也不必过虑，几天后又会有相当数目的工人应招上工。然而，这种流动却给华舍带来一股不安的气氛，街头总是出现新人的面孔。
工厂一律没有节假日，因是多做多得，工人们便也没有强烈的要求。大约还是为了治安的考虑，有关部门也不向厂主提出劳动法的条约制止。就这样，日复一日。端午这一天，有些厂决定放假一天，大概是因为产品压仓太过的缘故。从前一晚十一点机器就停住，华舍显得清静了许多。打工妹们早好几日在商量如何度过这个宝贵的假日，最远大的计划是去杭州一日游，一早到柯桥，搭上去杭州的车，估计十点就可看到西湖。天黑了再往回走，正好赶上当晚十一点开机。饮料点心，还有拍照的胶卷都准备好了。
可是夜里就开始下雨，并且越下越猛，到了早晨，已下成瓢泼。别说是到杭州，上一次老街都不容易了，所有的计划都泡汤。打工妹们都挤在门口看雨，眼巴巴的，一日光景终于在大雨中过去。到晚上十一点，织机重新开转，车间里又是灯光雪亮。
七、香火
史书上说：“会稽俗多淫祀，好筮卜。”会稽就是绍兴的古称。
那日从水路去柯桥，路经鉴湖，有少许村落，听见有歌唱式的诵经声，间着木鱼，还有钹镲，嗡营中铿锵着。又是从湖面上传来，散得很开，却连绵不断，有一些笼罩的意思，但并不苍茫，因是像唱山歌。船到近处，便可看见点点香烛，因是在大太阳头里，火头显不出光亮，却因为多，还是成气候的。庙在桥顶上，形状极为普通，类似一般瓦房，高大些而已。据老大说，是村里集资建的大庙，不知祭的哪一路菩萨。但见庙门前人们忙碌着，和一桌桌的香烛一并的，还有一桌桌新蒸的糕饼，热气腾腾，大约是供香客们果腹的。米糕的酸甜气和着香烛的烟气，很是熏人。船从桥底钻过去，蒙了一头的诵经声和烟火味，不是醒世的，倒叫人陶陶然。
华舍吃素念经的人很多，尤以老太为众，她们今日去祭包公，明日来拜关云长，后日邀一船绍剧班演出观音戏，不少旧庙跟前，还有着那种临水的戏台，可摇船过来观看，就像鲁迅先生《社戏》中写到过的。这有些像赶集，兴兴头头的。
这些村办庙里的菩萨一律塑得粗糙，面目难辨，并且是想当然的，想到哪塑到哪，金刚罗汉全不按规矩排，且颜色特别乡气。可是却有着一股种田人的耿脾气和实惠劲，倒显得生气勃勃。
壮观的景象也有，那是阴历十四，包殿要念千人佛。包殿距华舍十来里旱路，三轮车二十来分钟便到了。到得虽早，但头几批都已念过走了，眼下大约是第三第四批了。包殿在民间集资办的庙里是个大庙，供的是包公，前后有几进，左右还有侧殿。其时已经连磕头的空都难有了。遍地竹椅，椅上坐着念佛人，怀里捧着小盒，盒里是佛珠，一律嗡嗡嘤嘤。烛台上的大红烛烧得熊熊的，烛油流淌下来，一会儿就积满了一槽。有专门消除烛油的老人，用结满茧的手一把一把捋着滚烫的烛油，捋进脸盆，同时还提防着香客手中的香燃着垂挂下来的布幔。正殿中央摆两张方桌，坐两桌壮年男子，弹奏着琵琶、二胡、三弦、木鱼和小钹，忽儿又拔起嗓门唱出一个高腔，迂回周转的，是众声之首。在他们的桌前放着烟和茶，供他们润喉提神。
后院里也很繁忙，灶屋烟气腾腾，一笼一笼蒸着糕，蒸出后便倒入筐中，分发给念佛的男女老幼，一同分发的还有桃子。灶屋侧边有一小屋，是求签人领签文的地方，也是忙乱不可开交。正看热闹，却被一老妇扯了一把，叫我娘娘，求我替她解释一纸签文，并说她求的是老头的音讯。老伴突然出走，三个月来声息全无。我仔细看那签文，是一张中吉签，文中有“干戈起事”“诈谋陷身”，然后“路人有阻”“讼事渐解”“婚姻莫误”的字句，倒是很有针对性，可也不便与她细说，怕她担心事，只说人会回来的，只是行程要慢一些。老妇立转身去向她的老姊妹们报喜：“会回来的！”
包殿的菩萨很多，沿墙的龛里，黑洞洞的立着一米高的泥像，有佛有道，也有民间传说的人物，有些则闻所未闻，但各司其职，并不含糊。和尚则一个未见，全是义务来帮忙的乡人。在张溇庙倒见了一位女师父，是出家人，却喜别人喊她“爷爷”。
齐贤的石佛寺名见经传，却显得冷落。寺在山水交接处，十分清远。和尚有几个，或随处游荡，或坐一把竹椅看风景，兼卖门票。进殿迎面是笑口常开的弥陀佛，两边分立浓油重彩的四大金刚。后殿有十八罗汉，却直通和尚们的起居处。深处是几张挂了蚊帐的木床，中间几张矮桌，桌上是几碗霉干菜，灶上坐着锅。灶后则通到河边，放着一篮菜等人来洗。顺楼梯向 4e0a." >上，又有一殿，供的是城隍菩萨，有老师父坐着，兜售香烛，向他买了一炷香烧了。再从殿右侧上一排石阶，进到一石窟，满满地坐一尊端庄丰润的观音，这就是著名的石佛了。因石窟地窄，须退至观音座下的一方小石台底，再仰极颈项，才可望其面目，面容极为大方美丽，手足也是温润大度的相。小石台上有一把竹椅，再有一个破脸盆供插香烛，似过于简陋，但有家居的气息。想这寺也是先有石佛，再造了寺来供养，倚着山形地势，难免是局促了些，造法也是随心所欲，缺什么补什么。但石佛是真好。
从石窟下来，师父就怂恿我摇签。待我决定了，又说必要烧了香才可摇，就指方才烧的香给他看，才允许我摸签筒，令我跪下，事到此时就变得郑重起来。自报了姓名，来自何处，求的什么，想了一下，决定求流年。因年初开始生病，不仅折磨自己还折磨他人，实感倒运，无妨求个签看看，什么时候可有转机。于是便虔诚地摇起签筒，良久，好不容易有一根落地，赶紧拾了爬起，送师父处查对签文。不想，那师父蓦地站起，眼睛亮着：“好签啊，上上大吉！是皇帝一般的命！”就急着向他讨签文，他则缩回手，说要付两元钱才可领签文。立马掏钱给他，换回签文，就好像花钱买自己的命似的。但见是四句诗文，尚通俗易懂，抄录如下：
君子百事且随缘，
水到渠成听自然，
莫叹年来不如意，
喜逢新运称心田。
每一句都是劝慰的话，并且适时适地，尤其是第三句：莫叹年来不如意，真是知我痛痒的，由不得不信它。小心地收好签，就向老师父告别。自此，那师父对我一直非常尊敬，问我从哪里来，做什么事，将我们送至门口，大声在身后说道：万事都无阻挡了，放宽心好了！
满心高兴地一径下楼，退出殿来，出得寺门，不料却被一长大汉子拖住。他穿一身短衫短裤，络腮胡子，浓眉直鼻，像是梁山泊的英雄，可臂上却挽了一只讨饭篮，手上还很戏剧化地握了一根打狗棍，伸手就作讨要状。其态度却不像讨要，倒像是劫路剪径。给了他几块钱，还不放行，也不言语，只用眼睛示意我们的钱包和口袋，直到将身边的零钱统统给光，他才松手走开。这时节，寺门口的和尚一直嬉笑着观看，寂寞了多时终于上演了一出好戏似的。想他们这般无聊，不如到包殿去做和尚，没了公粮吃养，自己种瓜种豆，才是出家人之道。
然而，签是个好签无疑。
华舍还有个基督教堂，穿街走巷一路寻去，问了人，有说知道，也有说不知道，好容易到跟前，却已经拆了，正打地基造一座新的。见我们在此张望，就有一名男子笑容可掬地出来，定要请我们去隔壁屋里坐和吃茶，听我们说是从上海来，就问是不是上海的教友，还问上海基督教的情况。然后以谦逊的态度告诉我们，原来的教堂已有一百年历史，小而破，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教友礼拜。于是，兄弟姐妹集资二十万翻修扩建，其中一万是用在设计，从上虞请来设计师画的图样。说话时，民工们正歇午，捧着大碗的面条吃，几个妇女在灶上忙碌，也是自愿来服务的姊妹。最后的问题是，教堂里有没有牧师，回答是没有。
寻找苏青
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读到一篇文章，金性尧老先生的《忆苏青》。文中有一节，是写五十年代，金性尧老与苏青所见最后一面，“她穿着一套女式的人民装”，这套服装确是出人意料，总觉着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个旗袍装，也应当是苏青，因为什么？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
