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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小说技巧散论》
根在何方
人们普遍认为，侦探小说产生于十九世纪中期并盛行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美，美国作家爱伦·坡（1809—1848）是侦探小说的鼻祖。一八四一年四月，爱伦·坡在他任编辑的《葛雷姆杂志》上，发表了《毛格街血案》。这篇小说的问世，标志了侦探推理小说的诞生。此后几年，他又陆续发表了四五篇侦探小说，主要的有《玛丽·罗热》《金甲虫》《窃信案》等。爱伦·坡的侦探小说虽然只有那么几篇，但却被世人誉为这类小说的嚆矢，并成为后世竟相仿效的范本，足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跟爱伦·坡同时代的几位大作家的名著里发现侦探小说的踪迹。法国大仲马的畅销小说《基度山伯爵》，写的是复仇报恩的故事，主人公邓蒂斯的一系列机智、冒险、诡秘的行动，就明显地涂上一层侦探的色彩。英国小说大师狄更斯的《凄凉院》的主要情节，则是由一起凶杀案引出来的，从题材到结构，都不难寻觅到这类小说的萌芽。一八六八年，英国作家威尔基柯林斯发表了《月亮宝石》，被奉为英国侦探小说的创始之作。其故事情节之复杂，表现手法之多样，人物形象之丰满，堪称侦探小说的一座新的里程碑；世人藏书网尊崇威尔基柯林斯为英国侦探小说之父，不是没有根据的。
稍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短篇巨匠契诃夫在这方面也作了有益的尝试。他写过一篇侦探小说《瑞典火柴》，有趣的是，小说一反常规，不是赞颂侦探机敏善断，而是嘲讽、挖苦那些主观、武断、任意推测的办案官员。这篇独一无二的侦探小说，虽然未能引起评论界的瞩目，但其艺术构思之巧妙，人物性格之鲜明，文笔之幽默，称得上是侦探小说艺苑中的一朵奇葩。
再往后，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国文坛先后出现两位潜心于侦探小说创作的大师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前者以塑造福尔摩斯侦探形象而闻名于世，后者因描写了大侦探波洛而风靡全球。毫无疑问，他们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侦探小说作家。
上述事例，均可证明，侦探小说的渊源出自欧美，根在西方。
如此看来，东方似乎没有它的根，也找不到它的祖，中国的侦探小说自九九藏书然是不折不扣的泊来货罗？然而，我却从东方的一部杰作里发现了侦探推理小说的雏形。
这部杰作成书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比起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处女作《毛格街血案》，早问世整整一百五十年；而比起英国的侦探创始之作《月亮宝石》，至少先诞生一百八十个春秋。它就是中国古典名著《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体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叙述贤官断案的故事就有六七篇，而《诗谳》《胭脂》《折狱》《于中丞》等，乃是这类作品的上乘之作。
《诗谳》写的是地方官周元亮英明断案的故事。周在审查一起移交来的杀人积案时，发现郡县给吴某定杀人罪，根据的只是某妇女被害现场拾到的一把标有赠吴某字样的诗扇。周认为证据不足，命令脱去吴某的死械。后经深入细致的调查，合乎情理的推想，周元亮终于逮住真正的凶手。民众惊佩其神断，有位乡绅向他请教破案之要领，周大人洋洋得意地说：“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贺氏被杀，是在四月上旬，那天夜晚，阴雨寒冷，扇不是急用之物，岂有紧要时携带扇子，反添累赘！可见罪犯有意嫁祸于人。以前，我曾在城南避雨，看到壁有题诗，其笔调与扇头诗很相似，所以推测是李生所作。真幸运，果然被我猜中了！”这是一则符合逻辑的推理。结案后，再由破案人从容地解析案情，以释众疑，这种结构安排，跟爱伦·坡的侦探小说的结构模式何其相似！
再如《于中丞》，叙述于公路过城郊，遇见五六条汉子用一张小床轮流抬着一个病妇，送往夫家。于公从抬床人的神态、言谈和动作中，推测这伙人可能是盗贼。派人前往细访，果真是贼。人们无不叹服，于公解释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大家都不留心。少妇躺在床上，怎能容许汉子把手伸到被子底下呢？看他们行走时换肩，样子沉重、吃力，还用手围护着，可见床里必有物品。再说病妇昏迷回家，该有女人在门口接应；但只有男人，见病妇也不惊问一声，必是盗贼无疑。”于公眼光之敏锐，联想之丰富，推测之准确，不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那位从一根手杖推测出手杖主人的年龄、履历、性情以及他有一只心爱的狗的福尔摩斯大侦探吗？
又如《胭脂》，我认为，它是蒲松龄老先生写得最好的一篇侦探推理小说。小说..，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面：当你把一切不可能的结论都排除之后，那剩下的，不管多么离奇，也必然是事实。”接着，他对此案作了如下分析：
起初，提到我面前的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位先生在他父亲庄园的小屋里被隔离或禁锢起来。可以认为他是由于犯罪而逃避，或者是由于精神失常而不愿住疯人院，最后是因为有某种疾病而需要隔离。我想不出其它解释。那么，就需要把这几个结论加以对比和甄别。
犯罪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本地区并没有尚未破案的犯罪报告，这我十分清楚。如果说是尚未暴露出来的犯罪，那从家族利益来说应该是把他弄走或是送出国外，而不是藏在家里。
精神失常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小屋里有的第二个人可能是看守人。他走出来以后把门倒锁上，这就加强了上述假设，说明可能是强行禁闭。但另一方面，强制不可能是很严的，否则这个青年就不会跑出来去看一眼他的朋友了——但是，只要有医生陪同并上报当局，把疯人留在家里是合法的事。为什么这样拚命保密呢？因此精神失常的假想也不能成立。
剩下的第三个可能，看来虽然稀奇，却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麻疯在南非是常见病。由于特殊的机遇，这位青年可能受到感染。这样一来，他的家属处境就十分困难了，因为他们不愿把他交给麻疯隔离病院。为了不露风声，不受当局干涉，必须严守秘密。如果给以适当报酬，不难找到一位忠实的医生来照顾病人。也没有理由在晚上不让病人出来。肤色变白是这种病的普通症状。这个假设的论据是十分充足的，以致使我决心把它当做已被证实了那样来行动。当我初到这里，发现给小屋送饭的拉尔夫戴着浸了消毒水的手套，这时候我连最后的疑点也消除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假设的情况应当是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全部，其中可以有九十九个是虚假的，但必须有一个是真实的。福尔摩斯在这里提出三种假设，前两种是虚假的，后一种假设因麻疯而被隔离则是真的。
排除法经常被侦探用来排除嫌疑对象，把清白无辜的人从嫌疑犯之列解脱出来。日本石泽英太郎的《五岛福江之行》（奎恩编《日本杰作推理十二选》），写刑警津田良雄运用排除法，解救了一对青年恋人。故事说的是理发店老板深夜在其养女琉璃子的房间里被刺身亡，琉璃子供称：深夜有一男人闯进房间要欺辱她，她被吓昏了，等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养父已死在身旁，是她杀的。青年理发师说：半夜，他听到走廊有脚步声，跟至琉璃子房间，看见店老板欲行非礼，便拿起水果刀将老板刺了五六刀，后逃回自己屋里。
居然有两个人自称是杀人凶手。津田刑警对他们的供词做了严格、细致的推敲。琉璃子是个十七岁的盲女，那时处于昏迷状态，怎能只用一刀就致一个强壮的男人于死地？青年理发师说他在店主身上刺了五六刀，而店主身上总共只有一处刀伤，他为什么要撒谎？显然，这对恋人都以为对方杀了人，为了袒护恋人，都自称是凶手。
AB-A=B
B-B=0
这就是津田刑警的方程式。凶手既不是琉璃子，也不是青年理发师。后来查明，是该店的另一个店员，那人深夜闯入盲女房间，被店主发觉；店员走投无路便拿起刀子把店主刺死。盲女昏迷在床，那人把刀子塞在她手里，而后逃离现场。
（2）归纳推理方法
同演绎相对，归纳是由特殊到一般，也即由一系列特殊的事实概括出一般结论的一种推理方法。
如《狮鬃毛》，写一位教员惨死于海滨咸水湖畔，身上布满网状的创伤；死前嘴里迸出三个字：“狮鬃毛”。福尔摩斯一星期后仍找不到线索。后来一头狗又在它主人遇难的地点痛苦死去。警察怀疑数学教师是凶手，因为他是死者的情敌。不久数学教师也在咸水湖边遭受重伤差点丧命。福尔摩斯从一本书上得到启发，立即奔赴现场，终于揪住“罪犯”隐藏在碧绿湖水深处的一团状如狮鬃毛的有毒螫刺动物氰水母。福尔摩斯找到这个答案，正是借助于归纳法。其推理过程是这样的：甲教员在咸水湖边受伤身亡；狗在咸水湖边受伤死去；乙教员在咸水湖边受伤几乎丧命。他们都触及湖水中“狮鬃毛”的毒丝。所以，凡触及“狮鬃毛”毒丝者都有死亡危险。
再如法国莫里斯·勒布朗的《死神在游荡》（《折光暗语》之六），在运用归纳法方面，也是颇具特色的。一头恶犬挣断铁链，追咬一位金发姑娘，危急之际，一声枪响，恶犬应声倒地。原来，亚森·罗平侦探从一封丢弃于路边的未完成的信里得悉，特地赶来城堡救她。金发姑娘很惊讶，说信是她写给女友的，未写完就撕了，丢在路边。她还说，自己并没有受到死亡的威胁。亚森·罗平说，他从信里得知，十月底的一天，她坐在阳台上看书，差点被屋檐上掉下的石头砸着；十一月的一个傍晚，她穿过菜园时，一颗子弹从她耳边呼啸而过；上个星期，她走过院子那座小木桥，桥突然蹋陷幸亏抓住一条树根，才幸免于难。姑娘认为这不过是偶然事故罢了。亚森·罗平说：“不，小姐。这样的偶然要是只出现一次，也就罢了..两次也还勉强..可是又出现了第三次！..我们不能设想偶然会连续三次来开玩笑，并且在那样奇怪的情况下反复重演。所以我觉得自己应当来助你一臂之力。”后来事实证明，亚森·罗平的推论是正确的。
