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说吧，记忆：自传追述》 第一节 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尽管这两者是同卵双生，但是人在看他出生前的深渊时总是比看他要去的前方的那个（以每小时大约四千五百次心跳的速度）深渊要平静得多。然而，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时间恐惧者，当他第一次看着他出生前几个星期家里拍摄的电影时，体验到一种类似惊恐的感情。他看见了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然后意识到在那里面他根本就不存在，而且没有人为缺少他而难过。他瞥见他的母亲在楼上的一扇窗口挥手，那个不熟悉的手势使他心神不安，仿佛那是种神秘的告别。但是特别使他害怕的是看到一辆放在门廊里的崭新的婴儿车，带着棺材所具有的自鸣得意、侵蚀一切的神气；就连那也是空的，仿佛，在事物的进程反向发展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分崩离析了。 这样的想象对于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或者，换句话来说，想到最初和最后的事情常常带有青少年的特点——除非可能受到某种古老、严厉的宗教的指引。天性期望一个成年人接受这两个黑暗的虚空，和接受这两者之间的惊人景象时同样漠然。想象，是不朽和不成熟的人的极顶快乐，应该受到限制。为了能够享受生活，我们不应过多地享受想象的快乐。 我讨厌这种事态。我感觉到了要表示我的厌恶并掩饰天性的强烈愿望。我的头脑一再做出巨大的努力，来看清在我生命的前后两侧的不具个人色彩的黑暗中最微弱的带个人性质的闪光。我相信，造成这个黑暗的仅仅是时间之墙，是它将我和我青肿的拳头与自由的永恒世界隔开，这是我乐于和身上画着最鲜艳的彩绘的野蛮人共享的信念。我在思想上回到了过去——思想令人绝望地渐行渐淡——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的通道，结果发现时间的监狱是球形的，没有出口。除了自杀，我尝试过一切。我曾抛弃自己的身份，以便能够充作一个传统的幽灵，偷偷进入孕育我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度。我曾在心理上忍受有损身份地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以及退役上校们为伴，他们记得前世曾是古罗马大道上的奴隶信使，或者是拉萨柳树下的哲人。我翻遍旧梦，寻找钥匙和线索——让我马上说清楚，我完全拒绝弗洛伊德那庸俗、低劣、基本上是中世纪的世界，连同那对性象征的异想天开的探索（有点像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寻找培根式的离合诗），以及充满怨恨的小小的胚胎从他们天然的隐蔽深处对他们双亲生活的窥探。99lib. 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乍看起来如此无边无际的时间竟会是一个监狱。在探究我的童年的时候（这仅次于探究你的永恒），我看到了意识的觉醒是一系列间隔开的闪现，间隔逐渐缩小，直到形成了鲜明的大块的感知，提供给记忆一个并不牢固的支撑点。我很小就几乎同时学会了数数和说话，但是内心里认知我就是我，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似乎只是后来才确立起来时，是直接和我发现他们的年龄与我的年龄的关系相联系的。从我想到这一揭示时那立即侵入我的记忆的、带着片片透过交叠的绿叶的光影的强烈阳光来判断，那个场合可能是乡间的夏末，我母亲的生日，我问了些问题，估摸了得到的回答。根据重演论这一切本应如此；我们远祖头脑中的反身意识的开始必定和时间意识的初现是同时发生的。九九藏书 因此，当新揭露出来的、我自己新鲜利落的四岁年纪的配方面对父母的三十三及二十七岁年纪的配方时，我感到自己产生了一个变化。我受到了巨大的、令人鼓舞的震动。仿佛比五十个月以前那个号啕大哭的泡得半死的我（老习俗要求父母退到一扇门后，我的母亲透过这扇半关的门，设法纠正了笨拙失误的大长老康斯坦丁·维特韦尼斯基神父的错误）所经历的希腊天主教的浸泡要更为神圣的方式接受第二次洗礼，我感到自己突然投入了明亮的流动的传导体之中，这传导体不是别的，正是纯粹的时间元素。你和不是自己、但是被时间的共同流动和自己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分享它——正如激动的洗海水浴的人们分享闪闪发亮的海水一样，这是和空间世界很不相同的环境，空间世界不仅是人，而且连猿猴和蝴蝶都是能够感知到的。在那一瞬间，我深切地意识到，那个二十七岁、穿着柔和的白色和粉红色衣服、拉着我的左手的人是我的母亲，而那个三十三岁的、穿着刺眼的白色和金色衣服、拉着我的右手的人是我的父亲。我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在他们平稳地向前行进的时候，我大摇大摆地走一阵，小跑一阵，再大摇大摆地走一阵，沿着小路的中间走过片片光影，今天我很容易就认出，这条小路正是我们家在俄国原圣彼得堡省的叫维拉的乡村别墅的庭园里两旁长着观赏小栎树的小径。确实，从我目前偏远的、与世隔绝的、几乎是杳无人迹的时间之山脊上，我把一九〇三年那个八月天的微小的自己看做在庆祝有意识的生命的诞生。如果拉我左手的人和拉我右手的人在以前曾同时在我婴儿模糊的世界里出现过的话，也是在温柔的不知姓名身份的面具之下出现的；但是现在我父亲的穿着——那套骑兵?99ｌiｂ?卫队的华丽军装，半身铠甲的光滑的金灿灿的突起部在他的前胸和后背闪闪放光，像太阳一样呈现出来，而且在以后的好几年里我对父母的年龄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好奇，不断要人家告诉我他们的岁数，好像一个心情紧张的乘客为了对一只新表而询问时间一样。 我的父亲，请注意，在我出生前很久就已完成了军事训练，因此我想那天他穿上老军团的服饰是节日时的一个玩笑。那么，我第一个完整的意识的闪现要归功于一个玩笑——这也具有重演的含义，因为在地球上最先意识到时间的动物也是最先会笑的动物。 第二节 隐藏在我四岁时玩的游戏背后的是原始洞穴（而不是弗洛伊德式神秘主义者们可能设想的东西）。在我的脑子里出现的，宛如史前地质上地壳隆起的某种巨大无比的产物，是在维拉别墅的一个客厅里的一张大长沙发，沙发面是白底子上印有黑色三叶草的印花装饰布。历史在离这张长沙发的一端不远的地方开始（有公正的希腊人的保证），那儿有一大盆绣球花丛，开着浅蓝色和一些带绿色的花，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半掩着一尊狄安娜大理石胸像的垫座。长沙发贴靠着的那面墙上，一张镶在乌木框里的灰色版画标志着历史的另一个时期——那是拿破仑战争的场景之一，画面上真正敌对方是具体事件和它的寓意，你看到的是一个受伤的鼓手，一匹死马，战利品，一个士兵正要用刺刀刺向另一个士兵，以及在将军们中间的那个刀枪不入的皇帝在定格了的冲突中摆着姿势，所有这一切都聚集在同一个视觉平面上。 某个大人帮助了我，他先用两只手，然后加上一条有力的腿，把长沙发从墙挪开几英寸，以便形成一个狭窄的通道，再进一步帮我用长沙发的长靠枕严实地99lib?封顶上，两头拿几个垫子堵住。这样我就得到了爬过漆黑的隧道的难以置信的乐趣，我在隧道里会逗留一小会儿，听自己嗡嗡的耳鸣声——小男孩们躲藏在满是尘土的地方时如此熟悉的那孤单的震动——然后，在一阵突然的美妙的惊慌下，手脚并用迅速嘭嘭爬到隧道头上，推开垫子，欢迎我的是一把维也纳藤椅下镶木地板上网状的太阳光和两只轮流停落下来的快乐的苍蝇。另外一个隧道游戏更柔和、更具梦幻感。清早醒来后，我用床上的东西做成帐篷，在雪崩般的床单的幽暗中、在似乎从遥远的距离之外穿透我半在阴影中的掩蔽所的微弱的亮光下，听任想象力朦胧地千般驰骋，我想象在那遥远的地方，奇异的白色动物在湖泊地带自由游荡。对我的侧面.99lib.带有毛茸茸的棉线绳网的儿童床的回忆，也使我记起了把玩一个水晶蛋时的快乐：那是某个记不起来的复活节遗留下来的，是一个非常漂亮、坚实得可爱的深石榴红色的水晶蛋。我总是把床单的一角咬得湿透，然后把那个蛋紧紧包在里面，好欣赏并且再舔舔紧包起来的琢面的温暖闪烁的红色，它神奇完美的光泽和色彩透过湿布渗了过来。但是这还不是我最尽情享受美的一次。 宇宙是多么小啊（袋鼠的育儿袋就能够将它装下），和人的意识相比，和个人的一个回忆及语言对这个回忆的表达相比，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我可能过分地喜爱自己最早的印象，但是我对它们怀着感激之情是有原因的。它们将我引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视觉和触觉的极乐园。我回忆起一九〇三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卧铺车厢里（可能是在早已消失了的地中海豪华列车上，它的六节车厢的下半部漆成红褐色，窗格是米黄色的），我跪在窗口的一个（略显扁平的）枕头上，怀着难解的极度痛苦，看见远处山坡上有几处神奇的灯光在向我召唤，然后悄悄地落进黑丝绒口袋里：那都是钻石，我后来在作品中将它们送给了我的人物，以减轻财富的藏书网重压。可能我设法把卧铺床头很紧的有压印图案的百叶窗松开推了上去，我的脚跟很冷，但是我仍然跪在那儿凝视着外面。没有任何东西比回想那些初始的激动更甜蜜或更奇异的了。它们属于一个完美的童年的和谐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在人的记忆中具有自然可塑的形态，几乎不用什么努力就能够写下来；只有在进行青春期的回忆的时候摩涅莫辛涅才开始挑剔，找起岔子来。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在储藏印象的能力方面，我这一代的俄国儿童经历了一段天才时期，仿佛是考虑到了将会使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完全消失的大变革，命运通过给予他们比应得的一份更多的东西忠实地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当一切都储藏好了以后，天才就不复存.９9ｌib.t>在了，正如发生在别的那些更为特殊的神童身上的那样——漂亮的、头发鬈曲的少年挥动指挥棒，或者驾御巨大的钢琴，他们最后变成了二流音乐家，有着哀怨的眼睛，莫名的疾病，以及隐约地有点畸形的没有男子汉气概的臀部。不过即使如此，个人的种种奥秘继续引逗着回忆录的作者。我既不能从环境中也不能从遗传中找到使我成形的具体工具，那在我生活上压下了某种复杂的水印图案的无名的滚轧机，它那独一无二的图案在艺术之灯被点燃、照亮了生命的全景之时变得清晰可见。 第三节 为了更准确地在时间上确定关于童年的一些记忆，我不得不根据彗星和日食来做出判断，如同历史学家在处理传奇的片段时所做的那样。但是在其他事情上我并不缺乏资料。例如，我看见自己费劲地在海边湿漉漉的黑色岩石上爬着，而诺科特小姐，一个忧郁的无精打采的家庭教师，以为我跟在她后面，便和弟弟谢尔盖藏书网沿着弯曲的海滩漫步走去。我戴着一只玩具手镯。当我在那些岩石上面爬的时候，我兴高采烈地、滔滔不绝地、饶有兴味地不断重复吟诵英语“童年”这个词，它听起来神秘而新鲜，随着它在我小小的、塞满了过多东西的、兴奋的脑子里和罗宾汉、小红帽以及驼背老仙女们的棕色帽子混在一起后，这个词变得越来越奇特。岩石上有浅洼，里面满是微温的海水，我的具有魔力的低语伴随着我在这些天蓝色的小水洼之间编织起某些咒语。 地点自然是亚德里亚海边的阿巴集亚。我手腕上的东西看上去像一只别致的餐巾环，是半透明的浅绿和粉红的赛璐珞制品，那是圣诞树上的产物，是和我同龄的漂亮的堂妹奥尼亚几个月前在圣彼得堡给我的。我一直深情地珍爱着它，直到它里面出现了黑色条纹，我像是在梦里一样认为，那是我去附近阜姆城的一家可恨的、让人害怕的理发店理发时剪下来的头发，不知怎的和我的眼泪一起跑进了那藏书网光亮的物质之中。同一天，在一家海滨小餐馆，就在给我们上食物的时候，我的父亲恰巧注意到了附近一张桌子上坐着两个日本军官，我们马上就离开了——不过我还是匆匆一把抓起整个柠檬冻奶球，藏在发痛的嘴巴里带了出去。那是一九〇四年。我五岁。俄国在和日本打仗。诺科特小姐订阅的每周出版的英文画报饶有兴味地翻印了日本艺术家画的战争画面，表现了如果我们的军队试图在贝加尔湖充满危险的冰面上铺铁轨的话，俄国的火车头——日本的绘画风格使得它们活像玩具——将会怎样沉入湖中。 不过让我想一想。我甚至还有更早的有关那场战争的记忆。那一年年初的一个下午，在我们圣彼得堡的家中，我被人从儿童室带下楼到父亲的
