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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一指通天》
奇迹诞生于逆境之下
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父亲，是大清王朝的创始人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因此，我们要想讲述明白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故事，首先就要讲到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父亲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传奇一生。
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父亲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是个传奇般的人物。
传奇之一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奇迹般的崛起。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以13副铠甲起兵，只用了四十几年的时间，就打下了那么大的一片江山。
传奇之二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子孙后代居然夺取了中国政权，而且居然占据中国历史舞台长达268年，为自秦以下整个中国皇朝历史的八分之一。在中国自秦始皇以后两千多年的皇朝历史中，建立过200年以上大一统皇朝的只有西汉、唐、明、清。而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及其子孙后代的大清王朝是其中唯一的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
传奇之三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子孙后代奇迹般地促使中国的人口在短短的200年里迅速地翻了几番。
传奇之四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本人也为我们留下了种种疑案。先世之谜、姓氏之谜、身世之谜、幽弟之谜、杀子之谜、八旗之谜、建元之谜、大妃之谜、叶赫老女之谜、炮伤之谜和遗诏之谜，等等。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1626年），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满语中“爱新”是一个姓，它在满洲人的语言里就是金的意思；“觉罗”就是我们汉语的姓的意思；“努尔哈赤”的汉语意思是野猪皮。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连姓带名放到一起，那意思就是：姓金，名野猪皮，全称为“金野猪皮”。
话说到这里，有的读者朋友就会问了：那“多尔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您吧，“多尔衮”这个词在满洲人的语言里专门指一种凶猛的动物，这个动物生长在寒冷的北方，名字叫作熊。所以如果人们要问爱新觉罗·多尔衮加在一块儿翻译成我们现在的现代汉语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姓金，名熊，全称为“金熊”。
爹的名字叫作金野猪皮，儿子的名字叫作金熊，透着有学问吧？
一说到爱新觉罗·多尔衮和他的父亲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所属的女真族，相信我们很多的读者都不是很陌生。
从周到秦，女真族的先民被中原人民称为“肃慎”，他们世居白山黑水之间，以渔猎为业；从两汉到魏晋的时候，女真族的先民被中原人民称为“挹娄”；南北朝的时候，女真族的先民被中原人民称为“勿吉”；到了隋唐时期，女真族的先民被中原人民称为“靺鞨”。隋唐时期，“靺鞨”主要有7大部落。其中，地处最南的粟末部与最北的黑水部最强大。女真族就是这“黑水靺鞨”的后裔。
唐太宗时，黑水靺鞨开始向唐朝纳贡。722年，黑水靺鞨的首领倪属利稽入朝，唐玄宗封其为勃利州刺史。725年，唐朝在黑水靺鞨境内设置黑水军。726年，唐朝在黑水靺鞨最大的部落置黑水都督府，任命其首领倪属利稽为都督。其余各部刺史隶属于黑水都督府都督。唐朝政府直接任命长史，派驻黑水都督府。黑水都督府的设置，标志着黑水靺鞨地区正式纳入到了唐朝的版图。
而在此之前的698年，粟末靺鞨的首领大祚荣建立了震国，后世称之为渤海政权，都上京龙泉府。到唐朝灭亡以后的926年，渤海政权被辽（也被称为“契丹”）所灭。
此后，“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真”。日后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就属于这“不在契丹籍”的“生女真”。
生女真包括几十个部落，其中最为强大的是完颜部。1114年，完颜部的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金，定都会宁；与此同时，完颜阿骨打还下令创制女真文字，推行猛安谋克制。
猛安谋克制的性质是兵民合一制度，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组织。它是日后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制度的基础。
1125年，金灭辽；1127年，金灭北宋；1234年，金被蒙古政权所灭。此后，中原地区的女真人与汉族人民融合，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则继续单独存在。
女真族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属于奴儿干都司。努尔哈赤的祖先，就属于建州女真。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和他的后代在追溯他们的祖先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个名字，叫作布库里雍顺。
据他们说，长白山东北布库里山下的布尔瑚里泊，有三个仙女沐浴。老大叫恩固伦，老二叫正固伦，老三叫佛库伦。正在三个仙女沐浴的时候，天空中突然飞来一只神鹊，口中叼了一枚红色的果子，放在了老三佛库伦的衣服上，佛库伦看着晶莹鲜红的果子觉得很可爱，便拿着含在嘴里，这果子刚一入口便一下滚进肚里，她便怀了身孕。不久之后，佛库伦产下一个男孩。据说，这个孩子生下来就会说话，长得体貌奇异。这个男孩长大以后，佛库伦告诉了他是因吃红果子生的，并叫他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佛库伦还给了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一只小船，叫他坐上，告诉他说：“天生汝以定乱国，其往治之。”这之后呢，天女当然是升空而去，再不见了。
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乘着小船顺流而下，到了一条河的岸边，下船折了些柳条野蒿铺在地下，坐在上边等待。当时那里正好有三个家族的人争着做酋长，以致动武打斗起来，连日不停。正好其中一人取河水的时候，看见了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回去便对大家说：“你们不要争斗了，我刚才去取水，看见一个人，相貌堂堂，很是非凡，一定是上天派下来的。”大家于是都去看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告诉他们说：“我是天女所生，特来平定你们的争乱的。”并且告诉了这些人自己的姓名。大家说：“这是上天派来的圣人，不能让他白来。”于是乎，大家用手抬着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到了他们所在的城镇——长白山斡朵里城（现在的吉林省敦化市），共同商议推举布库里雍顺为头领，并将本族的姑娘许配给他为妻。
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的传说，当是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的反映。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下传数世，明初传至爱新觉罗·猛哥帖木儿（1370年～1433年）。爱新觉罗·猛哥帖木儿是建州女真斡朵里部的首领。
斡朵里部源于元朝五万户府中的斡朵怜万户府。元朝很重视对东北地区的管辖，在黑龙江入海口处奴尔干城设征东元帅府，管辖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在内的东北广大地区。此外，元朝还设置水达达路（亦称砚达勒达）。下面又分设五个万户府，即桃温万户府（今汤旺河口附近）、胡里改万户府（亦称呼尔哈万户府或火儿阿万户府，今依兰县境）、斡朵怜万户府（亦称斡朵里万户府，今依兰镇对岸）、脱斡怜万户府（在今梧桐河口处）、悖苦江万户府（今富锦县城附近），分领松花江下游、混同江两岸广大地区。元朝末期，元朝在松花江下游地区所设置的五个万户府中，仅剩下胡里改部、斡朵里、桃温部三个万户府仍然存在，其他两个则已经处于解体状态。
水达达是元朝对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以至朝鲜东北部沿海居住的以渔猎为生的部落和部族的泛称，又作水鞑靼。
最初，斡朵里部居住在松花江下游的黑龙江省依兰县。元末明初，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加之受“野人女真”的袭击，胡里改部和斡朵里部相继南迁。南迁后长期居住在今图门江中下游到朝鲜半岛咸镜北道会宁市、茂山郡一代。
1403年，明成祖在建州地区设置建州卫，以火儿阿部（胡里改部）的首领为指挥使；1411年，明成祖又在建州地区设置建州左卫，以爱新觉罗·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1433年，爱新觉罗·猛哥帖木儿被“野人”杀死，爱新觉罗·猛哥帖木儿的儿子爱新觉罗·童仓（一称董山，又名充善）袭封。1442年，明朝政府又分建州左卫为建州左、右二卫，以爱新觉罗·童仓掌左卫，以爱新觉罗·猛哥帖木儿的弟弟爱新觉罗·凡察掌右卫。至此，建州三卫正式形成。
这样，建州左、右两卫实际上是来自斡朵里部共同祖先的两个兄弟部落。他们与建州卫火儿阿部互通婚姻。建州卫都指挥使、火儿阿部的首领李满住娶斡朵里部首领的女儿为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斡朵里部的首领爱新觉罗·童仓的妻子又是建州卫火儿阿部李满住之女。由此，建州三卫各部通过血缘关系而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1467年，明宪宗召爱新觉罗·童仓到北京朝见，并在他返回的途中将其杀掉。与此同时?
于嘉靖年南迁到已西迁的兀良哈三卫之地驻牧。看出来了吧，这个科尔沁蒙古人可是所有蒙古人中正宗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撒尔的后代！
因此，我们可不要小瞧了这些科尔沁蒙古人！在科尔沁蒙古人自己的心目中，他们可是最为正宗的蒙古人！他们的血管里面，流淌着那个曾经征服了几乎整个世界的蒙古人的血液！他们的身体里，遗传着那个曾经征服了几乎整个世界的蒙古人的基因！
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和爱新觉罗·多尔衮他们家所在的建州女真，那关系可是非常密切，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所有的蒙古各部落中，科尔沁部是最早归顺建州女真的。想想看，科尔沁部要不归顺建州女真，孝庄皇太后怎么嫁给皇太极啊？
孝庄皇太后出生之前，科尔沁部和建州女真这两个部落，长期以来一直是对手。两个部落一直是打仗互掐，谁也不服谁。两个部落之间最著名的战争就是发生在1593年的那次九部联军征战建州女真。
那一次，科尔沁蒙古联合蒙古部落中的三部，又联合建州女真中的两部，还联合海西女真中的四个部落，一共是九个部落，3万人，会攻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结果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将这九部联军打败。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取得了巨大胜利。
此后，1594年，当时科尔沁蒙古的首领——蒙古人的首领被蒙族人称为台吉——知道自己败了，一看九部联军打不过人家，赶忙给人家送礼：100匹战马和10匹骆驼。科尔沁蒙古的台吉，急急忙忙亲自将礼物押运给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结果呢？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将科尔沁蒙古的礼物收下了，却把科尔沁蒙古的台吉给驱逐了：“你送给我的东西，我要了；你的人，给我走人——咱们继续在战场上交兵。”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心说：“我不把你打服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此后不久，科尔沁蒙古与建州女真之间易地再战：从1597年到1610年，这前后14年之间，双方大战了三个回合。在这三个回合中，我们人所共知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英雄般的人物，三次被科尔沁部打败。
就在这个时候，时间就到了1612年，随着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出生，随着孝庄皇太后的即将出生，建州女真和科尔沁蒙古，关系迅速地就好转了。
难道，真的是随着爱新觉罗·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两个人的出生，两个人所在的建州女真和科尔沁蒙古之间的关系就好转了？还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呢？爱新觉罗·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两个人的出生，与建州女真和科尔沁蒙古之间的关系的好转，这中间是偶然还是必然呢？
1612年，是个关键的一年——无论是对于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及其所在的建州女真来说，还是对于科尔沁蒙古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妥协退让也是一种选择
1612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可谓是双喜临门。
第一件喜事，这一年的冬天，11月17号，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有了自己的第14个儿子，也就是爱新觉罗·多尔衮。
第二件喜事，这一年的秋冬之季，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派遣使者到科尔沁蒙古求婚：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准备迎娶科尔沁蒙古的台吉明安的女儿为妻。
其实，人家科尔沁蒙古的台吉明安的女儿早就有主儿了，明安的女儿早就准备下嫁给别人了。结果呢，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一来求婚，科尔沁蒙古的台吉明安马上以大局为重，立即做了决定。把我的女儿嫁给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为妻？行！把原来那个婚约撕毁！我亲自送自己的女儿嫁给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为妻！
这就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1612年的双喜临门：又添儿子又娶媳妇！
难道真的仅仅是巧..多尔衮，头脑是很单纯的，咱虽然不能说他是一张白纸吧，但是最起码我们可以说，他呀，知之不多，他的才能、学识和修养，还在不断地增长之中。
而且，我们大家都会想到下一个问题：争夺后金汗位失败，对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打击，是不是特别大啊？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咱不能说一点影响没有，但咱可以说，的确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一个14岁的孩子，他跟一个35岁的人斗气。您忘了那句名人名言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蒂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人家爱新觉罗·多尔衮，年轻，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他可以等待。什么叫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30年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来讲都不晚。你爱新觉罗·皇太极还有几个十年？你没有，我有，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我会在未来等着你。
所以，此时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心里，想的可能更多的就是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要增长才干，增加修养。此时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心里，想的可能更多的就是与爱新觉罗·皇太极比较：现在我的处境比当年你的处境难多了。二十多年前的爱新觉罗·皇太极死了母亲，现在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父母双亡。爱新觉罗·多尔衮需要的，就是比爱新觉罗·皇太极更加刻苦，比爱新觉罗·皇太极更加努力，比爱新觉罗·皇太极更加小心谨慎。所以我们说，经历过一次失败，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来讲，应该说完全不是坏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爱新觉罗·多尔衮要想走向成功，这次失败似乎来得正是时候。太晚了，你就翻不过身了；太早了，你也记不住。
从1626年爱新觉罗·多尔衮14岁，到1636年24岁，在这短短的10年时间里，他先后参?加了6次后金政权与其他民族的战争。在这6次战争中，有3次是对明朝的战争，两次是对蒙古察哈尔部的战争，一次是对朝鲜的战争。在这6次战争中，爱新觉罗·多尔衮都显示出了他无与伦比的才干。这其中，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本身来讲，最为重要的应该是其中的两次：一次就是多尔衮对朝鲜的战争；另外一次，就是多尔衮对蒙古察哈尔部的战争。
有人说了，爱新觉罗·多尔衮对朝鲜的战争有什么可圈点的地方吗？完全没有。爱新觉罗·多尔衮对朝鲜的战争赢得很轻松、很顺利，一路之上如入无人之境一般，转眼之间就打到了朝鲜皇宫！然后，人家朝鲜方面就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再然后，爱新觉罗·多尔衮就率领后金的八旗军队凯旋了。
问题在于：既然战争赢得是如此的轻松，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战争是没什么可说的。可说的是这场战争与爱新觉罗·多尔衮个人之间的关系——这还是有些可圈可点的地方的。率领后金的八旗军队凯旋的同时，爱新觉罗·多尔衮还从朝鲜的王宫中带回了两名女子为妾！
有细心的读者朋友们会说了：在这本书的一开头，就已经交代说，爱新觉罗·多尔衮妻妾10人，这两个从朝鲜带回来的小妾有什么可说的？
您还别说，这两名朝鲜女子中的一个，回来以后给他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唯一后代。多尔衮的10个妻妾，只有这名朝鲜女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所以这场战争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个人来讲，总算是有了个孩子吧。这是说的征战朝鲜对他个人的价值之所在。
当然，对于整个后金政权未来的发展来讲，对于日后整个大清王朝的历史地位来讲，尤其是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在大清王朝的地位来讲，最为重要的战争，便是那次与蒙古察哈尔部进行的战争。
说起蒙古察哈尔部，我们知道，明末清初的时候，整个蒙古民族按照所居住的方位可以分成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分。其中的察哈尔部属于漠南蒙古中最为强大的一支力量。明朝末年，整个漠南蒙古，尤其是以察哈尔部，与明朝的关系是十分得要好。我们可以说，双方之间配合得非常默契。
正是因为如此，三方之间就形成了下面这种独特的情况：每当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后金政权向南进犯大明王朝的时候，蒙古察哈尔部就从背后偷袭后金政权；每当后金政权的军队、八旗军队撤回的时候，蒙古察哈尔的部队也就迅速向后撤退了；每当后金政权的军队、八旗军队追击蒙古察哈尔的部队的时候，大明王朝的部队就从背后偷袭后金政权。你后金政权只要由北往南打大明王朝，我蒙古察哈尔部就由西向东打后金政权，你后金政权不往南打大明王朝，我蒙古察哈尔部也不打你后金政权，所以这样后金政权就形成了时刻都会遭到前后两面夹击的态势，这就成了爱新觉罗·皇太极为首的后金政权一个致命的威胁。
英雄不惧卷土重来
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皇太极非常清楚，我一定要除掉察哈尔部。所以在这10年的时间里，爱新觉罗·皇太极先后发动了两次出征蒙古察哈尔部的行动：第一次，后金政权把蒙古察哈尔部打败——但蒙古察哈尔部只是被打败而已，实力没有受到多少损伤。在这种情况下，1635年，爱新觉罗· 7687." >皇太极命令爱新觉罗·多尔衮率领八旗部队再度收拾蒙古察哈尔部。
这个时候的蒙古察哈尔部的首领林丹汗因为前面的战败已经退到青海大草原了。林丹汗到了青海以后，因为偶感饥寒，居然一病不起，就病死在青海大草原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蒙古察哈尔部正处在群龙无首的阶段。爱新觉罗·多尔衮此时受命出征，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爱新觉罗·多尔衮率领的八旗军，西出黄河。在经过了黄河大拐弯处再往西一点到了托里图的时候，爱新觉罗·多尔衮突然之间发现：前面有一支队伍，打着白旗做投降的态势向着他们的方向走来了。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看，来人恰好是林丹汗的遗孀苏泰太后。这时候，在苏泰太后的带领之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八旗兵迅速地趁着浓浓的迷雾，又包围了林丹汗的儿子额哲所率领的部队。当浓雾散去的时候，额哲发现自己被团团包围。这个时候，爱新觉罗·多尔衮派人与额哲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额哲表示投降。结果，爱新觉罗·多尔衮这次出征不费一枪一弹，不费吹灰之力，便取得了完全意义上的出征蒙古察哈尔部的胜利，察哈尔部所有人马悉数归降。更为重要的是，爱新觉罗·多尔衮在这次出征蒙古察哈尔部的过程当中，还从苏泰太后那里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
说起这枚传国玉玺，那可是大有来头了。
据说，这枚玉玺便是春秋战国年间楚国人卞和所发现的那块和氏璧所磨制成的玉玺。后来这枚玉玺辗转落到了赵惠文王手里。 518d." >再后来呢？秦王将其骗去，就引发了我们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的故事。再后来，秦王还是不甘心，最终灭掉了赵国，重新把这枚玉玺抢到了自己的手里。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始皇时期了。
秦亡汉兴，秦王子婴最后在秦投降的时候，将这枚玉玺交付给了汉高祖刘邦，刘邦据此称帝。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这枚玉玺又辗转流落到了孙策手里。孙策死后，这枚玉玺就不知下落了。它到底去了哪儿呢？这之后一千多年的汉人的史书中，就再也没有了这枚玉玺的消息。
据说，后来这枚玉玺实际上是被北方匈奴人给抢去了。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这枚玉玺一直流落在蒙古大草原上，直至成吉思汗的时候，它才又到了蒙古人的领袖成吉思汗手里。可惜的是，随着元朝的灭亡，明朝的兴起，这枚玉玺再也没有消息了，它第二次从中国的历史上消失了。这一下就是二百多年。
自汉至元，这枚有着非凡经历的玉玺一直没有改变它的形状。“交龙为钮，光气灿烂”，缺了一个角，那是摔的，但是这枚玉玺哪儿去了呢？二百多年以后，苏泰太后拿来的这枚玉玺，据说恰恰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遗失了的那枚。
您说爱新觉罗·皇太极得到了这枚玉玺他得多么高兴啊？有了它，爱新觉罗·皇太极便可以不叫“大汗”了，有了它，他爱新觉罗·皇太极就可以进攻中原了。此时此刻的爱新觉罗·皇太极认为，这就是他统一中原的号角：我连玉玺都得到了，这不是上天在昭示着我应该称帝改元了吗？爱新觉罗·多尔衮，你太牛了，你本事太大了，我爱新觉罗·皇太极必须亲自出城，迎接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凯旋之师。
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可不同于10年前了。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衮进到盛京城（沈阳）的时候，一看到爱新觉罗·皇太极亲自站在前来迎接的人群当中，所有的文臣武将，还有皇太极所有的福晋们，均列队两厢，迎接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凯旋之师。
所以，自从得到了这枚玉玺以后，爱新觉罗·皇太极立即下令，当年改女真为满洲，第二年后金政权改为“大清”政权。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大清王朝的由来。
说起大清王朝，有的人可能不习惯，有的人觉得不就是个清朝吗？其实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史实，历史上人家爱新觉罗·皇太极建立的就叫“大清”，所以有的老师讲“大清”，这没有褒贬的意思。其实，我们通常所说的明朝，按照正规的叫法，也应该被称作“大明”王朝的。这里的“大清”也好，“大明”也罢，都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
自从1636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得到这枚玉玺之后，正式称帝改元，建立清朝，爱新觉罗·皇太极便是清太宗。
