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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阳谋高手》
大官的亲戚不是那么好认的
看过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人，我们都知道，在《宰相刘罗锅》里，曾经演过下面一段：原籍山东的刘墉进京以后，首先做了六王爷的女婿，后来又拜皇太后为干妈。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刘墉这个人的身份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如果从乾隆皇帝他的妈妈这方面来讲，那刘墉这个人就是乾隆皇帝的干弟弟；可是如果要从乾隆皇帝的亲弟弟六王爷这儿来讲，那刘墉又是乾隆皇帝的侄女婿。
这里，首先就有个问题需要我们来回答：那历史上的刘统勋、刘墉父子真的是山东人吗？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更简单了——是！
可是，江苏人、安徽人，甚至河南人、广东人都不干了！他们非得说，历史上的刘统勋、刘墉父子本来应该是他们那里的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先看来自2002年1月28日《平顶山晚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刘统勋是咱宝丰人？”。全文内容如下：
眼下，电视剧《天下粮仓》正在热播，一个鲜为人知的清代廉吏刘统勋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一时间家喻户晓。正在此时，本报采访部收到了一封署名“刘事衡”的来信，更引起记者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兴趣。现将这封信节选如下：
如今，我的家乡，流传着刘统勋还乡认亲的故事。相传，刘统勋出生在宝丰县刘湾村，他少时因家乡闹灾荒而背井离乡，逃往山东。刘统勋官居相位，但他仍没有忘却生他、养他的故乡。于是，刘统勋就产生回宝丰县刘湾村认亲的想法。
日月轮回，旷日已久。刘统勋记忆中的村北部河上的青石桥已被淤土深埋在地下，河床向西北滚数十米远，这是刘统勋没认成亲的第一个原因。其二，当时县令怕刘统勋认亲以后，官事难做，恫吓百姓不可冒认官亲，招杀身之祸。鉴于二者，刘统勋还乡认亲就泡了汤，他虽将认亲之事委托当时县令，但县令以查无此事不了了之。
刘统勋虽未认到亲，但仍有落叶归根之想，他死后，还是在宝丰县刘湾村建了一座自己的墓地，碑上书着：大清宰相刘统勋。
“文革”前，刘统勋的墓地有二十余棵翠柏，墓地完美。“文革”中，树被伐、碑拉倒，至今未修。
……
这样一封信，引发了记者许多好奇：刘统勋真是宝丰人？如果是，为何历史上并无记载？若是讹传，为何这故事及细节如此栩栩如生？记者决定到宝丰县刘湾村走一趟，探寻究竟。
刘湾村位于宝丰县周庄镇。2002年1月22日上午，记者跟随市侨联主席励伟英等一道前往刘湾村。
上午９点多钟，记者踏上刘湾村的土地，阳光正好，几位村民正在村中的河边聊天、晒太阳。记者向他们打听起了刘统勋的事。
“知道，知道，现在电视里不正在演吗？”
“他的坟就在咱村。”
几位村民纷纷说道。一位叫刘玄生的村民告诉记者：“小时候就听说村北有刘统勋的墓，还有碑。”
该村有九百多口人，其中刘姓占了一半以上。65岁的王福安曾见过那墓和碑，“碑不太高，青石座，上世纪70年代坟都给平了，碑也不知道谁给背走了。”他还告诉记者，有一年村里有人从坟地旁边挖出一个印章来，是紫铜色的，人们拿来让他看，他只认得印章的侧面刻有“总提督”字样，后来那印被人卖了，都说那是刘统勋的印。
刘统勋的墓地在哪儿呢？几位村民热心地领着记者来到村北的一块麦田里，但.99ｌib?这里已丝毫看不出墓地的痕迹，“就是这儿，当年有几十个坟头，刘统勋的坟头较大，坟前竖着块石碑。”一名老者指着坟地东侧的一座小土丘和西侧的一条河说：“刘统勋的坟选在这里是很有讲究的，你看，他头枕凤凰山，脚蹬净肠河……”
坟前的那块石碑能否找到呢？一位村民说，村南头的小河沟有块很老的石碑，记者兴奋地赶去。
这是一块已断为两截的石碑，几位村民帮忙将两截断碑翻了过来，有人端来水，用布将碑擦拭干净。工整的楷书，字迹秀丽，除个别字磨灭外，大多可辨认。“大明国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汝州宝丰县城东……至净肠河迤东坊廊保一图见……”落款时间是“大明崇祯”年间，看来在那时刘湾村就已存在了。可惜的是，这块碑是当年为了表彰众人捐资修建牛王庙而立的。
记者的探访，在村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人都围了过来，讲起了小时候听过的故事、戏词，刘统勋的故事在该村流传如此之深远，这一点令记者十分惊异。
75岁的老人王保安讲起刘统勋的故事，那戏词就如泉水般汩汩涌出。据他讲，村里只有刘全海的祖上与刘统勋是一家，其他刘家都是后来从山西迁过来的。当年李自成造反后，曾下令杀过黄河以南二十多公里，不料接令的牛金星听错了，杀过了黄河以南二百多公里，该村村民也遭到屠杀，刘统勋的爹或爷爷就担着他离开刘湾去了山东要饭吃，后来刘统勋当上了大官。他儿子刘墉曾来认过亲，县官怕株连没有认成，刘全海的祖上听说此事就到京城认下了亲。
这是记者在刘湾村听到的比较完整的关于认亲的故事，这一故事也有不同版本，有的说刘全海祖上是拿着家谱进的京城，回来时拿的不是红灯笼，而是一封信。
探访刘湾村临近结束了，遗憾的是没能找到刘事衡信中提到的墓碑，但几乎人人皆知的传说和故事，又让记者觉得，说此事“子虚乌有”又似乎缺乏说服力。刘事衡很肯定地说，有人见过那块墓碑，上面写的就是“大清宰相刘统勋”，为了“挖掘”这段历史，他会继续寻找。
刘统勋究竟是不是宝丰刘湾人？在探访刘湾村时，村民们虽拿不出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但流传几辈子的传说故事，足以使他们深信不疑。到底该怎么解释和看待这一事件，记者采访了一些研究清史的专家。
潘民中，河南省历史学会9９lib?理事、平顶山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平顶山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主编。
潘民中介绍，《清史稿》、《清史列传》中明确记载刘统勋是山东诸城人，其父刘棨康熙年间曾官至四川布政使。据刘统勋撰《东武刘氏族谱》凡例中称：“吾家自前明弘治年间，始祖讳福公，自江苏砀山县迁山东诸城县。”从始祖刘福算起，刘统勋是第八代。从以上情况来看，宝丰刘湾刘统勋墓及刘统勋生于此地，出走山东诸城的说法，尚有推敲的余地。若刘统勋真是宝丰人，乾隆以后纂修的地方志，肯定会不遗余力地大书特书的。而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所修《宝丰县志》、《汝州志》、《河南省志》对之均无一字记载。这就不能不令人疑惑。
那么，宝丰刘湾若真曾有一座写着“大清宰相刘统勋”石碑的墓冢，当作何解释呢？潘民中认为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便是，刘湾的刘氏是从山东诸城迁来的刘统勋后裔的一支，他们为了便于祭祀自己的祖宗，封起了刘统勋的衣冠冢，并立了墓碑。二是刘统勋名声显赫之后，特别是《刘统勋私访》一类戏剧广为流传之后，居于刘湾的刘氏为了壮大本族的声势，封起了刘统勋的衣冠冢，并认了祖宗。这些做法在民国以前宗亲观念比较浓厚的时代是不足为怪的。三是在《东武刘氏族谱》中，对于刘福之后的第二代记述模糊，那段时期也正是明朝末年李自成起兵天下大乱之时，也有可能刘统勋祖上从刘湾逃难而走，而留下了与之并列的一支刘氏，即刘全海的祖上。但是，要证明其真实性，必须找到过硬的证据。
牛建强，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理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东北师大历史学专业明清史博士。
牛教授认为，刘统勋是宝丰人可能性不大。村民说发现有印，印侧面刻有“总提督”，经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刘统勋是雍正二年二甲第十七名的进士，一生都是文职官员，而“总提督”乃是武职官衔，明显二者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有那块墓碑，上面的确写着“大清宰相刘统勋”，也疑点很大。因为古人十分重视名讳，在墓碑上不会直书其名，尤其是像刘统勋这样的官员，其死后皇帝谥号“文正公”，其墓碑上应有“刘文正公”等字样。
针对刘湾村流传的“认亲”等故事，牛教授认为，刘统勋弟兄十人，其后人的分支就更加庞大，有一种可能是这些分支中的某一支游历到了宝丰刘湾，所以这里便出现了有关刘统勋的传说、故事。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刘统勋任大学士时，曾到河南治过黄河决口之事，这期间他微服私访，为百姓办了不少事，当年的刘湾村人将他的故事进行记录，加以炫耀，经过后人的演绎甚至嫁接，便绘声绘色。但这一切都是推测，说刘统勋的确是刘湾人，要有家谱、文献资料及祠堂等之类的证据，而这些现在都拿不出。不过，为何这些故事会在刘湾村流传如此深远？是从何时在刘湾开始流传的？最早是哪些人讲的？这倒十分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究。
杨玉，宝丰政协常委、《宝丰县志》主编、副编审。
20年前，杨玉参加编写了《宝丰县志》。他说，当年编写县志时，听到不少有关刘墉在宝丰为民除害、仗义疏财的传说故事，但对刘湾村有关刘统勋的传说故事了解得不多。既然刘湾村有这么多传说故事，至少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也正是他下一步想要研究的课题。
不管2002年1月28日《平顶山晚报》上的这篇题为“刘统勋是咱宝丰人？”的文章的可信度如何，九九藏书至少人家文章的题目还是抱着商榷的态度来的——至少该题目最后还是以问号结尾的嘛。我们再看来自2006年11月30日《中山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刘墉：祖籍原是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溪角乡龙瑞村”。全文内容如下：
刘墉（1719年～1804年99ｌiｂ?），清朝一代著名宰相。在以往的历史记载中，刘墉是山东诸城人。但经过多年的考古证实，这种说法将有改变，山东诸城只是刘墉的出生地，刘墉的根在中山，刘墉真正的祖宗是在广东省中山市溪角乡龙瑞村。
刘墉是溪角乡人的说法在村民中流传已久，最近才找到刘氏族谱查证，又经权威专家到山东诸城调查，长期研究后确认，终于将这个谜底揭开，还历史原来的面目。查证的过程应从头说起。
刘邦的后裔繁衍给刘备，刘备后裔繁衍给刘少雄，相传刘少雄的后裔由南雄珠玑巷迁居来到中山溪角乡这个地方定居，是溪角乡始祖。刘少雄的后裔有三个儿子：刘子芳、刘子忠、刘子平，不断繁衍扩大，拥有今日的刘姓大家族。祠堂是族亲繁衍世代的见证，可以说，祠堂本身就是一种维系古今的族亲文化。
明朝末年，在溪角乡，刘少雄后裔繁衍到刘子平（1336年～1391年），刘子平在南京当官，育有五个儿子，刘子平的第五子又离开南京到了山东诸城谋生，在山东繁衍后代，刘墉就是刘子平第五个儿子的孙子，在山东考上了京城宰相，刘墉是从山东赴京城任宰相。刘墉从政清廉，为人正直，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名扬天下。刘墉是从广东中山移居至山东的后裔，然后在那里开枝散叶繁衍后代，他真正的故乡是中山溪角乡龙瑞村。
刘墉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太公叫刘子平，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是在广东香山一带，多年来一直想寻根，经多方打听知道在香山溪角乡有刘氏宗祠，宗祠内的的确确摆着刘子平公的牌匾。刘墉在山东考上了京城宰相后，发专函给当时的香山县府，要求派家人到溪角乡龙瑞村寻根拜祖。村民听到京城宰相刘墉将要回乡寻根后，一时间，族中长老们又惊又喜，因为村民知道，自从刘子平到了南京当官后，从未回乡省亲，也不知道他们的后裔有多少，分支到哪里。于是族中长老们议论纷纷。有的讲：“好呀，当朝宰相要回来谒祖，是一件好事，我们刘氏真是光宗耀祖了。”而一位族中乡绅却说﹕“各位长老，刘墉虽是当朝宰相，但是，俗话说‘官封三代’，封不到我们，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弄不好要株连九族，连累我们的，这如何是好？但他真要回来祭祖，你也不能拒绝他呀，这又怎么办呢……”这时一位较年长的乡绅说：“这样吧，将刘子平公的牌匾改了它，如何改呢，就将刘子平公的牌匾阳刻字，用凿铲平，然后将刘子平公第二子刘观得公的牌匾覆盖上去，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族中长老们一致同意这个做法，于是，连夜找来木匠，将刘子平公的牌匾阳刻字铲平，然后将同样大小刘观得公祠堂的牌匾覆盖上去……也许是改匾时间太仓促，又闻说京城已派人到了香山县城，正往溪角赶路，于是乎，工匠们竟然将牌匾油漆成黑底黄字，也没有饰以金箔，乍一看很是刺眼。
不觉月余，刘墉家人刘张禄一行人，千里迢迢由京城赶到香山，从县城又赶到溪角乡，只见小村落虽然不是很大，但小而得体，青砖屋规整有序，张禄一行不露声色，逐间查看祠堂和牌匾。但是，从早到晚，反复查找只见有刘观得公等的牌匾，就是没有刘子平公的牌匾，而刘观得公的牌匾是特别厚，是黑底黄字，其他牌匾多是红底金字，张禄一行看不明白，但心里总觉得有些蹊跷，也不敢问村民，只好带着一些疑问如实回京城向刘墉禀报，说：“我到溪角乡后，反复查找所有牌匾，未发现刘子平公的牌匾，但刘观得公的牌匾很怪，房屋是旧的，牌匾是新的，且牌匾特别厚，像是两块合成一块。另外，当地的祠堂牌匾都是红底金字，只有刘观得公的牌匾是黑底黄字，不知是何原因？”这时刘墉一听就明白了，他是何等聪明之人，刘墉自言自语道：“刘观得公的牌匾就是刘子平公的牌匾，看来他们是怕惹来麻烦，怕我万一出事会株连九族，连累乡亲们，不想我回乡了，而且朝中现在又有那么多事情要办，那我就不回去了。”刘墉欲想亲自回溪角乡祭祖一直未能如愿。那块覆盖在刘子平公的牌匾上刘观得公的牌匾，许多村民都看过，可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木料卖给粤中船厂，未能保存下来。
瞧见没有？人家这2006年11月30日《中山日报》上题为“刘墉：祖籍原是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溪角乡龙瑞村”的文章可是言之凿凿地肯定了刘墉家的祖籍是广东了。
您说说，《中山日报》发表的这篇题为“刘墉：祖籍原是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溪角乡龙瑞村”的文章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其中的错误实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咱们也不知道是文章的作者水平有限呢？还是发表该文章的报纸的编辑水平有限呢？反正是，这篇文章里面的错误实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您不信？我就试着给您说上这最重要的一点两点。
您看看该文曾经说到过下面一句话，“明朝末年，在溪角乡，刘少雄后裔繁衍到刘子平（1336年～1391年）”。您说说，这是哪儿和哪儿啊？明朝末年，那怎么也得是公元1600年以后吧？可是生活在明朝末年的刘子平却出生在公元1336年——那个时候是元顺帝至元二年，若说是元朝末年倒是差不多；更离谱的是，这个刘子平的死亡时间居然是公元1391年——那个时候是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若说是明朝初年还差不多。
说完了这一点，您能告诉我，这刘子平到底是生活在哪个朝代的人吗？
话说到这里的时候，肯定有读者朋友会说，这如果不是该文作者的笔误，就一定是该报编辑的笔误。文章作者的意思非常明显，应该是“元朝末年，在溪角乡，刘少雄后裔繁衍到刘子平（1336年～1391年）”——也就是说，这个刘子平，应该是元末明初人氏！
您的话我非常理解，因为，我当初也曾经是这么想的。可再看到后来，我越发地糊涂了，因为，该文随后又写到，“刘墉就是刘子平第五个儿子的孙子”。
您看明白了吗？“刘墉就是刘子平第五个儿子的孙子”！刘子平出生于公元1336年，而他的重孙子，出生于公元1719年。长达383年的时间里，才四代人！四代人之内，一下子就越过了383年，到了公元1719年了。您说说，这样的故事，您在哪里可以看到？告诉您吧，就连咱们西藏里来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制度，也完全无法与之相比！
话说到这里，就单凭这几点（还别说刘子平第五个儿子和这个第五个儿子的儿子到底叫什么名字，该文居然完全没说），您还能确信该文所说的“刘墉的祖籍原是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溪角乡龙瑞村”这一乱七八糟的观点的正确性吗？
当然，稍微有一点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看出该文的混乱之处，都会完全否定该文的错误观点。可是，就在这篇错误百出的文章出笼四年之后的2010年7月20日，《南方日报》还居然在这篇完全错误的考证基础之上越走越远。
您说说，错误百出的观点不但没有被扼杀于谣言初起之时，反而是谬种流传得越来越广了！真是让人颇有惊世骇俗之感觉！
您说说，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历史上的刘统勋、刘墉父子的祖籍的问题，这河南人也争、广东人也抢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各地的刘姓后人都觉得刘统勋、刘墉父子是历史上伟大的正面人物，都觉得如若自己是刘统勋、刘墉父子的后人或亲戚，那该多好啊！于是乎，就胡乱地把本来与自家完全不相干的他人的祖先乱认作自己的祖宗，且不管自己真正的祖先到底是否愿意。当然，这种想法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刘统勋、刘墉父子，是好人！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不容忽视的因素混淆其间，这就是利用名人的效应赚取本来不该属于的意外钱财。只要历史上我们这里曾经出过名人，先盖上几间新房子，把新房子弄旧，再弄上几个假的文物往那个假的房子里面一放，这全天下的人，还不立马全都来我这里参观访问？
您说，生活在这个世界、生活在这个时候的全天下的人们，谁能比谁傻多少啊？就您这点儿智商，还想靠骗取天下人的钱财过日子？世界上哪儿有这么好的事啊？
怕就有那么一种实际上比任何人都傻得多的多的人，就偏想靠这些极为弱智的想法，去赚取本来不该属于你的意外钱财！您说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不是太笨了？
还别说，这越笨的想法，很多地方的领导，就越相信。历史上曾经活着过的人也就算了，咱还别管他这个曾经活着过的人到底是武大郎还是西门庆——您还别说，就连西门庆这样的浑蛋加三级的人，都有两省三县的人在争故里——现在，就连孙悟空、猪八戒这些小说里的半人半神的“人物”和观音菩萨这类明显属于宗教里面的神灵，在中国，也都有了言之凿凿的故里呢——观音菩萨在中国的故里，居然也有四个呢！
乱吧？别管那些啦。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说点儿正经的吧。首先继续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那历史上的刘统勋、刘墉父子的祖籍，到底在哪里呢？是在河南吗？是在广东吗？
我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的刘统勋、刘墉父子的祖籍，既不在河南，也不在广东！
那历史上的刘统勋、刘墉父子的祖籍，到底在哪里呢？
我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的刘统勋、刘墉父子的祖籍，当然在山东！
前面我们说过，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很困难。可是，江苏人、安徽人都不干了！他们非得说，历史上的刘统勋、刘墉父子的祖籍，本来应该在他们那里。
认为刘统勋、刘墉的先祖是江苏人的说法的人认为他们是证据确凿的。为什么呢？
说起刘统勋、刘墉的先祖，刘统勋、刘墉这个“刘”，可是跟刘邦那个“刘”，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来。刘统勋、刘墉这个“刘”，跟刘邦的“刘”还真是一样，他们是同乡。不过不是刘统勋和刘墉，而是刘统勋和刘墉的老祖宗的时代。
刘统勋、刘墉他们家的老祖宗，世代居住在哪儿呢？
话说今天的江苏省徐州市，明朝属于南直隶，被称为徐州，清朝初年先后属于江南省和江苏省并被改称为徐州府。徐州治下有个砀山县——现在这个砀山县不归江苏省徐州市了，已经划归安徽省了——那时的徐州砀山县治下，有个大刘村。
而这个被称为大刘村的小村庄，就是刘统勋、刘墉家族自古以来的居住地，自先秦开始，刘统勋、刘墉他们家的祖宗就一直居住在这里。这里的刘姓族人，是生活于公元前19世纪的夏朝君主孔甲时代的刘累的后人，也是出生于公元前256年的汉高祖刘邦的后人。而这，就是江苏人和安徽人所说的刘统勋和刘墉是江苏人和安徽人的由来！
那，我们为什么又说刘统勋和刘墉是山东人呢？嗨，这刘统勋和刘墉的先祖不是又搬家了嘛！而且，前后一共搬了三次家呢！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还要从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谈起。
世道不好，就得抱成团儿
明代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自然原因。
明初的大移民，与宋金、宋元及金元之间的战争有关，只不过其性质不再是战争中的避难，而是战后的重建。北宋时期，中国人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中古时代繁荣的顶点。12世纪初，兴起于今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中游一带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在灭了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后，又灭北宋。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导致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1141年，金与南宋订立和约，金朝统治着南起秦岭—淮河以北的北中国广大地区。宋金对峙时期，虽然秦岭—淮河是两个政权的分界线，但事实上，战争在江淮之间不断进行，使得这一区域长期成为人口稀疏之地。元代末年，群雄并起，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一代枭雄，都是从江淮之间崛起的，战争也大多在这一区域内进行。
金朝统治下的华北，人稀地荒。女真贵族采用不断收夺汉人的土地拨归屯田军户，一段时间以后，肥沃的土地转为瘠薄，瘠薄转为荒芜。至13世纪初，即使是风调雨顺之年，华北地区田之荒者也动辄百里，到处“草莽弥望，狐兔出没”。13世纪初，新崛起的蒙古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开始征战。1234年灭金。在蒙古人的灭金之役的同时，北方发生大的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初，不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人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朝黑暗混乱的统治持续半个多世纪，中国北方受到破坏最深。北方地区的安宁大约维持了一个世纪，14世纪中叶，蒙古高原和华北地区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当中。鼠疫流行不仅造成中国北方人口的大量死亡，还随着蒙古人的征战，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黑死病流行。直到今天，在华北地区的许多地方，还有关于这一时期瘟疫流行的传说。如在山东西部的茌平县，传说元代末年瘟疫流行，红头苍蝇四处乱飞。在苏北地区，则称“红蝇赶散”。在山东梁山，传说元代末年该地为浓雾所笼罩，持续七日不散，人口大量死亡。同时代的埃及作家也记载了自商人那里听来的传说，中国北方毒雾迷漫，鼠疫肆虐。
南宋与蒙古人的对峙持续了45年。最初南宋联合蒙古人灭金，以后却被蒙古人所灭。蒙古灭宋的激战主要发生在四川及相邻的陕南、鄂西一带，战争同时也有大规模的瘟疫发生，四川人口大部分死于战争和瘟疫。在湖南北部的长沙府，战争也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在女真人南下的大约250年中，在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面前，汉族一直采取防守的姿态，从未取得过真正的战略上的主动。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1341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1348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1351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1352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1353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
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得仅余有18家。河南也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
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16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禾不入地、人相食”。特别是河南，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1341年到1365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时的大名路，1352年夏，“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中原地区从1335年到元朝灭亡的这40年里，大饥荒就达15次。以致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1377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到了1384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三千户的三十余州降为县。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 href='341/im'>《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
而在北方的山西和南方广大地区，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我们这里仅仅以山西为例作出说明：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山西一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很是稠密。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面对内忧外患，朱元璋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他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臬（参见《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采取了移民和军民屯田的政策，以加强北部边防，开垦荒地，保障军民用粮，恢复农业生产。于是乎，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历时五十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从朱元璋（年号洪武）在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首次下令移民到朱棣（年号永乐）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一月最后一次大规模移民为止，明朝初年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持续了50年，前后共计18次之多。这18次是：
第一次：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在命大将军徐达挥师北伐中原的同时，下令迁徙苏州府富民充实濠州（今安徽凤阳），明初移民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其后，不断完善，全面推广，深入发展。
第二次：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在河南设立司农司，议计民授田，负责移民垦荒事宜。六月，以苏、松、嘉、湖、杭五府地狭民稠，而皇明发祥地临濠地多闲弃，迁五府无田贫民四千余户往耕。
第三次：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移山后之民一万七千户到北平耕种。
第四次：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复徙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户、十九万七千二百人入籍北平各处卫所和州县。
第五次：洪武四年（1371年），移徙沙漠故元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到北平开荒种田，分别落户于大兴、宛平、良乡、固安、通州、三河、武清、蓟州、昌平、顺义等地。
第六次：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移山西及北直隶真定等处民无产业者，往凤阳垦田。
第七次：洪武十五年（1382年）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诸县元将何真所部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到泗州屯垦。
第八次：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月，命湖广常德、辰州民有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耕云南。
第九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移山西泽、潞二州贫民往河南就耕。
第十次：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四月，迁苏、松、杭、嘉、湖、温、台诸府民无田者，到滁、和二州等地开荒。
第十一次：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募山西地狭民稠府州县之民，赴北平、山东、河南土旷人稀之地耕作。
第十二次：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七月，命户部籍浙江等省、应天诸府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悉徙其家，以实京师（南京）。
第十三次：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二月，移山东登、莱诸府民贫无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赴本省东昌等处编籍耕种。
上列至正二十七年十月至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的十几次移民中，有户口数据可考者七次，如按每户五口推算，合计约五十九万零三百七十五人。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太祖以后，移民垦荒运动继续进行。
第十四次：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到北平种田，五年内不征税粮。
第十五次：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靖难之役结束以后，明成祖发遣流罪以下者垦田北京。
第十六次：又迁苏州等十府、浙江等九省富民三千余户，填实北京。
第十七次：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移山西居民万户入北京务农。
第十八次：永乐十四年（1416年）一月，迁徙山东、山西、湖广无业流民，往保安州开荒，三年免租。
总之，除一部分边民和故元官吏将士之外，都是由人多地少的地区移入人少地多的地区。洪、永二朝的移民人数，有数字可考者为二百万左右，实际可能有四百万左右。再加上大批军队开入边境地区屯田，长期从事生产，有一部分人世世代代留在那里，事实上与移民无异。
这一时期的移民有四类：
一是边疆地区的军事移民。朱元璋将今燕山北麓的人口全部南迁至今河北地区的北部和中部，沿边境线设置大量卫所，1120名军士为一所，5所共5600人为一卫。卫所将士戍守，必须携家属前往，军人和他们的家属构成军事移民的主体。以地区论之，在辽东设有辽东都司，在燕山以北设有北平行都司，在山西北部设有山西行都司，在陕西西部今宁夏、甘肃设有陕西行都司。北部军籍人口的总数多达110万，他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即不甘心失败的蒙古人。另外，还有70余万军籍移民迁往云南和贵州。1391年，全国的军籍人口多达620万，除人口密集区的军人来自本地外，其他地区的军籍人口均属移民。数量以几十万人口计的投降的蒙古军队和他们的家属则被四散安插于各地卫所。
二是都城的政治性移民。朱元璋将他的都城定在南京。南京成为明初移民的重点。怀有异志的知识分子、富户、工匠、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大批迁入南京，使得南京成为一个人口达到大约一百万的巨型城市。不过，京城中最多的还是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合计多达七十万人。朱元璋还在其家乡临濠设立中都，并营建都城。来自南方的大批富户迁入这一区域，军卫人口多达近二十万人。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与之相随的又是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北京人口多达八十余万，其中约七十万人口为军人及其家属。南京随之衰落。
三是一般区域的经济性移民。政府组织了对于华北及其他地区的移民。大槐树的传说即与此类移民有关。在留存至今的淇县移民碑上，我们可见政府对于移民的组织是严格的。110户为一屯，设有屯长。这种移民屯广泛分布，以至今天成为北方地名的一个常见的重要尾码词。政府为移民颁发信印，移民从山西各地来到洪洞县大槐树下领取信印，然后分赴各地。其他移民地名的性质大体类此。
四是自发的移民。人口密集区的人口迁往人口稀疏区，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例如，大批江西人口迁入长沙府后，直到永乐年间才得以解决户籍。迁入河南南阳及湖北郧阳一带的山西及江西移民则没有这样幸运，直到明代中期，政府还将他们视作非法的“流民”。
根据《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李善长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载，明初迁民，主要从内蒙古、苏松嘉湖杭五郡、山西以及其他零星地区迁出。其原则是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
既然要移民，就要有个移民集散地。在明朝初年，政府一共确立了八个著名的移民集散地。它们是：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bbr>９9liｂ?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河北小兴州。从这8个地方分66次出发走向全国各地的百姓那可是要以千万计的，而这其中，从洪洞迁民共18项，占明初迁民记载66项的27%。故而，我们在这里给朋友们介绍的，只是与山西洪洞大槐树有关的一些内容。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自明代开始。从宋、金便有，元初不断，到明初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有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明代的迁民活动，延续了有明一代，不过主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清乾隆年间，这种活动还在延续，不过是零星的。
第二，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明代初年，山西省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七十九县。史书记载的明初移民主要有包括平阳府辖二十九县在内的山西省五十一县。
问题在于：为何要选择洪洞大槐树作为山西移民集散地呢？这还有个故事呢。
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阴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鸹（乌鸦的俗称）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因当时的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阔，易于官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于是，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话说大槐树移民伊始，明政府颁布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广济寺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挈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大槐树下集结了数十万之众。这时，大批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围了个严严实实，官府人员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背手而捆，绳绳相拴，数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据说后来的几次大的移民中，官府也是采取了强迫的办法。
另一传说是，明朝初年山西洪洞县人满为患，也正闹饥荒。粮食吃光了，可是竟没一个饿死，全托福一棵老槐树了。老槐树有七八搂粗，枝繁叶茂，远看像一把大伞矗立在地。一到秋天，远远近近的人们，每天成群结队来到老槐树下拾槐角豆。说起来也怪，不论早来晚到，每人每天只能拾那么一碗（豆籽），谁也甭想多拾。人们传说槐树仙为拯救洪洞人，总是公平分配，一碗豆藏书网足能救饥肠，谁也不能贪多。因此感动了人们，每天总有许多善男信女向老槐树烧香跪拜。
洪武初年的一年秋天，洪洞县知县萧九成接到朝廷旨意：“从洪洞选民五千，迁到太行山以东。”萧知县立即通知各村里正，告示上把迁入地描述得像天堂一般，可故土难离，谁愿意搬家呀？告示贴了好几天，连一个报名的也没有。这可难坏了萧知县，朝廷旨意难违，限期一过，肯定乌纱帽难保。既然没有自愿迁去的，只好强迫搬迁了。但是那么多人，一家一家地押送，不是个办法。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第二天，萧知县大肆活动，一面买通当地神汉巫婆，到各地游说：“槐仙显灵了，后天恩赐每人槐豆一斗，永不再赐。”一面呈文上司，请求派一支军队来。到那天，果然如此。洪洞各村乡民，都倾家出动。一时间槐树下熙熙攘攘，热闹非常。挎篮子的、扛口袋的，专等槐仙赐豆。正当午时，成千上万的人跪了一地。此时，正南跑来一队人马，如猛虎下山，似蛟龙出海，径直朝老槐树而来。众人正疑惑时，见一个骑士下马来，抓住一盘绳的一头，另一骑士抓住这绳子的另一头。当时人们看到这般情景，闷葫芦里也不知装的什么药，个个呆若木鸡，也不敢走散。只见那两个拿绳骑士很快绕槐树下人海一周，把大家整个围住。随即骑兵们飞速行动，围了个水泄不通。这可吓坏了这班乡民，都傻了眼，大人们面面相觑，孩子们啼哭乱叫。这时，萧知县骑在马上宣读《迁民告示》：“太行山东，沃野千里。连年兵患水灾，致使人少地荒。今天下太平，皇恩浩荡，圣意晋民东移，迁至燕赵福地。望被迁乡民，立即东去，不得违抗。”
人们从深奥的词句中明白了真相，大家哭作一团。顷刻，人们被列队于树下，认出各村里正，清点户口，从中选出一千多户，共计五千多人。经过登记造册，一切就绪后，由官兵押着，携儿拽女，往东走去。
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鸹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
他们的祖先，在600年前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出发，出村的时候一个个不约而同回头去看那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鸹窝，那是棵树身荫蔽数亩、长命百岁的汉槐。大家彼此叮嘱要互相关照，一生要像大槐树一样长命百岁，要在有生之年回到大槐树下相聚。大家说：“穷不帮穷谁照应？百万苦瓜咱们一根藤！”
早年，长命百岁的汉朝大槐树和旁边的广济寺一起被汾河水冲得无影无踪，不过之前，它先知先觉滋生了第二代槐树。
第二代槐树活了400年，于1974年被飓风刮倒，不过之前，它也先知先觉滋生出第三代槐树。
这一切都同移民一样世世代代接续繁衍。
如今，第一代槐树所在地被移民的后人建起一座碑亭，碑上写着“古大槐树处”，长年香火不断。
二代亡槐被移民的后人用水泥铁钉固定在它生时的位置，成为“树乃伊”，接受着游子的祭拜。
第三代槐树枝繁叶茂正值壮年，一树的红色字符寄托着游子的祝愿。
三棵大槐树的所在地被移民后代捐资捐助得以厚建，如今成为国家AAAA级景区，学名“洪洞大槐树祭祖园”。
自从1991年洪洞大槐树祭祖节以来，年年节日期间，都会有无数小鸟飞来落脚，在大槐树上盘旋飞翔久不离去。当地老人们说鸟儿都是当年移民以及后代的魂灵。他们生不能归来，死后却常回家看看，看看故乡的土地，听听久违的乡音！
数不清的小鸟飞到枯死的二代大槐树和正在茁壮成长的三代大槐树上，在忙着磕头的人群上空，在袅袅的香火当中，飞来飞去啁啾不停：“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上世纪80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他们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朝廷数次颁布了迁徙贫民流民垦荒、“迁大户实畿辅”、屯田戍边的诏命，让数百万人告别了洪洞大槐树，告别富庶的鱼米之乡苏杭、沿海……地少人多的“狭乡”居民迁往地多人少的“宽乡”——北方地区、淮河流域。这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人口大迁移。
还有一个绝无仅有的标志，又叫防伪商标，就是凡大槐树移民后裔，小脚指甲都是不完整的，是分瓣的，因为山西人有羌人的血统。如今，依然生活在洪洞县的人们，小脚指甲都是不完整的，是分瓣的。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脚指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
从山西到江南路途很远，朝廷担心这些移民不肯前往，便派人强行押送，还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的手捆住，绾一个结，一个连一个鱼贯而行。他们的手倒背着被捆绑在一起，由官兵押解着，行千山过万水，长路迢迢，奔赴新家。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到达目的地后，他们背手的习惯已经养成，并作为基因传给后代。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解手”这个口语，大人小孩都懂得，就是“方便”的意思。有谁会想到这个口语的来历却包含着苦难呢！在整个漫长的步行过程中，人人都要“方便”，怎么办呢？移民们便请求押送的役吏把捆住手的绳扣解开，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方便”之后再重新捆上，于是“解手”成了移民们“方便”的同义语。此后“方便”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由于这次的移民时间延续很长，人员又数以万计，这个词儿使用的人数又多，渐渐地就变成为专用口语而流传下来。
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移民条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如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都是异姓同宗。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
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作为续祖寻亲的标记。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作同宗一家。
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是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他们大多栽种了槐树，借以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怀念。
河北省河间县申鲁村高氏先人在自己家门口栽了一棵移民纪念槐树；保定府西关谢德先开了名叫“老槐茂”的酱菜铺；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河南省伊川县城关镇闵店有槐树街。据说，明朝洪武年间，朝廷从山西省洪洞县往黄河南大规模迁民，移民中，一人姓王，一人姓李，禀性相投，结为好友。二人相约来到龙门山南伊河西岸一渡口处，筑灶搭庵，开荒种田。因离老家时是从洪洞县广济寺的大槐树下出发的，所以他们对槐树具有很深的眷恋之情。定居之后，他们就在村头植下几株槐树，数年过去，槐树遮天蔽日，郁郁葱葱，他们就把槐树与渡口联在一处，把村子取名叫槐树渡。后来，人口增多，村庄扩大，形成街道，渡口却日久废弃，槐树渡逐渐演变为槐树街。
另外，河北省唐山乐亭县有八棵古槐，分布于六处。据北常坨村上了年纪的老人说，他们的祖先也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永乐年间，陈、梁、贾、赵四姓家族迁来此地，借槐树长寿之“吉兆”，建村栽树，取名“常坨”，寓意“长居乐业”，同时也寄托了对家乡的怀念。
古槐，伴随着人们的繁衍生息而渐渐长大，古槐也成为历史的见证。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亳西名门。”河南省濮阳县习城乡胡寨村胡氏祠堂内始祖像两旁的对联，横批是“永言孝思”，右联是“念先祖离洪洞单车匹马昔时苦”，左联是“怀世宗居曹州枝繁叶茂今日荣”。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河南偃师县寇店韩寨村《赵氏宗谱》说：始祖兄弟四人，起名“经、营、槐、显”，“显”意为“乡”，合起来就是“经营槐乡”。
走进闻名中外的地道战发源地河北省清苑县冉庄，第一眼便可看到那棵早已在银幕上熟悉了的老槐树和高挂在树上的古钟。电影《地道战》中高老忠在发现鬼子偷偷摸进村后，就在这棵树下敲响了古钟报警，并拉响手榴弹同包围上来的鬼子、汉奸一起同归于尽。相传这棵老槐树栽于明代，当年山西移民来到冉庄，为表思乡之情将由洪洞县大槐树下采来的树籽种于村头，历经数百年的风风雨雨，长成了两个人手拉手都抱不过来的大树，为一代又一代的村民撑起一片绿荫。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又将报警的大铁钟挂上树身，使它成了守卫村庄的哨兵。据当地人讲，这棵守卫冉庄数百年的古树到1965年拍摄《地道战》电影时尚存暮年的枝叶，拍电影的使命完成后便枝枯叶落，与世长辞。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时至今日，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其中河南123个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42个县市；山东109个县市；山西104个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316个县市；陕西、甘肃、宁夏182个县市；黑龙江、吉林、辽宁171个县市；浙江、福建、江西227个县市；广东、广西、贵州248个县市；四川、内蒙古、青海274个县市；云南、西藏、新疆210个县市；海南、台湾111个县市。另外，海外移民主要分布在亚、非、欧、美、澳洲的100多个国家。