从一个个具体现象入手，寻找出产生这一系列现象的共同原因，这是归纳法在侦破疑案中的具体应用。不过，由于归纳法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一般都使用不完全归纳法），侦探对归纳出来的结论，往往还得借助演绎法加以验证。如上例，福尔摩斯从书上找到一条资料：“这动物伸出一种几乎看不见的丝状体，长达五十英尺，凡是触到丝状体的人都有死亡的危险。”这是一个有力的论据，可作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如果再加上一个小前提：某人触到氰水母的丝状体。那么结论就是：某人有死亡的危险。这结论真实可靠吗？是的，真实可靠。这样，归纳出来的结论便无懈可击了。
同演绎法相比较，归纳法可使用的场合，显然要少得多。因为侦探面临的问题是，他必须对有疑问的个别人或事作出明确的判断，而演绎法正是开启这类难题的钥匙。
（3）类比推理方法
所谓类比法，就是根据两种事物在某些特征上的相似点，作出它们在其他特征上也可能存在相似点的结论。
有一次，福尔摩斯对华生说：“犯罪行为都有它非常类似的地方，如果你对一千个案子的详情细节都能了如指掌，而对第一千零一件案子竟不能解释的话，那才是怪事哩。”（ href='2080/im'>《血字的研究》）这话很有道理。
有经验的侦探在办案过程中，总要充分利用自己积累的有关犯罪史方面的知识，同眼下接办的案子加以比较，从中发现相似点，以便制定出解决难点的行动方案。在这里，侦探们实际上是运用了逻辑学上称为类比的推理方法。
日本颇负盛名的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的小说《奇特的被告》，就是运用类比法识破案犯阴谋诡计的范例。有个高利贷者被害，警察逮捕了嫌疑犯植木寅夫。在警官面前，植木寅夫供认不讳：他向被害人借了高利贷，无力偿还，便将他杀了；凶器是死者家屋檐下的一根劈柴；他从死者的手提保险匣里取出五张借据，点火烧掉，又把手提保险匣丢在水池里。但是，当检察官审讯被告时，他却推翻以前的供词，否认自己与谋杀案有关，还说原先的供词是在警察的诱、逼供下作出的。在原岛律师的辩护下，法庭作出判决：凶器劈柴宽度四公分左右，被害人头部被击，头骨扁平处有手掌大，两者不相吻合，可见劈柴与本案的凶器无涉；保险匣有里有五张借据被烧掉，而植木寅夫的借据依旧留在匣里，可见被告与销毁借据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宣判被告无罪释放。事过一年，原岛律师读了英国法官詹姆斯·海顿写的《无罪判决案例研究》，其中有个案 4f8b." >例：一位有钱的寡妇被害，房子也被烧光了。警察逮捕一名嫌疑犯卡马顿。在警察面前，卡马顿交代说：晚上七点钟左右，他带一根铁器去寡妇家准备盗窃，当寡妇开门时，他就用铁器猛击她的脸部；为了灭尸，又设法使煤油灯滚落地上，引起火灾。但到审讯时，卡马顿又翻供了，说以前的交代是被逼的，无效的。法庭最后以证据不足宣判被告无罪。理由是：被害人脸部伤处的宽度，比被告人交代的铁器大三倍以上，可见交代的铁器与行凶的铁器无涉；地板上无滚落的煤油灯迹象，可见煤油灯之说是不可信的。原岛律师读罢暗吃一惊，真是无独有偶！卡马顿用宽度明显不同的铁器充当凶器，警察上当受骗，误作物证；植木寅夫如法炮制，把铁器换成劈柴。卡马顿交代用煤油灯烧了房子，现场却没有煤油灯迹象；植木寅夫说烧掉匣里五张借据，可自己的借据却依旧留在匣里。卡马顿翻供，植木寅夫也翻?供，植木寅夫曾在一爿专营法律方面书籍的书店任过职。原岛律师断定，植木寅夫肯定读过《无罪判决案例研究》这本书，仿照卡马顿作案伎俩，蒙骗了警察和为他辩护的律师，逃过法律的制裁。就这样，原岛律师通过类比推理，终于识破了植木寅夫耍弄的伎俩，还他以罪犯的本来面目。但遗憾的是，在原岛律师醒悟过来之前，罪犯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演绎法或归纳法，或类比法，借以推论的前提，都必须真实可靠，否则，侦察方向就有可能偏离正轨，误入歧途，甚至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 href='7849/im'>《希腊棺材之谜》中的艾勒里侦探，在搜查古董商卡吉士的房间时，发现两个重要情况：一、盲人卡吉士，死去那天早上，按着装程序，他应当系着侍从给他准备的绿色领带；但他事实上却系着一条红色领带；他自己还打电话订购了六条红领带。卡吉士能辨色选择领带，说明他视力已经恢复。二、卡吉士头天晚上招待两位客人，连同自己，共有三人在座喝茶，从三只茶杯注满茶水的渍痕可以得到证实；但茶壶只倒出一杯水，泡了一杯茶，这说明客人只有一个而不是两个。卡吉士本人从不喝茶，却用同一杯水依次倒入各个杯子，制造假象。因此，所谓三人在座，实际只有两人：一个是被害人格林肖，另一个是卡吉士本人，也即陪伴格林肖进屋的“上下全裹住”的人。由此推断：凶手是卡吉士。正当艾勒里洋洋洒洒地进行论证时，当事人诺克斯却当场指出这结论是错误的，艾勒里羞愧得无地自容。为什么演绎会出差错？后来查出：领带颜两人都说是被警察逼的。两个案情何其相似！据查色不对，不是卡吉士能辨别红绿，而是侍从患有色盲症，把红的看成绿的；茶杯的茶渍和壶里的水，是副检察长做的手脚，诱使艾勒里落入圈套。
在《海滨古宅险情》里，波洛也出现类似差错，不过不是演绎而是归纳上的错误。波洛在一家饭店的露台上拾到一颗飞来的子弹头，接着又看到尼克小姐帽沿上有个弹洞，便提醒她：有人向她开枪。尼克小姐说：这是第四次的意外事故了。第一次，她床头上面挂着的一幅大油画，夜里掉了下来，差点把头砸扁。第二次，她去海边游泳，走在路上，山上滚下一块石头，从她身边擦过。第三次，她的汽车刹车出故障，闯进月桂树篱，幸好没出事故。波洛听后即时做出推断：连接发生四次可能使她丧命的事故，看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人故意制造的。由此可知，有人想置她于死地。后来，波洛才发觉，这一系列事故原来是尼克小姐自己伪造的，为的是让波洛产生错觉，认为她是受害者，以便她把谋害堂妹之罪嫁祸于人。
用虚假情况做前提，无论侦探多么高明，推理多么严密，其结论也只能是虚假的。难怪才气横溢的艾勒里和老谋深算的波洛，都在这上头栽过跟斗。
制服罪犯的杀手锏
任何一个罪犯，总以为自己干的坏事很隐秘，人不知，鬼不觉，不会遭到惩罚；尤其那些所谓有头脑的高级惯犯，作案前总要精心策划，深谋远虑，如何行动才能得手才能搞得天衣无缝，不留痕迹，以便作案后能逃脱罪责，逍遥法外。即使万一被人怀疑，最后也因拿不出罪证而无奈他何。
如日本西村京太郎的中篇小说 href='6561/im'>《双曲线的杀人案》，叙述一对孪生兄弟，屡次抢劫，屡次得手。他们模样生得十分相似，作案时故意让人看清面目，却不留下任何指纹。一人作案，俩人有意在不同地点让被害人认出，分别被扭送警察局。由于两兄弟长相一模一样，站到一起，被害人便无从辨认哪个是兄哪个是弟，更说不准作案人是兄或是弟。尽管刑警确信其中至少有一名罪犯，但因缺少证据，只好愤愤地把这对孪生兄弟释放。直到后来，孪生的弟弟再次抢劫银行，被埋伏在那里的刑警们当场捕获，罪犯才不得不低头认罪。
侦探们都很清楚，固然逻辑是一切阴谋诡计的克星，能帮助他们确定侦察目标，识别真情假象，甚至判定谁是真凶，谁是冤主；但它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阐述，假设的论证，盖然性的判断。倘若要指控罪犯，把他押上法庭，审判定罪，那就必须拿出真凭实据。因此，证据便成为侦探制伏罪犯的一柄杀手锏。
高木彬光是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他的《破戒裁判》可谓法庭推理小说的拔群之作。检察官指控村田先后两次杀人，并弃尸于旱桥下的铁轨上，制造自杀假象。村田对杀人罪矢口否认，只承认一个事实：帮助情妇康子用汽车把被她杀死的丈夫尸体运到旱桥，扔到铁轨上。百谷律师（相当于侦探）在法庭上为被告辩护，并指出前来作伪证的康子的堂兄兼情夫津川广基才是真正的凶手。百谷律师的辩护和指控，理直气壮，征服了全场听众。但由于百谷提不出一件物证，检察官仍坚持判被告村田死刑。在这一发千钧之际，百谷的妻子赶到法 5ead." >庭，提供一件物证：穿在死尸脚上的黑皮鞋，印有“宫村”店号；而在鞋店的订货单上，签的是津川广基的名字。百谷律师借此断定：皮鞋的主人津川广基，当时就在康子家里；村田前来帮康子转移尸体时，给死人穿错了鞋子。一件物证，立刻把向村田一边倾斜的裁判天平拨回来，向津川广基这边倾斜下去。
阿加莎描写的波洛，生性高傲自信，聪敏过人，但他办案有条准则，没有取到证据之前，决不宣布谁是罪犯，尽管他心中早有结论。在 href='3411/im'>《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里，波洛经过调查和推理，对于罪犯，他心中早已有数，但却迟迟不予公布。用波洛的话说，是最后一环尚未解决。所谓最后一环，是指一件物证。有人在波洛眼皮底下，盗走被害人的一份文件。究意是份什么文件？窃去藏于何处？为了解开这最后一环，波洛耐心地等待，观察，思索，甚至有人被冤枉投入监狱，他也沉得住气。过了一个多月，波洛才在死者房间的壁炉架上的纸捻瓶里，找到被盗的那份文件。原来，死者的丈夫撬开文件箱，盗走一封对自己极端不利的信件，因时间紧迫，没机会带出房间又怕搜身，便把它卷成纸捻，同其他纸捻一起插在瓶子里。波洛取得了证据，好比手中握着一柄杀手锏，任罪犯如何狡猾顽固，都将落网伏法。
证据，对于侦探来说，意味着决斗的胜利，破案的成功。
对于罪犯来说，即意味着赌博的惨败，末日的到来。因此，注重证据，应当成为侦探办案的座右铭。
有一次，福尔摩斯对华生说，他有个哥哥叫迈克罗夫特，掌握推理艺术更胜他一筹，观察力比他强，但他是不可能当侦探的。华生觉得奇怪。福尔摩斯解释说：“我说他在观察和推理方面比我高明。假如侦探这门艺术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推理就行，那么我哥哥一定是个举世无双的大侦探了。可是他既无做侦探工作的愿望，也无这种精力。他连去证实一下自己所做的论断也嫌麻烦，宁肯被人认为是谬误，也不愿费力去证明自己的正确。我经常向他请教问题，从他那里得到解答，后来证明都是正确的。不过，在一件案子提交给法官或陪审团之前，要他提出确凿有力的证据，那他就无能为力了。”（《希腊译员》）
从这段谈话里，我们不难悟出：不厌其烦地调查，不遗余力地查证，不惜代价地取得证据，这是一切名侦探最可贵的品格。只热衷于凭空推测，不注重证据，那是称不上一名好侦探的。