1636年元旦这一天——这是旧历，旧历元旦这一天，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春节——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儿子爱新觉罗·皇太极坐在龙椅上，下面所有的人得依次给他跪着磕头啊。这一回，领头儿的便是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与十年前他凄凄惨惨切切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年仅24岁。
1636年3月，爱新觉罗·皇太极正式称帝。与此同时，爱新觉罗·皇太极还大封文武群臣。先期已经归顺的额哲被爱新觉罗·皇太极封为察哈尔亲王，爱新觉罗·皇太极还将次女固伦温庄长公主马喀塔嫁给了察哈尔亲王额哲。1641年，额哲去世，其弟阿布奈袭爵。
那爱新觉罗·多尔衮在爱新觉罗·皇太极所封的所有的文武群臣中排在第几位呢？排在第三位。排在第一位的是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爱新觉罗·皇太极和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这个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排在第二位的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bbr>９９ｌｉｂ?哈朗，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弟弟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的第六个儿子，他代替了他的哥哥爱新觉罗·阿敏担任镶蓝旗旗主。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和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两个人都比爱新觉罗·多尔衮要大上好几十岁之多。
第三位便是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可不是个白丁了，他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称谓，这个称谓就是日后被我们用得最多的一个称谓，和硕睿亲王。这个睿，聪明睿智的睿，爱新觉罗·皇太极终于承认了，除我而外，这所有的人当中最聪明的就是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也是爱新觉罗·皇太极对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肯定吧。
爱新觉罗·皇太极仿照着明朝人的样子设置了六 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第一个部就是吏部。吏部的首领被称为吏部尚书。吏部尚书这个工作应该交给谁呢？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皇太极前思后想还是觉得，只有把这个职位交给爱新觉罗·多尔衮才更为恰当，才最为放心。
这个时候，你看，除了给别人的感觉在外面能征善战之外，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在朝廷中管理着爱新觉罗·皇太极以下的一切官员，不管你是老是少，都得在经过他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任命之后，你才能够前去工作。
这就为日后的爱新觉罗·多尔衮担任摄政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吏部尚书的任上，爱新觉罗·多尔衮还利用一切时机，抓紧时间打击那个他自认为的背叛者——爱新觉罗·代善。
在爱新觉罗·多尔衮看来，当初要是爱新觉罗·代善保了他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话，爱新觉罗·多尔衮会对爱新觉罗·代善很欣赏。可是问题在于：即使爱新觉罗·代善保了爱新觉罗·皇太极，爱新觉罗·皇太极依然还是要收拾爱新觉罗·代善的。所以，此时打击以爱新觉罗·代善为首的两个红旗，就成为爱新觉罗·皇太极和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共同抉择。
可巧，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说起这件事，我们得解释两个词，“佛满洲”和“伊彻满洲”。女真人的后金政权在东北地区进行征服的过程中，不断地把东北各族打败、被征服的人民编入满洲八旗队伍之中，这就大大充实了满洲人的力量。但是，这些被打败、被征服的人有先有后，这就有了新、旧满洲的区别。旧满洲，满语叫佛满洲。佛，满语为“旧”的意思。佛满洲，指的是早在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时期就被征服加入的满洲人。新满洲，满语叫伊彻满洲。伊彻，满语为“新”的意思。伊彻满洲，指的是在爱新觉罗·皇太极时期才被征服加入的满洲人。
1636年到1637年年间，爱新觉罗·皇太极两度打击爱新觉罗·岳讬，意在压制其父爱新觉罗·代善正红旗的势力。爱新觉罗·多尔衮等人揣摩帝意，故意加重议罪。1638年因为遣人捉拿叛逃的新满洲之事，爱新觉罗·代善略有不平，便被爱新觉罗·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爱新觉罗·皇太极，加以处罚。
更为重要的是，爱新觉罗·皇太极还根据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举荐，将许多汉族文臣升迁，充分利用汉族文臣的才智治理国家。这其中，日后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对于整个大清王朝的初期影响最大的便是范文程了。范文程这个人太重要了，因此我要对他多介绍几句。
说起来，范文程可不是个凡人！范文程，他也是名人之后！正可谓是出身名门！
根据范文程自己的说法，他是宋朝名臣范仲淹的后裔。宋朝名臣范仲淹，我们都知道，他在《岳阳楼记》中的最著名的话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还知道，他曾经主持了北宋中期最为著名的两次改革中的一次——庆历新政（另外一次是王安石变法）！我们更知道，正是他，率领了北宋著名将领杨业（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杨继业）的孙子杨文广进行了著名的抗击西夏的战争！
对于汉族人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范仲淹是一个鼎鼎有名的民族英雄！
但是，范文程与他的祖先范仲淹相比，可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之间，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范文程与他的祖先范仲淹，完全没有办法相比较！
范文程的祖先范仲淹在改革失败、本人落难的情况下，还豪迈地说出了至今仍然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感动的话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范仲淹仍然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榜样！
但是，范仲淹的后代面对着本人落难的情况又是怎么样表现的呢？
说起来，范文程也有一个不太幸福的青年时代！
范文程，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他的先祖在明朝初年自江西贬往沈阳。他的曾祖父在明嘉靖时曾任兵部尚书，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
范文程自幼好学，才智过人。1615年，也就是范文程18岁的这一年，他在沈阳县学考取了生员（也就是秀才）。
正当范文程踌躇满志，决心在仕途道路上有所作为的时候，灾难降临。1618年，后金政权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带兵南下，攻克抚顺等地，大肆掳掠，并将所得人畜30万分别赏赐给有功官兵，21岁的范文程身在被掳之列，从而沦身为奴。
爱新觉罗·皇太极登基后，开展各项改革，范文>程一生中的转机也随之来到。1629年，爱新觉罗·皇太极设立文馆，要求文馆“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功之得失”。这就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一代名君唐太宗关于“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名训。爱新觉罗·皇太极设文馆，实在是为了知兴替，明得失！
文馆设立后，便急需有用之才供职其中。所以在同年八月，爱新觉罗·皇太极又颁布了一道上谕：“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艺文通明者，优奖之，以昭作人立典。请贝勒以下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赏之。”
范文程就属于文中所说“生员”的范畴，由于这些人被俘后作为战利品赏赐给了有功人员，从而变成人家的家奴，故上谕特别关照其主人“毋得阻挠”。并答应凡考中被选拔走的，另外赏赐家丁代替。
这次应试的生员共计三百多名，考取了近二百名，范文程有幸名列其中。这样，范文程因祸得福，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从一个奴隶一步步登上了群臣之首的显赫官位。
对于《清史稿》看的比较多的读者或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记得《清史稿》上面不是这样记述的呀？
您还真说对了！《清史稿》对范文程这段经历的记载与事实很多不符！据《范文程本传》讲，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后，范文程与其兄便主动“仗剑谒军门”，谒见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对范文程魁伟的体魄颇有好感，交谈后，十分赏识范文程的见解卓越，加之得知他是明嘉靖时兵部尚书的后代，便更加器重。于是嘱咐诸贝勒说：“这是名臣的后代，要多加关照。”
若冷静加以分析，就会觉得这段史料根本就不可信。因为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本人对明朝“书生”非常反感，他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恨不能杀尽斩绝。而明朝臣民对女真族大肆掳掠、肆意妄为的行径也尤为敌视，在感情上根本无法接受沦身为奴、被女真人视同牛马的现实。作为明朝元老重臣的后裔，范文程是不会主动去谒见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当时根本也不具备这样的气氛。
实际上，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攻克抚顺等地后，对明朝“书生”进行了血腥屠杀，在成批的“书生”引颈就戮时，其中有一人相貌堂堂，仪表非凡，与一般的迂腐书生大为不同。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偶生恻隐之心，便放了他一条生路，将其赐给了镶红旗下为奴，此人就是范文程。《清史稿》出于对清开国皇帝的美化和对功臣范文程这段受辱经历的讳莫如深，便采用曲笔手法做了掩饰。
范文程有什么能耐呢？范文程的能耐太大了！
前面，我们说过，袁崇焕厉害吧？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爱新觉罗·皇太极两代帝王都对他恨之入骨，可又无可奈何！只要有袁崇焕在东北，清朝就消灭不了明朝！就这么厉害的一个人，范文程一句话就能让袁崇焕死无葬身之地！您说范文程厉害不厉害？
因此，我们可以说，爱新觉罗·多尔衮得到了范文程，如获至宝！如虎添翼！这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再度卷土重来，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就是说，得到了范文程支持的爱新觉罗·多尔衮，不但夺取清朝皇帝之位简直是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而且消灭大明王朝、一统中国也将易如反掌！一旦将来清朝皇帝皇太极去世，这天下早晚会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这对于庄妃生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继承皇位，就形成了十分重大的威胁！庄妃如何才能够保住自己儿子的大清王朝的皇帝之位呢？
良将最怕反间计
我们还是先从范文程的本事说起！
我们前面讲过，在明朝的将军中，也有一个最有本事的人，这个人其实也是一个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一个文人，一个进士，这个人就是明末大将袁崇焕。
袁崇焕这个人厉害，太厉害了。我们可以看到，后金和大清的两位大汗和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和爱新觉罗·皇太极及其手下的几十万八旗将士，几十年如一日，面对着一座孤城宁远，面对着一个文臣袁崇焕，那就叫完全没有办法。有袁崇焕在，你不管是叫“后金”也好，不管是叫“大清”也好，不管你是爱新觉罗·皇太极，还是你的父亲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任你是谁，只要到我守卫的宁远城，您哪，就此打住吧，我告诉你：此路不通。有我袁崇焕在，大明王朝就不会灭亡！我活着一天，大明朝就不会被你大清（后金）政权灭亡。
袁崇焕厉害吧？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和爱新觉罗·皇太极面对着袁崇焕那是束手无策。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范文程手下，却走不了三个回合——范文程三言两语就能让袁崇焕死无葬身之地。我们可以说，得到了范文程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啊，那是如虎添翼啊！将来一旦发生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的情况，那不但大清朝的江山是他的，而且灭掉大明王朝，灭掉李自成，灭掉张献忠，那都是易如反掌。
这个天下，只要得到了范文程的支持，那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个江山早早晚晚都会落到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手里。这个时候，您要是庄妃，您要给爱新觉罗·皇太极生了个儿子的话，您这个儿子如果叫爱新觉罗·福临的话，您肯定就会想：我也想让我的儿子当皇上啊！我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的儿子当上大清朝的皇帝呢？而不是让爱新觉罗·多尔衮或者是让什么其他别的人当皇上呢？庄妃可就有点犯愁了，她一时还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让她慢慢想去，我们现在已经有大事要发生啦。
什么事呢？当然是与范文程有关的事情呗。当然是清朝又要与明朝开战了呗。
话说1629年，迅速地改变了乃父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时期的一系列的对汉人的歧视政策的爱新觉罗·皇太极，已经取得了在东北地区的那些汉人的心悦诚服的支持——当然，正是因为如此，范文程才能登上政治舞台，才能一显身手。当时的爱新觉罗·皇太极认为他自己已经完全控制住了东北。此时的爱新觉罗·皇太极下定了决心：“这一回，我可该再度跟大明王朝较量一番了。”
果不其然。这个范文程刚一与爱新觉罗·皇太极见面，他马上就对爱新觉罗·皇太极说：“您这样打不行，您这个决策是错误的。不但您是错误的，您父亲历来的政策也都是错误的。您那么打的结果，只能是打一仗败一仗！您必须得长记性。您每次都走锦州，出山海关，奔蓟州，掠三河，过顺义，您哪次都这么走，谁不知道啊？是个明朝大将都知道，这沿路之上，大明王朝布防了多少人马啊？他们都在那儿等着您钻进他们的口袋呢。所以我说您的这个战略战术是错误的，您再不能这么走了，这条路不通。”
爱新觉罗·皇太极说：“我爹就这么打的，我也是这么打的。我也知道这么打仗是不对的，可问题在于，到底要怎么打，我的军队才能深入到长城以南去呢？”
范文程说：“您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长城沿线一共有多少个关口！您非得走山海关？除了山海关您就进不了北京城了？我给您推荐一个地儿——喜峰口。”
喜峰口在哪儿啊？就在今天的河北省迁西县城以北四十公里的地儿，古称兰陉。宋朝的时候这个地儿叫松亭关。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晚年曾经有诗说，“三更抚枕急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这个松亭关指的就是喜峰口。元朝的时候，这个喜峰口改名叫“喜逢口”。明朝永乐年间，就是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期，这个喜峰口正式确定名称叫喜峰口。喜峰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在这儿发生的战争那都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战争，都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的。仅仅在近代史上，不到20年的时间内，这里就发生了两次大的战役。一次是在1933年，那个时候伪满洲国已经成立，整个长城以北全是伪满洲国的土地，日本的关东军在1933年企图从喜峰口越过长城杀奔华北。在这个时候，守卫喜峰口的是宋哲元将军。宋哲元将军的部队那惨啊，连枪都没有，只有大刀。宋哲元将军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从喜峰口杀奔日军。转眼之间，日军千余人毙命于喜峰口下。日军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后来，有个伟大的词作家，听说了这件事以后，非常激动，于是提起笔来写下了那动人的诗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就是著名的爱国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的由来。另一次是十几年以后的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大军从喜峰口浩浩荡荡杀奔关内，直扑京津而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平津战役，三大战役中的一个。
再后来，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为了解决天津用水问题，先在喜峰口附近的潘家口村修建了拦河大坝，这样就抬高了滦河水位，从而形成了潘家口水库，而潘家口水库的蓄水成功，又人为地将喜峰口淹没在潘家口水库，从而形成了水下长城的奇观。
我们还是话说回来。爱新觉罗·皇太极这次走喜峰口，果然不同寻常。爱新觉罗·皇太极迅速地从喜峰口直奔蓟州。当然，这条路上并不是没有大明王朝的军队阻挡。如果你爱新觉罗·皇太极单兵独进的话，很有可能造成孤军冒进的状况。范文程在这个时候他自己在干什么呢？他居然得到了爱新觉罗·皇太极的信任，自己亲率一支精兵，从喜峰口旁边作为侧应，他直扑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并一举占领了上述五城，作为爱新觉罗·皇太极的侧应。
潘家口，离喜峰口很近，自古以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李广北击匈奴，曹操东征乌桓，均曾由此出塞；现在也已淹没于潘家口水库里面了。
马兰峪，很多人都应该去过，因为这里是著名的清东陵的所在地；这里最早叫作马兰口，后来又叫马兰关，位于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镇。
三屯营，因明代初期有三百屯田军户而得名，原名“三屯忠义卫”。明朝的时候，先是在1458年，由蓟镇总兵胡镛群修筑了城池并将蓟镇府迁往这里。1574年到1577年间，民族英雄戚继光重建了三屯营城。戚继光在此镇守18年间，边寨多年安宁。这里是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有关民族英雄戚继光统领军务、戍边御敌的府衙，它对于研究明代军事历史和府衙建筑格局，弘扬民族正气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深远意义。
当时明军正在集中全力对付范文程这个大清文臣，几万明军里里外外将范文程的驻地大安口包围了个水泄不通。范文程一想：三十六计，我这次使用哪个呢？我还是使用诸葛亮出山时候的那个火攻之计吧。范文程采用火攻之计，解了重围，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行动。而爱新觉罗·皇太极率领的八旗兵主力大军在遵化一带立稳脚跟后，便由蓟州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北运河直逼北京而来！先头部队到达离北京城二十余里之外的南海子。
这个时候的明军，那可真是乱作一团，转眼之间，谁都没有防备啊，这个北京城就被清军给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当时明军的总兵满桂自己亲自率领大军，出德胜门和安定门，沿着我们今天北京城的北城一带，与清军进行较量。当时城上的明军发炮助威，一炮打去，只听到“哎呀”一声，满桂身负重伤，自己人打了自己人。没有办法，满桂连忙命令，所有军队撤入城中，就这样，我高悬免战牌，你爱怎么打怎么打，我明军不出山了。
就在北京城非常危险的时刻，袁崇焕率领着部队从宁锦前线——宁，宁远；锦，锦州——杀回北京而来，又将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部队从外部包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里外都是明军，只有中间是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部队。爱新觉罗·皇太极亲自到了阵前察看：哎呀，不行，我得看看，这个仗我能不能打。当时爱新觉罗·皇太极亲自到了袁崇焕所在的部队的阵前，单人独骑走了一圈。哎哟，当时的爱新觉罗·皇太极可是被吓怕了。用另一句成语述说此时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心情——八公山上，草木皆兵——那可是太恰如其分不过了。
当时，爱新觉罗·皇太极就找到范文程：“哎呀我说，范老先生，您这回可得救救我，咱们跑不出去了，咱们完了，您说咋办呢？我就听您的。您看，我就被包围了，都说您有本事，原来您就这点本事？您现在能让我出去吗？”范文程说：“这个容易啊，我最会的就是这个啊，三十六计你忘了最后一计吗？走为上，咱们撤吧。”
这就撤了？哎，爱新觉罗·皇太极真的就撤了，而且，撤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此时此刻，袁崇焕那边也记得，三十六计中的另外一个计策，穷寇莫追。算了，枪口抬高一寸，咱让爱新觉罗·皇太极撤吧。爱新觉罗·皇太极就这样撤了。
这样的范文程，还想算计人家袁崇焕啊？你也不想想，行吗？哎，诸位这回可想错了。范文程当时的心中在想：遇到袁崇焕这样的明军，强攻没有希望，看来强攻不成那就只能智取。智取？说得容易！您以为您是谁？您就在东北读了那几本书，也号称叫饱读诗书？您想想，人家袁崇焕没读过书？人家好歹也是堂堂的进士出身。人家袁崇焕读的书不比您范文程少啊，您会的，人家袁崇焕啥不会？可以负责任地说，您范文程会的，他袁崇焕会；您范文程不会的，他袁崇焕也会！您范文程想收拾他袁崇焕，恐怕还差一点吧。您哪，在他面前玩儿这个不是班门弄斧吗？范文程这回想，我就要在班门面前弄一回斧了，我一定得智取袁崇焕，我一定要让你袁崇焕死无葬身之地。
当时，范文程就想到了三十六计最为歹毒的一个计策——反间计。我为什么说三十六计中..最为歹毒的就是反间计？这个反间计屡试屡成，没有一次不能成功的。实在不成的时候，您打仗，您就使用反间计，使一次就成功一次。在封建社会，反间计是最容易取得成功的。
什么叫反间计？反间计最早的原形出自 href='1306/im'>《易经》的《比卦》，原文是这样的，“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意思是说，我在迷惑敌人的圈套中再下一层迷雾，让敌人上当，把敌人派来的间谍为我所用，这就叫反间计。《孙子兵法》中也说到这一点，说“反间，因其敌间而用之”。这意思就更明确了，就是利用敌人的间谍，为我所用。
反间计屡试屡成，中国古代史上的战争，使用反间计的不计其数。比较早的一个反间计成功的例子，那是在战国时期。战国时期，齐国打败了燕国，燕国十年生蓄，十年教训，20年之后，燕国率领五国联军，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由乐毅率领杀奔齐国而来。当时的齐国只有72座城池，转眼不过月余的时间，70座城池就被乐毅率领的五国联军统统拿下。一个强大的齐国，此时只有两座城池了，其中的一座是即墨，即墨守军将领是田单。田单一想：“哎哟，这个乐毅太厉害了，我怎么样才能除去他啊，我打不过。”可就在这个时候，乐毅他也怪了，他不打了，就剩两座城池的时候，乐毅下令停下兵来，谁都不允许再打了。就这样一搁，3个月过去了，后面的燕王下令：“打啊打啊。”乐毅就是不听。这里到底有什么变故呢？哎，就在这个时候田单想到了这儿，就是该使用反间计的最佳时机。于是乎，田单派出很多很多老百姓到处传播这样的谣言，那打下这两座城池还不容易吗？乐毅他不是打不下来，而是不打，为什么不打呢？他想当齐王，因为他想将来这个齐国就是他的了，所以他要让齐国的老百姓踏踏实实地听他的话，他要使用怀柔政策了，当齐国的老百姓都服从他的时候他就打了。将来他灭掉了齐国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灭燕国，他要统一中国了。这个时候，燕王一想：“不行，我得把他撤下来。”于是乎，燕王命令：“迅速把乐毅给押到燕都蓟来。”这个时候，乐毅听说以后，赶忙跑到赵国去了。
五国联军没有了统帅，新的统帅正在路上。就在这个时候，田单采用火牛阵，转眼之间，不过一个月时间，一下就拿回了齐国的70座城池，战争到此告一段落。
楚汉之争的时候，刘邦也使用过反间计除掉范增。一次，刘邦与项羽处于相持阶段。刘邦派人向项羽请和，项羽派使者来，陈平假装吃惊：“汉王（刘邦）以为你是亚父（范增）派来的，原来你是项王派来的。”项羽果然怀疑范增。范增为项羽出计攻荥阳，项羽不听。范增大怒，不肯再为项羽出谋。刘邦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href='2203/im'>《三国演义》中也有使用反间计的例子。魏吴对峙赤壁，大战即将开始。曹操的谋士蒋干与东吴的都督周瑜有旧交，曹操派他以访友为名，趁机刺探东吴军情，进行间谍活动。周瑜识破了蒋干的来意，便使用了反间计，佯装热情，邀蒋干与自己同床而卧。军士按计半夜禀报周瑜有急事，周瑜离帐。蒋干起床在周瑜案上书中翻到一封曹操水军将领蔡瑁、张允给周瑜的纳降内应信，蒋干不知是假，偷书信逃回曹营，曹操一怒之下杀了蔡瑁、张允，水军大弱。后曹操才知中计，后悔莫及。