苏青是在我们对这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中的那个旧人。她比张爱玲更迟到一些，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与我们隔膜似乎能够理解，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她的回来是对文学负责。即便是在文学里，她被我们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一些生活的细节，再进一步抑或还有些环境的气息。那弄堂房子里的起居，夹着些脂粉气，又夹着油酱气的；从公寓阳台上望出去的街景，闹哄哄，且又有几分寂寞的；还有女人间的私房话，又交心，又隔肚皮。这些都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张爱玲却是远着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个，张爱玲和她的小说，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着距离，将自己藏得很严。我们听不见张爱玲的声音，只有七巧、流苏、阿小，这一系列人物的声音。只有一次，是在 href='2527/im'>《倾城之恋》里，张爱玲不慎露出了一点端倪。是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机关算尽，勾心斗角。冷战时期，有一晚，在浅水湾饭店，隔着房间打电话，范柳原忽念起了 href='2283/im'>《诗经》上的一首“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总觉得，读诗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情故事，说是在上海的舞台演出，但这只是个说法，其实，是在那“死生契阔”中。那个时代的上海，确有着“死生契阔”的某种特征：往事如梦，今事也如梦，未来更如梦。但这是旁观者所看见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剑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的声音听到头来，便会落空，她满足不了我们的上海心。因此，张爱玲是须掩起来看的，这还好一些，不至坠入虚无，那些前台的景致写的毕竟是“上海”两个字。
苏青却跃然在眼前。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我们好像看得见她似的。即便是她的小说，这种虚构的体裁里，都可看见她活跃的身影，她给我们一个麻利的印象，舌头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说敢作又敢当。我们读她的文章，就好比在听她发言，几乎是可以同她对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路上定着的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却是坐在窗前看。我们是可在苏青身上，试出五十年前上海的凉热，而张爱玲却是触也触不到的。
可是，我们毕竟只能从故纸堆里去寻找苏青。说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为这五十年的风云跌宕，有着惊人的变故，故纸堆也积成了山。许多事无从想象。即便从旧照片上，看见一个眼熟的街角，连那悬铃木，都是今天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时的人和事，苏青在眼前再活跃，也是褪色的黑白片里的人物。她的上海话是带口音的，有些乡土气。那样的上海话讲述的故事听都听得懂，想却要想走样的。所以，当知道苏青在我们身边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惊得很，总觉得她应当离我们远一些。张爱玲不是远去了，她避开了穿人民装的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旧人，虽生犹死。苏青为什么不走？由着时代在她身上划下分界线，隔离着我们的视线。
苏青的文字，在那报业兴隆的年头，可说是沧海一粟。在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一个小论坛，谈着些穿衣吃饭，侍夫育儿，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她快人快语的，倒也不说风月，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话。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当然，不是钻木取火的那类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进步以后的，科学之外，再加点人性的好日子。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日.9９ｌiｂ.，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这生计，莴笋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霉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苏青就是和你讨论这个的。这种生计不能说是精致，因它不是那么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细算，为一个铜板也要和鱼贩子讨价还价。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计，是培育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这样的生计没什么诗意，没什么可歌泣的，要去描写它，也写不成大篇章，只能在报纸副刊的头尾占一小块，连那文字也是用的边角料似的，是一些碎枝末节。
苏青是有一颗上海心的，这颗心是很经得住沉浮，很应付得来世事。其实，再想一想，这城市第一批穿女式人民装的妇女，都是从旗袍装的历史走过来，苏青是她们中间的一个。不能接受的原因只在于，苏青留给我们文字，使她幡然眼前，而其余的人，都悄然淹于历史的背后。所以我们就把苏青的形象规定了，是旧时的装束。再说，她又没有给我们新的文字，好让我们去揣度新的形象。说起来也是，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虽说都是上下了历史书的，只能是街谈巷议，可缺了它，有些事就不好解释，就有了传奇的色彩，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历史的传奇性的意思，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用，还须格外地将这日用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别的地方的历史都是循序渐进的，上海城市的历史却好像三级跳那么过来的，所以必须牢牢地抓住做人的最实处，才不至恍惚若梦。要说苏青聪敏胜人一筹的，就在这地方，她脑子清楚，不做梦。苏青的文章里，那些识破骗局的人生道理，总是叫人叹服。尤其是关于男人女人的，真是撕破了温柔的面纱，一步步进逼，叫人无从辩解。