证据有多种多样，但概括起来，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大类。
直接证据
所谓直接证据，是指能直接证明嫌疑对象有罪的事实根据。直接证据又有两种：
第一，现场抓获作案人。当场抓住案犯，人证物证俱在，这是最有力的证据。许多推理小说最后结案，就是根据侦探的推测，调动侦缉人员，埋伏于作案现场附近，当作案人进行犯罪活动时，突然将他擒获。
《福尔摩斯探案集》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取得直接证据的。如《红发会》《空屋》《孤身骑车人》《三座拿破仑半身像》等等。《红发会》写福尔摩斯在分析案情，明确对手作案目标后，协同警察，埋伏在一家银行的地下金库里，当罪犯从地道潜入金库时，福尔摩斯一跃而起，把罪犯抓住。
再如阿加莎的 href='1410/im'>《大侦探十二奇案》之七《克里特岛的野牛》，写一位海军上将的儿子休患有遗传的疯病，深夜常持刀夜游，杀羊，杀猫、杀鹦鹉。休的未婚妻请波洛调查此事。波洛经过侦查，胸有成竹。有天夜里，他守候在一个大房间里，观察动静。次日，人们又在议论休昨夜杀死一头猫，休痛苦得想自杀。波洛却说：休没有杀死猫，他精神很正常。每次发生这类事件之前，都有人给他服用催眠药，然后把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子放在他手中，又在他脸盆里洗血手。这个人之所以这样干，是想逼他发疯而自杀。那么，这个人是谁？正是他父亲海军上将！因为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他妻子同别人相爱的结晶，于是他把积怨发泄到儿子身上。在此案里，波洛并没有当场抓住海军上将，但对手的所作所为，他全都看在眼里。这也是一种直接证据，能置案犯于死地。
海军上将终于被迫自杀。
第二，同作案有关的物证。当场抓住案犯，这种机会总是比较少的。多数情况是，案发后才寻找线索，取得同作案直接有关的物证，把案犯缉拿归案。如《王冠宝石案》，福尔摩斯从盗窃犯西尔维亚斯伯爵手中诈取来的王冠宝石； href='2080/im'>《血字的研究》，福尔摩斯从作案现场旅馆的窗台上找到的盛在药膏木匣里的两颗药丸； href='1405/im'>《尼罗河上的惨案》，波洛从尼罗河底打捞上来的用丝绒披肩包裹着的小手枪等等，都属于直接有关的物证。在这些赃物、毒药、凶器面前，案犯是不得不低头认罪的。
当然，物证并不一定是赃物、毒药、凶器，也有其他东西，只要与作案直接有关的，同样能制伏罪犯。如 href='1410/im'>《大侦探十二奇案》之一的《涅墨亚的狮子》，有人绑架一头狮子狗，而后向狗的主人索取二百英镑，才把狗放回来.９9ｌｉｂ.。波洛受理此案，解开了绑架小狗之谜：作案人是女主人身边的伴娘卡那比。她在姐姐家豢养了一头训练有素的狮子狗，当她去公园给女主人遛狗时，先把小狗带回姐姐家，换上自己养的狗；到公园后，把牵狗的皮带割断，让狗跑回姐姐家去，然后报告女人，说小狗在公园里被人绑架了。卡那比训练的这只狮子狗，就是与作案直接有关的物证。波洛发现这头狗，也就找到了作案人。
在所有证据中，直接证据是最有力而最能制伏对手的，它是侦探的侦察活动的最高目标99lｉｂ?
九点钟左右，他离开办公室下楼去，想找门房拿咖啡喝，突然听到办公室铃声大振，他立刻奔回办公室，桌上的机密文件原本不见了，事后，珀西因神经受刺激几乎成了疯子，被护送回庄园，约瑟夫被迫匆忙地搬出这间心爱的卧室，把它改为病房，让珀西住下，福尔摩斯向他，有没有告诉别人他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有没有谁去部里看他？珀西说。没有。不过，亲友都知道他办公室的路径，第二天，珀西说，昨晚是他头一夜没叫人在房内护理，凌晨两点钟，有个蒙面人拿着一把长刀撬他的窗户，他从床上跳起来，那人就逃跑了。福尔摩斯听后。请珀西跟他们去伦敦住一晚，他又交代哈里森小姐一定要整天守在这间卧室里，在去睡觉前，要从外面把门锁上。当晚，福尔摩斯又潜回庄园，埋伏在卧室窗下的灌木丛中，等约瑟夫从卧室里跳窗出来，便把他擒获，逼他交出那份机密文件。
这篇小说的主要情节是由一系列有因果联系的侦查“海军协定”被窃的事件组成的，开头，约瑟夫出来接待福尔摩斯，这是重要人物亮相，也是总伏笔，珀西介绍案情说：事倩发生那天，约瑟夫在城里。这既是对开头提到的重要人物的照应，也后—处伏笔一有作案时间。珀西回庄园养病，约瑟夫匆忙搬出卧室，把卧室改为病房。这是一处微妙的伏笔——来不及转移赃物，珀西说，亲友都知道他办公室的路径。
这是对“约瑟夫在城里”的照应，也是一处伏笔——他可能来过办公室，有作案条件，珀西说，有个蒙面人半夜撬他的窗子，这是对前面提到的约瑟夫匆忙般出卧室，来不及转移赃物的照应，也是一处重要的伏笔——罪犯急于取走出物，最后，福尔摩斯擒获了约瑟夫，找回“海军协定”，这是全文的总照应，这一系列有关侦破文件被窃案的憎节，都是小说的重要环节，作者就是在这些重要的环节上面，处处埋下伏笔；节节予以照应，才使得小说情节发展进程合情合理，环环相扣，脉络连贯，针线紧密，结构显得格外严化而且，由于伏应得奇巧玄妙，情节更加委婉曲折，因此也更加扣人心弦。
在所有伏应方式中，情节伏应是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情节伏应是一切优秀的推理小说结构上的一个基本特征，推理小说严格要求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假如不讲究情节伏应；故事的线索就不可能连贯，就会出现破绽，也就谈不上结构的完整性，试想，如果我们把《海军协定》中的某一个主要情节规掉——比方删去约瑟夫匆忙发出那间给珀西做病房的卧室的情节吧，那将会出现什么借况？显然，主要的情节发展线索就会中断，人们对下面发生的事情——约瑟夫撬窃取赃物，就会感到突然，摸不着头脑，不可理解、像这种主要情节缺少伏应的推理小说，其结构必然是残缺不全，至少是不够完美和谐的。
细节伏应
细节，指的是小说描绘人物、事件和环境的最细小的组成单位，所谓细节伏应，是指小说在描写人物或事件或环境时。对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细节予以前后呼应。
如 href='2078/im'>《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在开头第一节里，福尔摩斯就从摩梯末医生遗忘在他家的一根手技推测出：摩梯末医生“还有一只心爱的狗，我可以大略地把它形容成比更犬大。比獒犬小”，“它一定是一只卷毛的长耳黄犬”，不多久，摩梯末医生再次来访，果然带着一只狗，此后几节，小说还多次提到这只长耳小狗大，到了第十节，华生在日记里写道。他又遇见摩梯求医生，“我知道他近来由于那只小长耳黄犬的失踪而非常烦恼；那小狗自从有一次乱跑到沼地里去以后，一直没有回来”，最后，在第十四节里，福尔摩斯到大泥潭中的一个小岛上搜索罪犯，发现了隐藏那头凶恶的大猎犬的房子，那里有一条锁链和一些啃过的骨头，“一具骨架，躺在断垣残壁之间，上面还粘着一团棕色的毛”，福尔摩斯喊道：“天哪，是一只着毛长耳黄大，可怜的摩梯末再也看不到他所宠爱的那只狗了。”
这只会是跟着摩梯求医生跑的卷毛长耳小黄犬，从小说叙述的中心事件来考察，它只是个小细节。在小说里，提到这只长耳小黄犬，前后不下六次，其中主要的有三次：头一次，是福尔摩斯推测出来的，表现出他高人一筹的判断力。同时也是一个伏笔，第二次，华生在日记中提到小黄犬失踪；这既是对前文的照应，也为后文埋下了伏笔，最后一次，福尔摩斯发现小黄犬被大猎犬吃掉的残骸，使人联想起罪犯豢养的大猎犬——作案工具的凶残本性；同时，也是对前文提到的小黄大失踪的照应，这三次有关小黄犬的细节伏应，不是在同一细节上的简单、静止的重复，它的每一次优应，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事件演变的进程，井增强了故事情节的真实感，由于作者注意到这些细枝末节的呼应，小说的结构显得格外精密、完美。
阿加莎也是十分讲究细节伏应的。在 href='1405/im'>《尼罗河上的惨案》中，有个细节，范·斯凯勒老小姐在船上观景舱找不到她的“天鹅城披肩”，对她的伴女大发脾气。后来，从尼罗河里捞起—个湿淋淋的包裹，里面裹着一件作案凶器小手枪，而用以包裹手枪的那块湿淋淋的料子，正是老小姐丢失的那条丝绒披肩，不过，披肩却多了几个烧焦了的小洞，那是有人用它包住手枪射击的结果，由于前面有伏笔——丢失披肩，后面出现包裹手枪的披肩，读者就不会感到突兀。
细节伏应虽然不像情节伏应那样重要，那样必不可少旭若能运用得当，却能发挥其独特的效用，当然，不是任何细节都有代应的必要，也不是任何细节予以伏应都能产生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要知道，用以伏应的细节，通常是具有特定意义的，如前面提到的“卷毛长耳黄犬”，表面看去，似乎是个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不予以照应，也不至于影响大局，但是，经作者这样细针用线的处置，它却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效果：其一，有助于突出侦探的推断能力；其二，让人联想到沼地里那头凶残的大猎犬；其三，使小说结构更趋于严密，这就是小黄犬这个细节具有的特定意义。
语言伏应
所谓语言伏应，是指人物对话时，对某些有特殊含义的语句，于以前后呼应。
href='2080/im'>《血字的研究》开头写苏格兰场警官葛莱森派人给福尔摩场送来一封信，邀请他协助侦破一起案子，华生准备一马车。
福尔摩斯却说：“亲爱的朋友，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如果把这件案子全盘解决了，肯定地说，葛莱森和雷斯垂德这一帮人是会把全部功劳握为己有的，这是因为我是个非官方人士的缘故。”他接着又说，“他知道我胜他一筹，当我面他也会承认；但是，他宁愿割掉他的舌头，也决不愿在任何第三者的面前承认这一点。”不过，福尔摩斯还是扶上大衣，匆匆忙忙地奔往现场，后来，案子侦破了，福尔摩斯还亲自把手传扣在罪犯的手上，但报上却这样说：“破案神速之功完全归于苏格兰场知名官员雷斯垂德和葛莱森两位先生，这已经是一件公开的秘密。”福尔摩斯看罢，大笑着对华生说；“我开头不是这样对你说过吗？这就是咱们对血字研究的全部结果：给他们挣来了褒奖！”