通过刚才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反间计是屡试屡成，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反间计没有失败的情况？反间计就是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家天下”的特点，皇帝与大臣不和，文臣与武将不和，帝王将相互相之间不合，他利用的就是君王与武将之间的这种微妙的不和心理：我得提防你，你将来强大起来指不定什么时候你就灭掉我。正是因为我本来就怀疑你，故而第三者就可以利用这种怀疑心理，那肯定就容易取得成功。
但是问题在于：你范文程懂这个，我袁崇焕就不懂？我袁崇焕不懂，那我们家崇祯皇帝他也不懂？崇祯皇帝何许人也？上台伊始，诛杀魏忠贤，一时间人人喊好，虽然说年轻，但是有为啊！你使用反间计在崇祯皇帝这儿，能够成功吗？他能够听信你的反间计吗？你可别忘了，反间计是对方创造出来的，他们不会轻易地让你范文程的想法得逞啊，范文程的想法能够得逞吗？
范文程如何实施反间计呢？听完了下面的故事您就知道了！
原来爱新觉罗·皇太极久攻北京不克，便在范文程如此这般的授意之下，下令撤兵回师了。
但是，在此之前的进攻过程中，清朝的八旗兵曾经俘获过两名明朝的太监。太监是宦官的俗称。明朝的宦官权势很大，他们是朝廷中与皇帝最为接近的人，也是皇帝最为相信的人。一般来说，所有重大的战役，皇帝都要派出自己最为信任的太监作为监军。监军的主要职责，其实就是监视前线指挥官的言行举止！
在爱新觉罗·皇太极撤退途中，便暗中命令手下大将高鸿中、鲍承先等坐在非常靠近这两个太监的地方，并故作耳语道：“今天退兵，其实是皇上（指爱新觉罗·皇太极）设下的计策。前不久，皇上独自骑马到袁巡抚阵前，跟袁巡抚派的两个人谈了好长时间。袁巡抚跟咱有密约，图明的事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然后，大将高鸿中、鲍承先等人又故意给姓杨的太监一个逃脱的机会，杨太监逃回北京，便把他听到的“重大机密”一五一十地禀报给了崇祯皇帝。
当时，朝中一些反对袁崇焕的人早已纷纷诽谤袁崇焕引狼入室，是要胁迫朝廷答应他提出的与后金议和的主张，好与后金订立城下之盟。
崇祯皇帝一贯刚愎自用，独断多疑，他对袁崇焕本已有了疑心，听了杨太监的密奏，便不分青红皂白，召袁崇焕问罪，将其下狱。
1630年9月22日（阴历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以“叛逆”“擅主和议”罪名判处“凌迟”。
什么是“凌迟”呢？
所谓“凌迟”，是中国古代各种酷刑之中最为残酷的一种刑罚，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千刀万剐”。凌迟，本意是指山丘延缓的斜坡，后世将凌迟作为一种刑罚，仅取它的缓慢之意，意思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就要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把人的肉差不多割尽，最后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毙命！
明朝的凌迟处死是真的要把犯人零割千刀以上，最多者达3600刀！可见其残酷之极！袁崇焕之死，官修《明史》记载甚简：“遂磔崇焕于市。”如此而已。千古奇冤遮蔽在这简略的文字中，弥天血腥被涤荡得无影无踪。
那么，袁崇焕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明末清初人计六奇在他的《明季北略》中“鲜活”地记载了袁崇焕被处以“凌迟”的真实细节过程：“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具尽，只剩一首，传视九边。”浓浓血腥溢于字里行间，读来不免令人肌肤悚然生寒。
我们把上述的内容翻译成现代汉语，就出现了下面的情景：
前提我们得首先清楚，范文程的这个反间计当时无人识破。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袁崇焕真的是全国头号汉奸。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全国的头号汉奸，被皇帝下令凌迟处死，那人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就在袁崇焕死的那一天，1630年9月22日，北京城万人空巷，齐聚西市而来。那个时候的西市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四，那是杀人掉脑袋的地儿，齐奔西市而来。万人空巷，将西市围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你要想挤到前面，得先给刽子手送礼，刽子手开刀，你就跟在刽子手后面鱼贯而入，你就可以亲眼看到这个袁崇焕死的真实细节。
历史书上记载说，“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一刀一刀地割，“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什么意思？每割一块肉，京城的百姓都哗哗地往前面扔钱，我把这个钱给你，你把这块肉给我，我得吃掉他，生吃。后面还写，“刽子乱扑”，刽子手的手在袁崇焕身上这儿一刀，那儿一刀，你不能挨着割，挨着割就死了，就不会到3357刀了，所以得乱割，这儿一刀那儿一刀，“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肉没了，肉全都卖了，卖光了。开腔，“出其肠胃”，开膛破肚，把他的肠子、肚子、心肝肺全挖出来，这回该卖心肝肺了。哎，“百姓群起抢之”，一人抢一块，这个肠子、肚子你不能分成小刀刺啊，刚一扔出来就被人抢了，“得其一截者，和烧酒生啮”，我得着一块，全国头号汉奸的肠子，赶忙拿烧酒，这边一口酒，那边一嘴肠子，那个肠子是活的，刚弄出来的，还带着血，吃着，好家伙，满脸都是血，所以最后说，最后是“血流齿颊间”，满脸都是血，都是袁崇焕身上的血。“又唾地唾骂不止”，一边吃一边骂啊，这个汉奸，我就得生吃了你。“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肠子、肚子、心肝肺全没了就剩下骨头了，结果拾得其骨者，用刀斧给他剁碎了，熬粥吃。最后“只剩一首，传视九边”，只剩下一个头颅，然后传令长城沿线的九个关口。这就是告诉你，这就是做头号汉奸的下场。
袁崇焕冤枉啊，那是鼎鼎有名的大英雄，为保卫明朝最大的英雄，却被明朝皇帝如此杀掉，惨啊！袁崇焕地下有知，您说，他该把这笔账记在谁的身上？范文程？崇祯皇帝？还是自己？对于明朝人而言，范文程那可是鼎鼎有名的大奸臣，太可恨了。人家两代帝王，几十万将士无可奈何的一个人，就被你三言两语落得个如此下场？您太可恨了。站在明朝的角度想，我们怎么能不恨范文程？
可是话说回来，我们怎么能恨范文程？你堂堂的一代帝王，你连一个小小的反间计你都识不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懂不懂？忠心保卫你的人，落得如此下场？谁能够再保卫你啊？这就是一个堂堂皇帝的作为？
您说，袁崇焕地下有知，该是怎么个思考？
如此的范文程，如此的崇祯皇帝，你让夹在清朝的范文程和明朝的崇祯皇帝之间的千军万马将来做何打算？
说得远一点，十几年以后的1644年，当时清军正在关外，李自成的大藏书网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由于政策得体，所以清兵颇得汉人的协助，此后在华北、西北的军事行动，几乎通行无阻。
第六，恢复科举考试制度。
除整顿旧官之外，爱新觉罗·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爱新觉罗·多尔衮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清军入关后，范文程上疏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爱新觉罗·多尔衮接受了他的意见。1644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1645年就在实际上恢复了科举考试。在1646年到1649年的3次会试中，共取进士1100人。首科之中，出了4位大学士、8位尚书、15位侍郎、3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6位高官。
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这一举措有助于吸纳汉族知识分子，有助于巩固政权。
第七，创建绿营。
绿营兵是清军入关后，爱新觉罗·多尔衮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
当时，爱新觉罗·多尔衮注意到了下面两个方面的史实。
第一方面：八旗兵力太少，不足以控制全国。
当时的八旗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和打胜八旗4个部分。这4个部分除了满洲八旗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父亲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的之外，其他3个部分24旗均为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爱新觉罗·皇太极时期建立的。这4个部分的八旗共32旗的兵力总共只有约20万人。其中守卫京师的京营和守卫其他地方驻防两部分各占一半左右。京营旗兵驻京城四周，保卫皇宫和京师，主力是骁骑营、步军营和护军营。驻防八旗分驻各省要冲地点。
第二方面：各地还存在着大量投降清朝的明朝军队，共计60万人左右。
对于这60万汉族投降的兵力，爱新觉罗·多尔衮一时还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但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知道，如果不正确地引导这些人，如果不给这些人以好的出路，那将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给清朝对于全国的统治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
正是因为如此，爱新觉罗·多尔衮面对上述两个互相对应的内容，迅速下令：改编明朝降卒与招募汉人而成的地方军使用绿旗，故名绿营或绿旗兵。当然，满洲地区没有绿营的存在。
绿营兵的兵源，开始实行招募制，后来转向世袭制。绿营兵除少数配合驻防八旗拱卫京师以外，绝大部分都驻扎在各地，维护地方安全。在京绿营统一由八旗步军统领，地方上的绿营由地方长官统领，因此绿营在地方上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总督，没有总督之省则是巡抚。操练和征战则由提督和总兵负责。绿营分陆营和水师两个兵种，各有马兵、步兵、守兵3个等级。绿营总人数一般保持在60万人左右。绿营的驻军组织有标、协、营、汛4级。
第八，准许满汉联姻。
1648年，爱新觉罗·多尔衮下令，准许满汉官民联姻。其实，这里的准许满汉官民联姻中的汉族军民，是仅仅指包括汉族官员在内的汉军八旗以上者而言的，并不是所有的汉族人都可以与满洲军民联姻。
虽然这个规定仍然没有完全放开所有满汉官民的联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个规定对于消弭民族隔阂，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的。
对于汉族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百姓，爱新觉罗·多尔衮采取了以下第九项到第十四项的正确决策：
第九，严格军纪。
爱新觉罗·多尔衮听从范文程的建议，命令旗兵入关后不得滥杀无辜，不得抢掠财物，不得焚毁民宅，凡是违抗命令者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这是一条使全国所有百姓都受益的措施！这样就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减少了普通百姓因为战争而引起的流亡。
第十，废除三饷。
爱新觉罗·多尔衮紧紧抓住“救民”“安民”这两条汉族统治者长期以来总结出来的“祖训”不松口，在进入北京以后，立即宣布废除明末加派的三饷，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这是一条使全国所有农民都受益的措施！这项措施赢得了中原百姓的衷心拥护，大大降低了平定全国的阻力。
第十一，奖励垦荒。
爱新觉罗·多尔衮令各地垦荒，永为己业。清初，农业生产收入不好，钱粮征收困难，为解决土地不足问题，范文程提出了在湖广、江西、山东、陕西、河南等主要产粮区实行屯田的建议。这项措施因为得到了多尔衮的赞同而逐步推向全国。这也是一条使全国所有农民都受益的措施！这项措施也赢得了中原百姓的拥护，大大降低了平定全国的阻力。
第十二，废除匠籍制?度。
1646年，爱新觉罗·多尔衮下令，废除明朝匠籍制度，将匠户编入民籍，与农民一体纳税当差，禁止官府以各种名义无偿役使手工业工人，使其获得了与农民相同的法律地位。
第十三，放宽对手工业的垄断。
爱新觉罗·多尔衮还放宽了国家对手工业的专擅垄断，除武器制造、货币铸造及宫廷所需重要物品由官府经营外，其他行业经过官府批准，并按规定纳税，都允许民间手工业者经营。
第十四，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
为了发展私营商业，爱新觉罗·多尔衮下令废除明末加征于商人的各项税负，并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自从战国时期的秦国商鞅变法以来的两千多年的所有的封建王朝，就一直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我们不可否认，这一政策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封建制度的巩固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消极作用也日益增加。它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自由劳动力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极大地压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严重地桎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使中国封建社会陷于长期停滞的困境。同时，它还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导致经济结构过分单一。甚至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人为地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导致了环境的恶化。
在中国历史上，像爱新觉罗·多尔衮这样下令废除加征于商人的各项税负，并提高商人社会地位的做法，还是很少见的！也可以这么说，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个人，还是很有见地的！在这个方面，爱新觉罗·多尔衮之后的历代清朝皇帝，都不如爱新觉罗·多尔衮开明！
有的读者说了，哎，不错呀！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个人不错呀！这样做很得民心呀！在爱新觉罗·多尔衮这样聪明睿智的摄政王领导之下，清朝军队应该很快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呀？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转眼之间，这个聪明睿智的爱新觉罗·多尔衮迅速地改变了自己原来制定的正确政策，又制定了一些与此完全相反作用的政策！从而使事态迅速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他没有能够领导大清王朝完成中国的再度统一这个任务！
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为什么会迅速地改变了自己原来制定的正确政策呢？他改变正确的政策，会给大清王朝带来哪些后果呢？
在我看来，促使爱新觉罗·多尔衮这样聪明睿智的摄政王改变既定政策的原因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爱新觉罗·多尔衮自身造成的。爱新觉罗·多尔衮毕竟是一个封建王朝的摄政者，他的思想觉悟还不可能很高，他的执政能力也很有限。他还不可能从理论上到实践上深刻地认识应该如何彻底征服一个从内到外都完全高于自己民族的一个民族。所以，当他一旦遇到挫折，他的思想意识就会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靠拢。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说的一句俗话“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爱新觉罗·多尔衮也绝不会超出他的阶级和时代赋予他的局限性！
第二方面，是八旗官兵和满洲贵族造成的。八旗官兵和满洲贵族打天下的目的是为了坐天下。与那些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不同，这些普普通通的八旗官兵们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他们是不会想那些诸如应该如何彻底征服一个从内到外都完全高于自己民族的一个民族等问题的。他们只是需要享受，需要向征服者显示出自己的权威。爱新觉罗·多尔衮作为八旗官兵和满洲贵族利益的代表，他必须努力去维护八旗官兵和满族贵族的利益，这些八旗官兵和满洲贵族才能去支持他这个摄政王。因此，他只能采取一些政策，来适应这些八旗官兵和满洲贵族，他才能保持住他的摄政王的位置。而他实行的这些政策，恰恰引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激化了满汉民族间的矛盾。
第三方面，是投降清朝的原明朝的官兵造成的。由于多种原因，在清军入关的过程中，很多明朝的官兵不是去努力抵抗，而是迅速投降了大清王朝这个大明王朝的死对头。不但迅速投降了大清王朝这个大明王朝的死对头，而且还加速地助纣为虐。他们面对着大清王朝的军队是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而面对着没有投降大清王朝军队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农民武装，他们则毫不手软，高高举起了杀人的屠刀！他们面对着这些宁可死亡也决不投降大清王朝的精神世界的胜利者，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是杀掉他们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空虚和无助！
第四方面，是爱新觉罗·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关系的日益加深，自己的思想也随之受到对于汉人怀有满腔深仇大恨的孝庄皇太后的影响，从而改变了他原来的命令，即“命令旗兵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民宅，不听命令要处罚”，多尔衮也逐渐开始放纵自己的八旗军队滥杀无辜，造成了遍及全国各地的大屠杀。
正是因为以上的几个方面的原因，才促使爱新觉罗·多尔衮这样聪明睿智的摄政王逐渐地改变了自己既定的正确决策，向着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从而最终造成了他没有能够完成中国的再度统一这个他本来应该完成的任务！
在上述四个方面作用的影响之下，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很快实行了导致民族压迫的六项弊政。
这六大弊政的第一项就是颁布圈地令。
我们要注意，世界历史上，英国有过圈地运动，英国贵族圈地是为了养羊，养羊的目的是为了卖羊毛，是商品经..济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说，爱新觉罗·多尔衮为首的大清王朝的圈地运动与英国贵族的圈地运动的目的不一样。入关以后的清军，为了解决自身的吃饭问题，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大规模的圈地有3次。第一次，1644年11月2日，爱新觉罗·多尔衮颁布圈地令，将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及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死于战乱留下的荒田分给诸王、勋臣、兵丁。第二次，1645年9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直隶的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江苏的徐州、山西的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因驻扎八旗兵，这些地方的无主荒田也分给他们。第三次，1647年正月第三次圈地，范围在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这三次圈地运动被圈的土地达16万余顷。
满清将被圈土地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又称旗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贵族的官庄，其实在圈占过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私田硬说成无主的荒地。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结果大量汉人失去土地，流落他乡或沦为满洲人庄田的农奴，成为供他们奴役、剥削的农奴。圈地运动前后持续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
清军入关后，还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今天北京的原崇文、宣武两区。
这六大弊政的第二项就是颁布剃发令。
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1644年夏天，爱新觉罗·多尔衮颁布剃发令。
所谓剃发，就是男子必须按照满洲人的习俗，把额头前面的头发剃干净，周围剃去寸许，然后，没有被剃的头发必须编成辫子，所有不听命令的，一律枭首示众。按照常理来讲，穿什么服饰、留什么发型，和统治并无多大关系，但满洲人入关并建立政权后赋予了它们新的内涵。为什么清朝的统治者诸如爱新觉罗·多尔衮等人会在发型和服饰上面不惜对汉族民众痛下血手呢？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其固有的民族歧视与游牧民族对武力的迷信；另一方面，是满洲皇帝的深谋远虑。
早在爱新觉罗·皇太极统治时期，就曾经总结以前契丹、女真入主中原“数世之后，皆成汉俗”的历史教训，认为满洲入关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汉化，自己的民族有被汉化而消亡的危险！
为避免这一点，爱新觉罗·皇太极认为，关键是要保证满洲人的“骑射”传统。为保证骑射，满洲人的辫子、胡服是绝对不能放弃的！这是皇太极留给后世的“祖训”！既然“祖训”不可更改，而且要保证其统治的长久，那么唯一的牺牲品就是汉族人民！改换发式、衣冠可以营造一种“同类”的假象，避免汉人因为发式、衣冠的差异而引发“华夷之辩”与“亡国之痛”！
汉民族的发式、衣冠到这时候，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它集中凝结着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剃发、易服其实就是从精神、文化上灭族！
正如顾炎武先生的“断发”所说的那样，“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
这就是为什么发式、衣冠的更改能够引发惊人血案的原因！清军入关后，全国因服饰、发式而被杀的汉人不下几十万，当时在中国的一位西方传教士看到这些情景写道：“全世界像汉族这样因服饰、发式而遭屠杀的民族绝无仅有。”
这六大弊政的第三项就是颁布投充法。
1645年春，爱新觉罗·多尔衮颁布投充法。
什么是投充法呢？投充法规定：第一，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役使；第二，被投充的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
投充法造成的结果是：满洲贵族才不管这些汉人是否是贫民..呢，他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就去任意逼迫汉人为奴！因此，任意逼迫汉人为奴的现象也随之日渐严重！这也就日渐出现汉族百姓人心惶惶的现象！在各地汉族人民中间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激化了满汉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
这六大弊政的第四项就是颁布逃人法。
清兵入关后，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1645年春，爱新觉罗·多尔衮颁布逃人法，下令：
第一，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
第二，凡窝藏逃跑奴仆的人，本人处死，财产没收；
第三，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
逃人法造成的结果是人人自危，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加深了人民的灾难，激化了满汉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
这六大弊政的第五项就是颁布禁关令。
清兵入关后，爱新觉罗·多尔衮就在1644年下令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这就是“禁关令”。
清初，满洲人倾族入关后，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与“禁关令”相关的词汇除了“禁关令”外，还有两个：“柳条边”和“闯关东”。
“柳条边”：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政府不惜代价于满洲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满洲长城，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至康熙中期完成。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的为“新边”。边墙以东的满洲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满清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
“闯关东”：有“禁关令”就有“闯关东”。直到历史已经进入到了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满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于是，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源源不断地“闯”入东北，这就是“闯关东”的来历。至1840年，东北人口仅突破300万人，虽然比100年前相比猛增了七八倍，但此时的全国人口已达4亿多，两相比较，东北的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了清末，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俄对东北虎视眈眈。在此形势下，清廷不得已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至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新中国成立前夕达到近4000万人。