苏青不免得罪了两下里，男人和女人都要把她当敌人，但毕竟太过激烈，也流露出些言不由衷的意思。好像故意要把温情藏起来，好使自己不软弱。并且，一点松懈不得，稍不留意就会被打了伏击。这就是独立女性的处境，以攻为守的姿态。内心里其实还是希望有男人保护的，她与张爱玲对谈时，不是提出过标准丈夫的五条要则吗？尤其是第五条，“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是希望丈夫如兄长的。只是知道现实不可能，也知道即便可能却是要付代价的，便采取放弃。她既不要了，就有了权力批评。她比那些编织美梦迷惑自己的人要硬朗、尖锐，却也少一些诗意。她是看得穿的，张爱玲也看得穿，张爱玲看穿了的底下是“死生契阔”，茫然之中却冉冉而起一些诗意，是人的无措无奈因而便无可无为的悲和喜，是低伏的人仰视天地的伟岸而起的悲和喜，是有些悲极而喜的意思。苏青的看穿却有些看回来的意思。晓得做人是没意思的，就挑那些有意思的去做，晓得人是有限的，就在有限的范围里周转，晓得左右他人没有可能，就左右自己吧！都是认清现实，也都是妥协，张爱玲是绝望的，苏青却不肯，不肯也不是强命的不肯，而是直面的，在没意义中找意义。但她不像冰心，在人世间能找到许多爱的。她的处境比冰心严酷得多，倒不是说处境不好，而是上海这地方做人的欲望都是裸露的，早已揭去情感的遮掩，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爱”也不是没有，而是显得不实惠。所以，苏青是不能靠“爱”来安慰，而是需要更实在的东西。因此，她也是不会如丁玲那样，跑到延安找希望。连延安的希望于她都是渺茫的，她就是实到这样的地步，只承认她生活的局部给予她的感受，稍远一些，不是伸手可及的，便不被纳入她的现bbr>实。像她这样一个很少浪漫气的人会做作家，也只有在上海，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庞大的市民读者成全了她。
说苏青目光短浅不错，她到底还是诚恳的，忠实于一个井底之蛙的见识。那些锋芒只能气人，还伤不到人。她对人世谈不上有什么大仇大恩、大悲大喜。只不过是一些负气和兴致，这特别适合用于上海这个地方，用来对付眼前的人和事，最有效果，它占不了多少精神空间，是日常起居的形态。也别小看了它，它不过是从小处着眼，却是能做出大事业的。上海这地方的高楼和马路，哪一桩是精神变物质地变出来的？全是一砖一石垒起来的。你一进这城市，就好像入了轨，想升，升不上天，想沉，也沉不到底，你只能随着它运行。理想和沉沦都是谈不上的。有这两样的早晚都要走，张爱玲走了，萧红也走了。萧红的悲和喜都显得太重了，在这里有些用不上，那是用于呼兰河的大开圃的。男性还好些，可到民族危机、政治风云中去开辟精神的天地，建设起他们的大恨和大爱，又是在那样的年头，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女性却是生活在世道的芯子里，凭的是感性的触角。说是自私也可以，总之是重视个人的经验超过理性的思索。上海这地方又是特别能提供私人经验的，不是人生要义的性质，是一些是非短长，决不是浪漫的萧红所要的，却是正中苏青的胃口。
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人们只看见上海女市民的摩登，因这摩登是欧美风的，尤以巴黎为推崇，于是便以为上海女市民高贵优雅。却不知道她们的泼辣。张爱玲的小说里写了这泼辣，可小说是小说，总是隔一层。要看苏青的文章，这泼辣才是可信的。那能言善辩，是能占男人上风的。什么样的事她不懂？能瞒过她的眼睛？她厉害，刻薄，却也不讨人厌，这便是骨子里的世故了，是明事理的表现，也是经事多的表现。面上放开着手脚，无所不往的样子，心里却计算着分寸，小不忍却不乱大谋。是悉心做人的意思，晓得这世界表面上没规矩，暗底下却是有着钢筋铁骨的大原则，让你几分是客气，得陇望蜀却不可。所以她不是革命者，没有颠覆的野心，是以生计为重的，是识相和知趣，上海女市民个个都懂的，在她们的泼辣里藏着的是乖。这乖不是靠识书断字受教育，是靠女性的本能，还有聪敏和小心。
假如能够听见苏青说话，便会在上海的摩登里，发现有宁波味，这是上海摩登的底色。于是，那摩登就不由自主地带了几分乡下人的执拗，甚至褊狭。这摩登看久了，能看出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你看那些旧照片上，南京路上如林的招牌店号，密密匝匝，你争我抢的样子，天空都挤窄了。底下的人群也是一窝蜂地上，橱窗里有什么，身上就有什么。都说上海热闹，这热闹也叫起哄，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看那霓虹灯的颜色，其实是一股子乡气。没有些耿劲，是挤不进摩登的行列。看野史里面说，当年的江青午夜从片厂一出来，遇到劫路的，抢她的钱袋，她死拽住不放，让打得鼻青脸肿，硬是没让得手。女朋友说何必呢，她回答道，上海这地方，没有钱一步也不行，我说的就是这股子劲。当然，苏青是要从容些的，因为她比较伶俐。光靠她留下的文字，很难为她画个像，但大约她是那种“鉴貌辨色”的人，挺有人缘的，连孤僻的张爱玲，都与她做朋友。在上海，没有朋友也是一步不行的，苏青的任性是表面，属于资力部分的，心里却很机敏，准备着应变。想当年，她是何其活跃的一个，这活跃里使着心力，好在她精力旺盛，这也是乡下人的脾气，不偷懒，不娇惯。上海，可不是大小姐的世界，它讲的也是男女平等，是对女性收回权力，也收回责任，不是像延安那样，对女性讲照顾。
苏青的小说《蛾》，是有些“莎菲女士”的意思，虽是浅显简单，热烈和勇敢却相似的。后来，丁玲去了延安。丁玲是要比苏青“乌托邦”的，她把个性的要求放大和升华了，苏青却不，她反是要把个性的要求现实比。她过后再没写过这样的“五四”式激情的小说。《结婚十年》几乎是纪实性的小说，一点没有夸张的，如实记叙。理想和牺牲都是言过其实，虚张声势，其实又何必呢？飞蛾扑火是太艺术化了，而苏青即使在文章里，也不讲艺术的。这是她好的一面，就是真实。苏青写文章，凭的不是想象力，而是见解。她的见解不是有个性，而是有脾气。这脾气很爽快，不扭捏，不呷咳，还能自嘲，单刀直入的，很有风格。而像个性，却不是讲风格的，而是讲立场，这个，苏青没有。《蛾》里面的那一点，大约也是从俗了，不过，她的文字功夫还是好的，最大的优点是明白，描人画物，生动活泼，说起理来也逻辑清楚，推理直接，带着些诡辩，你很难辩过她，每一次笔战，都以她的一篇最后收尾。这是有些宁波风的，俗话不是说“宁与苏州人吵架，不和宁波人说话”？上海这地方，要的就是凶，是随大流里凶过一点头，就是超凡出众。