九九藏书
书房去向家里的一个朋友库罗帕特金将军问好。他粗壮的裹在军装里的身躯发出轻微的嘎吱声，他在他坐着的长沙发上摊开一把火柴和我玩，把十根火柴首尾相接连成一条横线，说道：“这是无风天气时的海洋。”然后他把每两根火柴斜搭着靠起来，把直线变成了之字形——那是“风暴中的海洋”。他把火柴收拢在一起，我想，是要搞点更有趣的把戏，就在这时我们被打断了。他的副官进来，对他说了些什么。库罗帕特金激动地用俄语咕哝着，费劲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他沉重的身体离开长沙发的时候，散放在上面的火柴弹了起来。那天，他接到命令，就任俄国远东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这一事件十五年后有个特殊的结局。在我父亲从布尔什维克占领下的圣彼得堡逃往俄罗斯南部时途中，在过一座桥的时候，一个老人前来和他搭讪，他穿着羊皮大衣，看上去像个灰胡子的老农。他向我父亲借火。紧接着他们互相认出了对方。我希望老库罗帕特金的乡下人的伪装使他成功地躲过被苏维埃囚禁的命运，但是这不是我想说的要点。使我感到高兴的是火柴主题的演变：他让我看的那些魔术火柴被轻视，放在了不知道什么地方，他的军队也消失了，一切都成了泡影，就像我的玩具火车，在一九〇四和一九〇五年的冬天，在威斯巴登时我试图将它驶过奥拉宁饭店庭院里的结冰的水坑时的遭遇一样。将你的一生循着这样的主题构思梳理，我想，应该是自传的真正目的。九九藏书 第四节 伴随俄国灾难性远东战役的终结的，是国内暴烈的动乱。我的母亲没有被吓倒，在国外度假式地生活了几乎一年之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圣彼得堡。这是一九〇五年初。国家事务需要我的父亲留在首都；立宪民主党——他是创始人之一——即将于次年在首届杜马中赢得多数席位。那年夏天，在一次和我们在乡间短暂相聚时，他怀着爱国的惊愕确知我和弟弟能够用英语读写，却不会用俄语读写（除了KAKAO和MAMA之外）。于是决定请村子里小学的校长每天下午来给我们上课，带我们散步。 随着我的第一套水手装上附带的哨子的一阵尖利而快乐的哨声，我的童年将我召回到那遥远的过去，叫我再一次和我那令人快乐的老师握手。瓦西里·马季诺维奇·热尔诺斯科夫有着蓬松的棕色胡子、正在变秃的头和青蓝色的眼睛，一个眼睛的上眼皮上长了个令人着迷的赘疣。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带来了一盒特别吊胃口的方木块，木块的每一面上印着一个不同的字母；他使用这些方块时就好像它们是无比珍贵的东西，说起来确实也是（而且还能够用来给玩具火车搭成绝妙的隧道）。他敬重我的父亲，父亲不久前才重建了村子里的学校，并且使学校现代化了。作为自由思想的老式象征，他引人注目地用一根松垂的黑领带随便地打了个蝴蝶结。当他和我，一个小男孩，说话的时候，使用第二人称的复数形式——不像仆人用时的拘谨，也不像母亲在充满柔情、比如说我发烧或者丢了一个小小的火车乘客（仿佛用单数形式太单薄，承载不了她爱的分量）的时候会用的样子，而是以一个人和另一个他没有熟悉到可以用“thou”说话的人说话时所用的有礼貌的普通口吻。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革命者，在我们乡间漫步的时候他常常会急切地比划着，谈论人类、自由、战争之恶以及炸死暴君的不幸（可是我觉得有趣）需要，有时他会拿出当时很流行的和平主义的作品Doloy Oruzhie！（译自伯萨·冯·祖特内尔的《放下武器》），用冗长乏味的引文来款待我，一个六岁的孩子；我试图反驳：在那个幼小好斗的年龄我为流血辩护，愤怒地保卫我的玩具手枪和亚瑟王骑士的世界。当所有激进分子被无情迫害的时候，热尔诺斯科夫被送到苦役营，但他设法逃到了国外，一九三九年在纳尔瓦去世。99lib?藏书网藏书网 在某种意义上，我能够继续沿着我个人的小路又前进了一段，要归功于他。这是和那乱世中的十年的大路平行的一条小路。当沙皇在一九〇六年七月违反宪法解散了杜马以后，一些议员，包括我父亲在内，在维堡召开了一次反抗的会议，发表了宣言，敦促人民抵制政府。为此在一年半多以后他们被捕入狱。我的父亲被单独囚禁，和他的书、他的折叠澡盆及他的那本J·P·穆勒写的家庭体操手册一起度过了虽说有些寂寞但却是宁静的三个月。母亲到死都保存着他设法让人偷偷带给她的信件——用铅笔写在手纸上的快活的书信（我于一九六五年把这些信发表在罗曼·吉赖恩堡在纽约编辑的俄语评论《空中道路》的第四期上）。他重获自由的时候我们都在乡下，是村里小学的校长指挥了庆祝活动，在父亲从火车站回家的路上安排彩旗（其中一些公然就是红的）和用松针做的拱门及矢车菊——父亲最喜欢的花——花冠欢迎他。我们小孩子们也到村子里去了，我是在回忆起具体的那一天的时候无比清楚地看到了那条闪烁着阳光的河流；那桥，还有某个渔民留在桥的木栏杆上的马口铁罐刺眼的反光；那椴树覆盖的小山和它玫瑰红的教堂及安葬着母亲家的亡者的大理石陵墓；那条通向村子的土路；那在土路和紫丁香丛之间、裸露出片片沙土、长着蓝绿色矮草的一条草地，紫丁香丛后面是摇摇晃晃排成一排的布满圆斑和青苔的木屋；离旧的木结构校舍不远处的新的石砌校舍；以及，当我们的马车很快驶过时从村舍间一声不响高速冲出来的牙齿极白的那只小黑狗，留着它的叫声，等它无声的冲刺将它最终带到疾驶的马车近旁时爆发，这是它最开心的。?９9lib.藏书网 第五节 在我们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奇异的十年间，新与旧，开明的与家长式的作风，命定的贫穷与宿命的财富全都荒唐地交织在了一起。在一个夏季里会发生好几次这样的事情，当我们正在维拉庄园宅子里楼下明亮的、有许多窗户的、墙面镶嵌胡桃木板的餐厅里吃着午饭的时候，男管家阿列克谢会脸上带着愁苦的表情弯着身子低声（如果有客人，声音更是特别低）告诉父亲说，有群村民想在外面见见barin（老爷）。父亲会轻快地拿下放在腿上的餐巾，向母亲打一声招呼。从餐厅西头的一扇窗户能够看到大门附近的部分车道，看见在门廊对面的忍冬树丛的顶部。从那个方向会传来看不见的人群和我的看不见的父亲打招呼时农民式的欢迎的殷勤的嗡嗡声。接下去的谈话以普通的口气进行，我们听不见，因为他们头顶上的那扇窗子为了不让热气进来是关着的。想来是请求他在当地人的某个纠纷中进行调停，或要求一些特殊的补贴，或请求允许收获我们某一小块地上的庄稼，或砍伐他们渴望得到的我们的树丛。如果，像通常发生的那样，父亲立刻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就会再一次听到那嗡嗡声，然后，为了表示感谢，这个好barin会经历被晃动然后拋起，并安全地被二十来条强健的胳膊接住这个具有民族特点折磨。 在餐厅里，我和弟弟会被告知接着吃饭。我的母亲，拇指和食指间捏着一点好吃的，会看一眼桌子下面，看看她那条神经质的脾气不好的达克斯小猎狗在不在。戈莱小姐会说：“Un jour ils vont lelaisser tomber.”她是一位古板悲观的老太太，曾是母亲的家庭教师，仍旧和我们住在一起（和我们自己的家庭教师关系特别糟）。从我坐的地方，我会突然透过西面的一扇窗子，看见升空的壮观实例。在那儿，有一小会儿，父亲身穿被风吹得飘起的白色夏季西服的身影会出现，在半空中壮观地伸展着身体，四肢呈奇怪的随意姿态，沉着英俊的面孔向着天空。随着看不见的人将他有力地向上拋，他会像这个样子三次飞向空中，第二次会比第一次高，在最后最高的一次飞行的时候，他会仿佛是永远斜倚着，背衬夏季正午钴蓝色的苍穹，就像那些自在地高飞在教堂穹形天花板上的、衣服上有那么多的褶子的天堂中的角色，而在它们下面，凡人手中的蜡烛一根根点燃，在烟雾蒙蒙中微小的火焰密集成一片，神父吟诵着永恒的安息，葬礼用的百合花在游弋的烛光下遮挡住躺在打开的灵柩中的不论什么人的脸。 第一节 追溯到我自己有记忆的开始（怀着兴趣，怀着乐趣，很少怀着敬佩或厌恶），我一直就容易产生轻微的幻觉。有的是听觉上的，有的是视觉上的，我从中都没有得到过什么好处。遏制了苏格拉底或鼓励了圣女贞德的预言性特点，在我身上退化到了在拿起和放下占线的同线电话的听筒时恰巧听见了的什么东西的水平上。在就要睡着之前，我常常意识到在我头脑中一个毗连部分正在进行着某种单边的谈话，和我当时思想的实际走向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不带感情的、超然的、无特色的声音，我听到它说些对我毫不重要的话——一个英语或俄语的句子，甚至都不是对我说的，而且琐碎到我几乎不敢举例的地步，生怕我希望传达的索然寡味会被些微的含义所破坏。这个愚蠢的现象似乎是某种入睡前似醒非醒状态下的幻象的听觉上的对应，我对这种幻象也是非常熟悉的。我指的不是被欲望之翅的扇动召唤来的脑海中的鲜明形象（比如说，早已去世的一个挚爱的先辈的脸）；那是人的心灵能够进行的最为勇敢的活动之一。我也不是在暗指所谓的飞蝇幻视——玻璃体中的微粒投在视网膜杆上的阴影，看上去是飘过视野的透明线条。也许更接近于我所想的入睡表象的，是你刚刚熄灭的灯给眼睑上的黑暗造成的彩色斑点、一阵突然的残留影像。然而，并不真正需要这样的冲击作为在我闭着的双眼前经过的缓慢而持续展开的幻象的起始点。它们出现又消失，没有昏昏欲睡的观察者的参与，但是和梦中景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他仍然是自己感官的支配者。这些幻象常常是怪诞的。恶作剧的人影，五官粗俗、脸色红润、肿着一个鼻孔或耳朵的侏儒和我纠缠不休。不过有的时候，我的光幻觉会带上使人感到平静的flou的特点，那时我会看见——可以说是投射在我眼皮内层——灰色的人影在蜂巢之间走动，或者是小小的黑色鹦鹉逐渐消失在雪山之中，或者是远方的紫色消融在移动着的船桅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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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网 在这一切之外，还显示出我是一个有色听觉的好例子。也许用“听觉”不够准确，因为颜色的感觉似乎产生于我一面想象某一个字母的外形，一面口头发出它的声音的动作之时。英语字母表中的长音a（除非另外说明，以后提到的都是英语字母表）对我来说具有风化的木头的色彩，但是法语的a唤起的是拋光的乌木。这个黑色组里还包括硬音g（硫化橡胶）和r（正在被撕开的满是煤灰的抹布）。白色组里有燕麦片n、软面条1和镜背是象牙的小镜子。法文on让我感到迷惑，我看到的是一只倒满烈酒的小酒杯具有张力的液面。转到蓝色组，有钢铁般的x、雷雨云z和蓝莓k。