回到大槐树下进行祭祖活动，这是追念祖先最传统的实践，尤其到了清明时节，各地返回大槐树下寻根问祖的络绎不绝，他们并没有繁复的活动，但是通过跪拜、焚香、献供之类简单的仪式，一样表达着饮水思源的拳拳之心。在祭祖之后，很多人会折一小枝槐树，或者带一点泥土，甚至还有带一个瓦罐来，在大槐树前摔成碎片带回去分给不能前来祭祖的移民后代的。虽然迁民时的那棵大槐树在顺治年间即被洪水冲没了，大槐树边上的那座广济寺也早毁于兵燹。但是，迁民后裔们照样年年回来，在大槐树的附近举行祭祖活动。遂使这一象征符号超越时代、地域和阶层，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这一方面充分显示了根祖情结的深厚底蕴。另一方面，对于习惯于将内心情感外化成直观符号的人们来说，这毕竟是有所缺憾的，于是就有了一段重建大槐树迁民遗址的动人历史。
鉴于洪洞县民间祭祖活动的长期兴盛和祭祖现场的简陋不堪，1913年，为宦山东的洪洞人景大启起愿兴建大槐树纪念处，因资金不足未及成功。我们前面讲过，此时适逢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军卢永祥部在晋南攻打革命军，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不但没抢掠，还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洪洞人民躲过这次劫难，更相信是大槐树的庇护。此时已回乡的景大启又联络很多同里士绅商人，集资修建了广济寺经幢、碑碣亭坊和茶室，一个以大槐树（据说是原来大槐树的二代子树）为中心的迁民遗址纪念处就此落成，延续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洪洞县人民政府受到民间移民祭祖活动的巨大感染，从1983年开始陆续修缮、新建迁民遗址纪念地的建筑设施，更于1991年4月1日至11日，在几百年来民间祭祖活动的基础上，由政府主持举办了首届“寻根祭祖节”，受到当地居民以及外地移民后裔的热烈响应，各方前来祭祖的人士超过5万之众。更为神奇的是，当地传说，“寻根祭祖节”期间，有数万只小鸟云集大槐树祭祖园上空，它们节始即来，闭会即去，不知从何而来，向何处去，人们普遍认为它们是祖先英灵的化身重回故乡。此后，该“寻根祭祖节”每年举办，节期不变，并以4月5日清明节为主祭日，来宾参与范围逐年扩大，海内外移民后裔踊跃响应，小鸟们也每年如期而至。2007年的“寻根祭祖节”，更是由省长主持、中央电视台直播，规模空前盛大。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节日并未全然衍化为政府行为，而是尽量吸收民间传统仪轨，呈现出官祭与民祭融合共存的良好态势。
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大槐树祭祖活动经过了一个“民间—地方士绅—政府”逐渐扩张的发展脉络，每一步发展并非后者替代前者，而是后者与前者的有机融合，其“寻根问祖”的宗旨以及以大槐树为核心象征的特点贯穿始终。从这个意义上说，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可以考证的最大规模移民运动的大槐树，以其本身具有的“树根”的直观形态，被民间提炼为“根祖情结”的最佳象征，它蕴含着中华先民们艰苦创业的伟大精神，以及对于祖先和土地的热爱之情。这一象征符号是超越时代、地域和阶层的，具有族群认同的纽带功能以及协调人际关系的黏合作用，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
步入仕途得找准最好的时机
话说回来。明朝初年的这上百万的移民，除了极少数被安置在今京、津一带之外，绝大部分被安置在冀、鲁、豫、皖、苏等地。其中，河南人数最多，安置分布于106个县；山东人数略微次之，安置分布于92个县。
在有历史记载的18批次移民中，直接涉及山东的有2个批次，间接涉及山东的有3个批次。从记载的总户数推算，迁到山东的移民总数大约在12万～15万人。后来经过再次或重复播迁，安置山东的移民分布从92个县增加到了111个县，面积更加广泛，人口也有一定的增加。
明朝初年移民初期，移民大都安置在东昌府（今聊城）、临清一带，少部分经东昌向南到鲁西南（当时黄河在陇海铁路南，入海口在江苏临海、燕尾港之间，东昌到鲁西南并无黄河阻隔）。后来有一部分从东昌二次迁移到鲁西南，如济南府、兖州府、曹州（今菏泽）、归德（今河南商丘）等地。再后来移民向其他地区迁移，后又再次向青州、莱州胶东地区迁移。
现今鲁西南一带，约有半数村庄是明初移民建立的。例如：
滕县（今滕州），共有自然村1223个，其中属于明代建村的就有687个，占全县村庄总数的56·2%；
定陶，共有自然村1050个，明代建村388个，占37%；
曹县，共有自然村2776个，明代建村1606个，占57·9%；
郓城，共有自然村1388个，明代建村535个，占38·6%；
嘉祥，共有自然村782个，明代建村530个，比例高达67·8%；
……
明朝初年的移民，是从屯垦开始的，屯垦分为军屯和民屯。军屯不用解释，所谓民屯，一是从居民稠密地招募去外地垦荒，二是组织流民到指定地方垦荒，并把屯垦作为安置流民的重要手段。无论军屯、民屯，官府都给予优惠政策，种子、农具、牲畜，包括集中建房，老百姓称为“官屯”。至今鲁西还有很多“官屯”的名称存在。居民稠密地也有一些农民自愿去外地垦荒，官府也给予一定优惠，也可以集中建房，也叫“屯”，但与“官屯”有所区别。
后来的大批移民，由于大都是强制性的，官府财力拮据，就享受不到种种优惠了。官府仅给予一点儿盘缠，一点儿路上吃的口粮，一张迁民“凭照”，就成批押解、驱赶上路了。到了地点，随意指定，“同姓同宗”不得在一起，兄弟不得在一起。当地官府依照“凭照”登记入户，发给一点儿粮食做种子，发给一点儿钱购置农具，不管住房，只能自己择地搭建。那些移民的苦处可想而知。
山东的众多镇村就形成于这一时期，众多居民从晋、浙、苏、豫、皖（南直隶）等地迁入。刘统勋和刘墉的先祖也是在这个时期由老家江苏省徐州府砀山县搬到山东的！
由此看来，刘统勋和刘墉的祖籍是山东人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了？问题又出现了！认为刘统勋和刘墉的祖籍是山东人的人们当中，还有三种说法：日照说、诸城说、高密说。这三种说法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刘统勋和刘墉的先祖来到山东后，曾经先后三次迁徙，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区的缘故嘛！
根据山东日照刘氏族谱记载，到了1370年时候，按照政府移民的规定，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刘氏的一支，在刘思源的曾祖或者是高祖率领下，就从大刘村里搬了出来。
这里我要说一句，根据山东日照刘氏族谱的记载，率领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刘氏一支响应政府号召进行移民的应该是刘思源——当然，根据我们的分析推测，这个记载是错误的——因为，它属于刘氏族人几百年以后的追记，是非常不准确的。
他们搬到了哪里呢？刘氏众族人一行循道迤逦北去，来到群山巍峨的甲子山西北十公里、今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黄墩镇与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交界处，打量了一下这里的地形地貌。只见这里群山环绕，涧水涓流，花草茂密，树木繁荫。涧泉边参天古树上，住着一窝喜鹊；涧边山岭，两翼宽阔，北高南低，像一只传说中的凤凰……果真是个好地方，于是便在这儿定居下来。后人为这里取名喜鹊窝。
刘思源的曾祖或者是高祖率领下的刘氏众族人，就搬到了今日照市岚山区黄墩镇。当然，这在山东诸城刘氏族谱中并没有记载。
其实从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搬到山东的日照市岚山区黄墩镇，从路程上来说并不遥远，这个徐州的砀山现在归安徽。砀山县大刘村北面就是山东，东面就是江苏，它的西面就是河南，它自己在安徽的最北角，这个地方是四省交界处，所以从那儿搬到山东是很近的路程。
刘墉的祖先就这样搬到了日照，这是在1370年。这就是日照西部刘姓的始祖。
大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日照刘氏家谱（于2003年在日照市东港区三庄镇卜落崮村刘禄后人处发现）记载了这一历史情况，记下了这一刘氏家族的大事：
“我刘氏自汉隶籍于莒，由来久矣……委因元社将屋，我祖见机，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徐刘）乱起，我祖逃居东海当芦村。至本朝洪武三年，下旨迁民，我祖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鹊窝。”
时间到了天顺年间（1457年～1465年），刘家人丁日盛。但是一场意外的火灾，几乎烧掉了家里面的一切。那时刘氏先祖已故，葬在田家董旺庄北岭。留下刘氏兄弟五人：刘承源、刘思源、刘接源、刘续源、刘根源。
成化（明宪宗年号，1465年～1488年）年间，刘氏兄弟五人面对日益兴旺的家族，面对日益狭小的生存空间，作出了关于分家的决定：
第一，老大刘承源徙居安丘（今山东省潍坊市代管的县级安丘市）；
第二，老宅西移，改称草涧（今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黄墩镇草涧村），由老二刘思源从喜鹊窝向北约一公里处的大槐树北侧，搭盖草棚居住下来；
第三，老三刘接源迁居邱前（今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三庄镇邱前村）；
第四，老四刘续源、老五刘根源迁莒县（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
后来，刘思源娶了本村张氏为妻，生下了福、禄、寿、禧、诗、书、忠、厚八个儿子——1924年刘氏后代修建的一座石碑证明了这一点。这座石碑中记载道：“始祖思源公……生我二世祖福、禄、寿、禧、诗、书、忠、厚兄弟八人。”您说，这个家族是不是太大了？这可怎么办呢？
面对日益兴旺的家族，面对日益狭小的生存空间，刘思源再一次作出了关于分家的决定：让他的八个儿子们分开居住，四处谋求生路。长子刘福、二子刘禄二人同迁三庄刘家沟（今日照市岚山区三庄镇刘家沟）；三子刘寿迁刘家庄（今诸城市石桥子镇刘家庄）；五子刘诗迁大朱洲（今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大朱洲）；六子刘书迁莒县（与他的叔叔刘续源、刘根源会合）；七子刘忠迁临沂；八子刘厚迁沂水刘家店（今临沂市沂水县院东头乡刘家店子村，后来刘厚的一个后代又迁居沂水卜全庄）；只有四子刘禧仍然和父母住在草涧故里。
刘思源病逝后，葬于老槐树底西北侧7米处。
此后，古槐树下越发有了人气，长势也越发更加旺盛，枝繁叶茂。古槐高五十余米，粗四搂有余，树枝长达三十余米，直径六十多公分。偶尔一年，它竟没发一新枝新叶，村人以为枯死，然而第二年却又生出新枝叶，郁郁葱葱，村人甚感神奇，尊为神树。有人遇到不测，携老带幼，前来老槐树底下烧香磕头，祈求老槐树大显神灵，消祸灭灾，保佑平安。遇到天旱、遭蝗虫或遭瘟疫，人们总是给老槐树披红挂彩，烧香祭奠，鸣放鞭炮，祈祷神树降福人间，免灾除祸，保佑太平。
咸丰年间，刘墉的后人选址老槐树东北侧四十米处，建起一座刘氏祠堂。
遗憾的是，这棵千年古槐于1946年秋被人砍掉，刘氏祠堂也在“文革”期间被毁。
刘福（刘墉的二世祖）后来因避匪，率三子刘恒（刘恒是刘墉的三世祖，刘墉为十世）迁居青州府诸城县（今山东省潍坊市代管的诸城市）治下的逄哥庄（今山 4e1c." >东省潍坊市代管的高密市柴沟镇逄戈庄村），将长子刘志干、次子刘志贞托付于刘禄（以刘氏家谱为记）。
大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日照刘氏家谱记载了这件事情：“天顺年间，该村（日照喜鹊窝）被火……成化年间，我高祖（从日照喜鹊窝）移居草涧庄（与喜鹊窝相距里许）……惟禧祖仍住故里。如福、禄二祖，同迁大刘家沟。福祖又避匪，率三子恒公迁居诸诚逄哥庄，将长子志干、次子志贞托付于我二世祖禄。寿祖分居刘家庄子。诗祖分居洙洲庄。书祖分居西刘家沟。忠祖迁居兰>山全刘庄。厚祖迁居沂水刘家店，分支卜全庄。”
1924年，刘氏后代修建的石碑也证明了这一点。碑刻记载：“福、禄二公同迁刘家沟（今三庄镇刘家沟），福公弘治（明孝宗年号，1488～1505年）年间又迁诸城逄哥庄。寿公迁刘家庄（今三庄镇刘家庄）、诗公迁注州（今黄墩大朱洲）、书公迁莒县、忠公迁临沂、厚公迁沂水，族谱备志。惟我禧祖仍住故里。”
经过几百余年的子孙繁衍，故里刘禧的后人已经是日益兴旺发达了，到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三千多人的大家族了。
而刘福的后人，到大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即九世孙刘墉卒后10年其族重修家谱时，女性及移居外省、外地未入谱者不计在内，刘氏家族已繁９９lｉb?衍十四代，其家族已有822人。这是后话。
大明万历四十八年的日照刘氏家谱的发现，不仅重现了世远年陈、湮于史海的一段家族史、民族史，而且填补了刘统勋初立其诸城族谱时无法上溯的一段历史。
刘统勋在丙子年（大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即其祖刘福迁移到诸城县二百五十余年始创家谱，在凡例中说：
“——吾家自前明弘治年间始祖讳福公迁诸城后，至祖讳恒公，家谱因遭兵烬，中间世次莫考。故列祖讳恒公为第二世。”
“——族谱刊于都中，丙子冬间，凡我族人有游宦他省及在家乡者，其新生男口名字家邮未及致，盖不谱载……盖未及载，容后纪——统勋谨识。”
下面，我们还是回来说说山东日照刘氏中的一支在刘福的率领下又从山东日照搬了出来这件事情。因为，这一支正好是刘墉的祖先。
这次搬家开始的时间，根据山东日照刘氏族谱记载，是在明朝成化年间，也就是1465年到1487年间。也就是说，刘福率领山东日照刘氏中的一支在1465年到1487年间从山东日照搬离了家乡。
这次搬家完成的时间，根据山东诸城刘氏族谱中的记载，则是在明朝弘治年间，也就是1488年到1505年间。
有的读者会有这样的疑问：怎么搬个家还要如此费事，需要几十年？
其实不是这样的。根据我的考证，刘福率领山东日照刘氏中的一支搬家开始的时间应该就是在1487年，搬家完成的时间应该就是在1488年，1487年正好赶上明宪宗朱见深病死，明宪宗朱见深的儿子明孝宗朱祐樘即位，1488年明孝宗朱祐樘改元弘治。
因此，就出现了山东日照刘氏族谱记载的刘福率领山东日照刘氏中的一支在明朝成化年间搬离家乡，而山东诸城刘氏族谱记载的刘福在明朝弘治年间搬到山东诸城的事情。
这样刘墉的祖先一支在刘福的率领下就搬到了山东诸城逄哥庄（现属山东省高密市）居住了下来，称为诸城东武刘氏。
刘福只有一个儿子叫刘恒。刘恒的时候，由于战乱兵灾，刘家族谱被烧毁。从此，族人对诸城以上刘氏家族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刘恒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刘玳，次子叫刘瑁，三子叫刘瑚。刘统勋和刘墉就是刘玳的后代。刘玳也只有一个儿子叫刘思智。刘思智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刘通，次子叫刘远。刘统勋和刘墉就是刘通的后代。
刘通活着的时候，已经到了明朝末年了。在这个时候，他们家第一次转变了一个身份——此前这个家族就是世代务农。从刘通开始，他们家就开始读书识字了。不仅如此，刘通还曾经考中过秀才。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刘家，经济上已经是小有积蓄了——只有那些小有积蓄的人家，才可以让自家的孩子读书识字的。
但是，世道变了，明清交替，考上秀才的刘通，并没有继续参加举人和进士考试的机会。时隔不久，清军入关。清军入关的时候，实行了诸如“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等诸多对汉人的高压政策，造成了很多很多汉人的不满意。顺治皇帝统治时期，中原很多汉人造反，与满洲人对着干。长达二十几年的战争，满、汉之间的战争，给我们大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它的“剃发令”政策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清朝男子的发型是非常怪异的。问题在于：清朝的男子，为什么会留那么怪异的一个发型呢？
我们知道，中原的汉族人的发型是很有讲究的。中原的汉族人，接受的是儒家的传统教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头发，成年男子是终生不能剪的，你这一辈子，你这个头发就老得留着。但是满洲人接受的，却是另外一种教育。他这个发型是怎么讲的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前面没有、后面没有、左边没有，右边没有，就中间有，这个头发它叫“削平四夷，定鼎中原”。这个头发是有讲究的，八个大字，“削平四夷，定鼎中原”，意思是满清要统治中国的意思。所以它已经统治中国了，所有的人都要按照它剃发令的规定，每个人都得剃头发、都得理发，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留下了两句俏皮话，一个叫“留发不留头”，你要不想理发的话，你要不想“削平四夷”的话，那你人就死掉。或者就叫“留头不留发”，你要想留着脑袋，你就得“削平四夷”，要不然你人就死。我们俗话说的“剃头挑子一头热”，就是这么来的。清军入关的时候，有好多理发匠，见着汉人一看，男的，按那儿先给理发，可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吗？这可就是这个政策激起了汉人的反抗，两千多年了，我们讲，汉族人，他接受儒家传统教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损伤的，因为这个就激起了汉人的反抗，典型的比如说扬州十日，比如嘉定三屠等，很多很多事情。
当然了，刘统勋和刘墉的先祖刘通他们家绝不在反抗者之列。1644年，大清王朝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治下的清军一入关，刘墉他们家立即就投降了，马上成为大清朝的顺民，从此以后好几代，刘家就一直是大清朝的顺民。
肚子里没墨水，当不好“官二代”
刚才我们讲的是刘墉的高祖，现在我们讲刘墉的曾祖。
刘通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刘必显，次子叫刘必前，三子叫刘必大。刘必显就是刘墉的曾祖父。刘必前无嗣早卒；刘必大只有一个儿子叫刘香。刘香没有后代，后来由刘棐（刘必显第四子）的二儿子刘绪煊过继给刘香。
诸城刘氏自始祖刘福传到刘必显这一代，都默默无闻。大概就是因为担心族姓不兴，希望后人发达的缘故，诸城刘氏分别给后代取名叫“必显”、“必大”。而历史的发展却正好印证了这一瑞兆，诸城刘氏传到这时候，果然崛起于世，迅速显赫起来。
刘墉的曾祖父叫刘必显。刘必显，字微之，号西水，为刘家第一个进士。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中举，大清顺治九年（1652年）中进士，卒于大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享年92岁——您还别说，这岁数可真是够大的了。
您看出点儿蹊跷没有？这刘必显考中举人的时间与考中进士的时间，居然相隔了28年之久。更为重要的是，刘必显这举人的身份，是在明朝考中的；而刘必显这进士的身份，却是在清朝考中的。话说到了这儿，您就理解了我在前文中说的“当然了，刘统勋和刘墉的先祖刘通他们家绝不在反抗者之列”这句话里面所包含的深刻的内涵了吧？
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之后，清朝初年著名大臣、北宋名相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大学士范文程（1597年～1666年）上了一道奏疏，疏曰：“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今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顺治三年、四年再次举行乡试、会试。范文程此话的意思，就是说要治理中原这个天下，首先要得人心，而“士”（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是优秀之民，大清皇室只要得了“士”的心，就会得到天下。当时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看到这个奏疏之后，马上就批准在全国实行科举考试。顺治二年（1645年），大清王朝正式实行科举考试。于是“江以南士子毕集，得人称极盛云”。
随着社会逐渐稳定、文化教育不断发展以及选拔满族官员以维护统治的需要，清政府开始重视满洲人的科举考试。顺治八年（1651年）时，统治者专为八旗子弟设立一套科举制度。满洲、蒙古人参加科举考试均享受优惠政策。顺治九年（1652年），满蒙八旗子弟也开始参加会试。先是乡试、会试、殿试，均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满族与蒙古族的进士列一榜，汉人与汉军八旗的进士列一榜，以照顾满族和蒙古族的考生。八旗科举的乡试取中名额也有规定，“顺治八年，定满洲、汉军各五十，蒙古二十，嗣减满洲、汉军各五之一，蒙古四之二。”
八旗科举对满族和蒙古族实行优惠政策，从一方面看是为了维护满清贵族的统治，带有民族歧视的意味；但从另一方面看，满族、蒙古族是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文化基础非常薄弱，识文断字的人不多，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并实行倾斜政策有利于满蒙民族文化水平的提升，是教育公平的体现，是文化教育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刘统勋的祖父、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参加的就是大清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科的这次会试。会试结果，满蒙录取了一甲三名（麻勒吉、折库纳、巴海），二甲七名（杨官、马祐、阿萨里、何锡谈、三都、迈因达、何托），三甲四十名；汉人录取了一甲三名（邹忠倚、张永祺、沈荃），二甲七十七名，三甲三百一十七名。刘必显获取的，就是三甲第八名，也就是当年参加考试的汉人学子中的第八十八名。
可别小瞧刘必显这第八十八名，这可是山东诸城刘氏中在科举上最早取得成功的人。
刘必显考中举人后，最初担任的是行人司行人。行人司这个机构是明清两朝的常设机构，掌传旨、册封等事。行人司下设行人、左行人、右行人等职位。其中行人是一个正九品的官职，左行人、右行人则官职从九品。每当朝廷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谕四方、征聘贤才，及赏赐、慰问、赈济、军务、祭祀，则遣其行人出使。
在担任行人一职期间，刘必显曾经奉命出使粤东等地。
当时的粤东地区战事连绵。明朝灭亡后，走投无路的南明永历小朝廷被迫接受了已经牺牲的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的建议，在贵州投靠了农民军。这年，李定国发动反攻，率军8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同时，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克复川南。东南沿海的张煌言等的抗清军队也发动攻势，并接受了永历封号。抗清斗争再次出现高潮。
刘必显奉命出使粤东等地，就恰好在这个时间段内。好在，这一路之上是有惊无险，?99lｉｂ.刘必显顺利地完成了大清皇室交办的任务。不久之后，刘必显升户部河南司主事。
这个户部我们知道，本为西汉时尚书之“民曹”；三国时魏设“度支”，吴设户曹；两晋、南北朝沿设“度支”，掌财用；隋始以度支尚书为民部尚书；唐初因避李世民之讳改称“户部”，为六部之一，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长官为户部尚书，副长官为侍郎，部下分司办事。历代相沿不改。清末将民政部分出，改设民政部；财政部分出，改设度支部，户部之名遂废。
清代户部总的执掌是管理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财政等事宜，其机构按地区划分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14个清吏司，并设有八旗俸饷处、现审处、饭银处、捐纳处、内仓等机构，办理八旗俸饷、捐输等事。其部内的行政事务则由南、北档房、司务厅、督催所、当月处、监印处分别管理。隶于户部的机构还有掌铸钱的钱法堂及宝泉局；掌库藏的户部三库；掌仓储及漕务的仓场衙门。各司设司长（郎中）一到三人不等，正五品；副司长（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二人到七人不等，正六品。
由此可见，刘必显担任的户部河南司主事是个正六品的官职——从正九品到正六品，刘必显也算得上是连升三级了。在这期间的1664年（康熙三年），刘必显还曾经被大清皇室派往安徽芜湖，担任芜关税政这个既有钱又有权的非常重要的职位。我们由此可见皇室对刘必显的信任程度。
此后不久，刘必显又升任广西户部员外郎。
员外郎是一个什么官？员外郎原指设于正额以外的郎官。晋以后所称之员外郎指员外散骑侍郎（皇帝近侍官之一）。隋文帝开皇年间，于尚书省各司置员外郎一人，为各司之次官。唐宋沿置，与藏书网郎中通称郎官，皆为中央官吏中的要职。明清各部仍沿此制，以郎中、员外郎、主事为三级司官，得以递升。员外郎简称外郎或员外，通称副郎。清代除六部外，其他官署如理藩院、太仆寺、内务府均设员外郎。员外郎是一个副职。广西户部员外郎，那是一个从五品的官职。那个时候清军刚刚入关，满洲人对汉人不信任，所以呢，他的正官都是满洲人或者是蒙古人，汉人能当上备选官员就很了不起了，所以这个刘墉的高祖父能当上这个官就已经是政府非常信任的了。
刘必显晚年辞官归里后，在今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户部乡杨家峪村一带构筑别业，名曰“槎河山庄”。刘必显之所以出资买下这座山庄和山场，据我看来，其主要用意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自己和后人留条后路，以防政坛有变遭到不测，退到这深山野夼可避风躲难；二是这里的水土、环境是滋性养人的绝妙去处，且能远离尘世，避开污浊，适合培养治国安邦的栋梁人才；三是这里风水好，能保证日后人财两旺。
槎河山庄建好之后，刘必显立即搬来槎河山庄居住，并非常欣喜地题诗一首，名曰“题槎河山庄亭璧”。诗中写道，“十年尘梦冷渔矶，又向滩头理钓丝。久客乍归鸥作伴，短墙半缺水为篱。月明星影窥窗际，夜静溪声到枕时。独坐悠然成大觉，挑灯拂壁一题诗。”
关于槎河山庄的规模，刘必显的曾孙刘墉曾经在《槎河山庄诗序》中说得甚为明了：“草堂有三，斋庐倍之，楼为内空者三。”刘必显晚年，一直在山庄中教育子孙力学苦读，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四个儿子中有两人中进士，他的十七位孙子中，有十二位中举人。
后来，刘必显将槎河山庄交给次子刘棨。刘棨不负父望，为官清正廉明，官至四川布政使，为清代著名廉吏。康熙皇帝亲笔书写了“清爱堂”三字赐予刘棨，从此，刘家就以“清爱堂”三字为自家的堂号，声名远播。
刘棨共有十个儿子，刘统勋是其第五子。刘棨继承父志，对子孙甚为严厉。刘统勋兄弟们六岁随师读书，成人后衣着饮食皆同于穷苦人家子弟，以至雍正年间曾执教于槎河山庄的安丘进士李漋不无感慨地说：“近世言家法者，首推东武刘氏。”在严格家法教育下，刘统勋兄弟们先后有八人中举人，中举者中又有三人中进士。八子登科，为清代兄弟登科之冠，令江南世家望尘莫及。以至刘墉登进士后，乾隆皇帝赐诗“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
刘统勋、刘墉父子都曾在槎河山庄之中的锦秋亭读书用功过。相传刘墉曾和清乾隆年间担任过都察院左都御史、会试大总裁、升内阁大学士的学问精湛的窦光鼎在槎河山庄同窗居住、读书。刘统勋显达后，对槎河山庄关爱有加，派其二哥、三哥来槎河山庄安家落户，这就是现在这一带刘氏的始祖。刘统勋本人则亲笔题写锦秋亭匾额，并请当时著名宫廷画家唐岱绘制《槎河山庄图》，王麓台作题。当时王公巨卿争相题咏，嘉庆皇帝《题石庵师傅槎河山庄图》云：“相国家声著，洋洋表海东。披图知胜境，怀旧仰高风。嘉树人常誉，仙庄笔更工……”刘统勋的得意门生，有“天下第一才子”之誉的纪晓岚亦赋诗云：“千叠云风四面开，原非无地起楼台。如何书里莱公宅，只以孤村伴水偎。”而刘墉的得意门生英和对槎河山庄的描绘更加淋漓尽致，有“云气荡溟蒙，仙真自来去。其下见高门，天华重雨露”、“巍巍文正公，勋名亦寓布，衮职冠廊檐，锵然龙虎步”等句。
迨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刘墉的侄孙，官至浙江布政使的刘喜海曾经向林则徐出示《槎河山庄图》，林则徐大喜，遂作《槎河山庄图刘燕廷喜海廉访属题》，有“槎河之槎仙所系，荫崖茆屋相回环。锦秋亭前读书处，古柚葱郁苍台班。山中宰相本仙种，出山高压群仙班”等语。同样出身于名门的林则徐，为槎河山庄的优美风光所吸引，对刘家的显赫家世表现出了无比的崇敬和向往。
刘氏后裔对槎河山庄都怀有浓厚的感情。刘墉的侄子，官至吏部尚书的刘镮之曾写诗道“家山久别劳尘梦，咏芳还忆锦秋亭”，俨然已把槎河山庄当作自己的故乡了。而作为稀世之宝的《槎河山庄图》，被刘氏后人在20世纪60年代出售于济南，后归属山东省博物馆。
刘必显的官位不算显赫，仅做到员外郎，但他为官清廉，正直有胆识。在他晚年，对后人立下家训：“当官清廉、积德行善、官显莫夸、不立碑传、勤俭持家、丧事从简。”他为后世晚辈的成才建立了规范。
刘必显十分崇尚教育。他认为：“教家之道，千条万绪，非言语文字能罄述。然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教子之方，莫要于读书。必能读书乃能明理，能明理始能成器，始能保家，至进取成名。登科、发甲，固视乎命运。然其家三世读书而发始达者十居八九；若先世目不识丁，而其身崛起田间，至登甲、乙榜者，百中仅一二焉。俗语所以说‘书读三世发’之言也。”良好的家教，使刘氏子孙不依赖父辈，树立了较强的自尊心和进取心，一个个成为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
“清廉做官”，子孙们恪守了这一家训。
让皇上打小儿就认准了咱家人
我们从1652年，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考上进士，到1814年这一年，刘墉他们家重新修家谱，这中间是162年。162年间，刘墉他们家在大清朝考上进士的一共有11位，考中举人的一共有35位，两项合计是46位。在这162年间，刘家成年男丁加在一起也就是180位左右，录取率高达25％。所以我要说这么一句，在山东诸城没有一家能跟刘墉他们家相比——无论是在学问上，还是在考试上。所以我这儿说，归顺了大清朝以后的刘家，科举得意，为官也是越来越得意，这样我们就讲到了刘墉的祖父。
从刘必显的儿子开始，刘家的排行开始有了比较固定的顺序：依照木、火、土、金、水五行轮流排序。
刘必显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刘桢，次子叫刘果，三子叫刘棨，四子叫刘棐。刘棨就是刘墉的祖父。
刘必显的长子刘桢。刘桢，字世卿，号石斋，贡生，考授从六品；刘桢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刘绍辉；次子叫刘绅灿，后来过继给了刘果。
刘必显的次子刘果和刘必显的三子刘棨，关于他们的情况，我们后面再来介绍。
刘必显的四子刘棐有三个儿子：长子刘继纶，字尔耻，举人出身，曾于族中设义塾，使“族党及佃户子弟可造就者皆学焉”；次子刘绪煊，举人出身，过继给了刘必大的儿子刘香（刘香无子）；三子刘缵煌，举人出身。
刘果是刘必显的次子。刘果，字毅卿，号木斋，顺治十一年（1654年）中举，顺治十七年（1660年）中进士，康熙六年（1667年）授山西太原府推官。
此时的太原府，隶属山西行省，府治阳曲县，太原府直辖十三县，领五州又七县。直辖的十三县分别是：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寿阳县、盂县、静乐县、河曲县；所领的五州分别是：平定、忻州、代州、岢岚、保德；此五州所领的七个县分别是：乐平县、定襄县、五台县、繁峙县、崞县、岚县、兴县。
再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推官。唐代在节度使、观察使下置推官，掌勘问刑狱。元明两朝也于各府置推官。清朝初年，沿用元明旧制，依旧设置推官一职。
至于推官的职权，唐朝、金、元时的推官相当于现在地方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明和清初还兼有审计局长的职能。宋时比较麻烦，隶属三司下六部的推官没法比较，大概只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就是那种高级的秘书人员；属开封、临安二府的推官也是相当于法院院长；属地方的推官有点儿幕僚的意思，多少有些挂职而没有多少实权的意味了。
所谓节度使，是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唐初沿北周及隋朝旧制，重要地区置总管统兵，旋改称“都督”，唯朔方仍称“总管”，边州别置经略使，有屯田州置营田使。因受职时，由朝廷赐给旌节，可以节制辖区之军政，故有“节度使”这一称谓。高宗永徽以后，都督有带“使持节”衔者，实际上已为“节度使”。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始有节度使的称号。玄宗天宝初，沿边有九节度使，一经略使。授职时赐给双旌双节，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之各州刺史（郡守）均为其下属，本身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安史之乱后，战将有功者多授此职。节度使遍设于内地，领州多至十余，少亦不下三四，割据独立，世称藩镇。五代时更为冗滥，专横至极。北宋初，赵匡胤加强皇权，藩镇事务仍归本州。自此，节度使成为将军大臣和宗室勋戚的优宠职位，并不赴任。辽金沿置，元废。
所谓“观察使藏书网”，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改采访处置使为观察处置使，掌考察州县官吏政绩，后兼理民事，辖一道或数州。凡不设节度使者即以观察使为一道的行政长官；设节度使之处，亦兼观察使。至宋代，其职掌并于“提点刑狱公事”和“转运使”，观察使一职成为武将升迁时兼带的虚衔。元代废。
刘果刚刚被任命为山西太原府推官不久，康熙皇帝就下令全国废除推官这一官职。于是乎，还是在康熙六年（1667年），刘果又被改为补直隶河间县（今河北省沧州市下辖的县级河间市）知县。
清朝初年的直隶省，相当于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的小部地区。其中的河间县，是领有河间县、献县、阜城县、肃宁县、任丘县、交河县、青县、兴济县、静海县、宁津县这十个下辖县的河间府的府治所在地。
所谓“知县”，也是一个官名。唐称佐官代理县令为知县事。宋初用京官知县事，管理一县的行政，有戍兵驻县的，更兼管兵事。因本非县令而管县，故称“知某县事”，简称“知县”。明代始正式用为一县长官的名称。清代相沿不革。
康熙八年（1669年）刘果为刑部江南司主事。
所谓“刑部”，汉代置二千石曹掌刑狱，三公曹掌决案。魏晋以后有都官、比部各曹。隋初设都官尚书，统都官、刑部、比部、司门各侍郎，后改都官尚书为刑部尚书，列为六部之一，掌管国家的法律、刑狱等事。长官为刑部尚书，副长官为侍郎，历代相沿不改。唯唐天宝年间一度改称“宪部”，旋复旧称，清末改为“法部”。
所谓“主事”，北魏置尚书主事令史，为令史中之首领。隋称主事，本为雇员性质，不在正规职官之内。金、元以后始用士人，明代遂定为各部司官中之最低一级。清沿之，士人考中进士后分部办事，须先补为主事，然后递升员外郎、郎中，官阶为正六品。其他官署如内务府、理藩院，亦设有主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仍于国务院秘书厅、各部及驻外使馆中设主事，为委任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刘果升四川司员外郎。
康熙十八年（1679年）刘果升江南提学道。
所谓提学道，宋崇宁二年（1103年），在各路设提举学事司，管理所属州县学校和教育行政，简称“提学”。金有“提举学校官”，元有“儒学提举司”，都属同一性质。明初设“儒学提举司”，正统元年（1436年），始设提督学政。两京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佥事充任，称为“提学道”。清初相沿，各省多设“督学道”。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改称“提督学院”，长官称“提督某省学政”，简称“学政”。清末改设“提学史”。
刘果晚年官至刑部郎中，曾为清律的编撰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所谓“郎”，古代对帝王侍从官的通称。“郎”即古“廊”字，指宫廷走廊。郎官的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战国已有之，秦汉沿置，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员额无定，多至千人，均属于郎中令（后改为“光禄勋”）。东汉以尚书台为实际的行政中枢，其分曹任事者为“尚书郎”，职责范围与过去的郎官不同。后世遂以侍郎、郎中、员外郎为各部要职。
所谓“郎中”，官名，始于战国。汉代沿置，管理车、骑、门户，并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初分为车郎、户郎、骑郎三类，长官有车户骑三将，其后类别渐废除。晋至南北朝，为尚书曹司的长官。自隋唐至清，各部皆沿置郎中，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侍郎、丞以下的高级部员。
此外，还有郎中令一职。始置于秦，汉初沿置，为皇帝左右亲近的高级官职。所属有大夫、郎、谒者及期门、羽林宿卫官，掌守卫宫殿门户。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名“光禄勋”。
刘果早年无子，于是过继自己哥哥刘桢的次子刘绅灿为自己的儿子。也是巧合，后来刘果在过继刘绅灿后又连续添了两个儿子，也就是次子刘纶炳，三子刘燝。
刘棨是刘必显的三子。棨，是古代用木头制作的一种通行证，略如戟形。在这里，棨是畅通无阻的意思。
刘棨，出生于1657年，字弢子，号青岑。康熙十四年（1675年），18岁的刘棨中举。十年后，28岁的刘棨中进士。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38岁的刘棨任湖南长沙县知县。
话说刘棨离开北京，到长沙走马上任。此时正逢湖广总督吴琠克扣绿营士兵军饷，绿营千余名士兵不服，堵住总督衙门大门闹事，吓得湖广总督吴琠从衙门后门潜出，仓皇逃出长沙城。刘棨拿出自己的俸银，偿还湖广总督吴琠克扣的军饷，解散闹事的士兵，避免一场士兵哗变。湖广总督吴琠回到长沙，对刘棨感激涕零。
此后的吴琠是一路升迁。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吴琠奉调回京，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1697年）又奉上谕补授刑部尚书，第二年（1698年）又被任命为保和殿大学士。
说到这之后的吴琠，那可绝对是一位闻名当世的美食家。与吴琠有关的美食，就是被称为“沁县三大宝——鸡蛋、瓜子、吴阁老”中的“吴阁老”。
说是“吴阁老”，其实指的是地处太行山区的沁县的家乡特产“沁州黄”小米，是清朝康熙年间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的吴琠发现的。凡是知道吴琠发现“沁州黄”的故事的人，提起他便会想到“沁州黄”。久而久之，吴阁老也就成为“沁州黄”的代名词了。
黄河流域是小米的故乡，我国栽种的历史相当久远，西安半坡村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就有盛小米的陶罐。小米在古时也叫“粟”，是农耕文明中最早的产物。粟，古称“禾”，即“和”之初文，谓“中和”的意思，是指粟的品质温和，用以养生；又称“粱”，如黄粱、青粱、白粱，都是指粟类而言，现一般称“谷子”。“粟”这个名字很好听，可以登堂入室。自商代至秦汉，粟都被列为五谷之首。老百姓称小米为“谷子”，让人想起家里的粮仓，想过好日子，就靠家里多有几担“谷子”啊！其实小米就是脱了皮的谷子，朴实无华，一如北方人的气质。
山西产的小米最是上品。相传，在三百多年以前，沁州檀山一带有一座被松柏隐掩的古庙。庙里住着一位赤脚和尚和他的几个小徒弟，生活清苦，免不了忍饥挨饿。他们看见庙周围的土地荒芜，觉得可惜，于是，就将这些贫瘠的土地开垦出来，种了“糙谷”。经过几年驯化，糙谷的品种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变得米色蜡黄，颗粒圆润而晶莹明亮，吃起来香甜松软，十分可口，遂取名“爬山糙”。当时在清朝做官的吴琠听说家乡的“爬山糙”佳如金珠，熬稀粥锅边不挂米粒，蒸饭、闷饭不就汤菜也越嚼味道越香。他为了证实传言，亲自到檀山庙品尝一顿，方知果然名不虚传。从此，他便将“爬山糙”改名为“沁州黄”，进贡给康熙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康熙皇帝也很爱吃。这样，“沁州黄”便以年年进贡皇帝而闻名天下。
山西名菜“甲第魁元”，也与吴琠相关。根据《名食掌故》记载，某年，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吴琠回乡祭祖，一路上不忘考察民情，走到漳源村时，人困马乏，头昏眼花，与随从住进一家舍馆。百姓闻讯，纷纷拿自家好吃的，前去看望这位国家功臣。其中有位青年提着一只老鳖，说：“这是我刚从漳河捉到的，送给阁老补补身子吧”。甲鱼做成五花汤呈上，吴琠询问菜名，店厨说：“您老才华甲第，功名魁元，就叫甲第魁元吧”。吴琠食后，神清目明，大加赞赏，并将其制法带到典膳司，成为满汉全席之“廷臣宴”的御菜菜式（《中国历代御膳大观》）。而甲第魁元这道菜，在当地民间300年来代代相传，成为人们待客贺喜的主要菜式。
当然啦，吴琠不仅善于发现美食，更善于发现人才。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经吴琠的举荐，刘棨被大清朝廷擢升为陕西宁羌州（今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一带）知州。
此时，恰逢关中大旱，荒年歉收。刘棨上任途中，只见逃荒要饭者成群结队，百姓面黄肌瘦，衣不遮体，饿死者新坟四处可见。他触景生情，不觉吟出“迢迢车马奔长安，满目凄凉不忍观。十里路逢千百冢，家家哭声不一般”。面对百姓的困苦和官府的束手无策，刘棨的心中非常不安。
问题在于：刘棨上任的地方，连年歉收，州已无粮可赈，灾民度日如年。刘棨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饿死人，决定先向附近无灾区借粮。宁羌北依秦岭，南枕巴山，层峦叠嶂，沟壑纵横，难于运输。刘棨发动饥民，凡运一斗者给三升，不到十日，就运粮三千石。在发放赈粮时，他对知县说：“此粮是借粮，倘若秋收后百姓不能还，我得变卖家产还上。”由于措施及时得力，救灾工作进展很快，使很多饥民得以存活，灾情得以缓解。
宁羌州地区土地非常瘠薄，百姓收入很低，贫苦农民很多。一旦遇上灾年，多数百姓饭都吃不上，根本没有能力交纳国家的赋税，更谈不上归还贷粮。因此，州中没有能力交纳国家赋税和贷粮的困难户很多。刘棨深知老百姓的困难，就写了封家信，叫四弟刘棐，把他家中的地快快卖掉，立即把钱送到宁羌。
刘棐接到兄长的家信，知道兄长在任上为老百姓卖地付债，心情很急，他知道，兄长家的地产并不多，就是全卖了，也解决不了众多百姓欠国库的债款。经过反复考虑，他为了支持兄长的正义事业，就把自己的土地也卖了一些，把两家的卖地钱，一同寄到了宁羌州署。
刘棨、刘棐兄弟二人，变卖家产，为州中百姓付债的消息，不翼而飞，在百姓中传遍，特别是那些吃到粮食而能存活下来的人，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州中稍富裕的人纷纷捐钱，要知州刘棨赎回家产。刘棨说：“我既食皇上俸禄，理应尽职尽责，看 5230." >到大灾之年存活下来的人，吾心足矣，岂敢再有他求。”有人关心地问道：“那你的子孙后代咋生活？”刘棨说：“子孙强似我，要地待如何？子孙不如我，要地待如何？”
众人不甚理解，问：“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刘棨说：“子孙比我强，知书达理，光明正大，当好官，吃国家俸禄，要地如何？子孙不如我，贪赃枉法，罢官抄家，要地又如何？养了为民的子孙，把许多地产留给他，养成好逸恶劳、不能自力更生，甚至不务正业，地产再多也守不住。教育后人自力更生，奋发创业，不依靠祖上的遗产过日子，这才是长久之计。”众人无不佩服其高瞻远瞩，更为其宽阔的胸怀和大仁大义所感动，纷纷称颂刘棨为刘青天。陕西省巡抚通报所属州县表彰刘棨赈灾救民的措施，刘棨也被人们称颂为便民良吏。
刘棨又奉檄赈济洋县，将粮食集中于汉水两岸，亲自查验过目，定期装船出发，顺流而下。数日，粮船抵洋，放赈完毕，他向洋县县令叮咛：“此粮食是以官方名义借的，倘日后百姓不能偿还，责任当由我俩完全承担。”这年秋天收成良好，洋县百姓互相勉励，不须催督，如数归还。
想当初，宁羌州地区山高地瘠，刘棨派员实地查勘，以宁羌“七分石头三分土”具情呈报上司，祈减赋额。经上司核定，全州年赋岁银计减到911两，此额一直沿袭二百多年。除此之外，刘棨还培补栈道，兴修旅舍，安置外来客商。一年多时间，宁羌州房舍萃集，街市繁荣，人烟茂盛。
为提高当地百姓的收入，刘棨在多次的翻山越岭、现场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的山上生长着很多柞树，根据在老家山东的经验，叶子可以养柞蚕。他马上从山东老家，聘请了许多养柞蚕能手，带着蚕种到宁羌，教老百姓养蚕。几年后，养蚕户越来越多，他又教百姓抽丝织绸来发家致富。百姓为感念这位父母官，就把织成的绸子命名为“刘公绸”。“刘公绸”广销川、陕、甘诸省，颇受青睐。刘棨也深得百姓拥戴。
刘棨升任离开宁羌之后，柞蚕之业督理无人，渐次衰微。乾隆年间，陈宏谋主陕，发布《广行山蚕檄》，大赞刘公教民养蚕之功，并连年借给蚕民工本，设法鼓舞，宁羌柞蚕业大有发展。
刘棨不但重视发展生产，还力倡地方文教事业。首先招商开设书店，发售经籍，创办义学，亲为讲解。宁羌文风大兴，始多应考登第者。
刘棨的多年以德治吏，一方面严守祖训，言传身教，为儿孙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却隐隐昭示了儿孙有所作为的内在原因。
刘棨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升任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运城两地级市，治所在临汾）知府。随后不久，刘棨因其母去世丁忧去职，三年之后补湖南长沙府同知。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皇帝下诏，从全国各地选拔操守清廉、才学优长之员。天下知府得举者唯有刘棨和陈鹏两人。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刘棨升任天津道副使。
“道”作为一种行政区划始创于汉朝，起初跟县同级别，专门使用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汉书·地理志》解释为“有蛮夷曰道”或者“县主蛮夷曰道”。
到了隋唐时代，出兵征战经常以方位路向加以命名，为“某某道”，该方面军主将称“某某道行军大总管”（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某地方面军总司令），例如攻打高句丽时的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道行军大总管等。后来在内务民政上也使用此名词，在撤并郡县（或州县）之初，一级行政区较少时仅作为监察和地理单位，在后来州县增多之后逐渐成为实质性的一级行政区，由“州——县”二级制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
唐初分天下为十道，仅为州县之上的一种监察区，之后迭有增加，唐睿宗景云年间至二十三道之多。但节度使制掌握地方实权后，“道”日渐演变为对一个节度辖区的称呼，和初唐、盛唐时的意义有所不同。
宋代地方监察区不使用“道”而改用“路”，字不同义相通。而辽朝因循唐朝旧制仍使用“道”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元朝建立后，行省成为一级行政区划，行省下设有“道”，“道”下有“路”的行政区划单位。至明清时期，“道”成为省之下军区的通称，如“福建省台厦道”或“台湾道”，但明朝及清朝意义上稍有不同。其中，也有人把清朝的道与省、府、县相提并论，称为四级地方行政机构。例如，直隶省天津道，下辖天津府一个府，天津府下则管辖六县一州，分别是天津县、静海县、青县、南皮县、盐山县、庆云县、沧州。
刘棨担任的天津道副使，就是天津道的副职。正职则被称为道员、道台或道尹。天津道的正职和副职都是正四品的官职。
话说刘棨走马上任，来到天津。他决心彻底治理长期为患天津地区的子牙河水患。刘棨经过仔细勘察，决定继续加固子牙河堤，在河堤上用石头修筑泄洪水闸，洪水泛滥时可开闸放水，将水放入泄洪的水泊洼淀；待到水势减小后关闭水闸，保证河道正常水位。 5f00." >开凿子牙河入海通道，加快洪水宣泄速度。刘棨给康熙帝呈上奏章，禀报自己的治水方略。..