这是一处巧妙的语言伏应！福尔摩斯对苏格兰场警官的智力和作风早已了如指掌，一接到邀请信，他就对将来的结局下了断言。但这断言还只是一种预测，对读者来说，既没有体验，也没有证实，因此，印象是不深的，后来，侦查结束了，苏格兰场警官是些什么货色，读者心中也有数了。相尔摩斯重提以前的断言，立刻对读者产生两方面的效果：一、读者对福尔摩斯断言之准确，深感佩服，二、读者对苏格兰场警官品格之低劣，印象加深了，这是从思想意义上说，如果从结构上看，通过这个语言伏应，小说结构更致完美，无懈可击。
语言伏应除具有其他伏应方式的一般作用外，在突出人物性格特征方面，有着其他伏应方式无可比拟的功能，“言为心声”，人物的语言往往地含着人物的性格特征，因此，选用它于个性色彩的语言予以伏应，就有可能显示出人物的个性，如上地，福尔摩斯评议苏格兰场警官的那些言词，就是他的“心声”，他的个性光芒的闪烁，也只有他——福尔摩斯侦探才敢下这样的断言。
语言伏应方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同形的语言伏应，这种状应方式的特点是，在人物对话中，多次重复相同的语句，如 href='3411/im'>《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波洛在向案件干系人调查时，总爱说这样一句话——“我有个小小的想法”。重复同一句话，通常是出自同一个人的口，但有时也可以由另一个人说出来，如波洛受到哈斯丁的启发，激动地说：“这是——这是——我有了一个想法！”哈斯丁问：“你的一个‘小小的想法’吗？”波洛答道：“这次是个巨大的想法，了不起的想法！”他们说的是同一句话，但并不是单纯语向上的重复，这当中已注人新的思想，体现了憎节发展的进程，另一种是不同形的语言状应，这种伏应方式的特点是，用以伏应的人物对话，意思相同，而语句不同，如 href='3411/im'>《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齐头写管家霍华德小姐离开庄园时，当众表明态度，她说：“我这是给你（女主人）提出忠告，不管你爱听还是不爱听，那个男人（女主人的丈夫）看到你恨不得把你谋杀在你床上哩。他是一个坏蛋、”后来，女主人被谋害了，霍华德返回庄园，波洛间她：“你从内心来说，到底是不是认为英格里桑太太是她丈夫毒死的？”霍华德小姐喊道：“我不是一直对你们说他是个坏蛋吗？我不是一直对你们说他会把她杀死在床上吗？我不是一直把他很远了吗？”这个语言伏应，语句不尽相同。但意思是一样的，而且感增比开头更为强烈，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霍华德是个忠诚、直爽、有眼力的女管家（至少哈斯丁是这样认为的），直到最后真相大白，人们才发觉，原来她是个戴着“忠直”假面具的罪犯。..
此外还有一些伏应方式，因不很重要，这里从略。
伏应的特点
优应，道理也许不太难憧，但要运用得自如、精当、巧妙，却也并非容易的事。我们从推理小说中发现，伏应技法运用得好的，一般都具有下列三个特点：
第一，勾前联后，密而不漏，小说里的伏应，往往不止一人一事，一景一物，有的篇首伏而自中应，有的篇中伏而篇末应，也有应而再伏，伏而再应，这就要求作者必须观前顾后，上下关节，连环细榫，却得处处想到，切不可疏漏，否则就会露出破绽，影响结构的严谨，《海军协定》中就有一处绝妙的伏应，福尔摩斯叫珀西跟他去伦敦住一晚，交代哈里森小姐白天要看守在卧室里，去睡觉前也要从外面把门锁上，自己拿着钥匙，这处伏应是个大关节，大接榫。也是一个大转折，它照应了前头的伏笔——蒙面人在里持刀撬窗，叫帕西移住伦敦，可免遭不测；但更重要的还９9ｌｉb?在于它又是新的伏笔——诱使蒙面人再次前来取赃物，白天卧室有人看守，罪犯不便进房活动；夜晚房门上锁，只能由盲目进出，这就为福尔摩斯埋伏在窗外并最后擒获罪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样的情节伏应，好比连环细榫，勾前联后，真是密而不漏！
第二，前伏不露声色，后应出人意表，伏笔与悬念，有相似之处，都要向读者透露点儿实情，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悬念为的是引起读者的心理桂牵；伏笔则是为后文所做的必要的、悄无声息的埋伏，因此，古人说，伏笔“最忌刻露”，要让人阅过，当是闲笔，等读到后头点眼处，方知其中奥妙。
对于推理小说来讲，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如果优笔过于生硬、显露，让人一眼洞彻，那样不但不含蓄，后应之笔也难于出奇制胜，仍以《海军协定》为例，珀西向福尔摩斯陈述案情：“谁都很清楚，我的病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治好的，所以约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撤出了这间心爱的卧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九个多星期，不省人事，脑神经极度错乱。要不是哈里森小姐在这里，还有医生的关心。我就是现在也不能和你们讲话，安妮小姐（即哈里森小姐）白天照看我，另在一位护士晚上守护我……”这是一处不露声色的伏笔，因为听了珀西的陈述。谁都不会想到那份失窃文件就藏在用西住的病室里，只是到了后面，抓住了窃贼，人们才回想起珀西当初有过交代，约瑟夫原先住在这间卧室，把窗来的文件藏在卧室某个安全地方，企图时机成熟，再取出以高价卖给某大使馆，这是符合常理的，珀西突然返回家中，占用这间卧室；约瑟夫匆忙搬出，文件来不及取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间卧室九个多星期白天黑夜都有人守在那里，约瑟夫无法拿出文件，这也是可信的，如果没有前头这个伏笔，后面从卧室里取出文件就不太可信；如果这个伏笔过于显眼弦目，后面的照应就不可能有出人意表的效果，像这样的伏应，才真正是：妙哉其伏，巧哉其应！
第三，代应要有间隔，前后不宜紧挨，前伏太近，后应过急；结构容易流于平庸、呆板，缺乏回转曲折，毛宗岗说：“善圃者投种于地，待时而发；善奔者下一闲著于数十著之前，而其应在数十著之后。文章叙事之法亦犹是已。”（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读法》）古人这几句评议，乃伏应技法的经验之谈，对于推理小说的作者来说，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href='2078/im'>《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提到摩梯末那只长耳小黄犬跑进沼地里，再没有回来，那是在第十节“华生医生日记摘录”里，后来，福尔摩斯枪杀大“庞犬”，追捕逃犯，进入沼地的小岛，发现那只长耳小黄犬的遗骸，这已是第十四节“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末尾了，这就叫“伏线于千里之外”，照应于紧要之时，前伏不露，看似闲笔，实则明断暗续，其中迂回曲折，且又前后勾联，给人以完美和谐之感。
人们常用“天衣无缝”比喻推理小说结构之严密，我们不是天仙神女，做文难免有缝，但如果重视伏应技法，讲究细针密缕，那么，把小说结构安排得严谨、精巧一点，这倒是不难办到的。
陪衬的故事叙述人
叙述性文学作品，除集中刻划主要人物外，一般都要写一两个次要人物做为衬托，使主要人物更加突出、这些起衬托作用的人物，我们称之为陪衬人物。
推理小说的陪衬人物，比起一般小说来，有着更特殊、更重要的作用，以故事叙述人——“我”作为陪衬人物，乃是推理小说家一种传统的表现手法。
陪衬的故事叙述人，主要有两种类型。
由侦探助手充当故事叙述人
由侦探助手来讲述故事，这是小说家最常用的一种手法，由于叙述人是侦探助手，因此，观察事物时，带着助手的眼光；评议案情时，站在助手的角度；叙述故事时，采用助手的口吻，这种叙述手法，有下列几个有利因素：
一、可增强故事的真实感。侦探的助手，顾名思义，是协助侦探办案的左右手。助手讲述的故事，既然是“我”亲身的经历，自然是真实可信的，而巨，“我”在叙述所闻所见时，总是连同自己的感受一起传达给读者，从而打动读者的心。
柯南道尔和阿加莎的小说，为后人提供了这方面成功的范本，前者采用华生医生的回忆以及让华生直接参与侦查的手法，使读者觉得像听他讲故事一样惬意，并对华生叙述的事件感到真实可信，读 href='2078/im'>《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我们仿佛跟着华生乘上四轮马车，来到巴斯克维尔庄园，观赏山村的岩岗，了望嫩绿的草原，呼吸泥潭的气息，倾听沼地上野兽的吼声，有如置身于神秘、恐怖而又迷人的荒原沼地。后者则通过行伍出身的哈斯丁的叙述，把波洛从事侦探的辉煌业绩介绍给读者，使人觉得娓娓动听，亲切有趣。
这里，我想摘引 href='3411/im'>《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中的一段精采描写，以飨读者。
我尾随着他，他仍然皱着眉头，走到写字自旁，取出一小盒纸牌，然后拖了把椅子到桌边。而且使我感到十分诧异的是，他竟然一本正经地搭起纸牌房子来了！我无意中拉长了脸，他立刻说：
“不，朋友，我不是处于老年智力衰退期，我是在稳定我的神经，如此而已，这买卖要求手指的精确性，用手指的精确来达到脑子的精确，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比现在更需要过！”
“遇到什么麻烦了？”我向道。
波洛在桌子上狠狠地捶了一拳，捶翻了他小心翼翼地搭起来的“大厦”。
“是这个，朋友！我都够搭起一座七层高的纸牌大楼，可我没能”——捶了一拳——“找到”——又睡了一拳——“我对你说过的那最后一环！”
我确实不知说什么才好，因此我默不作声，接着他又开始慢慢地搭起纸牌来。
他一面搭一面断断续续地说：
“好——就这样以上去——一张牌——放到另一张上——用数学上的——精确性！”
我看着这座纸牌房子在他手下升起来，一层叠一层，他从不犹豫，也没动摇，这真差不多在变戏法。
“你的手稳极了，”我发表意见说，“我相信迄今为止我只看到过你的手颤抖过一次。”
“无疑，是在我发怒的时候。”波治十分平静地回答说。
“是的！在你一次大发雷霆的时候，你记得吗？是在你发现英格里桑太太卧室里那只公文箱的锁被撬开的时候。你站在壁炉台的旁边，照你的老习惯摆弄着上面的摆设，这时你的手颤抖得就像一张叶子！我得说——”
但是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波洛发出一声嘶哑、含糊的喊叫，再一次弄用自己的杰作，又把双手按在两眼上来回挪动，显然是受着极大的痛楚。
“天哪，波洛！”我叫了起来，“怎么啦？你病了吗？”