既然在声音和形状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相互作用，我看到的q比k的棕色更深，而s不是c那样的浅蓝，而是天蓝色和珍珠色的奇特混合。前后相连的色彩不会融合，双元音没有自己特别的颜色，除非在某种９9liｂ?别的语言中是一个单字符（就这样，代表sh的个灰茸茸颜色的三词干俄语字母，一个和尼罗河奔流的河水同样古老的字母，影响了它在英语中的代表）。 我要在被打断之前赶紧列完我的单子。在绿色组有桤木叶f、生苹果p和阿月浑子t。对w，我最多也就能想到多少加上了点紫色的暗绿色。黄色组里包括了各种e和i、米黄的d、亮金色的y和u，它们字母上的明暗程度我只能用“带着橄榄青光泽的黄铜色”来表达。在棕色组里有软音g浓重而富有弹性的色调、较淡的j和浅褐色鞋带样的h。最后，在红色组中，b具有画家们称作焦赭色的色调，m是粉红法兰绒的一个裥褶，而今天我终于将v和梅尔茨及保罗的《色彩词典》中的“蔷薇石英”完美地配上了。彩虹这个词，一条原色的但绝对是灰暗的彩虹在我自己的语言中是那几乎读不出来的kzspygv。第一个讨论有色听觉的作者，据我所知，是一八一二年时埃朗根——位白化病的医生。 一个有联觉者的坦白，对于那些受到比我的墙要坚固的墙保护，因而没有这类漏雨透风情况的人来说，听起来必定是乏味而做作的。不过对我的母亲，这一切似乎很正常。这件事引起注意是我七岁那年的一天，我正在用一大堆旧的字母积木块搭一座塔。我随口对她说，这些积木块的颜色都不对。这时我们发现，她的一些字母和我的字母的色彩一样，此外，她在视觉上还受音乐音符的影响。音符在我身上却不引起任何色听联觉。我很遗憾，音乐对我只是作为任意的一连串多少有点令人不快的声音而产生影响。在某些感情状态下，我能够忍受小提琴深沉的抽搐，但是音乐会演奏用的钢琴和所有的管乐器，少听使我厌烦，多听使我痛苦。虽然每年冬天我都要去看为数不少的歌剧（在六年的时间里我想必至少看过比这个数目多一倍的《鲁斯兰》和《黑桃皇后》的演出），我对音乐的微弱反应完全被淹没在视觉的折磨中了：我在皮曼身后没法阅读，或者想象不出在朱丽叶的花园里朦胧的花朵中的天蛾。 母亲尽一切可能加强我具有的对视觉刺激的总的敏感。她为我画了多少透明水彩画啊；当她让我看那棵蓝红混色长出来的丁香树时是一种怎样的启示啊！有时，在我们圣彼得堡家中，她会从她梳妆间（也是我出生的房间）墙上的一个秘密小间里拿出许多珠宝首饰来，供我睡前玩。那时我还非常小，对我来说，那些闪闪发光的冕状头饰、短项链和戒指，在神秘性和魅力上丝毫不比城市中帝国节日期间的灯彩逊色——在寒冷的夜晚声音被减弱后的寂静中，由宝石蓝、翡翠绿、红宝石色等颜色的彩色电灯泡组成的巨大的交织字母图案，王冠以及其他的纹章图案，带着一种陶醉的节制，在住宅区沿街房屋正面积雪的檐口上方闪烁着光芒。 第二节 童年无数次生病使母亲和我更亲了。很小的时候，我表现出了对数学反常的悟性，但在我简直毫无才能的青年时期完全失去了它。这个才能在我和扁桃体周脓肿及猩红热的搏斗中扮演了一个可怕的角色，我感到庞大的球体和巨大的数字在我疼痛的脑子里无情地膨胀。一个愚蠢的家庭教师过早地向我解释了对数，我还读到了（我想是在一本叫《少年自己的文章》的英国出版物中）某个印度计算者在正好两秒钟的时间里能够算出，比方说，3529471145760275132301897342055866171392的17次根（我不能肯定我记对了这个数字，反正根是212）。这些就是在我神志不清时大肆作怪的怪物，唯一能够阻止它们从我的头脑里把我自己挤出去的方法，就是挖出它们的心来将它们杀死。但是它们实在是太强大了，当我企图向母亲解释事情的时候，我会坐起来，费劲地说出混乱不清的句子。在我的谵语中，她听出了她自己也曾经有过的感觉，她的理解会把我膨胀的宇宙带回到牛顿学说的准则上来。 有像自我抄袭这类乏味的文学知识的未来的专家，会想要在我的小说《天赋》中将主人公的经历和原始事件进行核对。一天，在病了很久以后，我身体仍然很虚弱，躺在床上，发现自己沉浸在一种奇特的轻松和安详的愉快感之中。我知道母亲出去给我买每天的礼物了，它们使得病愈后的恢复期令人感到如此的愉快。我猜不出来这次的礼物会是什么，但是透过我奇怪的半透明狀的水晶球，我眼前生动地出现了她沿莫斯卡亚街驶向涅夫斯基大道的情景。我辨认出了由栗色骏马拉的那轻便雪橇。我听到了它喷着鼻息的呼吸声，阴囊有节奏的啪嗒声，以及冻土块和积雪撞击雪橇前沿的砰砰声。在我的眼前以及母亲的眼前隐现出车夫的后背，穿着絮得厚厚的蓝袍子，放在皮套子里的表（两点过二十分）扣在腰带后面，腰带下现出他巨大的有着南瓜般褶皱的穿得厚厚的臀部。我看见母亲的海豹皮衣，随着车速的增加越来越冷，看见她把手笼抬到脸前——一个圣彼得堡的贵妇冬季乘车的优雅姿势。摊开着一直盖到她的腰部的巨大的熊皮的两个角用环挂扣在她座位低矮的靠背侧面的球形把手上。在她身后，一个帽子上有帽章的男仆紧抓着这两个把手，站立在滑板后端上方狭窄的支撑物上。 当我仍在注视着雪橇的时候，我看见它在特罗曼商店（卖书写用具、青铜小玩意儿和牌）外停了下来。不久，母亲从这家商店出来，男仆跟在她身后。他拿着她买的东西，我看着像是一支铅笔。这么一件小东西她自己都不拿，我感到吃惊，这个有关尺寸的不愉快的问题重新引起了微弱的、我本希望它已经和发烧一起消失了的“头脑膨胀效果”，幸运的是时间很短。当她再一次坐上雪橇，让人掖好盖着的熊皮的时候，我看着大家，包括马在内，呼出来的水汽。我还看着她为了使那绷得太紧的、紧贴着脸的面纱的网松动一些而做的那熟悉的撅嘴动作。如今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当年每当我吻她戴着面纱的面颊时，我的嘴唇所感到的网状的温柔又回到了我的记忆之中——伴随着一声快乐的叫喊，从雪蓝的蓝窗子（窗帘还没有拉上）的过去中飞出来，飞回到我的记忆之中。 几分钟以后，她走进了我的房间，怀里抱着一个大包裹。在我的幻觉中包裹９９ｌib?被大大地缩小了——也许是因为我下意识地纠正了逻辑警告我仍然可能存在的高烧时膨胀的世界的可怕残留。现在发现这个东西是一支巨大的多边形的费伯牌铅笔，四英尺长，粗细度与之相称。它一直作为陈列品挂在商店的橱窗里，她认为我垂涎于它，因为我垂涎于一切不太可能购买得到的东西。店主不得不给一位代理商打电话，一个叫利博纳的“医生”（好像这交易确实具有某种病理学上的重要性似的）。在可怕的一瞬间，我心想不知笔尖是不是用真的石墨做的。是用石墨做的。几年后我在侧面钻了个孔，满意地看到铅贯穿在整支铅笔之中——这是费伯公司和利博纳医生方面为艺术而艺术的完美的例子，因为这支铅笔实在太长了，没法使用，而且也不是为了使用做的。 “啊，是的，”每当我提到这种或那种非同寻常的感觉的时候她就会这样说，“是的，这我都知道。”并且以有些令人感到怪异的坦率讨论诸如双重视觉、三脚桌的木结构里轻轻的敲击声、不祥预感以及似曾经历的错觉。她直系先辈中全都显示了些许宗派特点。她只在大斋节的第一个星期日和复活节才去教堂。这种宗派心态在她对希腊天主教的仪典和神父相当程度的反感上表现了出来。她被福音书中的道德和理想化的一面深深吸引，但是并不感到需要支持任何的教义。死后生活可怕的无保障和缺乏私密性的想法从未在她的思想中出现过。她强烈和单纯的虔诚性表现在她既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又相信从尘世生活的观点不可能理解这个世界。人能做的仅仅是在朦胧和幻想中瞥见前面的真实的东西，正如天生具有在白昼能够超乎寻常地持续活动的大脑的人们，在最深沉的睡眠中，在错综纠缠和毫无理性的噩梦的痛苦以外，能察觉到醒时有秩序的现实。九九藏书 第三节 全心全意去爱，别的就交给命运，这是她遵循的简单规则。“Votzapomni〔现在记住〕，”她会用密谋的口气这样说，一边要我注意在维拉的这样或那样可爱的东西——一只云雀在春天一个阴沉的日子飞向酥酪般的天空，炽热的闪电照亮黑夜中远处一排树木，枫叶在棕褐色沙地上铺成了调色板，新雪上一只小鸟楔形的脚印。仿佛是感觉到几年后她的世界中这个有形部分将会消亡，对于分散在我们乡村别墅的各种各样的时间的标记，她培养了一种非凡的意识。她怀着与我现在描绘她的形象及我的过去时同样的怀旧热情，珍视她自己的过去。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继承了一个精美的幻影——无形财产、非不动产的美——后来证实这成了承受以后的损失的极佳训练。她特有的标记和特征对我和对她自己都同样珍贵和神圣。那儿有过去专门为她母亲的特殊爱好而保留的房间，一个化学实验室；那儿，在上坡通向格雷亚兹诺（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村的路边，如我父亲——一个热诚的自行车爱好者爱说的那样，在人们喜欢“不畏艰险骑车”（b?ka za roga）的最陡的一段，并且是他求婚的地方，有那棵标志着那个地点的椴树；还有，在那所谓的“老”庭园里的那个废弃了的网球场，现在是一片青苔、鼹鼠丘和蘑菇，在一八八〇和一八九〇年代曾是欢乐的集会的场所（就连她严厉的父亲也会脱掉大衣，估量着舞动那把最重的球拍），但是到我十岁的时候，大自然已经抹去了原来的一切，彻底得就像用一块毡擦去了一道几何题。 那时候，在庭园的“新”区的尽头已经建起了一个极好的现代化网球场，是由专门从波兰请来的技术熟练的工人修建的。铁丝网把面积很大的黏土网球场的场地和四周开花的草地隔开。经过一夜的滋润之后，球场地面带上一层棕色的光泽，德米特里会用一个绿罐子里的液体白垩重画白线，他是我们的园丁中个子最小、年纪最大的一个，是一个温顺的、总穿着黑靴子和红衬衫的矮子，随着刷子沿着线往下画，他弓起身子，慢慢往后退。一道豌豆树篱（北俄罗斯的“黄色金合欢”）——中间开了个缺口，正对应着球场的网格门——和围住球场的网子以及一条叫做tropinka Sfinksov（“天蛾路”）的小路平行——小路因.99lib.为黄昏时分飞来拜访沿着面对树篱的路边长着的、同样在中间也有一道缺口的蓬松的丁香丛的天蛾而得名。这条小路形成了一个大T的一横，一竖是一条两旁有和母亲同龄的修长的栎树的小径，穿过（如前所说）整个新庭园。从车道附近T的底部沿着林荫路看过去，可以很清楚地辨认出五百米以外——或者说离我现在所处的地方五十年之遥的那明亮的小缺口。我们当时的家庭教师，或者是父亲，当他和我们一起待在乡间的时候，在我们兴奋激动的家庭双打中总是和我弟弟搭档。母亲把一只小脚向前踏一步，弯下戴着白帽子的头，一丝不苟地发出一个无力的球，按老样子叫喊道：“打呀！”我很容易向她发脾气，而她很容易向拾球的球童发脾气，这是两个光脚的农家孩子（德米特里长着狮子鼻的孙子和马车夫领班的女儿、漂亮的波兰卡的孪生兄弟）。收获时节，北方的夏季变得十分炎热。一身大红的谢尔盖总是用两个膝盖把球拍一夹，吃力地擦眼镜。我看见自己捉蝴蝶的网子靠在球场的围网上——以备万一用得着。沃利斯·迈尔斯关于草地网球的书摊开在一张长椅上，每一次交锋之后，父亲（一个一流的网球手，能发弗兰克·赖斯里式的炮弹式发球和打漂亮的“提拉球”）会卖弄地询问弟弟和我，“随球动作”那优美的状态是否降临到我们头上了。有时候一场大暴雨会把我们挤到球场一角的躲避处，而老德米特里会被派到宅子里去取伞和雨衣。一刻钟后他会抱着山一样的一.99lib.大堆衣服重新出现在长长的林荫路上，他往前走的时候，随着太阳重新照耀，林荫路上又会闪现出点点豹斑，也就不需要他的大包了。 她喜欢所有技巧性的和冒险性的游戏。在她灵巧熟练的手中，一千块的拼图逐渐形成一幅英国狩猎的景象；原来看上去像一条马腿的东西结果是榆树的枝干，一直找不到地方的一块会正合适地填进斑驳陆离的背景中的一个空缺里，给你一种抽象然而是可触知的满足带来的淡淡的兴奋。有一阵子，她非常喜欢扑克牌戏，这种牌戏是通过外交圈子传到圣彼得堡社交界的，因此其中一些组合有好听的法文名字——“三张对”是brelan，“同花”是couleur，等等。当时玩的是常规的“暗扑克”，偶尔玩增加刺激的积累赌注和用小丑做百搭的扑克戏。