康熙皇帝看罢，大喜过望，当即应允。刘棨马上征发民夫，根据治水方略，开始实施防汛工程。子牙河两岸数县民夫忙活了五个月，终于最终完成防汛工程。
此时，正逢居住在今新疆北部的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起兵造反，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大获全胜，凯旋还朝。路过天津时，康熙皇帝由时任直隶巡抚李光地陪同，坐船视察子牙河防汛工程。康熙皇帝站在船头，仔细观瞧，但见两岸河堤坡平土实，连绵不断，偶尔有一两个泄洪水闸，高大坚固；远处泄洪的水泊洼淀，烟波浩渺，波浪起伏，芦苇丛生，水鸟嬉戏，白帆点点，渔船往来，一片繁荣兴旺景象。
康熙皇帝大喜，弃舟登岸，并命任天津道副使的刘棨见驾。这一天，刘棨早早写就了“爱清”二字准备让康熙皇帝御书。面见康熙皇帝时，刘棨不但仔细介绍了自己治理子牙河的情况，还仔细介绍了其兄刘果在河间县任知县时受到“清廉爱民”褒奖的事，并顺便请求康熙皇帝赐书。皇上见其忠，便将“爱清”反其意，以“清爱”二字御书赐之。由此，刘家即称“清爱堂”。
再后来，刘棨又升任江西按察使。
按察使是个什么官职呢？
话说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分置十道按察使，成为常设官员，分别考核各地吏治。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改称采访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改称观察处置使；实为各州刺史的上级，权力仅次于节度使，凡有节度使之处亦兼带观察处置使衔；有先斩后奏的权力，所以实际上是各州刺史头上的“太上皇”。
宋代转运使初亦兼领提刑，后乃别设提点刑狱，遂为后世按察使之前身，与唐代之观察使性质不同。金承安四年（1199年）改提刑使为按察使，主管一路的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元代改称“肃政廉访使”。明初复用原名，为各省提刑按察使司的长官，主管一省的司法，又设按察分司，分道巡察。中叶后各地多设巡抚，按察使成为巡抚的属官。清代亦设按察使，隶属于各省总督、巡抚，为正三品官。清末改称“提法使”，简称“臬司”。
“按察”相当于古代的“陈臬”，因此按察使又叫“臬台”。明朝省级地方官员分为三司，分别是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布政使管“民政”，按察使管“刑名”，都指挥使则管“一省军务”。三司分别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省法院院长、省军区司令。清朝布政使主管民政赋税；按察使职掌不变；都指挥使废置不设。清代减去都指挥使司，变成“二司”。二司的长官布政使和按察使，俗称“藩台”、“臬台”，同为省长。藩台管行政财政，臬台管司法监察邮驿。清宣统三年（1911年）改称“提法使”。
刘棨担任江西按察使的时候，恰逢康熙皇帝大赦天下，刘棨详勘死囚，得活者百余人。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刘棨又晋升为四川布政使。
四川我们知道，就是今天的四川省。行省，全称叫作行中书省，简称为省。行省为中央派出的高级机构，以后成为地方行政区域名称。南宋、金时已有行省之称。《金史·百官志》说：“熙宗天会十五年罢刘豫，置行台尚书省于汴。”这里所说的“行台”即行省。元代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为中书省，又于全国设11个行中书省，另划今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直属中书省，称为“腹里”。行中书省管理路、府、州、县的行政，简称行省。长官有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等，权力很大。明初加强中央集权，撤销行中书省，改设13个承宣布政使司，而习惯上仍称行省。全国府、州、县分属之，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与按察使同为一省的行政长官。宣德以后因军事需要，专设总督、巡抚等官，都较布政使为高。
清初增为18个行省，后又增为22个行省。清代始正式定为督、抚的属官，专管一省的财赋和人事，与专管刑名的按察使并称两司。康熙六年（1667年）后，每省设布政使一员，不分左右，均为从二品。但江苏设有两布政使，一在江宁，辖江、淮、扬、徐、通、海六府州；一在苏州，辖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布政使，指的是主管户口、钱粮的，管老百姓，管税收的，这么一个官儿，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省长这个官职。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替叔报仇，再次率准噶尔部起兵造反，率兵南下攻占拉萨（今西藏拉萨）。康熙皇帝闻讯，不敢怠慢，派大军收复拉萨，让刘棨替大军征集运送粮草。刘棨想方设法征来粮草，押送到前方，竟然活活累死。
刘棨是封建时代一位清正廉洁、勤于民事的地方官。他关心民间疾苦，重视发展生产，开发民智，深受民众爱戴。得知刘棨病逝的消息之后，宁羌州民为彰其德，在州城南门内建刘公祠，刻石详志。今祠已废，“文革”中红卫兵凿毁碑文，但刘公的业绩和美誉决不因祠废碑毁而泯灭。
刘棨任的布政使是个文职官员。刘棨为官是非常正直的，曾经被写在什么里面呢？当朝的两个人——朱轼和蔡世远（都是康熙年间的进士，雍正年间都被雍正皇帝指定为雍正皇帝的儿子爱新觉罗·弘历的老师）写的一本书叫《国朝循吏传》里面登载过他的事迹。
《国朝循吏传》这本书是在康熙年间写就的，在雍正年间刻印的，雍正年间，乾隆那阵儿还是皇子，所以他当皇子、皇太子的时候，每天要由他的老师指定给他读这本书，每天要给他读一段，所以我们说乾隆皇帝是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知道刘墉他们家出清官。
刘棨本人有十个儿子。长子刘缙照，字尔愚，大清雍正三年（1725年）举人，官固始知县；次子刘熙，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举人；三子刘绶烺，字尔重，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兄同榜举人，先任唐县知县，后改平陆知县，审案不假威刑，人称“刘一板”；四子刘煜，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举人；五子刘统勋；六子刘组焕，字尔立，以父荫授行人司行人，官户部福建司主事；七子刘维焯，字尔痴，大清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官工部营膳司主事；八子刘纯炜，字界庵，大清乾隆进士，初授分宜知县，迁东唐同知，晋杭州府知府，署浙江布政使，官至太仆寺卿迁顺天府尹；九子刘绂焜；十子刘经焘。
刘棨的这十个儿子有九位做官，并且勤廉，出了两位监生、五位举人、三位进士。三子刘绶烺奉安南公使回国，同僚以为他得此美差，口袋里鼓鼓的定是黄金，待打开仅一斤肉桂而已。八子刘纯炜任分宜知县时，因事罢旧，竟无钱回乡里。他的三十六个孙子，又考了十九位监生、十二位举人、两位进士：刘家甚至出现九年连续五次乡试，兄弟、叔侄十二人中举；十五年同胞三兄弟成进士，叔侄同榜当进士的一幕幕科考成名盛况！
刘棨之妻为古城村秀才李冲斗之女，36岁卒；继妻是潍县举人、江西抚州府同知郭一琪之女，享年65岁。乾隆十六年，刘棨夫妻以子统勋功绩加赠光禄大夫、一品夫人；侧室李氏，41岁卒，以子绂焜为官赠孺人；长女嫁胶州举人、江南高邮州判李宫；次女嫁汉军正白旗四川雅（安）州知州杨文彩；三女嫁江南武进县秀才赵倚敬；四女嫁即墨县贡生杨士钰。
作为刘棨的第五个儿子，刘统勋是整个刘氏家族最为关键的一个人物。而作为刘统勋的长子，刘墉是整个刘氏家族最为传奇的一个人物。
什么都大不过上级的信任
刘统勋出生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此时，距清军入关的顺治元年（1644年）已经过了54年之久了。
在此之前，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1626年）于1583年（大明万历十一年）凭借父祖的十三副铠甲正式开始了二度统一女真各部的进程。（女真各部的第一次统一是由女真完颜部的英雄完颜阿骨打在公元1115年完成的。）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1616年（大明万历四十四年），再度完成女真统一大业的努尔哈赤在自己的家乡赫图阿拉（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自称大汗，改元天命，并沿用“金”为国号，史称“后金”。
1618年（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正式开始了与大明王朝决裂的进程。1619年（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春，努尔哈赤取得了萨尔浒大捷，一举扭转了后金在东北的劣势，而大明王朝则在东北地区转攻为守。1621年（大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1625年（大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1626年（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在与明朝边关大将袁崇焕的角逐中战败，不久因病死于叆鸡堡（今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
随后继位的爱新觉罗·皇太极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在内政上，重本安民，加强集权统治；在对外扩张上，先用兵朝鲜和蒙古各部，解决了与明朝决战的后顾之忧。1635年（大明崇祯八年，大清天聪九年）冬，皇太极发布改族名女真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1636年（大明崇祯九年，大清崇德元年）夏，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的典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1643年（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与大明王朝处在决战最前夜的皇太极因脑中风病逝。
爱新觉罗·福临继位后，大清王朝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1644年（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李自成率领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占领了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存在了276年的大明王朝灭亡。在原明朝东北边关大将吴三桂的引导之下，大清王朝的实际掌权者、摄政王多尔衮迅速率领清军入关，一举击溃了李自成的军队。随后不久，顺治皇帝宣布定鼎北京。随后的十几年间，大清王朝的八旗军队挥师全国，先后平定了包括各地的南明小朝廷和原来的各路明末农民起义军。到顺治皇帝去世的1661年（顺治十八年），大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已经基本稳定下来。
随后继位的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公元1654年5月4日）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病逝于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刚刚继位时的康熙皇帝只有八岁。康熙六年（1667年），十四岁的康熙皇帝亲政。在其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下，在康熙八年（1669年）赢得了与顾命大臣鳌拜的斗争，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康熙十二年（1673年）冬，驻防云南、兼管贵州的平西王吴三桂发动反清叛乱，迅即得到驻防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驻防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的响应。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正式爆发。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三藩之乱”最终被平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夏，康熙皇帝又派大将施琅一举收复台湾。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皇帝两次在雅克萨用兵，彻底击败了多次入侵、并一直盘踞在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沙俄殖民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解决了中俄双方东段边界问题。之后，康熙皇帝腾出手来，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次亲征，平定了沙俄殖民者支持的蒙古族准噶尔部噶尔丹发动的叛乱。
刘统勋出生的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大清王朝的所有边疆地区，已经完全处在了康熙皇帝的掌控之下。也就是说，大清王朝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当时大清王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到曾母暗沙，北达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岸，东北到库页岛，陆地总面积超过1300多万平方公里。
说到刘统勋，相信很多读者朋友们都是从《天下粮仓》、《大清官》等电视连续剧里面了解到的。说到他，我们就先说说历史上乾隆年间的粮食问题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乾隆年间的粮食问题其实是人为造成的，它的直接责任者应该是乾隆皇帝本人。
乾隆初年，乾隆皇帝出于备荒考虑，决定拿出银两采购粮食以充实国家粮库。他当时甚至采取了禁止以粮造酒、落榜生员可用银子买秀才等措施，但囤粮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十年左右时间不过为国家粮库增加了六百多万担粮食。由于乾隆皇帝忽视了粮食流通这一最基本的规律，使得地方粮价高涨，引发民变多起，饥民抢粮、抗租、抗粮的事时有发生。后来，乾隆皇帝只得放宽了粮食政策，粮食危机这才渐渐平息下来。
其实，刘统勋与乾隆初年的粮食案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电视剧《天下粮仓》把这笔老账算到了一些贪官头上，也是冤枉了这些人。
其实那个时候的贪官还不是很多，为什么呢？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此前的雍正皇帝下手很重，已经杀掉了很多贪官，这令很多官员只能是夹着尾巴做官，哪里敢贪污呀。第二，乾隆皇帝刚刚上台不久，很多官员还在察言观色、等待时机。?大清朝的皇帝，有上任就杀掉一批前朝重臣以便确立自己皇帝权威的传统，所以就连当时的清官都怕被砍头，更别提贪官了。前者如康熙皇帝擒拿鳌拜，雍正皇帝杀掉年羹尧；后者如嘉庆皇帝杀掉和珅等。
不过，话说回来。咱们还没有讲到刘统勋的青少年时代，咋就讲到了刘统勋的中年时期了呢？还是回过头来看看刘统勋是如何走上这大清王朝的官场之路的吧！
刘统勋出生以后的大清王朝皇室内部，诸位皇子之间围绕着皇位继承权问题，处在激烈的竞争倾轧之中。当然，朝廷里发生的这诸多事情，青少年时期刘统勋，那是万万不可能知道的——虽然刘统勋的父亲刘棨长期为官。
导致刘统勋对于此时朝廷内部发生的这诸多事情一无所知的原因在于：刘统勋的父亲刘棨是长期在外地为官，基本上就没有过在京任职的经历。换句话说，北京四九城里发生的那些事情，刘统勋的父亲刘棨都了解甚少，就更遑论远在山东诸城乡下的刘统勋本人了。
也就是说，此时的刘统勋，只能是踏踏实实地与他的诸位兄弟们一道，老老实实地读书，认认真真地参加科举考试，仅此而已。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刘统勋与他的哥哥刘煜一道考中举人。其中，19岁的刘统勋获顺天府乡试第三十六名，他的哥哥刘煜则为顺天府乡试第六十九名。
随后不久的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去世。皇四子爱新觉罗·胤禛表面不问时事，整天沉迷于释教、道教，并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一直非常和气，暗中则与年羹尧与隆科多密切交往，加强自己集团的势力，同时向父亲表现孝顺，以赢得康熙的信任，最终继位为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继位之后，刘统勋迎来了他人生的春天：在雍正二年（1724年）的会试中，26岁的刘统勋考中第二百二十二名进士，殿试时则被雍正皇帝钦点为第二甲十七名进士——全国第二十名。
中进士之后的刘统勋，任翰林院庶吉士，正式步入仕途。
翰林即文翰之林，意犹文苑。翰林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文学家扬雄的《长杨赋》。而以其名官，则始于唐代，初时为供职具有艺能人士的机构，自唐玄宗后，翰林分为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一种是翰林供奉，供职于翰林院。翰林学士担当起草诏书的职责，翰林供奉则无甚实权。晚唐以后，翰林学士院演变成了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有“天子私人”之称。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宋朝后翰林成为正式官职，并与科举接轨。明以后被内阁等代替，成为养才储望之所，负责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翰林地位清贵，是成为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的踏脚石。
明代是翰林院长足发展的黄金时期。将前代之翰林学士院正式定名为翰林院，而与杂流诸如方术、伎艺等供奉之事脱离干系。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皇帝顾问，主官为翰林学士，下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另有作为翰林官预备资格的庶吉士。明代将翰林院定为五品衙门，翰林官品秩甚低，却被视为清贵之选。翰林若得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密，则更是贵极人臣。明英宗之后有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清因明制，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从二品，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之长，其他翰林官设置多因明制。自康熙时起，掌院学士历由殿阁大学士兼领，地位更加突出。按清制，翰林官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而与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有较多接近机会，多蒙优待厚遇。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均由翰林官主持，形成座师制度，文脉与人脉相互交织，使翰林影响延伸至各个领域。翰林在知识界享有崇高声望，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庶吉士，亦称“庶常”，其名称源自《书经·立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是中国明、清两朝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先在翰林院内学习，之后再授各种官职。情况有如今天的研究生见习生。故此，庶吉士号称“储相”，能成为庶吉士的都有机会平步青云，例如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即是庶吉士出身。清朝时汉人大臣中，亦多出于翰林庶吉士。
随后不久，刘统勋升任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
翰林院编修主要是做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的工作，实际上，其重要作用在于培养人才，类似于现在的实习生。
南书房，清官署名，在北京故宫乾清宫西南（南书房在乾清门西侧，北向；上书房在乾清门东侧，北向），本康熙帝读书处，俗称“南斋”。南书房设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的地方。清代士人视之为清要之地，能入则以为荣。康熙皇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文学侍从之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以待，名“南书房”。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入值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康熙帝亲政以后，朝廷的权力一则受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限制，国家大事需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而这些满洲王公贵族地位较高，有时与皇帝意见发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二则内阁在名义上仍是国家最高政务机构，控制着外朝的权力，康熙帝为了把国家大权严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决定以南书房为核心，逐步形成权力中心。自雍正朝军机处建立后，军机大事均归军机处办理，南书房官员不再参与机务，其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入值者常能觐见皇帝，因此仍具有一定地位。南书房亦被长期保留，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撤销。
随后不久，深受雍正皇帝信任的刘统勋再度升任左庶子。若就官制言，庶子为中国官职之一，在清朝，此官职配置于朝廷之辅助部门，品等为正五品。该官职主要从事皇子或内务服务以及文学侍从，通常设置于翰林院左右春坊，各有左、右庶子建制。
在担任左庶子期间，刘统勋主持过湖北、河南乡试，并任尚书房师傅，官至詹事府詹事。
尚书房（道光年间改为“上书房”）位于乾清宫院内，设立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是诸位皇子们入学就读的固定场所。因这里与皇帝住处近，方便皇帝随时稽查。尚书房师傅由经皇帝严格选择的军人及文人担任。皇子们在尚书房师傅的督导下，学习汉语、熟读经史子集、习作诗文；在满蒙谙达的教习下，学习满语、骑射。
詹事府是掌管皇后、太子家族（东宫）事务的机构。下辖左春坊、右春坊、司经局等部门，统府、坊、局之政事，置詹事（正三品）一人，少詹事（正四品）二人，府丞（正六品）二人。主簿厅主簿（从七品）一人，录事（正九品）二人，通事舍人二人。
左春坊职官有大学士（正五品）、左庶子（正五品）、左谕德（从五品）各一人；左中允（正六品）、左赞善（从六品）、左司直郎（从六品，后不常设）各二人；左清纪郎（从八品，不常设）一人；左司谏（从九品，不常设）二人。
右春坊的官员设置如左春坊。
司经局设有洗马一人（从五品）、校书（正九品）、正字（从九品）各二人。清沿明制，于顺治元年（1644年）设詹事府，为辅导东宫太子之机构，詹事府设詹事（正三品）满、汉各一人、少詹事（正四品）满、汉各一人，左、右庶子（正五品）满、汉各一人，洗马（从五品）满、汉各一人、左、右中允（正六品）满、汉各一人，左、右赞善（从六品）满、汉各一人，主簿（从七品）满、汉各一人，笔帖式六人。
乾隆皇帝继位后，再受宠信的刘统勋迎来了他人生的夏天。
乾隆十一年（1746年），刘统勋署漕运总督；十二年（1747年）典顺天乡试；十三年（1748年）协办山东赈务并勘察河道；十四年（1749年）迁工部尚书；十五年（1750年）调刑部尚书；十六年（1751年）主持会试并充军机大臣；十八年（1753年）奉命察勘江南河工，并对其中的不少弊端进行了改革；十九年（1754年）加太子太傅，协办陕甘总督事务，赐孔雀花翎；二十年（1755年），因查勘巴里坤、哈密驻兵事宜不利遭逮治，后得宽免；二十一年（1756年）授刑部尚书，署河道总督；二十二年（1757年）典会试，并受命查办云贵总督恒文压价购置金炉案、山西布政使蒋洲侵蚀在册钱粮案，均令乾隆很满意，加太子太保；二十三年（1758年）迁吏部尚书，赐紫禁城骑马；二十四年（1759年）任协办大学士，负责查处西安将军都赍克扣兵饷案、山西将军保德侵吞钱粮案；二十五年（1760年）负责查处江西巡抚阿思哈收取贿赠案；二十六年（1761年）再典会试，拜东阁大学士，兼管礼、兵二部，主持河南杨桥漫工工程、江南高宝河工程；二十八年（1763年）充上书房总师傅；二十九年（1764年）兼管刑部，教习庶吉士，充国史馆总裁；三十三年（1768年）十月往江南主持清理黄河入海口淤塞工程事宜。三十四年（1769年）主持运河勘察并挑淤工作；三十五年（1770年）兼管吏部事务；三十六年（1771年）三月第四次典会试；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兼任首席军机大臣，充《四库全书》正总裁，十一月卒于任上。
瞧出来了吧？刘统勋的官儿，可是越当越好了。无论从官位上讲，还是从皇帝的信任度上讲，在刘氏家族中应该说没有人能够得到皇帝如此空前绝后的器重和信任。看看，刘统勋当上了三个部（工部、刑部和吏部）的尚书，担任了尚书房总师傅，还担任了两个官职，一个叫东阁大学士，还有一个叫军机大臣，又担任了一个官职叫翰林院的掌院学士。
在刘统勋担任的所有官职当中，就这个吏部最有意思。吏部下辖四个司，被老百姓统称叫“喜、怒、哀、乐”四司，它原本的名字不叫这个，但是他们一出手就分别是“喜、怒、哀、乐”。
比如说我们先说这个“喜”。“喜”这个司是什么呢？它叫文选司，管官员的选拔，管官员的任命，这儿缺了一个官，让你去吧，所以文选司一出章，人人都高兴，选上我就高兴，所以这个司叫“喜”。
还有一个司叫“怒”，“怒”这个司，它的名字叫考工司。每年官员都得考核，一考核就有人淘汰，就有人受处分，所以这个司叫“怒”。
还有一个司叫“哀”，主管丁忧，是稽勋司。你当的好好的官，结果你的父母死了，你回家歇着吧，这三年不许为官了。所以它一给你来电话，它一给你去信，那你们家就死人了，你就该回家了，所以你就得哭，这就是“哀”。
还有一个司是管“乐”，“乐”这个司，它的机构叫验封司。什么意思呢？如果说这个官员死了，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一个新的东西，给你们家多少钱，补贴、抚恤金。还有，这个官员他有好多儿子，儿子没死。他这个儿子怎么当官？用科举考试吗？不用，看你的官位的大小，你不用考试可以直接当官，刘墉就是这么当官的。刘墉一生就考过一回进士，秀才没考过，举人没考过，为什么？他直接过，就因为他爸爸是这个官。这个验封司就是管发钱的、管按印的，所以这个司就叫“乐”。
我们可以看到，时间到了刘统勋这儿的时候，应该说刘家受到的重视可是异乎寻常了。我们的问题在于：刘统勋做了哪些工作，使得乾隆如此重视他呢？这还要从张廷玉说起。
能力与品质是权力的垫脚石
我们先说说张廷玉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张廷玉的父亲是康熙皇帝在位时期的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
张英，祖籍江西鄱阳。明朝初年的时候，张英的先祖搬到了安徽桐城居住，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张英是安徽桐城人。
张英出生于1637年。1667年，张英中二甲四名进士。此后他历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1701年，刘英致仕归里，1708年病逝于桐城，享年72岁，赐谥文端；世宗即位，赠太子太傅；高宗初年，又复加赠太傅。
张英为学以朱子本义为宗，立论坦易明白，不务艰深，曾任国史馆《国史》、《大清一统志》、《渊监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有《笃素堂文集》、《笃素堂诗集》、《笃素堂杂著》、《存诚堂诗集》、《学圃斋诗话》、《南巡扈从纪略》、《易经衷论》、《书经衷论》、《聪训斋语》、《恒产琐言》等行于世。
张英为官清正谨严，一生深受康熙宠信，康熙称他“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为人又极谦和，遇同僚“善气导迎，未尝有迕”，家居则乡邻以至仆隶“常得其和……无所寄怨”。
有名的“六尺巷”故事就源于张英。此巷位于桐城文庙西南不远的西后街，巷南原为张英府（旧称宰相府），巷北为吴氏宅。巷长100米，宽2米。话说张英在京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时候，邻居吴氏欲侵占他老家的宅边地，家人驰书北京，要张英凭官威压一压吴氏气焰。谁知张英却回诗一首曰：“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很明白：退让。家人得诗，主动退让三尺。吴氏闻之，受到震动也后撤三尺。于是形成了今天著名的“六尺巷”。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此诗可作佐证。不与人计较斤两得失，大度处之，六尺巷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
如今，在六尺巷立有两座刻有“礼让”和“懿德流芳”的牌坊。行走于六尺巷间，有一种别样的清凉雅静，仿佛灵魂受到一次洗礼。试想以首辅之尊礼让三尺，恐怕不光吴氏深为感动，就连天下人也都要为之感动了。桐城人在这样一种礼让之风里生活，真是够幸福的了。
大学士，从唐到清都有此官职，是内阁长官，任务是起草诏令，批阅奏章。直到雍正皇帝设军机处，才代替了大学士的职权。大学士又有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之分。张英是文华殿大学士。既是内阁长官，人们也称他为“宰相”，正一品。面对如此大官，吴氏也敢侵犯，敢于虎口拔牙，说明他也不是等闲之辈，而是“地头蛇”。
张英在桐城城郊两条小河交汇之处建“双溪草堂”，书斋门联为“俭勤自是持家本，和顺端为受福基”。他强调“俭勤”、“和顺”，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美德。康熙皇帝也给双溪草堂题了一联：“白鸟忘机，看天外云舒云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落花开。”这倒也说出张家一门淡泊、致远、少与人争的处世哲学。张英、张廷玉父子看完荷花，在荷亭共撰一联曰：“白藕入泥，斜插玉簪通地理。红莲出水，倒悬朱笔点天文。”道出务实，勤勉，志在高处之意。
所以，六尺巷现在成了名胜古迹，也使世人从中学到东西。如果当年张英以官势压人，也就没有今天的六尺巷了。
张英的长子张廷瓒和三子张廷璐是康熙年间的进士。张英的五子张廷瑑是雍正年间的进士。因此在桐城当地几百年来就有“父子宰相府”、“五里四进士”、“隔河两状元”的说法。
张廷瓒，字卣臣，号随斋，1678年举人，1679年赴会试获二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迁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入值南书房。1687年奉命主持山东乡试，秉公取士，慧眼选才，朝野俱称。后随康熙皇帝三征绝漠，备受恩宠。但不幸先于张英而卒，朝野上下均为惋惜，所著《传恭堂诗集》存世。
张廷璐（1675年～1745年），字宝臣，号药斋。1702年，张廷璐应乡试列副贡；1713年再应乡试中举；1718年赴会试中一甲第二名（榜眼>）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迁侍学士。1723年，出督河南学政，因罢试事坐落职，旋即又重新授为国子侍讲，擢国子祭酒，迁詹事府少詹事；1729年，擢江苏学政；1732年，典浙江乡试；1733年，擢礼部侍郎，再督江苏学政；1744年，主持江西乡试，后辞职还乡，被称颂为“三朝旧臣，后进楷模”；1745年，病逝于桐城。他一生好学，诗宗唐名家、文法宋诸子，著有《咏花轩制义》、《咏花轩诗集》传世。
张廷瑑（1681年～1764年）字恒臣，号思斋。他1713年中乡试；雍正元年（1723年）恩科会试，获二甲十五名进士，授编修，历迁至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晋詹事府詹事；1736年，迁工部右侍郎，充会试副考官，仍兼日讲起居注官；1744年，改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典江西试，回京后即因病辞职告归，家居二十年，自奉俭薄，粗食布衣，再未出为官；1764年，病逝于桐城，享年84岁。
张廷玉，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1672年，张廷玉生于北京，是大学士张英的第二个儿子。他幼承家教，并相继受业于同乡倪伯醇和宜兴唐起裁等先生。10岁能诵《尚书》、《毛诗》；16岁回乡应童子试，被拔置县学第六名；17岁与大司寇姚文然（谥端恪）第六女姚氏结婚；1697年抵京参加会试，因父奉命为总裁官而回避不与试。
1700年，张廷玉中进士，被选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703年，“蒙御试清书一等第一，授翰林院检讨”，同年任《亲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1704年夏，侍直南书房，任《御选物诗》、《佩文韵府》二书纂修官；1705年年初，任日讲起居注官。
1705年以后，张廷玉多次随从康熙皇帝南巡阅视河工、北上口外承德等地避暑及巡行蒙古诸部落等，“抱书珥笔”，与康熙皇帝相去咫尺。
1712年，张廷玉授司经局洗马，掌管局事兼翰林院修撰。所谓“司经局洗马”，也叫“太子洗马”。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子太傅、少傅的属官有洗马之官。颜师古（字籀，唐初儒家学者，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引张晏说：“洗马原十六人，秩比谒者。”又引如谆注：“前驱也，《国语》曰：勾践为夫差先马，先或作‘洗’也。”
“洗马”即在马前驰驱之意，为太子的侍从官。梁代以洗马隶属典经局。隋唐于司经局置洗马，一变而为掌管书籍的官，直至清代均沿设。清代司经局所设之洗马用满汉各一人，从五品。
1716年，张廷玉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1719年，张廷玉受命领修《骈字类编》，历七年而书成。1720年夏，张廷玉授刑部左侍郎仍兼内阁批本，任后“殚心竭力，务求平允，不敢一事疏忽”，“每有重案，必披情愫以商榷”。该年冬，山东盐贩王美公等聚众劫夺盐店富户，又有青州生员鞠士林倡言异教，招集人数甚多，巡抚李树德下令捕缉，被捕者一百五十多人。奏到之日，康熙皇帝命张廷玉同都统陶赖、内阁学士登德前往济南，会同抚镇严审治罪。1721年春，张廷玉等奉命出都。张廷玉“私心惴惴，几废寝食，以不称任使为惧”，盗案归结，戮为首者7人，戍35人，无辜牵连者释放。1721年夏，张廷玉授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兼翰林院士。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年底，雍正皇帝继位，张廷玉受命协同掌院学士阿克敦、励廷仪办理翰林院文章之事。雍正元年（1723年）年初，张廷玉升任礼部尚书，充《世祖仁皇帝实录》副总裁官。雍正皇帝说：“汝世受国恩，又系皇考多年侍从之旧臣，当年圣德神功，无不亲知灼见，今应纂修《实录》之任，记载详确，惟汝是赖。”同年，张廷玉复命值南书房，与朱轼、徐元梦、嵇曾筠为诸皇子师傅。这年夏天，张廷玉为顺天乡试主考官。此时张廷玉子弟数人及长婿姚孔在京乡试，张廷玉奏请一体回避。雍正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这年秋天，张廷玉署理都察院事，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又调户部尚书。这年冬天，殿试，开列读卷官，张廷玉以子弟应试例不列名，雍正皇帝不允，仍著读卷。张廷玉遂与诸大臣秉公校阅，取定甲乙，照例将前十卷进呈御览。雍正皇帝阅至第五卷，大为嘉赏并要拔置一甲。张廷玉以该卷为弟张廷珩卷恳辞不可，雍正皇帝点头命置二甲第一。次日授张廷珩翰林院检讨，入值南书房。该科张廷珩、张若涵被授为庶吉士。一门三人同科入选，相传为科举未有之盛事。同月，张廷玉任四朝国史总裁官。
雍正二年（1724年）春，张廷玉条奏江西、浙江等省“棚民”事。略言：“浙江衢州军府、江西广信等府与福建连界，江西赣州等府又与广东连界。福建、广东无籍与流移失业者，入山垦种，搭棚居住，人数日多，其强悍者，辄出剽掠。请敕江浙督抚查明情况严加约束，秉公拣选才能操守兼优之员，保题补授，并取具五家连环互结及严行保甲之法，不时稽查，以维护治安。”雍正皇帝阅后，下督抚议行。五月，张廷玉为《大清会典》总裁官。
雍正三年（1725年）春，张廷玉任《圣祖仁皇帝治河方略》总裁官bbr>。不久，雍正皇帝躬耕籍田，张廷玉以大司农从耕。
雍正四年（1726年），张廷玉实授内阁大学士，仍兼理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务。吏部奏请兼衔，又为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是年三月，充《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官。
雍正五年（1727年）冬，张廷玉晋文华殿大学士。雍正皇帝谓其“身兼数职，夙夜在公”。
雍正六年（1728年）春，张廷玉晋保和殿大学士。不久张廷玉又兼管吏部尚书事务。
雍正七年（1729年），张廷玉加少保衔。
雍正八年（1730年.）因西北用兵，雍正皇帝命设军机房，以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和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军机房后改称办理军机处。张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摺，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笔批发。”从此内阁权移至军机处，大学士必任军机大臣才能参与政事，每日奉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
雍正九年（1731年）春殿试，张廷玉之子张若霭获一甲第三，张廷玉固辞不允。雍正皇帝闲论旧事时说：“大学士张廷玉，侍朕左右，敬慎小心，十一年如一日，其为人外和平而内方正，足办国家大事。”
雍正十三年（1735年）秋，雍正皇帝病危，张廷玉与庄亲王允禄大学士鄂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遗诏他日以张廷玉配享太庙。
张廷玉在康、雍两朝，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康、雍二帝对其恩宠有加，尤其是雍正皇帝更是将其视为股肱。据《张廷玉年谱》记载，某次张廷玉病愈上朝，雍正谕其曰：“朕前日向近侍曰：‘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近侍惊问原因，朕曰：‘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张廷玉受宠的程度。
说起张廷玉在康、雍两朝获宠的原因，在于张廷玉具备了他人所难以企及的素质和能力。总结起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文思敏捷，主事干练。
张廷玉自1704年入值南书房、充日讲起注官起，直至乾隆皇帝在位初期，遵旨缮写上谕皆能详达帝意。尤其康熙驾崩、雍正守丧的特殊时期，朝中政局不稳，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祸患。此时张廷玉每日奉旨入宫缮写谕旨，雍正口授后片刻，张廷玉即可拟就，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其文思之敏捷实非他人所及，事后雍正曾就此对其大加赞扬。
张廷玉的记忆力亦非他人所及，某次雍正向其询问各部院大臣司员胥吏的姓名，张廷玉奏对各人姓名籍贯及科目，无所差错。雍正初年，清廷对准噶尔大举用兵，值此军兴羽檄交驰之际，张廷玉兼领皆为要职，每日都有百数十人抱牍案环立于旁等待批答，即使坐在肩舆之中，张?９９ｌib?廷玉也不停地处理文书。虽然事务繁剧如此，但张廷玉没有使一件事出错或耽搁。对其办事能力，雍正皇帝赞道：“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
第二，清廉谨慎，乐善好施。
张廷玉身居要职数十年，始终保持清、忠、和、厚的品质，他对共事的僚友大多都能平心接待，对他们多有容纳。凡是别人馈送之礼，价值超过百金则严词拒绝。康、雍、乾三帝曾先后赐给张廷玉白银近万两，他将此银两或用于激励士子发奋学习，或将其寄回家乡购置公田以资助乡里的穷困者和灾民。1698年秋，桐城发生水灾，张廷玉在其父张英的支持下，在家乡设立粥场赈济灾民。1735年春至1737年夏，张廷玉用雍正皇帝所赐白银近五千两在桐城东门外建石桥一座，大大方便了过往的商旅行人，从而得到乡人的称赞，此桥亦被人称为“良弼桥”。1740年春，张廷玉闻知桐城一带歉收，米价暴涨，便寄信回家，令家人捐谷一千石以救济贫民。
张廷玉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一生遵循其父“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的教诲，每日处理完公事归家后便手持典籍，青灯古卷，独处一室细心阅读，旁若无人。
第三，正直勤勉，缄默持重。
张廷玉在为官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做到了勤勉持重、为官正直，这也是他能长期周旋于君臣之间的重要原因之一。康熙末年，吏治松弛、铨政不清，张廷玉时任吏部左侍郎，坚决摒除请托行贿之风，并顶住各方压力严惩了吏部舞文弄法的蠹吏“张老虎”，被时人称为“伏虎侍郎”。雍正年间，他无日不蒙召对，每有所建议便口奏或具折上奏，请皇帝颁旨宣播于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即使是经他推荐而受擢用之人也始终不让当事人得知。同时，张廷玉对自己的子弟要求亦十分严格。1733年，其长子张若霭参加廷试，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以“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为由，恳请将其子列为二甲，雍正从其请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
张廷玉负责修纂的《明史》是清乾隆年间“钦定”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正史史书，也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
如果从1645年开设明史馆算起，到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止，前后历时94年。假如从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60年之久。
为什么这部史书前后费时这样久呢？主要是当时政治上不稳定的原因。
顺治年间，明史馆虽已开馆，但当时清朝和南明残余势力的战争尚未终止，在战乱时期，史料缺乏，“实录”不全，献书者极少。另一方面，此时负责编史的大臣主要是洪承畴、范文程和冯铨。洪承畴、范文程为明降臣，有许多顾虑，对万历以后明清关系如何处理，实属棘手，迟迟不敢下笔。冯铨则为明朝臭名昭著的阉党，其言行多为士大夫所不齿。因此当时修史得不到士人的支持。延至康熙年间，又出现了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再一次牵延时日。