“不，不”他气吁吁地说，“这是——这是——我有了一个想法！”
“啊！”我高声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你的一个‘小小的想法’吗？”
“哦！其实，不！”波洛坦率地回答说，“这次是个巨大的想法，了不起的想法！这是你——你，我的朋友，给了我的！”
他突然紧紧地拥抱住我，热烈地吻着我的双颊，同时还没等我从吃惊中恢复过来，他已一头跑出房间。
这段描写充分发挥了侦探助手——“我”的优势，把波洛“有了一个想法”的过程具体生动地表现出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波洛的“想法”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首先，“我”看见波洛一本正经地搭着纸用房子，觉得不可理解而“拉长了脸”；波洛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侦探，自然要进行解释，他想“用手指的精确来达到脑子的精确”，这是引起话题的特定场合，其次，“我”看见波洛搭纸牌楼房时的手稳极了，并无意中提起曾经看见他的手颤抖过一次；波洛是个思维十分敏锐的人，立即受到启发，脑子出现解开“最后一环”的“想法”。这是激发侦探智慧的特定时机、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因为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波格就无法完成思想的飞跃，尤其后一个条件，在波格的整个思考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是波洛的助手，波洛在现场侦察，“我”也在场。波洛的一举一动，“我”全看在眼里，波洛的手颤抖过一次，只有“我”才觉察得出来，因此，启发波洛产生思想飞跃，便出无旁贷地落到“我”哈斯丁的身上，从这段描写里，我们看到的波洛并非一个超凡越圣的仙人，他时而苦闷：时而欢乐，时而沉静，时而激怒、他之所以能找到“最后一环”，是因为“我”的启发，并非自已“心血来潮”凭空想象出来的，波洛把这一非常侥幸的发现归功于“我”，不是过谦的客套话，是出自内心的真意。阿加莎把故事写得如此生动，如此自然、真实、可信，同采用由侦探助手充当故事叙述人这种手法是有密切关系的。
二、便于从各个侧面进行评论。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有许多长处，其中突出的一点是，“我”可以随时就所见所闻发表评论，褒贬是非，以加深读者的认识和印象。
柯南道尔创造的华生医生，就是一位善于在叙述故事时加以评点的陪衬人物，如《波希米亚丑闻》，福尔摩斯接受国王的委托，准备打入女歌手府第，侦察相片藏于何处，出发前，华生有这样一段描述和议论：
他隐没到卧室里。过了几分钟再出来时已装扮成一个和蔼可亲而单纯朴素的新教牧师，他那顶宽大的黑帽，宽松下垂的裤子，白色的领带，富于同情心的微笑以及那种凝视的、仁慈的、好奇心的作态，只有约翰·里尔先生（英国著名喜剧演员）堪与比拟，福尔摩斯不仅仅是换了装束，连他的表情。他的态度，。甚至他的灵魂似乎都随着他所装扮的新角色而起了变化，当他成为一位研究罪行的专家地时候，舞台上就少了一位出色的演员，甚至会使科学界少了一位敏锐的推理家。
福尔摩斯善于演奏提琴，也精通化装技艺，作者通过华生的眼睛，描绘出福尔摩斯装扮成牧师的模样，并且。借助华生的感想，点出福尔摩斯不仅化装技艺高超，还是个出色的演员呢，正因为福尔摩斯有如此高超的化技术和演技，才能审过成天同化装打交道的女演员的眼睛，顺利地被请进她的府第。
再如《红发会》，一位红头发的老头告诉福尔摩斯和华生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有个“红发会”高薪聘请他到一座楼房里抄写《大英百科全书》词条，每天抄写四个小时，上班时间不许离开楼房、八个星期后，“红发会”突然宣告解散，雇主也不知去向，格尔摩斯听后，认为有人正在密谋策划一桩重大罪案，访华生装好手枪，准备晚上行动、华生疑惑不解。
我敢说，我这个人并不比我的朋友们愚钝。但是，在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交往中，我总感到一种压力：我自己太笨了，就拿这件事来说吧，他听到的我也都听到了，他见到的我也都见到了，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不但清楚地了解到已经发生的事的，而且还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而在我着来，这件事仍是混乱和荒唐的。
在这段议论里，华生把自己和福尔摩斯加以对比，以便引人瞩目：对于这件事，“我”忻后仍访觉界混乱和荒唐，理不bbr>出头绪来，这并不是因为“我”笨，而是事件本身大复杂、太离奇了。但是，面对这样复杂、有奇的案情，相尔摩斯却是胸有成竹，并能预见未来，其聪明才智，怎不令人佩服之至！
对于华生医生的才能和价值，槽尔摩斯曾有过多次的评论，其中最深刻的一次，是在研究一根手杖时说的：“我不能不说，在你（指华生）热心地为我那些厂小的成就所作的一切记载里面，你已经习惯于低估自己的能力了，也许你本身并不能发光，但是，你是光的传导者，有些人本身没有天才，可是有着可观的激发天才的力量。”（ href='2078/im'>《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这话说得准确、深刻而形象，确实，作为一位侦探，华生是没有天才的。但作为侦探的助手，他却十分称职，在小说里，华生有自己的位置，正如哈斯了，本身缺乏想象力，但是，他却能激发波洛实现思想的飞跃，华生是福尔摩斯的陪衬人物，在讲述槁尔摩斯侦破疑案的故事时，能不失时机地加以评点，帮助读者去认识大侦探的才能和价值，使自已成为福尔摩斯这一发光体的“光的传导者”。
三、便于用布迷雾，制造凝点，在小说里，“我”以侦探助手的身分出现，侦探到现场侦查，找证人询问，“我”总在身旁陪伴，侦探掌握的案增，“我”基本上也掌握了；但侦探分析案情的思路，“我”并不完全理解，因此，“我”在向读者讲述案情时，难免要带进“我”的观感或结论，而这些观感或结论，往往是作者在小说中散布的迷雾，制造的疑点，用以让人们在思考案情时产生指觉，迷失方向，以使最后由侦探做出的结论能使人大吃一惊，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通过“我”来酸布迷雾，这是阿加莎的拿手好戏， href='3411/im'>《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里的许多疑团，就是“我”——哈斯了制造出来的，有一次，“我”和约翰议论谁是凶手，约翰认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于这种事的。
“不，约翰，”我说道，“这不是我们当中的一个，这怎么会呢？”
“我知道，但另外还有谁呢？”
“你猜得到吗？”
“猜不到。”
我谨慎地朝四周打量了一下，然后压低了声音。
“鲍斯坦医生！”我低声说。
“不可能！”
“毫无疑问。”
“可是他和我母亲的死究竟会有什么利害关系呢？”
“这我还弄不清，”我承认，“不过我得告诉你；波洛是这样想的。”
“波洛？他这么想？你怎么知道？”
我告诉他，波洛听到那个不幸的晚上的斯坦医生在斯泰尔斯时，非常激动，我还进而说：“他说了两次：‘这改变了一切’，我，直都在想，你知道的，英格里桑不是说把咖啡放在过道里吗？咳，恰恰就在那时，鲍斯坦到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当英格里桑带他经过过道时，他把什么东西放进了咖啡？”
约翰觉得不太可能。“我”又进一步指出，鲍斯坦是个毒药专家，也许能使毒药唱起来无味，约翰仍有疑间，杯子在楼上，医生怎么能够得着呢？
于是，突然，一种可怕的可能性在我的脑际一闪，我暗自希望并祈祷，但愿约翰不要也产生这种想法，我朝他瞟了一眼，他正迷惑不解地皱着眉头，于是我宽慰地深深吸了一口气，因为我脑际掠过的可怕念头是：鲍斯坦医生可能有一个同谋。
然而这还不能肯定！的确，没有一个像玛丽·卡文迪什这样漂亮的女人（约翰的妻子），会是个持刀杀人的凶手。但是漂亮的女人下毒，过去是时有所闻的。
要说哈斯了想象力贫乏，那是不公平的，瞧，他从破洛的激动情绪和一句话，立即联想到的斯坦医生可能是凶引又从鲍斯坦够不着杯子，想到他必须有个助手与之配合；再从鲍斯坦平日与玛丽·卡文迪什频繁交往，联想到帮手可能就是她，哈斯了的推测井不全是凭空猜想，多少是有点根据的。
一、波洛似乎对他有所暗示；二、女主人是被毒死的。鲍斯坦是公认的世界上最著名的毒物学家之一；三、医生有作案时间；而其中第一条是他的王牌，后来，鲍斯坦被警察逮捕，似乎更加证实他的推测。由于有这些根据做支柱，“我”的结论也就具有一定的迷惑力，井影响着人们思路的进程。
小说中的“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者派进故事中..的代理人。当故事叙述到某个紧要关口，作者为增强故事的复杂性、曲折性，避免平铺直叙，便由“我”出来散布迷雾，制造疑团，充当热心的但并不高明的向导，把人们带进五里雾中，使之辨不清方向，以至误入歧途。哈斯工向周围人传播鲍斯坦有嫌疑的论调，正是作者有意借助“我”散布的一团迷雾。
四、“我”——读者的知心朋友，尽管“我”在小说里是位不太高明的向导，但毕竟还是称职的“导游”。虽也走了不少弯路，但终究还是把读者从五里雾中领出，到达风光旖旎的胜境，如上例，“我”把鲍斯坦的结论塞给读者后，造成了错觉，使读者老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这毒药专家，可是，当“我”见到波洛时，一场对话，疑团便消释了；鲍斯坦是由于间谍案被捕，与毒案无关。
再如华生—— href='2078/im'>《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里的“我”，受托于福尔摩斯，独自前往巴斯克维尔庄园侦察，到那里后，华生就发现两个疑点；一、庄园管家白瑞摩深更半夜站在窗前，手擎蜡烛，鬼鬼祟祟地向漆黑的沼地上的什么人打火光讯号，华生和亨利爵士经过两夜的侦察，后来才弄清真相：白瑞摩同泪地上的一名逃犯（自瑞库大大的兄弟）用灯光联络，准备送去衣服、食品，帮他逃脱军警的追捕，逃犯与本案无关。二、华生和亨利爵士深夜去沼地追捕逃犯，罪犯没捉到，却发现岩石岗的绝顶上站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的身影；转眼间那影子便消失了，可疑的人影！三天后，华生独自上岩石岗侦察，在那里意外地遇见了福尔摩斯，从而解开了岩石岗顶的人影之谜。