要找苏青，其实不难找，那马路上走着的一群一伙的女子，都是苏青，苏青不过是比她们凶一点的。当然，苏青还会写文章。悬铃木的叶子换了多少代了，叶子下的苏青也是换了装的。这城市能撑持到现在，那灯说亮就亮，人是漫漫的一街，都是靠苏青的精神挺过来的。这马路上赶超先进的摩登，十年走完百年的路，也是靠苏青那心劲挺过来的。再要看那报端报尾的文章，苏青和她的论敌又回来了，不过是零碎了一些，散了的神来不及聚起似的。找一.９9ｌｉb?个苏青，来的却是一大批，偃旗息鼓数十载，此时又凶起来了。都在说上海的繁华旧梦，梦里的人知道是谁吗？说是苏青你们又不信，她是太不够佳人倩影了。要说上海旧梦的芯子是实实的一团，也怕你们不信。事情一要成梦，不由就变得轻盈起来，苏青却没有回味的余地。宁可是张爱玲，也不能是苏青。因为张爱玲虚无，而苏青则实实在在。想明白了，才觉得苏青是可以穿那女式人民装的，金性尧老先生不是说“当时倾国倾城的妇女都是清一色的，要知道在五十年代这便是风靡一时的女式‘时装’了”？苏青为什么不穿？这就是苏青利落的地方，要是换了张爱玲，麻烦就大了。其实，旗袍装和人民装究竟有什么区别？底下里，芯子里的还不是一样的衣食饱暖。雪里蕻还是切细的，梗归梗，叶归叶；小火炖着米粥，炼丹似的从朝到夕，米粒儿形散神不散；新下来的春笋是用油酱盐焗的，下饭甚是可口。这平常心虽是没有哲学作背景的，却是靠生活经验打底，也算得上是千锤百炼。张爱玲也是能领略生活细节的，可那是当作救命稻草的，好把她从虚空中领出来，留住。苏青却没有那么巨大的虚空感，至多是失望罢了，她的失望都是有具体的人和事，有据可查，不像张爱玲茫茫然一片，无处抓挠的。苏青便可将这些生活细节作舟筏，载她渡过苦海，在这城市最暗淡的时日里，那紧掩着的三层阁楼窗户里，还飘出一丝小壶咖啡的香气，就是苏青的那舟筏。这城市的心气高，就高在这里，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抓得住的决不放过，有一点是一点。说是挣扎也可以，却不是抵死的，是量力而行，当然，也有亢进和颓唐的，但我讲的是中流砥柱。那最大群最大伙的，却都是务实不务虚，苏青是其中的一个，算得上精英的。在那个飘摇的孤岛上海，她只有将人生看作一件实事，是必要的任务，既然不可逃避，就要负起责来。还有以后的许多飘摇不定，都是凭这个过来的，谈对上帝负责，也不谈对民众负责，只说对自己，倒是更为切实可行，在这个城市里做市民，是要有些烈士的心劲，不是说胸襟远大，而是说决心坚定，否则就顶不住变故的考验。苏青是坚持到底了。作为一个作家，她是从文坛上退场，默默无闻，连个谢幕仪式都没有。可作为一名市民，她却不失其职，没有中途退却。她的被埋没，其实也在意料之中，时代演变，旧的下场，新的上场。传奇的上海，又将这替换上演得更为剧烈，当年的声色，有多少偃旗息鼓，烟消云灭。一个苏青，又有什么？她不早就说过，在人家的时代里，只能是寄人篱下？我想，苏青即便是穿人民装，那人民装也是剪裁可体，并且熨烫平整，底下是好料子的西裤。等那毛料裤磨损得厉害了，苏青便也上了年纪，到底好将就些。不是大彻大悟，而是没办法。没办法就藏书网没办法，牢骚是要发几句的，苦经也须叹叹，然而，仅此而已。
1995年5月25日上海
接近世纪初
如我这样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世纪末正是悲观主义生长的中年，情绪难免是低沉的，所以要以“接近世纪初”作题目，是为了激励自己，好去看见结束之后的开始，破坏之后的建设。
然而，目下是悲观的，不幸的感受总是更加尖锐，甚至盖住了希望。并且，悲观的理由也都准备充分了。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阶段，有些像瓜熟蒂落的秋收季节，摘下来的果实死亡了，枝叶藤蔓作了来年的肥料，留下荒凉的即将冬眠的土地。世纪末就在这时节来临了。
于是，便看见了最为破碎的表情。这真是一个不幸的遭遇，不仅不能互添光色，还互减了期望。
一切都是明了的，理解的，却无法释然，唯一的出路就是陈述理由。当所有的理由都陈述完毕，相反的理由或许能够绝处逢生，现在却是未可知的。这就像掘地，穿过熟土，再穿过生土，底下是什么在等着我们呢？一个巨大的悬念，说悬念是太轻松了。
就像方才说的瓜熟蒂落，所有的理由都基于此。在这世纪的下半叶里，一些事物飞快地成熟着，从开始走向终局。还有一些事物在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之后，却在这下半叶里突然加快了节奏，进入全速奔跑。似乎是，长距离和短距离的跋涉在这一时期里，都接近了它们的目标，问题都有了答案。
这是个生产力格外发.99ｌｉb.
达的世纪，也是在经过漫长的起跑以后进入全速的状态。我说的生产力不仅指物质的生产力，还指思想的生产力。那是因为生产关系终于达到了最合理和最协调，于是，性能良好地发动了，效率是惊人的。
对了，这是个极有效率的世纪。当地里的庄稼都在催长素的刺激下飞快地成熟，将自然的规律抛在一边，思想这样人性的产物，便也逃不脱催熟的命运了。思想就像暖房里的蔬菜，缩短了季节。
于是，物质和思想便堆积成山，人们只能以挥霍的方式享用它们，不至辜负它们的生产者。消耗也是飞快的。消耗过后的垃圾便跟着堆积起来。
我们已经走向了我们的目标，昔日里抽象的王国终于变为具体的景象。接下来的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坚硬的核，被无坚不摧的二十世纪敲破，四散落地。
事情是向人们的心愿接近，抵达之后则走上了背离的路途，似乎都是不由己的，刹不住脚。创造力在完成任务之后，依着惯性变成了破坏的力量。而破坏是比创造更见成效，更触目惊心。因力量已经度过了积累的阶段，量变到了质变。就这样，我们看见了破坏。在我悲观主义的视野里，本世纪几乎是以破坏为结局的。这个破坏是以取消为方式实现，取消差别和界限，科学和思想的武器都非常强大，攻无不克，隔绝的藩篱拆除了，踩在脚下，余下的是什么呢？
我想将这些仔细地看个明白。
先从我们身边着眼，这是一桩小事情，也许证明不了什么，那就是美国的可口可乐打遍了全世界。这种有着强烈气体的饮料穿透了坚实森严的壁垒，无所不至。记得是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有一次穿越莫斯科航线的经历。作为一个成功的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我惊讶地品尝了莫斯科航空公司的饮料，它们被封闭在质地粗陋的玻璃瓶里，从撬开的铁皮瓶盖下散发出奇异的气味。这是一种离群索居的气味。在洪大的可口可乐的浪潮中，它孤立其中。它带着壁垒的表情。现在，它还会在吗？我们在报上早已看见过莫斯科街头的麦当劳的照片，有麦当劳就有可口可乐。麦当劳也打遍了全世界。
还有肯德基大叔的笑脸。还有香格里拉、希尔顿、Holiday Inn，走进那里，可以想象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世界在这一刻走进了大同，变成一个地球村。写字楼也是国际化的，英语成为世界语，而真正的世界语——这个语言的乌托邦，退向边缘的边缘。
奥林匹克成为世界的节日，奥斯卡成为世界的节日，诺贝尔也成为世界的节日。当我们走通隔绝之后，就这样走到一起来了。差别仅在于谁走在前谁走在后，强者总是在前弱者则在后。
还有一桩不大不小的事情，也许依然不能证明什么，那只是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个局部，就是拉美文学大爆炸。八十年代初，那位来自偏僻的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于是，拉丁美洲的文学撩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现了它们隐士般的面目。