真正动手修史，是1679年以后的事。康熙年间修《明史》者，可谓人才济济。有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尤侗和毛奇龄等人。但出力最多的是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这里，应当提一提我国史学史的一段公案。原来，明清之际，有一些明朝遗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视明史的研究。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曾编《明文海》四百多卷，并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顾炎武也辑存有关明朝史料一两千卷。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笼络明朝遗臣、社会名流，曾有意开博学鸿词科。黄、顾等人虽坚持99lｉｂ.不肯与清廷合作，但为着保存明朝真实史迹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参与《明史》的编纂。黄宗羲的得意弟子万斯同，便是当时被委派参加《明史》的编撰人之一。黄宗羲的儿子、顾炎武的外甥，也都参与其事。这样，就相应地保证了《明史》的质量。万斯同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清初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评论他“专意古学，博通诸史”，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的“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他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因此，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了。万斯同死后，先后三次任《明史》总编的王鸿绪，把万氏的《明史稿》进行了改编，于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两次向皇帝进呈。这便是王氏《明史稿》本。王氏此举曾引起当时和后来文坛的非议和责难，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王鸿绪实际上是掠夺了数十年来以万斯同等人为主力的几十个学者的劳动成果，属于剽窃行为。
到1723年至1739年，清政府又第三次组织人手修改《明史稿》，这才形成定稿的《明史》。因为这次修书总裁为张廷玉，因此现在通行的《明史》题为张廷玉等撰。
张廷玉费时几十年修纂的《明史》经过三次改稿的确有不少长处。
首先，它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其次，《明史》的史料较为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在《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贞著述的《锦衣志》、《中官考》等，都对明朝特务统治和宦官之弊系统地作了介绍。这些，都使《明史》的修撰者们较之各朝修官史者，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再次，《明史》有些地方持论公允，也能秉直书写。如对袁崇焕被清太宗设反间计杀害一事，以及熊廷弼的功罪问题的记载，都很有参考价值。
最后，《明史》在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在列传中专列了“阉党”、“流贼”和“上司”三目。宦官专政为明朝一代历史的重大问题，《阉党传》记载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党羽祸国殃民的罪行。《明史》的作者们对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抱敌对和仇视的态度，在为他们立传的同时又诬之为“流贼”。这是作者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目的是为统治者总结经验，“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但客观上为后人保存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某些可靠史料。《土司传》专写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个土司传。这些传，虽坚持民族压迫的立场，对少数民族有许多污蔑之词，但其中保存了大量这一带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今日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此外，《明史》其他部分篇章，也为后人保存了不少可贵的史料，如《刑法志》中对明代特务机构厂卫的叙述等，都有助于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考察研究。
张廷玉负责修纂的《明史》也有明显的缺点：
首先，它对纲常名教的宣扬和对农民起义的仇视，都达到极露骨的地步，比其他史书更为突出。其中有许多诬蔑农民战争的失实之处，已有不少史家为之辨证。
其次，由于清朝实行文禁政策，《明史》的作者常常不得不用曲笔，尤其对清朝的兴起和南明的事迹，记事偏于笼统晦昧，有的地方甚至歪曲捏造。例如故意隐讳建州女真对明朝的从属关系，以及掩盖东南人民抗清斗争事迹等。
领导器重不等于可以挑战权威
雍正皇帝驾崩之前，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
果亲王允礼（1697年～1738年），也就是《后宫·甄嬛传》里面描述的那个果郡王，是康熙皇帝第十七子，雍正皇帝的异母弟，母为庶妃陈氏，即纯裕勤妃。
胤礼幼从学沈德潜，豁达识体，不参与皇权之争。工书法，善诗词，好游历，四川名山大川皆布其足迹，留有遗踪。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为避名讳，除自己外，其他皇兄弟都避讳“胤”字而改为“允”字排行，因此又作“允礼”。
雍正皇帝在位时期，允礼曾秘密奏请蠲免江南诸省民欠漕粮、芦课、学租、杂税，允准，因而获“秉性忠直”、“存心宽厚”、“实心为国”、“尽心竭力”、“操守亦甚清廉”之赞誉。
允礼从9岁开始随驾巡幸，至康熙谢世无封。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封十七阿哥允礼为多罗果郡王”，管理藩院事务、正黄旗蒙古都统事务、镶蓝旗汉军都统事务，兼署右翼前锋统领，并赐白银一万两。第二年又兼管镶红旗满洲都统，并在是年八月初八日祭大社大稷，往替皇帝行礼。初九日，代皇帝祭孔。
此后不久，雍正谕宗人府：“著加怡亲王俸银一万两，果郡王著照亲王给与俸银俸米。”
雍正四年（1726年），允礼奉旨兼管镶蓝旗蒙古都统并负责稽查国子监事务。
雍正六年（1728年），晋为和硕果亲王。至此，正黄旗蒙古都统、镶红旗满洲都统、镶蓝旗汉军都统和镶蓝旗蒙古都统四职，由允礼一人兼任。
雍正七年（1729年），允礼奉命管理工部事务。
雍正八年（1730年），允礼奉命总理户部三库事务。
雍正十一年（1733年），允礼奉命管理宗人府事。
雍正十二年（1734年），允礼奉旨远行泰宁会见格桑嘉措。
雍正十三年（1735年）藏历的正月初一日（藏历春节），西藏地方政府在惠远寺举办宴会，宴请允礼、章嘉。宴毕，允礼向格桑嘉措宣旨。闰四月初一日，允礼回京。五月二十五日，雍正皇帝命允礼携宝亲王弘历与和亲王弘昼共同办理苗疆事务。
随后继位的乾隆皇帝，也就是果亲王允礼的侄子，对果亲王允礼一直继续委以重任。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十二日，果亲王允礼生母加徽号；九月十三日，“永赐与亲王双俸”；九月二十日，因“庄亲王、果亲王便殿赐坐时俱行拜礼，朕心深为不安……皆圣祖仁皇帝之子，大行皇帝之弟，于朕为叔。行辈甚尊，岂可常行拜礼于朕前乎”，命允禄、允礼在便殿召见免除叩拜之礼；九月二十一日，果亲王允礼上书建议制定《侵盗钱粮罪例》；十月初四日，命果亲王允礼总理宗人府事务；十月十八日，命果亲王允礼打理刑部；乾隆二年（1737年），果亲王允礼书成《世宗宪皇帝上谕》有功；乾隆三年（1738年），果亲王允礼去世，年42岁。
庄亲王允禄于乾隆四年（1739年）以与前废太子胤礽之子理亲王弘皙往来“诡秘”、企图谋反罪名，被停双俸，罢都统、削爵位，失去了权势。
由此，辅政四大臣就只剩下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
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人，想当年雍正皇帝还未继承皇帝位置之时，曾向鄂尔泰索取财物，结果遭到拒绝。因而，雍正皇帝对鄂尔泰格外器重，登基后立即委以重任。1732年，鄂尔泰升至首席军机大臣，授保和殿大学士。随着鄂尔泰地位和权势的上升，一些满洲官僚相继依附鄂尔泰，一部分汉族官僚也投靠在鄂尔泰之下，由此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股肱重臣，雍正皇帝给予了极高的待遇，于1730年颁布谕旨，赐鄂尔泰和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在封建时代，这显然是皇帝赐给大臣的最高荣誉和奖赏。乾隆皇帝即位后，也同样敬重二位老臣，于第二年同封二人三等伯，又在张廷玉七十大寿时御书“调元锡祉”匾额，还亲自撰写对联和诗赠送张廷玉。
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恩宠，使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无所顾忌，他们开始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逐渐发展成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清人昭梿说：“上（指乾隆皇帝）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的结党，乾隆皇帝当然也是明察在心，如他后来就说：“乾隆初年，诏廷臣集思广益，至再至三。然诸臣章奏亦不过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
鄂、张两党势力的膨胀和明争暗斗，在年轻的乾隆皇帝看来，自然不会听之任之，让其无限制发展的。乾隆皇帝自登基以来，就发誓“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因而对私自结党营私的行为十分痛恨，经常以历史上的教训告诫臣下：“明李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但是，乾隆皇帝对鄂、张两党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而是采取了利用、限制到最后铲除的策略，步步紧逼，显示了高超的统治策略。
雍正末年，鄂尔泰首倡在西南“改土归流”，对巩固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举措不当，引发贵州苗民反抗，使雍正皇帝颇为不满，曾下旨切责鄂尔泰，并派出属于张廷玉集团的张照（1691年～1745年）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挥征剿事务。张照挟门户之见，存心报复鄂尔泰，到贵州后搜集了鄂尔泰的各种罪状，向雍正皇帝告发，企图推翻“改土归流”政策。时不凑巧，恰遇雍正皇帝驾崩。
乾隆皇帝上台以后，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张照的提议十分不满。不久，张照平苗失利，朝廷又起用鄂党的张广泗负责西南事务。这时，鄂党占了上风，又企图穷治张党，置张照于死地。
乾隆皇帝虽然支持鄂尔泰的“改土归流”建议，但对鄂党的打击报复却没有坐视不理。他不希望一派完全压倒另一派，而是要在两大集团之间竭力保持平衡，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处，共同效忠于自己。因此，当鄂尔泰要求处死张照时，乾隆皇帝并没有采纳。对此他说：“鄂尔泰欲置伊（即张照）于死地。朕若听此言，张照岂获生全？”
乾隆皇帝不仅没有杀张照，相反还命其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任为吏部大臣。乾隆皇帝以后回忆此事时说道：“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盖（张）照即张（廷玉）欣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而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而鄂与张两皆成就为贤臣，不亦善乎？”
在乾隆皇帝看来，对两大政治集团不打击一派、扶植一派，也不使两败俱伤，这样既可以利用两派中的优秀人才，而且如果能使鄂尔泰、张廷玉醒悟感化，放弃党争而成为“贤臣”，就是更加美妙的事。这是乾隆皇帝心中打的如意算盘，也是他作为一代明君的特殊表现。
然而，鄂、张二党及其本人的举动令乾隆皇帝大失所望，恼怒之余的乾隆皇帝不得不放弃“感化”策略，而采取威严措施打击党争。
1741年，号称“敢于言事”的御史、鄂党成员仲永檀（？～1742年）诬告张党集团接受京城富商俞氏贿银，将矛头直指张廷玉及其党羽。对于这次弹劾，乾隆皇帝并不相信，经过调查亦纯系乌有之事，但被牵进此案的提督鄂善却被查确实收受贿银一千两，结果被处死，而揭发有功的仲永檀也被擢佥都御史，乾隆皇帝还颁谕嘉奖他：“自今以后，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不必畏首畏尾。”
仲永檀尝到弹劾的甜头后，又将矛头对准张照，说张党利用职权泄密：“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这里所说的“权要”就是指张党首领张廷玉。
对于这一指责，乾隆皇帝也并不相信，他当即指出：“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言外之意是，张党虽有泄密，但鄂党更甚。
仲永檀弹劾不中，张照立即反击。他探知仲永檀曾将留中密奏的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于是上疏揭发。乾隆皇帝闻奏，即命张廷玉协同其他大臣及三位亲王审理此案，结果查实仲永檀、鄂容安二人“往来亲密”，确实有过严重泄密之事。
对此，张照建议扩大调查范围，企图将鄂尔泰也牵扯进来，将鄂党一网打尽。但乾隆皇帝深知此时如果铲除鄂党，就没有足以和张党相抗衡的势力，那时张党就会为所欲为，肆行无忌了。因此他决定从宽发落，只将仲永檀下狱（后病死于狱），鄂容安也仅令其退出南书房，不再让其侍奉皇帝，然后又严斥鄂尔泰说：“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庇之处，已属显然……其不能择门生之贤否而奏荐不实，不能训伊子以谨饬而葛藤未断之处，朕亦不能为之屡宽也。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之罪乎？”
1745年，鄂尔泰病死，但其势力仍然固结不解，直到1755年发生胡中藻文字狱。胡中藻为鄂尔泰门生，其诗文中多有悖谬之词，被斩决。此案又牵连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乾隆皇帝令鄂昌自尽，至此鄂党才遭到沉重打击。加上鄂尔泰的两个儿子又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阵亡，鄂党势力从此销声匿迹，成为历史。
在打击鄂党的同时，乾隆皇帝也加紧了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当然，乾隆皇帝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离不开时任左都御史的刘统勋。
乾隆六年（1741年），时任左都御史的刘统勋上书弹劾张廷玉及其党羽讷亲。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又言：“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展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此时的刘统勋建议乾隆皇帝，不妨效仿康熙皇帝的做法：“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二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同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友，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
对于刘统勋的这一建议，乾隆皇帝表示赞同。但为了不引起张党的恐慌，乾隆皇帝又对张廷玉进行抚慰，开导张廷玉说，这样做对他有益而无害。乾隆皇帝谕曰：“朕思张廷玉、讷亲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能钳制僚寀可知，此国家之祥也。大臣任大责重，原不能免人指摘。闻过则喜，古人所尚。若有几微芥蒂于胸臆间，则非大臣之度矣。大学士张廷玉亲族甚众，因而登仕籍者亦多。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于廷玉有益。讷亲为尚书，固不当模棱推诿，但治事或有未协，朕时加教诲，诫令毋自满足。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至职掌太多，如有可减，候朕裁定。”
张廷玉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当然知道乾隆皇帝此举的真正意图，于是他立即上疏请求辞去兼管吏部事务的职务，此后张廷玉又多次以年老乞退。直到1749年，乾隆皇帝才同意张廷玉以原官并带伯爵致仕。
但张廷玉的屡次乞退使乾隆皇帝深感不悦，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人臣侍奉帝王，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张廷玉却为此反复不休，不顾皇恩宠沃，有失朝廷重臣的风度。
果然，张廷玉的这种做法很快被鄂党当作攻击的借口，他们向乾隆皇帝进言，称张廷玉没有资格享受死后配享太庙这一朝廷给大臣的最高荣誉。
张廷玉听后，心急如焚，他对这一荣誉看得极重，因为整个大清王朝自开国以来配享太庙的异姓大臣只有12人，而张廷玉是这12人中唯一的汉臣，如果被撤销这一待遇，比让他现在去死还严重。于是他立即去见乾隆皇帝，哭咽难抑，竟要求“乞上一言为券”，也就是让乾隆皇帝给他写一份保证书。这使乾隆皇帝很不高兴，但还是表示不会更改雍正皇帝遗诏，让张廷玉放心。
第二天，张廷玉只是让儿子张若澄上朝代谢皇恩，这使乾隆皇帝恼怒万分，认为张廷玉请求配享太庙时能亲自来面奏，谢恩时却不见驾，是视皇恩为“分所应得”，当即下旨斥责张廷玉。乾隆皇帝这一异常举动使协办大学士、张廷玉的门生汪由敦惊慌不安，暗中派人送信给张廷玉。次日一大早，张廷玉还没有接到圣旨就进朝谢恩。乾隆皇帝见张廷玉消息如此灵通，更是怒火难捺，查出果然是由张廷玉推荐的汪由敦走漏的消息，立即削去张廷玉爵位，虽然仍保留配享太庙，但已经彻底失宠。而给张廷玉通风报信的门生汪由敦，则罢去协办大学士及尚书职，留任办事赎罪。
然而，对于这位已经失宠的老臣，乾隆皇帝仍不能放过，他不时寻找各种借口斥责张廷玉，使张廷玉寝食难安，想尽快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回原籍养老。1750年，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病死，初祭刚过，张廷玉不顾自己是永璜老师的身份，就急匆匆地向乾隆皇帝奏请回乡。乾隆皇帝斥责道：“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尚有人心者乎？”可见，此时的乾隆皇帝对张廷玉的怨恨已达到极端程度。
之后，乾隆皇帝命令九卿讨论张廷玉是否有资格配享太庙，并定议具奏。九卿大臣看出乾隆皇帝的心意，一致认为应该罢免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上奏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以此为依据，修改雍正皇帝遗诏，也不再记得自己对张廷玉的许诺，罢除了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的待遇。乾隆皇帝此举一方面显示了专制制度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彻底打击了张廷玉的势力，使朋党不再成为危及皇权稳定的隐患因素。
同年九月，又有人揭发张廷玉的姻亲朱荃曾涉及吕留良案，乾隆皇帝降旨罚张廷玉白银15000两，并追缴以前赏赐的各种物品，查抄其在京住宅。而张廷玉的其他党羽如汪由敦等人，也都一一受处罚。当张廷玉于1755年病逝时，乾隆皇帝却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态，宽恕了张廷玉的罪过，仍令配享太庙。
乾隆皇帝这一做法，如果张廷玉死后有知，不知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伤？这实在是专制帝王对臣下的恶作剧！
由于朋党挑战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权威，所以这一直以来就是历代统治者深感头痛的棘手问题，在清代也不例外。雍正朝鄂尔泰、张廷玉两大集团的争斗，一直延续到乾隆朝，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在乾隆皇帝的精心运作下，终于先后消除了两大集团，平衡了朝中势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形成较大的朋党势力，有力地维护了集权统治。
1755年春，83岁的张廷玉卒于里第，葬于龙眠山。乾隆皇帝命仍配享太庙，谥文和。清代汉大臣配享太庙，仅张廷玉一人。
刘统勋弹劾张廷玉，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赏，刘家也开始受到乾隆皇帝异乎寻常的重视了。这给日后的刘家带来了许多影响。
好下属成就好上司
刘统勋除了弹劾张廷玉之外，还为乾隆皇帝在“三立”的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立”一词，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作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此议一出，深为后人所赞同，并不断激励着后来人积德行善、建功立业，形成高尚进取、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念。
中国当代有一位相声名家马三立老先生，那“三立”的解释便是这几个字，看来马先生是做到了。
问题在于，“立德”、“立功”和“立言”，它们指的是什么内容呢？
首先，所谓“ 7acb." >立德”是就人的政治、思想而言的，指的是你作为皇帝来讲，你要有德行，你要时刻把百姓装在心间，你要处处为百姓着想。你要知道什么叫君民关系，是一种舟和水的关系，你要知道百姓“既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对老百姓要恩惠，这就是立德。
其次立功。立功这一点就稍微有点儿扩张的味道，在你的统治时期，疆域要很广大，你要守得住疆土，你要守得住祖宗给你留下来的基业，而且你还要继续不断对外扩张，你这个疆土不是守住就得了，而是要继续扩大，这个叫立功。
再次立言。立言是就你在文化艺术事业上来讲。不光你皇帝自己诗、书、画都要好，而且要在你的统治时期，让全国的文化事业得到迅速发展，让所有的文人、知识分子肯定你、夸赞你，这就是立言。
我们刘统勋能够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无非也就是说他能够明白乾隆皇帝在想什么，不但明白乾隆皇帝在想什么，而且要想乾隆皇帝之所想，急乾隆皇帝之所急，做乾隆皇帝想做不能做的事，为乾隆皇帝分忧解难而已。在这个方面，我们说刘统勋应该是做得很好了。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受到如此赏识。
我们首先来讲讲刘统勋受到乾隆皇帝赏识的具体原因。说起刘统勋受到皇帝的赏识，那可以肯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刘统勋的所作所为还是得到了皇帝的首肯的，他对于皇帝的研究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那这里我们就要看到，乾隆皇帝他的内心世界里到底在想什么呢？其实说起乾隆皇帝的所作所为，他的所想，无非是我们上面说到的“三立”而已。
我们首先来看，刘统勋为乾隆皇帝的立德方面所做的工作。这一点，《清史稿》都不敢否认，《清史稿》在简单记录刘统勋的一生之后，特地用重笔介绍了刘统勋为皇帝立德所做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他改变了清朝官吏统治百姓的一个办法。
清朝，清军入关的时候他毕竟是满洲人，他对汉族人有些不太相信，所以在清初，每个官员到地方任职的时候，都要带自己的亲信，带好几十个人去地方做官去。你皇上派的是我一个人，我要带好几十个，为什么？我对当地所有的官员，我都不相信，我想办什么事的时候，我就用我的亲信去办事。
这样就容易出现一种问题，出现了私党。这些人只知道这个官员，不知道皇帝，致使钻营之风大盛，吏治不断败坏。时任刑部侍郎的刘统勋发现这种情况以后，立即在乾隆二年（1737年）上书乾隆皇帝，建议除河工、军前效力等职以外，一律不准“奏带”，以杜绝这种任用私人、培植亲信的弊端。皇帝准奏从行，使这种积习已久的弊端有所收敛。刘统勋反对官场上任用私人委以肥缺的议论，在今天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他的第二件事，乾隆皇帝得到户部上奏。户部上奏说什么呢？户部上奏说现在有很多地方夸大其词了，其实是言重了，..有很多地方主管钱粮的官员不负责任，贪污腐化，不干正事，所以呢，建议把这些官员统统撤掉。
当时乾隆皇帝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当即就决定什么呢？他做得有点儿极端，当即就决定，把这个主管钱粮的官员，乃至全国主管钱粮的官员统统撤回来，把这个职位撤掉，我换另外一批人去！另外一批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的，现在我们应该叫秘书，他那时候叫笔贴式，换上他自己的贴身秘书去！
但是乾隆皇帝又在思考：自己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呢？于是乎，一时还拿不定主意的乾隆皇帝赶忙招呼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前来问话。
当时的刘统勋已经七十多岁了，确实是老了，他面对这种情况，沉默了半天，没有说话。最后，他跟皇上说了一句话：“我有点儿老了，这件事您别今天问我答案，我一时半会儿回答不了您，我先回家，我给您想想，您别着急，您明天再问我，我明天一定给您一个回复。”
结果乾隆皇帝就让他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儿，乾隆皇帝赶忙派人把刘统勋叫来问：“您这事儿昨天想得怎么样了？”刘统勋回答了几个字：“您不能因噎废食，该管理管理，该教育教育，为此把整个一个机构取消，不是上策。”这是他为乾隆皇帝所办的第二件积德行善的事，当时乾隆皇帝就觉得还是刘统勋说得对，立即就照办了。
这两件事还都是老百姓看不见的，但是有一个事他办的是老百姓看得见的，办得特别好。在讲这件事之前，我先讲一个农村的农民知道的一个词，叫“秫秸”。这是什么呢？比如我们种的高粱，高粱穗我们收回家了，去掉穗的高粱秆，叫“秫秸”，其实就是秸秆的意思。农民收完了高粱之后，把这个没用的捆起来，捆成一捆，平常是生火用的，但是它还有别的用途，什么用途呢？可以修黄河的时候把它捆成一捆，上面压上石头啊，可以和上泥，这样就可以筑黄河大堤用。话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刘统勋最为擅长的，还是治理黄河水患。
刘统勋一生勤于职守，在都察院审理案件时是这样，在皇帝派他出京巡视河工的时候更是这样。刘统勋是清代少有的几位在水利上有建树的大臣之一。他在修建浙江海塘、疏浚京杭大运河、治理黄河洪水这三大水利工程中都花过很大的精力。
早在乾隆元年（1736年），在刘统勋被新登基不久的皇帝所看中而擢升为内阁学士不久，他就奉命跟随大学士嵇曾筠（1670年～1738年）到浙江学习和视察海塘工程。嵇曾筠是清代著名的水利专家，这次浙江之行为刘统勋一生在兴修水利方面的建树打下了基础。
乾隆十一年（1746年），时任漕运总督的刘统勋同大学士高斌一起到山东赈济水患。当时运河水涨成灾，刘统勋亲到灾区深入勘察，找到运河成灾的原因，建议疏浚聊城引河，分运河水入海，使运河水灾得以解决。不久之后，刘统勋升任工部尚书。
在一个藏书网农业大国，治水是国计民生的大事情。因此，朝廷每年要拿出数以百万计的巨款到治水上来，成为河工官员的“钱库”。钱多，蛀虫也多。一些贪官污吏借机大发横财，挪用分肥，请客送礼，以致经费亏空很多。一旦有事，便无钱救灾，百姓苦不堪言。刘统勋对此最为愤恨，一旦发现，决不姑息。
乾隆十七年（1752年），江南运河决口，刘统勋受命与尚书策楞（？～1756年，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一起前去处理。发现是由于河道官吏侵吞公款，历年亏欠九万两之巨，造成运河因缺材料而决堤。诏下，将河道总督高斌等撤职查办，并严治其他侵吞库银的官吏。
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铜山小店河道决口，灾情更为严重。刘统勋将同知李某、守备张宾二人因贪污致使无钱治河、任其冲决堤坝的情况上报，皇帝震怒，下令将他二人斩首示众。同时，刘统勋亲驻铜山，指挥治河，将黄河水引归故道，又疏浚了运河，才得以消除水患。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秋，正是修筑河堤的紧张时节。各段河堤上，热气腾腾，正在施工。刘统勋去检查黄河杨桥堤段，走到了黄河大堤上，却见这里冷冷清清，不见人影。据说工程已有月余未曾动工，离完工相去甚远。他讯问河吏，河吏推说是由于加工用的秫秸没有交到，因而无法动工。刘统勋甚感奇怪，就微服暗中调查。
结果呢，刘统勋看到距离黄河杨桥堤段的不远处有几辆大车，大车上装的都是秫秸，装得满满当当的。结果马车上没有人，旁边蹲着几个人，在那儿哭呢。刘统勋就问：“你们怎么了，为什么哭？”当时这几个人就解释，说他们是某某县的老百姓——这个某某县不是我说的，这个《清史稿》上就是这么写的，到底哪个县？《清史稿》也没写——说他们是某某县的百姓，奉他们的县官之命把秫秸送交管治理黄河官员的手里。结果送去了以后，那人看他们有钱，就说你把秫秸交给我可以，但是你必须要给我几吊钱，否则我就不收，我一不收，我就上报，上报朝廷说你们这个县没有交，将来你们县的头儿就会被撤职，要不然你就给我钱。这几个人说，我们哪儿有钱啊，我们一个拉车的、赶车的，我们没有钱，可是跑回去吧，又怕县里的县官受罚，所以我们左右为难，我们在这儿待了十多天了，钱都没有了，花光了，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们正为难呢。刘统勋一听，行了，你甭管了，我告诉你我也是送秫秸的，我也是送高粱秸的，我跟那个县县官熟着呢，你甭管了，待会儿我替你交，你放心吧，你在这儿歇着啊！
结果到了前面这块儿，到了某县，找着了收高粱秸的这个人，这个人肯定不认识我们刘统勋，不认识咱们最高的头儿。收高粱秸的人一瞅，这个人长得细皮嫩肉的，一看他们家就有钱，要几吊不行了，得要几十吊、上百吊了。
说到这儿，这“吊”是一个什么单位呢？
中国古代的钱，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就统一了货币。从秦朝开始，中国就有了上币和下币之说。在秦朝的时候，上币指的是黄金，下币指的是铜钱。铜钱的重量是半两，铜钱上面，还有“半两”两个篆字！因此也叫“秦半两”。铜钱的形状，是圆形方孔，所以到了文人那里，也叫“孔方兄”。“孔方兄”的寿命很长，一直使用到清朝灭亡才结束了它的生命！
圆形方孔钱的形制，为后来历代王朝所沿用，只是重量、大小不一。货币的统一，便利了商品的交换和物资交流，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
到了汉朝汉武帝的时候，废止使用“秦半两”，一律使用“五铢钱”。成语“锱铢必较”的“锱”和“铢”就是这么来的。“锱”和“铢”都是重量单位，都比“两”要小。六“铢”等于一“锱”；四“锱”等于一“两”。也就是说，二十四“铢”等于一“两”。也就是说，秦朝的一个铜钱是十二“铢”，汉朝的一个铜钱是五“铢”，秦朝的一个铜钱相当于汉朝的两个半重。
“五铢钱”在中国前后使用了五百多年，直到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才被废止。
唐朝建立以后，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前，市场上流通的是隋的五铢钱和其他古钱，非常混乱。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即唐朝开国的第四年，废去隋朝以前的五铢钱，开始铸造“开元通宝”。开元通宝的外形继承了北魏五铢和隋五铢的风格，钱文却别出心裁，既不是重量，也不用年号。“开元”，顾名思义，是开辟一个新纪元的意思；“通宝”，自然是作流通的宝货。“通宝”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清末，历时一千三百余年，中间还衍生出泉宝、重宝、元宝等。南宋嘉定铁钱，竟有十四种“宝”。货币称“宝”，说明它流通的范围和发挥的作用都比过去扩大，钱币名、实都成为宝物而支配人类社会了。唐“开元通宝”上的四个隶字，书体端庄，相传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欧阳询写的。用隶书作钱文，虽然从三国时已开始出现，但开元钱影响极大，从这以后的钱文一般都不再采用篆书了。早期开元通宝钱直径为2·4厘米，重量为3·6克。开元通宝是唐朝近三百年间流通的主要钱币，唐亡后还继续流通了七百多年，直到明朝末年才被废止。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规定，就是禁止使用黄金、白银等重金属为货币。到了明朝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先是在商人中间逐步违背历代政府的禁令，擅自开始使用银子作为新的货币单位，也就是上币；而把历代政府规定使用的铜钱作为下币；上币和下币之间可以兑换；而且自行规定一千个铜钱兑换一两银子。
此后，到了1581年，明朝张居正改革的时候，不但承认了“银圆作为上币、铜钱作为下币”这样一个事实，而且还承认了一千个铜钱兑换一两银子这样一个事实。
这个时候，一千个铜钱拴成一串，叫“一串”，也叫“一吊”。
不过，一千个铜钱兑换一两银子可不是固定的，它是建立在国家有足够的银两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在全国市场上，银子多于铜钱，就会出现铜贵银贱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用不了一千个铜钱就能兑换一两银子的情况。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情况还真的出现过，那是在中国最为强盛的“康乾盛世”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只要用九百个铜钱就能兑换一两银子。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一吊”铜钱是九百个铜钱！
当然，如果在全国市场上，铜钱多于银子，就会出现银贵铜贱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要用一千多个铜钱才能兑换一两银子的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这一变化开始于清朝的道光皇帝统治时期（1821年～1850年）。
清朝中叶以后，英国不断走私鸦片。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黄爵滋曾奏疏：“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1823年～1831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1831年～1834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即1838年），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余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要用一千多个铜钱才能兑换一两银子的情况。这个时候，通常的情况下，是要用一千六百个铜钱才能兑换一两银子！这还不是最高的！
在清朝的咸丰皇帝统治时期（1851年～1861年），由于清朝已经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向外国赔款的数额大量增加，很快就出现了要用一千八百五十个铜钱才能兑换一两银子的情况！在这个时候，“一吊”铜钱是一千八百五十个铜钱！
进入19世纪末以后，情况基本稳定在一千六百个铜钱兑换一两银子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基本上是“一吊”铜钱是一千六百个铜钱！
我们还是继续讲刘统勋的故事。这个时候，这个收高粱秸的人心里面想，这个人长得细皮嫩肉的，一看他们家就有钱。我跟他要几吊太赔了，你得给我拿15吊钱来，少了15吊钱，你这个我不收。当然，刘统勋跟这个收高粱秸的人吵起来了。这个收高粱秸的人跟身边的人说：“你还敢吵，把他给我推出去，轰出去，臭揍一顿！”结果，自然是把刘统勋臭揍了一顿，把这个车没收，多大的胆子啊！刘统勋自己没想到啊，人家说收几吊，到自己这儿收15吊，比人家说的还多，自己还挨了一顿揍，心里不痛快。回到大堂之上，回到自己的办公地，赶紧的，把官服给我拿来，立即开会！把所有治理黄河的官员都集合起来，开现场会，看看我这身人皮，看看我这衣服，看看你们的作为、做派。结果所有人到齐，把某县官、治河官员押送过来，三言两语简单审问了不到十句，推出去，杀掉。这一推出去，当然杀很慢了，所有治河的官员全都跟那儿跪着，长跪不起，求情，最后半天过去，又把他推回来，重责几十大板，真用板子揍。你想想，刘统勋他也挨揍了啊！所以这之后，所有的人再见到农民送秸秆的时候，没一个人敢要钱了，来了就赶紧收，收完了还得跟人家说好话，你可千万别上人家那儿给我告状去。这个事老百姓欢迎啊！修堤的民工欢声雷动，施工进度大大加快，一个多月后就全部完工了。至今还有人将这事改编成剧本《刘统勋私访河口镇》，足以说明其影响之深广。
任何一个朝代的开始，吏治都是比较清明的。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无论是和尚出身的朱元璋，还是马背得天下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清朝初年，清政府大刀阔斧地铲除明末的社会疾病。但当王朝进入中后期，歌舞升平的外在繁荣，往往让执政者沉醉于自己的文治武功之中，不思进取。
乾隆年间，随着经济的繁荣和财力的充裕，即使在严律之下，奢靡腐败之风也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大搞“面子工程”，豪华与排场空前，靡费日甚。乾隆带了头儿，其示范效应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他们为了讲排场、比阔气，竭力摊捐派差、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由此上行下效，贪贿公行，吏治日废，奢侈淫靡、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歪风邪气愈演愈烈；而奉公守法、勤俭节约、清正廉明的官员反而日益孤立。大贪才走巨贪又来，官员前“腐”后继，视死如归。
由于皇帝带头奢靡腐化，官僚机构所潜伏的腐败细胞失去抑制，获得疯长的环境条件，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乾隆中后期，陆续发生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
在此背景下，刘统勋替乾隆皇帝所做的“太上有立德”的工作重点，就转为到全国各地查办案件了。
乾隆四年（1739年），刘统勋参劾都察院御史毛之玉到浙江巡视时收受总督及藩司的大量礼物。经查实，毛之玉即受处分。正是因为他的公正和耿直，乾隆六年（1741年），刘统勋升迁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构的权要人物。在都察院任职期间，刘统勋有“铁面御史”之称。凡贪赃枉法的官员，必严厉惩办，从不姑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夏，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两人在操办进贡金炉的过程中，低买高卖，掺杂使假，中饱私囊。刘统勋与山西巡抚定长前往云南查办巡抚郭一裕怂恿云贵总督恒文购制金炉案时，不畏权贵，排除干扰，使案情鞫实，并上疏乾隆皇帝，赐恒文狱中自尽，郭一裕发配军台效力赎罪。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冬，因山西吏治废弛，官吏间相互包庇利用，贪污成风。新任山西巡抚塔永宁向乾隆皇帝奏本，弹劾以蒋洲为首的省内贪官污吏。乾隆皇帝据报以后龙颜大怒，说道：“山西一省，藩臬朋比作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遂将刘统勋从重要的山东河运工程中派往山西进行查办，并谕曰：“查审此案非刘统勋不可。”刘统勋会同巡抚塔永宁，经过一个多月鞫讯和调查，得实：布政使蒋洲肆意侵吞公款多达两万余两；前任山西巡抚明德收受蒋洲以及各属吏的古玩金银等物；托穆齐图养廉颇优而不知足，在离职启程时，除让蒋洲替他承担所欠三千余两公款外，还收受了蒋洲所贿古玩等物；按察使杨龙文和太原知府七赉与蒋洲同流合污。知府朱廷扬趁火打劫，贪污了两万余两。绿营兵守备武琏克扣兵饷一千余两。案件查清后，乾隆皇帝诏令明德和托穆齐图解职，送往京城定罪；蒋洲定成死罪，奉准在太原正法；杨龙文就地正法；太原知府七赉判为绞监候(死缓)，待秋后处决；知州朱廷扬、守备武琏等，均依律治罪。
对于上述两个案件的处理，乾隆皇帝很是满意，刘统勋在事后也被加封太子太保衔。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时任协办大学士的刘统勋，又负责查处西安将军都赍克扣兵饷案、山西将军保德侵吞钱粮案；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刘统勋再度负责查处江西巡抚阿思哈收取贿赠案。
刘统勋为皇上这是在积德行善方面，所谓立德方面他做了这么几件事，这是《清史稿》上留下来的几件事，像这类的事情，刘统勋肯定做得是很多很多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三立”之中的“立功”。
在为皇上立功方面，刘统勋也做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不过要说这事之前，咱们得先介绍一个词，这个词叫土司。
有的人看了电视剧，演一个土司的，你就不明白，这个土司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职位？
这个土司是明朝开始设立的一个职位，在我们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设置的这么一个官职叫土司。
中央派官员管理地方，派什么人管理地方呢？如果派的这个人是有任期的，三年五载，之后调回来，这就叫流官，流动的官员。
如果派的这个人就是本地人，就是这个地儿的人，然后他的任期没有期限，可以到好几十年，他死了以后，他们家的人可以继承，这叫作土司官。
这种土司官，从明朝开始在西南、西北广大地区都有设置，这是为适应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而设的一种专门机构，叫土司。
所以我们看土司官跟流官不一样，他可以世袭，他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当然，他也得向中央交税；中央要打仗的时候，调他的兵，他也得跟着去。
但是他可以世世代代在这儿啊！所以土司这个官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割据。他这儿一割据，我就管这块地儿。割据之后，他就往往会引起什么？混战。我想把你那地儿占了，反正是天高皇帝远，皇上也不知道。
等到了清朝，雍正年间，他开始感觉到这不好，这土司制度不好，开始收。
开始收土司之前，派流官管理，但是仍然好多地儿都没有收回来。
等到了光绪帝的时候，中国还有好几百个土司呢，其中甘肃有142个土司，还有就是四川有26个，广西有46个，云南有50个，贵州有81个土司，青海和西藏各有35个土司，这是到光绪年间。我们说光绪年间四川西部都有26个土司，其他多数在藏族地区。
那么在乾隆年间呢？这些个地儿的土司那就更多了。
咱们说，四川的西边有两座山，大金川，小金川。
在大、小金川地区就有这么两个土司官。大金川有一个土司官，他叫莎罗奔，小金川也有一个土司官。
结果小金川这个土司官，前代的土司官刚一死，新任土司官还没继位，大金川的土司官就吞并了小金川——这是在乾隆年间。
小金川的土司官他不干啊，他让人反映到朝廷中。
乾隆皇帝知道以后，命令清军前去征讨，这便是第一次大小金川战役，结果乾隆皇帝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恢复大小金川地区的原貌——你就统治你的大金川，小金川就由别人统治，互不干涉。
话说，又过了11年，到了1758年的时候，大金川这个叫莎罗奔的人死了，他的侄子郎卡继位。他的侄儿郎卡继位以后，他从此以后更不听乾隆皇帝的了，鱼肉百姓，和周围其他的土司经常发生战争，结果引起了周围的所有的土司反对，联名上书皇帝，要求解决问题。
乾隆皇帝得到信报以后，马上就想到什么？这地儿，俺熟，十几年前打过，结果就想酝酿一次新的战争，但是在酝酿新战争的时候有人不干，就有人觉得不应该打，谁呢？