我们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上述错误政策，毫无疑问会助长本来已经激化的满汉民族矛盾！这就会造成一种非常恶劣的后果，延长中国的再度统一这个任务的完成，加剧中华民族的灾难！
这六大弊政的第六项就是屠城。
在清朝军队对中原地区的征服过程中，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百姓如不顺从清王朝，敢于抵抗的，破城之后，大杀百姓。有名的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外还有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常熟之屠、苏州之屠、海宁之屠、广州之屠、赣州之屠、湘潭之屠、大同之屠、四川之屠，等等。
下面只举一例说明——“嘉定三屠”。
1645年闰六月，嘉定左通使侯峒曾、进士黄淳耀为抵制清朝剃发令，与嘉定全城民众抗击李成栋的清兵入城。死守12日，毙敌七万五千多人。因援绝矢尽，大雨坏城，终为所破，侯峒曾与二子指挥作战，敌不过，便相抱投水。
七月初四嘉定城破，李成栋下令屠城，放纵部下大肆劫掠屠戮，明人朱子素的笔记《嘉定乙酉纪事》载：“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嘉定乙酉纪事》，下同）。李成栋则“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了。此为嘉定第一屠。
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李成栋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50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李成栋遣部将徐元吉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时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此人本是吴淞守军将领冯献猷部下，随冯投降了李成栋，但这是一次无望的起义，很快就被覆平，李成栋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连平息吴之藩的造反外带屠戮平民，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
此时的爱新觉罗·多尔衮一面杀人，一面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
屠城，残害百姓，惨绝人寰，只能激起汉族人民的民族仇恨！
由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上述六大错误决策，毫无疑问会助长本来已经激化的满汉民族矛盾！这就会造成一种非常恶劣的后果，延长中国的再度统一这个任务的完成，加剧中华民族的灾难，最终导致他没有能够看到中国统一在他的手里。
由此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上述六大错误决策，哪个是最错误的呢？
第一，我认为，圈地这项错误决策不是最为错误的决策。
您想呀，圈地一项虽然对于普通百姓有些伤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项措施只是对于汉族人中的极少数——家财万贯的地主阶级的损失更大一些！而相对来说，对于穷苦的农民百姓的损失则要小一些！
您想呀，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是？因此，圈占有钱有势的地主阶级的土地，穷苦的农民百姓高兴还来不及呢！
他们会说，这一回，你完蛋了吧！有人收拾你了吧！活该！谁让你们家贪占那么多地呢！活该你们家的地让别人圈占了去！
他们会说，这一回，可解了我的心头之恨了！
他们会说，这一回，好！满洲人替我干了一件大好事！干了一件我自己想干而干不成的事！好！太好了！我支持你们！
明朝末年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就恰恰证明了我刚才说过的话是正确的！
因此，这项措施不会引起汉族人民全体一致的广泛反抗！因此，我要说，圈地这项错误的措施不会引起汉族人民广泛的反抗！
第二，我认为，投充法和逃人法这两项错误决策也不是最为错误的决策。
您想呀，对于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穷苦百姓来说，他们给谁干活不是干呀！您想呀，他们在选择工种的时候，还会看看主人的脑袋后面有没有一根长辫子？
对于广大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穷苦百姓来说，找个能给口饭吃的工作就行了！哪里有那么多的要求呀！奴仆就奴仆呗！买卖就随他们买卖呗！他们还担心投充法？
而因为反抗投充法而逃跑的人自然就应该是少数人，这些少数人逃跑以后，自然是或偷偷还乡，或聚集山林而已！一般来说，还不会造成全国所有的逃人在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领导之下发动大规模反抗！
因此，投充法和逃人法这两项错误决策不会引起汉族人民全体一致的广泛反抗！
第三，我认为，禁关令这项错误决策更不是最为错误的决策。
您想呀，这里的“关”，是指山海关而言！对于广大汉族人来说，山海关外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家！那个时候，即使百姓为生活所迫，想要离开自己的家庭，一般而言，也是流浪到大的城市里面来讨个工作，哪里会跑到东北山海关外生活呀！
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大量汉人“闯关东”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则是广大的汉族人民对于当时的“关外”这一“神秘”地区的向往而已！并不能真正说明清军入关前后的“关外”是多么的富庶、繁华！并不能真正说明清军入关前后的“关外”是多么让人感到更加容易生存！
因此，我要说，这项错误的措施，要想引起汉族人民广泛的反抗，是很难的！
第四，我要说，屠城这项措施本身并不是激起人民反抗的原因，而是某种措施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激起人民反抗后的一种结果！
当然，这项极端错误的措施，只能是错上加错！而不是错误本身！
第五，我要说，最能引起汉族人民广泛反抗的当属剃发令！
为什么剃发令最能引起汉族人民广泛的反抗呢？其实原因很简单。
几千年来，汉族人民一直沿袭儒家思想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丝毫不可损伤也”这一传统！对于汉族人民来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丝毫不可损伤也”就是古训，就是根基！
比如说，在中国古代，即使再有钱的汉人，他们也不会把黄金、白银挂在耳朵上。因为什么呢？你在耳朵上打一眼儿，这就违背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丝毫不可损伤也”的古训，这是要折寿的。
既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损伤，现在你大清朝给我规定，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个就和我受到的传统的教育发生了冲突，这对于广大的汉族人民来讲，剃发与被处死，它是相等的概念。我们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故事那是太多了。
我们学过一篇课文，根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记载，讲的是曹操犯了罪，他给人规定，谁都不许马踏青苗，结果呢，刚说完这个规定，转眼之间他骑上马，他的马惊了就踏了青苗，按规定就得处死。后来他说算了，我这个命令已经颁布了，我就死吧，属下人三番五次地拦，最后他自己拿起剪刀割发代死。在汉族人看来，你把头发剪了，就相当于你死过一次。
因此，剃发，在汉族人看来，这是大不敬的罪过！剃发，对于绝大多数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儒家思想耳濡目染的汉族人民来说，无异于死亡！
您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投降就投降了吧，您还要在我的身上留下一个在我心目中比死亡还要难受的记号——剃发——来羞辱我！这就太让人感到不自在了吧！您想啊，要是不留下这样一个记号，谁能知道我是投降了呢还是没有投降呢？您这一留记号不要紧，谁都知道了我投降不说，这个记号还是违背我的信仰的、比死亡还要让人难受的记号！您这不是逼着我们造反嘛！
因此，剃发令的颁布，最能引起汉族人民广泛的反抗！
这中间，最为典型的反抗个案当属江阴八十一日。
江阴八十一日是指1645年夏，江阴人民为抵制清朝剃发令，在阎应元等领导下进行的反清斗争。因为前后长达81天之久，故被称为“江阴八十一日”。
1645年夏，江阴降清！这里，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史实，江阴本来已经降清！
就在这个时候，清朝派出了一个更早一些投降清朝的前明官吏——方亨继任为江阴新的知县。方亨依照清朝惯例，颁布了剃发令！
这样一来不要紧，迅速激起了民变！
阴历六月二十八日市民请愿留发留衣冠。方亨破口大骂！众人大怒，骂道：“你身为中国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不知道羞耻吗？”方亨羞愧不已，暂停所议。
此后，方亨召集诸生百余人及乡绅、百姓会于文庙。众人问道：“现在江阴已尽归顺，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方亨道：“只剩下剃发了。”众人道：“发可不剃吗？”方亨道：“这是大清律法，不可违背。”说罢就回衙了。
诸生许用等人聚集不去，在明伦堂共同立誓道：“头可断，发不可剃！我中国男儿岂可失身！”
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鼎沸起来。
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
结果，这封密信被义民搜获，于是在闰六月初二日擒住方亨，斩杀清差，推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
陈明遇虽然胸怀忠肝义胆，却感到自己缺乏军事组织才能，在他的推荐下，江阴士民把乡居的原任典史阎应元迎接入城担负守城重任。
典史，是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相当于我们说的一个县的公安局长。
江阴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九万多人。被百姓们推举为守城统帅的阎应元既无在扬州抵抗清朝军队的一品大学士史可法的10万大军，又无在嘉定抵抗清朝军队的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地位显赫，但他居然应全城百姓重托，于24万清兵的大炮、强弩之下，担当起了9万平民百姓的指挥官！
阎应元入城后，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会合乡兵分班上城，每个城垛10名，按时换班，分守四门！
在81天的血战中，阎应元与全城百姓同仇敌忾，击毙清兵万余，其中3位王爷、18位大将！
阎典史几乎使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计谋，诈降、设伏、火攻、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夜袭敌营、城头楚歌，居然连人体炸弹也用上了！
阎应元招募自愿老者出城诈降，将炸药放在装银两的木桶夹层中，献纳时引燃导火索，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与清军王爷一、上将三及贼寇三千玉石俱焚，清军不得不三军挂孝！
城破之时，阎应元端坐于东城敌楼之上，要了一支笔，在城门上题到：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题罢，阎应元带着千人继续上马格斗，杀死清兵无数，欲从西门突围而不得。他环顾从者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投水自尽，被清兵拉出水面后刺断胫骨令其下跪，他倒地后膝盖不弯直至气绝！
当清军开始屠城的时候，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贞烈，投河而死！七岁孩童，毅然就义，无一人顺从！
有人统计，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被杀者七万五千余众，江阴遗民仅53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江阴军民这视死如归，以身殉国之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矣！
因此，我们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这六大错误决策，尤其是这剃发令的颁布，只能激起汉族人民的民族仇恨！从而使事态迅速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他没有能够领导大清王朝完成中国的再度统一这个任务！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三大抗清力量：官僚地主知识分子；各地农民起义军；南明军队。更有甚者，这三部分人还打起了联合抗清的旗帜，而且愈演愈烈！而这，恰恰最终导致了爱新觉罗·多尔衮完成中国再度统一大业的失败！
由于清王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一部分汉族官僚地主和知识分子逐步认清了清王朝的实质，从而走上了抗清道路。这部分人中大人们的事迹我们不说了，说一个少年英雄夏完淳的事迹。
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是明朝末年著名的文学家。1645年，清兵破南京，夏氏父子毁家倡义，起兵抗清，成为明末抗清领导人物。后战斗失利，夏允彝投水殉节。其子夏完淳继续抗清，1647年不幸失败被捕。清军派重兵把他押到南京提审。主持审讯的是洪承畴。
洪承畴是明朝进士，曾任兵部尚书。1639年督师蓟辽，1640年为清兵所俘。皇太极派范文程劝降他，发现他爱惜衣服，梁上掉下一点灰尘，撒在他的衣服上，他拍了又拍。听了这个报告，爱新觉罗·皇太极便亲自去看洪承畴。将身上的御衣解下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睁大眼睛感激地看着皇太极，于是归顺了清朝。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崇祯皇帝却主观地认为洪承畴已经自杀殉国，所以亲自设祭痛哭哀悼！
1645年，洪承畴来到了南方，负责招抚江南。
洪承畴面对着少年英雄夏完淳，装出一副温和的神气说：“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指使。只要你肯回头归顺大清，我给你官做。”
夏完淳假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洪承畴，厉声说：“我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洪承畴的字）先生，是个豪杰人物，当年松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我年纪虽然小，但是杀身报国，怎能落在他的后面。”
这番话把洪承畴说得啼笑皆非，满头是汗。旁边的兵士以为夏完淳真的不认识洪承畴，提醒他说：“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
夏完淳“呸”了一声说：“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谁不知道。崇祯帝曾经亲自设祭，满朝官员为他痛哭哀悼。你们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污辱忠魂！”
说完，他指着洪承畴骂个不停。洪承畴被骂得脸色像死灰一样，不敢再审问下去，一拍惊堂木，喝令兵士把夏完淳拉出去！1647年9月，这位年仅17岁的少年英雄在南京西市被害。他的朋友把他的尸体运回松江，葬在他父亲的墓旁。
回过头来，再来说说各地农民起义军余部与南明残余部队的联合抗清问题。
话说自从山海关之战失败后，李自成迅速离开北京退到西安。1645年，李自成两次战败后放弃西安，进入湖北，在九宫山为地主杀害。李自成死后，余部坚持抗清。到1650年年底，爱新觉罗·多尔衮去世前后，他们活跃在易守难攻的长江三峡地区，形成了著名的“夔东十三家”，势力盛极一时！
张献忠于1644年建立大西政权，1646年张献忠在四川西充与清军作战牺牲。此后，张献忠手下四大名将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进驻滇黔，与南明桂王政权联合抗清。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清廷入关后，连续出现了几个与清王朝对立的南明政权：福王政权、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和桂王政权，等等。
其中，前三个政权的抗清斗争并没有多少战绩，命也不>长，只有丁魁楚和瞿式耜拥立的明思宗的堂弟朱由榔为首的桂王政权（年号永历，也称永历政权）在农民军和反清将领的帮助下坚持了十五六年，有些作为。
到1650年年底，桂王政权已经拥有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四川、江西、广东七省之地。与此同时，桂王手下的郑成功也占领了厦门，大有收复福建之势。桂王政权的抗清斗争已经达到高潮！
大清王朝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六大错误决策，客观上造成了到1651年年初三大抗清力量的抗清斗争几乎同时渐入佳境。也就是说，爱新觉罗·多尔衮直到死，也没有看到他率领的清朝八旗子弟统一中国！
用文字作为反抗的利器
长期以来，关于孝庄皇太后与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关系的说法，一直都是一个引发几乎所有研究、评论、述说这一段历史的人——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以极大关注的问题。
关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孝庄皇太后到底是否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问题，正史也好，野史也罢，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孝庄皇太后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
第二种，孝庄皇太后没有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
第三种，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是情人（或者说得难听一点就叫偷情）的关系。
那么，上述三种回答，到底哪一种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呢？或者更加严谨地说，上述三种回答，本人到底更加相信哪一种呢？
您要让我说呀，我只能说，您看完了我的考证，自然就会有一种结论了。
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有着所谓的“清宫三大疑案”“清宫四大疑案”“清宫八大疑案”之说。关于什么是“清宫三大疑案”“清宫四大疑案”“清宫八大疑案”，他们的真实性到底如何，不是我们这里面要谈论的内容，因此我们要暂时先把这些内容搁置在一旁，单单分析一下这“清宫三大疑案”“清宫四大疑案”“清宫八大疑案”之首的“太后下嫁”疑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孝庄皇太后到底是否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问题。这个疑案被历代史学家们公认为是“清宫三大疑案”“清宫四大疑案”“清宫八大疑案”之首！
很多读者们听到这里，自然就会发出下面的疑问：
第一，“清宫×大疑案”一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第二，为什么会出现“清宫×大疑案”一词？
第三，“太后下嫁”何时开始成为“清宫×大疑案”之首的？
第四，“太后下嫁”为什么会成为“清宫×大疑案”之首？
关于第一个问题，“清宫×大疑案”一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回答起来很简单。客观地说，早在乾隆年间，就出现了“清宫×大疑案”一词。
关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清宫×大疑案”一词，回答起来则稍微麻烦一点。“清宫×大疑案”的出现背景其实很复杂。
我们说，清朝政权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当时那样的时代，毕竟还很不能为广大汉族人民所接受。于是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就不断鼓动广大汉族人民反抗。但是，当这些反抗全都失败之后，这些汉族知识分子会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去分析反抗全都失败的原因，我们只是去想这样一个在当时来说很现实的问题：这些汉族知识分子们会甘心失败吗？如果不甘心的话，他们还能采取什么办法呢？
他们能够采取的办法只能是利用他们最后的武器——唯一的武器——汉族人民的语言文字。我们知道，语言文字是一种很厉害的武器，它是可以杀人的！
如何利用好语言文字武器呢？语言文字武器的功能很多，清朝初年的汉族知识分子主要利用了以下两种功能：
第一种，利用语言文字武器中的放大功能。夸大人家的缺点和失误，见缝下蛆，以逞自己的栽赃陷害之能事！既然我用武力没有办法推翻你，我就用我的手、笔和嘴去千方百计地羞辱你、笑话你。其结果，便是出现了“清初×大疑案”中的一些“疑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即位”！
第二种，利用语言文字武器中的自嘲功能。没完没了的自嘲，也被鲁迅称为“阿Q精神”！在这里，汉族知识分子的“阿Q精神”集中表现为“清初×大疑案”中的“雍正暴亡”和“乾隆出身”。你看，“雍正暴亡”——我已经杀掉了你们的老皇上！“乾隆出身”——新的皇上是汉族人！我们的报仇已经完全成功了，既然新的皇上已经是汉族人了，我们还报什么仇啊？
关于第三个问题，“太后下嫁”何时开始成为“清初×大疑案”之首的，回答起来也很简单。早在乾隆年间，自从有了“清初×大疑案”一词，这“太后下嫁”就开始成为“清初×大疑案”之首！
关于第四个问题，“太后下嫁”为什么会成为“清初×大疑案”之首，考证这一问题的答案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考证另外一个问题：
一个寡妇，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有什么值得我们大惊小怪的吗？
嫁就嫁了！嫁给谁不是嫁呀？不就是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吗？这有什么新鲜的？还能够被历代史学家们公认为是“清初×大疑案”之首？
这样一个小小的小到不值得一提的芝麻大的小事，还能成为“清初×大疑案”之首？这些史学家们，放着天下那么多的大事不去研究，别是有点太自作多情了吧？即使不是有点太自作多情，也应该是有点另有企图之类的吧！
您还别说，这些史学家们，还真的不是什么自作多情！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史学家们的想法是单纯的，他们就是觉得既然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案件，作为史学家们就应该将这些疑案一一搞清楚明白，弄清楚他们的来龙去脉，以便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诸位读者朋友们，在您看来，一个寡妇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是否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呢？我再给您提个醒，这个寡妇女人是前任皇帝的妻子！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寡妇女人还是一个出身于蒙古族的女人！而这个前任皇帝呢，他是一个出身于满洲人的皇帝！
有的读者朋友们说了，您什么意思啊，您这不是明摆着瞧不起我们少数民族吗？
诸位，您可不能着急，您得看完了我的考证，再得出结论，对吗？
我也看了很多清史考证专家对于“太后下嫁”这一“清初×大疑案”之首的“疑案”的考证。我通过看他们的考证，自己从中似乎得出了一个结论：
凡是心里面比较偏向孝庄皇太后或者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人——这些史学家们，或者自己就是满族人或蒙古族人；或者自己虽然不是满族人或蒙古族人，但是他们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自己已经深深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都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中间，是很耻辱的！是很不光彩的。所以，他们就极力为这两个人辩护说，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凡是心里面比较仇恨满族人或蒙古族人的人，都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中间，是很耻辱的，但也是很正常的。如果发生在汉民族中间，就会觉得不对头了，就会大声地说：“不对！我们大汉民族，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这纯粹是你这个可恨的老师，对于我们大汉民族的侮辱！”您就会觉得，哎，我说，你是汉族人吗？天下有你这样的汉族人吗？
因此，我觉得，在我研究考证“孝庄皇太后到底是否下嫁给了多尔衮”这一问题之前，我还必须要考证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寡妇，在自己的男人死后，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到底是中国的某些极为落后的少数民族特有的现象呢？还是中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具有的共同的现象呢？还是汉民族也有的现象呢？还是世界上很多民族共有的现象呢？
经过我的考证，我得出了下列结论：
嫂子在自己的男人去世后嫁给小叔子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普遍具有的现象。
在介绍这一观点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正北蒙古族的婚俗——三娘子的故事。
常听京剧的人都知道，有个三娘子的故事。故事中的三娘子是个蒙古女子，由于她的明智，使战乱不断的明代北方边疆出现了民族友好往来的春天。
诸位可能不知道吧，她这个人也曾经先后嫁给了俺答汗一家祖孙三代人!