如今回想起它带给我们的欣喜，悲哀油然而起。我们将它视作榜样，以为找到了文学的方向，就是那句脍炙人口的语录：最民族的乃是最世界的。我们纯朴地说出“世界”两个字，满心以为那真是“世界”的含义，于是虔诚地争取着世界的认同。我们从各自的所在出发，又走到一起来了。土著人的舞蹈登上了国际舞台。谁担任看客呢？
而我们在尽情地歌舞。为使我们的声音被世界听见，就特别地突出差异。bbr>藏书网而差异只存在于过去，前景是日益统一，面目一致。于是，我们只得掉过头去，往回走，直走进原始的丛林。那前方的合唱已经声部齐全，效果圆满，多我们不多，少我们不少。它将彻底吞没我们幼稚学舌的声音。当世界如我们愿成为一个地球村，谁是村落的酋长？
再说一件本世纪的大事情，就是科学和民主。它们取消了人和自然的差异，也取消了人和人的差异。事情的开头激动人心，有多少憧憬诞生，前途壮丽。它们成为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的理想和信念，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诗篇。
开头也总是艰难的，布满风险，并且虚无。说它是理想，其实更接近空想。它似乎只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催促着积极的行动。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绪福斯，永远推石头上山，而石头一上山顶，便轰然而下，再开始又一轮的推石头。不料事情忽然有了转机，二十世纪就是这样，时有转机，是力量积蓄的成果。科学和民主加快了脚步，事情终有了结果。
没有神的日子到了，没有英雄的日子也到了。众所周知，一个需要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大众的狂欢日来临了。倘若要用现成的场面来形容这个狂欢日，我想最合适不过的就是 href='310/im'>《巴黎圣母院》的第一卷，在巴黎司法官上演流浪诗人的圣迹剧的一幕。那样闹腾腾，热腾腾，乱七八糟且生气勃勃。市民、商贩、学生、诗人、亲王、官员、教士、外交使节，聚于一堂，卑贱者和高贵者不分彼此，调笑和被调笑，嘲弄和被嘲弄。这是十九世纪的雨果所怀想的一四八二年正月六日的情景，他身处革命和复辟迭起的法国，进出于帝国王朝和共和体制的交替上演之中，于是便把这个大众狂欢的节日推回到了四百年前。然而，雨果却还是在大众之上创造了俯瞰人间的神——卡西莫多和艾思米拉达。是出于他浪漫的心，还是出于先知？他处身专制就已经预感到了民主来临的恐惧。
这些我们无从推测。大众的狂欢节平均分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当然不那么隆重和热烈，而是细水长流，从长计议。雨果笔下的戏剧场面化成了琐碎的情节。而神是没有的。它们终被雨果关在巴黎圣母院的地牢里，风一吹，便化成了灰。灰飞云散。
精英也没有了。导师、智者、先知，所有能够在讲台上说教群众的人都没有了。大众成长起来了，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是发生在世纪初的事情了。好了，上演圣迹剧的狂欢是没有了，可是，我们至少可以一起喝酒和聊天。不再有精神的不平等，存在的差异被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取消了。我们享用同一道精神的大餐。
今天我们说的是：一切都事出有因，一切都能够理解。我们和你们都是一样的人，谁也谈不上原谅谁。
就像在二十年前的知识青年运动中，我们下放了我们的身体，如今，在平民意识的大力倡导下，我们积极地下放了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神流入那些幽暗的污垢的后巷，去贯注我们的同情。结果是同流合污。
现在，灵魂工程师已经成为无数社会分工中的一种，三百六十行的一行。不再有拯救和被拯救。灵魂之光普照人间。
而艺术呢？像艺术这样具有虚无的精神特征的东西，到了强劲的本世纪，就更加脆弱，不堪一击。
艺术的理论就像人类开发自然的工具，有了工具，事情就有了飞跃性的进展，那就是艺术的产业大军蓬勃壮大起来了。艺术一代接一代的积累就像地底的矿藏，遭到飞快的挖掘和消耗。于是，新的理论便像新的工具，接踵而至，劳动是不会中止的。
艺术的规则显见得束缚了生产力，然后就是，打破规则。
音乐的调性已经殚精竭虑，再也不可能有新的他造，就像一块用尽了地力的老土地，那么就取消高调性；小说的故事成了陈年旧话，所有的人物关系都开始了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的重复，取消故事也在所必然；戏剧的舞台也束住了手脚，那么就走到观众席里，和观众共同演出，本来嘛，戏剧和人生就是一回事；还有京剧，程式化的形式早已拒绝了大批的年轻的观众，而年轻人则代表着未来，因此，便证明它进不了未来，革命的呼声更加高涨。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音乐、小说、戏剧又走进了繁荣，美术也走进繁荣，谁说它是静止的？它也可以附着时间的流程，就像戏剧，有人的活动和行为。事情变得彼此都有些像来像去的，小说像散文，京剧像歌曲和话剧，话剧则像联欢，像沙龙。无调性的音乐彼此相像，因为一切都漫无边际，互相渗透。事情还没到头呢！
再接着，更彻底的事情发生了。无声的音乐诞生了，白纸一张的图画诞生了，总算，暂时的、无字的文学还在酝酿之中，尚未出壳。无人的戏剧也未出壳。但别着急，更惊人的奇迹很快就会来临的。
先拣那些最极端的作例子吧。让我推测一下它的动因。无声的音乐，空白的时间在指挥棒下进行了十几个小节，人们屏息期待着，音乐厅里一片寂静。这就是音乐要我们聆听和欣赏的吗？无声。中国的美学思想里有“大音希声”之说，这就是效果吗？好了，果然，我们什么也没听见。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还要音乐做什么？
还有，什么都没有的画，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中国人的哲学，无就是有的意境？空白的意境？此空白就是彼空白？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图画展览会呢？
在取消规则的限止之后，事情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了。艺术其实就是由这些限止决定的，没有限止就没有艺术。限止就是艺术的形式。
有时候，我特别想回到最初的写作的状态，那种慎重地拿起笔，铺开纸，字斟句酌，写着写着，忽然迷失了方向，再掉过头寻觅足迹，重新出发。工作是困难得多，劳动艰苦，可是到达目的地的快乐真是叫人心里踏９9ｌiｂ?实。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就好像农人收割去年种下的庄稼。种的是麦子，收的就是麦子。
今天的情形是大不同了，四面都是方向，脚下就是路，真是随风而去，随处落地开花。
倘若将稿纸比作土地，我们的笔犁破了多少地啊！肥土变瘦土。哪里还有未开垦的处女地？世界上的土地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人类的力量又究竟有没有止境？还有自然，自然是否至高无上？