刘统勋觉得不应该打。刘统勋是怎么想的呢？刘统勋认为，那个地方气候恶劣，交通不便，清军主要都是北方的，到那儿肯定适应不了，所以他觉得最好是能政治解决就政治解决，吓唬吓唬得了。
结果，乾隆皇帝不听，这样双方就僵持到1772年。这一年，刘统勋已经74岁了，他仍然坚持反对用兵。乾隆皇帝不听他的话，所以还是派了人，派了5万大军征讨大金川，结果没俩月，不幸的消息传来：全军覆没。
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可脑袋疼，自己也当了40年的皇上了，那地儿咱也打过，这个刘统勋告诉我那么多年不能打、不能打，我就偏不听，结果没办法，找刘统勋过来吧。刘先生我问你，这个地儿，我是放了还是继续打，你说我怎么办，我现在实在是没有计策了。史书上写的就是这句话，说他叫“烦懑无计”，不知道是该用兵乎还是该撤兵乎。
当时乾隆皇帝想的是，这刘统勋肯定一张嘴就是撤，但是他没想到，刘统勋说了这么一句话：“日前可撤兵，此时绝不可撤兵。”
刘统勋跟皇上说：“此前您早不应该去，现在去了，就不能后悔。全军覆没了那也不能撤兵，继续加兵。”
“那加谁啊？”皇上问了，“你说让谁去啊？”
刘统勋说了：“我给您推荐一人，百战百胜，阿桂，下面都知道，让阿桂去，不出两个月肯定解决问题。”
刘统勋为什么要推荐阿桂去呢？因为，阿桂对于大、小金川地区熟啊！简直是太熟悉了！
阿桂是大学士阿克敦的独生儿子。他出生于1717年，1738年参加科举考试，中了举人，开始走上仕途。
阿桂在刚刚走上仕途的时候，任大理寺丞，后来升至吏部员外郎，充军机处章京。
在仕途上，阿桂与其父亲阿克敦一样，也是能文能武、智勇双全。
在阿桂长期的军事征战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应该就是三次出征大、小金川了。
1748年（乾隆十三年）冬，乾隆皇帝命令八旗大军出征大、小金川地区(今四川西北部地区)，内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出督军饷，阿桂从参军事。
根据《清史稿·阿桂传》和《清史列传·阿桂传》的记载，前线的清军大将、川陕总督张广泗围困金川叛乱头目莎罗奔，但是莎罗奔依靠地理位置和以逸待劳的双重优势而拒绝投降，张广泗久攻不克。在此情况下，乾隆皇帝又命令大学士呐亲前往大、小金川地区经略军务，同时起用岳钟琪为四川提督进行配合。这个时候，呐亲与张广泗两个人因为下一步的做法问题产生了分歧。乾隆皇帝先后召呐亲、张广泗回京，以失误军机罪将二人处决。与此同时，岳钟琪就bbr>藏书网此事告发阿桂“勾结张广泗，蒙蔽呐亲”。结果，阿桂被逮捕追查。
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第二年六月，阿桂获释，乾隆皇帝下谕说:“阿桂随往军营办事，年少无知，自干罪决，固应按律重惩，但伊系司员，原不过以供驱使，其获罪之处，与贻误军机者有间，情有可原。伊父阿克敦因子犯罪，深知惭悔，办理事务，甚为黾勉，且年高仅有此子，拘系囹圄。别无朝夕左右之人，朕为垂悯，著加恩将阿桂从宽释放。交与阿克敦严加约束，毋许稍有滋事。”
我们注意，在这里，乾隆皇帝明确说明，之所以释放阿桂，完全是因为其父的关系——身为朝廷重臣的阿克敦只有阿桂这么一个儿子！这对于青年阿桂来说，应该是个多么大的打击呀！
第一次领兵出征大小金川地区就落得个如此的结果，应该说也让青年阿桂增长了不少的见识。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乾隆皇帝命令阿桂由伊犁将军调署四川总督，代替临时回京的总督阿尔泰。阿桂在大小金川地区巡视之后，仅仅了解到了土司朗卡与绰斯甲布等地的人打内战。之后，很快又回到京师复命。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这一次，阿桂在刘统勋的推荐下，受命署四川提督，随副将军、理藩院尚书温福进讨。
八旗军队原拟先攻主犯小金川，暂置大金川于不顾。阿桂旗开得胜，连克巴朗拉、达木巴宗及资哩山、阿喀木雅等寨；与此同时，松潘总兵宋元俊也收复革布什咱！八旗军队与叛乱军队双方形成对峙之势。
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这年二月，乾隆催促温福三路进攻，誓在必诛叛酋。阿桂被授参赞大臣，自西路阿喀木雅前攻。僧格桑及索诺木均派人至清营请罪，温福奏请饶索诺木不死，乾隆皇帝下令“一并擒获”。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五月，总督桂林在墨垄沟失利，阿桂即被派往南路统兵，与温福、丰升额所率西路、北路兵各当一面。阿桂率领南路精兵，跋山涉水，攻取碉寨，连战皆捷，至十二月初已经攻占了信格宗和美诺两地；与此同时，温福也率领部队占领了听郭宗，僧格桑逃入大金川，其父泽旺被擒获，小金川全部荡平。乾隆皇帝高兴地说:“贼巢已破，我武维扬，阿桂调度有方，懋著劳绩。”
小金川既已荡平，八旗军队遵照乾隆皇帝旨意，准备立即进攻大金川。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正月，阿桂由当噶尔拉、温福由功噶尔拉、丰升额由绰斯甲布，分路攻向大金川心腹之地噶拉依和勒乌围。六月，风云突变，由于温福的疏防，所率主力一军在木果木遭到突袭，清军惨败，温福中枪阵亡。
这个时候，大金川地区的叛乱分子听说副将军、理藩院尚书温福阵亡的消息之后，抵抗更加顽强！与此同时，小金川诸部也明显感觉到当时的形势似乎对大金川更加有利，于是再次叛乱！
就在这个时候，阿桂被任为定边将军，这是他第一次为大军主帅。阿桂受命危难之秋，他十分冷静地调出南路之师，集合原有及新添之部队，迅速重新占领了得而复失的小金川地区。
这个时候的乾隆皇帝对于阿桂率部所取得的战果非常满意，不但夸奖阿桂“阿桂此次办理，事事妥协，甚属可嘉……统办进剿之事，实堪依任”，而且还迅速提升阿桂为定西将军，把顺治年间所铸造的定西将军印授予阿桂，希望阿桂“迅奏肤功”。
阿桂果然不负众望，从九月末至十月初的七天时间里，阿桂迅速平定了小金川所有地区。
为了准备一鼓作气、再度攻取大金川地区，阿桂作了详细的军事部署：一是备足粮草；二是利用“以番治番”政策，对归顺清朝的民众给予赏赐；三是在军事上探明道路，利用没有参加叛乱的土司牵制大金川地区叛乱的土司。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正月，阿桂兵分三队各五千人，从布朗郭宗进发，第一队海兰察领之，第二队色布腾巴勒珠尔领之，第三队阿桂亲自领之。先克其左右山，继克罗博瓦山，转而避实就虚，攻占日则口，继攻逊克尔宗，小金川的土司僧格桑被杀，大金川土司献其尸求和。此后，阿桂率兵继续迅速向叛军的腹地挺进。到1775年二月，大小金川全部扫平。
捷报传到京师，乾隆皇帝不等阿桂班师，特地解下自己使用的黄马褂，下令将其赏赐给阿桂，还说“此次平定金川实皆阿桂一人功绩，深堪盛尚”；阿桂回京途中，乾隆皇帝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到良乡迎接；阿桂的胜利之师到达京师之后，乾隆皇帝又亲赐予美酒及四开禊袍，还下令在紫光阁画像纪念；并且将阿桂列为平定金川50名功臣之第一。
阿桂到了那儿，三下五除二，郎卡死了，大小金川恢复原来面貌。这个大金川地区就没有土司了，小金川的土司还继续存在。大金川地区改设流官，彻底解决了这个地区的割据问题。这件事，也就成就了什么呢？成就了乾隆皇帝的十大武功中的一个。如果没有刘统勋啊，乾隆皇帝还且凑不够那十大武功呢。这是我们讲的他在为乾隆皇帝立功方面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当然，刘统勋一个文官，他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翰林院几百个人都归一个人管，他是最高头儿，他对于大清朝、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做出的最大贡献，乾隆皇帝倒不觉得是立德和立功，他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立言。
在立言方面，乾隆皇帝其实是一个很有雄心壮志的人。他刚刚继位的时候，就开博学鸿词科，开科取士。这个博学鸿词科，不是咱们正常的科举考试，正常的科举考试三年考一回，录取的叫进士。进士分成两种，进士及第，还有同进士出身，进士及第的十多个人、二十多个人在皇帝面前一站，皇帝再考一次，考出来的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这是考试了，那么这是正常的科举考试，乾隆皇帝刚一继位，又下令连续两年开博学鸿词科。
博学鸿词科，这是什么意思呢？
博学鸿词科是在科举制度之外，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它不限制秀才举人资格，凡是督抚推荐的，都可以到北京考试。考试后便可以任官。
在乾隆皇帝之前，在清初康熙十七年（1678年），为了笼络明末隐居的知识分子，举行博学鸿词科。令在京官员、在外督抚及学政，推荐品行兼优文辞卓越的人，不论有无官职，是否秀才，一律到京考试。结果全国推荐143人，考取了15人。
因此，我们说，博学鸿词科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特招，今年加一回考试。谁懂得诗词的你就报名，去考试。
雍正末年，下诏举行博学鸿词科。令各省督抚推荐，但未及举行考试雍正就死了。乾隆元年（1736年）才正式在京考试。结果乾隆皇帝用了一个人，用谁呢？用了这个张廷玉。张廷玉这个人我们前面讲过，当时让他来组织考试，各省推荐了176人，录取15人。
当时乾隆皇帝很生气：“你张廷玉这个人太严格了，你怎么给我录取这么几个人，重新考，把去年没考上的，落榜的都招回来，再接着考一遍！”结果再考一遍，只录取了4个人。乾隆皇帝得罪不起他，人家张廷玉是雍正皇帝死之前写在遗诏里面的，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他死了以后，他那个骨灰要搁在太庙里供着的，那是指令。乾隆皇帝当时还得罪不起张廷玉，但是乾隆皇帝的目的达到了，那就是让天下的人都听自己的，让天下的学子们服从于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视学问。
后来呢，乾隆皇帝又组织人修“三通”。前朝分别有人，在不同的朝代写过三本书，都是关于经济史、法律史、典章制度史的三本书：一本书叫《通志》，一本书叫《通典》，另外一本书叫《文献通考》。但是那都是当时的人写的，有唐朝人写的、宋朝人写的、元朝人写的，然后从此以后没人再写了。所以，乾隆皇帝时期，又组织了三通馆，修“三通”。
咱们说过，修《皇朝通志》、《皇朝通典》、《皇朝文献通考》的这个皇朝就是大清朝，很快，三本书就修完了。
“三通”修完了以后，乾隆皇帝觉得还要写一本厚厚的书，要比《古今图书集成》还要厚——《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年间修写的，10000卷。这本书还要比明朝修的，比明朝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修的那本《永乐大典》厚——《永乐大典》22877卷。这个《永乐大典》正文这么多卷，还有凡例，有目录60多卷，加在一块儿有的人算成22900多卷。一定要修一本超级厚的书，把天下所有的书都集中到我这儿来，给起一名儿，叫“四库全书”。乾隆皇帝脑袋就想着，修《四库全书》，我得分成几种人，对吧？有的人是总裁，有的人是副总裁，有的人是总纂。总裁、副总裁管什么？哪本书可以写进去，哪本书不能写进去，我得分出来，对不对？总纂是什么？撰稿，你得写书，你得有人抄，怎么写，写成什么体例，大家怎么分工怎么合作？所以得有总裁，得有总纂。
1770年，他就开始酝酿这件事，但是这件事最终酝酿成、真正开始动笔是在1772年。他在1770年就开始酝酿这件事，就想好了一套班子，他觉得这件事总裁必须得大学士、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刘统勋才可以。
刘统勋有先天的有利条件啊！翰林院的掌院学士，翰林院的这些人都归他管，你写书的人无非都是翰林院的翰林，由他当总裁，由另外好几十个尚书、侍郎当副总裁，他就想好这么一套班子。但是别人都想好了，写书的具体的人也想好了，那就是翰林院庶吉士、侍读、侍讲、编修、检讨，这些人你们就写去呗，但是谁当这个总纂官呢？谁主持这个具体的写作呢？
乾隆皇帝扒拉扒拉这个，扒拉扒拉那个，谁都不行，他身边没有一个合适的，他就犯了头疼。最后的办法想出来的时候就到了1770年这一年，有一天他就找到了刘统勋，把他的为难之处提出来。他是这么说的：“古来兵家常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编纂《四库全书》一事，乃千秋伟业，比疆场征战更难，朕沉思已久，难道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堪当此任？”
刘统勋一听，皇上缺一个总纂官，我那门生纪晓岚行啊！可这纪晓岚被皇上发到新疆去了，这可怎么办呢？
纪晓岚是何许人也？他怎么就成为了刘统勋的门生了呢？我们后面就来讲讲这个。
学问多大也不能没有朋友
前面我们说到了乾隆皇帝想编纂《四库全书》，他任命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大学士刘统勋担任总裁。但是乾隆皇帝知道，他手下缺乏一个总纂官。
在这个时候，刘统勋一想，干脆，向皇上推荐我的门生纪晓岚吧！纪晓岚是何许人也？他怎么就成为了刘统勋的门生了呢？他为什么会被乾隆皇上发到新疆去了呢？
纪晓岚是何许人也，估计大家都知道。
纪晓岚，1724年出生于直隶河间府献县崔庄。直隶，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河北省；河间府，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保定地区，当时河间府的办公地点在今天的河北省献县；崔庄这个地方现在叫作崔尔庄，已经划归沧州管辖。
纪晓岚的爷爷纪润生在大清朝是个小官，官至刑部江苏司郎中。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是1713年的举人，在大清朝也是个小官，曾经担任云南姚安知府；此外，他还是个文学名士，写过一些著作。
1734年，纪晓岚的父亲卸去了姚安知府的职务，来到北京户部任职。纪晓岚随父入京，过起了在天子脚下的生活。
在1740年，在纪晓岚16岁这一年，他参加了当年的童子考试，回到了他的老家——献县的崔庄，那个时候叫崔庄，现在叫崔尔庄。他到老家所办的第一件事，不是参加科举考试，而是奉命完婚。因为他的父母给他订了一门婚事，东光县有个马永图，东光县马永图的女儿比他大一岁，在这一年嫁给了他。新婚的纪晓岚已经无力再去专心致志地进行学习，转眼之间，他的儿子也就出生了。纪晓岚本人结了婚，有了老婆，有了孩子.乾隆皇帝干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福康安的哥哥啊？福康安他们家每一个人长得都挺好看的。此外还有吗？当然咱不说、不否认他有才，在有才的同时，大家才学都差不多的时候，这些人能够升迁原因就在这儿。所以他们乾隆皇帝身边的人啊，都应该是比较好看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刘墉他也应该不是个罗锅。
“罗锅”这俩字，还真的有个来头，还是皇上给说的。但是是哪个皇上说的呢？《宰相刘罗锅》里面，还有说书里面，都说这个“罗锅”是乾隆皇帝赐封的。说乾隆有一天拿刘墉开涮，赐封刘墉叫“罗锅”，而且还给刘墉题了一首诗：“人生残疾是前缘，口在胸膛耳垂肩。仰面难得见日月，侧身才可见青天。卧似心字缺三点，立如弯弓少一弦。死后装殓省棺椁，笼屉之内即长眠。”这是乾隆皇帝寒碜这刘墉的，还要让刘墉还他一首诗。我皇帝都给你写一首诗了，你也得给我写一首诗。
哎，说书的人说刘墉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么想的——管他寒碜不寒碜，先说“罗锅”俩字，一年两万块钱啊！
咱们前面讲，刘墉的父亲刘统勋谥号“文正”，那两个字也是世代要享受钱的，这可不是假话。
吏部有一个抚恤金，凭的就是这个字来抚恤，刘墉他一想，皇上赐封我为“罗锅”，“罗锅”二字也两万，一年两万啊，一个字一万，好吧，罗锅就罗锅吧，我也不能跟皇上顶着啊！皇上让咱写诗，咱也写一首，立即提笔就写了一首诗来回复皇上。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驼生脊背可存粮，人长驼背智谋广。文韬伴君定国策，武略戍边保家邦。臣虽不才知恩遇，承蒙万岁赐封赏。别看罗锅字不多，每年白得两万两。”这首诗是不是他写的咱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另外一说呢，说他是这么写的：“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他说的是四种残疾人。
第一种残疾人是驼背。
第二种残疾人是肚子比较大，大腹便便。
第三种人是独眼。
第四种人是单腿。
他说这四种人都是好人，然后下面还有四句话呢，叫“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以貌取材者，岂是贤德人”。
至于哪个是刘墉写的，我觉得哪个都不像，我觉得都是传说。但是刘墉这罗锅还真是皇上说的，但这个皇上不是乾隆，是乾隆的儿子，嘉庆。说的不是“罗锅”俩字，说的是“驼子”。史书上就这么写的，嘉庆说刘墉叫“刘驼子”。可是嘉庆皇帝继位的时候，刘墉多大岁数了？八十多岁了。刘墉他们家祖孙几代就刘墉的父亲短寿，75岁，其次就是刘墉，八十多岁就死了，他们家其他人都九十多岁才死的。你想，刘墉80多岁了，我们感觉他也该驼背了，所以应该从客观上说，刘墉到了老年，驼背是真的。
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呢？我们还要从刘墉考中进士、开始为官说起。
摆正位置再叫板
刘墉这个人在他们家族的历史上，考中进士、开始为官应该说是比较晚的。他比他的爷爷和爸爸考中进士、开始为官的时间都要晚一些，刘墉的祖父刘棨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出生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进士为官的时候是28岁；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生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雍正二年（1724年）中进士为官时候是26岁；刘墉出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为官的时候是32岁。他比他的侄子考中进士、开始为官的时间也要晚一些，他的侄子是27岁考中进士、开始为官的。
刘墉这个人的历史比较怪，我们能考证出来的第一件事是，他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出生的。第二件事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参加科举考试，那年他32岁。咱们前面讲了，从1652年到1814年，在这162年间，他们家出了11个进士，35个举人，在这11个进士当中，多一半考中进士的年龄都比他年轻。论谁考中得早，他比他的祖辈比不过，比他的孙辈也比不过。
乾隆十六年（1751年），诸位记着这年，和珅刚一岁，刘墉这个人已经考了进士，而且一下子就考上了，直接就到乾隆皇帝面前了，直接点状元、榜眼、探花去了。当时有很多人给乾隆皇帝提建议，建议什么呢？建议点刘墉为状元。
当时，有两个人表示反对，第一个人就是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第二个人就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觉得，这样做不行，别说他是状元了，探花都不行，刘墉这张试卷得定在十名开外。
既然有人说他的卷子是很好的，应该说他的文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即使点不上状元，点探花应该没问题，但是为什么刘墉的父亲和乾隆皇帝两个人都反对呢？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虑。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他想，我这个人今天弹劾这个，明天收拾那个，在朝中所有的汉大臣里面，我是最高的，在我之前汉大臣没有一个当军机大臣的，我是唯一的一个，何止唯一的一个，所有的军机处的官员都归我一个汉族人管。这样，我得招多大的记恨，把我儿子点成状元，得惹多少事？点成状元，将来留在北京当官，人家不看着我，人家就天天盯着我的儿子，他哪件事办得不好，哪件事办得藏书网有问题，天天借着我儿子弹劾我。得了，不行，你啊，也别做状元，也别做榜眼，也别做探花，你就做一个普通进士，普通进士没有留京资格啊，这样你就到外地当官去了。第一，到外地，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第二，谁不知道我啊，我儿子跟你那儿当官，你敢惹吗？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乾隆皇帝也不同意，他是为什么呢？他的出发点也是与刘统勋是差不多的。他想，我这么重用一个汉人，我再重用他儿子，知道的人觉得，他儿子很有本事，文采很好、字很好、文章很好，不知道的就认为这是走后门啊！我再给他留京，他再照顾他儿子，将来更不利于他忠心耿耿地为我工作了。不行，这个人第一不能点上状元、榜眼、探花；第二，有他爹在这儿一天，他就不能在北京工作。
结果呢，刘墉自然是被发到了外地。当然了，也不是直接就发出去，他还在北京锻炼了几年。所以，刘墉这个人在乾隆十六年考中进士之后就直接进了翰林院了。不进翰林院将来怎么被封为“文”字啊，谥号怎么有“文”字啊？刘墉的谥号是“文清”，“文清”就是在翰林院待过的。他先进翰林院，从最小的庶吉士开始，从当翰林院的小秘书开始，逐渐地往上熬。结果呢，他的父亲有一件事没办好，后来借故就把刘墉给发出去了，发出去后从此就一直在外地为官了。
我们直接说说他从外地回到北京以后。回到北京来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以后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以后，刘墉先在北京干了两年，结果乾隆皇帝又让他出去了一次，真正长时间地住在北京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后。
回到北京，刘墉就能遇见和珅了，和珅在北京啊！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刘墉和和珅待在一块儿，就是你寒碜我、我寒碜你。
从历史上来讲，刘墉回到北京以后，他还真的与和珅开过玩笑、逗过闷子，还真给和珅出过丑。出出难题，寒碜寒碜和珅，这种事刘墉敢做。有很多史书上都记载着刘墉寒碜和珅的一件事。
说有一年的大年初一，这一年甭说了，也得在什么时间呢？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后了，就是和珅的儿子与乾隆皇帝的女儿定亲了以后。说有一年，刘墉心想，到大年初一了，和珅准定得去拜见皇上，得给皇上磕头去，给皇上拜年去。他给皇上拜年去，准定得从我们家门口儿过——您想啊，和珅那阵儿他就住到现在咱们所说的恭王府了。所以刘墉就想，他从我们家门口儿过，我得难为难为他。
大年三十刚下的雪，雪半化不化，路上很泥泞。刘墉一想，找人在门前泼几盆脏水，这一泼几盆水，这个道就越来越泥泞了。待会儿等和中堂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大声喊“和中堂给您拜年来了”，我跟里头待着，等着这一声。然后中堂就来了，坐着轿就来了。家里人赶紧就喊：“和中堂好，和中堂给咱们拜年来了，主人还不赶紧出来！”出来一瞅，好家伙，刘墉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裳。出来以后，刘墉见到和珅的面，立马就给跪那儿了，跪下就磕头，您和珅承受得起吗？刘墉可比和珅大31岁啊！和珅一想，咱们同朝为官，就说我比你官大点儿也不至于这样，您跪那儿我也跪那儿吧，就地还礼。人家刘墉穿了一身藏书网破衣服，人家是有意的，您和珅那身衣服是见皇上去的。所以，此时的和珅衣服被弄得很脏了，和珅怎么办呢？只能先回家去换衣服，洗洗涮涮换衣服，这回再给皇上拜年就不是早年了，就比别的官员都晚了。皇上就得问了，每年你都抢着第一个来，今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和珅说了：“您还说呢，还不是那刘墉，您也不收拾收拾他。”当时乾隆皇帝回答：“刘墉那个人开玩笑惯了，他跟谁不开玩笑，我处置他处置不过来，他爱跟谁闹跟谁闹，你看着办吧。”
刚才咱们说的这件事，不见得是真的，但是刘墉与和珅之间如果发生这种事，一点儿都不奇怪，应该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历史上就记载，刘墉这个人，极好跟人家开玩笑，是极诙谐的一个人。
不过，两个人真刀真枪地对 7740." >着干，这种事应该没有发生。为什么没有发生？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刘墉他们家给他留下来的是一个家业，刘墉有守成思想，这就造成什么呢？造成刘墉这个人在为官上，年轻的时候很正直，岁数越大就越变得油滑了。他这个人做官不如他的爷爷刘棨，也不如他的父亲刘统勋，在正直这方面他不如前辈。有证据吗？有啊，最简单的一个证据就是刘墉八十几岁以后死了，皇上和大臣给他议论的谥号，死了以后得册封他俩字，这两个字不是“罗锅”，是“文清”。“清”是什么？大清朝的“清”是什么？清官，清廉。那意味着我没贪污，我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但并不意味着人家出现了贪污这种事我会弹劾别人。刘墉死后这个谥号就是他本人不如他的父祖做官正直的一个证据。
此外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从官位上讲，刘墉的官位自始至终都从来没有超过和珅，他一直比和珅的官职低，真刀真枪地干不过和珅。
我们找几个特定的时间来比较一下。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这一年美国建国，我们看看我们关心的刘墉在这一年当的什么官——内阁学士。注意，不是那个大学士，是内阁学士。内阁就是一个办公机关，内阁学士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刘墉还兼南书房上行走。南书房上行走是什么官儿啊？这个官儿是一个二品的官。内阁学士咱们介绍了，咱们还得介绍一下南书房。南书房是一个房间的名字，它不归内阁管，也不归六部管，归皇上直接自己管。南书房在哪儿呢？在紫禁城里面，离乾清宫的西南角不远。南书房谁盖的呢？康熙皇帝命令人盖的。康熙皇帝让人家盖这个南书房干吗使呢？康熙皇帝比较喜欢写字，吟个诗啊，画个画啊，写个字啊，康熙皇帝特别喜欢干这种事。所以他就觉得盖一个房子吧，在这儿我写点儿字，然后还能够让大臣来一起写，自己一个人写字多没劲啊！所以他就在紫禁城里盖了这么几间房子，平常他喜欢的大臣们就跟这儿陪他练字。但是你练字的过程当中，不能老练字，逐渐就演变成什么样儿呢？变成很多政令，康熙皇帝不经过六部、不经过内阁、不经过八旗，谁都不经过，直接就在这儿，说着说着就拟旨，就拿出去执行了。所以南书房从康熙年间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一跃就成为置于内阁和六部之上的最高的行政机构了，所以在这儿当官的，他的权力就很大。咱们再说行走，行走是什么意思？行走就是说可以自由在南书房出入，一天24小时随时可以去。可以随时去紫禁城里的人应该是皇上很欣赏的人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刘墉这个官不小，皇帝很信任刘墉。
虽然乾隆皇帝信任刘墉，但他更信任和珅。咱们看看这一年和珅当的是什么官呢，和珅这一年有三个官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官职叫军机大臣，另一个官职叫内务府的总管大臣，还有一个呢是一个户部的右侍郎，相当于财政部的副部长。这三个官职有两个是二品的，有一个是一品的。
说起这个官职的品位，中国的官职从汉以后，一直比较流行的是“九品十八阶”。官员分成九品：一品、二品、三品，一直到九品，每一品又分成正和从。“从”就是“副”的意思。这样以来，九品一劈两半，分成了十八个等级，叫“十八阶”。
刚才咱们讲的南书房行走就是一个从二品的官。而这一年，和珅当的官职——军机大臣和内务府总管大臣，官就要大多了。内务府总管大臣是从一品的官，两个人差着整整一个品，两个级呢。这个官管着所有皇帝的亲戚，皇帝家族的这些人都归他管。军机大臣这个品位很低，但是品位藏书网很低，职权很高。这个军机大臣是军机处的一个官职，军机处是哪年建立的呢？不知道，说不准。一个说是在1730年前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雍正八年前后设立的，这个官职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对西北的叛乱分子用兵，镇压西北叛乱。这是雍正设立的，但是到乾隆年间，这西北的叛乱平定了，没事了，那这个机构就应该被撤销了。这本来是一个临时官职，但是呢，乾隆皇帝不想把它撤了。这个军机处在哪儿办公呢？也在紫禁城里，在隆宗门那儿有一个小房子，特小，特简陋的房子，是个西房，朝向都特别不好。那个军机处只设两个官职，一个叫军机大臣，一个叫军机章京，每个官职有那么三两个人。这个军机处的权力很大，自从有了军机处，南书房的地位就下降了，雍正和乾隆一般有事都去军机处。军机处办事有三个特点：一个是人少，第二个就是办事效率很高，第三是颇得皇帝的重视，跟皇帝的关系是别的机构都远远不能比的。皇帝在军机处和军机大臣办公的时候，谁来站岗啊？诸位肯定想的是太监吧？错了，太监不得在军机处，得离这儿100米开外待着。谁来在这儿站岗呢？那就是刘墉担任的那个官职，左、右都御史中的左都御史。您知道了吧？当人家和珅、比您年轻31岁的和珅在与皇帝密谋一些事情的时候，您刘墉就只能在门儿外站岗放哨。您说，皇帝他器重谁啊？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珅在这一年担任了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兼都统，这三个都是从一品的官。同年，皇帝又把他的小女儿固伦和孝公主许配给了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两个人成了通家之好；而这一年，刘墉也担任了好多官，但都是二品官，直到这一年的年末才担任了我们刚才说的从一品的都察院左都御史。
再过几年，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后，和珅担任了很多官职，都是一品官，这些官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就说他的爵位。和珅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被册封为一等男爵，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被册封为忠襄伯爵，然后乾隆六十年（1795年）又被册封为公爵。中国古代对于大臣最高的封号有五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其中的公爵和侯爵都是超一品的官员，和珅四十多岁的时候，就享受了这个爵位了。刘墉呢？刘墉在此以后担任了很多很多年的从一品的官职，直到嘉庆二年（1797年），他才担任体仁阁大学士，终于转成正一品了，但是终刘墉之世他都没有能够得到爵位，终刘墉之世，他都没有能够进入军机处。所以我们说，刘墉与和珅叫板，与和珅斗智斗勇，似乎还不够那个格。问题出现了，难道刘墉这个世代忠良，这个我们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就真的没有与和珅斗过智、斗过勇？
世代忠良的忐忑心理
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刘墉他的官职和品级，始终不能超过和珅。其实说起来，刘墉比和珅大了31岁，出道也比和珅早了很多年，他出道的时候，和珅才一岁。这样刘墉怎么会始终不能超过和珅呢？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刘墉和和珅两个人属于不同的民族。刘墉属于汉族，和珅属于满族。
我们在这里不是宣扬民族优越论，但是我们必须把历史放到那个时代去思考。大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它首先欣赏的就是自己民族的人士，如果说我们两个人的水平学识不相上下的话，那作为乾隆皇帝，他肯定希望任用的是和珅这个满洲人，而不是任用刘墉。
第二个方面，就是刘墉这个人与和珅这个人的身材相貌是不太一样的。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时候，刘墉多大岁数，他63岁，而和珅呢？和珅在这一年才32岁。两个人的相貌应该说截然不同，一个很年轻、很英俊——和珅好歹他也是一个“满洲第一俊男”，他的英俊潇洒是没有办法比的；而刘墉本人，虽然说不能说到是罗锅，但一个60岁的人和30岁的人要比相貌，是完全不能够相比。
刘墉不敢与和珅叫板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家庭背景不一样。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到刘墉的父亲死的时候，刘墉他们家已经保了大清朝一百二十多年了。从1652年刘墉的曾祖父考中进士开始， 120年以来，他们一直是大清朝的忠实顺民。刘墉这个家庭留给刘墉的任务是守成即可，不求突破。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你也永远不可能突破。不是我说话绝对，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刘墉的父亲，他死后皇帝给他的谥号是什么？是“文正”。满大清朝才有八个叫“文正”的。刘墉的父亲得到这个谥号是在第二，从先后顺序上来讲是第二个。你们家能够辈辈出叫“文正”的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刘墉自己也知道，这个家族给他留下的任务就是守成，就是保住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世代有人做官，保住这个家庭能够在今后的朝代中不会衰落下去就很好，就很了不起了。就像刘墉本人所写的几副对子一样，我们来听一听刘墉心中，他自己在想什么。这都是他自己家贴的对子，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对子。
第一个对子是什么呢？他9９lｉｂ.们家里贴的最长的一个对子叫“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老夫消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有儿辈承担”。你看，在刘墉心中，他想的是什么？粗茶、淡饭、布衣裳，就是吃、喝、穿，我就想这个。那些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你们小辈的事。
刘墉还有一个对子也能反映出来他的这种心理。这个对子说的是“山水有情娱永日，古今无尽寄长年”。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哎呀，祖国的江山多美好，我天天玩儿、天天欣赏，我都欣赏不过来，这老天爷让我活一万岁就好了！这个是他想的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想就是如何长寿，如何能够饱览祖国的风光。
还有第三个对子，他说的是“闲中觅伴书为上，身外无求睡最安”。意思是平常我不出去，在家里看看书、睡睡觉，这是我的任务。
还有一个对子说的是，“有猷，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这个“猷”的意思是计谋。你看他的“有猷”，有计谋；“有为”，有作为；“有守”，有守成。我不求突破，用我的计谋、用我的工作来守住我的家业，并且要让我的家业怎么办呢？要“多福，多寿，多男”。他要养一大堆男孩子。还真巧了，日后的刘墉居然没有儿子！
这就是刘墉，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刘墉。我们可以看到，刘墉心中想的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家庭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这就很好了。
和珅能够这么想吗？和珅自幼父母双亡，他们家留给他的是什么，是“不成功便成仁”。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两个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刘墉一家四代，祖辈为官，四世为官，一百多年，到9９liｂ?刘墉这里，已经一百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家什么没经过？而和珅呢，和珅就必须把什么事情都要做好。和珅一家留下和珅的就是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期盼得到皇帝的欣赏。所以我什么事都要做得比别人要好，比别人要完美。而刘墉绝不会想这些，刘墉想的是，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你皇帝承认不承认，有我们家，你早晚会承认我的工作的。俗话说得好，“朝里有人好做官”嘛。这样，和珅他能够做得出来的事，刘墉就做不出来，他必须得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
我们就可以发现，刘墉的家庭似乎与我们介绍过的一个家庭很相似，什么样的家庭？阿桂，大学士阿桂一家，也是世代为官。他在为官的过程当中，从他的父亲阿克敦那里，看到自己的父亲经常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就被人家弹劾，而且皇上连调查都不调查，一弹劾就成功。昨天还是一品封疆大吏，转眼之间就身入牢狱了。这种事情在大学士阿桂家里是随处可见。阿桂，一个满洲贵族，尚且如此；刘墉，一个汉族人，他在这个朝代，他在这个家庭里，他想得一定比阿桂想得还要深。
阿桂处世原则是什么？是一定要提防那些像和珅、和琳的年轻人，提防那些年轻有为的人。他们有朝气、有前途，相处的时候一定要提防这些人，不能跟他们较真儿。
阿桂的家庭犯过案子，刘墉的家庭同样犯了案子。人家处理阿桂的时候是什么样？处理你们刘墉家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有观众就会想到，难道刘墉家也像阿桂他们家似的曾经受过磨难吗？是啊！那个时代的家庭，哪一个朝臣家族是一帆风顺的？你刘墉家已经三代一帆风顺了，还能够吗？这是不可能的。你能永远不得罪皇帝？皇帝总会找个碴儿收拾你，让你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否则你就快肆无忌惮了，尽管你的正直我们承认。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预见，刘墉家的磨难就是不可避免的。
刘墉家经历的很多磨难都是发生在他父亲刘统勋身上。我们前面讲过，刘统勋在朝廷上的位置，在汉人里应该是数第一的。但是磨难恰恰就发生在刘统勋身上。那一年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刘墉考上进士刚刚三年，在翰林院里，是从庶吉士到编修，好不容易熬到了侍讲，突然之间祸从天降。说起这个祸，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事，甚至可以说，是跟他们家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一件事。那么这个祸是怎么来的呢？话还得从新疆回部的阿睦尔撒纳来谈起。
回部，我们要注意这个回部，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回族，回部跟回族不是一回事。这个回部指的是维吾尔族，清朝管维吾尔族就叫回部。清朝的时候，在乾隆年间，回部有一个首领叫阿睦尔撒纳，他发动了叛乱，大兵一下占领了乌鲁木齐。在那个时候乌鲁木齐还不叫乌鲁木齐，叫归化城。阿睦尔撒纳一下占领这个地方以后，当时的清军就被迫后撤。到哪儿呢？有两个地儿，一个地儿叫巴里坤，一个地儿叫哈密。巴里坤离哈密很近，两个城离乌鲁木齐都是非常近的。清朝的大军转眼之间，就从西面的乌鲁木齐退到东面的巴里坤和哈密了。
我们知道，刘统勋曾当过首席军机大臣，乾隆十九年（1754年），刘统勋正好赶上 53bb." >去新疆巡视巴里坤和哈密的清军驻地，其实就是慰问而已。他面临突然而来的大军后撤，感觉形势非常危险，所以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放弃巴里坤，所有的军队退到哈密，重新准备，不与敌人正面冲突。意思就是，我们先准备一下，以逸待劳，等到他攻到哈密的时候我再全力进攻，再反攻。结果乾隆皇帝拿到这封信，拍案而起，勃然大怒，命令立即将刘统勋给我押回北京，全家抄家！这个刘统勋全家所有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好几十口子人啊，立即投入监狱，两年啊，两年，也不审问。其实我们事后分析，乾隆皇帝想的是什么？乾隆皇帝当时非常担心的是一个什么事？担心的是代表了汉族人利益的刘统勋，与代表回部利益的阿睦尔撒纳两相勾结，他非常担心的是这件事。而刘统勋作为军机大臣，他有权调动全国的军队，如果出现这种事情，这个大清朝可能转眼之间就会灭亡！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这个前去巡视的人不是汉族人，不是刘统勋，要是一个满洲人，皇帝绝不会如此勃然大怒，也绝不会抄家。当然，两年以后，刘统勋的家产还回来了。两年以后，乾隆皇帝也觉得自己有点儿过分，所以又将刘统勋和刘墉官复原职。但是，刘统勋心想：“算了算了，儿子你别在北京了，这个北京太危险，你还是给我上外面吧。”所以，当时刘统勋就保举他的儿子刘墉去外地为官，不在北京待了。
这件事给刘墉带来了很深刻的影响，在刘墉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刘墉以后一生所有的经验教训以及所有的为官原则，多多少少都与他在这年曾经无辜坐牢、全家被抄家，与这件事有着关系。
那么刘墉从这件事中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什么呢？他得到的?9９liｂ?第一个教训，也就是他为官处世的第一条基本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刘墉深深地知道，自己全家的小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皇帝放你就放你，皇帝说不放你，谁也不敢说放你，自己的家人能不能保住性命，完全凭皇帝一时高兴。那我怎么能让皇帝高兴？我将来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讨皇帝高兴，讨皇帝欢心。有人说，刘墉也是如此卑鄙的人吗？您在那个朝代，您生活在那个时代，您能有别的办法吗？
说起讨好皇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时候，刘墉已经身处外地了，连见到皇帝、跟皇帝当面说话的资格都没有，怎么讨好皇帝？说实话，非常困难。他又跟和珅不能相比，和珅人家一长大了就是侍卫，人家是满洲人。您是一个汉人，您永远不可能当侍卫，您怎么样跟皇帝接触？这个时候，刘墉的家庭帮助了刘墉。从顺治九年（1652年）他的曾祖父开始做官开始，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一百多年为官的经验帮助了他。
这件事没做过，但是听说过，就知道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刘墉的脑海就涌现出了三个字——文字狱。
领导全都不好伺候
“文字狱”，顾名思义，因写文字而坐牢。写字就可以坐牢吗？这是很常见的，在大清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非常怕汉族知识分子有反抗的心，所以他时刻在提防着汉族的知识分子：你写的每一个字我都要过目，我都要检查你有没有反叛的心。
好了，刚才刮了一阵风，把我的书给翻乱了，这个时候，我一张嘴说出一首诗，两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好了，这清风的“清”是不是指大清朝的“清”？统统杀掉，统统杀头。你别活了，你辱骂我们大清朝都是白痴吗？这种事就叫“文字狱”。好了，晚上我没事我瞧星星，“抬头望见北斗星”，想什么呢？想大明朝呢？推出去杀掉，这就叫“文字狱”。
清朝的文字狱始于康熙年间，康熙在他六十一年的皇帝生涯中一共前后处置了十几起文字狱。清代最著名的文字狱首先发生在康熙一朝，共有两起。
一起是“明史狱”。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庄廷拢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邀集名士加以编辑，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中颇有犯忌之处，如直书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将降清为叛逆，又不着清朝年号，却用南明永历等朝的年号。书编成后，庄廷拢死，其父庄允城为之刊行。不料有人告发，庄允城被逮入京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因此狱先后牵连被杀者共七十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另一起是“《南山集》狱”。方孝标曾到云南做吴三桂的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免死，著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名世见其书，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被认为有“大逆”语。其实二人著作并无什么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孝标的书中说到南明永历政权未可称为伪朝，戴名世的书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皇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结果此狱也波及数百人，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已死被戮尸bbr>.９９ｌib.，两家男子16岁以上者均被杀，女眷等则被没收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军黑龙江。