小说中的“我”，无论散布多少迷雾，制造多少疑点，终究还是读者的知心朋友，我们在小说里看到的华生或哈斯丁，虽然他们在某种知识方面各有各的长处（前者的医学，后者的军事），但在分析案情这点上，能力都属于平庸之辈，比读者高明不了几分。读者感到迷惑不解之处，“我”也同样觉得头绪茫然。因此，在迫切要求告知事情真相这点上，“我”和读者结成了亲密的朋友，读者的心事，“我”最了解，当读者被某个起因来评的事件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我”就会在适当时机或场合，请出侦探或当事人，向读者透露点真借或揭示谜底，由此可见，“我”，其实是作者派驻小说藏书网中与读者结为知心朋支的故事叙述人。
这类既是侦探助手又是故事叙述人的陪村人物，在小说里肩负着多种使命，如讲述亲身经历以增强故事真实感；随时发表评论以帮助读者认识事件的意义和侦探的品格；散布迷雾以显示故事的曲折性；同读者结为知心朋友以揭示事实的真相，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作者设计这类陪村人物，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突出主要人物——侦探，比方说，“我”散布迷雾，制造疑团，从增节发展来看，是增添了曲折性和复杂性；而从塑造人物形象的角度来看，却是一种表现手法——鲜明对比，以“我”的迷惑不解来衬托侦探的出明强干，以“我”的误入歧途来对比侦探的明辨方向，这才是这类陪衬人物最主要的使命。
由小说中某个特定人物充当故事叙述人
在小说里，“我”不是侦探助手，也不是案件参与者，“我”只是小说里（注意：不是故事里）的一个特定人物，或侦探的朋友，或案子的委托人，事文字工作者，他们在小说里专事倾听侦探讲过侦破疑案的故事，并把它笔录下来，公诸于众，如美国爱伦·坡的《毛格街血案》，法国嘉斯东·勒鲁的《黄室奇案》，日本江户川乱步的《黑手帮》，等等，这些小说中的“我”，都是侦探的朋友，有的当律师，有的靠卖文为生，“我”叙述的故事，主要来源于侦探的回忆，有时“我”也陪侦探去过现场，耳闻目睹一些实情，但大都属于背景材料，而重要案情还得靠侦探亲自口述。
由某个特定人物来叙述故事，同样具有上述诸多有利因素，尤其真实感和直接抒发感受，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散布迷雾，制造疑团方面，比起由侦探助手来叙述故事，是会有不方便之处的，这是因为“我”本身不介人案子，不像侦探助手那样，随时可以对案增及侦察线索发表结论性的见解，以迷惑读者。
当优，“不方便”只是相对而言，在高明的小说家看来，这种“不方便”并不是不可克服的， href='1429/im'>《罗杰疑案》是阿加莎的第六部小说，它的问世使阿加莎的声名大振，从而确立她在侦探小说领域的第一流作家的地位， href='1429/im'>《罗杰疑案》中的“我”是被害人罗杰先生的“好友”谢泼德医生，也是波洛所要追查的凶手，由凶手“我”充当故事叙述人，又能瞒过读者的眼睛，在推理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请凶手来讲述故事，不要说制造疑团多么不方便，恐怕连叙述的语气也会别扭得让读者无法接受，然而，我们读 href='1429/im'>《罗杰疑案》，并没有故弄玄虚的感觉，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我”似乎有点儿什么难言的苦衷，但决不会意识到这是作者玩弄的花招、面对错综复杂的实情，轻信的读者稍不留心，就被狡猾的“我”引人“歧途”。可见，对于阿加莎这位小说大师来说，由特定人物“我”来讲述故事，并不存在什么“不方便”；任何叙述上的局限，她都能想出妙法，顺当地跨越过去。
陪衬的官方警探
在专门描写私家侦探的小说家看来，突出侦探人物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对比；对比的最佳人选，莫过于同行中的官方警探。翻开爱伦·坡、柯南道尔、阿加莎、莫里斯·勒布朗、嘉斯东·勒鲁等著名作家的小说，你就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官方在探都不是作者所要歌颂的主人公，而是私家侦探的陪衬人物。
爱伦·坡是推理小说的祖师爷，拿官方警探当陪衬，也是他的首创，在《毛格街血案》里，作者虽然没有塑造一个比较完整的警探形象，但警察的每一个侦查结果，每一个推测判断，都和杜宾侦探大相径庭，以警察的无能来衬托杜宾的精明强干，尤其最后一段，甘宾对警器的代表人物厅长的嘲讽，表现出作者对只会“否认事实，强调在理”的官方在探的极大蔑视。
拿官方否探作陪衬，究竟有何意义？依我看，主要有三个方面。
突出私家侦探的精明强干
警探是官方专职的侦缉人员，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又有实践经验，办案是有一定能力的。因此，用专职警探作陪衬，是进行高层次的比较，这对于显示侦探的智慧，是一种极好的方法。
在柯南道尔的作品里，为福尔摩斯作陪衬的警探有好多个，如 href='2080/im'>《血字的研究》里的葛莱森和雷斯垂德， href='2079/im'>《四签名》里的琼斯， href='2076/im'>《恐怖谷》里的麦克唐纳，《黑彼德》里的霍普金，等等，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警官雷斯垂德。
在《贵族单身汉案》中，福尔摩斯和雷斯垂德同时调查一件案子，有位新娘刚举行婚礼后就失踪了，雷斯垂德从塞彭廷湖里找到新娘的结婚礼服、白缎子鞋、花冠、面纱和一只崭新的结婚戒指，于是就在湖里打捞尸体，他说，既然衣服在那里，尸体也不会太远了，福尔摩斯听罢捧腹大笑，幽默地说，通过同样英明的推论，每个人的尸体，都应该在他的农闲附近找到，雷斯垂穆声明已找到一位女人与新娘失踪有牵连的证据，福尔卑斯认为不可能，警官生气地说，福尔摩斯的演绎bbr>法和推理并不很实用，在两分钟内犯了两个大使误，他把从新娘结婚礼服口袋里找到的一张字条扔到桌子上，那字条写着：“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你会看到我的，到时候访马上就来。F·H·M”警官认为新娘是被弗洛拉·米勒诱骗走的，这就是用地名字的起首字母签署的便条，是作案的证据，福尔摩斯拿起那张字条，叫了一声：
“这的确非常重要。”
“哈哈，你也发现是这么一回事了？”
“极其重要。我热烈地祝贺你。”
雷斯垂德洋洋得意地站了起来，又低下头去看一眼。
“这是怎么一回事护他失声地叫了起来，癖你看反了！”
“恰恰相反，这才是正面。”
“正面？你疯了！这儿才是用铅笔写的便条。”
“哦，这儿，这儿看来是一张旅馆的帐单，这使我很感兴趣。”
“那上面没有什么，我也看过。”雷斯垂德说，“‘十月四日，房间八先令，早饭二先令六便士，鸡尾酒一先令，午饭二先令六便士，葡萄酒八便士，’我看不出这说明什么问题。”
“你可能看不出什么来，但它还是十分重要的，至于便条，也很重要，或者说，至少这些起首字母的签字是根重要的，所以我再次向你祝贺。”
在这则对活片断的描写里，连续出现三次对比，一、雷斯垂德在塞彭廷湖打捞尸体；福尔摩斯认为徒劳无益。二、雷斯垂德断定新娘的失踪与弗洛德·米勒有关；偶尔摩斯却不以为然，三、雷斯垂德认为便条十分重要，是作案的证据；福尔摩斯却发现便条的反面更重要，那是一份帐单，是寻找新娘曲线索，后来，事件进展的结果表明，福尔卑斯的推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雷斯垂德的见解并非毫无根据的凭空想象，他有自己的思考方向和思维方式，要不是福尔摩斯在那里拆台，读者决不会发现其中的破绽。可见，作为一名官方警探，雷斯垂他还是相当称职的，有水平的，拿他当陪衬，无疑可以在更高层次上突出福尔摩斯的智慧，假如陪衬人物是个毫无侦破常识的公务人员，不仅无助于侦探智慧的发挥，还会使侦探的智能降格。
颂扬私家侦探的职业品格
夺探是国家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的武装人员，警探受权于国家，秉公办案，为民解难，乃是他们的天职，私家侦探和官方警探不同，他们受雇于私人，办理案子，领取报酬，具有营业性质，套用今日的话，叫侦探“个体户”，在世人眼里，办案效率、职业品格、可信赖程度，“个体户”自然是不如官方的高，但是，在作家的笔下，恰恰相反，无论办案效率或者职业品格，私家侦探出比官方警探强得多。
如 href='2080/im'>《血字的研究》，案子是福尔摩斯侦破的，凶手也是福尔摩斯亲自抓获的，但功劳部归于警官，且看小说的结尾：
报上这样说：……破案神速之功完全归于苏格兰场知名官员雷斯垂德和葛莱森两位先生，这已经是一件公开的秘密，据悉，凶手是在一位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家中被捕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作为一个私家侦探，在探案方面也表现了一定的才能，他在这样的两位导师教诲之下，想来必能获得一定的成就，一般估计，这两位官员将荣膺某种奖赏，作为对于他们劳绩的表扬云云。
小说的结尾采用了鲜明对照的手法：一方是智力平庸，弄虚作假，“贪天功为已功”的官方警探；一方是才气过人，不求虚名，辛苦办案的私家侦探，把两者摆在一起，以前者对比后者，思想品格、聪明才智，谁高谁低不就昭然若揭了吗？作者借华生之口，赋打油诗一首结尾，颇具幽默，巨富于讽刺意味，表现了作者对那些平庸之辈，只会沽名钓誉的官方警探的极大反感，爱伦·坡那种蔑视官方警探的传统，在柯南道尔的小说里得到继承和发扬。
配合私家侦探捉拿罪犯
尽管私家侦探智慧横溢，判断准确，推理精密，善于侦破疑案，但是，最后对罪犯采取行动，往往要借助于官方在探的权力和武力，把案犯捉拿归案。
对于苏格兰场警官们的品行，华生有过种种非议，唯独在勇武方面，始终没有任何微词，在《红圈会》里，华生对警官有过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的官方侦探在智力方面可能不足，但是在勇气方面决非如此。”基于这种评价，福尔摩斯办理案子，每到关键时刻，就把警官召来，协助逮捕案犯， href='2080/im'>《血字的研究》制伏罪犯的场面，就是对这种评估的印证。偶尔摩斯把凶犯马车夫诱至家中，亲自给他铐上钢手铐，而这时——bbr>.９9lｉｂ?