在城里，她常常在朋友家里玩扑克，一玩玩到凌晨三点，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中的社交消遣；后来，在流亡期间，她常常会想象（怀着和回忆起老德米特里时同样的惊讶和不安）她的车夫皮洛戈夫似乎仍在无尽的长夜的无情的严寒中等着她，尽管，他的情况是，在一间热情好客的厨房里喝加了朗姆酒的茶，必定在缓和那些漫长的不眠夜的等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9９lｉb? 夏天她最大的快乐之一是极具俄国特点的消遣hodit'po grib?（找蘑菇）。她的美味收获用黄油炸后再用酸奶油加浓，经常出现在晚餐桌上。并不是说味觉品尝的时刻有多么大的重要性，她主要的快乐是在寻找的过程之中，而这个寻找是有自己的规则的。据此，伞菌是不摘的；她摘的都是在菌类中可以食用的牛肝菌属那一类，被一些人称做“管状蘑菇”、被真菌学家客观地界定为“陆生，多肉，易腐，由中央柄支持的真菌类植物”的蘑菇（黄褐色的edulis、棕色的scaber、红色的aurantiacus，以及其他几种近属）。它们小巧的帽子——在未成熟时坚实，成熟后则粗壮，引人垂涎——有着平滑（不是片状体）的背面和匀整结实的柄。牛肝菌蘑菇经典的简单结构使它们和有着荒唐的菌褶及软塌塌的柄环的“真正的蘑菇”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拥有胆小的味蕾的国家把他们的知识和胃口都局限在后者，即那些平庸和丑陋的伞菌身上，因而，在英美外行的脑子里，贵族类的牛肝菌最多也只是变了样子的伞菌而已。 下雨天气会使这些美丽的植物在我们园林里的杉树、白桦树和山杨树下大量出现，特别是在把园林一分为二的车道东边的老园子里。那里背阴的幽深处会汇集使俄国人的鼻孔张大的牛肝菌特殊的浓烈气味——一种由潮湿的青苔、肥沃的土壤和腐烂的叶子混合在一起的令人感到满足的阴湿气味。但是你还是得在湿润的林下灌木丛中扒拉细看上好一阵子，才能找到真正好的东西，例如一丛戴着小帽子的嫩edulis，或者有大理石花纹的那种scaber，并小心地将它们从土里弄出来。 在阴云密布的下午，母亲会拿着一个篮子（篮子的里侧被什么人的黑浆果染上了蓝色的斑迹），在毛毛雨中独自开始漫长的采集之旅。晚餐前，能看见她从园子小径幽暗朦胧的深处出现，她娇小的身躯和头裹在带帽兜的绿棕色的羊毛披风中，上.99lib.面无数的小水珠在她周围形成了一种薄雾。当她从滴水的树下走近看见我的时候，她的脸会现出一种古怪的阴郁表情，也许是表示运气不好，但是我知道，这其实是得胜的搜寻者紧张地抑制住、小心地呵护着的幸福感。就在她要到我跟前的时候，她的胳膊和肩膀会突然耷拉下来，并且发出夸大疲劳的“噗！”的一声，让篮子垂下，以强调它多么重和满得多么惊人。 她会在一条白色的花园长凳附近，把她的牛肝菌按同心圆摊放在花园里的一张铁圆桌上，挑拣数数。把老的、松软灰暗的去掉，留下嫩而脆生的。在仆人把它们包起拿到一个她一无所知的地方，去面对她不感兴趣的命运之前，有那么一小会儿，她会站在那里怀着默默满足的喜欣赏它们。而正像雨天傍晚常常会出现的那样，太阳在落山之前可能会闪出一道火红的光束，就在那儿，在湿漉漉的圆桌上，摆着她的蘑菇，色彩绚丽，有的带着外部植物——一片草叶沾在黏黏的浅黄褐色的菌盖上，或者青苔仍旧包在带黑点的柄的球茎状根部。一只小的尺蠖也会在那儿，像一个孩子的大拇指和食指，度量着圆桌的边缘，并且时不时地向上伸直身体，徒劳地寻找它从中跌落下来的那片灌木丛。 第四节 母亲不仅没有进过厨房和仆人区，而且这些地方在远离她的意识的地区，就像旅馆中相应的地区一样。父亲也没有管理宅第的意愿，不过他还是规定了三餐的食谱。他会轻轻叹口气，打开吃过甜品后男管家放在餐桌上的像个签名簿一样的大本子，用优美流畅的字迹写下次日的菜单。他有个奇怪的习惯，在他考虑下面一连串的文字的时候，总让铅笔或钢笔在纸的上方抖动。对他的建议母亲或是含糊地点头同意，或是做个怪相。名义上，是她过去的保姆在管家，那时她已经是一个老眼昏花、满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皱纹的老妇了（一八三〇年左右出生，生来就是奴隶），她有一张忧郁的乌龟般的小脸，和一双走起路来拖着的大脚。她穿件修女式的棕色裙衣，散发出咖啡和腐败的虽微弱却难忘的气味。在我们的生日和命名日她令人畏惧的祝贺方式是农奴式的吻肩膀。由于年龄的增长她逐渐形成了病态的吝啬，特别是在糖和蜜饯果酱等上面，因而逐渐地，在我父母的认可之下，其他家务安排开始瞒着她悄悄地实行起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果知道了会使她心碎的），她仿佛仍是悬挂在自己的钥匙圈上，而母亲则尽最大的努力用安慰的话语来打消不时在老人日益糊涂的脑子里闪过的怀疑。她是那遥远发霉的王国里唯一的女主人——她认为是个真实的王国（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要饿肚子了）——在她坚定而吃力地穿过走廊，去把在盘子里发现的半个苹果或两块碎了的小黄油饼干收起来的时候，跟随她的是男女仆人嘲笑的目光。 与此同时，有着大约五十个固定仆人，并且毫无监督的我们城里和乡间的住宅是难以置信的走马灯般的偷窃现场。两个幕后策划者，按好管闲事的老姑姑们所说，是厨师长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和园丁头伊戈尔，两个都是样子稳重、戴眼镜、鬓角花白、深受信任的多年的老仆人，姑姑们的话没有人留意，但是后来证明终究是对的。面对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账单，或在园栽草莓和温室桃子突然绝迹的时候，我的父亲，这个法学家和政治家，因无法对付自己家庭的收支管理而感到职业上的恼火；但是每一次一个复杂的盗窃事件曝光后，某种法律上的疑虑或者顾忌使他不去采取任何措施。当根据常识需要开除一个无赖的仆人时，那人的小儿子八成会得重病，找城里最好的医生给他看病的决定就会冲掉其他一切的考虑。因此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父亲宁肯听任整九九藏书个家务管理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不乏某种悠然的幽默），母亲则从她的老保姆的幻想世界不会破灭的希望中得到相当大的安慰。 母亲知道，破灭了的幻想会使人多么痛苦。最最微不足道的失望对她来说犹如一场大灾难。在维拉，一个圣诞节的前夜，在她快要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不巧生了小病卧床，她要弟弟和我（一个五岁，一个六岁）答应，第二天早晨不要去看我们会发现挂在床柱上的圣诞袜里面的东西，而要拿到她的房间里去看，以便使她能够看着我们，分享我们的快乐。醒来以后，我和弟弟偷偷商量了一下，然后各自急切地用手触摸塞满小礼物、发出令人开心的轻微噼啪声的圣诞袜；我们小心地把它们一件件地掏出来，解开丝带，打开薄绵纸，就着百叶窗缝里透进来的微光，察看了所有的东西，把这些小东西重新包好，塞回原处。然后我记得我们坐在母亲的床上，拿着鼓鼓囊囊的圣诞袜，尽最大努力做出她想看到的表演；但是我们把包装纸弄得这么乱，我们表现出的热切的惊异是这样没水平（我现在仍能看到弟弟把眼睛往上一翻，模仿我们新来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惊呼道：“Ah，que c'est beau！”），结果在观察我们片刻以后，我们的观众突然哭了起来。十年过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一群爱国人士和我舅舅卢卡一起向德国大使馆扔石头。违反了一切命名的优先规则，彼得堡沦落成了彼得格勒。贝多芬竟然是个荷兰人。新闻片演的是上镜头的爆炸，大炮的一阵阵发射，打着皮绑腿的庞加莱，荒凉的泥水坑，可怜的沙皇的小太子穿着切尔克斯人的军装，佩带着短剑和子弹带，他高大的姐姐们穿得如此邋遢，长长的火车上挤满了部队。母亲开设了一家私人医院收治伤员。我记得她穿着她极其厌恶的流行的灰白相间的护士服，流着同样孩子气的眼泪责备那些伤残农民冥顽不化的逆来顺受态度，以及非全心全意的同情之无效。再后来，在流亡期间，在回顾过去的时候，她常常指责自己（我现在认识到这是不公平的），说她对人的痛苦的感触，远不如她对人在无辜的自然——老树、老马、老狗——身上的感情发泄给予她的感触。藏书网 她对棕色的达克斯小猎狗的特殊喜爱使我挑剔的姑姑们不解。在装着她年轻时候的相片的家庭照相簿里，很少不包括一只这样的动物——通常是模糊的灵活柔软的身体的某一部分，但总有在快照中常见的达克斯小猎狗奇特的多疑的眼睛。我小的时候，仍有两只肥胖的老家伙，博克斯一号和鲁鲁，在门廊上懒洋洋地躺在阳光里。一九〇四年的某个时候，父亲在慕尼黑的一个狗展上买了一只小狗，它长大后成了一只脾气很坏但是非常漂亮的“火车儿”（这是我给他取的名字，因为他和卧车车厢一样是棕色的，也那么长）。我童年时代的音乐主调之一是“火车儿”的歇斯底里的声音，这是它在我们维拉宅的园林深处追踪从来没有抓到过的野兔时发出的，在黄昏时分它才从那儿叼着一只早已死了的鼹鼠的尸体、耳朵上粘满了牛蒡蒺藜回家（在我焦急的母亲站在栎树林荫路上长时间吹口哨以后）。一九一五年前后，它的后腿瘫痪了，在被用氯仿毒死前，它总是凄惨地像个无腿的残废人那样把身子拖过长长的光洁的镶木地板。后来有人给了我们另一只小狗，博克斯二号，它的祖父母是安东·契诃夫医生家的奎娜和布洛姆。最后的这只达克斯小猎狗跟随我们流亡，直到一九三〇年，在布拉格的郊区（那是我的寡母依靠捷克政府提供的很少的养老金度过了她生命最后岁月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它不情愿地和女主人一起出去散步，落得远远地气喘吁吁地蹒跚着，老态龙钟，对戴着的长捷克金属丝口套异常恼怒——一只穿着打补丁的不合身衣服的流亡狗。99lib..99lib. 我们在剑桥的最后两年，我和弟弟总在柏林度过我们的假期，我们的父母和两个妹妹以及十岁的基里尔在那儿，住在一套那种巨大、昏暗、明显是中产阶级的公寓里，在我的小说和短篇故事中，我把它租给那么多的流亡者家庭居住过。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晚上十点钟左右，母亲和平时一样斜靠在角落里的红色长毛绒的长沙发上，我正巧在给她读勃洛克关于意大利的诗歌——刚读到关于佛罗伦萨的这首小诗的最后，勃洛克把佛罗伦萨比做一朵娇嫩的烟青色的蝴蝶花，她一边织毛活一边说：“是的，是的，佛罗伦萨看上去确实像一朵d?mn?y iris，太对了！我记得——”这时电话铃响了。 一九二三年以后她搬到布拉格，我住在德国和法国，无法经常去看望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她去世的时候，我也没有在她身边。每当我设法到布拉格去的时候，总在岁月出其不意地重新披上它熟悉的面具之前感到那最初的痛苦。在她和她最亲密的侍伴叶夫根尼娅·康斯坦丁诺夫娜·霍菲尔德（一八八四——九五七）合住的那可怜的公寓房间里，在零星的破旧的二手家具上，到处放着大本子，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在上面抄下了她最喜爱的从马伊可夫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叶夫根尼娅在一九一四年接替了格林伍德小姐（而后者接替的是拉文顿小姐）做我的两个妹妹（一九〇三年一月五日出生的奥尔加和一九〇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生的叶莲娜）的家庭教师。我父亲的一只手的模型、一副现在属于东柏林的泰格尔希腊天主教的公墓里他的坟墓的水彩画，和流亡作家的作品放在同一个架子上，这些书的书皮用的是廉价纸，非常容易散开。