雍正皇帝在他担任皇帝的十几年当中，亦前后处置了几十起文字狱。
在文字狱方面，雍正皇帝的指导思想是借助文字狱整肃朝廷风纪，戒毖风俗人心。雍正一朝历时虽短，文字狱却很频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雍正皇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从而在文祸历史上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其中，与惩戒朋党有关的案件有以下几个：
汪景祺案
汪景祺、钱名世是因雍正文字狱卒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的得祸是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战四川、青海、西藏等地（当时川藏一带有叛乱），功勋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他一向依附雍亲王胤禛，妹妹是雍亲王胤禛的侧福晋。雍亲王胤禛继位为雍正皇帝以后，年羹尧备受宠信，先后担任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等职务，爵封一等公，终因恃功骄藏书网纵、目无王法而失宠。雍正皇帝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一连串的打击相继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表。雍正皇帝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成语“朝乾夕惕”写作了“夕惕朝乾”。“朝乾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终日谨慎，写作“夕惕朝乾”意思不变。年羹尧贺表用变换词序的成语颂扬皇帝，雍正皇帝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群臣闻风而动，发起了对年羹尧的围攻。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剥夺一等公；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雍正皇帝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大批人受到清洗、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被斩首示众。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他潦倒文场近四十年，虽然中了举人，总与富贵无缘。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皇帝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读书堂西征随笔》原本久佚。据民国间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残本，内有《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一篇，文内极尽谀颂，至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又有《功臣不可为》一条，把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归罪于最高统治者。文中写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矣；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行焉矣；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晟思慕魏征。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该《随笔》有些条目对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官场风气表示不满，据说还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为值钱”。又非议圣祖谥号及雍正年号，所作《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拆开为“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凡以“正”字为年号的都没有好下场，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正统”），明武宗（年号“正德”）等。
雍正皇帝批评所云“悖谬狂乱”，大概就指以上内容，但对汪景祺处罪的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后经地方官晓谕才安定下来。
钱名世案
钱名世处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虽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句。康熙末年，十四阿哥胤祯授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十四阿哥胤祯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皇帝即位后立即解除十四阿哥胤祯的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他本是最不该提起的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逃。雍正皇帝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赐字题匾本是康熙皇帝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雍正皇帝也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雍正皇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皇帝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皇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385人奉诏作诗。雍正皇帝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集名就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给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皇帝的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了；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直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人生至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据说他参与修《明史》时，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据为己作。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样说，雍正皇帝也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谕旨中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然而没有“以文词谄媚奸恶有恶报”的人，雍正皇帝同样“以文词为国法”。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叙（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纳兰明珠的次子）依附八阿哥胤禩，为其争太子，死后谥“文端”。雍正皇帝继位后削夺揆叙谥号，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八阿哥的另一党羽阿灵阿的墓碑也被改刻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雍正皇帝还把八阿哥改名为“阿其那”，十阿哥胤禟改名为“塞思黑”。二名均为满语，意思据说是畜生、猪狗。
这类刻薄的恶作剧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查嗣庭案
雍正皇帝继位之初，有两个最受亲重的人物，一个是年羹尧，一个是隆科多。隆科多是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从而引起了雍正皇帝的注意。办理年羹尧案时，雍正皇帝处处把他与年羹尧相提并论，逐步贬削他的恩荣与官爵。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珽保奏授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怨望、讽刺”。这年九月，查嗣庭刚从江西返抵京师就被捕入狱。案件尚未了结，查嗣庭即病死狱中。
所谓试题“怨望、讽刺”，指 href='2195/im'>《论语》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心矣”。雍正皇帝进一步怀疑查嗣庭所出的 href='1306/im'>《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及《传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包含更隐秘的讽刺。按照雍正皇帝的理解，是咒骂“雍正”年号的。“其旨远，其辞文”二句是暗示两道题中的“正”、“止”二字有呼应关系。
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出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的书名产生。
案发后，查嗣庭赴赣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都被彻底搜查。雍正皇帝从搜得的日记（似即《维止录》）中找出许多“极意谤讪”康熙政治的言论。如认为裁减闲散京官是翰林院的一大灾难；认为戴名世狱及康熙五十年科场案是因语言文字而杀人；认为引见百官罢黜不合格者有失作贤之道；认为九卿会议是做样子，钦赐进士是例行公事，不能识拔奇才；认为殿试不完卷者黜退不取是杀一儆百、无罪而罚等。日记“谤讪”前朝，试题“谤讪”当今，这就是清廷所宣布的查嗣庭的两大罪状。
此外，据说《维止录》首页有这样一条记载：“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以即位，奇哉！”被认为是借灾异咒谤雍正皇帝即位。雍正皇帝深信天命，求“祥瑞”唯恐不多，查嗣庭竟敢唱反调，有人认为这是他得祸的真正原因之一。
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查嗣庭案件终于结束，有关人犯作如下处置：
查嗣庭戮尸、枭首；其子分别被处以斩监候、流放三千里外等刑罚；家产抄没，折银充浙江海塘工程费用；一兄流放陕西，后来死于戍地；另一兄特许释归，不久病死。
其他牵连得罪的有：江西乡试副主考俞鸿图革职；江西巡抚降四级调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职发往福建工程上效力。传说浙东诸家桥镇（所属府县不详）关帝庙中有当地某学究题的一副门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此句被查嗣庭采入《维止录》中，案发后殃及该学究。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皇帝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风不正。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作为处罚，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钱塘人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皇帝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皇帝才解除了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又撤销了观风整俗使。
每办一案都尽量有所创造，尽量在整治风俗人心方面做文章，以扩大“战果”，这是雍正文字狱的一大特点，是世宗操纵文字狱的“高明”之处。
查嗣庭结案后数月，隆科多得祸，四十一条大罪中有一条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罪状中也有“趋附隆科多”一条，这说明查嗣庭狱与隆科多有直接关系。但作为文字狱，查嗣庭狱基本上是独立的事件，不像汪景祺、钱名世二狱那样紧紧依附于惩戒朋党的政治斗争。
谢济世、陆生楠案
谢济世、陆生楠案是一对孪生案件，两案都源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这里我们首先解释一下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雍正皇帝用人的特点是倚重实心办事的吏才，不喜欢徒逞笔舌的文化之士。他的心腹干吏中有一个叫田文镜，此人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擢受河南巡抚。田文镜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珽所荐。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科甲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向雍正皇帝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皇帝先已得到田文镜的密疏，胸有成见，对李绂的话置之不理。李绂接着上疏参田文镜。雍正皇帝虽然不高兴，还是派人去河南调查，果然发现田文镜的一些劣迹，但不尽如李绂所参。根据一些迹象，雍正皇帝越发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因而对田文镜愈益信任，宠益有加。
同年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根据从刑部侍郎陈学海那里听来的材料（陈学海曾赴河南调查田文镜事迹），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皇帝不悦，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却坚持要上疏。雍正皇帝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珽所荐，蔡珽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皇帝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作如下处置：谢济世减死发配阿尔泰（今新疆阿尔泰）军前效力；蔡珽降为奉天府尹；李绂调为工部待侍郎（后因别的事革职）。
雍正七年（1729年），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上奏，说谢济世已招供他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珽指使（谢济世可能被迫说了违心话）。雍正皇帝得奏，命斩黄振国，把李绂、蔡珽投入监狱。李绂论罪当斩，雍正皇帝特予赦免，让他戴罪纂修《八旗通志》。蔡珽判斩监候。
在李绂等人遭罪的同时，田文镜连连升官受褒奖，隶籍也由正蓝旗抬升为正黄旗。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终于以李绂等人惨败、田文镜获胜而告终。
因这次事件，引出了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起同时发生的文字狱。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末年进士，因疏劾田文镜而得祸已见上文。此人颇有读书人的迂气，审问中，刑部尚书励廷仪问他受何人指使，他回答说：“是孔、孟指使。我自幼读圣贤书，只知道事上忠荩。见奸不攻，不是忠臣。”到阿尔泰后，他受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优待，得以讲学、著书，著有《古本大学注》、《中庸疏》。后来锡保率军进驻阿尔泰，奉命监视充军的士大夫，谢济世等人的日子渐不好过。
和谢济世同时充军阿尔泰的还有陆生楠。陆生楠也是广西人，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雍正皇帝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皇帝见他傲慢不恭的神态，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话，觉得是讽刺自己。雍正皇帝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就凭这毫无根据的猜疑推断，命把陆生楠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陆生楠著有《通鉴论》十七篇（似是在阿尔泰所著），谁知这十七篇史论竟害了他的性命。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锡保疏劾陆生楠小字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皇帝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双方观点大致如下：
一、论封建（分封制）。陆生楠主张恢复封建制，说：“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雍正皇帝追溯秦汉以来郡县制、封建制的沿革与变迁，说如今天下大一统，有何祸害，斥陆生楠“狂肆逆恶”，“实天下所不容”。
陆生楠又说后世政治昏昧，是由于“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的缘故。雍正皇帝认为有贤君就有良相，隐隐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
二、论建储（立太子）。陆生楠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发论，认为“储君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说“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雍正皇帝驳斥说，太子应该博通古今，体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规矩，本朝国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陆生楠借古讽今，“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
三、论府兵制。陆生楠赞美唐府兵制，认为应当实行于今，使“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雍正皇帝斥陆生楠“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无养兵之费’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以不宥”。
四、论隋朝君臣。陆论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雍正皇帝指出文帝与炀帝的区别，说炀帝自取灭亡，不关天命。
五、论人主威权。陆论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雍正皇帝自辩称：“朕临御以来，日理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斥陆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恶乱”，“肆为咒诅”。
六、论宰相。陆生楠认为：“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说：“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雍正皇帝予以驳后表白云：“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
七、论王安石。陆论大意批评王安石刚愎自用，不信天命。雍正皇帝抓住个别字句故作异论，以显示高明，斥陆生楠“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八、论无为之治。陆生楠主张君主“不人人而察”、“不事事而理”。雍正皇帝主张以汉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为鉴，“勤劳自励”，对陆生楠的言论加以驳斥。
以上是雍正皇帝在《上谕》中批驳《通鉴论》的大要。虽然陆生楠的观点不尽正确，雍正皇帝的批驳也有合理之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与一小臣争是非、论长短，未免显得胸怀不广。至于说陆生楠借古谤今，或许多少有一点儿，但也并非罪大恶极、非诛不可。
雍正皇帝先诛心、后诛人，对《通鉴论》批驳后，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一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雍正皇帝读过后颁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疑心极重的雍正皇帝尤切齿于《注》中“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人地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皇帝却玩了个花招，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装作要杀的样子，最后宣布谢济世免死。谢济世被假斩把戏玩弄后终于不死。
谢济世在阿尔泰充军九年，乾隆初释归复职。他仍然不忘自己的著作，将《古本大学注》和《中庸疏》献进，请求颁行天下，并说明已把《注》中被指为谤讪的几句话删除了，分章释义依据古本（即《礼记》本），不遵朱熹的“四书”本。当时学者鄙薄宋儒，所以谢济世敢明目张胆地排斥程朱，但官方仍扶植程朱学说，尊为正统。乾隆皇帝把书退还，传旨严斥。
谢济世后来改任湖南粮储道，继续注释儒经，陆续刻印成书。乾隆皇帝闻知，于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传谕湖广总督孙嘉淦，指出谢济世标新立异，“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命查明谢济世所著书中违背程朱、标榜他人之处，然后烧毁其书并印板。孙嘉淦遵旨回奏说谢济世所注书有“四书”、“五经”等多种，印一百五十四本，刻板二百三十七块，已全部烧毁；注中虽有违背程朱学说之处，但立说浅陋，不足以惑世盗名，似不必逐条指谪。至此，谢济世注书案方告结束。他没有死于文字狱，一是情罪较轻，二是居官尽责，两朝君主对他的为人印象都不算坏。雍正、乾隆二帝处罚人往往凭个人印象和一时爱憎。陆生楠的得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雍正皇帝对他的印象不好，两次引见都引起憎恶。
以上四五起文字狱或多或少都有惩戒朋党的用意，戒除朋党是雍正皇帝整饬风纪的主要目标，他即位之初就以《御制朋党论》颁示臣僚，要诸臣“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以同道为朋”的说法，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雍正皇帝把宋代以下的朋党之风归咎于欧阳修的“邪说”。经过雍正皇帝的严厉整饬，顺治、康熙以来的朋党现象大为减少，文字狱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吧。
我们说，在文字狱的历史上，最善于作“奇文”的无过于雍正皇帝；在雍正皇帝的文字狱“奇文”中，规模最巨的无过于曾静、吕留良之狱：
吕留良案
这场大狱是从曾静投策反书开始的。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个男子拦轿投书。岳钟琪在轿中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得十分诧异，当即把投书人带进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连忙拆读书函。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言“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信中对雍正皇帝极尽指斥、责骂之词，为雍正皇帝定下十大罪状，即“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曾静认为岳钟琪既然是抗金英雄岳飞的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掉转枪头，对准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康熙末年以军功累官四川提督，雍正初年随年羹尧平定青海立大功，封三等公，授川陕总督，握三省重兵?。这个重要职位向来由满洲人担任，雍正皇帝破例授予岳钟琪，说明他对岳钟琪的格外信任。赤心事清的岳钟琪感恩图报，恨不得肝脑涂地。而当时朝野都传说他是岳飞的后代，臣僚，尤其是满洲贵族中的许多人对岳钟琪怀有嫉恨和猜疑，诬陷他、说他靠不住的密疏有一大堆，雍正皇帝一概置之不理。岳钟琪本人也听到一些风声，心中惴惴不安，曾上疏辞职，雍正皇帝特予勉慰。如今竟有人上门投书策反，通天大案，非同小可。
岳钟琪即时派人密邀陕西巡抚、满人西琳来署会审。西琳因事未到，岳钟琪等不及，便单独接见“张倬”，不动声色地询问他师徒情况，想套取口供，而让按察使、满人硕色在隔壁密室监听，以作见证。“张倬”心存警戒，不肯说实话，问到谋反动机，只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傍晚时分，西琳也来了，询问变成审问，还动了大刑，“张倬”宁死不招。岳钟琪改变主意，与西琳商定明日由他设法骗取口供，而让西琳在密室监听。
次日依计行事，岳钟琪单独见“张倬”。“张倬”仍不吐实情，只说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他能够做到“一呼可定”。于是岳钟琪使出了最后一招——假意与“张倬”盟誓，表示愿意聘请“夏靓”同谋举事。“张倬”见岳钟琪慷慨激昂，信以为真，终于说出了写信人和自己的真实姓名及乡贯住址，第二天又说出了“同谋”者的情况。
原来，“江南无主游民夏靓”的真姓名叫曾静，是湖南永兴人；“张倬”真名叫张熙，湖南安仁人，是曾静的学生。曾静原是县学生员，因考试劣等被革退，于是放弃学业在本地教书，人称“蒲潭先生”。曾静失意无聊之中常杂记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和读书心得，以抒发愤懑，所著《知己录》、《知新录》中多有“悖逆”文字。如《知新录》称“华夷之分大于群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义”；“夷狄侵陵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诸如此类，都是对满清统治极端仇恨的言论。
很快，盛怒中的雍正皇帝沉住气，极力安抚岳钟琪，同时派刑部侍郎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到湖南审理曾静一案。曾静供出他的思想来源于浙江已故文人吕留良的观点，这一下子，雍正的精力便集中在这件案子上了。这案中涉及的人牵一挂五、拉三携四，他们的口供使受到株连的人多达几万人，牵涉的地域之广也无他可比。
雍正皇帝手下的大臣们认为“若非由内及外，由满而汉，谁能以影响天下之言论为可信”，他们认为这些民间的传说来自官场，其本源必定在宫廷大内。结果是什么人都受到怀疑，就连流放的犯人也成了传播这些隐秘的嫌疑犯。
那么，吕留良是何许人也？吕留良（1629年～1683年），初名光纶，字有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康熙元年崇德改名石门，故又称石门人，即今浙江桐乡县西南部）。此人先曾参加抗清斗争，顺治十年（1653年）中的秀才，后因悔恨猎取清朝功名，在康熙五年（1666年）弃掉功名。康熙十八年（1679年），当时的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他，他誓死不就。康熙十九年（1680年），吕留良又被人举荐，他仍旧不理睬，乃至削发为僧，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因此，吕留良的名气非常大，享有“东海夫子”之称。
吕留良对清朝不满，尤其不以效忠夷狄政权为荣，他还开办学堂，教育自己的弟子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因为吕留良这个坚定的立场，又因为他的理学家声望，所以当时有许多人投拜到他门下，大有“穷穷晚进有志之士，风闻而兴者甚众”之势。
吕留良处处宣称“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著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满、思念明的思想感情。他的事迹和所著《四书讲义》、《语录》以及所评选的八股文等广为流传，在士大夫中影响很大，死后立祠祭祀，连浙江总督李卫上任之初也前往瞻仰，题匾颂扬。
曾静读过吕留良的著作，对吕留良深为仰慕，受其思想影响，对清王朝的不满日益强烈。所谓“江南无主游民”，就是表示抗拒满清统治。出于对吕留良及其学说的崇拜和信仰，案发前一年，曾静曾经特派张熙到吕留良的家乡去访书。张熙在吕家抄录了吕留良的一些诗文，拜访了吕留良的几个门人，沿路又听到贬毁雍正皇帝的一些传闻。雍正皇帝自即位以来一直受谣言攻击（可能是争位失败的政敌暗中活动所致），遇上天灾人祸，民困人怨，谣传更多，曾静在老家也听过不少。张熙浙江之行的所见所闻使希望“变天”的曾静产生一种将要“变天”的感觉。当时民间传说岳钟琪上书指责雍正皇帝（实无其事），曾静于是选定岳钟琪为策反对象。他与张熙商拟了策反信，派张熙前往投呈，嘱咐张熙见机行事，路上倘若感觉时局不利就返回。张熙由川入陕，听闻路人议论都说皇上是好皇帝，不由得心中发怵，本该返回，转而想既然来了一趟，索性豁出去，没想到中了岳钟琪的圈套。张熙上路后，曾静预料凶多吉少，便在衣服的底面写了几句话和“蒲潭先生卒于此”的字样，准备一旦发生意外好让别人认尸。
以上是曾静使张熙投书策反的由来。张熙向岳钟琪所提供的情况当然没有这样详尽。他所交代的“同谋”，实际上仅仅是他和曾静平时所认识或听说过的一些人，这些人与策反活动毫无关系。所谓六省“一呼可定”，完全是张熙说大话。岳钟琪一时也难辨真假，六天内他连上三道密折详细汇报案情。雍正皇帝震惊之余，怀着庆幸和感激的心情作朱批赞扬岳钟琪，指授办案机宜。他在岳钟琪折叙及盟誓的一节文字旁边加批语云：
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誓盟，再无不消灾来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悦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
岳钟琪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所谓“君臣之情”，如此而已。
案情线索基本摸清后，雍正皇帝传谕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搜缴其书籍著作；派副都统海兰到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十月，除已经去世的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及吕氏弟子严鸿逵（名赓臣）之外，其余数十名重要人犯全部捕到。主要有：曾静及其门人廖易；曾静熟识的刘之珩及其门人陈立安；刘之珩的老友谯中翼；张熙父张新华、兄张照、堂叔张勘；吕留良之子吕毅中；严鸿逵的门人沈在宽；为吕留良师徒刊刻著作的车鼎丰、车鼎贲兄弟；为吕留良编过文集的孙学颜；人所共知的“大侠”甘凤池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位小说中的“英雄”、“大侠”甘凤池并未表现出什么英雄气概，而是在李卫的诱逼之下，叩头乞求宽恕，并出卖了乡朋，后来甘凤池等人被判处死刑。
另外，还搜到了很多的书籍，主要有：曾静家中“大逆之书”三册；张熙家中“逆书”二册及策反信原稿（张熙随身携带的《拟生员应诏书》、《吕留良诗钞》及刘之珩刻印的《握机图》等，先已被岳钟琪搜缴而去）；吕留良及其弟子的所有著作，有讲义、语录、诗文集、日记等。
十一月，雍正皇帝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杭奕禄遵照旨意，向曾静等人宣讲清朝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及雍正皇帝的“天地之量，尧舜之仁”。经过一番攻心战，曾静当场痛哭流涕，俯首认罪，后来照清廷的安排写了悔罪颂圣的《归仁录》，颂扬雍正皇帝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的圣德。
1729年（雍正七年），两省所有在押人犯解到京师对质定罪，等待最后处置。成竹在胸的雍正皇帝在朱批中向宠臣田文镜、鄂尔泰“吹风”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朱批谕·鄂尔泰》七年四月十五日朱批）
雍正皇帝的“出奇料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归纳起来，大致为两项摆布。
一项摆布是对曾静、张熙从宽发落，利用他们作宣传。发案之初，雍正皇帝对张熙的自投罗网就深感庆幸，说是“上天神明之德，非人力之所能者”。读过“逆书”（即策反信）后，雍正皇帝自称先是“惊讶堕泪，梦中亦未料天下有如此论朕也”，接着故作大度，自诩“朕从来秉性，‘卒然临之不惊，无故加之不怒’二句实能之”（《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他明白，“逆书”中的“诬谤”别有来源，不是曾静、张熙二人凭空捏造的，因此一再指示岳钟琪好生开导张熙，心中已拟定对张熙的基本策略——利用。利用的前提是感化，没有骨头的曾、张果然被感化。于是，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雍正皇帝命免罪释放曾静、张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岳钟琪已与张熙盟过誓，岳钟琪是国家的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此其一；因曾静遣徒投书，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这样说来曾静还有功，此其二。当然，这只不过是托词，不杀曾静、张熙的真正原因是要留下他俩现身说法，为雍正皇帝作宣传。
曾静、张熙案件中牵涉到大量的“反面教材”，最触目的如曾静列举雍正皇帝十大罪状：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具体事实如写雍正皇帝与父皇“为仇为敌”；说仁寿太后之死是被迫自杀；说允礽、允禩、允禟之死是被杀害；说年羹尧、隆科多二案是“诛忠”；说雍正皇帝收纳了废太子的妃嫔，常带着大臣在圆明园饮酒作乐；说雍正皇帝私下派人从四川贩米到苏州发卖等。当然这些都是道听途说得来的。按理说，这类谰言应严格保密，防止扩散，可是雍正皇帝却有意公开，经加工后大作宣传。他下令编辑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大量“反面材料”充斥其中（当然都经过《上谕》批驳），堪称古今一绝。
《大义觉迷录》后来经过刊发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宣讲这部奇书，尔后把曾静交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候使用；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尔后把他送回原籍候旨。雍正皇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不怕人们对他的种种贬毁，使谤言不禁而止。对于谤言的制造者，他下令彻底追查。地方官秉承他的意旨节节追踪，最后追查到已经败亡的允禩集团，据说是允禩身边的几名太监在流放广西、云南途中散播的。这样，雍正皇帝打击残余政敌又有了新的借口。
“出奇料理”的第二项摆布是对吕留良、严鸿逵等人从严处罪，为风俗人心立戒。吕留良继承先儒“华夷大防”的思想，在其著作中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把元灭宋、清灭明看作历史上的大灾难。他记述南明永历帝在缅甸被俘递解回国时，满、汉官兵都倾心下跪；处死时“天地阴霾，日月无光”，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遭雷击。他的笔下称清朝为“清”、“北”、“燕”、“彼中”等，而不依功令称“大清”、“圣清”、“国朝”等。此外，他还对康熙年间的时政表示非常不满，如文集内称：“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
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严鸿逵等人仇视满清一如其师。严鸿逵在日记中别有用心地记载灾异，曾怀着几分幸灾乐祸的心情记述了索伦（今内蒙古海拉尔市）地震和热河（今河北承德市）大水，说在热河中淹死满洲人二万多。大学士朱轼推荐严鸿逵修《明史》，严鸿逵以死相拒。沈在宽则作诗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又云：“更无地著避秦人。”（《清代文字狱档》）又抄录吕留良弟子黄补庵诗：“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蒋良骥《东华录》卷三十）
雍正皇帝在连篇累牍的《上谕》中狠狠批驳了吕留良、严鸿逵等人的上述思想言论，斥为“悍戾凶顽，好乱乐祸”；“丧心病狂，肆无忌惮”。他认为：“吕留良生于浙江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清代文字狱档》）他把吕留良视为“教唆犯”，认为浙江之所以“风俗浇漓，人怀不逞”，之所以出现汪景祺、查嗣庭等“悖逆”之徒，都是吕留良流毒作怪。为浙江一省的“风俗人心”着想，雍正皇帝示意要对“名教中之罪魁”吕留良处以极刑。有司秉承他的意旨，比照“大逆”律论拟吕留良身后之刑。
这时雍正皇帝又来了一招“出奇料理”，他命令各省学臣就吕留良该不该照“大逆”律治罪这一问题，向所有生员征求意见。生员必须就这一问题明确表态，向学臣出具结状，再由学臣汇总上报。同时规定，如果生员还有别的话要说，可以自行出具呈文独抒己见，交学臣转奏，这样做，名义上是说要听取天下公论，犹如孟子所云“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以显示“大公至正”，其实是一种恐吓性的宣传。征求公意的结果可想而知：全国的读书人都一致拥护照“大逆”律治罪，没有一人有异词（有异词也无人敢转呈）。既然“国人皆曰可杀”，雍正皇帝于是名正言顺依诸臣所拟裁决：
吕留良、吕葆中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折银充本省工程费用；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及崇拜吕留良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另外还有十一人受杖责，四人免刑释放。
对吕留良的文字著作，诸臣提议禁毁。礼部侍郎钱以垲甚至提议禁毁天下所有私蓄家刻之书。雍正皇帝一概不同意。他认为书是禁毁不尽的，不如留给后世辨别是非真伪。“理学名臣”朱轼等人先已对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和《语录》作过逐条指驳，请求印发学校，雍正皇帝应允了。
至此，雍正皇帝的“出奇料理”可以总结一下了。计有三奇：谋反重犯免罪，思想“教唆犯”处重罪，此一奇；“反面教材”印发全国大作宣传，此二奇；定罪量刑广泛征求士人意见，此三奇。此外，案发之初，审问官与犯人盟誓，也堪称一奇。最后还有一奇：老子定案，儿子翻案。
雍正皇帝于十三年（1735年）八月驾崩。十月，已经继位尚未改元的乾隆皇帝违背父训，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他所持理由很简单：“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同时，乾隆皇帝还下令收回《大义觉迷录》，严禁臣民收藏。吕留良的著作也遭禁毁。在宁古塔的吕留良的后代后来有开面铺的，有开药铺的，有行医的，有的还捐了监生。乾隆皇帝把他们流放到更荒远的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雍正一朝的文字狱重点打击两类人，第一类是标榜“华夷之辨”，宣扬反清排满思想的人；第二类是攻击雍正皇帝本人或其父祖，或依草附木妨碍他独裁的人。第一类人中吕留良、严鸿逵最典型，但 6709." >有的案件事主未必有反清思想。如以下几个案件：
徐骏诗案
徐骏是雍正初年任过刑部尚书的徐乾学的儿子，江苏昆山人，康熙末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人自幼佻达、狂躁，业师周云陔督责严厉，竟被他毒死，因而得“药师佛”之号。他做官后本性不改，到处结怨，因作诗有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怨家指控为思念明朝，毁谤本朝。执法官比照“大不敬”律将徐骏处斩，诗稿焚毁。时为雍正八年（1730年）。其实，徐骏并无反清思明的意念，“清风”、“明月”不过是套用诗家陈词。
吴茂育著书案
吴茂育是浙江淳安人，官宛平县丞，著有《求志编》，大约雍正十一年或十二年，被族弟告发。浙江总督程元章审问后上奏清廷，认为该书评古论今，“语言感慨，词气不平，肆口妄谈，毫无忌惮”；李沛霖所题序用干支纪年，不写雍正年号，更属“狂悖”。雍正皇帝朱批命他严加审究，认为这种思想犯比“盗贼”危害更大，更难破除。
沈伦诗案
雍正十二年（1734年），江苏崇明人施天一因与同乡沈伦争田产结仇，遂控告沈伦所著《大樵山人诗集》有“狂悖”字句。结果，两江总督赵弘恩逮捕沈伦嗣孙沈自耕及收藏诗板的沈苍林（沈伦先已病故）。雍正皇帝在赵弘恩的奏折上批道：“凡似此狂妄之徒，自应彻底严惩，以靖悖逆风习。”（《清代文字狱档》）
范时杰呈文案
福建上杭县童生范时杰读过《大义觉迷录》，便向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上呈文斥责曾静，颂扬雍正皇帝，想以此作进身之阶，果然得到刘师恕的表扬。当福建学政戴瀚按临汀州考试学子时，范时杰又上呈文驳斥曾静的“悖逆”言论，为雍正皇帝辩护说：“皇上的帝位是三兄（诚亲王允祉）遵父命让给他的，皇上得位正当，没有杀兄屠弟的事。”戴瀚当即拘审范时杰，追问“三兄让位”之说从何得来？范时杰答称汀州城里人人都这样说。戴瀚上奏清廷，雍正皇帝命他会同总督、巡抚进一步审究。范时杰最后供称是自己想当然说的。雍正九年六月，经戴瀚等人奏准，范时杰交原籍地方官严格管束，令他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宣读《大义觉迷录》。这个拍马屁的小人没有想到拍马屁也会出差错，弄巧成拙，自寻烦恼。
屈大均诗文案
署理广东巡抚傅泰阅读《大义觉迷录》，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雍正皇帝念屈明洪自首，免戮尸，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他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康熙末年，70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85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迦陵性音、贾士芳事件