我们是不是真是自己的掘墓人？我们奋力建造辉煌的宫殿，取土制砖，结果挖空了地基，动摇了立身之本。
也许一切都和世纪末无关，世纪末的说法，只是为自己的悲观情绪制造宽阔的背景，好有所依赖，也是软弱，生怕孤寂的表现。悲哀就是悲哀，绝望就是绝望，它发生在我们内心里，随着生命的周期按时出现，世纪末不过标明它发生的时间。
只有事情本身是有意义，时间仅是时间。
情绪低落的时分，最好是走出户外，再走远点，走出深街长巷，去到田野。那里，能听见布谷鸟的叫声，农人们平整了秧田，正在落谷。赤裸的脚插在黑肥的泥水中，一步一步，谷种扬了满天又落了满地。架子上的葫芦青了，豆也绿了，南瓜黄了，花却谢了。原来，自然依然在生生熟熟地运动，活力勃发。野草野花在庄稼里偷长，这地的劲道还足得很呢！日月星辰也在各自的轨道航行，潮汐大起大落着。
好吧，就期待着下一个周期，悲观主义终会走到尽头，快乐应运而起，那时节，就当是世纪初了。
仁者寿
学府的生活，在我心目中，是有圣意的，因此为自己没有进入过它而感到遗憾。岁月流逝，要补上这一门大约不再可能，我只能从书本上去认识。汪曾祺老所写的关于西南联大的小说与散文，将流亡中的问学生涯，透出一股奇情浪漫，读书人与荒蛮地都是天真的，各有自己一派风流，也可算是风云际会。比如《跑警报》一篇，那时那地，无论工农商学，都要将值钱的家财随身携带，一旦警报拉起，就人在物也在；联大师生身无长物，大都是带书本和论文草稿，有一位印度学教授，则是提一只小小的手提箱，箱子里是女朋友写给他的情书，有人看过其中一两封，评价为：“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还有，《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沈从文先生读许多书，文章中列举了一些沈先生的藏书：“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 href='1383/im'>《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他读这么些书，上课却从不掉书袋，他只说自己的话，而且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汪老说：“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可是，众所周知，汪老受沈先生影响是很深的。大约这就是学府的方式，从中学习的，不是知识，那种告诉你，你就知道，不告诉你，你就不知道的，现成的概念，而是正好反过来，告诉你的，你未必就知道，不言声的，或许你却心知肚明。文章中，写到沈先生谈天，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我羡慕的不只是学问的本身，还是学问中人所过的这一种文雅、精致的生活。宗璞先生的，流亡大学题材的小说 href='2038/im'>《东藏记》里面，对国难中的读书人，用了四个字形容：弦歌不辍，呈出这雅致里的坚韧。这样的生活是由学问积养而成，倘能身在其中，时间、空间与经验的量，都将增加扩充，使我们加倍享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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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本行自然科学的散文家陈之藩教授，曾作一篇演讲稿，题目为《谈风格》，其中一节，谈到剑桥北边的一条小河，水清可鉴人，照出岸上的小紫花，朋友问他作何想时，他答道：“我哪里会想什么？我即使想得出来，也说不出来，我现在想的是袁枚的诗：临水种花知有意，一花化作两枝看！”读书人眼里的世界，就可娟丽至此。和陈先生夫妇一同喝茶，谈到读书，我抱怨英文原版难读，看不下去，陈先生却痛心疾首道：有什么书会是看不下去的啊！听了又感动又惭愧，知道他不是励志的意思，而是指一种生活，这生活是绝不可能不好的。但到底不是人人可享用得了，要看福分的厚薄。宗璞先生做了眼科手术，视力略有进步，写信报喜：方才有一只喜鹊从窗前过去，看见了尾巴长长的影。且是淡水墨的写意画。在他们是随意淡然地看，一般人却是看不见的，就好比是仙俗之隔，旁人哪里知得道其中的快乐。多年前，看电视节目，访问东方文化学者季羡林先生。记者看他老人家生活清苦简单，终年埋头故纸堆，怜惜地说道：看您老如此生活，我们挺心疼的。季羡林老立即回答：不心疼，不心疼！婉拒了同情。如季羡林先生们的乐趣，倘若没有几十年的学业修炼，是很难从中分一瓢饮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杂志，《启思教学通讯》上，有专访古典诗词专家叶嘉莹教授的记录，其间谈到幼年时，家中长辈要他们背诵诗文，必平仄发音都精准，终成吟唱，熟透之后，自然而然就也会写诗。?９9ｌｉｂ.这里讲的是童子功，经过刻苦抑或单调的磨炼，抵达优美的境界，用今天人的话说，也就是异度空间。我想象，学府大约还是这样的，学问的习艺所。
然而，切莫因是俗常之外的学问世界，就以为同现实社会隔绝，不相予往来，否则，如何解释研究 href='2283/im'>《诗经》、《楚辞》、《周易》、 href='1887/im'>《庄子》、唐诗的闻一多，亦会写出“有两个字不能说，说出口就是祸，那就是，中国”这样激烈的战士式诗句？他一边在课堂上讲《宫体诗的自赎》，一边公开集会号召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最后死于暗杀。再又如何解释写下《荷塘月色》，以清丽绵长著称的朱自清，会因拒绝接受美国面粉，贫病逝世！中国的，生于十九与二十世纪首尾，政体、文化、思想、情感，都处在遗产交割与创新时节的学人们，象牙塔不再是护身塔，同时，象牙塔内的养精蓄锐，更使他们具有明鉴的目光，而能择善，循光明行走。他们看上去是在故纸堆里，其实哪一个不在蹈出新路？读闻一多的《唐诗杂论》，实是遗憾自己不能坐进闻先生的课堂，亲耳聆听。我无缘与他们见面，大约，我最与接近的一位，便是徐中玉先生了。
因徐中玉先生曾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这一节，我才与先生能够较为贴近地接触。我无幸做徐先生的学生，徐先生的学校于我亦是神圣的，有几回，在校园里走过，湖面上吹来风，携了柳丝，有金属的嚓音，就像塔角上的风铃。我也不大敢与徐先生多话，话什么呢？徐先生一定会嫌我浅显无趣。先生的阅历、学衔、成就，我虽然了解，但也都是从文字上看来。我与徐先生的接触，又大多是在会议和宾宴上，听到的且是一些客套的寒暄，而我的印象是，徐先生其实并不擅长作这类辞令。记得那是徐先生刚上任作协主席不久，作协招待外宾晚宴，徐先生自然是主人，自然要说一篇欢迎辞，具体说的什么一点不记得了，记得的是，徐先生说得无限的长，长得举杯的手都酸了，耳朵也疲乏了。徐先生大约是想把所有的，他以为热情有礼的话都说出来，就带了几桌宾客，立在那里，一径往下说。终于说完了，他侧过头，对边上的徐俊西老师征询道：这样行吗？这一刻，徐先生显得特别天真，特别像一个谦虚用功的小学生，在向老师交作业。对他的职务，徐先生是认真负责的，但这并不妨碍在先生的内里，保持着藏书网自由的性情。有一回，我与徐先生一同去法国驻沪领事馆，参加法国国庆日的酒会。法国国庆日正在盛夏，领事馆地方不大，虽然开足了冷气，可架不住人多，通向花园的落地窗又敞开着，餐台上锅开鼎沸，大家为礼貌起见，都穿了正装，热得可以。忍不住地，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乱奔一气。陡进屋内觉着一凉，转眼间又气闷起来，就往外投去。外面虽然有风，可却溽热，还有蚊子，于是，再投进室内。这样的酒会，其实是虚应差事，人是多，却是泛泛之交，话也多，亦多是虚浮的话。只等人家的国歌奏完，我们这方贺词道毕，然后吃些东西，磨蹭掉些时间，就可陆续走人。我因怕与徐先生走失，到时候搭不上车回家，所以一路紧跟，跟到花园的一角，忽见徐先生从腰后拔出一柄折扇，哗一声打开，顿时，清风袭来。满庭满宇的红男绿女中间，徐先生就像一名大侠，乘神雕而降。