三娘子本名叫钟金，蒙文史籍中称她为“克兔哈屯”或“也儿克兔哈屯”。蒙文中“克兔”的意思是三，“哈屯”的意思是皇后或娘娘。所以汉文史籍把克兔哈屯译成三娘子。也儿克兔哈屯，意思是“有权力的三娘娘”。
钟金是漠西蒙古奇喇古特部首领哲恒阿哈的女儿，原本许配给当时控制着整个漠南蒙古西部的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由于钟金美貌非凡，不知在什么场合被未婚夫的爷爷俺答汗看到，惊为天人，便不顾一切地在1570年将她抢到手，成为了自己的妻子。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一怒之下，偷偷跑到敌国明朝的边关请降。
以把汉那吉投降明朝的事件为契机，关闭多年的马市也就随之恢复了。
所谓马市，也叫互市。是明朝政府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一些贸易市场，蒙古族各部可以定期到市场上用马和羊跟明朝政府和中原百姓交换生活必需品，诸如铁器、布帛、粮食、茶叶等。明朝政府更把马市当作笼络蒙古各部的手段：哪个部不扰边，就向哪个部开马市；一扰边，作为惩罚，立刻关闭马市。
自从在“土木之变”中大败明军、俘虏明朝英宗皇帝的瓦剌蒙古首领也先死后，蒙古族各部又一次分裂，互相仇杀，部落人民愈加穷困，缺衣少食，便常常侵扰中原。明朝就干脆关闭了所有的马市。蒙古各部生活用品来源全断，就愈发频繁地进入中原抢掠，使得长城内外，几无一日安宁。
俺答汗是位有见识的蒙古族首领。他懂得要强盛必须发展经济，要想发展蒙古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就离不开中原。所以，从1542年他控制了整个漠南蒙古西部之后，年年都要求明朝政府开放马市。
对于明朝政府来说，由于边患严重，巨大的军饷开支，已经达到全国一年总收入的一倍，寅吃卯粮也实在难以承受、难以支撑了。
适逢其时，出了个把汉那吉降明的事件。双方借此事进行接触。1571年，明政府正式宣布恢复马市，并封俺答为顺义王，特地为他铸了一颗金印。
开市这一天，马市所在地大同得胜堡如同节日，一片欢腾。祖国各地的土特产品摆满了市场，汉蒙各族人民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气氛友好而热烈。
这时，三娘子盛装浓妆，率领着蒙古各部首领，赶着500匹精心挑选的蒙古良马也来到大同，她是代表新受封的顺义王俺答来向明朝政府进贡的。
此后，三娘子经常到马市上贸易，她曾因到张家口马市而认识了明朝的巡抚吴兑。吴兑对待三娘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亲切关怀，无微不至。他特意赠给她贵重的八宝冠、百凤云衣和精美的红骨朵云裙。他们的这种亲友般的关系一直延续了很久。明朝政府也因此而获得很大好处：因为三娘子积极维护马市贸易，一听说哪个部落想进关掳掠，就事先告诉吴兑，让他防备。
三娘子与明朝结好，必然在蒙古各部中招来嫉恨。俺答自己也知道，一旦他倒下，三娘子的处境就危险了，所以拨给她很多兵马，另筑一城。明朝皇帝命名这个城为归化，此城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
1581年，俺答汗去世，理应俺答汗的儿子黄台吉继位。
诸位，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黄台吉”可不是那个爱新觉罗·皇太极呀！
虽然，两个皇太极的写法在当时的汉文里面是一样的，都可以写成“黄台吉”“皇太极”或者“黄太极”！但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是蒙古族人 7684." >的“黄台吉”，是俺答汗的儿子“黄台吉”！不是女真人——满洲人的前身——的“爱新觉罗·皇太极”，不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爱新觉罗·皇太极！
按照蒙古族习俗，黄台吉在继承王位的同时，也继承除生母以外的俺答的所有妻子，包括三娘子！
黄台吉年老多病，不问政事，大小事务全由三娘子主持，马市贸易得以继续。
不久，黄台吉病死，其长子扯力克继承王位，仍然娶三娘子为妻。明朝政府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其后，凡有蒙古部落在边关进行抢掠，被三娘子发现，就都依照法令给以严惩，明朝边境于是得到相当长时期的安宁。
三娘子做了三代顺义王的妻子，始终维护马市贸易，维护汉蒙两个民族的友好往来，减轻了两族人民因为战乱带来的灾难。所以，三娘子不仅深受蒙汉两族人民的敬重和爱戴，就连一向视少数民族为蛮夷，一向抱有很深民族成见的汉族士人、朝廷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三娘子的重大贡献，并写出赞美她的诗篇。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蒙古族中间，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这种一个寡妇在自己的男人死后嫁给了自己小叔子的风俗！
问题在于：我凭什么证明，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中间，长期流行着这种现象呢？
在介绍这一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词汇：转房婚。
转房婚又称收继婚、升房婚、转亲婚、叔嫂婚。
一般而言，转房婚是指父亲死后某一特定的儿子收娶其后母，或者兄长死后弟弟收娶其嫂，或者弟弟死后兄长收娶其弟媳的现象。 73b0." >现代人戏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此话倒也不差，因为据民族学家考证，这种婚俗来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掠夺婚时人们所拥有的财产嗣承观念。
原始社会，部落战争较多，掠夺来的妇女自然是财产，一旦男人死去，女人也要被以财产的形式转让给本部落其他男子。
但是随着家庭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这种转让，范围逐渐缩小，最后固定在家族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转让给与死者具有血缘关系的人。
这其中，除了女人是财产这一因素以外，还有另一因素，即子嗣的原因。
直到如今，乡下孩子的父亲死了，他的叔父或伯父，自然要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至于那寡居的嫂子或弟媳，这个做弟或做哥的，理所当然地要对其负担一定的经济义务。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现象曾经广泛流行于很多少数民族中间。
比如，中国最为古老的少数民族羌族长期以来就一直流行着这样的风俗——“父子伯叔兄弟死后，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也就是说，转房婚这种现象一直在羌族中承袭着，以致到了西夏时期，李元昊作为一代君王，把自己的儿媳妇也据为己有！对于汉族人而言，这种现象是很不合伦理道德的行为，但是在羌族而言，这是一种极为正常的现象。
关于十世纪兴起于东北的女真族，《金史》称，“女真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也如此；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鄂温克族中哥哥死后弟弟可以娶嫂嫂为妻，但弟弟死后哥哥不能娶弟媳为妻。
而在四川的凉山彝族地区，夫死后，寡妻须转嫁夫家其他男子。先尽同胞兄弟，如没有同胞兄弟，按血统近远顺推。侄媳可以转嫁给叔父，后母可以转嫁给儿子，儿媳可以转嫁给公公。转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家支财产外流。如果女方不同意转房，要被索要身价钱。在云南的佤族、景颇族、怒族、普米族、拉祜族的婚姻习俗中，也流行转房制婚俗。
当然，也有反对转房婚的。西藏墨脱县的门巴族就严禁转房；错那县的门巴族虽然允许转房，但必须征得孀妇同意，并在发丧后一二年才可转；东北地区达斡尔族的习俗是“对待嫂嫂如母辈”，所以一般不允许哥哥死后弟弟娶嫂嫂为妻，同样弟弟死后，哥哥也不能娶弟媳为妻。
不过，总体来看，嫂子在自己的男人去世后嫁给小叔子，是中国很多少数民族普遍具有的现象。那么，汉族人又是如何对待这种事情的呢？
我经过考证，得出了下面bbr>.的结论：转房婚并不是一种只有中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洲人才有的特殊现象。转房婚也是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普遍具有的现象。这里面的故事就多了去了！根据专家考证，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的转房婚传统早在中国的传说时代就已经开始流行了。这里面，也有着很多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舜的故事。
舜没有发达时，在家帮老爹鼓叟干活儿，老爹不喜欢他，只喜欢小儿子象。老爹与象合谋害舜，再三下手。但天佑善人，总不如意。一次，老爹与象骗舜下井，老爹与象两人遂在上面落井下石，用土填满，以为舜必死无疑。象公开说：“这下可好了，两个嫂嫂就归我所有了！”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参见《孟子·卷九·万章章句上·二嫂使治朕栖章》。
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不但有转房婚的传统，还很流行二女共侍一夫。
第二个故事：还是舜的故事。
在介绍这个故事之前，我们首先介绍一个词汇：媵制。
媵制是指一个女子出嫁，须陪送同姓子侄和奴仆随嫁。媵制的起源很早，它是原始社会的族外婚向对偶婚演变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即“与长期结婚的男性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姊妹也娶为妻。”尧嫁二女于舜就是媵制，“妻之以皇，媵之以英”。这里的皇指娥皇，英指女英。娥皇和女英都是尧的女儿，同时嫁给了舜。
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实行媵制。如《诗经·豳风·七月》中的“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也是说的媵婚。这里的“归”是“出嫁”的意思。根据清人王先谦、姚际恒的解释，这里的“公子”为豳公的女儿。诗的大意是，少女们在采桑时忽然心里悲伤起来，恐怕被女公子带去陪嫁。
进入战国，因为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化，媵制随之没落。后世有妻死，由妻妹续弦的婚俗，就是媵制的遗孑。
媵妾婚的产生与转房婚一样，有如下许多原因：
第一，是母系制的彻底崩溃与男权的伸张。男子以女子为私有财产，既然是私有财产，当然多多益善。
第二，部落战争和奴隶使用的结果。私有制引起了比过去广泛、剧烈得多的掠夺战争，通过战争总有大量的妇女、小孩成为奴隶，被胜利者任意占有。
第三藏书网，统治阶级的纵欲，以女子为玩物，同时以蹂躏女子多作为其权势的象征。
第四，子嗣观念的影响，多妻则多子，多子则多福。
自从周代的宗法家族组织确立之后，子嗣观念更加浓厚。周代这种子嗣观念的发展，使多妻制度更加确定。以后帝王、贵族、官僚之多妻，以及一般市民百姓纳妾者，多以子嗣的传祧为借口。
正是因为子嗣观念的发展，导致了转房婚和媵妾婚长期以来一直流行在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中间。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嫂子在自己的男人去世后嫁给小叔子，也是汉民族普遍具有的现象。
那么，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发生交往的过程中，又会是如何处理类似的婚姻的呢？这里面，也有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西汉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的故事。
匈奴战争失败的汉高祖刘邦接受了大臣娄敬的建议，实行“和亲”政策，揭开了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新的一页。当然，两汉和亲西域和匈奴的“公主”其实多为从诸侯王室或民间选来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
汉武帝时，经卫青、霍去病的打击，匈奴远走漠北。后来，汉武帝采取迂回战术、积极打通西域，实施远交近攻的策略，联合西域各国夹击匈奴。势力强大的乌孙国，成了汉朝主要的争取对象。
乌孙国原居住在祁连山附近，后被匈奴赶到今新疆温宿、伊宁一带，与匈奴一向是世仇。汉武帝遣使乌孙国，表示愿送公主下嫁，结为兄弟之邦，共制匈奴。
公元前110年前后，汉武帝封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下嫁乌孙国王昆莫。细君容貌美丽，气质高贵，乌孙国王喜出望外，封她为右夫人。但匈奴单于也极力拉拢乌孙，昆莫迫于压力，娶了一名匈奴公主为左夫人。
长在深闺、锦衣玉食的细君自然比不上匈奴公主适应塞外的生活。匈奴公主挽弓射雕，驰骋草原。细君公主则度日如年，只能将满腔愁绪化成一首悲歌，整天抱着琵琶诉说思乡之情：“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两年后，昆莫一病不起，由于他的儿子已死，按照规矩将由其孙子岑陬继承王位。按照乌孙国的习俗，子孙要继承祖父的妻妾，昆莫于是准备将细君公主再嫁其孙。细君公主无法接受，向汉武帝请求归国。
汉武帝答复说：“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
汉王的回话是：第一，要顾全大局。第二，咱汉国向来不干涉别国内政！
无奈之下，细君公主只好从命，连降两级，由原先的奶奶辈儿，一下子变成了孙媳妇儿。3年后，细君为岑陬生下一女，终于因为产后失调，加上心绪难平，不久便忧伤而死。
细君死后，岑陬再次向汉廷求婚。前104年后，汉武帝选派楚王刘戊的女儿解忧，仍以公主的身份嫁给岑陬。
为了在汉和匈奴之间寻求平衡，岑陬也娶了一名匈奴公主。几年之后，解忧没有生育，匈奴公主却生下一子，取名泥靡。后来岑陬暴毙，因为泥靡还小，王位由岑陬的族弟翁归靡继承，此人身材肥胖，乌孙人称其为“肥王”。
按照习俗，肥王娶了解忧和匈奴公主。由于性情相投，解忧与肥王恩爱异常，并生下了元贵靡、万年、大乐三位王子。肥王对解忧关怀备至，言听计从，从而也拉近了汉廷与乌孙国的密切关系，双方信使往还，不绝于途。这激怒了匈奴单于，双方关系紧张，一触即发。
随同解忧远嫁乌孙的婢女冯嫽，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子，还有特殊的语言才能。解忧待她像亲姐妹一样，将她嫁给位高权重的乌孙右将军。解忧与冯嫽在王庭内外连成掎角之势，对乌孙国的政治军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71年，匈奴单于发兵威胁乌孙国，要他们献出解忧公主，并和汉廷断绝一切关系。肥王与解忧公主大怒，火速遣使联合汉廷出兵，分进合击，对付匈奴。匈奴人不敢正面作战，于是向西北逃窜，又被乌孙国军队中途击败，从此一蹶不振。
汉廷与乌孙国的关系更加水乳交融，解忧在乌孙国的地位如日中天。冯嫽也被称作冯夫人，活跃在王公大臣之间，受尽礼遇尊敬。
不久，形势突变。肥王一病不起，王位归还了岑陬的儿子泥靡，也就是匈奴公主的骨肉，解忧的影响立刻下降。
泥靡暴虐无道，大家都称他“狂王”。解忧公主依照乌孙习俗，无可奈何地下嫁给狂王，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国内反对狂王的声浪此起彼伏。不久，狂王杀死了肥王的一个儿子，引起乌孙国的动荡。
汉朝派人率兵前往乌孙国进行军事干预，多方疏通，说服各方派系，使乌孙接受汉廷的安排：解忧与肥王所生的大儿子元贵靡做了大国王，统治六万户；封匈奴公主所生的乌就屠为小国王，统治四万户。双方分而治之，取得了暂时的安宁。
解忧公主从汉武帝太初年间远嫁乌孙，到前53年，已在西域生活了五十多年。在远隔千里的异域经历了四朝三嫁后，她上书宣帝表示“年老思故乡，愿得骸骨归汉地。”情词哀切，汉宣帝为之动容，便派人把她接了回来。前51年，年已70的解忧终于回到长安。
第二个故事：西汉昭君出塞的故事。
王昭君名嫱，公元前52年出生于今湖北省。她天生丽质，聪慧异常，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公元前36年，她被元帝选秀入京。进宫后，自恃貌美，不肯贿赂画师毛延寿，毛延寿便在她的画像上点些破绽，使昭君被贬入冷宫3年，无缘面见汉元帝。
公元前60年后，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呼韩邪单于在斗争中失败，于公元前51年南下投汉，西汉王朝派兵保护。公元前36年西汉政权消灭了与呼韩邪单于对立的政敌。呼韩邪单于觉得应该进一步密切与汉朝的关系，于公元前33年，入汉请求和亲。汉元帝欣然应允，并召后宫妃嫔议亲。王昭君挺身而出，自愿和亲。呼韩邪临走时昭君参加了送别大会。她丰容靓饰，元帝大惊，不知后宫竟有如此美貌之人，想把她留下来，但已无法收回成命，便赐她锦帛28000匹，絮16000斤及黄金美玉等贵重物品，并亲自送出长安十余里。
王昭君出长安后，历时一年多，于第二年初夏到达漠北，受到匈奴人民的盛大欢迎，并被封为“宁胡阏氏”。
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结婚仅两年，呼韩邪单于就去世了。她和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伊屠智牙师。呼韩邪单于死后，昭君必须改嫁呼韩邪单于第一阏氏所生的长子雕陶莫皋单于。王昭君不能接受，上书汉成帝，请求返回故土。
汉皇还是那句话：顾全大局，入乡随俗。昭君只得下嫁。昭君与雕陶莫皋生有两女。公元前20年，雕陶莫皋又死，昭君自此寡居。一年后，33岁的王昭君郁郁而终，厚葬于今呼和浩特市南郊，墓依大青山、傍黄河水，后人称之为“青冢”。
第三个故事：晚唐咸安公主的故事。
晚唐的咸安公主，在回纥生活了21年，创造了历嫁祖孙三代、两姓、四位可汗的和亲纪录。
回纥长寿天亲可汗即位不久，便派遣使者献方物向唐朝请求和亲。唐德宗知道回纥与唐朝的交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于是将自己亲生的第八个女儿咸安公主出嫁回纥为可敦（可敦：妻子的意思）。
咸安公主在回纥生活了21年，她先后按回纥的收继婚制嫁给长寿天亲、忠贞、奉诚及怀信可汗。直到808年病死。可以说她将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唐朝与回纥的和亲友好事业。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领袖的和亲都会带来好的结局。
第四个故事：隋朝义成公主的故事。
隋宗室女义成公主，于599年嫁给突厥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死，义成公主又先后改嫁他的儿子：始毕、处罗、颉利三位可汗。
唐朝建立以后，义成公主数请颉利可汗出兵攻唐，为已经灭亡的隋朝报仇。626年，颉利可汗率兵深入长安附近，刚即位为帝的唐太宗与之结盟。4年后，唐将李靖大破突厥，颉利可汗被俘，义成公主被杀，东突厥汗国灭亡。
又有读者说了，转房婚这种现象是否是一种只有在中国才有的特殊现象呢？
答案是否定的！转房婚这种现象是一种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具有的普遍现象！
在我论述转房婚这种现象是否是一种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具有的普遍现象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丹麦王子小哈姆雷特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教育，因父王老哈姆雷特突然去世而回国，却意外发现他的父亲乃为其叔叔、新任国王克劳狄斯所谋杀；而且，在老哈姆雷特突然逝世后不到两个月，王后乔特鲁德就和国王的弟弟、新国王克劳狄斯结了婚。在哈姆雷特看来，这桩婚事是十分不正当的，用“乱伦”两个字来形容是再恰当也不过了。哈姆雷特决心为父报仇，结果却误杀了宫内大臣波洛涅斯。波洛涅斯的儿子雷欧提斯也发誓为父报仇。克劳狄斯利用雷欧提斯与哈姆雷特决斗的机会，在雷欧提斯的剑上蘸了毒，还准备了药酒，以便将哈姆雷特除掉。最后，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都中了毒剑，王后饮了毒酒，克劳狄斯也被哈姆雷特刺死。
有人说，你讲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英国杰出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作品《哈姆雷特》吗，这谁不知道呀？
可是，您听出来了吗，《哈姆雷特》这个故事就是转房婚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于丹麦的反映。
不仅如此，在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以及美洲、非洲一些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长期流行过转房婚。
时至今日，尚处在父系社会的南非祖鲁族还仍然有个习俗，即该族的姑娘一旦出嫁，便永远属于丈夫的家族，不仅肉体上要与丈夫结合，血统上也要同化为丈夫的家族。如果丈夫不幸去世，妻子仍要留在丈夫的集团中，如孀妇尚有生育能力，为了集团的存在，亡夫的弟弟要娶嫂嫂为妻，代替哥哥传宗接代。
只是时间到了现代，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盛行于世，传统的转房婚才逐渐淡出了世界婚姻这个大舞台。
话说到现在，诸位可能已经把我要说的意思完全弄清楚了。我的意思是说，孝庄皇太后如果是真的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而是一件在所有的人看来都极为正常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因为孝庄皇太后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就证明满洲人和蒙古族人是 “落后”“野蛮”的少数民族！完全不能这样认为！但是，为什么在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关系的问题上，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呢？为什么史学界也会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呢？
这是因为后来的汉族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转房婚是一种不文明的婚姻。在他们的努力下，汉族政权也开始从法律上禁止这种不文明的转房婚。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汉族人觉得转房婚是不文明的现象呢？
到了宋朝的时候，政府开始规定严禁转房婚。为什么宋朝政府会有这种想法呢？原因有以下两个：
第一，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中国历代王朝，在建立之初，都会认真总结前一个朝代灭亡的教训。当然，这种总结的结论有些时候是正确的，有些时候则是错误的。正确的诸如唐朝建立之初总结的大兴土木是隋朝灭亡的原因之类，错误的诸如北宋建立之初总结的男女关系方面的自由化倾向是唐朝灭亡的原因之类。
唐朝的统治者在男女关系方面也的确有些自由化倾向。公主不喜欢原来的驸马了，给父亲打个报告，就可以换个新的；更有甚者，父亲抢儿媳（唐明皇与杨贵妃），儿子娶小妈——父亲的小妾（唐高宗娶武则天），在唐朝都是极为正常的现象。
上述情况，不但让宋朝的统治者们很是看不起，而且宋朝的统治者们还认为这是唐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用他们的话讲，就叫“唐女祸”。朱熹认为，唐人如此作为，“源流出于夷狄”！
第二，宋朝理学家们的努力。理学家认为，转房婚大大违反了理学的三纲五常原则，从血缘关系上讲，至少是一种乱伦。
也就是说，从宋朝开始，汉民族的统治者们开始认为转房婚是一种陋习，并且由政府规定严禁转房婚；从南宋朱熹开始，汉民族的知识分子开始认为转房婚这种“陋习”是少数民族所特有的现象。
宋明以后，民间流行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伦理观念。如黑老包，大义灭亲，把侄儿铡掉后，他给嫂嫂当儿子了。明朝时，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禁止民间转房。自此转房婚在汉族的知识分子.9９ｌｉb?中间开始逐渐消声灭迹。
但是，私下里面，这种转房婚的现象仍然长期在汉民族的下层人民中间蔓延，而且在中国的不同地区还有不同的叫法：
比如在陕西、湖南、四川、湖北西部地区叫作“转房”；在湖北东南地区叫作“就婚”“续婚”“挽亲”；在湖北北部地区叫作“伦婚”；在山西地区叫作“接交”；在四川地区叫作“嫂就叔”或者“叔接嫂”；在浙江金华地区叫作“插花婚”；在浙江临海地区叫作“接面”；在浙江南部地区叫作“续亲”；在福建中部地区叫作“接节”；在广西、江西叫作“转婚”“转书”；在江西南部地区叫作“升房”；等等。
什么时候满洲人开始觉得转房婚是不文明的现象呢？
满洲人入关之前，一直认为这种转房婚是合理合法的现象，也一直流行这种转房婚。但是，满洲人入关以后，随着他们对于汉民族文化的汲取，他们也逐渐接受了转房婚是一种不文明的婚姻和乱伦行为的结论。因此，在清朝政府制定刑法的时候，比汉民族的宋明政权还要严格——他们干脆是采用重刑的办法来禁止这种现象的出现：收父祖妾及叔伯母者，斩；收兄嫂与弟媳者，绞！
不过，上述规定都是在满洲人入关以后很长时间的事了。在顺治皇帝即位之初，满洲人还没有接受这种观念。那个时候，他们还仍然认为转房婚是合理合法的现象。在他们之间，也还仍然流行这种收兄嫂与弟媳的现象。
但是问题在于，后来的满洲人在逐渐接受了汉民族知识分子的关于转房婚是一种不文明的婚姻和乱伦行为的结论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解释自己祖先收兄嫂与弟媳的现象？
办法只有一个，隐瞒历史！也就是想方设法也要把这些自己祖先经常收兄嫂与弟媳的现象加以隐瞒。
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孝庄皇太后到底是否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
争取核心人物的支持
前面我们说过，在孝庄皇太后到底是否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问题上，历史学界一直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孝庄皇太后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
第二种，孝庄皇太后没有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
第三种，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是情人的关系。
那么，上述三种回答，到底哪一种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呢？在具体考证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支持这三种观点的论据。
第一种观点，孝庄皇太后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
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有如下八条。
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
前面我们介绍过，孝庄皇太后，姓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族人，12岁时嫁给比她大21岁的爱新觉罗·皇太极，爱新觉罗·皇太极死后，31岁的庄妃的5岁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继承了皇位。
一个是30岁出头的寡妇，一个是只知玩耍的顽童，怎样才能撑起战火纷飞中的大清江山？在当时，顺治虽名为皇帝，但执掌朝中军政大权的实际是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
这个爱新觉罗·多尔衮，是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第14子，与爱新觉罗·皇太极是同父异母兄弟，按辈分是顺治的叔叔。他在清军入主中原的战争中屡建战功，入关后手握重兵，成为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大印“玉玺”也搬到睿王府内使用，以代统天下，小皇帝顺治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孝庄皇太后为了保住顺治的天子宝座，而委身于小叔子爱新觉罗·多尔衮。至于是孝庄皇太后的主动情愿，还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威胁逼迫，具体是哪年哪月开始结秦晋之好的，双方只是同居，还是举行过正式的婚庆大典，这些都是次要的。因为作为政治婚姻，主人所在乎的不是其形式。
认为太后下嫁的人指出，太后下嫁之事，不能说是由于孝庄皇太后的“惭德”，而是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是巩固皇权的一种政治手段。后来的岁月表明，太后下嫁之举稳住了权倾朝野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稳固了幼年顺治的皇位，稳定了刚刚入关还在开拓中的大清江山。