雍正皇帝崇信佛、道二教，但不许佛徒、道士干政，对他们防范很严。僧人迦陵性音曾是雍正皇帝旧友，死后哀荣显耀，但后来却说他“好干世法”，剥夺哀荣，并下令严格约束其徒子徒孙，不许保留迦陵性音的笔记文字。道士贾士芳经常入宫为雍正皇帝驱邪治病，据..说一次因咒语中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之语，被雍正皇帝处死。
邹汝鲁《河清颂》事件
雍正皇帝是个迷信很深的人，他笃信天命，笃信“天人感应”之说，即位后大讲祥瑞。臣僚投其所好，所谓凤凰、甘露、卿云、灵芝、瑞麦、瑞谷、五星联珠、黄河水清之类，争相奏陈颂贺。雍正皇帝乘兴赏赐，上下皆欢喜。但也有过不愉快的场合。
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河道总督齐苏勒、漕运总督张大有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省巡抚相继奏报黄河水清。向来传说黄河清是圣人出世、圣人在位的瑞应，雍正皇帝喜不自胜。于是“皇恩浩荡”，给知县、参将、主事以上的文武官员每人秩加一级。太常寺卿邹汝鲁想乘机表忠扬名，便效法刘宋时的鲍照作了一篇《河清颂》献上去。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句，原不过是套语，意思是说皇帝新政，天下风俗都变好了，所以有河清之瑞。没想到雍正皇帝阅罢大怒，说他即位以来，事事效法皇考，恪守旧章，没有做丝毫改弦更张之事。遂责问邹汝鲁：“所谓‘旧染维新，风移俗易’，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邹汝鲁当然答不上来，于是革职，发往湖北荆州沿江堤岸工程处效力。邹汝鲁一心献谀，没有注意回避雍正皇帝的大忌，即“不孝”之名。谤议都说雍正皇帝用不正当的手段袭位，甚至说他毒死圣祖。雍正皇帝为了洗刷恶名，用尽百计千方。邹汝鲁谄迷心窍，文字失于推敲，活该倒霉。
李凤翥《贺瑞芝表》事件
李凤翥官工部侍郎，建昌（今江西永修）人。他奏上《贺瑞芝表》，自称“蓬荜陋儒”。另表又称“掷地才疏，敢含毫而赋五色”。雍正皇帝读后挑剔了一大堆不是，说李凤翥既然以儒者自居，就应另倍敬慎，怎能信口开河。没有作赋而称“赋五色”；如果真的作了赋，为何又不献进？说李凤翥从前听“阿其那”（指八阿哥允禩）指挥，还能以儒者自命吗？说李凤翥在贴黄（奏折内容提要，用小纸条写出贴在奏折上）内把“赉”字写成“赍”字，莫不是讥笑他滥行赏赉？如此轻慢疏忽，还像“儒者”的样子吗？
雍正皇帝以全部身心听政理事，目光敏锐，事事精明，留给后世数百卷《朱批谕旨》等，令人惊叹。其训斥臣下、咄咄逼人之词，使人不寒而栗。在他的独裁下，朝政、吏治的确得到整饬，但文风士气却被摧折殆尽。雍正十一年下诏征举士人，想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寥寥，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以吏为治”和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见。雍正皇帝虽然放宽言路，但大家都无话可说。监察御史李元直不识时务，上任才半年就上了数十道奏章，指责大臣唯唯诺诺无所建树，说朝廷“有尧舜，无皋夔”。雍正皇帝责问他说：“有其君必有其臣，如果像你说的朝列没有皋、夔，我又怎能做尧、舜呢？”李元直抗辩不屈，眼看就要得祸。不料雍正皇帝却把他看作“诤臣”，召他入宫中当面奖励。李元直化险为夷，比谢济世、李绂幸运多多。
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他当了六十年皇帝，在这六十年期间，制造了一百七十多起文字狱。
做个不完美的好官
在这种情况下，刘墉心想，我何不就乾隆皇帝制造文字狱之机，讨乾隆皇帝高兴高兴？于是乎，在历史上，就记载了两件和刘墉有关的“文字狱”。巧的是，这两件文字狱前后差了十六年，但是，都是刘墉在一个地儿制造的。
阎大镛案
和刘墉有关的第一件文字狱发生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刘墉担任江苏学政。“学政”这个词，我们是第一次接触，我们要注意，清朝在一个省级机关同时派了三个机构，那个时候的省，没有省长这么一说，有三个机构同时并列。其中一个机构叫成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布政司的首脑叫“藩台”，这个机构主管民政、财政、税收。
第二个机构叫提刑按察使司，可以简称“按察司”，按察司的首脑叫臬台，主管法律。
第三个机构就是提督学政，我们简称叫“学政”。那么他主管的是什么？主管的是科举、教育，主管的是民风、民俗，包括我们讲的节日的庆典都要由提督学政来主持的。
这三个机构的官员都是一样的品级，都是从二品，他们三个人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互不干涉。1761年，刘墉担任江苏学政，在这一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事，江苏沛县有一个举子，叫阎大镛，这个人他辱骂朝廷，让人给告了，被逮进监狱了。三堂会审，由于这个人是个举人，所以他就应该归刘墉管。审案子本来没刘墉的事，如果那人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由人家提刑按察使司来审，跟刘墉没关系；但是他是个举人，举人是老爷，是后备官员，必须得经过学政来审。刘墉当时脑筋一转，哎，立即他就想什么？这个人既然敢骂朝廷，难道就不敢把骂人的话给写出来吗？于是立即给人建议，去他家搜，他们家肯定有字面上的文字。
结果一搜，果不其然，有两箱子纸，都是辱骂朝廷的。然后继续审判，再一审可了不得了，这个阎大镛早就不满意刘墉了，觉得刘墉这个人不好。刘墉当时也出了很多书，当时出书都是自费出版，他正好主管学政，肯定把自己的书发给这些学校对不对。这些咱们都能够理解，结果阎大镛竟然把他的书烧了。刘墉更加气上心头，转眼之间就给乾隆皇帝写了一封信。他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告诉江苏巡抚，你得处理这件事；一封就告诉乾隆皇帝，把阎大镛的辱骂朝廷的信，还有他烧书的情节一并汇报。结果乾隆皇帝听说以后震怒，震怒异常，掉头就下令，杀掉！阎大镛这个人就死了。
这个案子应该说对于刘墉来讲不太好，不是因为我觉得他利用文字狱讨皇上欢心，主要是有点儿什么？看人家把你的书烧了，气恼异常，就给皇帝写信，我觉得他在这个行动中，做的事有点儿不太好，就是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
皇上处置了这个阎大镛，立即宣布升任刘墉当山西太原知府。刘墉就升官了。知府，我们要注意，清朝在全国各地方设置四层机构。最高一级的叫省，第二级叫府，第三级的叫州，第四级的叫县，省、府、州、县，四级机构。
“府”就是主管一方的官了。这个“府”一般而言都是从四品的官。有的人觉得，刘墉头两天是从二品，现在变成一个从四品，难道是升官吗？您不知道，“学政”，它是一个清官，清水衙门。而知府，“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谁都愿意当知府，不愿意当学政，我也愿意我自己的官职下降点儿，哪怕下降点儿，我实惠。所以刘墉这个时候就担任了太原知府。1762年，他担任太原知府以后，做的事还是不错的。
《一柱楼诗集》案
他在江苏制造的第二起冤案，那第一起冤案跟它就没法比了，小巫见大巫，提不起来了。第二起冤案，八条人命啊！这个案子叫《一柱楼诗集》案，这个《一柱楼诗集》案，你查书去吧，有很多的书都把这件案子说成是和珅给办的。冤枉啊，和珅一生没少制造冤案，但是把这个案子算作和珅办的，我觉得我要替和珅鸣不平了。这件事跟和珅有关系，但关系不大，他涉及的那是后续工程。整件事的为首者还是刘墉。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刘墉第二次担任江苏学政，结果正好赶上他属下发生了一件事。
江苏东台县一个姓徐的家庭，他们家原来有一个老爷子叫徐述夔，徐述夔养了一个儿子叫徐寿祖，徐寿祖养了好几个9９ｌiｂ?儿子，什么徐食田、徐食书等。
结果呢，他与别人发生了土地上的争执，买地卖地。他想强买人家的地，他们家有钱，人家不卖。结果人家就恨他，说你干吗非得买我的地，我不卖你。他有点儿强占的意思，结果这家就往上面告。
徐述夔他们家有一本书，书里面写了很多辱骂清朝的文字，结果这一告，这个事赶上又让刘墉处理。这个徐述夔他们家也是世代的书香门第，所以，刘墉立即就想起十几年前的案子，他们家肯定有，搜！一查，果不其然查出了《一柱楼诗集》。这《一柱楼诗集》是徐述夔写的，这个诗集里，还真有有问题的诗。一句叫“大明天子藏书网
重相见”，这不是恢复大明朝吗？下句叫“且把壶儿搁半边”。“大明天子重相见”的时候，我把那倒水的壶搁旁边。这个壶儿不就能读成“胡、狄、蛮、夷”的那个“胡”吗？不是辱骂满洲人是“胡人”吗？这是一句，还没完呢，他还有一句呢，叫“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期待着振翅高飞，一举离开清都。你说说，是离开清都，还是占领清都？所以他这本诗集里面，确实有违禁字迹。结果刘墉故技重演，一方面把这本书直接派人送给乾隆皇帝，另外一方面自己在极力查询别人与此相关的罪行。最后这个案子揭示出来，一下兜出了十几个人，其中有八个人死亡，徐家一下死了三个人。
徐食田、徐食书、徐首发，还有沈成濯、陆琰，这几个人都死了，秋后处决。
另外，《一柱楼诗集》刻了好几十年了，从上到下，你这个省、府、州、县的官员都不知道吗？你干吗吃的？所以，所有涉案官员，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的官员，一律缉拿问罪，死了的挖坟掘墓，锉骨扬灰，活着的，立即处死。
结果呢，他刚刚处理完这个案子不久，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刘墉就因功担任了湖南巡抚。
说起“巡抚”这个词，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学清朝史的时候，就会说到总督、巡抚，总督跟巡抚是不一样的。总督是一个军职，一般而言，清朝规定，总督总管两个省的军事，也有个别的主管三个省的军事，也有个别的直隶总督，他就管一个省的军事。总督是一个正二品的官员，如果是朝廷特派的，尚书衔兼职总督的就是一品官。总督下面要设置一、二、三个巡抚。总督下面设巡抚，巡抚也主管军事，但是更侧重于主管什么呢？侧重于主管与百姓的军民关系，所以也有民事的意思。总督和巡抚合称就叫作“督抚”，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封疆大吏，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总督和巡抚，比如河运总督，比如漕运总督，这种不管一个省，河运总督是主管黄河的，漕运总督是主管运河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他就当过河运总督、漕运总督，这是一种专业型总督，他的位置是不固9９lｉｂ.定的。
刘墉从他的祖辈身上获得了教训。他得出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讨好皇帝。那他得出的第二个教训是什么呢？是本职工作该果敢时就果敢。光讨好没有用，还是要做实事、做好事。他非常清楚，为什么他这个家庭最终能生存下来，为什么没有被抄家问斩。他非常清楚是什么帮了他，是一百多年的历史帮助了他。他们家一百多年一直是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忠于大清朝，一直为大清朝卖命，直到他的父亲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令所有满、汉官员忌妒。这样的人要是被处死，那该有多少人高兴，如果那么多人高兴，皇帝就不高兴了。乾隆皇帝清楚，自己不仅仅是满洲人的皇帝，我还是千千万万汉族人的皇帝。像刘墉他们家这样的家庭，几代帮助我们家的人，他不应该遇到如此的遭遇。
刘墉他学了那么多年东西，他觉得我们家之所以逃过这一劫，并不是因为我们家到底有案子还是没有案子，不是因为这个案子跟我们家有关系还是没关系，他非常清楚皇帝放过了他，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他也非常清楚，将来自己对于大清朝也就应该是勤于职守，努力工作回报皇上，报效国家。
他的工作，别说，确实很努力，也确实得到了皇帝、百姓的称赞。
刘墉得到皇帝、百姓称赞的事情主要有四件：
刘墉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担任安徽学政期间提了好多好的建议。我们现在的学生有好多类型，那时候也是，贡生和监生不一样。贡生选拔的原则有八种，监生的选拔原则也有八种，结果学生特别滥，水平高低不一。当时的学生没法管理，面对这种情况，刘墉就给皇上提出建议，应该对这些学生加强管理，由地方官和学政共同管理教育。几个方面携手，把这件事变成全社会都重视的事情。结果皇帝很高兴，这是第一件他办得很好的事。
他所做的第二件让人大快人心的事，就是在他担任太原知府期间，正好赶上前任太原知府留下四五十件案子，积压下来的案子都没有处理，结果他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迅速处理完了所有的积压案件。
史书上记载，他赴任时是“帽破衣残到太原”。到了太原以后他发现，尽管他把积压的案子都处理了，但是太原实在是太穷，府库里面非常空虚，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借钱也得让府库慢慢地不这么空虚。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府库空虚主要是因为什么？粮食没有。所以他就找了一个辄，我找人借钱买粮食，哪怕９9ｌib.用自己的钱。最后他就找到山西晋中，平遥的李家。李家借给他几十万两白银，这样他借钱买了很多粮食，把太原府所有的备用的仓库全都填得满满的。他怎么来回报人家李家呢？刘墉亲自跑到人家平遥古城日升昌票号说，我也没有什么回报的，我给您家留一副对子！最后他给人家留一副对子，这个对子叫“头上青天为父母，堂前翁姑即神仙”。这家父母早亡，所以他觉得我干了半天，我的父母没有享到我的洪福，觉得特对不住父母，他就说“头上青天为父母”；我还得天天伺候我的小姑子，他就说“堂前翁姑即神仙”，说你伺候好了她，你们家就发了。既宽慰了人家又给人家调解矛盾，所以人家很感谢他。
第三件事是他在担任江宁知府的时候，他大刀阔斧地干了很多事，当地老百姓当时经常称赞他。那个时候比较流行弹词，他还没走，人家就天天传唱他的英雄事迹，后来有人把这些弹词编成了书，这本书就叫“刘公案”，说的是他活着的时候，担任江苏知府的时候，在江宁知府任上做的事。
他做的第四件事就是他升任湖南巡抚的时候，正好赶上湖南发大水，他立即掏自己的钱帮忙治理水患。
此外，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就是在前面我们讲他担任安徽学政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才本身没有什么名气，叫潘世恩，潘世恩后来在道光朝担任了军机大臣。这个潘世恩是刘墉推荐的，他说这个人是个人才，bbr>你必须得用，天天跟朝廷说，最后朝廷就用了，用了以后果然发现是人才，后来就担任了军机大臣。这个潘世恩后来又发现了一个人才，就是我们熟悉的林则徐。所以呢，潘世恩本人虽然不太闻名，但是潘世恩以他向朝廷推荐了林则徐而著称于世，而潘世恩本人是刘墉推荐的。
所以我们说，虽然刘墉为了讨好皇帝制造了好几起文字狱，甚至有公报私仇的嫌疑，但总的来说，刘墉这个人还真是一个响当当的英雄，还真做了很多很漂亮的事、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
刘墉与和珅本人在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上面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诸位听了我说的，说刘墉心里想着：“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听了这句话，看了他做的事，我们可能心里很不痛快，觉得难道这就是刘墉？刘墉也会干这种落井下石的事？我们心里面可能会觉得很别扭，觉得刘墉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那样一个朝代，在那样一个社会，别说升官，别说往上爬，就想维持住他们自己的官位，他们都得很小心、很谨慎，他们都必须得讨好皇帝。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某些程度上，刘墉的所作所为与和珅的所作所为，在某些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也是身不由己。当然，小的区别，在细微的方面，他们的区别还是有的。
比如说，作为刘墉来讲，他就不需要急于求得皇帝的承认，在他的心目中觉得，我做这件事做好就得了，我有给人家落井下石的事，但我要更多地取信于民，做让老百姓欢迎、称赞的事，我要让老百姓传唱我，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英雄，我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影响皇帝的目的。我们家四代为官，一直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很好嘛。
和珅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和珅自小父母双亡，他靠谁，他只能靠自己去打拼，而且他每一件打拼的成果、每一次的努力都急于求得皇帝的承认。
我们可以发现，相对而言，这两个人的脾气是不一样的。和珅这个人脾气很急，所以他办事很快、很利索，这样很容易就讨皇上的喜欢。而刘墉本人性子很慢。刚才我们分析了，在某种程度上，两个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但是共同点是多的，不同点是少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刘墉与和珅两个人碰到一块儿，发生冲突、争执，这是不应该经常出现的事情。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尤其是当刘墉与和珅碰上的时候，这就是个例外。当刘墉与和珅碰上的时候，就会有故事，就会有戏，就会发生冲突。因为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完全不一样，一个世代清官，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暴富到如此的程度。刘墉一家，一百多年来为大清朝尽心、尽职、尽责，他不会看到和珅这种做法而置之不理，他会理的，只是他要抓住时机。刘墉也想弹劾和珅，但人家和珅一直在朝廷当官，他与和珅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和珅下面工作。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刘墉终于回到了北京。那在乾隆四十七年之前，刘墉在干些什么呢？我给大家一个比较简明的刘墉的官职谱：
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间，刘墉在北京的翰林院工作，先担任庶吉士，后担任编修，后担任侍讲，三年，一年一个台阶；乾隆十九年（1754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间，他在监狱，他们全家人都在监狱服刑；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他开始担任安徽学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又担任江苏学政，一直主抓教育；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他担任山西省的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年），他又因功升任冀宁道台。
结果呢，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刘墉又因另外一个案子案发，被充军效力。其实，这个案子跟他没有大关系，是在他担任山西太原知府期间，他属下有个官贪污，他作为上级，人家贪污你都不知道，就受到了牵连。这个官叫段成功，是山西省阳曲县的县令。段成功贪污，他不知道，结果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这个段成功案发，被后任知府查出来，所以他连带着被发配到军中效力了一年。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重新回到了北京，仍然在翰林院供职，继续担任编修，这样又等待了三年。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到了江西供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到陕西担任按察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的父亲刘统勋去世，他回到了山东诸城守孝三年，也就是丁忧。咱们前面讲过，父母死了你必须回家守孝，什么官都不能当。作为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回家不能住家里面，得在自己父母的坟头旁边搭一个草棚子，天天在那儿住。住着还要求什么呢？每天吃的是冷饭，因为热的要供着，供凉了，你才能吃。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刘墉丁忧三年期满，再次回到北京，担任了内阁学士。结果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呢，刘墉又升了官，兼任《四库全书》副总裁。然后1778年，刘墉再次担任江苏学政。乾隆四十五年bbr>..（1780年），刘墉又担任了湖南巡抚。担任湖南巡抚两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年底，刘墉回到北京，这一回他可要真刀真枪地与和珅对着干了。
这里，我们注意，刘墉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可不是一个平常人。
首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年底，与他的曾祖父差了130年了，130年的一个家庭，四代进士，四代都是朝廷的忠臣，他的家庭给了他雄厚的与别人进行斗智斗勇的资本。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担任下面官职的时候，干了很多，办了很多事，不管这个事是好是坏，但是有的是得民心，有的是得到皇帝赏识。一个地方官员，虽然说那个时候已经62岁了，人已经很老了，但是心不老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三十多年为官，打拼那么多年，办了那么多事，尤其是他到北京的时候，人家下面江苏人已经传唱着《刘公案》了。颇得民心的这么一个人，在北京，他可以说叫“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可不知道和珅的厉害。
所以到了北京之后，看到和珅的所作所为，刘墉哪看得下去，心想，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和珅收拾掉。
刘墉刚回北京的时候担任的是什么官职？担任的是吏部尚书！我们讲过，吏部就是管理官吏的官。此外，刘墉还担任另外一个官职叫左都御史，不光是管理官员，还可以弹劾别的官员。正好不管谁犯案都会犯到我刘墉的手里，你和珅官儿再大也得从我这儿走吧？刘墉这个时候刚，我派这么多人查一个案子，敲山震虎，你们诸位别处的贪官听清楚了，我要下手了，收着点儿吧！
第二，他派去这三个人，我们前面交代了，您说哪一个人跟这个国泰没关系？和珅，国泰的后台。刘墉，跟国泰很早就认识。诺穆亲是皇族，非常清楚皇上现在正在宠爱着这个皇妃。这三个人他不是好打点吗？不是好遮掩吗？乾隆皇帝我派这三个人去，目的是敲山震虎，是吓唬别人。国泰的案子有这三个人去，没过两天，查无实据，这件事就过去了。本来他想得挺好的吧？他想，和珅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他能不理解我什么意思？有和珅在，这件事我放心。刘墉他刚到北京，虽然说当了那么多年官，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又跟国泰他们家那么熟，怎么着也得卖人一面子吧？
乾隆皇帝他想得倒是挺好的，其实他可想错了，想错什么了呢？刘墉这个人在地方待惯了，他见到这种贪污案，他就生气，结果这个刘墉他就跟钱沣搞到一起去了。第一个圣旨刚一下来，钱沣是什么人？江南道巡查御史，这个巡查御史钱沣马上就想到，乾隆皇帝要派人，肯定得派刘墉，肯定得派和珅，他一定得让人打掩护。然后他就跑到刘墉他们家去了，说：“我告诉你，我估计下午该下圣旨了，让你们去当钦差，我先走，你别告诉和珅我走了，我先走，让他追不上我，我先到那儿摸清底细。”刘墉就说：“行，有我呢，我能让他晚上八点走，绝不让他晚上七点就动身。”刘墉他就这么跟钱沣搞到一块儿去了。
看清升迁背后的巨大危险
咱们还说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在北京洋洋自得地一想，这三个人去了，这回我放心，国泰这个案子安然度过，那这回我就不客气了，对于其他的贪污犯我就不客气了。于是皇帝立即传旨下去，刚才是四月初四，这会儿是四月初六了，四月初六他又下了一个圣旨。他这个圣旨是给军机处下的，在军机处商议的时候传旨全国，加急送给和珅，说这次处理国泰贪污案的具体方针办法是：查清账目，与国库银钱一一对照，一看就能查清楚，贪污案好查；但是，这个受贿案不好查，告诉他们，谁要检举，咱们奖励。这两句话的方针传给和珅了，六百里加急！
和珅一看，哦，我知道乾隆皇帝的意思了，是告诉我只查账目和那钱一对，完了就关门了，只要一对上就行了。
这个时候的和珅才想起来，哟，钱沣呢？跑了吧？赶忙出两招：一是立即给国泰通知，你的案子案发了，我查来了，钱沣已经先去了；第二是立马命令刘墉赶紧追。
那边国泰是准备好一切了，国库空虚咱跟商人商量借钱，和珅已经告诉咱了，咱就查账目就查钱，只要对得上号就没事了，我也不一一查，只要摆着箱子，我任意查两箱，你打开箱子一看，有，对数，行了，关上吧，就完了。所以咱们箱子也不用都满了，他查哪个箱子，咱给他哪个箱子不就完了吗？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行几个人就到了济南了。
这一行几个人到了济南之后，就该查案了。当然，和珅在半路上就已经追上钱沣了，和珅还威胁钱沣半天，钱沣不为所动。和珅心说呢，有刘墉呢，没关系。和珅根本就没做刘墉的工作，和珅当时30来岁，他想，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刚到北京，国泰他们家又跟他们家有莫逆之交，我做他的工作干吗，不用做。和珅什么都没想，就去了。
到了国库那儿一查，人家国泰早已经准备好一切了，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查吧，拎了一箱子一打开，就查了一个箱子，这个箱子一看，钱，满的！你钱沣是什么人啊？你是风闻言事，你是向皇帝报有这个事的，我们三个人是钦差，你不能查案子，明白吧？查案子是我们三个钦差的事，这三个钦差皇上说了，和珅为首，所以这个得和珅去验，和珅一看，钱，账目，对得上号了，行，撤，就想走了。
可是，除了和珅之外，还有俩钦差呢！他说撤不成啊，他是为首的，那两个人也是钦差啊！结果，刘墉一使眼色，也没说话，就让钱沣说。钱沣说那我提个建议吧，咱们撤之前把国库查封，贴上封条，任何人不能进，行不行啊？和珅一想，行啊，反正我查完了，任何人不能进，只有咱们才能进，对不对？行，封上吧。和珅就已经上当了。
这个时候钱沣在想，刘墉的?这个眼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当时的刘墉没有说明。
然后转眼之间，三个钦差各奔东西，回家了。当时的三个钦差，是自己住自己的，人家刘墉是山东人，人家能没有个亲戚朋友？人家能跟你一起住店去？是，咱应该住那儿，但是总有人拜我，和珅30多岁谁认识你，我刘墉什么人，所以上这儿、上那儿，就把和珅给甩开了。甩开了以后，刘墉告诉钱沣那个银子有问题，你去瞧吧，有问题。我还得陪着人喝酒呢，这个不是我的事儿。你去办吧，银子有问题，我告诉你怎么有问题。国库的银子你没见过吧？50两重一个，所有的银子都是重新铸的，都是50两一块。那大大小小的，什么呀？那是国库的银子吗？那是商人的银子。你去查吧。刘墉就回去消消停停地吃喝去了。
钱沣忙了一晚上，满世界地筛啊，谁家往国库交钱了，登记啊，不登记这就算国家的了，不还了。这一宿，等到第二天早晨，这国库门前好几百个商人跟那儿堆上了，领钱来了。你那国库贴着封条呢，国泰说我也进不去啊，我也不能打开啊！这时候，三个钦差回来了，知道出事了，赶紧来了。这些人领钱来了，这个案子暴露了，国库里面的四万两银子，上午一个半天没了，全给领回去了，国库里一分钱没有了。
和珅一想，算了，这个国泰，你怎么那么笨，得了，丢车保帅我也顾不了你了，我把你卖了吧。三个人立马三堂会审，贪污多少，受贿多少，很快国泰就全招了，八万两。除了国库的四万两全给花了之外，还收了四万两，也没了。这中间皇上不知道，四月初八他还下了一道圣旨，向全国宣誓这个案子我们要查到底，绝不手软。结果，没几天，刘墉、和珅、诺穆亲这三个人，立即上奏朝廷，查实国泰贪污八万两。您知道刘墉家有多少钱，刘墉家才有一千两银子，全家就值一千两。这八万两报告给乾隆皇帝，您要是乾隆，您心里头得是什么滋味？
那这个刘墉他为什么要跟钱沣站在一起，与和珅为难呢？鬼使神差？不是。促使刘墉与钱沣站在一起的原因应该说有三个。
首先是对于圣旨的错误理解。当时的刘墉觉得，乾隆皇帝五天之内下了四道圣旨：四月初四两道圣旨，四月初六一道圣旨，四月初八一道圣旨。五天之内，四道圣旨，说明皇上很重视这个案子，皇帝很支持我查下去。他就没搞清楚皇帝的圣旨是话里有话，他错误地理解了圣旨的意思。也就是说，刘墉这个人在外地待的时间太长了，他对北京，他对皇帝的话不太了解。他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第二个原因是刘墉家家传的工作作风。历来刘墉他们家就都是清官，刘墉的祖父和父亲一直都是极为清廉，对于贪官污吏一直是疾恶如仇的。刘墉在心底里也有着这个方面的遗传基因，只是在不合适的时机不敢表现出来而已。
最后一个原因是有强大的舆论支持。前有阿桂、福康安，后有钱沣。阿桂、福康安什么人啊，刘墉心里想，恐怕国泰这回活不了了，那还不如让他死在我手里，还能立个功。所以他就带着这种目的前去查案，坚定地站在了钱沣一边，与和珅为难，与和珅对着干。
此时的和珅只能与刘墉一起如实报奏乾隆皇帝，查实国泰贪污索贿总计八万两。乾隆皇帝大怒，命令刘墉、和珅缉拿国泰回京，并开仓赈济山东百姓。
此时，皇妃已经在乾隆皇帝面前为国泰说情；有一些了解乾隆皇帝性格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建议减轻对于国泰的处罚。乾隆皇帝呢？他现在处在骑虎难下的地步了，他从四月初四到四月初八前后五天的时间里面连发四道圣旨，在全体官员面前表示一定要从严查处国泰贪污案，查处的结果呢？贪污索贿总计八万两啊！乾隆皇帝心想，我还是得征求一下刘墉这个直接负责查处国泰案件的钦差大臣的意见。
刘墉呢？他居然还没有搞明白乾隆皇帝的真实意图，还在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建议严厉处置国泰。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的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咱们再来说乾隆皇帝，他生气、窝囊啊！国泰你怎么这么笨，这个刘墉也是，我让你干吗去了，你不知道？我都跟人家皇妃说好了，保他一命，将来调他到北京来，我怎么交代啊？早上一招晚上一招，皇上就让几个人给蒙了，让刘墉这几个人给涮了，皇上心里知道，这个事肯定不是和珅做的，和珅肯定知道我怎么想的，就这个刘墉办的！刘墉你等着，等着我回来收拾你，你太可恨了。
但是，国泰是保不住了，立即查，一查到底，于易简也查，最后，1782年6月初，乾隆皇帝命令国泰、于易简两个人在狱中自尽。
国泰死了，这是正义人士的一次巨大胜利，也是和珅为首的贪污集团的第一次重大的失败。这么说正义人士的日子要好过了？我们可能太低估和珅了。 5218." >刘墉在这件案子中的所作所为，必定会引起和珅集团的强烈地报复，也就是说，刘墉与和珅之间的斗智斗勇大幕才刚刚拉开。
正义人士想团结起来是很难的，很多人都是自己干自己的事，明哲保身即可，想形成一股合力很难。但是一旦你刘墉处置了一个贪污犯，那就会引起所有贪污犯的共鸣，你就是我们.共同的对手。所以此时的和珅，他的后面有很多很多的支持者，也就是说，刘墉这个时候陷入到了非常被动的局面。尽管刘墉在国泰一案中处置所谓得当，又因功升迁，但是这种升迁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危险来自何方呢？刘墉又是如何来应对的呢？危险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乾隆皇帝。我们曾经简单地分析了乾隆皇帝当时的心理，看他在整个国泰案件中是怎么想的。先是大学士阿桂和总督福康安两个人联名弹劾国泰，要求将其调入北京换一个工作，不信；结果，又找到于易简去问，证明没事；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为自己、为国泰留了后手，派了三个他认为非常可靠的钦差大臣前去查处国泰一案，目的就是想放国泰一马，即使真有这事，也放过他一马。但是不成想，整盘棋全被刘墉打乱了。结果国泰被处死，于易简也死了，弄得皇帝很被动，他心里不甘啊！就凭你刘墉，我刚把你调到北京来，你就这样做，就使我如此难堪，你太过分了，你小子等着吧，我收拾你还不容易？
第二个方面，皇妃。皇妃本来是不应该参与政事的，应该说她不是对手，甚至我们可以说，皇妃连刘墉的面可能都没见。但是我们说皇妃她的任务是什么？吹枕边风。我要时刻提醒着皇上，那个刘墉可不是个好东西啊，刘墉可跟他们家祖辈都不一样，这人不好，我要提醒你。
第三个方面，以和珅为首的贪污集团。我们不要轻易地认为和珅只是一个人贪污，那是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他不贪污，自然有别人会贪污，只不过是他贪污得多而已。
这三个对手，他们之间是有分工、有合作的，皇帝本来不应该向着犯罪集团，但是死了的国泰毕竟是他的国丈，皇帝想留他一条小命还是比较简单的吧？他曾经征求过刘墉的意见，这个案子发了，你看怎么办？结果刘墉说什么？这个人可恶极了，整个山东没有一个人说他好的，都认为他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乾隆皇帝想的是刘墉应该给他台阶，现在没有台阶，所以乾隆皇帝想，我啊，我也不收拾你，我就难为难为你，给你难堪。
皇妃每天想的是我得在乾隆皇帝面前说你坏话，我得要让乾隆皇帝记住有刘墉这么一个讨厌的人。
和珅的任务就是我得告诉乾隆皇帝，什么时候可以难为难为他。我得告诉乾隆皇帝，你得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刘墉的日子就该不好过了，难过的日子来临了。
上级的悄悄话就是机密
俗话说得好，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我们就以十年为期说一说刘墉这个人在国泰案件结束之后的悲惨遭遇。
时间转眼就过了五年，这一年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都是让刘墉难堪的事。一件事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的正月，乾隆皇帝与刘墉谈话，谈话的过程当中，议论到有两个大臣很坏，这个大臣怎么怎么不好，那个大臣怎么怎么不好，跟刘墉私下里谈话。刘墉这个人就没过脑子，顺嘴就跟别人说了，皇上特别不欣赏这两个人，这两个大臣怎么怎么坏。回过头来皇帝就不承认了。你凭什么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了？即使我跟你说了，这也是国家机密。所以，借此事将刘墉即将获得的大学士之名给取消了。本来他应该当大学士了，他的岁数最大、功劳最大，应该当大学士，就这么给撤职了。
这还没完哪，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的八月，乾隆皇帝委托刘墉主持祭祀文庙，文庙也就是孔庙。结果当时的刘墉岁数太大了，你想想，虚岁也七十的人了，忘了鞠一个躬，应该鞠仨结果鞠了俩，就因为这个，皇帝在所有的大臣面前大肆辱骂了刘墉一番，让一个70岁的老头很是难堪。
更难堪的事还在后面，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夏天，刘墉主持一次考试，咱北京有个国子监，那个时候学生考会试、进士的考试，都在国子监，由刘墉主持考试。结果考试之前，就有人有学生给监考官送礼，给谁送礼呢，给其中一个监考官，这个监考官叫黄寿龄。结果此事被一个御使叫祝德麟的发现了，祝德麟就说这次考试不成功，有作弊的嫌疑。当时刘墉是主持这次考试的，但是人家祝德麟说刘墉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国子监考试惟刘墉、邹炳泰二人清介素著，诸生不敢向其馈送营求。”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监考官都受了贿了，只有刘墉和另外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敢给他们送礼的，这两个人谁都怕他们。本来在这个弹劾的文章里是夸刘墉的，但是，乾隆皇帝借着这个事将刘墉又大肆地训斥了一番：“你怎么组织考试的，他们受贿你都不知道，你都不告诉我。”
这难堪刘墉见得、听得多了，脸皮也厚了，就过去了。但是下面这个，这个可真就是一个难堪了。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二月底三月初，当时的刘墉已经因功升了很多回官，当时任的官叫协办大学士，还有吏部尚书，兼尚书房总师傅。尚书房管点儿什么呢？管所有皇子皇孙们的教育。那年也巧了，二月底到三月初到咱们这就是三月底四月初，本来北京应该是春雨贵如油，结果那一年，连续七天下雨，阴雨连绵，给皇子皇孙们上课的老师，这七天就没来。皇帝不说没来，他说什么呢？他说所有的老师在刘墉授意之下罢工了。刘墉是尚书房的总师傅，管这些人啊，他们没来就是你授意的。然后皇帝写了一篇长篇弹词，弹劾他的文章、训斥他的文章，文章很长，它的意思大概是说什么呢？说刘墉本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本来没什么本事嘛！但是，刘统勋很有本事，念其是刘统勋的儿子，所以加恩擢用。在下面的时候，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但是担任巡抚以后，官声就平常了，担任学政的时候，就开始极端不负责任。后来，我念及刘统勋病故，把他调到北京为官，他就越发懒惰，不成想现在居然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他的领导之下，老师们一连旷工七日。这个人于家则为不孝，于国则为不忠。
这几句话可是乾隆皇帝的原文，说刘墉对不起父亲刘统勋、对不起国家。实在是不能宽恕。然后皇帝将刘墉的很多职务降低，吏部尚书降为侍郎，变成副尚书了。然后也不再允许他随时进入南书房了，在南书房行走这个官职也被去掉了。一下子，刘墉就沉入了谷底了，这还怎么面见诸官啊？
不要着急，为难的事还在后面呢。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这是过了几年了，刘墉小心谨慎地伺候乾隆皇帝，终于把乾隆皇帝伺候好了。但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这一年，乾隆皇帝不知哪根筋动了，又开始收拾他。刘墉为当年会试的主考官，据说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造成违制不合格的卷子很多。乾隆皇帝说本来应该罚他俸禄十年，但是念及没了十年俸禄吃什么啊，念及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算了，罚五年吧，这五年你就光干活不用拿工资了。
这还没完呢，嘉庆元年（1796年），注意了，这年嘉庆皇帝都继位了。嘉庆皇帝继位之后，连续下了两道圣旨，谴责刘墉的所作所为。
一个圣旨是在嘉庆元年（1796年）下的。有个大学士死了，然后就空了一个缺，应该选一个新的大学士。结果呢？所有人都推荐刘墉。嘉庆皇帝不允许，说那可不行。最后选中了谁呢？选中了乾隆皇帝很赏识的董诰，这人长得漂亮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嘉庆皇帝是一个儿皇帝，乾隆皇帝当太上皇去了，所以在太上皇乾隆的授意之下，嘉庆皇帝又发表了一篇谴责刘墉的文章。你不选人家刘墉，你就不选，你选了董诰，你就选董诰呗，还莫名其妙地发表了一篇文章，真是做贼心虚。文章里说什么呢？说刘墉这个人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还举了个例子。他说朕曾经问他，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戴世仪，问他这个人能不能当好知府，结果刘墉告诉我尚可，我本来就知道戴世仪是一事无成，什么都干不了，就那么一个人，你作为吏部侍郎，居然说他尚可，你是何居心？刘墉一想，这不是成心吗？你知道他不行你还问我。
嘉庆二年（1797年），嘉庆皇帝又下了道圣旨谴责刘墉，增加了一句话，前面说的是说什么呢？他说向来不肯实心任事，现在后面加了一句话：行走颇懒。嘉庆二年（1797年），刘墉78岁了，嘉庆皇帝说78岁的一个老年人行走颇懒，这也成了他的罪责了。你说这是正儿八经该谴责的话吗？我就觉得这是没碴儿找碴儿。这个时候刘墉会怎么想？刘墉难道就不反思一下自己错在哪儿了？为什么人家成天找我的麻烦？
您别说，刘墉是一个聪明人，他不能老糊涂啊！糊涂一回还不够？他就想，这回没办法了，为官处世前两条不行，我现在还得有第三条：皇帝说对的，错的也是对的，跟皇帝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不存在皇帝对错的问题。我现在既然得罪了皇帝，我就只能小心伺候。怎么小心伺候呢？刘墉就想，不能在为官上小心伺候，我现在怎么伺候你，你也是找我的麻烦，也是看我不顺眼，我只能在其他的方面来弥补，怎么补呢？皇帝喜欢诗词歌赋，喜欢书法、绘画，这些正好我也喜欢，在这上面我哄一哄他，我让他高兴高兴。您皇帝一说上句，我给您说个下句，您皇帝一登北海往上走，我说皇上您走路步步登高；人家乾隆顺着台阶下来了，就说您走路步步向前。皇帝说我就得让你说高字，那我说皇上您后辈倒比前辈高，您的儿孙一定会超过您，您的这个江山社稷一定会万万年。皇上忍不住就乐了一个。这类的事情在皇帝、刘墉那儿多了去了。
说有一年，就是国泰犯案那一年，乾隆皇帝非常生气，乾隆皇帝一生气，他就爱去哪儿呢？他就爱去天津蓟县的盘山。为什么呢？皇帝曾经六下江南，他极喜欢江南的景致，后来不是人家都弹劾他，不让他去吗？他也老了，就不去了。我上不了江南我上江北可以吧？最后他就找，找到了天津蓟县的盘山。他觉得盘山的景色与江南没有什么两样。他不是留下这么一句话吗？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乾隆皇帝一生曾八上盘山。那一次，处置完国泰，乾隆皇帝又上盘山了。上盘山得带几个随从吧？上盘山去玩儿了，带几个随从，和珅肯定得带，刘墉我还得带上。满朝的文武大臣，会对对子的，能流利地对对子的有俩，一个刘墉，一个纪晓岚。乾隆年间四个书法大家，?刘墉是这四个书法大家中的一个，纪晓岚不行。你说我要是不带上刘墉，我一高兴写俩字，就我自己写，人家都瞧着，我写完人家鼓掌，连个陪我写字的都没有，哪儿行啊？算了，我还是带上刘墉吧。这样，一行人就来到了盘山。
盘山上面有一个江山一览阁，在这个江山一览阁上有一个大戏台，乾隆一行还带了一个戏班子在上面唱戏，这戏乾隆皇帝都听过，一边听戏一边想别的事，脑子就走神了。忽然之间他就想，哎，这个戏台子上的六个柱子上秃秃的，没有字，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人家唱着戏，你们给我写一个对子，一个人写一个对子，看谁交得快。转眼之间。刘墉还没写完，人家一个大臣写完了，写了一个对子，这个对子是这样说的，上联是“听律吕，点破世态炎凉”，下联是“见衣冠，描尽人间冷暖”。
你看这个对子好吧？但是乾隆皇帝说：“太正规，世态炎凉，人间冷暖，我都不想听这些戏了，不好，太冷清了，太萧刹了，太肃穆了。不行不行，换一个换一个。”然后又来一个人，人家也交上来一个，人家这个写得挺好的，但是听着吧，就不太像那么回事。这个对子是这么说的，叫“似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下联是“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是谁”。这是对子？这是绕口令啊，所以皇上说：“你这个也叫对子啊，不行不行，靠边靠边。”这个时候，戏台上正演着空城计，诸葛亮端坐在城头，弹着琴，司马懿带领千军万马包围了这个城，刘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迅速写好一个对子。这个对子是这样写的，“三五人，可做千军万马”，下联是“六七步，如行四海九州”。皇帝一听，对仗非常工整，正中间这个柱子就写刘墉的对联，备下笔墨，写！写完了咱们让他描上，贴上面。现在蓟县盘山这个江山一览阁上正中间那副对子，就是刘墉手书的。这类事，哄皇上高兴，刘墉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这和珅会天天提醒皇上的，您千万不要忘记，我还得哄哄和珅。哎，还要哄和珅吗？要哄的。他天天与我为难怎么办？所以我还得注意，为官处世还有第四条的基本原则：对于贪官就要投其所好。有人不太高兴，刘墉投降了？要跟和珅讲和？对啊。不应该吧？那您说应该怎么样啊？跟和珅拼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我怎么听着诸位说的不是刘墉啊，像李逵啊！刘墉可不是那样的人，咱们君子斗智不斗勇，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来日方长，我该低头就低头，我该服输就服输，反正国泰他是死了，我给你低个头，这个贪污犯他也活不了了。所以刘墉那可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啊！所以他立即就想到，我一定还要哄和珅高兴，怎么哄呢？
刘?