一只用绿布蒙起来的肥皂箱上面，是她喜欢放在她的长沙发旁边的、在歪斜的框子里的发暗的小照片。她并不真正需要它们，因为一切都在她的记忆之中。就像一个巡回演出团的演员，虽然他们仍然记得他们的台词，却走到哪儿都怀带着一片任风吹刮的荒原，一座雾蒙蒙的城堡，一个具有魅力的岛屿，她也拥有她的心灵曾储存起来的一切。我现在仍能清楚地看到她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安详地考虑着摆在面前的一局单人纸牌戏：她倚在左胳膊肘上，左手空闲的大拇指贴在面颊上，手里拿着一支香烟挨在嘴边，右手则伸向下一张牌。她的无名指上闪现的两道光是两枚结婚戒指——她自己的和我父亲的，后者她戴着太大，.99lib.用一条黑线和她自己的系在了一起。 只要我在梦中见到了死去的人，他们总是一声不响，不安，奇怪地抑郁，和他们亲爱的、快活的本人很不一样。我毫不惊奇地感知到他们的存在，置身在他们在世间生活时从来没有到过的环境之中，在他们根本不认识的我的某个朋友的家里。他们分开坐着，对着地板皱眉，似乎死亡是个黑色的污点，一个可耻的家庭秘密。肯定不是在那个时候——不是在梦中——而是当你清醒的时候，在强烈的成功和欢乐的时刻，在意识的最高层次上，死亡的必然性才有机会从桅杆上，从往昔以及它城堡的塔顶上看到自己的极限以外。尽管透过迷雾看不见太多的东西，不知怎的总会有那看着正确的方向的极乐感觉。 第一节 一位没有经验的纹章学家很像一个中世纪的旅行家，他从东方带回的，是在他一直拥有的本国动物的知识的影响下形成的对该地区特有动物的想象，而不是直接进行动物学探究的结果。因此在本章的第一个文本中，当我描绘纳博科夫家族的纹章时（多年前在一些家庭琐物中不经意地看过一眼），不知怎的竟把它扭曲成两只摆着姿势、中间放着一个大棋盘的熊的炉边奇景。现在我查找了那个纹章，失望地发现它其实是两只狮子——微带棕色，也许是有着浓密粗毛的野兽，但是并不真正是熊——正跃立着扬起前爪，侧身后顾、怒目而视，傲慢地展示着那不幸的骑士的盾牌，盾牌只不过是西洋跳棋盘的十六分之一那么大，青红两色相间，每一个长方格中有一个臂端有三叶花的白色十字架。在它上方可以看见一个骑士的剩余部分：他坚硬的头盔和不能充当食物的护喉甲胄，以及从青红色叶状装饰中伸出来的一条勇敢的胳膊，仍在挥舞着一柄短剑。铭文是Za hrabrost'——“为了勇气”。 我在一九三〇年请教了父亲的表兄弟，热爱俄罗斯文物的弗拉基米尔·维克托罗维奇·戈卢布佐夫，据他说，我们家族的奠基人是纳博克·穆尔扎（全盛时期一八三〇年左右），一位摩斯科维的俄罗斯化了的鞑靼亲王。我自己的堂兄弟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纳博科夫是个博学的系谱学家，他告诉我，十五世纪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在莫斯科公国拥有土地。他让我参考一份关于一四九四年伊凡三世时代发生在乡绅库里亚金和他的邻居卢卡·纳博科夫的儿子们菲拉特、叶夫多基姆和弗拉斯之间的农村争执的文件（收入一八九九年尤什科夫在莫斯科出版的《十三至十七世纪的法案》中）。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纳博科夫家的人成了政府官员和军人。我的高祖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纳博科夫将军（一七四九—一八〇七）在保罗一世统治时期是诺夫哥罗德卫戍团的团长，在官方文件中这个团被称做“纳博科夫团”。他最小的儿子，我的曾祖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纳博科夫在一八一七年的时候是个年轻的海军军官，那时他和未来的海军上将冯·兰吉尔男爵及李特克伯爵一起，在海军上校（后来成了海军中将）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戈洛夫宁的领导下，参加了绘制新地岛（竟然偏偏是这个地方）地图的考察，那儿的“纳博科夫河”是以我的祖先的名字命名的。在相当一部分地名中留下了对考察团领队的纪念，其中之一是西阿拉斯加的苏厄德半岛的戈洛夫宁环礁湖，霍兰博士描述过那里的一种名为Parnassius phoebus golovinus（应该加上个大大的“原文如此”）的蝴蝶；但是我的曾祖父除了那条非常蓝，几乎是靛蓝色，甚至是愤愤不平的靛蓝色的，在湿漉漉的岩石间曲折流淌的小河之外，没有其他成就可言；因为他不久就离开了海军，n'ayant pas le pied marin（告诉我关于他的情况的我的堂兄弟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是这样说的），调到了莫斯科近卫团。他娶了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纳济莫夫（十二月党人纳济莫夫的姐妹）为妻。我对他的军事生涯一无所知，不管他干的是什么，都无法和他哥哥伊万·亚历山德诺维奇·纳博科夫（一七八七——八五二）相比，他是抗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之一，老年时是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的司令，里面的一个囚犯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等作品的作者，宽厚的将军把书借给他看。然而有意思得多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妻子是叶卡捷琳娜·普希钦，普希金的同学和亲密朋友伊万·普希钦的姐妹。印刷者们，注意了：两个是“钦”，一个是“金”。.９９ｌｉｂ. 我的祖父德米特里·纳博科夫（一八二七——一九〇四）是伊万的侄子，尼古拉的儿子。他在两位沙皇手下当了八年的司法部长。他娶了在俄国部队服役的德国将军费迪南德·尼古劳斯·维克托·冯·科尔夫男爵（一八〇五——一八六九）十七岁的女儿玛丽亚为妻（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在坚韧的古老家族中，某些面部特征不断反复出现，成了标志和缔造者的印记。纳博科夫家的鼻子（例如我祖父的）是俄罗斯式的，软而圆的鼻尖向上翘起，侧面看去鼻梁稍稍往里斜；科尔夫家的鼻子（例如我的）是一个帅气的德国式器官，有着醒目的鼻梁和稍稍昂起、鼻沟清晰的肉乎乎的鼻尖。高傲或感到惊奇的纳博科夫们扬起仅仅在中心部分有毛、因而眉梢往太阳穴方向越来越淡的眉毛；科尔夫家的眉毛弧度更优雅，但九九藏书同样是相当稀疏的。除此之外，随着他们在岁月的画廊中变成一片朦胧，纳博秤夫们很快就加入到了模糊的卢卡维什尼科夫们之中，对于后者，我只认识我的母亲和她的弟弟瓦西里，样本太少，对我眼前的目的没有什么用。而另一方面，我清楚地看到科尔夫家系的女子，都是花容月貌的美丽姑娘，她们有高高的红彤彤的颧骨、浅蓝色的眼睛，以及一边脸颊上那颗小小的痣，像贴上的美人斑，我的祖母、父亲、他的三四个兄弟姐妹、我二十五个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中的一些人、我的妹妹和我儿子德米特里都遗传到了，颜色深浅程度不同，但是多多少少仍然是同样印记的明显翻版。 我的德国曾外祖父费迪南德·冯·科尔夫男爵于一八〇五年出生在柯尼斯堡，他娶了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希什科夫（一八一九——八九五），度过了很有成就的军人生涯后，于一八六九年在萨拉托夫附近他妻子的沃尔甘领地上去世。他是冯·科尔夫男爵威廉·卡尔（一七三九——一七九九）和冯·德·奥斯滕—萨克恩女男爵埃莱奥诺尔·玛加丽塔（一七三一——一七八六）的孙子，普鲁士部队的少校尼古劳斯·冯·科尔夫（一八一二年去世）和安托瓦妮特·泰奥多拉·格劳恩（一八五九年去世）的儿子。安托瓦妮特·泰奥多拉·格劳恩是作曲家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的孙女。 安托瓦妮特的母亲伊丽莎白（一七六〇年生）娘家姓菲舍尔，是出生在哈通家的雷金娜（一七三二——一八〇五）的女儿，雷金娜是柯尼斯堡一家著名出社社长约翰娜·海因里希·哈通（一六九九—一个七六五）的女儿。伊丽莎白是个远近闻名的美女。她在一七九五年和第一任丈夫、那位作曲家的儿子Justizrat格劳恩离婚后，和一个不甚著名的诗人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冯·斯特奇曼结了婚，而且是一个有名得多的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一七七七——一八一一）的——按告诉我的德国人的说法——“慈母般的朋友”。克莱斯特三十三岁的时候热恋上了她十二岁的女儿黑德维希·玛丽（后来是冯·奥尔菲斯）。据说他在出发到万湖——和一个病弱的女士一起去执行自杀的约定——去之前到她家去告别，但是没有被准许进门，因为那天是斯特奇曼家洗衣服的日子。我的祖先和文学家之间的接触在数目和多样化上确实十分惊人。99lib. 我的曾外祖父费迪南德·冯·科尔夫的曾外祖父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于一七〇一年出生在萨克森的瓦伦布吕克。他的父亲奥古斯特·格劳恩（一六七〇年生）是个税务官（“K?niglicher Polnischer und Kurfürstlicher S?chsischer Akziseneinnehmer”——所论及的选帝侯，即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是他的同名人），来自牧师世家。他的高祖父沃尔夫冈·格劳恩一五七五年时是普劳恩（离瓦伦布吕克不远）的风琴手，如今，他的后代、那位作曲家的雕像装点着那儿的一座公园。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于一七五九年五十八岁时在柏林去世，十七年后，那里的新歌剧院以他的《恺撒和克娄巴特拉》作为开张的首场演出。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根据被他的皇室保护人的悲伤所感动的当地的讣告撰写人所写，甚至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在门采尔所作的腓特烈大帝用长笛吹奏格劳恩的作品的画幅上（格劳恩已经去世），格劳恩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多少有点超然地站在那里；在我流亡的年代里，这幅画的复制品始终跟随着我走遍我待过的每一个德国公寓。据说在波茨坦的无忧宫里有一幅当代的绘画，表现的是格劳恩和他的妻子多萝西娅·雷克普坐在同一架拨弦古钢琴前。音乐百科全书常常翻印柏林歌剧院里他的那幅画像，在画像中他看上去很像我的堂兄弟、作曲家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从往昔的流金岁月传回了一个有趣的小小的回声：在彩绘的穹顶下所有的那些音乐会的收入之中，二百五十美元之多的一笔钱于一九三六年在“嗨，希特勒”的柏林平淡地到达了我的手里。那时格劳恩家庭的限嗣继承的财产，主要是一批漂亮的鼻烟盒和其他珍贵的小摆设，在经历了普鲁士国家银行的许多变化之后，已经缩减到四万三千德国马克（约一万美元），钱被分给了这位有远谋的作曲家的后代：冯·科尔夫、冯·维斯曼和纳博科夫家族的人（第四个家族，即阿西纳里·迪·圣马尔扎诺伯爵家族，已经灭绝了）。.99lib. 两位冯·科尔夫男爵夫人在巴黎警察部门的刑事档案中留下了她们的痕迹。