徐先生从作家协会主席的位置上退去之后，并不觉着他远了，而是越来越近。每回作协活动，无论大小轻重，凡请到他，他必到，同行的还有钱谷融先生。有了这两位的到场，活动的气氛自会变得有足轻重。他们总是不多言，又总是必发言，不是敷衍，而是认真做了准备，甚有几次，还写成书面。徐先生思想敏锐，观点鲜明，保持着对现实的批评精神，毫没有因自身遭际的负气，是出于对世事的热心肠。我们私下里说，有了他们真是好，作家协会就好像有了父亲。他们提拔着我们这些根基浅薄的后辈，接上传统的断茬，使我们不至遇风便折。两位先生都显得后生，钱先生是鹤发童颜的一种，徐先生则是硬朗挺拔。他本是瘦面长身，壮年时应有玉树临风之姿，如今这棵树是苍劲之势。他们的健康与长寿，是出自于清明的心地，澄澈安宁，波澜不惊，从多变的时日里走出，抵达恒常之境。
2003年9月14日于上海
溯母亲足迹向浙西
从我母亲茹志鹃留下的文字里，可了解一九四二年春夏至一九四三年春，她的行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母亲正就读圣经女子学校的美国校长回国去了，这所提供膳宿，学生多为孤儿的学校停办，于是，我母亲又无处可归。这一年，应我大舅舅，即母亲大哥茹茄之召，与她四哥茹志雄去往西天目山，进入浙西后方。
二〇〇三年盛夏，我寻母亲足迹往浙江，却是溯当年路线而行，第一到母亲的最末站，武康，现今的德清县。我母亲先是抵西天目山，国民党浙西行署下的“浙西民族文化馆”，找到她的大哥，由她大哥安排进山脚下的杭余临联中插班读书。不久，又转去武康，落脚武康县“民众文化馆”，再到武康中学插班就读。武康中学今天还在，改名为德清二中，校舍全新，当然不会是旧址。校前有一条河，名“余英溪”，因上游有桃花，溪水载了落英流于此，意境很美。这一回寻访，我是依《德清日报》社长张林华帮助，事前，张林华便找到当年与我母亲同过学的两位老人，至于“民众文化馆”，却无任何踪迹。
这天一早，从莫干山下来bbr>，直接往德清二中，见母亲的两位同学。两位老人，一为汪祖镕老师，一为余维英老师，直接间接地与德清二中有联系，这也是能找见他们的原因。汪老师就是本校的教员，是学校惟有的享离休待遇的职工，年轻的校长便敬让着他，不时要受几句排揎，再要谦恭地做些解释。汪老师的胸怀很大，从全国到德清，都有关心和批评的题目。对往事的回忆，汪老师是宏观地展开。他以为武康中学的历史并非如公认始于一九三八年，而是应该从一九三七年，苏州东吴大学附中搬至莫干山脚下的庾村算起。其时，日军已烧毁武康县城，但被京杭国道，即今日的一〇四国道阻住，不敢再进。于是，一个武康辟为两半，东边沦陷，尚余西边山区。上海、杭州、嘉兴等地，沦陷区的失业师生纷纷流亡到此地，与地方上开明人士，一同向国民政府要求办学。因大半县境被日军占领，没了税收，政府囊中空虚，便联合邻近几县，办起一所补习小学，是武康中学的前身。学校给予沦陷区的学生学费膳宿全免，本地的仍需付费，依余老师回忆，大约每月五元“白洋钿”，价值二百斤大米。所以，能够供起的，多是较为富裕的家庭，且也是一桩艰巨的负担。比如余老师，先是自己家供她读，读到付不出，停下，然后，定了亲的未婚夫家再又继续供她。余老师显然不像汪老师的生活顺遂，而是命运乖蹇。老伴原先是乡村学校的校长，只为一句话：“初级社还能收出学费，高级社倒收不出了。”戴上右派帽子，罚去农场改造，全家则遣返老家，从此，便过着土里刨吃的农人的生活。“文化革命”结束后，老伴平反复职，就在德清二中教书，可惜好景不长，仅过几年便得病去世。学校很仁义，将他们一个女儿调进学校做厨工，聊尽补偿之心。余老师看上去体弱多病，实际却比我母亲年长，而母亲已是故人了。大约是女生的缘故，余老师对当时的记忆，多是在日常起居方面，犹记得吃住的苦。一盆水在太阳下晒热了洗脸；顿顿腌笋，一百多人一顿仅吃油一斤，一周吃两回豆腐，算作打牙祭；学生要去安吉背米，还需上山砍柴。她对母亲的印象集中在两点，一是母亲来自上海，个子很高，体魄也很大，她用手比试着母亲的身量。二是母亲每礼拜日都往县里去，她就感到奇怪，母亲在县里有什么人呢？母亲去县里，是到我四舅舅处去。大舅舅安排母亲就读藏书网武康中学的同时，将四舅舅安排在《武康报》刻钢板。这两个细节被余老师反复讲道，虽然不多，可我以为十分靠实。汪老师的回忆是比较辽阔的，在细节上我却不免生疑，似乎带有想象的色彩。比如，他说：你母亲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而我从未见母亲写过毛笔字。于是冷不防地测他一下：您看我与我母亲像不像？他迅疾回答：不像，你母亲脸架子与你两样，是见方的。他说得不错。还有一点，则是两位老师共同的印象，那就是母亲的姓，“茹”，十分少见，引起大家的注意。母亲留给他们的印象很淡薄，我想，一是因为同学时间短，二也是因为，显然母亲不太与人打拢。母亲在他们描绘下，显得很寂寥。
当回忆起学校生活，不由都变得奋然，他们一起夸赞老师的好。依余老师的话：生活是苦的，老师是好的。老师多是逃难过来的大学生，他们来到此地，逗留几时，走了，然后又有新人来到。老师们从汪老师眼前历历走过：一位国文老师，教冰心先生的《寄小读者》，还有一首诗，吟的是一个小姑娘采苜蓿的苦楚：“苜蓿头，腹中饥；苜蓿头，夕阳低。”又有一位老学究，教的是全套 href='1343/im'>《古文观止》，讲一节，长衫下摸出酒瓶，喝一口。有一回，讲到“秋水共长天一色”，忽拍案而起，疾呼：好啊！还有一名陈姓外语老师，学生们在他课上作弊，从校工处买出试卷，彻夜抄卷，第二日考堂上试卷发下，竟是白纸一张，陈老师反身在黑板上写——作一篇日记；某一学期开设了美术课，因从宜兴来一美术老师，最擅长画兰花，方一开春，便以宜兴口音拉长道：上山画兰花——在这浪漫的怀想中，汪老师忽就忆起民众文化馆，曾经组织过一次歌咏会，演唱《黄河大合唱》。
在母亲就读时期，武康中学究竟在哪里这一点上，汪老师和余老师产生了分歧。余老师认为是在莫干山脚下的后坞，汪老师则坚持在晓村。而我宁可相信余老师，因汪老师是那么一个富于激情的人，于事实就难免会有想象。不过，他们共同承认，其时校舍居无定所，经常搬迁，而无论搬到何处，莫干山上大礼拜堂里面，由传教士带来的一架钢琴，始终由十几个学生抬了跟着学校走。这就和母亲的记录合上了。在一九四三年春，母亲给上海女友的信中写到过这架琴，十七岁的她这么写：“在春假中别的同学都回家去了，孤寂的我，在无家可归的情形下只单独地和一架钢琴做着伴……”