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洲旧俗。
把太后下嫁这桩疑案放到清初满洲风俗中来审视，就更容易理解了。旧时满洲有这样一种风俗：父亲死了，儿子娶其庶母，兄长死了，弟弟娶其嫂子。由此，在清朝初期，兄弟之间、叔侄之间的妻妾互娶，也就成了见怪不怪的事。
这里我们举当时的两个例子：一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曾经接娶自己的侄媳。据《清实录》载，1650年正月，爱新觉罗·多尔衮将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的福晋娶来做自己的妃子。爱新觉罗·豪格是顺治皇帝的大哥，因与爱新觉罗·多尔衮有矛盾，被爱新觉罗·多尔衮强加罪名致死，然后将侄媳迎娶到自己的金屋内。二是顺治皇帝，他也曾转娶弟媳。据当时在清宫效力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回忆，顺治皇帝爱上了自己弟弟襄亲王的王妃董鄂氏，而且是“火热爱恋”，当1656年襄亲王死去仅仅一个月后，顺治皇帝便把弟媳董鄂氏迎入宫中，封为贤妃。
由此看来，在清初满人的眼中，弟娶其嫂无可厚非。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思量，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结合，本来应该纯属小事一桩，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论据三：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皇父”称谓。
持下嫁说的人特别强调，在顺治朝爱新觉罗·多尔衮公开以皇上的父亲自居，称号就叫“皇父摄政王”，而只有皇帝的母亲下嫁了，爱新觉罗·多尔衮才有可能被称为“皇父”。
当然，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称谓变化是有一个过程的。《清史稿·卷218·诸王四·多尔衮传》载：1644年还称“叔父摄政王”，1645年，改称“皇叔父摄政王”；到了1648年，顺治皇帝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
人们认为，爱新觉罗·多尔衮称谓变化的过程，恰恰反映了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婚姻由隐秘到公开的过程，反映了天下臣民对皇室这桩特殊婚姻逐渐认可的过程。
爱新觉罗·多尔衮曾称“皇父摄政王”，这已是史学专家公认的事实。打开清宫档案，当时的清政府公文中已是这样直接称呼，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顺治朝刑部题本，其汉文批红即有“皇父摄政王”字样。
而且，当时的朝鲜也注意到这一情况，在1649年的《李朝实录》中，特地记载：
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bbr>99ｌib?：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上曰：“然则二帝矣。”“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
朝鲜，一个邦外属国，国王都发现此举与“二帝”无异。大清朝难道就真的荒唐到这种程度不成？当然不是。其时清廷正推崇儒教，广纳天下饱学之士。断不会做这种被世界当作笑柄的糊涂事，但“皇父”一词确已明诏天下，一朝二帝，已经是事实。
1650年12月31日，39岁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病死，不久朝廷清算他的种种罪行，平坟鞭尸，砍掉了脑袋，在当时公布的罪状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就是最重要的一条。
值得一提的是，在1651年历数爱新觉罗·多尔衮罪状的诏书中，还有一条大罪是“亲到皇宫内院”。很明显，这是斥责他一度淫乱后宫，人们认为当与太后有关。
论据四：张煌言的“太后婚”诗证。
持太后下嫁说的人认为，1649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王妃病死，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随即举行了正式的婚庆大典。于是，太后下嫁作为天下最大的绯闻，在当时迅速传播开来。关于这点，张煌言的诗就是直接证据。
张煌言，生于1620年。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后，他与钱肃乐等起兵抗清，奉鲁王朱以海监国，据守浙东山区和沿海一带，官至兵部尚书。后鲁王政权覆灭，他又派人与荆襄十三家农民军联络共同抗清。至1664年，他见大势已去，遂解散余部，隐居浙江南田县的一个岛上。不久他被一个旧部出卖，遭清军逮捕，解往杭州，拒绝投降，被杀。
张煌言关于太后下嫁的诗的名称叫作“建夷宫词”。建，指建州，实际上是指满洲；夷，古代对于少数民族的污蔑性称谓。
《建夷宫词》一共有十首。这十首宫词，可说是极尽嬉笑怒骂、讥刺嘲讽之能事。从衣饰、住处、食物、坐骑、信仰、娱乐、文字、习惯直到习俗，都在被贬损之列，并处处以一种明显的优越感，将满洲人拿来与中原汉族相比较。
为了全面了解，我们现将《建夷宫词》十首都摘录下来：
第一首：
平明供奉入彤闱，亦舞霓裳唱羽衣，千乘骖骅知狩猎，挥鞭驰道拥明妃。
骖，古代称驾在车前两侧的马；骅，古代称赤色的马。
第二首：
毳殿春寒乳酪香，侍臣偏得赐新尝，老珰不识驼酥味，犹道天厨旧蔗浆。
毳，鸟的细毛；珰，原来指武职宦官帽子上的装饰，后来借指宦官。
第三首：
盘龙小袖称身裁，马上离弓抱月开，太液池边金鞅解，疑从紫蹇射雕来。
鞅，古代称用马拉车时套在马脖子上的皮子；蹇，古代称跑不快的劣马，也指驴。
第四首：
弓鞍椎髻缀天魔，胡女宫装新样多，醉捧官家还笑问，燕支山色近如何？
椎，古代指高等动物背部中央的脊椎骨；髻，梳在头顶或者脑后的发结；缀，装饰；燕支山，古代匈奴族人的地盘，其地大致在今天甘肃省河西走廊北部的山脉，盛产化妆品，后来被汉朝占领，匈奴族人从此就没有了化妆品的产地，就没有办法化妆了。
第五首：
朝罢瞿昙次第迎，内庭深处说无生，不知鹦鹉能胡语，偷向金笼诵佛名。
第六首：
十部梨园进上方，穹庐天子亦登场，缠头岂惜千金赏？学得吴歈进一觞。
歈，歌；觞，古代喝酒的一种器物。
第七首：
上寿称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卺，瓢，古代结婚时用作酒器；合卺，古代夫妇结婚时候的一种仪式；慈宁宫，孝庄住的地方。
第八首：
掖庭又说册阏氏，妙选孀闺足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阏氏，匈奴族人对于其首领的妻子的称呼；孀，古代对于寡妇的称呼；“错将虾子作龙儿”一句，原来指的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无子，以弟爱新觉罗·多铎之子为嗣。满文称侍卫为“虾”。爱新觉罗·多铎当时的职位有“领侍卫内大臣”一职。看来“虾子”指的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义子爱新觉罗·多尔博。也就是说，顺治皇帝子随母嫁，自为“龙儿”，不必以爱新觉罗·多铎的“虾子”为子。
第九首：
六曹章奏委如云，特敕写书翻译闻，笑杀钟王多妙楷，而今鸟迹是同文。
六曹，六部。
第十首：
玉几凭来顾命新，负扆闻道有家臣，从今赌却钻刀咒，不信华人信满人。
扆，古代指屏风。
这十首宫词，可说是极尽嬉笑怒骂、讥刺嘲讽之能事。从衣饰（弓鞍椎髻缀天魔）、住处（毳殿）、食物（驼酥）、坐骑（紫蹇）、信仰（朝罢瞿昙次第迎）、娱乐（穹庐天子亦登场）、文字（而今鸟迹是同文）、习惯（赌却钻刀咒）直到习俗，都在被贬损之列，并处处以一种明显的优越感，拿来与中原汉族相比较。其中第七、第八两首，特别是第七首（上寿称为合卺尊），被认为是太后下嫁的明证——因为这是当时人写当时事。
在张煌言的这首诗中，又是“合卺尊”，又是“太后婚”，百官庆贺，喜盈宫门，太后的寿酒变成了婚宴的喜酒。这首诗简直就像一幅太后下嫁写真图。
人们普遍认为，张煌言是与孝庄皇太后同时代的人！
作为南明王朝抗清力量的杰出人物，他应该在清朝最高统治者身边有间谍，他应该对于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一举一动都很清楚。并且，对于清朝最高统治者内部的所谓丑恶现象——实际上是汉族上层统治者看不惯的现象——竭尽全力加以挖苦讽刺之能事，这才符合他们当时的想法！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张煌言的诗影响很大，被视为太后下嫁说的直接证据。
张煌言写“太后”，朝鲜文《李朝实录》则记“太上”。与“太上”相对的，当然是“太后”。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太后下嫁的事实。
论据五：顺治皇帝谕旨露出的破绽。
支持太后下嫁说的人认为，顺治皇帝有一道谕旨，露出的蛛丝马迹很值得仔细玩味。那是1660年12月24日，因乳母李氏病故，顺治降谕礼部，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眷念慈衷赖以宽慰。”
这道谕旨无意间透露给我们这样一些信息，在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摄政期间，幼年皇帝顺治与母亲孝庄皇太后分宫而居！
皇帝居于宫廷大内，当然毫无疑问，问题是皇太后住到哪里去了？如果太后也住在皇宫，母子之间为何“每经累月方得一见”？可以推断皇太后不是居于皇宫之中，至少不在皇帝的身边。而且，“皇太后萦怀弥切”，为何却不去看望皇上，以慰渴思？皇上又为何不去探望生母，以解“皇太后眷念慈衷”？
度之事理，其间必有一个超越两者之上的力量破坏了母子之情！这个力量，除了皇父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之外，还能有谁？恰恰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摄政期间，皇太后长期不住宫中，或者说不能日夜守护幼子，除了下嫁还能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论据六：风水墙说。
按清朝早期丧葬制度，皇后无论死在皇帝之前，还是死于皇帝之后，都要与皇帝合葬，同陵同穴。可是，孝庄竟葬在了遵化的清东陵风水墙外，而未与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合葬于沈阳的昭陵。持太后下嫁说者认为，这是孝庄因改嫁而无脸到阴间见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刻意安排。
关于孝庄皇后的丧葬，曾有这样一则传说：75岁的孝庄死后，接祖制要运到关外昭陵入葬。当装有孝庄遗体的棺材途径东陵地段时，突然沉重异常，128名杠夫被压得眼冒金星，寸步难行，只好就地停放。当夜，康熙皇帝梦见祖母孝庄，老太后说：“我决不与太宗合葬。如今梓宫停放之地，就是上吉佳壤，可即地建陵安葬，切记吾言，休得违误。”于是，孝庄便安葬在东陵了。这当然是野史传说，不可相信。
确切的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根据《清史稿·卷214·后妃列传·孝庄文皇后传》记载，孝庄生前曾叮嘱康熙：“我身后之事特以嘱汝，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附近安，我心始无遗。”孝庄嘱咐康熙，日后将她安葬在东陵即可。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放在那里已很长时间了，不可因为我而去打扰太宗皇帝的安息。我迷恋你父皇和你，不忍远去，所以在附近选一块地安葬了就行了。这样，我也没什么可以遗憾的了。”
人们认为，太后下嫁之事，虽出于政治目的，但是随着汉化的加深，不论是孝庄太皇太后本人，还是她的孙子康熙皇帝，均难免有慊于心。这应当是康熙皇帝未将祖母与祖父合葬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孝庄太皇太后最终留下遗嘱死后不再走近爱新觉罗·皇太极的根本原因。
至于孝庄太皇太后在遗嘱中说的，之所以不入葬爱新觉罗·皇太极的昭陵，是因为昭陵已封多年，“卑不动尊”，不忍再惊扰爱新觉罗·皇太极，这实在是托词。因为就在1649年4月，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死去，第二年仍是葬入昭陵。同样是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后妃，别人死后能合葬，孝庄太皇太后有什么不能的？说穿了，孝庄太皇太后心有苦衷，难以明言，遂以“卑不动尊”来自我解释。对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心思，康熙皇帝心有灵犀，自然心知肚明。但康熙皇帝又感到，将祖母单独安葬实在没有这样的先例，是件很棘手的事，于是他把这一难题留给了儿子雍正皇帝，将孝庄太皇太后的棺材在东陵的地面上一直停放了38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才为孝庄建陵安葬。
还要说明的是，长眠在清东陵的5个皇帝、14个皇后、136个旗妃，都葬在风水墙内，而只有孝庄葬在风水墙外。这又是为什么？有人说，太后下嫁对爱新觉罗皇家来说是一件丢尽脸面的丑事，所以把她葬在陵区大门之外，罚她永远为子孙后代看守陵门。这当然是野史上的解释。据专家研究考证，风水墙内是清东陵陵区，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而风水墙外，孝庄的陵名叫昭西陵，名义上还与沈阳皇太极的昭陵是一个体系。一道风水墙，分开两个陵区，这也是别具匠心了。
论据七：有人见过的铁证“太后下嫁诏”。
1946年10月，近代学者刘文兴撰文《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其中写道：1909年，他的父亲刘启瑞任内阁侍读学士，奉命收拾内阁大库档案，“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召”。文章说，刘启瑞同时还见到《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一册。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看来，真的有人看到过有关太后下嫁的诏书。世上若果真有这一诏书，无疑是太后下嫁最具权威的铁证。那么，历史上是否有过太后下嫁诏？如果9９liｂ.t>有，这份诏书现今是否还保存在世？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或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但愿有一天人们能找到它，到那时，太后下嫁的疑案就再也不疑了!
另外，有人说还曾经见到过一个下嫁的礼仪规范的著作：《国母大婚典礼》。相传当时太后下嫁，敕礼部议礼，部议成书六册，名曰“国母大婚典礼”。其领衔者为钱谦益。闻当时百官贺表，亦出钱谦益手笔。
论据八： href='2210/im'>《红楼梦》里面的揭示。
href='2210/im'>《红楼梦》里面的一些话语也从侧面支持太后下嫁这一结论。
由于太后事件对后世影响深远，王梦阮《红楼梦索隐》以为焦大骂的养小叔子的话，“并非指宝玉、凤姐”。意思是指孝庄与多尔衮。第十八回元妃归省，便是影射孝庄下嫁的大典：“行礼已毕，复行更衣，另备车驾，至贾母上房叙家人之礼，意者先御正殿，后入寝宫，所谓骨肉不分，天伦有乐者即在此邪？”又云：“是曰入宫，亦曰入府（指摄政王府），为临幸后之第一步。”第二十九回贾珍知道张道士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则说：“是指为睿王替身，荣国公即从睿王名衮字上化出……睿王替身，即元妙观之老神仙也。”并以为此回是“写睿王死后，孝庄追念的光景”。此固附会之谈，也见得太后下嫁说深入到各个方面。
第二种观点，孝庄皇太后没有嫁?给多尔衮。
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于上述八条论据进行了逐条批驳：
对于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的批判：
针对前面的论据一，就是说顺治皇帝的母后为了保持顺治的皇位被迫下嫁这一观点，反对者认为，这个理由不成立！
他们认为，要考证说顺治皇帝的母后不是为了保持顺治的皇位被迫下嫁这一观点，还要从1643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之后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谈起！
他们认为，孝庄皇太后是清初满族统治者中的一位很有见识的政治家，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之后，她对各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基本了解，因而在涉及清朝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也为了自己母子和蒙古贵族的利益，必然会在姑母孝端文皇后的支持下，为爱新觉罗·福临继位展开活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在激烈的皇位争夺战中，孝庄皇太后并不是一个碌碌无为者！
他们认为，太后依靠的并不仅仅是本身的地位和所代表的蒙古贵族的势力，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她争取到了具有很强实力的两黄旗的核心人物的支持。
他们认为，经过爱新觉罗·皇太极在位17年的苦心经营，两黄旗实力大增，在满洲八旗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势。表面上看来，无论豪格还是福临即位，两黄旗都可以保持在满洲八旗中的特殊地位。其实，爱新觉罗·豪格当政后显然会将他所掌握的正蓝旗置于两黄旗之上，甚至还会仿效爱新觉罗·皇太极改旗的做法，将正蓝旗改为正黄旗或镶黄旗，从而有损于两黄旗的利益。
因此，他们认为，在拥立爱新觉罗·福临的问题上，太后与两黄旗主要大臣的利益是一致的。最初，两黄旗大臣在拥立爱新觉罗·豪格的同时，曾经又附加了必须以爱新觉罗·福临为太子的先决条件，就是孝庄皇太后向他们提出拥立爱新觉罗·福临以解决皇位争端的建议，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结果。
而此后太后通过进一步的活动，终于在八月十四日会议前夕，说服了两黄旗主要大臣，使他们完全倒向自己一方，从而形成一支压倒爱新觉罗·豪格、挫败爱新觉罗·多尔衮称帝野心的力量，使局势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
他们认为，在此期间，两黄旗大臣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也代表了孝端、孝庄两皇后的意见），与爱新觉罗·多尔衮集团和爱新觉罗·豪格集团相抗衡，态度强硬，最后取得了胜利。
他们认为，此时的两黄旗，已发展到可以维护皇权的程度。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后，4个亲王中除去爱新觉罗·多尔衮外，爱新觉罗·豪格作为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长子，要求继承皇位，爱新觉罗·代善和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也不约而同地主张“立帝之子”，都体现了满族统治集团中皇位应父子相承、皇权须不断加强的这一人心所向的历史趋势。
孝庄皇太后与两黄旗主要大臣的密切合作，则进一步增加了皇室的声势。这一切终于挫败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称帝计划，使爱新觉罗·福临得以继承皇位。所以太后母子在当时已经具有相当坚强的后盾，并非任人摆布、欺凌的孤儿寡母。
因此，这个时候的孝庄皇太后，如果需要拉拢别人的话，这个别人，也应该是拉拢两黄旗大臣，而不应该是拉拢爱新觉罗·多尔衮！
对于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洲旧俗）的批判：
针对前面的论据二，反对者认为，满洲的确有这个兄死弟娶其嫂的习俗，但是这属于推论，不能作为太后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证据。也不能因为满洲有兄死弟娶其嫂的这种现象，就说一定会出现爱新觉罗·皇太极死后，爱新觉罗·多尔衮娶了他的嫂子孝庄皇太后。
反对者进一步论证说，在当时，爱新觉罗·多尔衮娶豪格之妻，“是为全国之所愤慨非难的一件事情了”。爱新觉罗·多尔衮如若娶皇太极之妻（太后），那么所产生的轩然大波可想而知。可是除去张煌言的有关诗作外，为什么没有任何著作记载或暗示这种大事？
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娶爱新觉罗·豪格之妻，清统治者始终认为是他的一条重要罪状。如顺治八年二月，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指责爱新觉罗·多尔衮“逼死肃亲王，又纳其妃”，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在顺治十二年三月又指出：“查睿王将肃王无因戕害，收其一妃，又将一妃私与伊兄英王，此罪尚云轻小，何罪为大？”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人的这种提法，虽然出于打击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政治需要，但也反映出清统治者入关后对这一旧俗的观念的一定变化。太后下嫁如实有其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对多尔衮的这条罪状，就很有可能含糊其词了。
爱新觉罗·多尔衮与太后之间有无暧昧关系，无从判断，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和太后下嫁有根本区別，不能等同视之。
对于论据三（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皇父”称谓）的批判：
针对前面的论据三，反对者认为，蒋氏《东华录》所记“皇父”，是清朝君主对某个臣下的尊称，或是清世祖封多尔衮为“皇叔父”后以其定鼎功勋显著，无可进爵，乃以“皇父”为封。“皇父”之于皇帝仍为臣下。而满族旧俗有直呼尊者为父之例，爱新觉罗·多尔衮前封“皇叔父摄政王”，满文直译为“大汗（皇帝）的叔父父王”，因此这并不表明爱新觉罗·多尔衮为福临的皇父。
反对者进一步考证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即顺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后，爱新觉罗·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共同辅政的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被封为“辅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有个名字叫作赵开心的御史上疏，称爱新觉罗·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唯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到了顺治五年（1647年）十一月，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自此，直到爱新觉罗·多尔衮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这样称呼的，现存清代档案可为确证。而且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1648年）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称“皇父摄政王”。从时间上看，这一称号的确定，比传闻太后下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因为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妻子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传说下嫁是在顺治七年年初。
显然，“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国君尊称臣下“尚父”（周武王称姜子牙）、“仲父”（齐桓公称管仲）、“相父”（蜀汉后主刘禅称诸葛亮）之遗意而已，绝非爱新觉罗·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他们认为，不能只允许你们汉人君主对某个臣下尊称为“尚父”“仲父”“相父”，而不允许人家满洲人君主对某个臣下尊称为“皇父”！
他们进而论述说，大家知道光绪称慈禧太后叫皇阿玛，皇阿玛是爸爸的意思，那慈禧就变性了，变成男性了？所以这个也不算为证据。
对于论据四（张煌言的“太后婚”诗证）的批判：
针对前面的论据四（张煌言的“太后婚”诗证），反对者认为，张煌言确实写了那首《建夷宫词》，而且这是在上面讲的这些材料里面唯一直接说到太后下嫁的，但是张煌言的《建夷宫词》却不能被奉为信史。
反对者们对这首《建夷宫词》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他们说，标题叫“建夷宫词”，建是建州啊，这里头没有用后金，也没有用清，“夷”就是夷狄那个“夷”，明显地带有一种民族的偏见！
反对者们认为，这个时候，张煌言在江南，南明势力和清朝是对立的，所以出在异地之口，记在异国，当时因为他算南明，记在异国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而且是诗词，诗词也不能直接作为历史的证据，因为诗可以夸张，可以比附。
反对者们认为，张煌言本为抗清名将，后来兵败被俘，誓不降清，惨遭杀害，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或许，顺治七年正月，爱新觉罗·多尔衮娶了其侄妇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之妻也姓博尔济吉特氏，与两宫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皇太后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就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讥讽贬斥清宫没有伦理道德，也未可知。
对于论据五（顺治谕旨露出的破绽）的批判：
反对者们认为，有的文章说顺治皇帝有谕旨，太后下嫁，可是直到现在为止，谁也没看到谕旨，没看到就不能说明它是一条史料证据。
对于论据六（风水墙的诉说）的批判：
反对者们认为，太后在入关后的44年当中，保护、培育爱新觉罗·福临和爱新觉罗·玄烨两个幼龄皇帝，使他们分别度过爱新觉罗·多尔衮和鳌拜专权的险恶时期。逐步成长，相继接管政权，母子、祖孙的感情自然相当深厚！
在这种情况下，孝庄太皇太后认为爱新觉罗·皇太极已经故去很多年了，如果重新把他的坟启开的话，就惊动了亡灵，她很长时间和她儿子顺治皇帝、孙子康熙皇帝生活在一起，这样她最后和他儿子、孙子墓葬在一起，所以她的这一遗愿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孝庄太皇太后的陵墓放在清东陵，不能证明她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
可是爱新觉罗·玄烨对此却深感为难，因为归葬昭陵合乎常礼，而在孝陵安葬又是祖母遗愿，不忍违背，于是在犹豫不决中拖延了38年之久，直到去世时也没有做出最后决定。直到雍正三年，才将太后就地安葬，称为昭西陵。
太后如果确曾下嫁，爱新觉罗·玄烨也就不会将她的这一遗言公之于众，而是迅速将她的遗体归葬昭陵，以免引起人们更多的猜测和议论。爱新觉罗·玄烨在太后归葬问题上的迟疑不决，可以作为并无太后下嫁之事的旁证。
对于论据七（有人见过的铁证“太后下嫁诏”）的批判：
反对者认为，爱新觉罗·多尔衮以如太后为妻固然符合满洲旧俗，无可厚非，不过清王朝这时终究已处在人口占绝大多数、高度封建化、三纲五常思想根深蒂固的汉族社会中，太后和爱新觉罗·多尔衮都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的相当突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会不考虑因此所造成的影响。太后始终甘居幕后，不愿张扬自己，为什么偏偏在下嫁问题上颁布大婚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呢？
反对者们认为，即使太后下嫁诏书确曾在宣统元年（1909年）被清朝内阁中书刘启瑞所发现，似乎不容置疑，不过其中还有如下令人莫解的问题。
太后下嫁诏书从发现到“以闻于朝”的全过程，显然不可能由刘启瑞一手处理，绝对保密。他既然已将发现《皇父摄政王起居注》的问题“语诸同僚”，那么就不会、也没有必要隐瞒太后大婚诏书的发现，因而它肯定会在刘启瑞的同僚中引起很大轰动。即或他们在宣统年间不敢泄露此事，辛亥革命后也会迅速外传。
刘启瑞父子介绍他们的发现与收藏的曲折经过时，依据常情，也要由皇父问题联系到太后下嫁，从而透露发现太后大婚诏书的问题，使这一引人注目的消息传播于世！问题在于，这一本来会迅速外传、势必引起人们浓厚兴趣的大事，从1909年到1946年的37年中居然丝毫不为世人所知，这又如何解释？
退一步讲，即使刘启瑞当年确曾发现太后下嫁诏书，并由他个人全权处理，不为人知（这是不可能的）。此后出于某种原因，使刘氏父子几十年中对此事守口如瓶，因而始终不曾外传。但是人们立即会产生新的疑问：《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出售前夕，刘文兴为什么突然又在《起居注跋》中披露这一秘密？还居然将它的剪报贴在《起居注》之后，唯恐人们不知道曾发现太后下嫁诏书的这件大事。是什么原因促使刘文兴的态度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人们不能不对所谓发现太后下嫁诏书这一报道的真实性，产生很大怀疑。