一个是一位瑞典银行家的女儿，做姑娘时名字叫安娜-克里斯蒂娜·施特格尔曼，是俄军上校弗罗姆霍尔德·克里斯蒂安·冯·科尔夫男爵的遗孀，他是我祖母的曾叔祖父。安娜-克里斯蒂娜也是另一个军人、著名的阿克塞尔·冯·费尔森伯爵的表妹或心上人或两者都是；正是她，一七九一年在巴黎把自己的护照和定做的簇新的旅行用四轮马车（一个有着高大的红色车轮的豪华东西，座位的靠垫都是乌得勒支丝绒做的，有深绿色的窗帘和各种当时很时髦的精巧装置，如vase de voyage借给皇室供他们出逃到瓦雷讷，皇后假冒是她，国王假冒两个小孩的家庭教师。另外一个与警察有关的故事牵涉到的伪装不具有这么大的戏剧性。 一个多世纪前在巴黎，随着狂欢节周的来临，莫尔尼伯爵邀请了“une noble dame que la Russie a prêtée cet hiver à la France”（如亨利斯在一八五九年《画刊》第二百五十一页的“宫廷报道”部分中所报道的）参加在他家里举行的化装舞会。这位贵妇就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尼娜，冯·科尔夫男爵夫人；她五个女儿中的老大玛丽亚（一八四二——一九二六）就要在同年，即一八五九年的九月和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纳博科夫（一八二七——一九〇四）结婚，他是科尔夫家的朋友，当时也在巴黎。为了这次舞会，男爵夫人为玛丽亚和奥尔加各定制了一套花童女装，每件二百二十法郎。根据那位笔底生花的《画刊》的记者的报道，这笔费用等于六百四十三天“de nourriture，de loyer et d'eien du père Crépin）〔食物、房租和鞋子〕”的开销所需，听起来很怪。服装做好了以后，科尔夫夫人觉得“trop décolletés”，拒绝接受。女裁缝叫来了huissier（法警），他们争吵得很厉害，我的好曾外祖母（她美丽，急躁易怒，而且，我遗憾地说，个人道德方面远不如从她对待低领口的态度上所显示出来的那么严格）起诉女裁缝要求损害赔偿。 她声称店里送服装来的女孩子是些“des péronnelles〔粗鲁无礼〕”的女子，在她提出衣服领子开得太低，不适合有教养的淑女穿的时候，作为回答，她们“se sont permis d'exposer des théories égalitaires du plus mauvais go?t〔竟敢极端低级趣味地炫耀民主思想〕”；她说已经太晚了，来不及定制别的化装舞服，她的女儿们没有去参加舞会；她指控法警和他的随行懒散地倒在软椅上，却让女士们坐硬椅子；她还火冒三丈，愤怒地抱怨说，法警竟然还威胁说要把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先生，“seiller d'état，homme sage et plein de mesure〔一个庄重、沉默寡言的人〕”，关进监狱，仅仅是因为这位绅士试图把法警从窗子里扔出去。这算不上什么大官司，但是女裁缝输了。她收回了衣服，退了钱，外加给原告一千法郎；另一方面，做马车的人在一七九一年交给克里斯蒂娜的约五千九百四十四里弗赫的账单，这笔钱根本就没有偿付过。 从一八七八到一八八五年一直任司法部长的德米特里·纳博科夫，顶着反动势力的猛烈攻击，尽他所能地就算没有加强至少也保护了六十年代自由派的改革（例如陪审团审判）。一位传记作家说：“他的表现很像风暴中一艘船的船长，会把部分货物抛到海里去，以保全其余的货物。”（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俄文本第二版）我注意到，这个悼文式的比喻无意中回应了一个铭文式的主题——我的袓父此前要把法律从窗子里扔出去的企图。 在他退休的时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让他在伯爵的头衔和一笔钱——想来是笔大数目——之间进行选择。我不知道伯爵的爵位在俄国究竟价值几何，但是和节俭的沙皇所希望的相反，我祖父（他的伯父伊万在尼古拉一世让他做出类似的选择时，也是这样决定的）坚决选择了更为实在的奖赏。（“Encore un te raté。”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冷冰冰地评论道。）退休后他多数时间住在国外。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他脑子开始糊涂了，但是他坚信只要他留在地中海地区，一切就不会有问题。医生们的看法相反，认为在某个山中胜地或在俄国北方的气候下他可能会活得长一些。有一个关于他在意大利某处摆脱了随从的惊人故事，我还没有能够很好地拼串起来。他在那里四处乱转，以李尔王式的愤怒，向咧着嘴笑的陌生人痛斥他的子女，直到在一片多石的荒野地带被一个缺乏想象力的carabinieri抓住。一九〇三年冬天在尼斯，我的母亲始终在他的身边，她是老人神经错乱的时刻唯一能够容忍在他左右的人。我和弟弟，一个四岁，一个二岁，和我们的英国女家庭教师一起，也在那儿。我记得窗玻璃在欢快的轻风中格格作响，以及一滴热火漆滴在我的手指上引起的令人惊奇的疼痛。我一直在用蜡烛的火焰（我跪在石板地上，入侵的阳光使火焰变淡，成了骗人的苍白色）把熔化的火漆棒变成大红的、蓝的和古铜色的气味特别好闻的黏糊糊的小团。不一会儿我躺在地板上惨叫起来，母亲赶来搭救，坐在轮椅里的爷爷在附近某处用拐杖使劲敲打发出回声的石板地。她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很艰难。他说粗话。他老是把沿英国人漫步街推他散步的护理人员误认做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一八八〇年代他在内阁的一个（早已去世）的同事。“Qui est cette femme——chassez-la！”当比利时或荷兰王后停下来问候他的健康的时候，他会用颤巍巍的手指指着她们对我母亲这样大声喊道。我依稀记得跑到他的椅子前给他看一块漂亮的鹅卵石，他慢慢地仔细看着，然后慢慢放进了嘴里。我真希望在母亲后来回忆这些岁月的时候，我有更强烈的好奇心。藏书网 他会越来越长久地陷入神志不清的状态；其中有一次他被转移到了在圣彼得堡皇宫码头他的住所里。随着他意识的逐渐恢复，母亲把他的卧室伪装成他在尼斯的卧室的样子。找到了几件类似的家具，让人专门把一些物件从尼斯急送过来，还弄来了所有他模糊的意识习惯了的花，种类和繁盛都恰到好处。从窗子里能够望得见的屋子的一小片外墙被刷成亮白色，这样，当他每次回复到比较清醒的状态时，就会发现自己安全地处在我母亲精巧策划出的幻觉中的里维埃拉。就在那里，在一九〇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平静地去世了，一天也不差地整整比我父亲早十八年。 他身后留下了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长子是德米特里，他继承了在当时沙皇的波兰领土上的纳博科夫长子继承地产；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莉迪亚·爱德华多芙娜·法尔茨-费恩，第二个是玛丽·雷德利希；次子是谢尔盖，米滔的总督，他娶了达丽雅·尼古拉耶芙娜·图奇科夫，她是斯摩棱斯克公爵、陆军元帅库图佐夫的玄孙女；下一个是我的父亲。最小的儿子是康斯坦丁，一个坚定的单身汉。女儿们是：纳塔丽娅，俄国驻海牙领事伊万·德·彼得森之妻；薇拉，运动员和土地所有者伊万·皮哈切夫的妻子；尼娜，和华沙军事总督劳施·冯·特劳本堡男爵离婚后，嫁给了日俄战争中的英雄、海军上将尼古拉·科洛梅茨耶夫；伊丽莎白嫁给了亨利，赛恩-维特根斯泰因-贝尔勒堡大公，他去世后又嫁给了她儿子们过去的家庭教师罗曼·利克曼；娜杰日达，德米特里·冯里亚利亚尔斯基的妻子，后来和他离了婚。 康斯坦丁叔叔在外交界服务，在他事业生涯的最后阶段，他在伦敦和萨布林就二者之中谁来领导俄国使馆展开了一场激烈而失败的斗争。他的一生没有什么特别的起伏变故，但是他两次绝妙地逃脱了比在一九二七年要了他的命的伦敦一家医院的穿堂风要凶险一些的命运。一次是在莫斯科，在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七日，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谢尔盖大公在爆炸前半分钟提出让他搭自己的马车走，我叔叔说谢谢，不用了，他想步行。于是马车驶向了和恐怖分子的炸弹的致命约会。第二次是在七年以后，他又一次失约了，这回是和一个冰山，是由于碰巧退掉了泰坦尼克的船票。我们逃出了俄国后在伦敦和他有很多来往。一九一九年我们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的见面在我脑子里是一个生动的插曲：我父亲大步走到他拘谨的弟弟面前紧紧地拥抱他，而他后退着连连说：“M? v Anglii，M? v Anglii〔我们是在英国〕。”他可爱的小公寓里满是来自印度的纪念品，如年轻的英国军官的照片等。他是《外交官的考验》（一九二一年）一书的作者，在大型公共图书馆里很容易找到这本书，他还出版了普希金的《鲍里斯·戈杜诺夫》的英文本。他连同山羊胡子等等一起出现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正门大厅左侧的一幅朴次茅斯和约签字场面的壁画上（和威特公爵、两个日本代表以及和善的西奥多·罗斯福一起）——我和一个鳞翅昆虫学家同事第一次经过那里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姓氏用金色的斯拉夫字符书写在那儿，觉得是个特别恰当的地方——对我认出来时发出的惊呼，他的应答是：“没错，没错。” 第二节 在圣彼得堡以南五十英里奥雷德兹地方的三个家族庄园，在图解时可以用三个相连接的圆来表示，在一条十英里长的链条中从东向西穿过卢加公路，我母亲的维拉在中间，右边是她兄弟的罗日杰斯特维诺，左边是祖母的巴托沃。连接它们的是奥雷德兹河上的几座桥，这条蜿蜒曲折、时而分叉时而环形的河流，从两侧冲刷着维拉。 这一地区还有另外两个离得较远的庄园和巴托沃有关：姑父维特根斯泰因大公的德鲁兹诺赛里在锡韦尔斯基火车站几英里之外，在我们的东北方向，距离六英里。皮哈切夫姑父的米秋西诺在南面，大约在到卢加去的路上五十英里处。我连一次都没有到那里去过，但是却经常驱车走那十多英里路到维特根斯泰因的庄园去，有一次（一九——年八月）还到他们另一处豪华的卡曼卡庄园去过，那庄园在俄罗斯西南的波多利斯克。 巴托沃庄园在一九〇五年成为阿纳斯塔西亚·马特维耶夫娜·赖利耶夫（娘家姓埃森）的财产时载入了史册。她的儿子孔德拉季·费奥多罗维奇·赖利耶夫（一七九五—一八二六）是个小诗人、记者和著名的十二月党人，他多数夏季都在这一地区度过，为奥雷德兹河写伤感怀旧的诗歌，歌颂河上明珠阿列克谢王子的古堡。传说和推理虽很难得结合，但一经结合则很有说服力，两者似乎表明，正如我在《奥涅金》的注释中更为详细地解释过的那样，人们极