墉这个人是个书法大家，一世以书法闻名，史传其“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所掩”。其书法特点之一是用墨浓重，故人称“浓墨宰相”。书法貌丰骨劲，别具面目，尤长小楷，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等人齐名。
我们知道，在国泰案之前，刘墉与和珅两个人未曾谋面，两个人不认识，和珅太小，刘墉老在外地当官，９9ｌiｂ?没机会见面。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是刘墉与和珅双方的第 4e00." >一次接触，一接触人家和珅必定会寒暄几句，毕竟这个人是刘统勋他们家人，人家在寒暄的时候，就向刘墉索要字画，人家刘墉没有答应，但是不能这么说， 53ea." >只说改天，写完了给送过去，亲自登门！可是，刘墉一直没有给和珅送过去。
国泰案件之后，刘墉急急忙忙地就给人写了两个屏风，还不是仅仅写了几个字，是给人家买了屏风，然后找人抬着，自己亲自给送过去了。
关于这件事，好多史书上都对刘墉嗤之以鼻，最嗤之以鼻的就是这件事。现在还有很多史学家都觉得刘墉这件事做得不咋样。但是我倒觉得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刘墉为官处世的原则还有下面这一条：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刘墉心里还是想着这个贪污犯，想着一定要收拾这个和珅，一定要收拾这个贪污犯的总后台。但是时机不到，我不能贸然行动，我得等，我得等待时机，我等新皇帝继位的时候再收拾他。所以刘墉一早就把工作重点放到新皇帝嘉庆那儿去了。嘉庆皇帝一继位，刘墉实际上就已经时来运转了。前面嘉庆皇帝谴责他，那本来是太上皇的意思，嘉庆皇帝还是非常欣赏刘墉的。1798年年底的时候，乾隆皇帝糊涂了，快死了，在那个时候嘉庆皇帝就表现出来了他对刘墉的欣赏。此前嘉庆皇帝不敢表现啊，不敢让太上皇知道他欣赏刘墉、讨厌和珅啊！
在这一年，朝鲜有个使者，叫洪乐游，那阵儿朝鲜是中国属国，所以每年他们都要来参拜一番。这个洪乐游回国之后，跟他们国家的国王说：“阁老刘墉之言最多采纳，皇帝眷注。”这是皇上异常关注刘墉的意思，又说“异于诸臣”、“盖墉素负朝野之望”，说刘墉素来在朝野中的声望就很好，后面还有一句，说刘墉“为人正直，独不阿附于和珅”。现在这段话记载在他们国家的史书上。人家朝鲜使者在和珅没有倒台之前，在乾隆太上皇没死之前，人家就这么写了。那个时候，嘉庆皇帝就非常重视刘墉了。转眼，到了1799年，太上皇乾隆殡天了。第二天，刘墉立即被新皇帝召到尚书府去值班，每天都要陪着新皇帝，随时过问，什么时候怎么做。这个乾隆皇帝一死，各地弹劾和珅的奏章，立即雪片般飞向北京，弹劾和珅及和珅的手下等一干贪污犯。在这个时候，刘墉提醒皇帝两点：第一，速战速决；第二，只问和珅，不及其他。你不速战速决很有可能这边人会杀你个回马枪，这些人势力很大，很有可能造成地方动乱；你如果杀人太多，除了他之外你还追查所有的贪官，那贪官太多，很有可能大清朝就活不过今年。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在那一年正月十八处死了和珅。
在《宰相刘罗锅》这部戏的最后，曾经有过一个镜头。和珅坐在监狱里面，没死之前，张望着，想这些大臣有没有人来看看他啊，没有。等了好多天，只有一个大臣前来看望和珅，这个大臣就是刘墉。刘墉拿了很多酒菜陪着他吃喝，当时和珅很感动，说：“哎哟，我天天跟你斗气，我天天跟你斗智，想不到我心里想的什么就你知道啊，你我真是知己啊！来，咱们为互为知己干一杯，这也是最后一杯了。”刘墉说：“你等等，干杯可以，但是我要提醒你，我了解你，所以我是你的知己，你不了解我，所以你不是我的知己。”和珅说：“来，来，咱们为你是我的知己，而我不是你的知己干杯。”我看《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情节虽然是编导虚构的，但是有真实存在的可能。刘墉代表的是当今皇上处置和珅，所以他必然要会告诉和珅他这辈子哪儿错了，要让和珅死得明白。
和珅死了以后，刘墉彻底走向了台前，依然坚持着他那种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嘉庆五年（1800年）这一年，刘墉的老家山东诸城受灾，老家给他写信请求支援，结果他说：“你看，我们家的房子破成这样了，都漏雨，我得花钱修。两个院子都漏了，但是今年我只能修前院，后院不能修，我需要一千三百两银子才能把这两个院子修好，但是我现在手里只有一千两，您跟我要钱，真抱歉，我也没有。”他就这样把老家的来人给打发回去了。也正是因为刘墉的清廉，人民才会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才会把所有美好的幻想放在他的身上。
是人才，不怕没出路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是站在对立的两边的话，那么，他与纪晓岚则相处得还是比较融洽的。我们前面说了，纪晓岚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门下，纪晓岚能去修《四库全书》还全靠刘统勋的推荐。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晓岚和刘墉两人关系极好，纪晓岚还常请刘墉给自己写对联。
纪晓岚生前十分喜欢“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这一句，他去世后，刘墉就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两人不仅师出同门，爱好也十分相近，都好收藏砚台。据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刘墉曾赠给纪晓岚一方砚台，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嘉庆八年（1803年），刘墉又赠送给纪晓岚一方砚台，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
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由此我们也发现，刘墉不仅是一个廉洁耿直的政治家，还是一个才华横溢、涉猎颇广的学者。他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历史上记载，他“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所掩”。
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书法。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它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发展。书法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特征。正像在西方美术中建筑和雕塑统领着其他门类造型艺术一样，书法和绘画则统领着中国美术的其他门类，列为中国美术之首。当把书法与绘..画并提时，又将书法摆在绘画前面，称为“书画”，如“书画同源”、“琴棋书画”、“书画缘”、“能书会画”等。世界上，拥有书法艺术的民族屈指可数，中国书法，具有悠久的历史。
刘墉书法初从赵孟頫、董其昌入手，又喜好苏轼的笔意，曾潜心研习《阁帖》，对唐、宋诸家并六朝碑版无不临习。他擅长楷书、行书，同时也能写榜书和小楷。他喜用硬笔短毫，书法丰腴淳厚、落落大度，体现了他一生的襟度。刘墉的书法特点之一是用墨浓重，因此当时的人都称他为“浓墨宰相”。他的字，最为闻名的是小楷，貌丰骨劲，别具面目。
刘墉一生书法曾经数度变化，年轻时珠圆玉润，中年笔力雄健，到晚年则趋于平淡。有人评价他的书法“肉多骨少”，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有绵里藏针的妙处。
刘墉不但书法好，还很懂得书法的历史。他曾经用诗的形式，写过一本关于历代书法史的书，叫作《学书偶成》。《学书偶成》采用诗的形式，叙述了中国书法的历史。他在提到中国书法的创始人李斯、蔡邕等人的书法时写说：“博雅中郎有古风，廓清摧陷亦英雄。李斯秦相残碑法，未遣销沉劫火中。”在提到中国将隶书转化为楷书的曹魏、钟繇的书法时说：“书到元常体最多，新声未变古谣歌。典型已觉中郎远，野鹜纷纷更若何。”在提到中国的“书圣”王羲之的书法时说：“内史风流已变革，更将遒媚绚真淳。颖川法嗣晨星在，衣钵传来有几人。”
他不仅工诗善书，还擅长水墨花卉，精于古文考辨。
比较而言，刘墉的书法最为有名，他在书法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对传统书法的创新之功。此后的清朝人对刘墉的书法成就评价甚高。
《松轩随笔》谓：“刘文清书初从松雪入，中年后自成一家，貌丰骨劲，味厚神藏，不受古人牢笼，超然独出。”又云：“本朝书法当以王文安、刘石庵为最，王犹依傍古人，刘则厚而能脱，入乎古人又出乎古人。”
包世臣《艺舟双楫》谓：“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老。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人尘外。”又云：“近世小真书以诸城为第一，所诣出苏、董两家之外。”又在其《与吴熙载书》中谈道：“坡老书多烂漫，时时敛锋以凝散缓之气。裹笔之尚，自此而盛。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虑其解散，每以裹笔制胜。然亦用此救败耳。及近人诸城，乃专恃此。又先以搭锋养其机，浓墨助其采，然后裹笔以作其势，而以枯墨显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浓纤相间，顺逆互用，致饰取悦。”又云：“墨法则以浓用拙，以燥用巧，使墨白相当，枯润互映，以作插花圆镜之势。卷帘一顾，自成万态。然其心悴于字内，筋力尽于画中。”又云：“诸城相国，祖述华亭，又从山谷笔短意长一语入，窥破秘旨。虽复结构伤巧，较华亭逊其遒逸，而入锋洁净，时或过之。盖山东多北魏碑，能见六朝真像，此诸城之所以过华亭也。”
陈希祖谓：“二百年士大夫，善学华亭者，惟诸城藏书网耳。”
《快雪堂》跋曰：“石庵于轨则中时露空明；于运用中皆含虚寂。拙中含姿，淡中入妙。反复审视，乃见异趣。”
《芳坚馆题跋》谓：“晋唐元明诸大家，得力全是个静字，须知火色纯清，大非容易。国朝作者相望，能副是语者，只有石庵先生。”
《频罗庵题跋》谓：“今之能为魏晋人书者，惟石庵先生。虽随意书尺牍，亦可玩视。”
《求阙斋日记》谓：“文清爱堂帖，其起笔多师晋贤及智永千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锋。”
徐珂《清稗类钞》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多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内阁，则炫烂归于平淡，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象，人莫测其高深耳。”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庵出于董，然力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草书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大成也。”
曾农肆谓：“文清出自董思翁，而能上跻魏晋，力厚骨劲，气苍韵遒，以何道州之天才，亦不无取法，信帖学之大成也。”
杨守敬谓：“文清书如绵裹铁，人无异议。余尝见其少作，实从松雪入手，以后则专精阁帖，尤得力于钟太傅《尚书宣示》，故雄深雅健，冠冕一代。”
何维朴谓：“从来学赵承旨者，易流为圆熟软媚一派，惟文清由承旨入手，而能脱离窠臼，自成一家。骨力坚凝，神采渊永，晚年深造古淡，视明董宗伯有过之无不及也。”
稍有非议者如《履园丛话》说：“文清书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
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除综辑以上数论外，又在《书林纪事》中载：“乾嘉之间，都下言书，皆推翁、刘两家。戈仙舟学士，覃谿（翁方纲）之士而石庵门人也，尝质石庵书诣于覃谿，覃谿曰：‘问汝师那一笔是古人？’学士以告石庵，石庵曰：‘我自成我书耳，问汝师那一笔是自己？’”
《书林纪事》还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包慎伯（世臣）尝谒石庵相国于江阴舟次，论晋、唐以来名迹甚协。石庵曰：‘吾子论古无不当者，何不一问老夫得失乎!’慎伯曰：‘中堂书可谓华亭高足。’石庵曰：‘吾子何轻薄老夫耶。吾书以拙胜，颇谓远绍太傅。’慎伯曰：‘中堂岂尝见太傅书乎，太傅书传者，唯《受禅》、《乙瑛》两分碑。《受禅》庄重，《乙瑛》飘逸。汇帖惟唐摹《戎路》略有《乙瑛》之意。《季直》乃近世无识者作伪，中堂焉肯绍之耶。中堂得力在华亭，然华亭晚年渐近古淡，中堂则专用巧，以此稍后华亭耳。’”
包世臣《艺舟双辑》列刘墉小楷为妙品下，行书为能品下，榜书为能品上。
曾从刘墉学习书法的英和说：“吾师文清公克守庭诰，相继为相，受理之暇，述作不倦。”对此，刘墉最为得意，据说他晚年曾不无得意地对门生英和说过：“子他日为予作传，当云以贵公子为名翰林，书名满天下，而自问则小就不可，大成不能，年八十五，不知所终。”
刘墉曾就自己的才艺评价说：“吾生平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实际上，他的文章、诗词、书法均为上乘，不分高低上下。史称：“文清少跻馆阁，通掌故。中年扬历封圻，外娴政术，及继正揆席，天下呼为‘小诸城’。所学贯串经史百家，诗遒练清雄，题跋尤古雅。”
乾隆皇帝也酷爱书法，对书法家要求严谨规范，独宠“馆阁体”。这样一来，便扼杀了书法艺术的个性。而刘墉的书法不随时俗，不受古人牢笼，貌丰骨劲，味厚神藏，超然独出，自成一家。刘书法与同时期的翁方纲以及成亲王、铁保合称“翁刘成铁”四家，突破了乾隆皇帝所钟爱的“馆阁体”的束缚。清代书法评论家对他的书法评价很高。
刘墉学识渊博、经学根底深厚，他在乾隆皇帝弘扬传统文化、“稽古右文”之时，多次被谕令编纂官修典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九月充《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续修《西域图志》和《日下旧闻考》。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充《三通》馆总裁。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充《玉牒》馆副总裁。期间还多次与诸皇子一起点校宫中秘笈如《珠林秘笈》等。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充《会典》馆总裁。对此刘墉都能按期完成各项任务，为保存祖国文化典籍和繁荣学术文化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刘墉的传世作品以楷、行为主，如：
《小楷册》，书于嘉庆元年（1796年），24行共360字。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包世臣谓刘墉“近世小真书为第一”。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谓：“尝见文清临《瘗鹤铭》具廊阁之度，兼山林之气。知其小真书之妙，盖深有得于此。”这与杨守敬等人认为刘墉得力于钟太傅和董其昌的观点有所出入。
《秋阳赋》，亦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今人评：“王文治专取风神，刘墉专讲魄力。同样是小楷，王文治清秀神逸，刘墉则力厚思沉。”
《赠竹泉八言联》，行楷。联文为“衔其山川拾其香草，丞以灵芝润以醴泉”，无锡博物馆藏，评者谓其：“以柔毫落笔，藏头护尾，不露一丝锋芒，但却内蕴丰神，力在字中。”
《赠鹭塘七言联》，行书，文为“诗成锦绣开胸臆，论极冰霜绕齿牙”，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行书七言联》，文为“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辽宁省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以上二联虽都近行楷，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评者谓其：“用笔以搭锋养势，以折锋取姿；墨法则以浓用拙，以燥用巧。枯润相映，味厚神藏，得书法之静气而迥异于时风。”
《行书立轴》，4行共22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节书苏轼远景楼记轴》，书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6行共95字，辽宁省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何中早起诗轴》，5行共60字，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亦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以上三者皆属于行草，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虽风神略有不同，但其书卷气与浓墨凝重的感觉与丰腴敦厚的书风，以及无一字相连而气脉贯通、挥洒自如的特点完全一致。尤其是《行书立轴》，被评为“于浓重中时透空灵，运用中存在虚寂，古拙中暗含姿媚，真气弥漫，形假质真，妙伏契机”。
《苏轼游道出诗卷》，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为刘诸城76岁之作，40行共305字，为行书长卷，宽31·4厘米，长190·5厘米。今藏上海博物馆，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堪为其晚年的行书代表作。近代谭延闿跋此书：“老味溢出，得苏之神，最可爱玩。”萧俊贤跋：“诸城书晚年苍老，渐已流入荒率。余在粤东时，曾见孔子三十六铜鼓斋所藏（刘墉）大幅，精力弥漫，殊多含蓄不尽之趣，定为诸城中年用工时书。斗南先生出示此卷，视前所睹者，殆相伯仲，真迹无疑。”评者谓刘墉中后期确曾对苏书有较深的研究，谭延闿谓此卷得坡公之神，在“笔墨饱满，化刚为柔”的特点上确与苏相近。但二者比较，毕竟貌合神离，在表现形式上也各有特点。
《苏录文徽明跋黄庭坚书经伏神词诗轴》，行草，6行76字，上海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此书虽亦属行草，与刘墉其他作品相较稍瘦，但其章法上之“截流为断，字字独立，笔笔稳健”的特点不变。
刘墉的墨迹传于世者，有由其侄儿刘镮之（嘉庆朝户部尚书）刊刻行世的《爱清堂石刻》。
《书林记事》还有这样一段记载：“石庵有三姬，皆能代笔，可乱真，外人不能辨。晚年书代笔最多，其署名‘石庵’二字及用‘长脚石庵’印者皆代笔，署‘瑛梦禅者’亦其一也。”
刘墉的字好，作诗也值得称道，但可惜留传下来的太少，只有由其侄孙刘喜海辑其遗９9liｂ?诗成集，于道光六年（1826年）刊刻行世的《刘文清公遗集》十七卷、《应制诗》三卷。
英和赞其词章曰：“其言冲然以和……浏然以整，而又贯串乎经史，宏览乎诸子百家佛老小说，故其言高而不危，华而不缛，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世。”
王昶《蒲褐山房诗话》称刘墉的诗“清新超悟，有香山东坡风格”。
这些评价都有中肯的成分，我们从仅存的《刘文清公遗集》中也可看到这一点，他的诗体裁和内容都很广泛，语言朴实清新，颇有可读性。
如他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写的一首《从军行》道：“辛苦长防万里秋，归期休问大刀头。不惊夜火烽传警，却怕新声笛起愁。”诗中真实地反映了军旅生活中的思乡之苦。
又如他在《甲辰重阳节什刹海灯下》中写道：“天际白云吹尽，林间黄叶飞来。原自不离色相，何曾一惹尘埃。明月同光处处，莲花妙印心心。会取定中不隔，无劳梦里相寻。”诗中写出了当时的季节风景和他对佛学的认识。
题跋更是如此，一首《题画》说：“一树垂杨万缕金，春风澹荡碧波深。闺人倦绣间相约，来试纶竿就绿荫。”诗中描绘了闺中女子春天出游的情景。另一首是：“茅舍村童亦有师，或凭书案或窥篱。驱猪忽入慈亲眼，转忆韩公教子诗。”形象地描述了村塾学童的顽皮可爱。
刘墉给侄儿刘镮之（乾隆四十四年进士，时在翰林院任职）的一首诗称：“图书汇万几年成，拜赐纶言世业荣。此后铅黄欣涉猎，向来馆阁忝衔名。襟颜披对人千载，光岳函珍富百城。示汝古香知爱否，夜窗勤就短檠明。”此诗反映乾隆文治盛世，刘主馆编书，目睹全国进呈书籍之盛况，内府藏书之渊薮，望侄儿镮之为官做人务必继续勤读圣贤书。
另一首《田家行》道：“只轮车，秃尾驴，大户小户输官租。官租输罢剩仓余，酿秫成酒不用沽。雨足春畦撷春蔬，东邻西舍邀欢娱。田翁诈醉泥孙扶，长男生子争舍哺。中男娶妇孝于姑，小儿假馆粗知书。半年乐岁一事无，闲道皇家贳旧通。”描绘出盛世农家喜庆丰收和交官租后的合家欢乐之情，以及乐道朝廷蠲免所欠旧赋的裕民政策。
说到刘墉的作诗词、对联的才华，这里还有一个与郑板桥有关的故事。
相传清乾隆年间，扬州书画海内闻名，而“扬州八怪”是尽人皆知，这八怪之首当推郑板桥第一。板桥人称诗、书、画“三绝”，但行事怪癖，达官贵人厚金买字，板桥不卖，贫老孤儿分文没有，板桥却能慷慨相赠，在扬州传为美谈。板桥生性简朴，只有一嗜好，那就是喜食狗肉，每到冬日，当炉热酒，有狗肉相佐，则为平生第一大嗜好也。话说一日，天降大雪，扬州乃江南之地，雪极其少见。板桥颇想踏雪寻梅之雅，于是，带一书童，往城南而走。为何去城南，因城南的梅花最好。到城南过一小桥，见有一院落，梅花开得正旺，大门上题一匾额“别有洞天”，写得古雅朴茂，引人注目，又闻有肉香飘忽，历久不散。板桥提鼻闻是狗肉的香味，这可正对了他的心思，可这狗肉的味道与往日不同，香得动人心魄，让人必食之而后快！板桥吩咐书童：“我欲结识其家主人，你去通报，就说郑板桥来访！”说罢转身一旁桥边等候。过了一会儿，那书童手中拿了一张纸，说：“先生，那家主人说久仰你的大名，但不知是真是假，出了一个上联让您对。”哦？这下板桥可来了兴致，对联，小菜一碟。板桥接过上联，略一沉吟，笔走龙蛇，对上下联。那童子奔跑如飞，送去了。片刻只见大门洞开，里面走出一人，弓腰驼背，是个罗锅。那人走到板桥近前一抱拳，说：“板桥先生，在下石庵，请里面叙话！”板桥大吃一惊，连忙回礼，与那人携手入室。石庵是谁，乃名臣刘墉也，因得罪权臣和珅，被皇上贬到扬州看起了城门。那刘墉宠辱不惊，却雅好书画，早想结识怪杰板桥。他知板桥常来城南，就在此买了一处宅院，取名“别有洞天”。恰好天降大雪，刘墉告假回家，用火锅焖起了狗肉。这焖狗肉可是刘墉的独门绝技，因其祖上为医家，曾以狗肉为主料，佐以龟汤和煮，专用于延年益寿，补养身体，可得奇效。得知郑板桥到此，刘墉的秘方绝技这下派上用场了。却说板桥与刘墉走进客厅，见门上有副对联，联上写“别有风味，雪煮狗肉成上品”；下联配“洞天佳肴，梅花佐酒大不同”。此即为二人先前所对之联也。二人相视大笑，共享狗肉。品尝之余，板桥赞叹：“这狗肉火锅，以龟汤入美味，真是别有洞天啊！”刘墉拍手称妙，连声说：“谢板桥兄为狗肉赐名。”板桥一愣，恍然大悟。他真诚地对刘墉说：“石庵先生宠辱不惊，在下敬佩之至。愿以墨存世，以志后人。”说罢挥毫写下八个大字：别有洞天狗肉火锅。刘墉与板桥从此结为知己。后来，刘墉官复原职，“别有洞天狗肉火锅”得以落户京城，以其龟和、补汤、味美号称“三绝”而名扬天下，流传至今。
我们前面说到，刘墉讨好皇上，哄皇上开心靠的是他的什么才华？是陪皇上写字，跟皇上对对子。这里还有一个刘墉跟乾隆皇帝对对子的故事。这个对子是这样的：
大佛寺前，竟有千娇佳妇；（乾隆）
小家碧玉，俱属万岁臣民。（刘墉）
乾隆身边的大臣中多有机智善辩之才，乾隆贵为皇上，既好与群臣开个玩笑，又要保持身份的尊贵。而大臣们在乾隆面前，既应抒发观点，适时进谏，又须防皇上迁怒，应答时非常小心。于是，许多对句就采用了含蓄的方法，寓意其中，充满着巧妙与机智。
据说，乾隆是个“风流才子”，有些贪恋美色。一天，刘墉跟随他出访，在大佛寺门口，见他看着一位美貌少妇发呆，便觉不妥，故意问：“是否凝思佳对？”乾隆不禁脱口道出上联，说罢催刘墉对下联。刘墉觉得该打消他这个念头，就婉转地对以下联。乾隆明知其用意，虽有些不悦，却也收回心思移开了脚步，细思这个对句确也是对得十分精妙。
乾隆出对也有游戏或粗俗一些的，像是与对方开个小小的玩笑，却是别有味道。如民间老艺人杨志民讲述的《刘墉与皇帝对对联》的故事说，乾隆与刘墉登“四面云山”亭上观景，见山庄对面的半壁山，山石裸露，大大小小，灵机一动就出了这句上联，让刘墉对。刘墉一时不知如何答对，抬眼往东一看武烈河水滚滚东去，不觉句上心来，忙对以下联。这便是：
半壁山，山中石，稀烂棒硬；（乾隆）
武烈河，河内水，翻滚冰凉。（刘墉）
接下来，乾隆又指武烈河边的罗汉山与南面的僧帽山戏说一上联。刘墉联想到远处的天桥山答对下联。这便是：
罗汉光头，为何不带僧冠帽？（乾隆）
拐李腿瘸，焉能走过天桥山？（刘墉）
这上联词语粗俗，但对得也算精妙。只是刘墉这联稍有欠处，“拐李”虽与“罗汉”相对，但“罗汉”指的罗汉山，乃城中一景，而“拐李”虽字面相符，却无实地实景可录。虽有欠处，但此联实在难对。据说后来不少文人学士争相为此联续对，终未有满意之作，刘墉对得上来也算是不错了。
我们再看接下来这一联：
风吹鸟巢，二三子连颗击地；（乾隆）
雨打荷叶，众诸侯顶帽朝天。（刘墉）
这个对子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相传某日，乾隆皇帝光临宰相刘罗锅家，正值山雨欲来，一阵风起，屋檐下巢边的雏燕被吹落了几只。此时，乾隆皇帝便有感于心。进得门来，刘罗锅慌忙来迎，叩拜谢恩。大礼过后，乾隆皇帝突然想出一联，要刘墉对。刘墉听罢，确实为难，此联一语双关，这“二三子”指的是诸侯，“连颗击地”是谐音双关，即“连科及第”，喻指中了状元，乾隆皇帝赐联高妙。刘墉正为难之际，窗外已经下起雨来，忽见景山之上，一群猴子正在雨中，为了避雨，猴群便把池边的荷叶摘下扣在头上。看见此景，刘墉豁然开朗，拍手道：“启禀皇上，有了。”乾隆皇帝道：“对来。”于是刘墉便对出下联：“雨打荷叶，众诸侯顶帽朝天。”乾隆皇帝听罢，哈哈大笑，连连称赞对得巧妙。原来下联的“众诸侯”正好和上联的“二三子”相对，指同一事物，从表面上看，并不对仗，（应该是数量词相对）但是，“众”和“诸”都是指“多”，与“二”、“三”相对，所以应该是很工整的对偶句；再看“顶帽朝天”，喻指对天子的尊重，用猴群取代群臣，一语双关。
再说有一年端阳节，乾隆皇帝下江南路经保定府，刘墉陪着乾隆皇帝上街游玩。大街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临街一座高门楼上横挂一匾，上写“仁和诗社”。乾隆皇帝一见，心里就痒痒起来，便拉着刘墉说：“走，到里面凑凑热闹去！”
二人进了门，见是一个四合院儿，院子不大，却很雅静。正房走廊中摆着条案，条案上放着折扇、汗巾、玉石扳指、鼻烟壶等各种酬谢之物。条案后面坐着一文雅书生，看上去不过二十余岁，是社主。两配房的走廊里也各摆有一条案，条案上放着文房四宝，墙上贴有各种诗赋题目。走廊里已有十几个人，正在观题纸、想诗句。乾隆皇帝和刘墉来到正房，见过社主，挂了号，签了名。乾隆皇帝称自己是北京顺天府人氏，叫高天赐，刘墉只说姓刘。
二人来到配房走廊里寻题觅句。乾隆皇帝最好联句，便对刘墉说：“我们比比联句吧！”刘墉答应后，二人便各选了一副上联。不大一会儿，刘墉已经对好，只因乾隆还未对出，就在那里闲逛，并不时扫一眼乾隆皇帝。又待了一会儿，乾隆皇帝双手一拍说：“有了！”便转身奔到条案前写出下句，刘墉也连忙写出下句，一同交给社主。
社主一看，见乾隆皇帝选的上联和对句是：
冬夜灯前，夏侯氏读春秋传；
东门楼上，南京人唱北西厢。
刘墉选的上联和对句是：
西浙浙西，三塔寺前三座塔；
北京京北，五台山下五层台。
社主看后连连称赞，把一柄金面苏扇递给刘墉，把一条汗巾递给乾隆皇帝，说：“二位诗翁对得都好，但从意境上看，高翁之句似不如刘翁之句深邃。”乾隆皇帝听后很不服气，就又拉了刘墉去找句，一会儿两人又各对了一联交给社主。
社主见乾隆皇帝选的上联和对句是：
枣棘为薪，截断劈开成四束；
阊门起屋，移多补少作双间。
刘墉选的上联和对句是：
七里山塘，行到半路三里半；
九溪蛮洞，经过中洞五溪中。
社主连忙又取一些赏物交给二人，站起身来说：“二位诗翁真是奇才，晚生这里拜过了！”
功德圆满早点功成身退
刘墉有才也重才，他一生选拔贤才，不遗余力。在任安徽江苏学政时，他革除科场弊端，奖励勤奋好学、有真才实学的士子。在任期间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乾隆皇帝赞其为“知政体”。对于有才华的人，刘墉都十分爱惜。他选中的解元(省级第一名)就曾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他发现的英和、潘世恩等人，后都成为军机大臣。在民间故事中，还有一个“刘墉山西认义女”的故事，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刘墉识才的能力。
说的是一年夏天，刘墉带着家将刘青到山西私访。这天到了一处鸟语花香的所在，毒日当头，热得骇人。二人感到大渴，便四处寻找水喝。正行间，见一村姑在井上打水，刘青乐得一步三颠地跑到井边，摸出钵子就向桶里舀水。
“慢！你这人连声招呼都不会打，这水随便喝得吗？”那村姑斥道。
“咋啦，还得花钱不成？” 刘青问。
“钱不稀罕，讨水先得对诗，对得上喝波罗蜜也不难！”
刘青听了连忙说：“好，俺对！”
村姑微微一笑，连出四句：“哪样东西高起天，哪样东西矮起地，哪样东西苦中苦，哪样东西甜如蜜？”
刘青嘻嘻一笑，慢悠悠地回答：“上有瑶池高起天，下有龙泉矮起地，唯有黄连苦中苦，菠萝汁子甜如蜜。”
“俗，太俗！另从孝字打头开。”
“这……”刘青一听直挠头皮，张口结舌没词了。
刘墉见家将出丑，赶紧帮腔说：“俺来对。孝顺爷娘高起天，后娘的孩子矮起地，无儿寡妇苦中苦，过门的新娘甜如蜜。”
“嘻嘻，您老人家胡子一大把，学问还不浅，索性再考考你吧。听着，我出个上句：吕梁山前一门独户三进士。”
刘墉立即对道：“齐鲁大地一山一水一圣人。”
村姑一听，又甩出一绝句：“传山西鬼君窃师扬四海。”
联中的“鬼君窃师”指鬼师张陵、君师赵中元、窃师时迁。
刘墉不慌不忙地对道：“话山东皇帝仙君震环天。”
联中的“皇”指三皇，“帝”指五帝，“仙君”指泰山供奉的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奶奶”。
那村姑听完对句，知道碰上了“大学问”，不再发难，拎起水桶扭头就走。刘青一看急眼了：“你等等，想打赖毛不成，快拿水来！”
“傻样儿，姑娘早把波罗蜜泡好了，快领那位大爷随我来……”
刘墉打心里佩服姑娘的才智，当场认作了干闺女，又把她许给了刘青。隔了几年，刘墉抬举刘青做了吕梁山左一路副将，继之调任山东督台府总兵官，那村姑一跃成了三品诰命夫人。
我们看，刘墉与和珅都是皇帝十分看重的人才，与和珅比起来，刘墉真是一个大清官、大好人。但即使这样，刘墉竟然也曾遭到过和珅的弹劾，弹劾他什么？私吞公款！在刘墉的老家山东，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早朝已退，文武百官都各自散去，只有和珅跪在金銮殿不走。乾隆皇帝问他：“爱卿没有退朝，莫非有什么要紧事吗？”和珅说：“启奏万岁，我近日听说，刘墉私持八旗公款，在他的山东老家大兴土木，修建一座比御花园还要讲究的园林。刘墉心存不轨，望皇上明察。”乾隆皇帝听了一愣，皱起眉头想，都说你刘罗锅子为官清正，原来你也是个口是心非的贪官呀！于是决定趁南巡的机会，亲自到刘墉的山东老家察看一番。
这一天，乾隆皇帝南巡的一队人马，来到山东济南府地界，老远就见一户民宅，杨柳成行，溪水环绕，真是一处风景幽雅的地方。走到跟前一看，门上写着一副联匾。
匾额：天下第一家
心为大清，不要管刘姓何姓；
志在报国，何必分汉人满人。
乾隆皇帝思索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儿好笑，心想：普天之下，除了爱新觉罗氏这一支，有谁敢来妄称什么天下第一家呢？他想知道个究竟，就去叩门。随着敲门声，走出来一位黑胡子老头儿，约有五六十岁。乾隆皇帝问他：“请问，这天下第一家作何解释？”黑胡子老头儿摇摇头说：“这事还得问我父亲。”
乾隆皇帝跟随他进到二门，老头儿敲了几下门，又迎出来一位花白胡子老头，大约七八十岁。乾隆皇帝躬身施礼：“请问，这天下第一家作何解释？”花白胡子老人也摇摇头说：“这事还得问我父亲。”乾隆皇帝暗自琢磨：这两位老者仪态高雅，举止非凡，必然有点儿来历，断然不是一般人家。
这时候，第三道门已经打开，迎出来一位白胡子老头，约莫有百岁开外的年纪。他穿着一身素色衣服，手拄一根龙头拐杖，乾隆皇帝赶紧上前施礼。老人连忙把乾隆皇帝搀扶起来，说道：“请万岁免礼。”乾隆皇帝的随从纳闷儿了，乾隆皇帝是一国之君，为什么向一个乡下老人行礼呢？就听乾隆皇帝对老人说：“我在年幼时，听皇祖（康熙）对我说，他曾经把一根龙头拐杖赏赐给济南府的一位功臣，这根龙头拐杖被敕‘上打君，下打臣’，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我怎么敢失礼呢？”白胡子老人微微一笑，高声喊道：“皇上驾临敝舍，家人快来迎接。”这一声好似洪钟，传遍几层院落，不一会儿，全家百十来口人都跪在当院，拜见过了皇上，然后又都散去了。
乾隆皇帝跟着白胡子老人来到堂屋，他已经对大门上的横批有了点儿理解，但还是问道：“请问，这天下第一家作何解释？”那老人捋了捋尺把白胡子，慢慢地说：“我家自秦汉以来，宗族兴旺，枝蔓繁盛，遍及天下各府州县，算起来总共出了八十个翰林，三个状元，十二个宰相，成百个王侯。如今老夫我是五世同堂，全家共有人丁一百单八个。”说着，他从柜橱里取出一卷黄绫来。打开一看，写的是“天下第一家”，下署康熙某年御笔，印有康熙皇帝的玉玺。
乾隆皇帝对老人说：“这么说，这就是刘爱聊的家了。”老人点头说：“刘墉正是老夫的重孙。这孩儿性情直憨，恐有不周之处，还望皇上海涵。”乾隆皇帝说：“正是因为刘墉秉公正直，我才如此器重他呀！”这时已是正午，老人说：“已到午饭时刻，臣无备，请皇上赏光，就在寒舍用膳。”乾隆皇帝点头答应了。只听钟声一响，端来了饭菜。皇上还以为是山珍海味呢，没想到是一个盘子里盛着个玉米面窝头，还有两碗青菜汤。老人把窝头切成四块，递给皇上一块。乾隆皇帝勉强吃下半块窝头，就再也咽不下去了，剩下那三块老人全吃光了。乾隆皇帝看着老人吃得是那样香甜，断定他是粗茶淡饭、勤俭度日惯了的人，心想：这与和珅家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是无法相比的。乾隆皇帝南巡返回北京后，对刘墉更加赏识、更加信任了，相反，对和珅却增加了几分疑虑。
我们说，乾隆皇帝还是比较喜欢刘墉的。作为乾隆皇帝的身边重臣，刘墉曾多次伴驾热河。据传，在丽正门西侧路西的热河武庙（即关帝庙）曾有过刘墉的书斋，每日清晨起床刘墉都要到此书斋来挥毫泼墨。我曾听到一位已经年过110岁高龄、现已谢世的孟次礼老人讲，他年轻时，在一位朋友家曾见过刘墉的手书真迹，他们家祖辈是在清廷做过官的。刘墉随乾隆皇帝来热河多次，早年他来热河就住在热河武庙西跨院的书斋里，写下的书法废纸就堆满了一间小屋。
刘墉在承德街上曾有过府邸。据民间传说，早年，在热河都统衙门南胡同口（即省公署的南胡同口）东侧，有处坐北朝南的四合院，从北向南说，先是高大房间的正厅，全是用大青方砖铺地、小青瓦起脊、卧砖到顶、四梁八柱的瓦房。东、西尚有配房数间，周围尚有整齐的圈墙。民国年间，这里曾是王法堂家祖辈的民居住宅。在日伪统治承德的年代，这处正厅高大的房舍曾为日商经营的大阪屋服装店占用。承德解放后，此地曾经是承德市副食品公司中华路烟酒门市部的门店。在那时候还能辨认出这处古式的房舍的模样来。1988年扩建市区东大街马路，加之而后改建竹林寺小区，新建起大批的楼房，就使这处古老的府邸房舍全部消失了。
刘墉在北京也有他的府邸。按《天咫偶闻》记载，应该在今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西头。不知是作者误记、笔误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刘墉故居应在今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的东头。其中61号院的大宅门，现在人称是刘墉故宅的一部分，当年为“轿房”，是轿班和管事们所住。再靠东的43号院，大致可以确定为刘墉故居的正房。其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大门两边各有一块存留至今的汉白玉上下马石。据悉，京城现今仍保留上下马石的四合院已经不多，而汉白玉材质的上下马石，则43号院为迄今发现的独一份。
据《天咫偶闻》记载：“刘文清公故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是。其街北一宅改为食肆，余幼时屡过之，屋宇不甚深邃，正室五楹，阶下青桐一株，传为公手植。街南墙上横石，刻‘刘石庵先生故居’七字。今屋皆易主，北宅久坼，横石亦亡矣。”
据现在43号院的居民介绍，这所大宅院一直保存相当完整、精致，北京解放时，由部队所接管，海军使用。以后海军司令部建在西郊，这所宅院辗转交换，变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家属宿舍。他们刚搬来时，大门对面的南墙，还有一个大影壁。院内分为几重院落，二门的垂花门还都在。以后人口越来越多，住房越来越挤，太过占地的垂花门被拆掉，院里也加盖了不少小厨房等临时建筑，把第三重院落的抄手回廊等也基本拆除了。现在则变成了一个大杂院，迄今有30多户、近百人住在其中。据一位住了多年的老住户介绍，紧邻43号院东侧，原来也是一个大四合院，相传是刘墉之父刘统勋的故宅，可惜已经全部拆除，建成了六层大楼，旧踪遗迹是再也寻觅不到了。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不管怎样，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那么，刘墉的后代都怎么样了呢？他们去哪儿了呢？
刘统勋、刘墉相继做宰相后，诸城刘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族兄弟子侄在乾嘉时代学有所成、入仕为官者竟多达64人之多，号称“诸城刘家六十四弟子”。此后，诸城刘氏人文蔚起，英才辈出，又据《东武刘氏族谱》统计，仅清代就出了34个举人、10个进士、4个翰林、6个知府、21个知县。
清道光年间，为凭吊刘墉的公德，刘墉的族人出资在祖籍草涧建造了一座刘氏祠堂。祠堂坐落原村南始祖思源墓地东侧，与思源公墓地依次排列，祖林古柏参天。林地东侧一棵古槐，树粗两人合抱，树高三丈有余。林前有一块几千斤重的大白火石。祠堂院墙是用青砖砌成的花墙，院内有两棵黄杨树，分植在祠堂正门两侧，有三棵银杏树，其中两棵大的直径有六十多公分，高两丈有余，还有柏树数株。祠堂内的仪仗是由刘墉家族的族长专程护送来的，皇帝御赐恩典的半副銮驾陈列祠中。
刘氏祠堂建地藏书网一亩二分，祠堂正堂为三间，砖木结构，重梁挂柱。祠堂正面悬挂横匾一块，上面五个烫金大字——“御赐清爱堂”。祠堂正中安放着刘墉神位，写着“吏部天官刘墉之位”。祠堂正门檐下分别悬挂着御赐纱灯一对，光泽照人，整个祠堂富丽堂皇，引人起敬。
祠堂正堂西南侧有偏房两间，是专供守祠人居住。据传，过去凡是路过此地的清朝官吏，三里路之前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步行到祠堂行大礼拜銮驾。
建祠以来，每到春节和正月十五，刘氏族人扶老携幼前来祠堂叩拜、祭奠、凭吊刘墉英灵，省内外一些始祖思源公的后裔也时常来此凭吊。
诸城刘氏在乾隆时期由第八世孙宰相刘统勋开始撰修族谱，名叫《东武刘氏族谱》，共三卷。到今天，>诸城刘氏已传到始祖刘福的第十五六代，大部分族人仍居住在诸城故地。
关于刘墉的后代，他自己没有儿子，从刘绂焜的第六个儿子处过继了次子刘锡朋为自己的儿子。刘锡朋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光海，次子刘耀海。
刘墉的弟弟刘堪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刘镮之。刘镮之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喜海，次子刘华海。刘喜海后来也官至尚书。
刘镮之（1775年～1821年），字佩循，号信芳。三岁丧父，自幼由伯父刘墉抚养教育。18岁中举，28岁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四年（1799年）出任浙江学政，十月迁詹事府詹事，诰授资政大夫。次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嘉庆六年（1801年）迁兵部右侍郎，七月转兵部左侍郎。嘉庆九年（1804年）正月命提督江苏学政，六月调吏部右侍郎，仍留学政任，诰授荣禄大夫。嘉庆十二年（180?7年）任顺天学政。嘉庆十五年（1810年）六月充浙江乡试正考官，八月命提督江苏学政。次年擢兵部尚书。嘉庆十八年（1813年）署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兼任不久，大兴人林清领导的起义，潜入北京，由太监接入皇宫，失察，应降职，皇帝加恩留任。嘉庆十九年（1814年）调任户部尚书。嘉庆二十年（1815年）将伯父刘文清书法凑集出版。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嘉庆皇帝从热河秋猎回京，镮之入见，皇帝诘问：“为何奏事不多？”又问：“怎么不及时捕教匪？”镮之不能对。皇帝责其工作太不认真，降为侍郎候补。次年年底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管顺天府尹。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春任兵部尚书。道光皇帝嗣统，调任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次年卒于官，赐祭葬，谥“文恭”，《清史稿》有传。镮之居官清廉，卒后，道光皇帝谓其“明白敢言、深为悼惜”。
总的看来，刘镮之官做得甚大，也深得嘉庆皇帝宠信。但时局多变，朝廷上下实心干事的人愈来愈少。刘镮之也难脱俗，与其祖辈相比，就平庸许多，这也是整个刘家衰落与时代衰敝丛生相互作用的结果。
刘镮之的儿子刘喜海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他当官二十多年，从不贪婪，每到一地，却尽力于搜求收集古籍珍本和金石文字。他的“味经书屋”是清代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他还留意朝鲜等海外金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促进清末中朝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受到中朝文化界的称誉。有《朝鲜书目》、《海东金石苑》、《东古文存》等行世。
除了收藏书籍，刘喜海还是一位著名的钱币收藏家。他集钱达四十年之久，所蓄古钱精品甚夥。著有《古泉苑》一百零一卷，收钱图四千六百多种、钱范图数十幅，是当时辑图最多的著作，惜未刊行。经后世钱币学大家丁福保先生搜集整理，将刘喜海的《泉苑菁华》与戴熙的《古泉丛话》于1935年合刊问世。
清咸丰二年（1852年）刊刻的《长安获古编》卷二有这样一段记载：西安知县刘喜海甚好古铜，对有铭文的古铜器加价收买，而无铭文之器却一件不收。因此，西安一带的古董商设法在铭文的真器上錾刻伪字，以投刘氏所好。从此，在真器上刻伪铭之风便在bbr>西安兴盛起来。如此看来，刘喜海对古铜器也颇为热衷。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