马车夫愤怒地大吼一声，挣脱了福尔摩斯的掌握，向窗子冲去，他把十框和玻璃值得粉碎。但是，就在马车夫正要钻出去的时候。葛莱森、雷斯垂德和福尔摩斯就像一群猎狗似地一拥而上，把他揪了回来，一场激烈的斗殴开始了，这个人凶猛异常，我们四个人一再被他击退，他似乎有着一股疯子似的蛮劲儿，他的脸和手在跳窗时割破得很厉害，血一直在流，但是他的抵抗并未因此减弱。直到雷斯垂德用手卡住他的脖子，使他透不过气来，他才明白挣扎已无济于事了，就是这样，我们还不能放心，于是我们又把他的手和脚都捆了起来，捆好了以后，我们才站起身子来，不住地喘着气。
这段关于制伏罪犯的描写是很有分寸感的。应当肯定，由于有福尔摩斯的准确判断和诱敌巧计，才有可能给凶犯戴上手铐，但也应当看到，如果没有两名警探在场奋勇搏斗，凶犯还有可能从福尔摩斯的手里溜掉，所以，在这场捉拿罪犯斗争中，主角和配角各显其才，各逞其威，各得其所，表演都恰到好处，相反，假如作者把警官们写成面对凶犯而踌躇不前，或临阵脱逃，那就会失之真实，主要人物也就不是被突出而是被人为地拔高了。
借助官方警探的权力和武力，乃是私家侦探最后收拾罪犯所共同采取的一种途径，这不仅由于私家侦探形单力薄，制伏不了罪犯，还由于他们本身在法律上不具有行使拘捕的权力。除了爱伦·坡和柯南道尔的作品外，在其他描写私家侦探的小说里，也都可以看到陪衬的警官或警察。如：阿加莎描写波洛的小说，常与波洛配合的是杰普探长；勒布朗描写亚森·罗平的小说，同主角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探长加尼玛尔；嘉斯东·勒鲁的《黄室奇案》，为鲁勒达毕依做陪衬的是官方侦探弗雷德里克·拉桑，不过，这是个极其特殊的人物，既是陪衬，又是案犯，为什么小说家们都喜欢选用官方警探作陪衬？原因很简单：官方警探既能高层次地衬托私家侦探，又能及时有效地协助抓人；一箭双雕，艺术效果显著，何乐而不为？因此，拿官方警探作陪衬，便成为小说家们描写私家侦探的一种常用的传统技法。
推理小说的发展趋向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爱伦·坡创作的《毛格街血案》向世，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推理小说的诞生，此后，经过英国侦探小说之父柯林斯的《月亮宝石》，法国嘉斯东·勒鲁的《黄室奇案》，莫里斯·勒布朗的“亚森·罗平探案”，乔治·西姆农的“梅格雷警长探案”，美国艾勒里·奎恩的“之谜”系列小说，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六十余部推理杰作，直至日本江户川乱步的《两分钱铜币》和松本清张的 href='331/im'>《点与线》，以及森村诚一的“三证明”，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已从涓涓细水汇成浩荡洪流，从嫩绿小芽长成参天大树，并迅速繁衍为莽莽苍苍的大森林，在这近一个半世纪里，随着时代的演变，社会的进步，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渗透，推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在题材和写作技巧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值得指出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社会派”的崛起
从柯南道尔到阿加莎时代，推理小说的题材大都限于描写庄园别墅、高楼密室发生的案件；作案动机主要出于遗产争夺（ href='2078/im'>《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或爱憎纠葛（《黄室奇案》），或世仇报复（ href='1413/im'>《东方快车谋杀 6848." >案》），或金钱诈骗（ href='7849/im'>《希腊棺材之谜》），案犯多数是被害者的所谓至亲好友。由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相对集中，构思精巧奇特，推理严密巧妙，侦查过程合情合理，为读者所喜爱，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对这类只注重推理的小说开始感到不满足，因为它在反映社会生活上明显地存在着弱点，即对社会矛盾斗争的描写缺乏深度和广度，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适应广大读者的要求，“社会派”推理小说便应运而生了。
“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鲜明特征是；它把知识性和趣味性，传奇色彩和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具体地说，这类作品通过对曲折生动的案件侦破过程的描写，再现了社会的深刻矛盾，揭露政界、财界的黑幕，控诉、抨击黑社会之残翼，如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脱颖而出的日本作家松本清张，他不满足于老一套内容，突破以往推理小说偏重拙写财产纠纷、男女私情、个人恩怨、流氓斗殴、诈骗抢劫的局限，把笔头指向社会的政界和财界。一九五八年，他发表了 href='331/im'>《点与线》，小说揭露了某部官员同奸商互相勾结，贪污受贿，谋取暴利，杀人灭口的内幕，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小说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六十年代后期，日本森村城一发表了长篇推理小说《高楼死角》，荣获第十五届“江户川乱步推理小说奖”，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腐蚀的结构》，获一九七兰年推理作家协会奖，《人性的征明》，获第三届角川小说奖。他写了 href='5793/im'>《青春的证明》 href='5799/im'>《野性的证明》五十多篇长篇或短篇推理小说，成为日本近年来名噪一时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家。
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是很受读者欢迎的，他的小说有两上特点，一、小说触及日本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腐蚀的结构》，小说围绕着年轻的总经理土器屋贞彦被害和年轻有为的科学家雨村征男失踪这两起事件，展开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斗争，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六十年代工商业界垄断财团对中小企业的吞井活动的现实，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官迷心窍，一心想爬上下届总裁宝座的高层野心政客名取龙太郎怎样通过娶妻、嫁女、杀婿等手段而捞取金钱的丑恶嘴脸。小说告诉人们，由野心政客和垄断财团结合起来支配一切的这种社会结构，是黑暗的、腐败的，正是它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制造了无穷无尽的社会灾难和家庭悲剧，再如 href='5795/im'>《人性的证明》，描写一个红极一时的“家庭教育问题”女权威八杉恭子，为掩盖早年同美国一个黑人同居的历史，保住自己的声誉和丈夫的政治地位，竟亲手杀死自己亲生的混血儿子，还企图灭口，谋害了知情人，作者通过这一起谋杀案的侦破，不仅拆掉罩在八杉恭子脸上那“美丽而圣洁”的面纱，暴露出她的虚伪和凶残的嘴脸，而且触及日本和美国社会所存在的种种畸形和丑恶现象，抨击了西方文明的没落和欺骗性，森村政一对社会的批判是严厉的，多方面的，即使在《小魔王》这篇描写小学生具有犯罪知识和残虐性的短篇小说里，也不轻易..放过对社会教育弊端的抨击，二、既有推理小说的引人入胜，又有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日本，推理小说被讥为“通俗文学”，比“纯文学”低一等，登不上“文学艺术”的大雅之堂。森村诚一为扭转这种文学偏见，在艺术技巧上做了艰苦的精心的探讨；并取得显著的成就，他一方面继承了柯南道尔的文学笔调，精描细绘，把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使读者如见其人；把山岳河川描绘得美丽如画，使读者如痴如醉；把社会风情描写得真实动人，使读者如临其境，另一方面，他吸收了阿加莎小说结构的特点，用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使之更具有可读性，森村诚一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丰硕的创作成果，使自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新社会派”推理小说的旗手。
此外，有两位作家也很值得注意，一位是日本的赤川次郎，另一位是英国的菲利斯·多萝西·詹姆斯，前者以《侦探故事》《花猫福尔摩斯丛书》著称，他的轻松、愉快、幽默的推理小说，成为日本近几年的第一畅销书；一九八五年，他被日本青年列在十位最受欢迎的作家之首，后者以《死亡的滋味》闻名于欧美，吸引着千百万读者，使西方重新兴起推理小说热，他们的小说主要特点是；情节经常以现实生活为背景，把现代人物和主顾溶入传统的推理小说的躯壳；文笔优美细致，富于幽默感，在读者心目中，他们无反是柯南道尔和阿加莎的最佳的接班人选。
心理分析在侦破中的广泛应用
在 href='1405/im'>《尼罗河上的惨案》里，波洛曾说；“心理活动才是一件案子的最重要的事实。”可见，传统的推理小说中的侦探，也是很重视心理分析的，不过，他们的着眼点是作案动机，以便从作案动机的分析中抓住破案的线索。
以描述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从各个侧面探索人物的内心活动，分析犯罪心理特征，并结合逻辑推理，从而查出案犯，这是现代推理小说创作的又一种新的趋向。这类小说的作者把笔端伸人人物心灵最隐秘的地带，挖掘蕴藏在深处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引导人们去窥视形形色色的犯罪心理状态。