少了解的赖利耶夫和普希金的手枪决斗就发生在巴托沃的园林中，时间是一八二〇年五月六日到九日（旧历）之间。在从圣彼得堡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长途旅行中，普希金的两个朋友安东·德尔维希男爵及帕维尔·雅可夫列夫在第一段行程中和他一起旅行了一小段。他们悄悄地在罗日杰斯特维诺下了卢加公路，过了桥（沉闷的马蹄声变成短暂的清脆的嘚嘚声），沿着有深深的车辙印的古道向西到巴托沃去。赖利耶夫正在宅子前面急切地等待着他们。他刚刚把怀孕已经到了最后一个月的妻子送到她在沃罗涅日的庄园里去，急于结束决斗——并且，上帝保佑，到那里和她会合。我能够在皮肤上和鼻孔里感觉到，当普希金和他的两个助手走下马车，深入到巴托沃宅子种有花草的边缘以外的仍然处于原始的黑暗之中的椴树林荫路时，迎接他们的北方春天乡村那沁人的寒意。我是这样清晰地看到那三个年轻人（他们三个人年龄加在一起等于我现在的年龄）跟在他们的主人和两个不认识的人后面，走进了园林。在那个时节，皱巴巴的小紫罗兰花刚刚钻出去年那一层厚厚的枯叶，新生的橙色尖翅粉蝶停留在颤动着的蒲公英上。有一刻，命运可能在阻止一个英勇的叛逆者走向绞刑架和使俄国失去《叶甫盖尼·奥涅金》之间动摇；但是两者都没有出现。 赖利耶夫于一八二六年在彼得保罗要塞的棱堡被处决后二十年，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希什科夫、后来成了冯·科尔夫男爵夫人的我的祖母的母亲从国家手中获得了巴托沃，一八五五年左右，我的祖父从她手上买了下来。两代由男女家庭教师培养的纳博科夫们知道，某条穿过巴托沃外面的树林的小路被称作“Le Chemin du Pendu”——被绞死者（社会上是这样称呼赖利耶夫的，而不愿用十二月党人或起义者）最喜欢的小路：麻木不仁，但同时表现出委婉和好奇（在那个时候，绅士是不常被绞刑处死的）的态度。我能够很容易地想象出，年轻的赖利耶夫在我们树林交错的绿网中散步、看书，那是他那个时代的一种浪漫的行走方式；正如我能够同样容易地看到，这位无畏的中尉在寒冷的参政院广场和他的同志们及困惑的部队一起反抗专制统治；但是那条好孩子们期盼的长长的“大人”的散步场的名字，在整个童年时期，在我们心中始终没有和巴托沃不幸的主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那是我的堂兄弟谢尔盖·纳博科夫，出生在巴托沃的la Chambre du Revenant里，他想象中有一个传统的鬼魂，我和家庭教师（记不清是男是女）模糊地猜测，想必某个神秘的陌生人被发现吊在那棵有一只稀有的天蛾繁殖的山杨树上。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赖利耶夫可能仅仅是“被绞死者”，这没有什么反常之处；但是在庄园主的家庭中，显然有一个怪诞的忌讳阻止了父母们去指认那鬼魂，仿佛说出了名字，就可能给用来为挚爱的乡间住宅一条美丽小径命名的短语那充满魅力的模糊性注入了令人不快的音符。不过，我发现甚至连我的父亲，一个对十二月党人了解得这么多、对他们的同情比他的亲戚们要多得多的人，当我们一起在那附近散步和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我记忆所及，竟然一次都没有提到过孔德拉季·赖利耶夫，这仍然使我感到很奇怪。我的堂兄弟让我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诗人的儿子赖利耶夫将军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及我的祖父D·N·纳博科夫是密友，还有，on ne parle pas de corde dans la maison du pendu。99lib? 从巴托沃出发，有深深的车辙印的古道（我们跟着普希金一起走过，现在重走一遍）往东两英里是罗日杰斯特维诺。就在那座主桥之前，你可以往北拐向一片开阔地，通向我们的维拉和它在路的两侧的两个园林，或者继续向东，走下一座陡峭的小山，经过一片长满了紫莓和总状花的老墓地，过桥向我舅舅家超然屹立在小山上的、有白柱子的宅子而去。 在圣彼得堡以南约五十英里、皇村（现为普希金）区卢加公路（亦称华沙公路）上的罗日杰斯特维诺，是一个有着同名的大村庄、大片的土地和高耸在奥雷德兹河上的大宅子的庄园，在十八世纪前通常被称作库罗维兹领地，在老科珀斯克区。一七一五年前后，这里是那个天字第一号的暴君彼得大帝一世的不幸的儿子阿列克谢王子的财产。一个秘密楼梯的一部分，还有我记不起来的别的什么东西被保存在建筑物的新躯体里。我摸过那楼梯扶手，并且看见过（或者是在上面踩踏过？）另一个记不起来的东西的细节。王子从那个宫殿出发，沿着通向波兰和奥地利的那条大路出逃，结果被沙皇的代理人彼得·安德烈耶维竒·托尔斯泰伯爵——他一度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他在那儿为他的主人弄到了那个非洲的小黑人，他的曾孙就是普希金——把他从那不勒斯这么远的南方诱回到父亲的令他痛苦的宅子中。罗日杰斯特维诺，我相信，后来归了亚历山大一世的一位亲信，庄园的宅子在我外祖父于一八八〇年前后得到这块领地后，为了他的长子弗拉基米尔曾经部分重建过，几年后，弗拉基米尔在十六岁时死去。他的弟弟瓦西里在一九〇一年继承了罗日杰斯特维诺，在他剩余的十五年生命中，他在那里度过了十个夏季。我特别记得那个地方的阴凉和回声响亮的特点，大厅方格图案的石板地，架子上十只瓷制猫，一具大理石棺和一架管风琴，天窗和上层柱廊，神秘的房间中色彩缤纷的黄昏，以及无处不在的康乃馨和基督受难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画像。 第三节 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年轻的时候有着出色的男高音歌喉，一个晚上，他必须演唱布伦瑞克的附属教堂唱诗班指挥舒尔曼所写的歌剧，但他对其中一些曲调极为厌恶，于是就用自己创作的曲调来代替。在这里，我感觉到了令人高兴的血缘关系的震撼；然而我更喜欢另外两个先辈，一个是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年轻的探险家，还有就是那位伟大的病理学家，我母亲的外祖父尼古拉·伊拉里奥诺维奇·科兹洛夫（一八一四——一八八九），他是俄国皇家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诸如下列论文的作者：《论疾病观念的发展》、《论精神病患者颈孔的封闭》等。在这儿，我不如也顺便提一下自己的科学论文，特别是我最中意的三篇：“Notes oropical Plebejinae”（《心理》，第五十二卷，一九四五年第1-2及3-4期）、A New species of Cyclargus Nabokov“（《昆虫学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和”The ic Members of the Genus Lycaeides Hübner（《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学报》，哈佛学院，一九四九年），在那年以后，我感到体力上不再可能把科学研究和讲课、纯文学写作及《洛丽塔》（因为她即将诞生——一场痛苦的分娩，一个难对付的婴儿）结合起来了。 卢卡维什尼科夫家的纹章不像纳博科夫家的那么张扬，也不那么传统。那只盾是一个domna（原始的鼓风炉）的格式化了的变体，无疑是暗指熔炼我的充满冒险精神的先辈们发现的乌拉尔的矿石。我想要强调，这些卢卡维什尼科夫们——西伯利亚的开拓者、金矿的勘探者和采矿工程师们——和同样富有的莫斯科的同姓商人之间没有亲缘关系，不同于有些传记作者们草率的想当然的猜测。我的卢卡维什尼科夫们属于（自十八世纪以来）喀山省的拥有土地的乡绅阶层。他们的矿山坐落在乌拉尔山脉西伯利亚一侧的彼尔姆省，下塔吉尔斯克附近的阿洛帕耶夫斯克。我父亲曾两次乘坐以前的西伯利亚快车到那里去过，这是北欧快车家族中的一趟漂亮的列车，我曾打算不久后要乘坐，虽然这是一次昆虫学而不是矿物学的旅行；但是革命阻碍了这一计划。 我的母亲叶连娜·伊万诺夫娜（一八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一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是地主、治安法官和慈善家、百万富翁实业家之子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卢卡维什尼科夫（一八四一—一九〇一）和科兹洛夫医生的女儿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一八四五——一九〇一）的女儿。母亲的双亲在同一年先后死于癌症，父亲三月去世，母亲六月去世。她的七个兄弟姐妹中，五个幼年夭折，两个哥哥中，弗拉基米尔于一八八〇年代十六岁时死在达沃斯，瓦西里一九一六年在巴黎去世。伊万·卢卡维什尼科夫脾气极坏，我母亲非常怕他。我童年时对他的所有了解仅限于他的画像（他的胡子，脖子上挂着的标志地方治安法官公职的项链），以及标志他的主要嗜好的野鸭诱子和驼鹿头之类的东西。他猎获的两只特别巨大的熊，前爪可怕地高抬着，直立在我们乡村别墅的用铁围栏围起来的前厅里。每年夏天，我用够到它们极具吸引力的爪子的能力来测量自己的身高——先是靠下面的前肢的爪子，然后是上面的。一旦你的手指（习惯了触摸活狗或玩具动物）陷进它们棕色的粗糙的毛里，就会发现它们的肚子原来硬得令人失望。时不时地它们还被搬到花园的一角，彻底地拍打晾晒一番，而从园子方向走过来的可怜的女士，在看到两个野兽在摇曳的树荫下等着她的时候，就会发出一声惊叫。我父亲对打猎根本不感兴趣，在这方面和他的兄弟谢尔盖很不一样，谢尔盖是个狂热的爱好运动的人，从一九〇八年开始就做了沙皇陛下的猎狐犬掌管人。 母亲较为快乐的少女时代的回忆之一是在一个夏天和她的姨妈普拉斯科维亚一同去克里米亚旅行，她祖父在那里的费奥多西亚附近有一所庄园。她和她姨妈、祖父及另外一个老先生——著名的海景画家艾瓦佐夫斯基——一起散步，她记得画家说（无疑他这样说过很多次），在一八三六年圣彼得堡的一次画展上，他见到了普希金，“一个丑陋的矮个子，带着一个高大端庄的妻子”。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了，那时艾瓦佐夫斯基是个学美术的学生，离普希金去世不到一年的时间。她还记得大自然从自己的调色板中抹下的一笔——一只小鸟在画家的灰色高顶大礼帽上留下的白色痕迹。走在她身边的普拉斯科维亚姨妈是她母亲的姐姐，嫁给了著名的梅毒病专家V·M·塔尔诺夫斯基（一八三九——一九〇六），她本人也是个医生，发表过精神病学、人类学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著作。一天晚上，在费奥多西亚附近艾瓦佐夫斯基的别墅里，普拉斯科维亚姨妈在晚餐时遇见了二十八岁的安东·契诃夫医生，在有关医学的谈话中不知怎的冒犯了他。她是一位非常有知识、非常和蔼、非常优雅的女士，很难想象她究竟如何激怒了契诃夫，使他竟然在一八八八年八月三日写给他姐妹的一封后来发表出来的信里，粗野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发作了一通。普拉斯科维亚姨妈，或者如我们所叫的帕莎姨妈，常常到维拉来看我们。她和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很让人着迷：随着一声响亮的“Bonjour,les enfants！”昂首阔步地走进儿童室。她于一九一〇年去世。母亲守在她病榻旁，帕莎姨妈的临终遗言是：“这很有意思。现在我明白了。一切都是水，vsyo-voda。”九九藏书