在西天目山的寻踪，必要从一个人说起，有时候，一段历史得以存在，就取决于某一个人。这人名叫王国林，杭州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硕士，先在临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近日调入临安浙江林学院。在我出发临安之前，《德清日报》张林华已和《临安报》报社联络帮忙，一到临安市宣传部，部里同志立即递过一本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浙西战时施政》，作者王国林。我要了解的天目山民族文化馆和杭余临联中都辟有章节专门描述，包括我大舅舅茹茄在民族文化馆的活动，可见出资料做得详实。于是，找到王国林，就成首要之务，可是，王国林却不知在了何处。林学院已经放假，家人说他去了杭州，却不知住哪里，又几时才回，他也不用手机。看起来，家人对于他这样一无音讯的外出已经很习惯。一边商量如何找他，一边议论王国林其人其事，忽为他的年龄起了争执。一派人说他一九四六年生人，一派人说是一九五六年，并且翻开书中作者简介一栏证明，“一九四六”派的则推开书，表示不足为信。一九四六与一九五六差距十年，如何错得？等认识王国林以后，这个疑惑渐渐释解了。
非常意外地，当晚九时许光景，王国林出现了。他着一条现如今不太有人穿的西装短裤，足蹬塑料凉鞋，手臂与小腿晒得黝黑，暴出山民般很有力道的筋络，鼻上架一副浅色塑胶架眼镜，顶一头白发。就是这头白发，使他猛看上去有了岁数，其实呢，白发下是一张年轻的清瘦的脸，目光澄澈，气色匀和。千真万确，他是一九五六年生人，今年不过四十七岁。他原是在浙江省图书馆查阅资料，方才到家。听我要求陪往西天目山，他略表为难说，明日还要回去杭州，因为丢了手表在那边。人们问是不是块名表，他羞涩道，表是一般的表，可却是一直用着的，所以要去找回。部里同志答应打电话帮他找表，他又详述了遗表的方位路线，方才放心留下。
我特别要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母亲寻大哥落脚处，浙西民族文化馆；二是杭余临联中。王国林对这些早已谙熟于心。前一处没了踪迹，当年行署旧址，如今只余下一处“天目旅馆”，现在也并不作旅馆用。王国林的另一本书《轰炸东京》，叙写一九四二年初，美国轰炸东京，飞机失事，飞行员降落浙西山区史实。其中录用一张由美国方面提供的照片，飞行员在民族文化馆纪念合影。从照片看，民族文化馆是一座简易的建筑，茅草顶，竹木结构，二层楼高。后一处，杭余临联中，原校舍却还在，地址旧称青云桥樟村，现名太湖源黄岗村。王国林特别嘱宣传部与那边联系开门事项，那座大屋的归属挺复杂的，有一段做 4e86." >了庙，就要从宗教局索讨钥匙。次日清晨，《临安报》便派车载我们前往。
将近西天目山，车下了高速公路，开进竹林掩映的窄道。青绿的竹，依了山势起伏，偶尔破开一角，可见房屋人家。拐个弯，就进了樟村。汽车驶进村中空地停下，空地前就是一座高墙大屋，粉白的壁在炎日下亮得刺目。墙上一扇黑铁门，果然挂了锁，门栅上镶两个“佛”字，隔门望去，看得见屋宇底下，垂了几条香幡。这时，空地上走来一个妇女，以阔大嘹亮的嗓音告诉我们，市里电话打来过了，因有户村民修房，借大屋置放家什，方才遣人去他家取钥匙，让我们先到她家屋里坐等。于是，我们一行人便尾随而行，走过村道，走进一处院落。院里大半地方摆了盆花，挤挤挨挨，至少五六十盆。当门一张八仙桌，待我们坐定，主人便进客堂后边搬出一个硕大的长圆西瓜，操一把宽刃大刀，几下子劈开，顿时满桌绿皮红瓤，汁水淋漓。主人一边让我们吃瓜，一边述说大屋历史。这本是村中一富户家宅，四房妻妾均聚居此屋，据说相处和谐。抗战时候，举家避难离去，屋舍就做了杭余临联中。后到了土改，当然没收，只是房屋太大，分给谁也不恰当，就做了乡办布厂的厂房。布厂倒闭后，闲置一些年，就有人来买，不知要做何用，只见他筹作着要拆房，临危关头，村民们集资以多一倍的价格买回。接着，有一和尚——她称为“菩萨”的买了去，开了庙，却又曲曲折折落入东天目山区宗教机构，再一次赎回。总之是，村里人既想以此房产生财，又不愿改变房屋现状，花了不少冤枉钱。村民们都很喜欢这座大屋，因有许多特别之处，其一是宅院的墙全为泥砌，却高而坚固，一百年来，风吹雨淋，挺拔不颓。屋檐窗棂刻有木雕，内容有十二生肖、八仙等等，雕工很精细。现在，大屋租给一名当年的杭州知青。上山下乡时节，大屋内底层一隅，曾住过一伙知识青年，这名是其中最倒运的一个，人家陆续回杭州，余他自己，却与樟村结下感情。回城后逢年过节必回村看看，结婚时还携新娘前来发放喜糖。他决定退休后归隐此间，便租下大屋，不仅按时交纳租金，并且已经投入几万开始装修。
这妇女姓李，敦实的个子，面上皮肤黝黑紧绷，欢欢喜喜的眉和眼，看得出生活的满足。她家与大多数村民一样，靠山吃山，种菜竹为生计。菜竹自己会繁衍生长，只需收采，再卖给商贩，从本地到临安，临安到杭州，再到上海十六铺，批发到零售，吃到你们嘴里——她说，已经过好几道手，价钱上去几番。问她杭余临联中的事，她说村里人多是抗战之后才出生，有少数老人，也老得“拎不清”了。但村里人都知道杭余临联中，那时候，她的母亲就替学校老师洗衣服，干零活，挣一些小钱。听老人说，因樟村紧傍了山壁，日本飞机刚瞄准扔炸弹，炸弹就落到山那边去了。所以，樟村从来没挨过轰炸。村里人还都传说，她忽开心地笑起来——杭余临联中的学生日后都有出息，但全是习文，没一个做官。
村长，一个也是黝黑结实，但相貌精明的汉子，送来了钥匙，一同.９9ｌib?走去开院门。院内种有一棵桂花树，并不高大，却有一百年的岁数，是原房主造房时栽下。房舍很结实，楼板全是宽而厚的木材，现在，板与板之间，裂出疏阔的缝，可从楼上窥见楼下。当年，二楼是学生宿舍，教工宿舍是在院两翼延出披厦。现在，披厦没了，二楼的隔间也全拆除，连成辽阔的一统间，说话都有回音。楼下一侧房屋上了锁，从窗外可看见修补过的地板，还有家具箱笼。门外储着风车、稻箱等旧农具。是那杭州知青收藏的，是为纪念在耕耘中度过的青春？大屋有这样的归宿，令人觉着可靠而且可喜。
后来，王国林带我拜访几位杭余临联中的老校友，他们虽然知道母亲曾在联中就读，自编的校友名册上也写进了母亲的名字，却记不起关于母亲的任何细节。但谈起联中的生活，表情都变得活跃兴奋。与武康中学校友一样，深记得生活的苦与老师的好。也是要到安吉挑米，糙米饭尽管饱，下饭菜却只是南瓜、冬瓜和笋。八人一桌两块霉豆腐，只够筷子头蘸一蘸过粥。而老师呢？真是形形色色。有一个杨姓英语老师，教书极好，学校散后，以何为生计？阉猪！终日提一具小炉子走街串巷。还有一位章老师，据说是章太炎后人，逃难到天目山，却挨了便衣队的打，到浙西行署告状，安抚于联中教语文、历史。又有一时髦的上海小姐，足蹬高跟鞋行走山里。他们至今记得樟村校舍前的树林子，晨曦中这里、那里，都是读书的学生。
这天，我们从西天目山下来，在山脚下车。天目旅馆还在，再向前、向上，是潘庄。上海潘姓实业家在此建造别墅，抗战时作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公馆，其时，许多重要的历史场面在此上演。天已向晚，且阴得厉害，台阶很高，每一级都须极力登攀。竹林高入天，顶端几乎合拢，天地变得封闭幽深。空气里水汽颇重，好像走在云雾中的迷蒙湿滞，便觉得潘庄是在无限的高处。不知道登了多长时间，夜都仿佛深了，方才到了山顶，走入山门，便是潘庄。现辟为别墅式旅馆，住了一二位客人。推进门去，竟热气腾腾，灯光融融，灶间里正开炒，有脚步在楼梯上下。好像回到人间。下得潘庄，又驱车一小段，来到“民族文化馆”址上，当年的浙西行署，已回原山林田地，活跃蒸腾的景象，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之中。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