对于论据八（ href='2210/im'>《红楼梦》里面的揭示）的批判：
反对者们认为， href='2210/im'>《红楼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一部文学著作，很是值得后人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不应该是毫无根据的瞎猜疑！王梦阮《红楼梦索隐》以为焦大骂的养小叔子的话是影射孝庄下嫁的大典这种猜疑毫无意义！
此外，反对者们还进一步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证工作：
蒋良骐的《东华录》里面所说的爱新觉罗·多尔衮有时候到皇宫内院。
反对者们认为，蒋良骐的《东华录》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有时候到皇宫内院。这个也不能成为证据，他因公也好，或者其他原因也好，找太后商量事情，进皇宫内院，也不能说明皇太后嫁给他了，嫁给他，他就用不着进皇宫内院了，他住一家了，还用到皇宫内院来？反倒证明没嫁给他。
第二，就是《清世祖实录》关于福临“临幸”摄政王府的记载。
反对者们认为，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七年七月辛酉，爱新觉罗·福临“临幸”摄政王府，对判断本问题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因为太后如若下嫁，并住进摄政王府，爱新觉罗·多尔衮病中自然不会感到举目无亲，抱怨爱新觉罗·福临不来探望了。爱新觉罗·多尔衮若是住在皇宫内院，就更不可能发此怨言。事实却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独处王府，对爱新觉罗·福临没有“循家人之礼，一为临幸”而牢骚满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事实的真相。
第三，就是我们从朝鲜的《李朝实录》中也没有找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
反对者们认为，在当时的朝鲜的《李朝实录》中，也没有找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再婚是公开的，清朝政府也会给朝鲜颁布诏书。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都会有几批朝鲜使节到北京进贡，他们肯定也会听说这件事。
第四，就是从顺治皇帝和孝庄皇太后对于死去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处置情况来看。
反对者们认为，如果太后确实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话，在爱新觉罗·多尔衮死后尸骨未寒的情况下，没有人敢出来陷害他。另外，如果爱新觉罗·多尔衮确实娶孝庄为妻的话，那么他就成了顺治皇帝的继父。顺治皇帝这么搞倒爱新觉罗·多尔衮，那他就承认自己曾经认贼作父了。
最后可以这么说，太后下嫁没下嫁，有下嫁的诏书没有，有人说可能国内毁掉了，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把诏书送到朝鲜，但是朝鲜的《李朝实录》里面没有记载这个事情，我认为皇太后和多尔衮之间的情愫可能有，皇太后下嫁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事绝对无，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条过硬的材料证明皇太后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
那么，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到底是怎么样出现的呢？为什么会出现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呢？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上述这些问题，是反对者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反对者们认为，太后下嫁传说出现的根源在于爱 65b0." >新觉罗·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
摄政王而又冠以皇父，中国古代无此先例，而首先会在地主阶级士大夫中引起轰动，特别是由皇叔父突然改称皇父，人们惊诧之余，也要思索这一变化的含意，由皇父联系到皇后，由太上皇想到太后，做出皇父称号源于太后下嫁的推论。孟森先生在“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的如下一段叙述，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情况的理解：
“改革以后，教育部首先发旧礼部所积历科殿试策，于抬写皇上处，加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字，或冠以‘皇父’字，亦不一律，一时轰然，以为‘皇父’之称，必是妻世祖之母，而后尊之为‘父’也。”
由漫长历史而形成的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状态，在发展迟缓的封建社会中，很难发生迅速变化，17世纪中叶与20世纪初两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对皇父问题的推论。不会有很大差别。
太后下嫁说的最初传播并不在北京。顺治六七两年，朝鲜李氏王朝前后曾向北京派遣了八位使臣，他们回国后都没有谈到这一问题，可见当时它在北京还没有出现，即使已经出现，也只是在少数人当中流传，所以不为李朝使者们所知。
可将雍正继位的传说与此作一对比。爱新觉罗·玄烨暴卒，爱新觉罗·胤禛继位后，雍正元年初，李朝派往北京的使者立即听到“雍正继立，或云出于矫诏”的传说。足见李朝对清统治者一些情况的了解还是相当及时的。
与此相反，张煌言虽远离北京数千里，在东南地区从事抗清活动，却在爱新觉罗·多尔衮称皇父后不到一年即顺治六年，就已经写出太后下嫁诗。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抗清意识较强的东南地区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从清朝顺治五年十一月所颁布的覃恩大赦诏中得知爱新觉罗·多尔衮被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后，很快得出太后下嫁的推论，并有意散播，以丑化清统治者的形象。张煌言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得知此事并形成诗作的。它的史料价值在于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传说的最初传播情况和具体内容。
刚才我们介绍了认为太后没有下嫁者们猜测的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到底是怎么样出现的，那么他们认为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反对者们认为，“春官昨进新仪注”一句表明，太后下嫁的传说在东南地区最早形成。此后，以东南地区为中心，这一传说逐渐向各地散播。
至于它在全国范围内究竟流传到怎样一种程度，又增添了哪些内容，因无文字记载，已不可考。它的广为传播，有更大可能是在清末，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
反对者们认为，清末革命党人为制造反清舆论，不仅翻印载有清初抗清人民惨遭屠杀情况的书籍，也印行《大义觉迷录》一书，揭露康雍之际清皇室因皇位问题骨肉相残的事实。由此推论，太后下嫁说也会进一步流传于世。
反对者们认为，辛亥革命后，清朝野史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太后下嫁一事也就成为各种有关演义、秘史的题材，愈出愈奇，形成文字是它得以盛传的关键。
问题在于：认为孝庄皇太后没有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学者们的考证是否有道理呢？
我觉得，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必要时刻快刀斩乱麻
我的想法是，只要将双方针锋相对的八个方面的观点对比一下，看看哪方说得有道理，排除那个没有道理的，剩下的就是正确答案！您说对吗？
首先我们来看双方针锋相对的第一个观点。
对于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在双方的你来我往当中，我认为，双方的论证过程基本上是各说各话，这其中，反对者的批判没有击中对方的要害！赞同者们的考证稍胜一筹！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您好好想一想，前面，我们在介绍认为孝庄皇太后已经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第一种说法的时候，我们的论证过程是从爱新觉罗·福临当上皇帝、爱新觉罗·多尔衮当上摄政王以后开始的。
我们介绍到当时的情况是说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以后，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战斗中，5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当上了皇帝，年号顺治；而爱新觉罗·多尔衮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是他成功地击败了爱新觉罗·豪格，自己当上了摄政王！
不仅如此，此后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在清军入主中原的战争中屡建战功，入关后手握重兵，成为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大印“玉玺”也搬到睿王府内使用，以代统天下，小皇帝顺治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
我们的考证是从这里开始的！顺治小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怎么办？孝庄皇太后如何去做才能稳住权倾朝野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稳固自己年幼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的皇位？我们说，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孝庄皇太后选择了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
而反对者似乎是完全没有理解人家的意思，非得要从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前后开始考证！说什么此时的两黄旗，已发展到可以维护皇权的程度！说什么两黄旗大臣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与孝庄皇太后集团密切合作，与爱新觉罗·多尔衮集团和爱新觉罗·豪格集团相抗衡，最后取得了胜利！说什么这个时候的孝庄皇太后，如果需要拉拢别人的话，这个别人，也应该是拉拢两黄旗大臣，而不应该是拉拢爱新觉罗·多尔衮！
您想一想，他们的考证，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谁能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呢？您听懂人家问您什么问题了么？人家问您的问题，您回答了吗？我怎么觉着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呀！对于他们的考证，我实在是不敢恭维！
人家明明是在问您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在清军入主中原的战争中逐渐成为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还控制了皇帝的“玉玺”，顺治小皇帝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孝庄皇太后应该怎么办？您的回答则是应该拉拢两黄旗大臣！
我觉得，提出这个主意的人应该是对于历史知识掌握得不够扎实！
拉拢两黄旗大臣，能解决问题吗？何况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说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已经顺利分化瓦解了两黄旗大臣！在他的软硬兼施的两手之下，当初发誓扶保爱新觉罗·豪格的8个人（索尼、鳌拜、图赖、图尔格、拜音图、何洛会、谭泰、冷僧机）半数先后叛变！拉拢什么两黄旗大臣呀？怎么拉拢呀？搞不懂！
对于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洲旧俗）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洲旧俗）的考证，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考证稍胜一筹！也就是说，如果要坚持孝庄皇太后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话，这一条只能是说外界环境允许，而不能成为孝庄皇太后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充要论证条件！
我们的确不能这样论证！不能因为满洲人有弟娶其嫂的旧俗，就说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弟弟爱新觉罗·多尔衮就一定要娶自己的嫂子孝庄皇太后！也不能因为满洲人有弟娶其嫂的旧俗，就说孝庄皇太后就一定要嫁给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弟弟爱新觉罗·多尔衮！
对于论据三（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皇父”称谓）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三（多尔衮的“皇父”称谓）的考证，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考证基本上是毫无道理！赞同者们的考证稍胜一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回忆一下，反对者们的主要论据是什么！
反对者们的主要论据是：“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沿用中国古代国君尊称臣?９9ｌｉｂ?下“尚父”“仲父”“相父”之遗意而已，绝非爱新觉罗·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他们认为，不能只允许你们汉人君主对某个臣下尊称为“尚父”“仲父”“相父”，而不允许人家满洲人君主对某个臣下尊称为“皇父”！
他们进而论述说，大家知道光绪皇帝称慈禧太后叫皇阿玛，皇阿玛是爸爸的意思，那慈禧就变性了，变成男性了？所以这个也不算为证据。
我们这一回，不再引用赞同者们的考证内容了！因为用不着！我们只要能够学会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一方法就可以了！随便哪个人就都可以运用反对者们的考证内容回击他们自己！
前面，我们提到过，反对者们认为，“皇父”一词，是清朝君主对某个臣下的尊称，或是清世祖封多尔衮为“皇叔父”后以其定鼎功勋显著，无可进爵，乃以“皇父”为封！
前面，我们还提到过，反对者们认为，在爱新觉罗·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以后的1645年阴历五月，有个御史，这个御史叫作赵开心，我们这里注意这个叫作赵开心的御史，他是个汉族人！他上疏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一词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唯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后来呢，他的这个建议经礼部等议定批准。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既然我们在介绍“皇叔父摄政王”这一个词汇的由来的时候，说的是一个汉族人御史赵开心，这个赵开心运用汉族人几千年来传统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说如果“臣庶皆呼”爱新觉罗·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则“尊卑无异矣”。所以才由礼部等议定批准称爱新觉罗·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推断：既然由“叔父摄政王”改称为“皇叔父摄政王”是由礼部等按照汉族人几千年来传统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议定批准的，那么，由“皇叔父摄政王”改称为“皇父摄政王”也应该是由礼部等按照汉族人几千年来传统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议定批准的，对吧？
问题就出现了，在我们人所共知的汉语言文字里面，如果我告诉您，有个人的称谓叫作“皇父”，您会怎么理解？
注意，您可千万别跟我打岔，我看过的“皇父摄政王”的文字是用汉语言文字书写的“皇父摄政王”。您可千万别跟我说“皇父摄政王”这句话在满语里面是什么意思！我作为一个很平凡很平凡的汉人，我不懂满语。
诸位注意，这里的“我”不是真的我，而是指当时的任意一个汉族人。
在当时的汉族人的心目中，他们会说，您还别跟我说什么汉族人的古代国君尊称臣下为“尚父”“仲父”“相父”等事例！提醒您要注意的是，在汉语言文字里面，我们经常见到“尚父”“仲父”“相父”“伯父”“二爸”“三爸”“二妈”“三妈”等称呼，就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皇父”这个词的意思，除了等同于皇上的父亲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居然是可以代指皇上的叔父！
对于论据四（张煌言的“太后婚”诗证）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四的考证，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考证略显不足。
在这中间，反对者们认为，张煌言作为抵抗力量的代表人物，出在异地之口，记在异国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而且诗词也不能直接作为历史的证据。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太牵强了！
首先，在历史上，大量的诗词歌赋都如实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我们不能因为诗词歌赋可以——注意是可以——运用夸张、比附的手法，就把诗词歌赋一概认为是运用了夸张、比附的手法，从而去怀疑一切诗词歌赋的真实性，就因此而贸然怀疑张煌言的《建夷宫词》的真实性。这是典型的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要想否定张煌言的《建夷宫词》第七、第八两首词的真实性，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必须否定《建夷宫词》十首诗词中的其他八首的真实性才可以。而事实上，《建夷宫词》中的其他八首，虽然充满了对于满洲人的看不起的话语，但是冷静客观地说，这其他八首诗词，还是比较真实的。
其次，我们完全不能认同因为张煌言的《建夷宫词》是出在异地之口、记在异国之文就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这一说法。如果这样的话，那我真的不知道能够成为历史的证据的内容还能剩下什么。按照这种逻辑推理的话，中国还有历史吗？ href='9038/im'>《史记》肯定是假的，《汉书》肯定也是假的，《后汉书》就更是假的了！最起码，他们都从来没有在他们所记录的时代里面生存过，他们最大的贡献，顶多也就是抄录过一些别人写过的不知真假的文章而已。
对于论据五（顺治皇帝谕旨露出的破绽）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五的考证，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说法很有道理！
要想说明的确有这样一个谕旨，我们首先就必须告诉大家，这道谕旨出于何处？现在哪里？我们必须有翔实准确的证据证明。如果不能确切地找出这个顺治谕旨的出处的话，这么一大段的分析就毫无价值了。如果都是人云亦云，都是互相传抄，那就没有意思了。
也就是说，赞同者们如果不能告诉大家您的这段材料的准确出处——哪本书、第几页、书的可信度如何的话，那，还是不要说的好。否则的话，人家还以为是您瞎编的呢！
说实话，我也认真查阅过很多材料，但是，这些所谓的材料，大多属于互相传抄之类，与以讹传讹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丝毫可以参考的价值！
对于论据六（风水墙说）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六的考证，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考证实际上连自己也不能说服，就更甭提说服别人了！
大清朝，三个陵圈子，就放不下一个孝庄皇太后的坟头？您解释什么呀？什么都不用解释！
人死之后38年不能入土为安！您怎么解释啊？怎么解释都说不通！
在中国历史上，哪个太皇太后会这样给自己的孙子出难题呀？除了孝庄皇太后之外，还有谁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的建议，别解释了，越解释越乱！
因此，我认为，在这个问题的考证上面，还是赞同者们略胜一筹！
对于论据七（有人见过的铁证“太后下嫁诏”）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七的考证，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说法很有道理。
我具体地分析了考证过程，大致与前面的论据五的分析相似。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我相信您真的有这么一个“太后下嫁诏”的铁证吧，您也得先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眼，我们才能相信它不是？如果，您拿不出来，那么，对不起了，我就是认为您还真的没有这么一个“太后下嫁诏”的铁证。
因此，要搁我说，您在确切地找到这份铁证“太后下嫁诏”之前，先别用它来做证据。
对于论据八（ href='2210/im'>《红楼梦》里面的揭示）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八的考证，我个人完全赞同反对者们的说法！所谓 href='2210/im'>《红楼梦》里面的揭示纯粹是附和，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另外，反对者们做出的另外几个方面的考证，我认为，最重要的当属这第四个方面——从顺治皇帝和孝庄皇太后对于死去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处置情况来看，反对者们认为，顺治皇帝如此搞倒、搞臭爱新觉罗·多尔衮，更加证明太后没有下嫁！
我个人不赞同上述观点，具体原因我们还要等到后面才能揭示。这里，还请您先允许我把我的这段考证保留片刻。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太后下嫁这种说法的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我也有我的看法，这些内容我也将在后面才能揭示。
有的读者说了，您说了这么半天，您到底是啥意思呀？到底这个孝庄皇太后她下嫁没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呀？您别着急，答案马上就会出来！
经过对比双方针锋相对的8个方面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正方所提供的8个方面的论点，已经被反方击倒的有如下4个方面：
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洲旧俗）、论据五（顺治谕旨露出的破绽）、论据七（有人见过的铁证“太后下嫁诏”）和论据八（ href='2210/im'>《红楼梦》里面的揭示）。
但是，正方有4个方面的论据还站得很稳，这4个论据是：
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论据三（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皇父”称谓）、论据四（张煌言的“太后婚”诗证）和论据六（风水墙说）。
而这4个方面的论据恰恰是最为关键的，也是最不容易被轻易驳倒的！据此，我的观点是：太后下嫁，证据确凿，无可置疑！因为，有了上述4个论据就足够了，就已经用不着其他的论据了。
有的读者就会说了，既然您同意太后下嫁这一观点，那么，按照您的考证，孝庄皇太后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究竟是完完全全的利益驱动，还是在利益的驱动的同时，也有一些真诚的感情因素呢？太后是什么时候、怎么样下嫁的呢？
您这一问，还真把我问着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这个问题里面太复杂了！实际上包含着以下好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是否有一些真诚的感情因素呢？如果有的话，那么，孝庄皇太后是什么时候与爱新觉罗·多尔衮产生了感情纠葛的呢？
第二个问题，孝庄皇太后是什么时候、怎么样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呢？
其实，我们前面曾经考证过，说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两个人不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关系！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在1615年——这一年，爱新觉罗·多尔衮3岁，孝庄皇太后2岁；
第二，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在1623年——这一年，11岁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结婚了，?99liｂ?10岁的孝庄应该参加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婚礼！
第三，两个人的第三次见面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在1625年——这一年，12岁的孝庄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爱新觉罗·皇太极，成为了13岁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嫂子了！从此，两个人可以天天见面了！
然后，我们在后面又介绍到了1643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的时候，30岁的孝庄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在爱新觉罗·多尔衮与爱新觉罗·豪格争夺皇位的时候渔翁得利，当上了皇帝。而31岁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呢，他也很快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摄政王。
我们说，一个是30岁的寡妇，一个是31岁正当年富力强的栋梁之材！美人与英雄之间，肯定是要演绎出故事的。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刻的中国，大明、大顺、大清三个政权的竞 4e89." >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我们说，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衮迅速率领八旗兵精锐部队出兵山海关，定都北京，入主中原。因此，这段感情故事无可避免地被迫推迟了。
话说回来，孝庄皇太后什么时候与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产生了感情纠葛呢？
说到孝庄皇太后与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感情纠葛，通过现有的正史史料，我们无可考证，没有办法考证！为什么呢？没有材料啊！那，材料呢？
肯定是被毁了呗！可是为什么要毁掉这些材料呢？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因为孝庄皇太后与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感情后来又发生了变化。