日本本格派（即传统派）著名推理小说家多岐川恭的力作《狂笑的人》，堪称是此类作品的代表，它叙述一个极其普通的公务员刀根刚二郎，因害怕五年前贪污内幕泄露出去而毁掉舒适、幸福的小家庭，便把一个跟他同居五年之久的情妇、原公司女职员杀害了，事隔一个月，刚二郎担心留下把柄，又偷偷潜人作案现场取走场上的挂钟（因钟的背面有公司赠女职员的题字），他在返回的火车上巧遇一位私家侦探，听他分析案情，疑心句句针对自己，不觉惊恐万状，私家侦探下车走后，刚二郎才意识到是一场虚惊，于是狂笑不已，不料同车厢坐着一位便衣刑警，见他狂笑失态，顿生疑窦，搜查他的包裹，发现犯罪的证据——挂钟，终于将他捉拿归案，小说告诉人们，对那些作案谨慎的罪犯来说，尽管在他们身上打着“小心谨以、倾谋远虑”等特征印记，然而在另一方面，疑神疑果、心绪不宁、气量狭小这类气质，却往往使得他们在精心策划的犯罪案件中归于失败，正如艾勒里·奎思所说“他（指罪犯）总是亲手编织出自己终于陷落其中的那张罗网。”同其他小说比较起来，《狂笑的人》并不以情节取胜，却以刻划人物的复杂多变的心理特征见长，它借助心理描绘的手法，把刀根刚二郎的谨慎、多疑、自私、残忍的性格特点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从而引发人们去认识犯罪的客观因素和心理特征，这就是《狂笑的人》这个短篇不同凡响之所在。
再如短篇小说《视线》，它是日本杰出的推理小说家石泽英太郎的力作，曾获第十二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小说叙述了一起用“视线”杀人的事件：某银行遭到抢劫，职员高山伸手要按警铃，强盗当即开枪把他打死。后据强盗交代，站在强盗面前的职员有川，好像吃了一惊似地对旁边的职员高山的手看了一眼，强盗被有川的目光所吸引，便立刻向高山开了枪，有川的视线把高山杀死了，可是，有川投向高山的视线，究竟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呢？这是个难题，因为视线是不可能留下证据的现象，只要当事人一口咬定是无意识的，那么谁也不能证明他是故意的，因此，侦察科长认为；强盗抓到了，男子就算了结了；追究视线不是警察的业务范围，而且也不会得出什么结论，但是，负责侦查的梶原刑警对那个视线根源的疑念，却怎么也不能从心底抹去，经深入调在，原发现一个事实，有川最近刚结婚，新娘春日江飒子是常务董事的小姐，他们两年前订婚，但在抢劫案件发生前一个月，这位小姐又爱上了高山，提出要与有川解除婚约。根据这一事实，梶原刑警——
越是怀疑就越觉得有川的视线有意识的可能性大，在那起抢劫案件之前一个多月，与春日江家一度提出与有川解除婚约的日期是相吻合的，这个情况，可以想象，有川很快就会知道，因此他对高山怀恨在心，这也是很自然的。
那时，突然发生的抢劫案件，如果大胆想象的话，高山的确是个勇敢的人。
在强盗面前伸手要按警铃这种举动可以证明这个论断。强烈要求春日江飒子和有川解除婚约的事信也足资证明。
就在那一刹那——
有则认识到高山那勇敢的行为，如果看他一眼，强盗就会向高山开枪吧，即使在这样的刹那之间，有川也会想到的。于是——
有川把视线投向高山的手。砰的一声，高山死了。
……
梶原闭着眼睛。他认为自己的推理是正确的。
然而……然而用视线杀人，法律是不管的。
视线杀人，究竟有意或无意？这是无法做出明确判断的，但是，梶原刑警出于一名警察的正义感和职分，不甘心就此作罢，他继续侦察，发现了案件干系人的婚姻纠葛，并以此事实做为立论的前提，对视线杀人者和被杀者进行大胆的现场心理活动的想象，并结合逻辑推理，推出有川故意用视线诱导凶手枪杀了勇敢、善良的情敌的结论，可是，法律是不管用视线杀人的。因此，原只能“把表达人们意图的表现形式的‘视线’也能杀死人这件事，铭记在心里”，同样，这篇小说也不以增节取胜，而以大胆想象、心理分析见长。
森村诚一的“三证明”和菲利斯·多萝西·詹姆斯的《死亡的滋味》，在犯罪心理描写方面，也都做了卓有成效的尝试，这里就不一一细述了。
引入现代的侦破技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即柯南道尔他们生活的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相对来说还不很发达，因此，不论私家侦探或官方警探，借助科学技术破案的情况实属罕见，侦探侦破各种疑案，全凭个人的聪明才智，在 href='2080/im'>《血字的研究》里，福尔摩斯从街道上一辆马车车轮的轨辙和拉车的马随便走动的痕迹，推测出凶手是出租马车的一个车夫，在 href='3411/im'>《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里，波格从一封被涂改过的信件上，发现了凶手的蛛丝马迹，在江户川乱步的《黑手帮》里，明智小五郎从作案现场的脚印被尖硬的东西扎过的痕迹，推断出作案人就是主人家中的学仆牧田，在 href='7849/im'>《希腊棺材之谜》里，艾勒里从一封由打字机打出的恐吓匿名信上的一个符号，发觉了恐吓信地制者的踪..
迹，这些事例，从各种角度证明他们是那时代侦探界最杰出的代表，福尔摩斯以善于群从车辙足迹而感到自豪，他对华生说；“侦探学所有各个部门中，再没有比足迹学这一门艺术更重要而又是易被人忽略的了。幸而我对于这门科学一向是十分重视的；经过多次实践以后，它已成为我的第二天性了。”他的这一段表白，为他以后每次办案必到现场察着指印足迹埋下总的伏笔。
可是，从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侦破与反侦破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果小说还继续描写侦探沉缅于手印足迹、轮值字体的辨析，那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的社会生活实际的，而且侦破技术也会使人觉得粗浅、老套，显示不出侦探的智慧。于是，为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的潮流，当代的一些推理小说家便在他们的作品里注入现代的侦破技术，也即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解决侦破过程中的某些难题，如森村诚一的小说《腐蚀的结构》第九章“夜半枪声”，其中有个情节；土器屋经理被枪杀，现场有位名叫板本的干部受到怀疑，搜查官便对板本进行火药味检验，属阴性反应，这就排除了他作案的可能，因此，也就放弃对板本的怀疑，又如日本草野唯雄的《本来面目》（奎恩选编《日本推理小说杰作精选》），叙述一位科学的侦探小池五郎运用“复颜法”技术，在一颗从垃圾堆捡来的女性头盖骨上面附上粘土以为肌肉，使之恢复生前的容貌，并藉此寻踪追迹，抓出一个杀害这位女性的罪犯。
描写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侦破案子，最典型的莫过于日本岛田一男的小说《现场的陈述》（《日本推理小说选》）、小说叙述一名老抢劫犯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饮弹身亡，像是自杀，实则他杀；侦查部立即对此案进行全面侦察，物理班技术宫把大型热线摄影机搬到现场，拍摄已经离去的人的影像，毛发班技术官用毛发分析血型的技术，从现场采集的毛发查明死者及其姘头冈本加代的血型，化学班从烟灰所显示的染色反应，确定其香烟牌号；从烟带上的唾液分析出三种血型；一名博士用细胞凝集反应法，从手枪上的指纹验出第四种血型，大学解剖专家从尸体的血液里检查出酒精和盐酸二醋酰吗啡——麻药。心理班技术官起用测谎器，对两名嫌疑对象进行测验，从中排除一名。特别侦查部经过一系列科学技术鉴定，取得准确的证据，结合逻辑推理，终于得出准确的结论；冈本加代这个女人是作案的主犯。
像《现场的陈述》这样全面运用现代侦破技术的小说，为数并不多，不过，做为一种新的创作趋向，它是有现实基础的，因而也必定是有生命力的。
无论是“社会派”或者“新社会派”，也无论是“心理分析派”或者“科学侦查派”，他们都在新的领域里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果，但也无庸讳言，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个弱点，那就是：小说没有给广大读者留下一位智慧横溢的栩栩如生的令人怀念的侦探形象。要知道，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山川景色，无论多么神奇和美妙，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读者的脑中逐渐消失，而福尔摩斯和波洛却永远驻在人们的心间。
后记
就写作题材而言，推理小说描写的是刑事案件的发生和侦破过程；就写作目的来说，推理小说颂扬法制，抑恶扬善，帮助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法律、尊重法律、相信法律。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推理小说无疑属于“法制文学”之列。关于“法制文学”，著名记者梁厚甫先生有言道：“文艺作家把法律的原理，注入群众的心中，使人民群众明白法制的重要性，因而产生社会上的制裁的力量，令把法律拿在手中的人，不敢肆意妄为。这才是‘法制文学’的真意。”这话颇有见地，一语道破“法制文学”的性质和严肃的宗旨。
作为“反映着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侦探推理小说，内容严肃，形式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理应受到尊重和提倡。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有些作者由于受到某些“严肃文学作家”的歧视，创作起此类小说来，却理不直，气不壮，甚至不好意思署上自己的真名。有些读者读起封面标有“案”、“谜”之类的书，也未免有点羞羞答答、躲躲闪闪，怕人嗤笑自己情趣低下。在这种反常的社会心态的作用下，中国的侦探小说长期在岩石缝中冒芽，在瓦砾地上生长，难怪老是长不成大树。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想起十年前，通俗歌曲和通俗歌手的命运。因为“通俗”总是被某些人曲解为“庸俗”，一字之差，使得他们难以登上大雅之堂，当然也挤不进音乐家之林。如今雨过天晴，状况大大改观，难道 4e0d." >不是吗？有哪个电视台、大舞台上，没有通俗歌手的足迹和歌声？一九八六年全国举行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青年歌手大奖赛，乃是通俗歌曲和通俗唱法得到群众——尤其是专家承认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