母亲的哥哥瓦西里在外交界服务，然而他没有康斯坦丁叔叔那么看重这一点。对于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来说，这不是一个事业，而是一个多少还能够接受的环境。他的法国和意大利朋友无法读出他长长的俄国姓氏，将它简化成“卢卡”（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这比他的教名对他更适合。在我童年时代，卢卡舅舅似乎属于一个由玩具、色彩鲜艳的图画书和结满了亮光光的黑色果子的樱桃树构成的世界：他的庄园和我们的庄园仅隔着一条弯曲的河流，他在自己庄园一角的整片果园上盖起了玻璃房。在夏天，几乎每天午饭的时候都可以看见他的马车在桥上驶过，然后沿着小冷杉树构成的树篱快速向我们的宅子驶来。我八九岁的时候，吃完午饭后他总是把我抱在膝头（两个年轻的男仆在空空的餐厅里收拾桌子的时候）爱抚我，一面发出低低的哼唱声和动听的表示亲热的话语。仆人在场，使我为舅舅感到不好意思，当父亲从阳台上对他说“Basile， on vous attend”时，才松下一口气来。有一次我去火车站接他（那时我想必是十一二岁了），我看着他从长长的国际列车的卧铺车厢下来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变得又黄又平常了〔jau laid〕，我可怜的孩子。”在我第十五个命名日的那天，他把我拉到一边，用他那简慢、精确而又有点老式的法语通知我，他将我定为他的继承人。“现在你可以走了，”他补充道，“l'audie finie.Je n’ai plus rien à vous dire.”.99lｉｂ. 我记忆中他是个痩削匀称的小个子，肤色微黑，有闪着赭色斑点的灰绿色的眼睛、浓密的黑色八字胡，以及系住他领带结的蛋白石和黄金蛇形环上方显眼地上下移动的喉结。他的戒指和袖扣也是蛋白石的。一条小金链围在他痩弱的汗毛很重的手腕上，在他的鸽灰色、鼠灰色或银灰色的夏装的扣眼里通常插着一朵康乃馨。只有在夏天我才见到他。在罗日杰斯特维诺短暂地逗留后，他会回到法国或意大利，回到他在波城的城堡去（叫佩皮纳），回到他罗马附近的别墅去（叫塔玛林多），或者去他热爱的埃及，他从那里给我寄来美术明信片（棕榈树及其倒影、日落、手放在膝头的法老们），他潦草粗重的笔迹横跨在上面。然后，又在六月，当芬芳的cheryomuha（旧时代的稠李总状花，或就叫“总状花”，正如我在有关《奥涅金》的作品中给它取的名字）像泡沬一样盛开的时候，他的私人旗帜就会升起在他美丽的罗日杰斯特维诺宅子上空。他旅行时随身携带六只巨大的箱子，买通了北欧快车在我们这个乡村小站特别停靠，在他承诺送我一件绝妙的礼物之后，两只穿着高跟的白色鞋子的脚就会迈着小碎步，神秘兮兮地把我带到最近的一棵树旁，轻巧地摘下——片叶子给我，——面说：“Pour mon neveu， la chose la plus belle au monde——une feuille verte.”.99lib. 或者他会郑重地从美国给我带来《狡猾的爷爷》系列丛书和《巴斯特·布朗》——一个穿一套发红的套装的被遗忘了的男孩：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能看出那颜色其实是一大堆密密的小红点。每一个事件都是以巴斯特的屁股挨一顿大打结束，打他的是他的细蜂腰但大力气的妈妈，她用拖鞋、头发刷子、不结实的伞、随便什么东西——甚至一个肯帮忙的警察的大头棒——从巴斯特裤子的后臀部打出团团灰尘。由于我从来没有被打过屁股，那些图画给予我的是陌生的异国酷刑的印象，和，比方说，在一本梅恩·里德的书的卷首插图中所表现的，把一个双眼凸出的可怜虫埋在沙漠滚烫的沙子里，直埋到下巴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 第四节 卢卡舅舅似乎过着一种闲散而杂乱得奇怪的生活。他的外交生涯是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那种。然而他很自豪，自己是破译他懂得的五种语言中任何一种的密码信息的专家。有一天我们考了他一番，眨眼的工夫，他把下面这个数字系列“5.1324.1113.169.13.55.1324.11”破译出是莎士比亚一段著名的独白的开头。 他穿着粉红上衣，在英国或意大利骑马驱狗打猎；穿着毛皮大衣企图从圣彼得堡开车到波城去；披着一件夜礼服斗篷，差点在巴约讷附近海滩上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当我问他那架摔碎了的邻人号的飞行员情况如何的时候，卢卡舅舅想了一下，然后以完全肯定的口吻说：“Il sanglotait assis sur un rocher.”）他唱威尼斯船夫曲和流行歌曲（“Ils se regardent tous deux， en se ma des yeux…”“Elle est morte en Février， pauvre ette！…”“Le soleil rayonnait encore， j'ai voulu revoir les grands bois…”以及其他十几首歌）。他自己也作曲，是甜美的行云流水般的那种，还写法语诗歌，奇怪的是能够和英语或俄语的抑扬格的诗句一样按韵节吟诵，并具有高傲地无视不发音的e的安适与否的特点。他精于扑克牌戏。
9９lｉb. 由于口吃，以及发唇音有困难，他把马车夫彼得的名字改成了列夫；我父亲（他对舅舅总是有点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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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他具有奴隶主的心态。此外，他说的话是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的严谨结合，他说这三种语言要比他说本国话流利得多。当他回到俄语的时候，总会误用或混淆某个非常地道或者普通的民间习语，比如在饭桌上他会突然叹口气说（因为总有什么事情出了毛病——枯草热发作啦，死了一只孔雀啦，失去了一条狼狗啦）：“Je suis triste et seul e une bylinka vpole〔孤独得和‘田野里的一片草叶’一样〕。” 他坚持说他患有无法治愈的心脏病，每当病发作的时候，只能仰卧在地板上才能得到缓解。谁也没有认真对待他的话，当他在一九一六年末四十五岁的时候独自在巴黎真的死于心绞痛以后，人们怀着特殊的悲痛回想起晚餐后客厅里的那些事件——毫无防备的仆人端着土耳其咖啡走进来，父亲看了母亲一眼（带着无可奈何的嘲弄神情），而后（带着不满）看了一眼伸开四肢躺在仆人要走过的路上的内兄，然后（带着好奇）看一眼端在似乎很镇静的仆人戴着棉纱手套的手里的托盘上仍在古怪地颤动着的咖啡器皿。 至于他短暂的一生中困扰他的其他更为古怪的折磨，他从宗教中寻求解脱——如果我对这些事情的理解是正确的话——先是某些俄国教派九九藏书，最终是在罗马天主教中。他的这种神经质应该是伴随天才而来的有着丰富多彩的特性的那种，但是他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因此出现了对一个移动着的幻影的寻求。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一个老派的乡绅（猎熊，有私家剧院，有大量糟粕中几幅十八世纪前绘画大师的作品），非常厌恶他，据说他控制不住的坏脾气对儿子的生命一直是个威胁。后来我的母亲对我讲了她幼年时代在维拉时全家的紧张气氛，讲到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书房里发生的残暴景象，那是一间阴暗的角房，面向一口在五棵剑杆杨下面装有生了锈的提水机的老井。除了我，没有别人使用那个房间。我在黑色的架子上放书和陈列板，后来又劝说母亲把那里的一些家具搬到靠花园那边我自己的充满阳光的小书房里，一天早晨，那张巨大的废弃不用的黑皮面书桌摇摇晃晃地进入了那小书房，上面只有一把巨大的裁纸弯刀，以及用黄色猛犸象牙雕成的真正的东方短弯刀。 卢卡舅舅在一九一六年末去世的时候，留给了我相当于今天两百万美元的金钱和他的乡间庄园，里面有坐落在陡峭的绿色小山上的有着白色柱子的宅子，两千英亩天然林和泥炭沼。有人告诉我，在一九四〇年的时候宅子仍然孤傲地耸立在那里，被收归国有了，对任何一位可能沿着圣彼得堡—卢加公路——公路穿过罗日杰斯特维诺村，跨过分叉的河流——前行的观光旅行者，它都是具有博物馆意义的建筑。由于漂浮着的岛屿般的片片睡莲和锦缎般的水藻，美丽的奥雷德兹河在这一段有一种欢乐的节日气氛。顺着蜿蜒曲折的河流往下，在灰沙燕从陡峭的红色河岸上的洞穴中突然飞出来的地方，河面上布满了巨大而浪漫的冷杉树的浓重的倒影（我们维拉庄园的边缘）；再往下，一座水磨房永无止息的喧嚣的流水给了观光者（他的胳膊肘放在扶手上）不断后退的感觉，仿佛这是岁月号航船本身的船尾一般。 第五节 下面的一段不是为一般读者所写，而是为某一位白痴所写，他由于在某次危机中失去了大量钱财，就认为自己能够理解九九藏书我。 我和苏维埃专政的旧怨（一九一七年以来）全然和任何财产问题无关。我彻头彻尾地蔑视那些因为他们“窃取”了自己的金钱和土地而“仇恨赤色分子”的流亡者们。在所有这些年里，我心中怀藏的对过去的思念是对失去了的童藏书网年的一种极度复杂的感情，而不是对失去了钞票的悲伤。 最后，我为自己保留了向往适合的生态一隅的权利： ……在我的美利坚的?９９lib. 天空下怀念 俄罗斯的那独一无二的地方。 现在一般的读者可以继续读下去了。 第六节 我快十八岁了，然后就超过十八岁了；大多数的闲睱时间被谈恋爱和写诗占据了；我对物质上的问题很淡漠，而且，反正，在我们富有的家庭背景之下，没有什么财产的继承会显得特别引人注目；然而，在越过一目了然的深渊回顾往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总怀着一种怪异的、有点令人不快的感觉回想到在拥有那份个人财富后短短的一年中，自己过于浸沉在青春时代——其最初的、非同寻常的热情迅速消失的青春时代——的寻常的乐事之中，既没有从遗产中获得任何特殊的快乐，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夜之间将它废除时也没有感到任何恼怒。这个回忆给了我对卢卡舅舅忘恩负义的感觉；感到自己也和即便是喜欢他的人一样，对他采取了那种普遍的面带微笑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我怀着最大的反感，迫使自己回忆我的瑞士家庭教师诺耶尔先生（在其他方面是个非常和蔼的人）对我舅舅创作的最好的歌曲，一首浪漫曲——歌词和乐谱都由他创作——的讽刺性评论。有一天，他站在波城自己的城堡的露台上，露台下面是琥珀色的葡萄园，远处是蒙上了一层紫色的山峦；当时他正遭受着气喘、心悸、颤抖、普鲁斯特式的感官剧创的折磨，仿佛在秋色（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chapelle ardente de feuilles aux：tons violents”）、在来自山谷的遥远的声音、在飞翔的鸽群将温柔的天空划出道道条纹的强烈震撼中se débattant，创作了这首单翼浪漫曲（唯一记住了曲子和全部歌词的人是我弟弟谢尔盖，舅舅几乎从来没有注意过他，他也口吃，现在也已经去世了）。九九藏书.９９ｌｉｂ?九九藏书 “L‘air transparent fait monter de la plaine…”他常常会坐在我们乡村别墅的白色钢琴前用响亮的男高音唱着——如果那一刻我在回家吃午饭的路上，正匆匆穿过旁边的小树林（在看见他的漂亮的草帽和他那穿着黑色天鹅绒衣服的、英俊的马车夫的上半身那亚述人般的侧影、张开穿着猩红衣袖的双臂、沿着将园子和车道隔开的树篱的边缘疾驶之后不久），就会听见那忧伤的声音藏书网 Un vol de tourterelles strie le ciel tendre， Les chrysanthèmes se parent pour la Toussaint 传到我手拿绿色的捕蝶网站立的阴凉、颤动的小径上，小径的尽头可以看见一片略带红色的沙地的远景，以及我们新近油漆成枞树嫩球果色的房子的一角，客厅的窗子开着，伤痛的音乐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