我们说，由于孝庄皇太后与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日益接近，这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诸如谁来照顾小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等等。您想想，当时的爱新觉罗·福临才几岁呀！他是很需要母亲的关照的。但是，正需要母亲关照的爱新觉罗·福临却得不到母亲更好的关照，所以，他就把这一切怪罪给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叔叔。也就是说，顺治小皇帝与自己母亲的关系逐渐疏远了。
这就迫使孝庄皇太后必须在自己的亲儿子爱新觉罗·福临和自己的第二任丈夫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之间做出选择。而这，不能不影响到孝庄皇太后与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感情——逐渐地，在他们之间，不利于维持这段婚姻的因素增加了。最终，还是造成了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去世以后，顺治皇帝断然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宫”这一悲剧性结果！
悲剧发生了，孝庄皇太后就必须快刀斩乱麻，隐瞒自己前面所付出的感情。
第二，因为后来的清朝皇帝逐渐接受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习俗。
前面我们曾经多次介绍说，满洲人入主中原以后，在法律上明文规定：收父祖妾及叔伯母者，斩；收兄嫂与弟媳者，绞！
因此，后来的清朝皇帝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解释自己祖先经常收兄嫂与弟媳的现象。办法只有一个，隐瞒历史，也就是想方设法也要把这些现象加以隐瞒。
怎么样隐瞒呢？这个好办，无非就是毁掉所有与太后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史料。一个字：烧！
什么时候被毁的呢？根据清朝大兴文字狱的史实，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基本判断：在康乾盛世前后，这些史料被损毁完毕。
但是，具体说来，关于这件事情的记录是什么时候被损毁的呢？
正史上没有记载，不过，野史上倒是有相关的分析。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出自乾隆皇帝时期，而且就是出自乾隆皇帝命令纪晓岚修纂《四库全书》之际。
野史上说，主管修史的纪晓岚见到了相关的记录后，惊异道：“这种事怎么可以传示后人，以彰其丑？”立刻请示乾隆皇帝，将有关内容全部删削。此后，便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也就是说，从乾隆年间以后，关于孝庄皇太后下嫁给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一事的材料，就都找不到了。这个“太后下嫁”从此就真的成了疑案了！
有的读者说了，那依您的意思，这个孝庄皇太后与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感情纠葛，就考察不出来啦？
这可不见得！只要我们下点工夫，您还别说，关于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我们还是能够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的。
因为关于孝庄皇太后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记载都出自野史，这些野史还不能完全让人相信，所以，我在这里就只能简单介绍一下。
根据野史上记载，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后，爱新觉罗·福临登基，爱新觉罗·多尔衮称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率大军杀进山海关占领北京后，迎请顺治皇帝移驾京师即皇帝位。
其时，举朝都因此替顺治皇帝感到过意不去，非有所报答不可。
爱新觉罗·多尔衮看准了时机，与大学士范文程密议定计，授意亲信在朝廷中倡言，说：“摄政王功高望重，又谦抑自持如此，让位之德，亘古少有。我皇上虽想要报答，可这么大的恩德如何能够报答得了呢？正好，摄政王是皇上的叔父，今日让位的事，就跟皇父传位其子的意思一样。摄政王既然像对待太子一样对待皇上，皇上也应当像对待皇父一样对待摄政王，以此作为报答，诸位觉得如何？”
众人都附从此议。范文程于是出面提议说：“近日闻说摄政王妃新亡，而我皇太后又多年寡居无偶。皇上既视摄政王如父，自然不可使父母异居两处。宜请摄政王与皇太后同宫而居。”
在这里，我要插上一句，实际上，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两个人之间，应该早就有更加密切的接触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婚姻和子嗣谈起了。
说起多尔衮身边的女人，那实在是太多了！他的一生，妻妾有十多个。有名有姓、能够知道其父母是何人的就有10个之多——六妻四妾。
这6个妻子是：
结发妻子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台吉吉桑阿尔寨之女），死后被爱新觉罗·多尔衮私自上谥号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
继福晋佟佳氏（尚书孟噶图之女）；
三娶福晋扎尔莽博尔济吉特氏（根杜尔台吉之女）；
四娶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
五娶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索诺布台吉之女，即原豪格的福晋）；
六娶福晋朝鲜李氏（金林郡公李开音之女）。
他的四个小妾是：
察哈尔公齐特氏（布延图台吉之女）、博尔济吉特氏（杜思噶尔卓农台吉之女）、济尔莫特氏（帮图武之女）、朝鲜李氏（李世绪之女）。
在这10个妻妾当中，只有他的第六位福晋朝鲜李氏给他生养了一个唯一的女儿——东莪！其实这个朝鲜李氏是多尔衮在征服朝鲜的过程中，从朝鲜王宫里面抢来的。只是因为她替这个爱新觉罗·多尔衮生下了唯一的女儿，才被册封为福晋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倒台后，爱新觉罗·东莪被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侄子、爱新觉罗·多铎的儿子信王多尼。至于以后的事情嘛，历史上没有记载，我们就不知道了。
既然在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所有妻妾当中，只有这个朝鲜李氏给他生养了唯一的一个女儿，这就有个问题需要我们必须做出回答：
为什么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其他妻妾都没有生育呢？问题出在谁这儿呢？
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没有记载。我这里也仅仅是猜测而已。应该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其他妻妾都没有生育，原因在于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直有病！
为什么我要说原因在于爱新觉罗·多尔衮呢？历史上记载，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个人，长得虽然很英俊，但是从小人就比较消瘦，从30岁左右开始就经常身体多病。
得病的原因，根据他自己说，是在1640年前后松锦大战时费心造成的。至于病症嘛，历史上说他是“怔忡之症”“风疾”和“咯血症”！
什么是“怔忡之症”呢？中医上讲的“怔忡之症”指的是西医上说的心血管方面的病。分为以下几种：病毒性心肌炎、过早搏动、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阵发性室下性心动过速、心房颤动、房室传导阻滞，等等。
“风疾”就是我们现在中医所说的中风，西医分为以下几种：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血栓形成，脑栓塞，等等。
“咯血”，是中医上的说法，西医分为以下几种：肺结核引起的咯血；支气管扩张症引起的咯血；风湿性心脏病引起的咯血，等等。
由此看来，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病症不轻啊！
既然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直有病，那么，东莪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呢？
巧了，他唯一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女儿，恰恰是在此之前的1639年前后——他27岁的时候出生的。而此后的多尔衮再也没有过自己的孩子，这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
由于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直没有自己的儿子，而他的弟弟爱新觉罗·多铎有8个儿子，所以爱新觉罗·多尔衮后来就把爱新觉罗·多铎的第5个儿子爱新觉罗·多尔博过继了过来。
也正是因为如此，孝庄皇太后作为一个女人，她知道，她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接触是很安全的。再怎么接触也不会产生那种让她突然怀孕、没办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事情。
因此，我前面说，实际上，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两个人之间，应该早就有更加密切的接触了。
不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两个人，毕竟，一个是英雄，一个是美人。他们之间出现点色彩，还是当时的人们很容易接受的。所以，才有了前面我们所讲到的爱新觉罗·多尔衮与大学士范文程的密议定计，才有了众位大臣的附从此议。
前面我们讲到了野史上记载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巧妙求婚的情况，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众位大臣的想法。
您想啊！在中国人的心中，宁拆千座庙，不破一门婚！面对着这样一段大好姻缘，谁还敢说出个“不”字呀！所以，他们也顾不得宋明以来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了，纷纷随声附和。史官也大书特书曰：“皇太后下嫁摄政王。群臣上贺表。”
相传婚礼之盛，为从来大婚所未有。京师除一二自命清流者外，多播为佳话，同瞻盛典。当时又有恩诏宣示天下，也系汉人手笔，其略曰：“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养，乃独能养口体而不能养志，使圣母以丧偶之故，日在愁烦抑郁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周室懿亲，元勋贵胄，其身份容貌，皆为国中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着所司预办。”
孝庄皇太后下嫁给了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肯定会给包括顺治小皇帝在内的整个爱新觉罗家族带来巨大的影响。爱新觉罗·多尔衮会如何对待顺治小皇帝？顺治小皇帝又会如何看待自己曾经的叔叔、现在的继父爱新觉罗·多尔衮？顺治小皇帝又会如何看待自己的母亲孝庄皇太后？自认为得到了孝庄皇太后全力以赴支持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又会如何对待他的那些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弟弟？而这些人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呢？是什么原因导致多尔衮正当年的时候就突然去世了呢？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爱新觉罗·多尔衮去世之后的悲惨遭遇呢？
首先，我们还得从爱新觉罗·多尔衮与顺治小皇帝的结怨谈起。
爱新觉罗·多尔衮与顺治小皇帝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恶化，那为什么会恶化呢？
我们先简单地浏览一下中国历史，您看看，中国历史，从周到清，您去数一数，那么多的摄政王，哪一个摄政王有好下场？从周秦一直到明清，哪个摄政王有好下场？所以，我们不谈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知道，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结局一定是悲剧性的。
爱新觉罗·多尔衮何许人也，他能跟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周公相比吗？堂堂周公摄政，让周长王憋得三个月不说一句话，不敢说话，不敢出家门，生怕人家误会他要篡权，要怎么样。他都如此，爱新觉罗·多尔衮熟读汉家的书，他不清楚？他太清楚了。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他太清楚自己作为摄政王，将来的下场会是什么。所以他要避免这种下场出现，他要改变历史对于摄政王的结局。而他对顺治小皇帝做的，我个人认为，仁至义尽。他也非常清楚，一旦孝庄皇太后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话，带来的结局将会是什么，他太清楚——想想万历小皇帝是如何对付张居正的。
根据《明史》记载，万历小皇帝10岁继位，说是10岁，实际上周岁是9岁。由于皇太后极为信任张居正，所以把所有的大权交给张居正，张居正对于10岁的万历小皇帝的教育，我们说，从知识层面上，是全面、系统，从管理层面上，是管教严格的。但是，正是他的全面、系统、严格的管教，造成了小皇帝的叛逆心理。十年以后，张居正一死，万历小皇帝不顾自己母亲的一切教诲，立即对张居正扒坟掘墓，锉骨扬灰，这就是他的报复。不仅如此，他还拒绝上朝，拒绝批改文件，拒绝一切，没有他，没有张居正教育的这个高徒，明朝还灭亡不了呢。
而像爱新觉罗·多尔衮这样的一心以国事为重的顺治小皇帝的长辈，他们之间不产生矛盾是不可能的，产生矛盾是必然的！只是什么时间产生矛盾、因为什么产生矛盾、产生矛盾后是否会被别人利用的问题。
那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怎么样的，是因为什么而产生的呢？
.９９ｌｉｂ?其实，号称为“睿亲王”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在对待顺治小皇帝的问题上，还是很聪明的。很明显，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借鉴了明朝张居正教育万历小皇帝失败的教训，故而，爱新觉罗·多尔衮在对待顺治小皇帝的问题上，采取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规定从孝庄皇太后开始，严格执行后宫不得干政的制度；
第二，在顺治小皇帝的教育问题上，采取顺其自然的方法。
在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心中，什么叫作顺其自然呢？爱新觉罗·多尔衮心中的顺其自然是指：
第一，在学习满汉两种语言文字的问题上，由于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直在思考下面的问题：是优先让顺治小皇帝重点学习满人的骑射传统呢，还是优先让他学习汉人的先进文化呢？爱新觉罗·多尔衮不能做出抉择，这可怎么办呢？爱新觉罗·多尔衮有办法，他在入关前给顺治小皇帝选择了三汉两满五位师傅进行启蒙教育；入关后又专门安排汉官对顺治小皇帝进行讲课。结果，由于爱新觉罗·多尔衮不懂现代教育教学理论，导致顺治小皇帝的满语和骑射的基本功非常扎实，而汉语言文字则稍差，因为他错过了学习另外一种语言文字的最佳时期。
在这个方面，历史上有很多与我的结论完全相反的说法。这些说法根据我的考证，都不是太可信。因为，这些史料都是顺治小皇帝长大成人后一厢情愿的说法！
第二，在治国方针问题上，爱新觉罗·多尔衮要求顺治小皇帝随他临朝听政，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边玩边学中自然而然地学会驾驭百官的手段和处理国家大事的方法。
第三，在处理君臣关系和长幼关系上，爱新觉罗·多尔衮从来没有把顺治皇帝看成是皇帝，他只是认为顺治小皇帝是自己的亲侄子，而自己又没有儿子，所以多尔衮对顺治是以长辈的身份进行善意的规劝、管教和约束。
而这对顺治小皇帝来说，他当然是受不了！您想啊，他的身边有汉文师傅啊，他的汉文师傅一定会告诉他说，他才是一国之尊，爱新觉罗·多尔衮虽然贵为叔父，但也是臣子，应该完全听命于他。
逐渐地，在顺治小皇帝和爱新觉罗·多尔衮之间，矛盾产生了！这个矛盾有什么表现呢？那可是太多了！中国不是有句俗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嘛！
这里我们仅举一例加以说明。诸位，哪位知道，古代的中国人最为害怕的疾病是什么？天花！话说有一次天花流行，多尔衮带着顺治小皇帝匆匆去边外避痘！但后来顺治皇帝亲政后认为爱新觉罗·多尔衮为皇帝配备的侍从不足百人，所经过的地方流寇猖獗，对皇帝的安全草率行事。您想一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矛盾产生，我们理解。但是，矛盾扩大，又是什么原因呢？
矛盾扩大，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中间，既有爱新觉罗·多尔衮方面的原因，也有顺治小皇帝方面的原因，还有旁观者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爱新觉罗·多尔衮方面来说，爱新觉罗·多尔衮居功骄傲，独擅威权。在这个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处死爱新觉罗·豪格。
第二，从顺治小皇帝方面来说，爱新觉罗·多尔衮和顺治小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关系，顺治小皇帝很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嘛，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造成的。一是由于从此以后顺治小皇帝就不能经常见到亲妈了，他当然不高兴；二是由于顺治小皇帝逐渐接受了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产生了这种事情是丑恶的这种心理。
第三，从旁观者的角度讲，由于爱新觉罗·多尔衮主要代表两个白旗的利益，处处照顾这两个旗的利益，从土地的分配，从干部的任免，损害了其他几个旗的利益，这就导致了其他几个旗的旗主迅速联合起来，逐渐在暗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派。
面对着逐渐扩大的矛盾，爱新觉罗·多尔衮会如何选择呢？
我们说，聪明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还是很能够观察到这些的。他知道，身体状况江河日下的他早晚有一天会离开人世的。到那个时候，自己应该把权力交给谁呢？对于他来讲，他应该有几种选择呢？我们来看一看。
一种选择，踢掉顺治小皇帝，把权力交给自己更加信任的人！这可能吗？我们来看一看，他应该更加信任谁。
第一，他的弟弟爱新觉罗·多铎。我们知道，爱新觉罗·多尔衮与他的弟弟爱新觉罗·多铎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多铎都应该是他最为信任的人。但是，老天爷不作美，他的弟弟比他死的还早一年多呢！因此，这个选择是不存在的。
第二，他的哥哥爱新觉罗·阿济格。他的哥哥爱新觉罗·阿济格脾气暴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纯粹一个赳赳武夫！他当个将军还行，当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差得远了去了！因此，这个选择不行。
第三，自己的抱养儿子爱新觉罗·多尔博。我们要注意，爱新觉罗·多尔博本来是爱新觉罗·多铎的第5个儿子，那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博太小了，比顺治小皇帝还要小，谁来辅佐他呀！
因此，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顺治小皇帝之外，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别无选择。因此，逐渐地，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心也就凉了下来，他有了及早归政的想法。在历史上，有证据证明，早在1649年年初，爱新觉罗·多尔衮已经做出了归政的决定。
对爱新觉罗·多尔衮来说，归政的抉择固然非常痛苦，而皇父摄政王的称号自行消失后，他在北京的处境也将十分尴尬，因而他决定在远离北京之处建立变相小朝廷。自然，爱新觉罗·多尔衮不会轻易将已掌握的清朝军政大权全部交出，必定在一个时期内对福临进行一定程度的遥控。因此，他决定离开北京，前往满洲镶白旗的驻地——永平地区。
就在这个时候，他又一次病倒了。而且，这一次病倒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能够好起来，直到去世。他是怎么病倒的呢？
我们前面曾经介绍过，自从1640年松锦大战以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身体状况一直欠佳。而入关之后，他“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涨，体中时复不快”。
1649年秋天，爱新觉罗·多尔衮患病。据说是膝盖受了伤，他用了不该使用的石膏敷治，结果使病情加剧（《北游录》）。为了调治疾病，也为了改善心情，十一月中旬，他率领诸王贝勒及大批八旗官兵到塞外打猎行乐。塞北寒冷的气候和行猎时过度的劳累，使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病情越来越重。
他越来越思念包括顺治小皇帝在内的远在北京的亲人——虽然顺治小皇帝一点也不思念他。他开始流露出对于顺治小皇帝不来看望他的怨言。他说：“顷子罹此莫大之忧，体复不快，上虽人主，念此大故，亦宜循家人之礼，一为临幸。”话刚刚出口，他立即就后悔了。他知道，他还是要全力以赴地维护顺治小皇帝的名声的。因此，他立即告诉身边的人不得将他的怨言报告给顺治小皇帝。
当然，最终的结果是，顺治小皇帝还是来了。这使爱新觉罗·多尔衮一时手足无措，十分恼怒，严厉谴责了手下人所帮的倒忙。
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新的误会的发生，爱新觉罗·多尔衮迅速决定提前移交权力给顺治。1650年正月，13岁的顺治小皇帝即将亲政。就在这一时刻，爱新觉罗·多尔衮率领两白旗离开北京，移驻本旗田土所在地的永平府，也就是说，他放松了对清朝政治中心北京和福临的控制。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戌时，一代枭雄爱新觉罗·多尔衮病死在边外喀喇城，时年39岁。
这个喀喇城在哪里呢？为了找到这个地点，我特地去了一趟边外考察，最终找到了这个喀喇城。这个喀喇城就在今天的承德市所属的滦平，在风景秀丽的避暑山庄旁边。
爱新觉罗·多尔衮死后，在他摄政时期用强权压制下去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暴露了出来。
首先是皇帝本人与摄政王的矛盾；其次是以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为首的一批在摄政期受压的诸王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矛盾；第三是深受爱新觉罗·多尔衮信任与重用的大臣内部的矛盾。
爱新觉罗·多尔衮一死，他的亲信罗什、额克苏等人，即利用他的葬事大做文章。
十二月十七日，灵车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遗体运回京城。顺治帝与诸王大臣身着丧服到东直门五里以外迎候。从东直门到玉河桥，凡是灵车经过的地方，都有跪着哭丧的官员。公主福晋以下的命妇，则身着丧服聚集在睿王府大门内跪哭。灵车到达东直门外，顺治皇帝亲执玉爵为灵车敬酒，奠祭摄政王。这天夜里，满朝文武又都受命到睿王府中去守灵。
接着，罗什等人要求以皇帝规格的葬礼安葬了爱新觉罗·多尔衮。即使这样，他们还怕爱新觉罗·多尔衮死后的地位不牢，十二月二十五日，又通过顺治皇帝之口追尊爱新觉罗·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其元妃为“义皇后”，并把他们的牌位供在太庙。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能使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个护身符永远存在。
与此同时，保守派的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人，利用顺治皇帝要亲掌大权的迫切心情，也开始了一连串的活动。他们首先命大学士刚林等到摄政王府收回了象征权力的印符、赏功册，接着就开始削减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军事实力。
摄政时期，爱新觉罗·多尔衮将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同母兄弟英亲王爱新觉罗·阿济格与豫亲王爱新觉罗·多铎。他们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军事支柱。当时爱新觉罗·多铎已先爱新觉罗·多尔衮一年病死，对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人威胁最大的，就只有爱新觉罗·阿济格。
爱新觉罗·阿济格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莽夫，摄政时期，自恃有战功，曾向爱新觉罗·多尔衮提出封自己为“叔王”的要求，但被拒绝。爱新觉罗·多尔衮死后，爱新觉罗·阿济格又想扩充自己的势力与诸王抗衡。他企图吞并正白旗，结果遭到正白旗多尔衮旧部的反对。
他们之间的矛盾，被寻找机会铲除爱新觉罗·阿济格的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人看在眼里。于是他们联名上疏，告爱新觉罗·阿济格对摄政王不敬，轻而易举地给他定了罪，剥夺了他手中的军权，将他逮捕、削爵、幽禁、抄家，并将其诸子皆黜除宗室，赏给仇家为奴。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爱新觉罗·福临亲政。于是爱新觉罗·多尔衮原来的亲信一看形势有所变化，有些就投到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的门下。此时，原爱新觉罗·多尔衮与爱新觉罗·多铎分别统辖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已成无头大雁，爱新觉罗·阿济格又成了阶下囚，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人认为时机已成熟，于顺治八年二月上疏，指控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人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清实录》）。
在济尔哈朗等人的奏折中，为爱新觉罗·多尔衮拟了下述主要罪名：
一、顺治皇帝即位时，由爱新觉罗·多尔衮与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联合摄政。但爱新觉罗·多尔衮“背誓肆行，妄自尊大”，剥夺了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摄政的权力，反立自己的同母兄弟为“辅政叔王”。
二、爱新觉罗·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侍从，与皇帝无异，所盖王府形同皇宫，并私用皇帝御用八补黄袍、大东珠数珠及黑貂褂等殉葬。
三、散布爱新觉罗·皇太极称帝是违背太祖本意而系夺位的流言。
四、逼死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迎纳爱新觉罗·豪格之妃。
这个时候的顺治皇帝简直是太高兴了！报复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于是，他不顾一个月前曾亲自为爱新觉罗·多尔衮追封过“义皇帝”的尊称，断然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宫”。瞬息，专权多年的赫赫功臣爱新觉罗·多尔衮，死后尚不到两个月就成了千古罪人！
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见势头不对，也纷纷倒戈告发爱新觉罗·多尔衮曾“谋篡大位”。而那些没有倒戈的亲信先后被处死或被贬革。爱新觉罗·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
至1778年，乾隆皇帝当政时，才发布诏令，正式为爱新觉罗·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有清一代对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